一、甘肃：不断提高组织协调水平（论文文献综述）
郝辑[1]（2021）在《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格局与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和工业文明负效应的集聚,全球生态问题愈发凸显,引发了人们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思考。联合国在最新的人类发展报告中指出,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不应只注重经济发展,而要坚持以人为本,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2021年,联合国提出的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再次将生态问题引入,把生态问题放在了衡量新人类发展指数的重要位置。可持续发展是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的一大研究方向。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持续向上向好,人均收入大幅增加,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发展不均衡,资源和生态过度消耗等问题,人类发展水平畸轻畸重。其中,生态问题曾经一度成为影响中国发展质量的短板。对此,党的十八大确立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5大发展理念,将绿色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党的十九大又面向全世界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倡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成为我国持续推进建设发展、开展对外交往的重要指导思想。近年来,在党和国家大力治理、全体人民共同努力下,中国生态环境发生了质的变化,整体发展趋势向上向好,绿色发展、和谐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以此为突破口,收入、教育和医疗等领域也取得了长足进步,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得到了较大提升,为世界人类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区域发展水平不尽相同,各地区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也千差万别,这就为我们开展人类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了有益样本。研究表明,人类发展水平不仅与本地区地理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等综合因素有关,而且与周边地区的发展情况有关,忽视空间地理区位因素在人类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可能使研究结果出现偏差。因此,本文从空间分异格局角度分析不同省际、相近省际、相邻省际是否存在一致的发展规律和收敛性,以及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和影响因素,为进一步推动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提供意见建议。本文首先结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我国生态发展情况,利用德尔菲法反复筛选,确定生态指标;运用熵值法和层次分析法（AHP）确定指标权重;将面板数据熵值评价法的标准化部分采用阈值替代,提出了“阈值+层次分析法（AHP）”相结合的新算法,将AHP方法对各个指标产生的新权重与改进的熵值法组合,应用于后续的综合评价。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的权威指数——人类发展指数（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的基础上,引入了生态指数,构建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HSDI—Hum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ex）,弥补原有人类发展指数对于生态指标衡量测定的缺陷与不足,并围绕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为导向,构建了包含“总指数—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三级指标”的中国省际层面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框架,对人类发展指数只关注健康、教育、收入的局限性进行了优化。从基于HDI的中国人类发展水平来看,中国的人类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各个地区的人类发展差距也越发突显。从基于HSDI的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来看,中国的生态质量呈现不断恶化的发展趋势,2010年以后的发展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省份内和省份间的生态发展水平也不尽相同,不同省份面临的生态问题也有差异。通过研究可以得出,本文构建的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是评价中国生态质量的重要指标,生态因素是影响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其次,为进一步研究中国省际可持续发展水平,本文在对指标数据进行收集处理的基础上,通过α收敛、绝对β收敛、PS收敛和俱乐部收敛等方法,对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水平在空间上进行了收敛性分析。通过分析表明:中国各个省际不存在较明显的α收敛和绝对β收敛。从PS收敛的检验结果来看,对于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HSDI）,b对应的估计系数t统计量为—26.1366,小于临界值,这说明HSDI不具有PS收敛特征;对于生态指数（EI）,b对应的估计系数t统计量为—10.7075,小于临界值,这说明EI不具有PS收敛特征。对于俱乐部收敛结果来看,中国HSDI只存在3个类型的俱乐部收敛,EI存在8个俱乐部收敛。不难看出,经济发展与生态质量的高低情况不匹配,产生的正空间溢出效应和生态指数的收敛特征提高了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收敛速度和收敛程度。然后,应用Geoda、ArcGIS软件,利用Moran’s I指数、Moran散点图、LISA集聚图、雷达图等方法研究对中国31个省份（不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进行空间分异格局研究,研究发现,Moran’s I均为正且显着,在Moran散点图和LISA集聚图结果下,中国约四分之三的省份落在了高高集聚区（HH）和低低集聚区（LL）。其中,高高集聚区（HH）在2001年前后主要集中在海南、新疆、云南地区,到了2010年以后发生了空间格局变化,向京津冀、长三角和东部沿海地区发展,这些省份是中国区域人类发展的“传统高地”。低高集聚区（LH）在2001年前后主要集中在福建、广西、四川等中部地区,到了2010年以后向新疆、浙江等省份发展。低低集聚区（LL）主要集中于中国的西部地区、少数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低低集聚区是省份最多的集聚区,大约在15个省份左右。髙低集聚区（HL）主要集中在西南、中部地区。说明中国省际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差异性并存。整体来看,全国发展趋势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分异格局,中国东高西低、沿海高、内陆低、东北高、西北低,具有“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现象。局部来看,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增长速度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非均衡的空间分异格局将长期存在。最后,利用Stata软件对新构建的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进行面板回归分析,剔除不显着和不相关的指标,发现:中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呈现集聚状态;省际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分异格局存在一定的空间依赖性;整体上,具有较明显的空间分异性,呈现非均衡空间分布特征。同时,本文找到了影响31个省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影响因子,即:人均GDP、GDP增速、教育经费支出占比、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就业人数、医疗卫生机构数,并对其进行分类解读,提出进一步推进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的基础上,将技术与经济相结合、研究方法上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生态指标选择上将静态与动态相结合、数据分析上将宏观数据与微观数据相结合,采用文献分析、实证研究,运用德尔菲法、熵值法、层次分析法、地图分类法、空间效应格局研究法、面板回归等统计分析方法构建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运用技术手段研究经济问题,宏观上站在可持续发展视角,微观上聚焦到我国各个省份,并对其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本文的创新点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本文将原有的HDI、HPI等概念集成,增加了一个二级指标,即生态影响因子,构建了新的指数体系即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HSDI,研究了由三维到四维的转变。集合了技术经济领域研究的发展经济学前沿问题、生态学和地理学,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结合现阶段的人类发展指数（HDI）、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中国生态可持续发展现状及趋势,深入探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意义及理论价值。第二,本文形成了新的指数体系,在测算方法上引入了新的因子,提出了新的测算方法。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原有对HDI算法的基础上,将面板数据熵值评价法的标准化部分采用阈值替代,提出了“阈值+层次分析法（AHP）”相结合的新算法。将层次分析法（AHP）对各个指标产生的新权重与改进的熵值法组合,应用于后续的综合评价。第三,运用上述产生的新算法,对中国31个省份（不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测评,应用Geoda、ArcGIS软件,利用Moran’s I指数、Moran散点图、LISA集聚图、雷达图等方法研究对中国31个省份进行空间分异格局研究,探寻中国各个省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空间收敛性、空间分异格局和空间分异规律。第四,为进一步探究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存在高低不同的差异原因,利用Stata软件面板回归方法分析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的影响因子,结合地域因素提出推动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探索了以往研究评价的盲区。本文的主要结论有以下六个方面:第一,为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加入生态因素势在必行。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对不同地区的人类发展水平而言,可以借助指数评价体系来做分析,但之前的体系有所不足——即无生态指标要素。一个地区的生态指标是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因素,缺乏这一因素会导致评价的精准度和客观性不够。在对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判断时,需要将生态因素引入其中,能够更为客观合理的反应发展程度。第二,本文形成了新的指数体系,在测算方法上引入了新的因子,并提出了新的测算方法。本文构建的中国省际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经过熵值法和层次分析法（AHP）的赋值赋权后,发现结果依然是客观的、公正的,这充分说明了构建的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的科学性。第三,本文将中国31个省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分为低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6.45%）、中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51.61%）、下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19.35%）、上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12.90%）、极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9.68%）五类,结果表明:中国各省人类发展可持续发展水平呈现不平衡性。通过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可以看出,中国各省人类发展可持续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极高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区域分布在直辖市和东部沿海城市,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以及中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区域分布在中部地区以及西部地区。在同层次的内部各省中,极高人类可持续发展区间各省的差距小于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区间各省的差距,而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区间各省的差距又小于中等人类可持续发展区间各省的差距,这一表现为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的差距。收入指数以及教育指数在各区间内有很明显的地理位置规律,但是教育指数的地理位置规律并不明显。在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区,人们的健康指数差距较小,收入指数差距较大;但是在中等人类可持续发展区,人们的收入差距并没有明显的不同,而教育指数的差距很明显。根据指数对不同区域人们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同时与地理空间区位进行比较,从而得出较为科学、合理的观点。第四,通过空间分异格局来看,中国31个省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水平不存在整体收敛,但存在俱乐部收敛。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表明:区域之间和区域内部的生态存在明显的地域差距,不同区域面临的生态问题不近相同。Moran’s I为正且显着,Moran散点图和LISA集聚图显示中国约有四分之三的省份集聚在高高集聚区（HH）和低低集聚区（LL）,位于第二象限（LH）和第四象限（HL）的省份较少,位于第三象限（LL）的省份多于第一象限（HH）。说明中国省际人类可持续发展存在空间正自相关,将空间地理因素的影响考虑到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第五,经过本文面板回归研究发现,人均GDP、GDP增速、教育经费支出占比、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就业人数、医疗卫生机构数与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健康指数、教育指数、收入指数、生态指数具有正相关性。我们使用面板回归研究了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HSDI）、生态指数（EI）、健康指数、教育指数、收入指数的影响因素,由分析过程可知,模型回归的效果较好,R2均大于0.600,说明拟合度很好,其中,人均GDP与HSDI呈现正相关关系,人均GDP每提高1%,HSDI提高0.0222;GDP增速与HSDI呈现正相关关系,GDP增速每提高1%,HSDI提高0.0006;教育经费支出占比与HSDI呈现正相关关系,教育经费支出每提高1%,HSDI提高0.0016;人均社会保障支出与HSDI呈现正相关关系,人均社会保障支出每提高1%,HSDI提高0.0825;ln就业人数及ln医疗卫生机构数的估计系数为正且在0.05的显着性水平下可以拒绝原假设,这说明就业人数及医疗卫生机构数越高,HSDI就越高。从整体来看,人均GDP、GDP增速、教育经费支出占比、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就业人数及医疗卫生机构数越高,中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越高,可以说,以上因素构成了中国省际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影响因子。第六,新的指数评价体系可以为政府提供决策支撑。这也体现出了政府公共政策系统的社会价值,分析不同省区的发展水平以及发展状况,能够及时的对各区域政府公共政策的整体效果做出判断,这样政府在制定发展策略时便有了参考依据。本文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各地方政府可以鼓励地方统计局完善大数据,从而算得精准的生态指数,进而科学的指导地方开展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工作。
邢斯达[2]（2021）在《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经济和社会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创造出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国家综合实力得到明显提升。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尤其是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问题接踵而至,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也随之陡增,致使我国对外贸易受到了巨大冲击。伴随着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外部环境进一步恶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党中央审时度势,作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重大战略决策,通过国内的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向更高层次迈进。近年来,居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不断提升,对于社会产品服务的需求结构正处于由物质型消费转向服务型消费为主的进程中,直接表现在对医疗、教育、养老、文化服务等方面的需求不断增加。然而,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卫生、教育、文化、体育、社会保障等社会型基础设施供需矛盾正日益凸显,出现了诸如城镇医疗设施覆盖不足、医疗秩序混乱、就医环境差,教育设施短缺、设备简陋等社会型基础设施供给不完善的问题。社会型基础设施是政府提供医疗、科技、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的主要载体,其供给水平直接影响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质量。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以及在新时期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立的背景之下,如何根据实际情况完善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投资政策,提升社会型基础设施的实际作用效果,更为有效的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以及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动能是本文主要思考的问题。通过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和归纳,目前学术领域关于基础设施的研究多数集中在经济型基础设施,相对忽视对社会型基础设施的关注,基础设施政策的效果评价类文献更多将研究重点集中在经济效应方面,对其产生的社会效应的研究相对较少,并且关于社会效应的文献集中在贫困减缓、收入差距减少等单一目标的研究。随着新时期社会环境的复杂变化,仅仅依靠单一目标作为基础设施政策评价的政府目标和责任体系构架已经与实际需要不相符,基础设施政策的评价体系应从传统的以单一效应目标转向多效应综合目标体系的构建。此外,现有文献更多将基础设施作为一个整体,或者对整体中的单一类型基础设施展开研究,相对缺少从基础设施结构角度出发的文献,如对不同类型基础设施政策实施效果对比的文献。随着时间空间等因素的变化,不同类型基础设施的政策效果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为了有效提高政府部门基础设施投资资金的整体使用效率,理应从相对动态的角度对基础设施的政策实施效果进行判断。目前对于基础设施存量,包括社会型基础设施存量的估算缺乏官方统计数据,现有文献更多运用基础设施的替代变量作为政策效果的评价指标,指标选取方式主观性较强,运用基础设施的存量数据能够更为客观的判断基础设施的政策效果。根据上述背景,本文立足于以人为本的思想,以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经济学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等为支撑,在考虑政策经济效应的同时兼顾社会发展目标,将研究重点放在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经济和社会双效应方面,对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和社会效应的作用路径、影响机制、变化趋势等展开研究。本文引入基础设施政策结构性调整的思路,充分考虑到时间和空间因素,对经济和社会两类基础设施的经济和社会效应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分地区、分时间得出了一些细化的结论,相对丰富了基础设施结构性调整类的文献。此外,本文对我国历年各类型基础设施存量进行了估算,并以此作为实证分析的主要数据支持。本文主要分析部分安排如下:首先,本文对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社会效应的作用机理和内在作用机制进行探究。运用历史数据直观描述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投资主体、项目资金来源变化、占城镇投资比重变化、占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变化的发展事实。对我国四类社会型基础设施构建供需协调发展模型进行测算和分析,明确了我国四类社会型基础设施实际的供需协调等级和供需现状,通过永续盘存法估算全国层面和省际层面的社会型和经济型基础设施存量,为实证分析提供相应的现实背景和数据支持。其次,本文分三部分进行实证分析。经济效应的实证方面,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传导路径进行实证分析,通过面板模型实证检验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经济效应,综合考虑官员晋升压力、资源禀赋和金融市场等因素,对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区域异质性进行考察。社会效应方面,科学设计了涵盖社会公平、生活秩序、社会稳定等因素的和谐社会综合指标作为衡量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的基础数据,对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的外部性以及外部溢出效应进行衡量,分时间、分区域对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经济和社会综合效应方面构建经济社会综合评价指标,对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社会效应以及经济社会综合效应进行了测度,对其动态变化进行分析。此外,考虑到经济型基础设施和社会型基础设施的作用效果可能存在差异,本文在实证部分进一步分析了两类基础设施经济和社会效应的影响差异,为社会型基础设施更好的改善社会经济状况提出借鉴。最后,根据本文的分析结论,针对如何完善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投资提出政策建议。本文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1）社会型基础设施通过直接和间接的作用产生经济效应,其经济效应整体呈正向效果。（2）社会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效果显着,且存在明显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3）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和社会效应整体处于上升趋势,其实际效果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4）两类基础设施经济社会效应的实际作用效果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以及各自的比较优势。（5）我国四类社会型基础设施供需协调等级整体呈上升趋势,实际供需情况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总的来说,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具有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应,与经济型基础设施的作用效果相比,在不同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在基础设施投资政策上,要提升社会型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增加社会型基础设施的政策重视,加强中央和地方社会型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完善社会型基础设施的整体供给水平。在政策调整时,要充分考虑区域差异,根据实际需求情况调整我国现有基础设施投资政策,考虑新时期、新时代背景下出现的新因素,综合制定基础设施政策目标和投资方向,建立动态的基础设施政策决策机制,对政策效果进行综合性动态评估,只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更为有效的发挥政府的政策职能。
苏静[3]（2021）在《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与展示体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在中华文明史中占据重要一页。地处西北偏僻之隅的秦人,不断奋斗东进而逐步统一中国,开启了一个伟大国家的新纪元。近几十年来在中国考古学家的努力下,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不断发现,特别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让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考古呈现出序列化、体系化的成果。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当前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的保护展示依然处于分散化各自为政的局面,严重影响其遗产价值的释放。本文以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为研究对象,以其整体性保护与展示方法为研究重点。通过对比类似的文化遗产概念,分析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的集群特征,将其称为“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并基于其历史、考古研究的系列成果,运用文化遗产“关联性”概念,揭示其集群空间格局与整体关联机制。其次,在历史、艺术、科学、文化、社会价值维度,凝炼其整体价值内涵,并以此架构其价值体系。再次,针对其单点、分散的保护展示现状,运用整体系统的研究方法,基于其整体关联性和整体价值研究,在阐释整体价值目标下,初步建构其保护和展示体系。本文研究主要取得了如下结论,首先揭示出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遗址点-遗址片区-遗址整体”层级构成及其“功能性关联”、“文化性关联”和“历史性关联”机制。其次,凝炼出其“见证统一国家创立过程”、“形成古代国家发展完整实物链”、“反映多元一体格局形成”、“构建中华文明标识秦文化核心”四项整体价值内涵。再次,初步建构了以“建立遗址体系信息库和管理平台”、“构建保护规划体系”为保护程序,遗址体系的“价值体系认知方法”、“完整性认知及评估方法”、“保护区划划定方法”为保护方法,“遗址点纳入制度”、“保护总体规划制度”、“联合管理制度”等为保护制度,并以“精准补充、注重关联和勘察环景”考古研究建议、“国-省-市/县”分级保护、“特区-分区-园区”分类保护、整体立法保护为保护建议的整体性保护体系。最后,建构了以“制度之始”、“国家之成”、“民族之基”为阐释主题,以“点-面-线”多层主题叙事结构为阐释框架,并以“建立阐释与展示总体规划制度、统一视觉识别系统、融媒体平台”为整体连贯强化措施的整体性展示体系。本文研究的创新体现在运用整体系统研究方法,揭示了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整体关联机制。针对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单点、分散的保护展示现状,建立了其整体保护策略集成框架,构建了其多层级主题叙事型阐释框架,实现了秦崛起及统一历史进程的完整阐释。同时,论文所提出的研究方法不仅可以用于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也可以应用于其他文化遗址类型及地区,以期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展示从碎片化、分散化状态,走向整体化、系统化的成熟阶段。
黄锦[4]（2021）在《甘肃高校基建工程项目管理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国家中长期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建立高校分类体系,实行分类管理,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争创一流。”高校的行政组织是现代高校建立和发展的产物,也是现代高校制度的典型体现。高校行政组织的治理是体现高校内部治理效果最明显和最有效的途径,治理的现代化程度关乎现代高校制度科学完善和可持续发展。在以学术为本位的现代高校制度创建以来,我国高校行政组织就被赋予保障和辅助之职,发展中也经历了积极的探索。在科层制的整体框架下,高校的行政组织越来越庞杂,行政组织的数量不断增加,运行的制度体系不断修订,成为高校治理体系改革与创新的桥头堡,为高校的整体发展贡献重要力量。基建管理部门是典型的高校行政组织,本文通过对高校基建管理部门内部治理的策略研究发现,在“去行政化”和“学术权力”背景下,随着组织机构改革和内部治理的不断推进,从高校发展的整体纬度审视,高校基建管理部门还存在一系列问题:一方面,政府、学校等的期待与要求过度,削弱了高校行政组织内、外部协同能力,同时也使高校行政组织办学主体性弱化,出现结构碎片化;另一方面,轻视内生动力、整体效能以及长远利益的体制机制固有顽疾致使基建管理工作几乎完全是行政化的科层管理,鲜有思考学术本位的回归。因此在甘肃这样经济欠发达地区,关注高校如何提升基建管理部门的治理能力,从而更好地服务乃至推动高校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甘肃高校基建管理部门这一基层行政组织的运行,借鉴新、旧制度主义和组织生态学等理论,结合教育学、管理学等科学知识,以促生基建管理部门内生动力为主旨,沿着基建管理部门主要工作——基建工程项目管理为主线,从学校、部门、个人三个层面的共时性视角,探讨了基建管理部门和学校之间、基建管理部门的其他行政组织之间以及基建管理部门内部职员之间的关系。通过文献研究、调研访谈、案例分析以及建模计算,一是提出了高校基建管理部门治理设想;二是夯实了高校基建工程项目管理模式选择的理论依据。重点从基建管理部门运行和基建工程项目管理模式选择两个方面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成因分析,从而整体规划出高校基建管理部门治理路径:第一在高校本质视角下对高校基建管理部门治理理念回归;第二在追求效率的办学导向下,优化基建管理部门组织结构;第三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背景下再造基建工程项目管理模式。
高云亮[5]（2021）在《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问题历来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之一。在精准扶贫进程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核心领导地位、政治引领优势、统筹协调作用、资源整合功能是保证广大贫困村实现脱贫的重要动因,也是推动农村党建科学化的决定性因素。截止2019年底,我国已在533824个行政村建立党组织,覆盖率超过99%。1从基层党组织引领干部群众推进精准扶贫的实践来看,精准扶贫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发挥形成鲜明的交互促进特征:一方面,贫困村的扶贫必须依靠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坚强领导来推动、组织、实施;另一方面,精准扶贫又为农村基层党组织以提升功能为重点的自身建设提供了良好平台。目前,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扶贫工作已进入脱贫攻坚奔小康的战略决胜期,由于扶贫主体的自身能力因素、脱贫主体的内在动力因素、帮扶策略的试用匹配因素、扶贫保障的机制体制因素等方面的影响,精准扶贫的成效受到一定制约。在此种情形下,在今后的脱贫攻坚中如何才能有效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特定功能,如何才能强化农村党组织功能促进脱贫实效,如何理解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扶贫功能内涵,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如何实现等等,这些问题亟需提上重要日程,也是我们党巩固农村执政根基、加强自身建设、推动脱贫实现进程中必须解决的现实难题。从扶贫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历史演进来看,能够为新时代精准扶贫战略下科学高效地推进脱贫攻坚提供经验借鉴。扶贫救济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主要作用是组织推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提高农村土地产出率,承接落实农村经济发展政策、发展乡镇企业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工代赈政策促进农村基础设施改善。扶贫开发阶段专门成立农村扶贫工作领导机构,增强了广大农村党组织的组织力和凝聚力,有效加强对农村扶贫工作的领导,承接落实贫困县独有的优惠政策,增强扶贫攻坚的驱动力。扶贫攻坚阶段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互促模式促进贫困人口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新世纪综合扶贫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格局中形成攻坚合力,以“一体两翼”战略建立农户参与式利益协调,以“多予、少取、放活”的强农惠农方针确立利益协调的行动导向。新时代精准脱贫阶段主要是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村委会主导、社会动员、群众参与的大扶贫工作格局,承接第一书记驻村制度安排,促进精准化脱贫与党的政策机制有效衔接,积极吸收和借鉴国内典型做法,呈现出脱贫攻坚与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的战略性、资源开发与整合的统筹性、制度政策与利益诉求衔接的科学性等特征。我们党通过探索与实践,不仅使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大幅下降,贫困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日益增强,更使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显着加强,彰显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背景下脱贫攻坚的贫困治理价值。从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内涵看,在对政党功能作用理论展开历史考察的基础上,村级党组织履行功能时呈现出直接现实性、动态不均性、相对变易性、权责限定性、权威内生性等基本特点,分类分析了影响村级党组织功能的历史选择因素、制度机制因素、利益结构因素、干部能力因素和服务保障因素,在本体层面、载体层面、中接层面、取向层面、职责层面表现出不同的功能定位。以此为基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功能、组织建设功能、经济发展功能、宣传教育功能、联系群众功能、整合动员功能、社会服务功能,建设性地提出生态建设功能供理论研讨;通过对习近平在精准扶贫中关于村党支部功能重要论述的话语分析,析理出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精准扶贫这一特定条件下发挥的核心领导功能、队伍建设功能、致富引领功能、宣传扶志功能、资源整合功能、基础保障功能等实际功能;阐明了在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的作用机制,为后文研究提供基本遵循。在对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状况进行实证分析时,一是以全国范围内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精准扶贫中的功能实现状况为标的,结合历史考察方法进行重点梳理。二是选取甘肃省陇南市、兰州新区的100个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调研对象,对其在精准扶贫中的功能状况开展实证研究。三是结合中观层面的功能实现状况和微观层面的调研走访结果,推证出精准扶贫进程中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的功能主体本位化、功能结构固有化、功能方式单一化、功能策略浅表化、功能保障低效化等主要问题,并结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深入探究问题成因。在脱贫攻坚背景下,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主要途径应当聚焦于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以多元化为引领,拓展功能主体。以加强扶贫引领为指向创新农村党组织本体设置、以加强扶贫公开为导向健全党务村务监督主体、以加强扶贫领导为取向构建“一核多元”治理体系。第二,以科学化为原则,完善功能结构。重点是:坚持选育结合,完善力量结构;坚持培优训强,完善素质结构;坚持科学衔接,完善制度结构。第三,以多元化为要求,丰富功能方式。尤其是:坚持多元推动,统筹扶贫方式;坚持要素整合,统筹扶贫资源;坚持人才整合,统筹精英参与。第四,精准化为内涵,实施功能策略。必须着力于:推动精准识别,克服“漏桶效应”;推动精准施策,稳定脱贫成效;推动精准考核,完善评价机制。第五,以持续化为导向,加强功能保障。持续壮大村级积累,持续健全协调体系,持续强化服务保障,为实现脱贫攻坚奔小康提供强大支撑。从现实来看,广大农村地区当下乃至今后两年的扶贫攻坚工作具有极端特殊性:既是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的收官阶段,也是既有脱贫成果的检验巩固阶段;既是实现全面小康的战略决胜阶段,也是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现代化农业发展体系的布局强基阶段。值得指出的是,全面小康是一个大的历史范畴,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多维建设的有机统一,也是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结果和归宿。因此,精准扶贫思想的最大价值并不仅仅局限于针对脱贫攻坚实践的指导意义,而在于以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目标为统率,促成路线、方针、政策、举措、治理能力、具体工作等全方位的精准化,从根本上提升发展效能。这就要求我们立足于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彰显农村党组织的功能,以推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着力点,带动农村“五位一体”全面发展,立体、科学、渐进地融入全面小康社会。
唐家凯[6]（2021）在《沿黄河九省区水资源承载力评价与障碍因素研究》文中提出水资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随着各行各业对水资源需求量的不断剧增,如何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与水资源可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已成为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可持续发展中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水情复杂是我国水资源的基本国情,在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水资源供需矛盾、水体污染、水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等问题尤为突出,严重制约着区域的可持续发展。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期间提出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为新时期我国沿黄河流域保护与发展指明了方向。由于区域的自然禀赋、社会经济发展和空间特征不同,导致水资源承载力水平低下因素和特征不尽相同,多维度综合评价和精准识别区域水资源承载力变得越来越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多维度综合评价区域水资源承载力是精准识别水资源困境的前提,也是制定差别化区域水资源开发与利用政策的基础。因此,对区域水资源承载力时空演变特征及障碍因素进行系统研究,对提高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促进流域水生态安全及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依据。本文在梳理国内外学者关于水资源承载力内涵、水资源承载力测评研究、水资源承载力障碍因素相关研究进展基础之上,综合考虑了沿黄河九省区宏观、中观、微观层面的实际现状,以影响区域水资源承载力提升的复杂多要素作为研究视角,基于“水资源—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理论框架模型,构建了沿黄河九省区水资源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和层次分析法组合赋权法,对沿黄河流域九省区2004-2018年间水资源承载力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引入物理学常用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模型理论,对沿黄河流域九省区“水资源-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系统及两两子系统承载力之间耦合协调性,从时间序列和空间分布进行全面系统的评价;进一步利用障碍度函数,定量研究了影响沿黄河流域水资源承载力提升的主要障碍因素,系统、全面揭示了沿黄河流域水资源承载力的现状及成因所在。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及研究结果如下:（1）沿黄河流域九省区水资源承载力均向协调、健康方向不断推进,但整体水体仍处于发展欠佳水平。2004-2018年15年间,沿黄河九省区水资源承载力水平呈逐年上升态势,整体朝有序良好方向发展。2004-2018年九省区四个子系统承载力水平均呈逐年提高态势,但不难看出,社会和经济子系统承载力水平的增速是水资源和生态环境子系统的四倍,社会和经济子系统在流域水资源承载力系统中逐渐占据主导型地位,水资源、生态环境逐渐成为沿黄河流域水资源承载力提升的瓶颈和制约因素。沿黄河流域上中下游地区水资源承载力在时间序列上均呈现逐年稳步提升趋势,但上中下游地区水资源承载力在空间上呈现明显的区域性波动特征,区域间表现出的差异性明显,水资源承载力最高地区分布在上游的四川和青海,水资源承载力水平最低区域主要聚集在上游宁夏、甘肃和下游的河南,总体来看,沿黄河九省区间水资源承载力水平差异性呈现逐年变小趋势。（2）沿黄河流域九省区水资源承载力系统整体水平处于高水平耦合、初步协调阶段,空间差异性明显,两两子系统间的耦合协调性呈现明显的分异特征。2004-2018年15年间,沿黄河流域九省区水资源承载力耦合度时序变化特征为稳步降低趋势,但整体处于高耦合阶段,流域上游和中游地区水资源承载力耦合度明显高于下游地区;2004-2018年沿黄河流域九省区“水资源-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性整体呈现上升态势,耦合协调性从勉强协调过渡到初步协调。水资源承载力耦合协调性最高地区分布在上游的四川和青海,水资源承载力耦合协调性最低区域主要聚集在上游宁夏、甘肃和下游的河南和山东;两两子系统间耦合度均处于高度耦合阶段,九省区“两两”子系统间内部耦合指数范围在[0.8674,0.9903];2004-2018年九省区“两两”子系统间耦合协调性均向有序协调方向发展,但差异性明显,水资源承载力系统内部协同机制亟待完善。（3）通过运用障碍度函数模型分析影响因素,水资源准则层是影响沿黄河流域九省区水资源承载力的主要准则层。上游四省份主要障碍因素有城市化率、人均GDP、森林覆盖率、当年造林面积、水土流失治理程度、有效灌溉率、高等院校在校学生人数。中游三省份主要障碍因素有人均水资源量、水资源开发程度、产水模数。下游两省份主要障碍因素有自然保护区面积占比、森林覆盖率、人均水资源量、化肥施用强度、当年造林面积、产水模数。（4）水资源系统需加强顶层设计,促进流域水资源协同治理。具体建议包括:（1）建立健全沿黄河九省区水资源治理体制机制,总体上形成文化引领、以水定需的协同治理原则以及“生态、经济、资源、民生、文化”的“五大要素”、“多元治理”为主要内容的协同治理体系（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公民等）。（2）建立健全总量控制与定额管理相结合的用水管理制度;（3）加强节约用水宣传教育,强化全民节水意识。社会经济系统需充分利用科学技术,保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体建议包括:（1）改进农业用水技术,转变农业生产方式;（2）调整产业结构,缩小上中下游经济社会水平差距;（3）加大教育投入力度,推动教育均衡发展。生态环境系统需强化生态环境管控,提高生态环境质量。具体建议包括:（1）构建公众参与机制,完善“河长制”,激励“民间河长制”在黄河流域治理中的独立作用,形成政府主导、环境社会组织引领公众深度参与的公众参与新机制;（2）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制定跨省补偿、跨流域补偿及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补偿等精准补偿机制;（3）创新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机制,以水污染、水土流失治理为核心目标,监测评估沿黄九省的水污染和水土流失程度,探索总量控制、排污权交易及税收激励等综合治理机制,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奠定理论和制度基础。
敬博[7]（2020）在《秦巴山区人地系统演化格局及空间管控研究》文中指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地理学研究的核心,是地球表层上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形成的开放复杂巨系统,是以地球表层一定地域为基础的人地相关系统,即人与地在特定地域中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动态结构。一直以来,中国地理学界在人地系统理论框架之下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主要包括人地系统的形成过程、结构特点和发展趋向;人地系统间相互作用、能量转换、后效评价及风险评估;人地系统的空间格局和地域分异规律;人地系统的时间演化规律及趋势;不同层次、不同尺度的人地系统优化协调管控等方面。山地占全球陆地面积的24%,提供了陆地70%以上的淡水资源和绝大部分能源、矿产、生态资源,是目前地球上生物多样性保存最好的区域,是全球自然保护的核心区和主要资源赋存区域,全球约有一半人口依赖山地提供的资源。山区自古以来就是人类重要的生活栖息地和文明发祥地,为人类的生息、繁衍和发展提供着重要的支撑,但由于自身系统不稳定、生态系统十分敏感,因此极易受到外界环境干扰,近年来成为在全球环境变化和生态退化过程中响应最为激烈和迅速的地区,山区人地关系与可持续发展受到各国学界和政府的持续关注。在此背景下,作为特殊、复杂且地域分布广泛的一种人地系统类型,山区人地系统演化格局及其空间管控就成为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科学理论和实践命题。本研究遵循“研究综述-理论建构-实证分析-对策建议”的研究思路,选取跨省典型山区——秦巴山区作为对象开展研究工作。运用人文-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生态学和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理论,重点从人地系统、空间均衡、空间管控三个方面对山区人地系统的特征、要素、结构、作用机制、状态评价及管控策略等进行分析,并建构理论框架;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Getis-Ord General G空间探测法、GWR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空间供需匹配模型、空间效益均衡模型等研究方法,对山区人地系统的演化特征和驱动机制、空间格局和影响因素、空间均衡和优化调控等问题开展实证研究;提出适宜于秦巴山区的空间管控模式及管控实践方案。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1）山区人地系统理论方法探讨。对山区人地系统基本特征、要素、结构、作用机制、演化机理和优化调控等进行理论分析,发现山区人地系统的协调与均衡体现在两个维度,理论维度上应包括“地域空间内的开发需求-环境供给关系匹配”、“区际间的效益均衡和区域综合效益最大化”两个方面,实践维度上提出应在不同区域采用针对性、差异化的空间管控手段,确定不同的发展模式和优化策略,促使人类活动要素在地域空间上有序分布,实现山区人地系统的综合均衡。（2）秦巴山区人地系统演化特征和驱动机制。秦巴山区人地系统的历史演化大致经历了以“共生协调”、“发展退化”、“矛盾突出”为主要特征的三个阶段;21世纪以来,秦巴山区人地系统协调度总体呈下降中略有浮动的发展状态,空间差异表现为中高山区快速下降,低山平原区相对平稳;影响秦巴山区人地系统协调度下降的主要决定因素是经济发展状态和资源利用程度,生态环境质量对秦巴山区人地系统协调度提升具有一定作用,但同时需要建立在高质量的社会经济发展基础之上。（3）秦巴山区人地系统空间格局定量研究。秦巴山区自然环境要素区域差异较大,且随地形变化的特征比较明显;人口、经济发展表现为外围热、内部冷的不均衡空间格局;多个要素、多个尺度的交互研究发现山区人地系统空间格局呈现集聚度低于平原、垂直向分异更为剧烈的显着特征,其与地形具有显着关联性。（4）秦巴山区人地系统空间均衡状态评价。秦巴山区存在供给能力与需求强度的显着空间错位,供给能力中部高而外围低,开发需求则基本与之相反;空间匹配均衡程度总体较低,且分布极不平衡,均衡度总体呈现“中部高、外围低”的格局,均衡与失衡的区县数量比为2:8;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不匹配,全域空间效益分布不够均衡。（5）提出了秦巴山区人地系统空间管控模式与管控实践方案。总体思路是以秦巴山区人地系统演化格局分析和空间均衡状态评价为依据,以优化人地系统空间格局为愿景,瞄准区域内空间供需匹配均衡和区际间综合效益均衡两大核心目标,划分管控单元,管控模式分为生态保障型、经济保障型、效益双增型、效益转移型等四个类型。
朱啸枫[8]（2020）在《农业保险、产业链延伸与减贫增收的协同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随着各种涉农政策相继出台,农业和农村得到了全方面的发展。农业保险是防范农业生产风险、保障农民收入稳定和实现精准扶贫的重要方式,其保险产品和保障范围都实现了较为明显的进步。农业现代化发展日益得到重视,农业产业链的延伸和优化在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有助于实现农业产业升级和生产效率提高。而随着实现全面小康的推进和扶贫政策的不断落实,农民贫困进一步减缓,农民收入也在不断提高。在多重政策推动“三农”问题解决的背景下,在分析梳理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探索农业保险、产业链延伸与减贫增收之间的协同促进作用。首先对全国范围内的农业保险、农业产业链延伸和农民减贫增收的发展现状进行梳理,并将各省份按照东、中、西部地区进行分类和对比。然后从理论方面分析了农业保险与产业链延伸、农业保险与减贫增收以及产业链延伸与减贫增收的协同促进关系,从而推导出三者之间具有一定的协同促进作用。实证分析则通过文献梳理,选取并搜集全国各省份2008-2017年的相关数据,构建了农业保险、产业链延伸与减贫增收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和变异系数法进行赋权和综合质量评价,然后在此基础上使用系统耦合的方法进行二系统耦合分析及三系统耦合分析,并进行分地区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农业保险、产业链延伸与减贫增收的发展质量不断增长,减贫增收总体发展质量最高,产业链延伸次之,农业保险发展质量总体最低;农业保险、产业链延伸与减贫增收两两之间协同促进作用在分析期期间都有增加,其中农业保险与减贫增收增幅最高,产业链延伸与减贫增收的协同作用更为明显,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三个系统两两之间的协同促进作用高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农业保险、产业链延伸与减贫增收三者之间的协同促进作用在分析期期间波动上升,从全国整体角度看,虽然仍未进入协调发展状态,但也已经比较接近,从分地区角度,东部地区三个系统已经率先进入协调发展状态,西部地区的协同促进作用增幅最高;省域之间农业保险、产业链延伸与减贫增收的发展及其协同促进作用的发展都存在比较大的差距。最后,从全国农业保险、农业产业链和农民减贫增收发展的实际状况出发,结合实证研究结果,提出了发展农业保险、推动农业产业链延伸以及促进农民减贫增收的政策建议。
张增敏[9]（2020）在《甘肃产业生态化时空演变特征与驱动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甘肃省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区,也是生态环境极为脆弱的地区,同时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加快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突出。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载体,推进甘肃产业生态化发展对缓解经济与环境之间的矛盾,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动经济转型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产业生态化为主题,对甘肃地区产业发展现状、产业生态化时空演变分异及其驱动因素展开研究。首先,分析甘肃目前产业生态化的现状和问题,为后文进行产业生态化测度提供现实支撑。其次,从产业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两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以甘肃14个地区为研究对象,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测度了甘肃14个地区2004-2017年产业生态化水平和产业-生态环境系统的协调度,并探讨了产业生态化水平和产业-生态环境系统的协调度的时序演变规律和空间差异特征。最后,利用空间杜宾面板模型测度了产业生态化的驱动因素,并深层次解释了这些驱动因素对产业生态化的作用强度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从时序演变特征来看:甘肃2004-2017年产业生态化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呈现波动中持续增长的态势,生态环境系统的得分相较于产业系统提升幅度更大,产业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协调度处于由失调发展到磨合发展时期,但尚未进入协调发展时期,产业生态化进程缓慢。（2）从空间分异特征来看:2004-2017甘肃各地区之间产业生态化发展水平差异变小,但在空间分布上产业生态化水平呈现出东中西明显分异,西中部较高,东部低。产业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协调度在空间上呈现东中西差异现象,具体表现为以西的地区呈现协调度整体向好,集聚现象明显,中部地区协调类型交错,以东地区从协调度整体偏低到协调类型交错分布。（3）从产业生态化的驱动因素来看:产业生态化是自然、经济和社会等多方面相互影响作用的结果,从总效应来看,技术创新、环境规制、政府调控、产业结构以及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产业生态化发展;从间接效应来看,经济发展对产业生态化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明显,技术创新对产业生态化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明显,其余因素没有通过间接效应的显着性检验。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以下对策建议:第一,统筹好局部与整体,现在与将来产业生态化发展的关系,促进区域间产业生态化协调的发展;第二,推动产业生态化改造,将节能减排贯穿于产业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发展绿色生态产业;第三,完善制度,创新技术,强化产业生态化措施保障。
李成宇[10]（2020）在《中国工业绿色发展质量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取得成就的背后是依托于粗放式工业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在促进工业发展的同时,也致使我国面临资源、能源枯竭,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在此背景下,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把绿色发展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发展方式之一。2016年“十三五”规划纲要把绿色发展作为主基调,同时,工信部也针对工业领域,颁布《工业绿色发展规划（2016-2020年）》以促进工业绿色发展。但是,由于我国幅员广阔,地理、历史等方面原因导致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存在巨大差异,工业化水平也处于不同阶段,因而各区域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状况也会有显着不同。因此,科学评价我国区域工业绿色发展质量,深入探讨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空间效应及影响因素,积极寻求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提升路径,不仅对于探索工业绿色发展理论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有助于政府识别工业绿色发展进程中存在的问题,为制定工业绿色发展政策提供参考依据,对促进我国工业绿色发展的全面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内容与取得成果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1.工业绿色发展质量测度分析。首先,分析工业绿色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原则,以此为基础,构建工业绿色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其次,从综合评价和投入产出两个角度出发,运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和非期望产出SBM模型测度我国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和工业绿色发展效率。最后,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工业绿色发展水平与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协调程度,以此表征我国工业绿色发展质量,并对其空间分布特征和发展趋势展开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空间差异性明显,整体呈现出东部>东北>中部>西部逐步减弱的格局,30省市呈现出明显的“俱乐部现象”;我国整体工业绿色发展质量呈逐年上升趋势,东北、中部、西部地区呈现上升态势,东部地区呈现轻微下降态势,30省市则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我国整体协调等级一直稳定在中级协调,东部地区协调等级均稳定在良好协调状态,中部地区协调等级稳定在中级协调状态,而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协调等级实现跨越,30省市呈现出五种协调等级的分布特征。2.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空间效应检验。首先,基于空间效应的相关理论及方法,构建邻近距离、地理距离、经济距离、地理距离与经济距离嵌套四种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其次,基于四种空间权重矩阵,运用ESDA方法测算中国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Moran’s Ⅰ指数、Geary’s C指数,以此来判断其空间效应是否显着。最后,基于四种空间权重矩阵,通过Moran散点图、时空跃迁动态分析以及LISA图来分析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时空演变特征。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工业绿色发展质量存在显着的空间效应,呈现出显着的正自相关的空间关联模式,大部分省市与其邻近省市表现出相似的集聚特征;我国工业绿色发展质量在空间地理分布上有严重的路径依赖性,具有明显的集聚性和低流动性的特征,各省市想要脱离原来的集群存在着一定的困难;我国工业绿色发展质量在空间分布上已形成北京、天津为中心的高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空间集群区域和以四川、甘肃为中心的低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空间集群区域。3.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首先通过文献分析对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影响因素进行有效识别,明确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并分析各影响因素对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作用机理。其次将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空间效应纳入研究框架,建立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模型,并对选取的影响因素进行多重共线性及平稳性检验。再次,运用Matlab软件对四种空间权重矩阵下我国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并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等来分析各因素对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影响。最后运用面板Tobit模型对我国四大区域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在考虑空间效应的基础上,经济发展水平、外资利用、技术进步、工业能源强度、工业结构、工业集聚、所有制结构和禀赋结构8个因素会对我国工业绿色发展质量产生显着影响,而四大区域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影响因素则各不相同。4.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提升策略。首先介绍了美国、德国、丹麦、日本四个发达国家工业绿色发展的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结合前文得出的分析结论,提出我国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的提升策略,主要包括深入贯彻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促进工业绿色发展;积极优化工业结构,大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大绿色技术创新力度;提高FDI环境准入门槛,推动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增加治理环境污染投资,制定差异化环境规制政策;促进工业集聚发展,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建立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加强工业人才队伍建设;实施差别化的区域工业绿色发展质量提升策略。
二、甘肃：不断提高组织协调水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甘肃：不断提高组织协调水平（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格局与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图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人类发展指数概述 |
| 2.1.2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概述 |
| 2.1.3 空间效应概述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生态文明理论 |
| 2.2.2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 |
| 2.2.3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4 人类发展理论 |
| 2.2.5 区域间非均衡发展理论 |
| 2.3 相关文献回顾 |
| 2.3.1 国内研究现状 |
| 2.3.2 国外研究现状 |
| 2.3.3 现有文献述评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与中国省际人类发展现状 |
| 3.1 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 |
| 3.1.1 人类发展指数编制原则 |
| 3.1.2 人类发展指数计算方法 |
| 3.1.2.1 1990 年至2009 年的人类发展指数 |
| 3.1.2.2 2010 年至今的人类发展指数 |
| 3.2 人类发展指数重要纪年及最新发展情况 |
| 3.2.1 人类发展指数重要纪年 |
| 3.2.2 人类发展指数最新发展情况 |
| 3.3 中国省际人类发展现状比较 |
| 3.3.1 中国人类发展指数横向对比分析 |
| 3.3.2 中国人类发展指数纵向对比分析 |
| 3.3.3 中国人类发展指数国际对比分析 |
| 3.3.4 中国东三省人类发展指数对比分析 |
| 3.3.4.1 健康维度比较分析 |
| 3.3.4.2 教育维度比较分析 |
| 3.3.4.3 收入维度比较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构建 |
| 4.1 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指标 |
| 4.2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构建 |
| 4.2.1 指数体系的构建原则 |
| 4.2.2 指数体系的指标内涵 |
| 4.2.3 指数体系的筛选与确立 |
| 4.2.3.1 德尔菲法 |
| 4.2.3.2 熵值法 |
| 4.2.3.3 层次分析法(AHP) |
| 4.2.3.4 改进的面板数据熵值评价法 |
| 4.2.4 指数体系计算公式与计算结果 |
| 4.2.4.1 AHP专家评分结果 |
| 4.2.4.2 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评价结果 |
| 4.3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与人类发展指数省际排名差异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空间发展趋势研究 |
| 5.1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空间收敛趋势的检验方法 |
| 5.1.1 α收敛 |
| 5.1.2 绝对β收敛 |
| 5.1.3 PS收敛模型 |
| 5.1.4 俱乐部收敛检验方法 |
| 5.2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空间收敛趋势的实证分析 |
| 5.2.1 整体收敛检验 |
| 5.2.2 俱乐部收敛检验 |
| 5.2.3 俱乐部合并检验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格局研究 |
| 6.1 空间自相关测度方法 |
| 6.1.1 全局Moran’s I指数 |
| 6.1.2 Moran散点图 |
| 6.1.3 LISA集聚图 |
| 6.2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现状分析 |
| 6.2.1 数据来源 |
| 6.2.2 整体态势 |
| 6.2.3 发展现状 |
| 6.2.4 空间依赖性分析 |
| 6.2.5 类型评定 |
| 6.3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空间自相关性分析 |
| 6.3.1 基于全局Moran’sI指数的空间分异 |
| 6.3.2 基于Moran散点图的空间分异 |
| 6.3.3 基于LISA集聚图的空间分异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及对策建议 |
| 7.1 数据来源 |
| 7.2 数据处理 |
| 7.2.1 影响因素的变量选择 |
| 7.2.2 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
| 7.2.2.1 全国范围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
| 7.2.2.2 东部、中部、西部区域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
| 7.3 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分析 |
| 7.3.1 HSDI的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 |
| 7.3.2 生态指数的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 |
| 7.3.3 健康指数的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 |
| 7.3.4 教育指数的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 |
| 7.3.5 收入指数的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 |
| 7.4 提升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对策建议 |
| 7.4.1 建立跨区合作制度,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 |
| 7.4.2 提高城市建设和城镇化水平,推进社会均衡化发展 |
| 7.4.3 着眼缩小贫富差距,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
| 7.4.4 持续深化教育改革,推进教育公平建设 |
| 7.4.5 加大医疗卫生投入,提升医疗保险普惠度 |
| 7.4.6 提升绿色发展意识,加强生态环境建设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 |
| 8.2 创新点 |
| 8.3 局限性 |
| 8.4 展望 |
| 8.4.1 基于新算法的实证研究 |
| 8.4.2 HSDI计算精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
| 8.4.3 人类可持续发展仍是未来研究重点 |
| 8.4.4 对于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的模型改进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经济和社会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主要研究目标、内容和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
| 1.4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点和不足 |
| 1.5.1 本文的创新点 |
| 1.5.2 不足 |
| 2 相关概念和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社会型基础设施的定义 |
| 2.1.2 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 |
| 2.2 相关文献综述 |
| 2.2.1 社会型基础设施与公共生活完善的相关文献 |
| 2.2.2 社会型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关文献 |
| 2.2.3 基础设施经济和社会效应的相关文献 |
| 2.2.4 文献述评 |
| 2.3 本章小结 |
| 3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社会效应的理论基础和影响机制分析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经济增长相关理论 |
| 3.1.2 人力资本相关理论 |
| 3.1.3 发展经济学相关理论 |
| 3.1.4 以人为本的发展理论 |
| 3.1.5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 |
| 3.2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社会效应的影响机制研究 |
| 3.2.1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影响机制 |
| 3.2.2 社会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的影响机制 |
| 3.3 本章小结 |
| 4 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的发展现状研究 |
| 4.1 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的发展现状 |
| 4.1.1 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中央项目和地方项目比例变化 |
| 4.1.2 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投资项目资金来源变化 |
| 4.1.3 我国各类社会型基础设施投资占城镇投资比重变化 |
| 4.1.4 我国社会和经济型基础设施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
| 4.2 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的供需现状 |
| 4.2.1 研究方法和数据获取 |
| 4.2.2 各类社会型基础设施供需协调发展分析 |
| 4.3 我国经济型、社会型与其他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估算 |
| 4.3.1 基础设施存量估算的基本方法 |
| 4.3.2 三类基础设施全国资本存量估算结果 |
| 4.4 本章小结 |
| 5 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经济效应——基于PLS和系统GMM的实证分析 |
| 5.1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PLS影响路径分析 |
| 5.1.1 PLS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 5.1.2 路径模型的研究假设、路径设定以及数据说明 |
| 5.1.3 假设检验与结果分析 |
| 5.2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系统GMM分析 |
| 5.2.1 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 5.2.2 回归结果分析 |
| 5.3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异质性分析 |
| 5.3.1 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分析 |
| 5.3.2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异质性分析 |
| 5.3.3 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异质性分析 |
| 5.4 进一步分析—经济型基础设施经济效应的系统GMM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社会效应——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 |
| 6.1 基于因子分析法的和谐社会综合评价指标构建 |
| 6.1.1 评价指标设计与数据处理 |
| 6.1.2 和谐社会综合指标因子分析过程及结果 |
| 6.2 社会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的空间计量分析 |
| 6.2.1 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 6.2.2 空间计量模型的研究假设 |
| 6.2.3 社会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回归结果分析 |
| 6.3 进一步分析—经济型基础设施社会效应的空间分析 |
| 6.3.1 全样本空间回归结果分析 |
| 6.3.2 分区域空间回归结果分析 |
| 6.3.3 分时段空间回归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7 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经济社会综合效应——基于熵权TOPSIS和灰色关联度的实证分析 |
| 7.1 基于熵权TOPSIS评价模型的经济社会综合指标构建 |
| 7.1.1 熵权TOPSIS模型和指标选取 |
| 7.1.2 基于熵权TOPSIS模型的经济社会综合效应指标分析 |
| 7.2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社会综合效应的灰色关联分析 |
| 7.2.1 社会型基础设施经济社会效应的灰色关联分析 |
| 7.2.2 社会型与经济型基础设施经济社会效应的灰色关联对比分析 |
| 7.3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3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3）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与展示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论文的研究背景 |
| 1.1.1 关陇地区先秦之秦的历史 |
| 1.1.2 关陇地区先秦之秦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 |
| 1.2 论文研究对象的界定及其保存、保护、展示现状和问题 |
| 1.2.1 研究对象的界定 |
| 1.2.2 研究对象的保存、保护与展示现状 |
| 1.2.3 研究对象保护与展示存在的问题及缺失 |
| 1.3 论文拟解决的主要问题及研究意义 |
| 1.3.1 论文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
| 1.3.2 论文的研究意义 |
| 1.4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分析 |
| 1.4.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的考古研究 |
| 1.4.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的历史研究 |
| 1.4.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的保护研究 |
| 1.4.4 类似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群的文化遗产概念及其保护研究 |
| 1.4.5 文化遗产保护与展示体系及相关研究 |
| 1.4.6 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方法研究 |
| 1.5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1.5.1 系统科学研究方法 |
| 1.5.2 文献梳理与实地调查法 |
| 1.5.3 问题史学方法 |
| 1.5.4 类比、归纳和演绎研究法 |
| 1.5.5 研究框架 |
| 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构成研究 |
| 2.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概念的提出 |
| 2.1.1 类似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群的文化遗产的概念发展 |
| 2.1.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概念 |
| 2.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遗址点——组成型遗址与关联型遗址 |
| 2.2.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组成型遗址——都邑 |
| 2.2.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组成型遗址——秦公、王、帝陵 |
| 2.2.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组成型遗址——离宫别馆与苑囿 |
| 2.2.4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组成型遗址——祭祀处所 |
| 2.2.5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关联型遗址——道路 |
| 2.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关联机制 |
| 2.3.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单点关联机制 |
| 2.3.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片区关联机制 |
| 2.3.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整体关联机制 |
| 2.4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空间格局 |
| 2.5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环景(Setting) |
| 2.5.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遗址点的环景 |
| 2.5.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遗址片区的环景 |
| 2.5.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整体环景 |
| 2.6 本章小结 |
| 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价值研究 |
| 3.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价值认知 |
| 3.1.1 国内外文化遗产的价值类型及定义 |
| 3.1.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价值内涵认知逻辑 |
| 3.2 相关价值研究综述 |
| 3.2.1 秦文化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研究 |
| 3.2.2 秦统一的历史观照 |
| 3.2.3 相关秦文化遗址的价值研究 |
| 3.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整体价值 |
| 3.3.1 历史价值:秦崛起与统一的历史进程——见证了中国大一统制度、统一国家的创立过程 |
| 3.3.2 科学、艺术价值:古代中国国家形成的完整经历——形成了古代中国国家形态发展的完整实物链 |
| 3.3.3 文化价值:华夏民族形成过程的映射——反映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 |
| 3.3.4 社会价值: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秦文化核心 |
| 3.4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片区价值 |
| 3.4.1 西垂片区的价值分析 |
| 3.4.2 雍城片区的价值分析 |
| 3.4.3 咸阳片区的价值分析 |
| 3.5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单点价值 |
| 3.5.1 大堡子山遗址的价值分析 |
| 3.5.2 雍城遗址的价值分析 |
| 3.5.3 咸阳城遗址的价值分析 |
| 3.5.4 秦始皇陵的价值分析 |
| 3.6 本章小结 |
| 4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完整性认识 |
| 4.1 文化遗产“完整性(Integrity)”的概念发展 |
| 4.1.1 文化遗产“完整性”概念的发展脉络 |
| 4.1.2 文化遗产“完整性”的衡量标准 |
| 4.1.3 文化遗产“完整性”概念的定义层面 |
| 4.1.4 类似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文化遗产对象“完整性”讨论 |
| 4.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完整性认知 |
| 4.2.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完整性的认知层级 |
| 4.2.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完整性的认知层面 |
| 4.2.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完整性的评估框架 |
| 4.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完整性评估 |
| 4.3.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遗址点的完整性评估 |
| 4.3.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整体层级的完整性说明 |
| 4.4 本章小结 |
| 5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建构 |
| 5.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保存、保护和管理现状及缺失 |
| 5.1.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遗址点的保存现状 |
| 5.1.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遗址点的保护管理现状 |
| 5.1.3 整体价值观照下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管理的缺失 |
| 5.2 类似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文化遗产对象的保护经验 |
| 5.2.1 系列遗产(Serial Properties)的保护方略 |
| 5.2.2 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s)的保护方略 |
| 5.2.3 美国国家遗产区域(National Heritage Areas)的保护方略 |
| 5.2.4 系列遗产、文化线路与美国国家遗产区域保护管理方式的异同 |
| 5.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构成逻辑 |
| 5.4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保护程序 |
| 5.4.1 建立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信息库和管理平台 |
| 5.4.2 构建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保护规划体系 |
| 5.5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保护方法 |
| 5.5.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价值的认知方法 |
| 5.5.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完整性的认知和评估方法 |
| 5.5.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保护区划的划定方法 |
| 5.6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保护制度 |
| 5.6.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遗址点纳入制度 |
| 5.6.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保护总体规划制度 |
| 5.6.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联合管理制度 |
| 5.7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保护建议 |
| 5.7.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考古研究建议 |
| 5.7.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分级保护建议 |
| 5.7.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分类保护建议 |
| 5.7.4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整体立法保护建议 |
| 5.8 本章小结 |
| 6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的建构 |
| 6.1 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的概念、原则和内容 |
| 6.1.1 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的定义与辨析 |
| 6.1.2 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的原则 |
| 6.1.3 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的内容 |
| 6.2 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的方法 |
| 6.2.1 文化遗产阐释规划的编制 |
| 6.2.2 文化遗产主题阐释框架的构建 |
| 6.2.3 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方法、方式的其他探索 |
| 6.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展示利用现状及缺失 |
| 6.3.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遗址点的展示利用现状 |
| 6.3.2 整体价值观照下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利用的缺失 |
| 6.4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的组成内容 |
| 6.5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的阐释框架 |
| 6.5.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的阐释主题 |
| 6.5.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阐释框架的垂直建构(主题/价值—分解) |
| 6.5.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阐释框架的水平建构(主题—叙事线索) |
| 6.5.4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阐释框架遗址展示点的甄选 |
| 6.6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的叙事结构 |
| 6.6.1 整体层级的“主题—叙事”结构 |
| 6.6.2 片区层级的“主题—叙事”结构 |
| 6.6.3 单点层级的“主题—叙事”结构 |
| 6.7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的展示方式 |
| 6.7.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的节点展示方式 |
| 6.7.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的整体展示方式 |
| 6.8 本章小结 |
| 7 结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创新点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读期间研究成果 |
| 图录 |
| 表录 |
| 附录论文中相关评估及综述表录 |
| 致谢 |
（4）甘肃高校基建工程项目管理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评述 |
| 1.3 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第2章 高校基建部门内部治理策略 |
| 2.1 高校基建工程项目的特征和管理的主要任务 |
| 2.1.1 高校基建工程项目的特征 |
| 2.1.2 高校基建工程项目的功能 |
| 2.2 高校基建工程项目管理的治理 |
| 2.2.1 高校基建工程项目管理发展历程 |
| 2.2.2 高校基建工程项目管理面临的问题 |
| 2.2.3 高校基建工程项目管理改革的必要性 |
| 2.2.4 高校基建工程项目管理治理路径 |
| 2.3 甘肃高校基建管理的体制 |
| 2.3.1 甘肃高校基建部门常见的组织机构 |
| 2.3.2 甘肃高校基建管理组织机构设置情况调查 |
| 2.3.3 甘肃高校基建管理组织机构存在的问题 |
| 2.3.4 甘肃高校基建管理组织机构的治理设想 |
| 2.4 甘肃高校基建工程项目前期管理 |
| 2.4.1 校内立项及审批 |
| 2.4.2 政府审批或备案 |
| 2.5 甘肃高校基建工程项目施工期管理 |
| 2.5.1 甘肃高校基建工程项目管理部门的职责 |
| 2.5.2 项目管理团队的人员组成 |
| 2.5.3 项目管理团队的主要任务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甘肃高校基建工程项目管理模式 |
| 3.1 高校基建工程项目管理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 |
| 3.1.1 内部因素 |
| 3.1.2 外部因素 |
| 3.2 共管模式 |
| 3.2.1 CM项目管理模式 |
| 3.2.2 BOT项目管理模式 |
| 3.2.3 总承包项目管理模式 |
| 3.2.4 平行承发包项目管理模式 |
| 3.2.5 设计或施工联合体承包项目管理模式 |
| 3.2.6 NC(Novation Contract)转换型承发包项目管理模式 |
| 3.3 代建模式 |
| 3.3.1 代建制的概念及起源 |
| 3.3.2 实施代建模式的必要性 |
| 3.3.3 代建模式的主要特点 |
| 3.3.4 高校基建工程项目管理代建模式下管理可能出现的问题 |
| 3.3.5 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
| 3.4 共管模式和代建模式在甘肃高校的适用性分析 |
| 3.4.1 CM项目管理模式 |
| 3.4.2 BOT模式 |
| 3.4.3 总承包项目管理模式 |
| 3.4.4 平行承发包项目管理模式 |
| 3.4.5 设计或施工联合体承包项目管理模式 |
| 3.4.6 NC(Novation Contract)转换型承发包项目管理模式 |
| 3.4.7 代建模式 |
| 3.5 自管模式 |
| 3.5.1 甘肃高校基建工程项目管理模式的选用原则 |
| 3.5.2 甘肃高校基建工程项目管理的自管模式 |
| 3.6 各种管理模式在甘肃高校运用情况调查 |
| 3.7 管理模式研究评述 |
| 3.8 甘肃高校基建工程项目管理的治理 |
| 3.8.1 目前甘肃高校基建工作的基本背景 |
| 3.8.2 甘肃高校基建工程项目管理的治理设想 |
| 3.9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案例分析 |
| 4.1 河西学院概况 |
| 4.2 河西学院基建工程项目管理模式 |
| 4.2.1 学校层面管理 |
| 4.2.2 部门层面管理 |
| 4.2.3 管理模式的选用 |
| 4.3 学术交流与信息中心工程案例管理模式选择定量分析 |
| 4.3.1 项目概况 |
| 4.3.2 层次分析法概述 |
| 4.3.3 管理模式优选的流程 |
| 4.3.4 案例工程AHP模型的构建 |
| 4.3.5 案例工程管理模式优选 |
| 4.3.6 综合分析 |
| 4.4 案例工程过程管理 |
| 4.4.1 项目前期管理 |
| 4.4.2 项目施工期管理 |
| 4.4.3 项目建成的效果 |
| 4.4.4 项目管理经验分析 |
| 4.5 案例研究评述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结论与展望 |
| 5.1 结论 |
| 5.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甘肃高校基建工程项目管理模式调查表 |
（5）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问题意识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梳理 |
| 1.2.2 国内研究动态 |
| 1.2.3 研究成果评析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的理论依据 |
| 1.1 马克思主义的反贫困思想 |
| 1.1.1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反贫困思想 |
| 1.1.2 列宁的反贫困思想 |
| 1.1.3 毛泽东的反贫困思想 |
| 1.1.4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反贫困思想 |
| 1.1.5 习近平新时代精准扶贫战略思想 |
| 1.2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理论分析 |
| 1.2.1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概念 |
| 1.2.2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内涵 |
| 1.2.3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原理 |
| 1.2.4 马克思主义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理论 |
| 1.3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理论分析 |
| 1.3.1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特殊性分析 |
| 1.3.2 精准扶贫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相互关系分析 |
| 1.3.3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基本内涵分析 |
| 1.3.4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作用机制分析 |
| 第二章 扶贫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历史考察 |
| 2.1 扶贫救济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1978 年一1985 年) |
| 2.1.1 组织领导功能:有力推动农村土地经营制度改革 |
| 2.1.2 政策执行功能:促进农村贫困地区商业发展 |
| 2.1.3 统筹协调功能:带动农村贫困群众就业增收 |
| 2.1.4 资源整合功能:助力农村基础设施显着改善 |
| 2.2 扶贫开发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1986 年一1993 年) |
| 2.2.1 成立农村扶贫机构:加强组织领导功能的新起点 |
| 2.2.2 落实专项帮扶计划:加强政策承接功能的着力点 |
| 2.2.3 纳入贫困县惠顾序列:加强致富引领功能的关键点 |
| 2.3 扶贫攻坚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1994 年一2000 年) |
| 2.3.1 统筹农村“三位一体”扶贫力量 |
| 2.3.2 推动建立农村多元互促扶贫模式 |
| 2.3.3 带领农村群众开展内源扶贫 |
| 2.4 综合扶贫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2001 年一2011 年) |
| 2.4.1 全力构建农村大扶贫格局 |
| 2.4.2 在“一体两翼”战略中推进农户参与式扶贫 |
| 2.4.3 以“多予、少取、放活”确立行动导向 |
| 2.4.4 在“双轮驱动”中增强农村贫困群众生活保障 |
| 2.5 精准扶贫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2012 年一2020 年) |
| 2.5.1 扶贫领导作用持续强化 |
| 2.5.2 功能实现特征更加鲜明 |
| 2.5.3 引富带富成就广受认同 |
| 2.5.4 党建扶贫经验值得推广 |
| 第三章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状况实证分析 |
| 3.1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状况的个案研究 |
| 3.1.1 样本选择 |
| 3.1.2 现实表现 |
| 3.2 精准扶贫中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的主要问题 |
| 3.2.1 功能主体中的本位化问题 |
| 3.2.2 功能结构中的固有化问题 |
| 3.2.3 功能方式中的单一化问题 |
| 3.2.4 功能策略中的浅表化问题 |
| 3.2.5 功能保障中的低效化问题 |
| 第四章 精准扶贫中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思考 |
| 4.1 以多元化为方向,拓展功能主体 |
| 4.1.1 以加强致富引领为指向,创新农村党组织本体设置 |
| 4.1.2 以加强党群联系为导向,健全党务村务监督主体 |
| 4.1.3 以加强农村治理为取向,构建“一核多元”治理体系 |
| 4.2 以科学化为原则,完善功能结构 |
| 4.2.1 坚持选育结合,完善力量结构 |
| 4.2.2 坚持培优训强,完善素质结构 |
| 4.2.3 坚持科学衔接,完善制度结构 |
| 4.3 以多样化为要求,丰富功能方式 |
| 4.3.1 实施多元推动,促成扶贫路径多样化 |
| 4.3.2 实施资源整合,促成要素配给多样化 |
| 4.3.3 实施人才战略,促成精英参与多样化 |
| 4.4 以精准化为内涵,实施功能策略 |
| 4.4.1 推动精准识别,克服“漏桶效应” |
| 4.4.2 推动精准施策,稳定脱贫成果 |
| 4.4.3 推动精准考核,完善评价机制 |
| 4.5 以持续化为导向,加强功能保障 |
| 4.5.1 持续壮大村级积累 |
| 4.5.2 持续健全协调体系 |
| 4.5.3 持续强化服务保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6）沿黄河九省区水资源承载力评价与障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1.2.1 理论意义 |
| 1.1.2.2 实践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水资源承载力概念 |
| 1.2.2 水资源承载力地域研究进展 |
| 1.2.3 水资源评价方法研究进展 |
| 1.2.4 水资源承载力影响因素研究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点 |
| 1.4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概念界定 |
| 2.1 水资源承载力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1.2 循环经济理论 |
| 2.2 内涵界定 |
| 2.2.1 水资源承载力的内涵界定 |
| 2.2.2 水资源承载力的特征分析 |
| 第三章 沿黄河流域九省区概况 |
| 3.1 地理区位状况 |
| 3.2 地形地貌状况 |
| 3.3 气候水文状况 |
| 3.3.1 气候条件 |
| 3.3.2 水文条件 |
| 3.4 水资源状况 |
| 3.5 社会经济状况 |
| 3.5.1 人口数量 |
| 3.5.2 城市化进程 |
| 3.5.3 经济发展水平 |
| 3.5.4 科学技术水平 |
| 3.6 生态环境状况 |
| 3.6.1 生态环境质量 |
| 3.6.2 污染排放 |
| 3.6.3 环境保护治理 |
| 3.7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沿黄河九省区水资源承载力综合评价 |
| 4.1 模型构建 |
| 4.1.1 水资源承载力子系统间关系 |
| 4.1.1.1 水资源子系统分析 |
| 4.1.1.2 社会子系统分析 |
| 4.1.1.3 经济子系统分析 |
| 4.1.1.4 生态环境子系统分析 |
| 4.1.2 评价指标构建原则 |
| 4.1.3 水资源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4.1.3.1 水资源子系统指标选取 |
| 4.1.3.2 社会系子统指标选取 |
| 4.1.3.3 经济子系统选取 |
| 4.1.3.4 生态环境子系统选取 |
| 4.1.4 评价指标体系指标筛选 |
| 4.1.4.1 主成分分析法基本原理 |
| 4.1.4.2 KMO与 Bartlett球形检验 |
| 4.1.4.3 主成分结果分析 |
| 4.1.5 评价指标体系二次优化 |
| 4.1.6 评价指标体系可信度分析 |
| 4.1.7 指标数据标准化及权重确定 |
| 4.1.7.1 熵权法确定评价指标体系权重 |
| 4.1.7.2 层次分析法确定评价指标体系权重 |
| 4.1.7.3 指标综合权重 |
| 4.1.8 综合评价模型及分级标准 |
| 4.2 沿黄河流域水资源承载力水平评价 |
| 4.2.1 沿黄河流域水资源承载力时空变化分析 |
| 4.2.1.1 沿黄河流域水资源承载力时序演化分析 |
| 4.2.1.2 沿黄河流域水资源承载力空间演化分析 |
| 4.2.2 沿黄河流域水资源子系统承载力时空演化分析 |
| 4.2.2.1 沿黄河流域水资源子系统承载力时序演化分析 |
| 4.2.2.2 沿黄河流域水资源子系统承载力空间演化分析 |
| 4.2.3 沿黄河流域社会子系统承载力时空演化分析 |
| 4.2.3.1 沿黄河流域社会子系统承载力时序演化分析 |
| 4.2.3.2 沿黄河流域社会子系统承载力空间演化分析 |
| 4.2.4 沿黄河流域经济子系统承载力时空演化分析 |
| 4.2.4.1 沿黄河流域经济子系统承载力时序演化分析 |
| 4.2.4.2 沿黄河流域经济子系统承载力空间演化分析 |
| 4.2.5 沿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子系统承载力时空演化分析 |
| 4.2.5.1 沿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子系统承载力时序演化分析 |
| 4.2.5.2 沿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子系统承载力空间演化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沿黄河九省区水资源承载力耦合协调性分析 |
| 5.1 模型构建 |
| 5.1.1 耦合度模型 |
| 5.1.2 耦合协调度模型 |
| 5.2 沿黄河流域水资源承载力耦合度时空分异特征 |
| 5.2.1 沿黄河流域水资源承载力耦合度时序变化 |
| 5.2.2 沿黄河流域水资源承载力耦合度空间演化分析 |
| 5.3 沿黄河流域水资源承载力耦合协调性时空分异格局 |
| 5.3.1 沿黄河流域水资源承载力耦合协调性时序变化 |
| 5.3.2 沿黄河流域水资源承载力耦合协调性空间演化分析 |
| 5.4 沿黄河流域水资源承载力子系统间耦合度时空分异格局 |
| 5.4.1 沿黄河流域子系统水资源承载力耦合度时序变化 |
| 5.4.2 沿黄河流域子系统水资源承载力耦合度空间分异特征 |
| 5.5 沿黄河流域水资源承载力子系统间耦合协调性时空分异格局 |
| 5.5.1 沿黄河流域子系统水资源承载力耦合协调度时序变化 |
| 5.5.2 沿黄河流域子系统水资源承载力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特征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水资源承载力障碍因素及政策建议 |
| 6.1 模型构建 |
| 6.2 沿黄河流域水资源承载力障碍度诊断 |
| 6.2.1 准则层障碍因子分析 |
| 6.2.2 沿黄河流域上游省份障碍因子分析 |
| 6.2.3 沿黄河流域中游省份障碍因子分析 |
| 6.2.4 沿黄河流域下游省份障碍因子分析 |
| 6.3 提升沿黄河九省区水资源承载力的对策建议 |
| 6.3.1 青海省水资源承载力提升对策建议 |
| 6.3.2 四川省水资源承载力提升对策建议 |
| 6.3.3 甘肃省水资源承载力提升对策建议 |
| 6.3.4 宁夏水资源承载力提升对策建议 |
| 6.3.5 内蒙古水资源承载力提升对策建议 |
| 6.3.6 陕西省水资源承载力提升对策建议 |
| 6.3.7 山西省水资源承载力提升对策建议 |
| 6.3.8 河南省水资源承载力提升对策建议 |
| 6.3.9 山东省水资源承载力提升对策建议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7）秦巴山区人地系统演化格局及空间管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主要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框架及思路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第二章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2.1 相关概念与内涵 |
| 2.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2.2.1 山地研究进展与现状 |
| 2.2.2 山区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 |
| 2.2.3 山区人地系统空间格局研究 |
| 2.2.4 山区人地系统演化研究 |
| 2.2.5 山区人地作用机制研究 |
| 2.2.6 山区人地系统研究方法 |
| 2.3 研究评述 |
| 2.3.1 现状评述 |
| 2.3.2 启示与总结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 |
| 3.1 山区人地系统理论 |
| 3.1.1 基本特征 |
| 3.1.2 要素和结构 |
| 3.1.3 状态与作用机制 |
| 3.1.4 演化及影响机理 |
| 3.2 山区人地系统空间均衡理论 |
| 3.2.1 空间均衡基本理论 |
| 3.2.2 空间均衡科学维度 |
| 3.2.3 山区空间均衡模型架构 |
| 3.3 山区人地系统空间管控理论 |
| 3.3.1 山区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原理 |
| 3.3.2 山区人地系统协调发展目标 |
| 3.3.3 山区人地系统空间管控路径 |
| 第四章 秦巴山区人地系统演化与格局分析 |
| 4.1 秦巴山区人地系统概况 |
| 4.2 人地系统演化阶段 |
| 4.2.1 远古时代至先秦时期 |
| 4.2.2 春秋战国至明清时期 |
| 4.2.3 民国时期至今 |
| 4.3 21世纪以来人地系统演化分析 |
| 4.3.1 指标体系与研究方法 |
| 4.3.2 演化特征与空间差异 |
| 4.3.3 协调度演化驱动力分析 |
| 4.4 人地系统的水平格局 |
| 4.4.1 自然地理环境格局 |
| 4.4.2 人口与经济格局 |
| 4.5 人地系统的垂直格局 |
| 4.5.1 人地系统垂直分异特征 |
| 4.5.2 人口-经济空间分布与地形相关性 |
| 4.5.3 地形对人口-经济空间的影响机制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秦巴山区人地系统空间均衡分析 |
| 5.1 人地关系匹配均衡评价 |
| 5.1.1 研究机理与指标体系 |
| 5.1.2 供给能力与需求强度 |
| 5.1.3 空间匹配均衡度特征 |
| 5.2 人地系统效益均衡评价 |
| 5.2.1 总体效益评价 |
| 5.2.2 空间效益均衡度特征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秦巴山区人地系统空间管控研究 |
| 6.1 空间管控思路 |
| 6.2 空间管控依据 |
| 6.2.1 人地系统演化规律 |
| 6.2.2 人地系统基本格局 |
| 6.2.3 人地系统空间均衡 |
| 6.3 空间管控模式 |
| 6.3.1 生态保障单元 |
| 6.3.2 经济保障单元 |
| 6.3.3 效益双增单元 |
| 6.3.4 效益转移单元 |
| 6.4 空间管控实践方案 |
| 6.4.1 管控单元 |
| 6.4.2 规划策略 |
| 6.4.3 政策保障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创新之处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8）农业保险、产业链延伸与减贫增收的协同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 |
| 1.2.1 农业产业链研究 |
| 1.2.2 农业保险对农业的溢出效应研究 |
| 1.2.3 农民减贫增收研究 |
| 1.2.4 农业保险、产业链延伸和农民减贫增收的关系研究 |
| 1.2.5 文献综述小结 |
| 1.3 主要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界定 |
| 1.3.2 研究对象 |
| 1.3.3 研究内容 |
| 1.3.4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存在的创新点与局限性 |
| 第2章 农业保险、产业链延伸与减贫增收的现状分析 |
| 2.1 农业保险发展现状 |
| 2.1.1 农业保险发展历程 |
| 2.1.2 农业保险平稳快速发展 |
| 2.1.3 分地区农业保险发展状况 |
| 2.2 农业产业链的演变和现状 |
| 2.2.1 我国农业产业链的发展历程 |
| 2.2.2 农业产业链的现状分析 |
| 2.2.3 农业产业链延伸发展的区域差异 |
| 2.3 农民减贫增收发展现状 |
| 2.3.1 中国扶贫减贫事业发展历程 |
| 2.3.2 农民减贫增收成效显着 |
| 2.3.3 农民减贫增收的区域异质性分析 |
| 第3章 农业保险、产业链延伸和减贫增收协同促进作用的理论机制 |
| 3.1 农业保险与产业链延伸协同作用的路径和机理 |
| 3.2 农业保险与减贫增收协同作用的理论机制 |
| 3.3 产业链延伸与减贫增收协同促进作用的理论机理 |
| 第4章 农业保险、产业链延伸与减贫增收协同促进作用实证分析 |
| 4.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2 系统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和综合测度 |
| 4.2.1 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2.2 指标权重确定方法和步骤 |
| 4.2.3 综合测度与结果分析 |
| 4.3 我国农业保险、产业链延伸与减贫增收的耦合实证分析 |
| 4.3.1 耦合的概念界定 |
| 4.3.2 系统耦合方法 |
| 4.3.3 耦合结果分析 |
| 第5章 结论、对策与建议 |
| 5.1 研究结论 |
| 5.2 对策与建议 |
| 5.2.1 鼓励创新农业保险产品开发 |
| 5.2.2 加大农业保险宣传力度,完善政策法规 |
| 5.2.3 支持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发展 |
| 5.2.4 将高科技、高知识引入农业生产过程 |
| 5.2.5 加大扶农支出,加强农村地区保障体系建设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9）甘肃产业生态化时空演变特征与驱动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产业生态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产业生态化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2 产业生态化的理论基础 |
| 2.1 生态经济学理论 |
| 2.2 产业生态学理论 |
| 2.3 循环经济理论 |
| 2.4 绿色发展理论 |
| 2.5 简要评论 |
| 3 甘肃产业生态化发展现状 |
| 3.1 甘肃总体概况 |
| 3.2 产业发展现状 |
| 3.2.1 第一产业发展现状 |
| 3.2.2 第二产业发展现状 |
| 3.2.3 第三产业发展现状 |
| 3.2.4 三次产业发展潜力 |
| 3.3 产业发展生态环境分析 |
| 3.4 产业生态化存在的问题 |
| 3.5 已出台的产业生态化政策 |
| 4 甘肃产业生态化测度及时空演变特征 |
| 4.1 指标体系构建 |
| 4.2 指标权重的确定 |
| 4.3 测度模型构建 |
| 4.4 数据来源 |
| 4.5 测度结果分析 |
| 4.5.1 产业生态化的时序演化分析 |
| 4.5.2 产业生态化的空间分异分析 |
| 5 甘肃产业生态化驱动因素分析 |
| 5.1 驱动因素选择 |
| 5.2 模型构建 |
| 5.2.1 空间计量模型的设定 |
| 5.2.2 空间权重的选择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1 各驱动因素对产业生态化的实证分析 |
| 5.3.2 各驱动因素的空间溢出效应 |
| 5.4 稳健型检验 |
| 6 甘肃产业生态化发展对策 |
| 6.1 统筹好局部与整体,现在与将来的产业生态化发展关系 |
| 6.2 推动产业生态化改造,发展绿色生态产业 |
| 6.3 完善制度,创新技术,强化产业生态化措施保障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中国工业绿色发展质量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变量注释表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问题提出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4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5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6 创新点 |
| 2 工业绿色发展质量分析的理论框架 |
| 2.1 内涵分析 |
| 2.2 理论基础分析 |
| 2.3 构成要素与基本内容 |
| 2.4 理论框架 |
| 2.5 本章小结 |
| 3 工业绿色发展质量测度分析 |
| 3.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3.2 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测度 |
| 3.3 工业绿色发展效率测度 |
| 3.4 工业绿色发展协调度测度 |
| 3.5 本章小结 |
| 4 工业绿色发展质量空间效应分析 |
| 4.1 空间效应检验方法 |
| 4.2 空间权重设定 |
| 4.3 空间效应检验 |
| 4.4 本章小结 |
| 5 工业绿色发展质量影响因素分析 |
| 5.1 影响因素识别与机理分析 |
| 5.2 空间计量分析框架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6 我国工业绿色发展质量提升策略 |
| 6.1 发达国家工业发展实践经验 |
| 6.2 工业绿色发展质量提升策略 |
| 6.3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致谢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四、甘肃：不断提高组织协调水平（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格局与影响因素研究[D]. 郝辑. 吉林大学, 2021(02)
- [2]我国社会型基础设施的经济和社会效应研究[D]. 邢斯达.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21(11)
- [3]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与展示体系研究[D]. 苏静.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1(01)
- [4]甘肃高校基建工程项目管理策略研究[D]. 黄锦. 兰州理工大学, 2021(01)
- [5]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D]. 高云亮. 兰州大学, 2021(11)
- [6]沿黄河九省区水资源承载力评价与障碍因素研究[D]. 唐家凯. 兰州大学, 2021(09)
- [7]秦巴山区人地系统演化格局及空间管控研究[D]. 敬博. 西北大学, 2020
- [8]农业保险、产业链延伸与减贫增收的协同效应研究[D]. 朱啸枫. 青岛大学, 2020(02)
- [9]甘肃产业生态化时空演变特征与驱动因素研究[D]. 张增敏. 兰州财经大学, 2020(02)
- [10]中国工业绿色发展质量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D]. 李成宇. 山东科技大学, 20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