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新疆地方志总目录

一、2003年《新疆地方志》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李楠^[1]（2018）在《东疆维吾尔族织绣纹样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丝绸之路的开通使得新疆地区的织绣艺术绚烂多彩,作为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的中转站,在历史的不断发展与演变中以吐鲁番、哈密为核心的东疆地区,织绣的种类更是品类繁多、丰富多样。文章针对新疆东部哈密、吐鲁番维吾尔族织绣艺术展开历史梳理和现状调研,论述在地域上由新疆西南（以喀什和田为中心的南疆）向新疆东北（以吐、哈为中心的东疆）的分布中,维吾尔织绣文化呈现出由“织”至“绣”的变化,而历史上维吾尔族由早期向清季民国时期和当代的递变中,东疆的织绣文化也显现出由“织”至“绣”的走向,这种走向,源自织绣背后内地文化的影响。本文以文献研究与田野工作相结合,将历史中几个重要时间节点的织绣文化与当下的东疆维吾尔族刺绣艺术相结合,主要是对事实的研究,即关于东疆维吾尔族织绣独特性与成因的研究,以及当下东疆维吾尔族刺绣纹样的传承和发展的现状研究。文章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是对新疆地区织绣艺术整体风貌的呈现以及成因的分析,以此为基点探寻东疆地区与新疆其他维吾尔族聚集区（尤其是南疆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织绣艺术的不同之处,从而引出论题。第二章针对提出的问题,对于历史与当下出现在东疆维吾尔族织绣之上的纹样题材进行分类、整理、分析,展现其区别于南疆的不同装饰体系下的织绣纹样特征。第三章对东疆维吾尔族织绣纹样中不同类别的图式进行图案构成与形式分析,通过与内地同类纹样的多维度比对,对本文的论题进行印证,即内地因素在由“织”到“绣”的东疆维吾尔族织绣艺术体系构建中的重要影响。第四章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当下借鉴了内地先进机制体制下的东疆维吾尔族刺绣纹样的发展走向与刺绣传承的现状进行分析,阐释作为民艺学视角下的维吾尔族刺绣艺术在当下生存、发展的出路:也即与内地刺绣艺术和传承、保护经验的交流与借鉴,这是当下该地区刺绣艺术的历史与现实所决定的。文章强调,作为中华民族艺术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东疆维吾尔族刺绣艺术体系的形成,从来都不是某一个单一民族所独立构建的,而是在与其他各兄弟民族以及内地文化的不间断的交流与融合中形成的;现代刺绣随机生发和绘画性的显花方式在东疆维吾尔族生活中逐渐取代了理性规范和数目计算的织绣显花方式,也是维吾尔族在与内地文化的交融中走向世俗之美和生活之美的内在审美需求所使。文章从田野调查的原始材料入手,结合历史文献、考古报告、博物馆及私人藏品,旁参专题图册、图录,以织绣纹样为核心,尽力挖掘文化根因,历史叙述与问题讨论中亦有厘正陈说之效。

沈阳^[2]（2016）在《中国气象志编纂体例研究》文中指出编修志书是中国所特有的优秀文化传统,地方志是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具有较强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气象志作为地方志中的一种专业志,反映地方气象事业的发展面貌,表现天气气候的基本特征以及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服务当代、有益后世,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论文第一部分介绍了我国气象志编纂的缘起和现状,首先回顾了我国历代有关气象信息的着述概况;其次探讨了气象志编纂的背景,包括气象法令的颁布与修志制度的确立、气象组织的建立与气象学者的推动以及方志学的发展与方志编纂理念的转变。最后梳理了我国现有气象志的编纂成果和续修现状。第二部分研究气象志的编纂原则和方法。编纂原则继承了气象史志研究学者王鹏飞关于气象志编纂的四大原则和五个具体原则的观点,分别是时代先进性原则、志实原则、存史原则、统属原则、体例原则和地域性原则;编纂方法主要着眼于断限取舍、详主略次、叙而不论和气象志数字化等四点。第三部分研究气象志的编纂程序。从各地编志政策与工作方法的确定、资料的收集与应用、气象志的编纂主体和气象志编纂的技术规范问题等四个方面展开论述。本部分对一些业内有口皆碑的专业志书的编纂过程进行了个案研究。第四部分深入研究气象志的体例结构。气象志的编修主要是政府组织、官方负责,具体是由各地气象局、气象站和地方志编修办公室合作撰就,因此具有官修志书的规范化特点,大体上继承了传统志书的章节体和横排志书的体例。与此同时,不少省市编修的气象史志有所创新,具体体现在变“横分”为“竖排”、“以时”分类转为“以事”分类,以及章节体和条目体的结合、附录的大量运用上。本部分还对气象志编纂体例提出了几点建议,包括在气象史志中增加学科分支,突出气象人物在气象学史中的地位、突出气象交流、强化气象业务的表现、考证气象史志史料来源并且丰富编纂方法等等。最后指出气象志编纂的影响和研究气象志编纂体例的意义,气象志编纂的价值包括史料价值、学术研究价值和对其他学科、行业的价值,研究气象志编纂体例的意义主要是从总结现有气象志的问题、对今后气象志得编纂提出指导、推动气象科学事业的发展三点展开。

纪新芳^[3]（2016）在《历代“河州志”比较研究》文中认为河州（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地理位置特殊：它不仅是黄土高原、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的结合部,又是农业区和牧业区的分界,还是汉文化和藏文化以及其他民族文化的汇聚交融之地。自秦汉以来,这里先后设县、置州、建郡,兵家必争,商贾云集,河湟重镇成为沟通中原与西部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往来的枢纽,丝绸之路、唐蕃古道和甘川古道在这里交汇延伸,昔日的辉煌为它赢得了“西部旱码头”的盛誉。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为西部各民族的发展再鼓东风,了解河州,研究河州就成为走向未来的起点。“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因此,对河州志的研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自明嘉靖年间首部“河州志”修撰流传以来,截止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河州地区共编修了“河州志”七部,学术界对“河州志”的研究极为重视。从目前已发表的研究成果来看,对历史上河州人文、地理、经济、文化和民族交往等问题均有涉及,为“河州志”的研究积累了宝贵的资料,为开发和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拓宽经济发展和对外交流的渠道,提供了可靠的、有益的参照。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历代“河州志”的编撰思想有哪些不同?它的体例、结构和侧重点有哪些差别?目前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尚未全面展开。从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角度对历代“河州志”进行综合性的比较研究,将会对历代“河州志”编撰者的历史观、价值观有一个深入的认识,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也会影响着编撰者对“河州志”的结构、体例和侧重点的布局和安排。此番基于史学史角度的尝试性的对历代“河州志”进行初步的综合性的比较研究,既是为了发挥“地方志”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也是为了推动“河州志”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同时为这个领域的研究贡献绵薄之力。

徐溪^[4]（2015）在《合和生一：清代新疆汉族文人休闲文化考论》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素有崇尚闲适人生的传统,中国文人有着向往悠闲的浪漫情怀。古代文人无论入世与归隐,始终将“品味闲适”视作至高境界的精神追求。清代新疆汉族文人在品闲的雅趣中感悟出人生境界,这种休闲思想与内地文人同质,但又具有地域的独特性与创造性。探究清代新疆精英阶层的休闲方式、休闲智慧与休闲境界,对建设当代新疆的和谐社会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本文的研究从分析休闲文化产生的基础、梳理休闲文化的群体、考证休闲生活的方式、归纳休闲境界等方面逐一展开:清代新疆的自然环境和民族概况为新疆休闲文化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生态基础。塞外西域虽多戈壁荒漠,仍不乏风景优美、资源富足的萋萋绿洲。这些绿洲水甘土沃,气候宜人,人烟稠密,牧场广阔,为清代新疆休闲文化的形成营造了优越的自然环境。清代新疆民族构成及人口的数量,奠定了清代新疆休闲文化的格局。清代新疆的政治背景、经济背景、思想背景为休闲文化的生成提供了社会基础。清政府对新疆的治理巩固了新疆的安定,为居民休闲生活奠定了政治基础。清代新疆经济发展状况良好,农牧业、手工业的繁荣,城镇化的进程,为休闲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经济条件。赏闲、求闲、惜闲的休闲思潮,折射出清人尤其是汉族文人的休闲心态。清代新疆汉族文人是新疆休闲文化的主要群体。清代新疆的文人大致分派遣官吏、流放遣员、随军幕僚、本土文人。这些文人的诗文记录了清代新疆社会的休闲文化。清代新疆汉族文人从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充实了休闲生活,丰富了休闲文化的内涵。一般认为物质层面的休闲琐碎平庸,是诗意消散的蠹患,精神层面的休闲才是诗意的源泉,然而,清代新疆文人却在衣食住行的细碎中找到生活的情趣和诗意,以生花妙笔描绘出燕居闲适的韵味。清代新疆文人的悠闲,无论是诗书吟咏,琴棋书画,还是鉴花赏月,都体现出高雅的审美追求,即使庆贺佳节或是花鸟虫鱼的赏玩也极富有生活情趣。文人对休闲的追求其实是一种“境界”的追寻。中国传统的休闲哲学强调个体生命与心灵的和谐相处之道、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之道、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之道。文人对“闲”的消解最终都将回归到内心的淡泊宁静与生命的融汇和谐。清代新疆文人在休闲的境域趣舍之间,修养身心,逸出尘俗之境;步入自然,游赏审美之境;文化交融,融入和谐之境;最终以“合和生一”的休闲观体悟到休闲的意义与境界。清代新疆汉族文人休闲文化的核心思想是“和谐”,“合和生一”浓缩了文人对休闲的体认、心态和践行。虽然清代新疆汉族文人的休闲远不及京城、江浙地带休闲文化的精致与艺术,但这在新疆已具开拓引领之功,更带动了清代新疆汉文化的繁荣。探究清代新疆汉族文人的休闲文化对于矫正当代休闲生活的异化,促进新疆各民族多元文化的和谐发展,延续汉文化对新疆文化的引领等方面都具有实践意义。

邹涛^[5]（2014）在《清末至民国时期西南地区乡土志研究（1905-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古至今,依托一定的文本、尤其教材,对儿童进行爱乡爱国教育是各代政府非常关心的根本大事,对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至关重要。在清末国家民族危亡之际出现的乡土志就肩负着培养儿童忠君爱国思想的重任。乡土志虽为乡土教育教材,但其包含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历史地理信息使之不再局限于教材的定位,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弥足珍贵的历史地理文献,其内容丰富、价值很高,不容忽视。从历史地理文献的角度出发,探讨乡土志的产生背景、地理分布、编撰情况,分析其价值和局限,是历史地理文献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西南地区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也是全国少数民族最多最集中的区域,故有浓郁的地域特色,且为国家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地区,对清末至民国时期（1905—1949）西南地区乡土志进行深入研究,不仅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而且颇有现实意义。对清末至民国时期西南地区乡土志的梳理、统计,主要依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中国地方志综录》等工具书和实地考察资料,对其探研除注意运用中国历史地理文献等古代文献和地方志外,还重视了对有关教育资料和档案资料及政府文件的运用。综合运用历史学、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教育学、社会文化学等学科的知识、方法和理论,注意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及历史比较法的应用,同时注重田野考察,以深化对清末至民国时期西南地区乡土志的地理分布、编撰情况和价值等方面的认识。以学术史回顾为基础,探讨清末至民国时期西南乡土志产生的时代背景,分析其地理分布状况,深入剖析其包括编撰群体、编撰体例和写作特点、编撰内容及其特点等在内的编撰情况,全方位探究乡土志与旧方志的关系,多角度揭示其价值、教育功能及其局限,以建构对清末至民国时期西南地区乡土志研究的立体结构。当时本区的乡土志是在列强入侵与民众觉醒,适应当时教育改革的新要求,深受海外乡土教育理念影响,并继承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形势下产生的,总计撰写109种,几乎遍布西南地区五分之三以上的区域,其中,四川省乡土志的地理分布最为广泛,几乎涵盖该省绝大部分区域；云南省乡土志的分布也相对较广,而贵州省乡土志的分布只涉及其非常狭窄的部分区域,故当时本区乡土志总体分布极不平衡,且呈现出片状、带状和散点分布相结合的特点。当时本区形成以当地知县、知州、县长等政府官员为主导、本地教育界人士和文人学者为主体、并辅以外地知识分子和海外留学生的乡土志编撰群体。其中,县级地方行政官员发挥了领导和组织的重大作用,用行政权力保障了当时本区乡土志的编撰；教育界人士和文人学者是当时本区乡土志编撰的中坚力量；而外地知识分子和海外留学生的加入则为本区乡土志编撰带来了先进的思想观念、调查务实的科学精神和近代西方教材的编写方法等,无不深刻影响着本区乡土志的编写。近代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使乡土志编撰体例和写作特点富有中西合璧、古今交融的特点。从编撰体例看,当时本区的乡土志仍然以中国传统方志的体例为主,富有西方文化特色的章节体、课目体等体例则所占比例较少；从写作特点看,当时本区大部分乡土志立足于儿童乡土教育的教材性质,从儿童学习规律和心理特征出发,坚持由近及远原则,力求语言简洁明了、通俗易懂；同时,为激发儿童的兴趣,还采用了灵活多样的编撰方式,这是我国教材编写方式近代化的表现。清末颁布的《乡土志例目》规定乡土志由历史、地理、格致三大版块组成,具体内容含历史、物产、商务等15项,民国时期乡土志撰写的内容又有新扩展,主要增加了交通、邮政、电讯等项,而抗战时期又增加了自治组织、军事防卫等项,乡土志所记各地信息日益丰富而全面。其中,乡土自然地理是当时本区乡土志中记载最为丰富的内容；乡土政治地理则是当时本区各地乡土志或多或少都会涉及的部分；乡土经济地理更是当时本区乡土志记述的重点；乡土文化地理内容丰富而全面。当时本区的乡土志具有如下鲜明时代特色：1.御辱雪耻、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观念鲜明；2.放眼世界、对外开放的进步思想突出；3.学习先进科学文化和政治、经济管理经验的近代化内容丰富；4.注重实地调查、讲求实学的务实之风浓郁；5.凝聚民族精神、团结民众御敌抗战的战时危机感强烈。乡土志还具有涉及少数民族内容的乡土志比例高,述及的少数民族多、分布广,包含的少数民族内容丰富,不同历史时期乡土志少数民族内容的撰写有变化等浓郁民族特色。清末至民国时期西南地区的乡土志与旧方志虽同为中国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但因其历史积淀和产生的时代背景等殊异,而导致其编撰群体、编撰指导思想、编撰体例和写作特点及内容等方面均各有不同；然因乡土志既脱胎于旧方志,而又有若干创新,故使二者“同中有异”或“异中有同”,这不仅更好地彰显了乡土志与旧方志各自的特色,而且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对乡土志的认识。乡土志作为历史地理文献的重要类别之一,其价值不可低估,可补充方志之所遗,匡正方志之所误,丰富西南历史地理文献类别,为研究清末至民国时期西南自然和人文地理提供重要资料等。同时乡土志对普及爱国主义教育、促进学科教学规范化和推动教育教学改革的发展等均有积极意义。然由于多种原因,当时本区乡土志也具有局限性,如史实或不确、内容较单薄、撰写尚嫌粗糙等,故当时本区乡土志编撰的科学性还有待加强。清末至民国时期西南地区乡土志不仅有利于深化我们对当时本区乡土历史的认识,而且对当代本区乡土志的撰写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意义不可低估。

邹涛^[6]（2013）在《20世纪以来晚清至民国时期乡土志研究综述》文中研究表明乡土志是重要的历史文献,20世纪初以来关于1905～1949年间乡土志的研究已经取得比较丰富的成果,为以后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当注意拓展和深化研究内容,扩大研究所涉区域范围,创新研究方法,注意挖掘乡土志的历史文献功能等,以推动清末至民国时期乡土志的研究再上一个新台阶。

白苏侠^[7]（2011）在《《钦定新疆识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疆识略》,全名《钦定新疆识略》,是继《皇舆西域图志》之后又一部重要的新疆地方通志,也是当时最为详实,水平最高的一部新疆地方志书。是书凡十二卷,内容涵盖了新疆的疆域、山川、城郭、治兵、边防、屯田、水利、矿产等方面,不仅对人们了解和认识新疆,对清政府进行统治和决策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也成为后人研究新疆尤其是清中叶新疆历史、地理、经济、社会、文化等必不可少的史料。但现在学术界对这部书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对它的评述大多侧重于史料价值,并没有注意到这部书在其他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尤其是缺乏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对《钦定新疆识略》进行全方位的系统研究。历史文献学是一门历史学与文献学相交叉的综合性学科,它是以文献、文献整理及文献内容为研究对象的,其范围包括:探索和阐述历史文献产生和发展的条件、形成过程、表现形式、收藏情况、流传过程、编纂规律,总结整理历史文献所取得的经验和对文献的评价。本文就是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以及历史地理学、方志学、史料学的角度出发,综合运用其理论与研究方法对《钦定新疆识略》的编纂者、写作背景、编纂过程、内容以及成书过程、史料价值等进行系统研究与分析,力争对《钦定新疆识略》的研究做到全面、系统、准确,为边疆史地学者研究乾嘉时期新疆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状况提供翔实的史料依据。本文运用历史文献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结合历史地理学、方志学、史料学的研究方法,参照当代哲贤的研究成果,对《钦定新疆识略》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与研究。因《钦定新疆识略》成书的曲折性与特殊性,可用对比及逻辑推理的方法与《西陲总统事略》及同时期的相关着述进行比较,突出其在编纂体例上的创新性,编纂内容上的求实性。本文共分五部分:弁言部分对本文研究目的及意义、国内研究现状作详细地阐述;第一章就成书背景、内容予以概述。《钦定新疆识略》是在乾嘉时期文化建设成为一种社会气息的大背景下修撰的,受到时代氛围影响较深,笔者就政治背景、文化因素及徐松个人文化修养一一缕析,试图揭示《新疆识略》在内外因糅合而生及其产生的不凡影响;第二章编撰与成书即在榎一雄、侯德仁、朱玉麒等先哲时贤论述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整理与补充;第三章版本考述,为本文主要创新点之一,笔者充分利用地域优势,发现新疆大学图书馆古籍室珍藏赐名前《伊犁总统事略》抄本,又奔赴北京、兰州等地图书馆广泛收集资料,发电子邮件至美国国会图书馆求证版本问题,对散佚的稿本、现存抄本、流通刻本作了比较全面的梳理;第四章价值与缺憾,《新疆识略》不仅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而且在西北史地研究中具有承上启下意义,历史地位与价值应予以肯定,虽略有缺憾,然瑕不掩瑜。

曹志红^[8]（2010）在《老虎与人：中国虎地理分布和历史变迁的人文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提出本选题通过收集、整理历史文献中有关食物链顶端的亚洲（主要是中国境内）特有种一一虎的记录,对中国不同地理单元的虎种群历史变迁过程进行复原,恢复其过去的生活史、时空分布变化、数量变化及人虎之间的关系。结合历史时期自然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展开,探讨土地开发、日常社会生活需要、虎贸易利益驱动等人文因素导致的人虎冲突、政府打虎活动对虎历史变迁的影响,揭示人虎关系演变的历程。本文以专题研究的形式对新疆、陕南、福建、江西、湖南、东北六个区域的虎资源变迁及人虎关系演变进行探讨,并对中国历史上的虎产品利用史、虎产品贸易史进行勾勒,梳理了中国历史上从未间断的打虎活动在不同阶段的特点。全文共分为四个大的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也是第1章的内容。主要介绍本研究的主旨和全文结构,勾勒研究简史,介绍研究方法。本研究主旨在于在古动物到现代动物演变之间,补充学术界较为缺乏的历史演变过程和内容,通过对典型动物虎的研究,将动物的环境指示意义、动物与人的关系研究推进到历史时期。丰富和完善历史地理、动物地理、环境变迁等学科的研究内容。第二部分是区域虎历史变迁专题研究,包括第2-7章。第2章对新疆虎的变迁进行了专题研究,消失在人们视线中的新疆虎具有很大的神秘性和研究难度,有关新疆虎的各种悬而未决的问题,造成了动物学界和历史地理学界相对空白的研究状态。本章充分利用岩画、地志、文集和探险考察游记等资料,对历史上的新疆虎进行调查确认与研究：新疆地区至少在距今1-1.5万年前即有虎分布,以后持续不断；其地理分布涉及天山南北,沿水源（河湖）分布于山间谷地、河流绿洲及山前冲积扇地带；其具体生境以芦苇、胡桐树木（胡杨林）等植被为主,具有足供捕食的食物。至清光绪前期新疆虎依然多见,光绪末年至民国初年（1899-1916）开始锐减。人类活动叠加的自然环境演化是影响新疆虎变迁的主要因素。生物链偶然因素的参与（肉食性蚂蚁威胁虎的繁殖）也起到了可能的影响作用。第3章以陕南为专题,着重探讨特定时空条件下典型动物资源变迁中的人文因素影响。明清时期是陕南地区移民、开发的高潮时期,历史记录显示,随着人类开发活动的全面展开和开发地域的渐次扩展,虎资源出现明显的变迁,人虎关系发生明显变化。以乾嘉时期为时间断限,虎的栖息领域出现阶段性萎缩,第一阶段涉及南郑、城固、沔县三地,第二阶段则开始大范围萎缩。人虎冲突逐渐加剧,除一般性人虎冲突事件外,激烈的虎患和打虎活动频繁发生,成为人虎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从而导致有计划、有组织、高奖励、高力度的政府性防虎、驱虎、打虎活动开始展开,最终导致虎数量剧减,分布范围显着萎缩,栖息地向人类活动影响较小、森林资源保存较为完好的高海拔山地后退。第4-6章对华南的三个地区（福建、江西、湖南）进行了专题研究,主要复原了虎的时空分布变迁和数量变化过程,着重分析了虎患现象,将其划分为4个等级,分析其发生的时空特征、烈度等级、原因和应对措施。得出结论：在进入人类文明阶段后,华南地区老虎的种群数量、分布范围都呈逐渐缩小之势,总的来说人类干扰和捕杀是主要因素。在华南地区,虎的栖息地除了森林山地之外,平原地区也曾有虎分布,因为当时的环境条件满足了虎生存所需的植被、水和食物三要素,比现在优越。虎患是华南地区的典型和突出现象,虎患烈度有愈演愈烈之势,人们的应对措施也因而出现了官方捕虎、民间打虎、军队猎杀、官民结合猎捕等形式。明清时期是南方地区历史上人虎冲突最剧烈,人类对华南虎影响最显着的一个时期,是华南虎生存出现危机的一个阶段。第7章对东北地区的虎变迁进行了专题研究,主要讨论了东北地区虎的分布变迁大势及其影响因素,探讨了东北地区历史上的猎虎活动和虎产品利用情况,探讨东北虎得以延续至今的原因,即该地山高林密的自然条件特点和人类开发进程分散性、断续性的特点,为虎的生存赢得了一线生机。近代东北开禁后,东北虎的生存受到人类前所未有的冲击。第三部分是虎历史变迁的人文影响因素研究,包括第8-9章的内容。第8章是关于中国历史上虎资源的利用和贸易史的勾勒,讨论了虎的药用、食用历史,勾勒出了虎产品贸易的发展过程。第9章是关于中国历史上打虎活动的讨论,指出打虎活动从史前到1970年代一直存在,明清时期是第一个打虎高潮时期,将虎的分布从平原和低山区推向中山和高山区,但并未对种群的数量造成毁灭性打击,真正起到灭绝性影响的是建国后50-70年代的除害兽运动。第四部分是结论部分,第10章内容。本文的突破性结论体现在几个方面,即填补新疆虎和虎产品利用和贸易史研究空白、丰富和补充动物学对于虎的栖息地选择、生活习性的认识、提出中国打虎活动的概念。最后,本研究阐明了历史环境变迁中人文因素的极端重要性,为特有动物种群变迁研究、濒危动物保护提供历史借鉴。

左宪亮^[9]（2009）在《国民政府对西北石油资源的勘探与开发》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国民政府勘探开发西北石油资源的历史进行了比较系统地探讨。国民政府时期是我国石油工业发展较快,取得成就较大的一个阶段。本文在简述晚清、北洋政府的勘探开发状况后,系统阐述国民政府对西北石油资源的勘探开发,主要从宏观政策,管理机构,勘探开发中的困难三个方面论述。其中对勘探开发过程中的困难的描写比较细致,通过对交通,资金,设备、设施,职工来源和地方势力等困难因素的阐述,揭示了勘探开发中的艰辛,也评述了国民政府所取得的成就。我认为,这一时期国民政府有关部门的工作,也为解放后石油工业的兴起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文章最后对国民政府勘探开发西北石油资源做出了评价。

王兴亮^[10]（2007）在《爱国之道，始自一乡 ——清末民初乡土志书的编纂与乡土教育》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主要以清末民初的乡土志书为基本素材，考察乡土志书产生的历史背景，分析其体例、内容风格及其历史演变；探讨其“爱乡”、“爱国”话语的具体表达；并通过案例分析来深化对不同的爱国表达籍以产生的历史情景的理解。随着近代西方新式教育理念的形成，对儿童开展乡土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适应晚清政府教育改革之需要，这种理念经由日本传入中国。晚清政府教化民众“尊君、爱国”的期望，是促使其提倡乡土教育的直接原因，并形成了相关的教育法令，出台了编纂乡土课本的指导体例——《乡土志例目》。由于政府的号召，以及出于不同的编纂目的，社会各界人士对乡土教育反响强烈。乡土志书的编纂以地方官员及文人士绅为主，其次为学堂教员与留日学生，还有来自社会学术团体“国学保存会”与“南社”的成员，另外还有其他形式的乡土教育活动。众多编者编出了具有不同体例、内容特色的乡土志书，而且表现出一定的地域差别。清政府就乡土志书制定了严格的审查制度，乡土志书曾因民族歧视内容引发了教科书案。乡土志书编者的个体差异，决定了不同乡土志书所具有的风格。通过对乡土教育先驱侯鸿鉴、国学大师刘师培、上海本地士绅李右之，以及“关学儒宗”张元际的个案研究，可以发现他们对地方社会关注的重心，就社会出路提出的解决方案与他们的具体社会背景紧密相关。乡土志书包含了丰富的思想内容，其思想来源各不相同。提倡由“爱乡”之情而形成“爱国”观念，是乡土志书的编纂宗旨，但对于不同编者而言，其所爱之“国”则可能大异其趣。或者说，编者们用了相同的概念或话语，却表达出不同的期许。比如“尊君”与“排清”，就现出在不同的乡土志书中。这些不同的乡土志书，为我们描绘出一幅生动的社会图景。民国成立后，乡土爱国教育得到延续发展。乡土志书的编者主体、体例、内容特色方面均有所改变；乡土教育的对象由童蒙走向成人，乡土志书则由学堂走向社会。本文附录了《乡土志书目提要》。它是以《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为基础，参照大量地方文献资料，整理出的一份书目。包括了目前存书，以及曾经成书的乡土志书，并附上了相关提要，以便阅者参考。

二、2003年《新疆地方志》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3年《新疆地方志》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东疆维吾尔族织绣纹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气象志编纂体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历代“河州志”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合和生一：清代新疆汉族文人休闲文化考论（论文提纲范文）

（5）清末至民国时期西南地区乡土志研究（1905-1949）（论文提纲范文）

（7）《钦定新疆识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老虎与人：中国虎地理分布和历史变迁的人文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国民政府对西北石油资源的勘探与开发（论文提纲范文）

（10）爱国之道，始自一乡 ——清末民初乡土志书的编纂与乡土教育（论文提纲范文）

四、2003年《新疆地方志》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东疆维吾尔族织绣纹样研究[D]. 李楠. 山东大学, 2018(02)
• [2]中国气象志编纂体例研究[D]. 沈阳.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2016(03)
• [3]历代“河州志”比较研究[D]. 纪新芳. 西北民族大学, 2016(03)
• [4]合和生一：清代新疆汉族文人休闲文化考论[D]. 徐溪. 山东大学, 2015(06)
• [5]清末至民国时期西南地区乡土志研究（1905-1949）[D]. 邹涛. 西南大学, 2014(12)
• [6]20世纪以来晚清至民国时期乡土志研究综述[J]. 邹涛. 中国地方志, 2013(04)
• [7]《钦定新疆识略》研究[D]. 白苏侠. 新疆大学, 2011(12)
• [8]老虎与人：中国虎地理分布和历史变迁的人文影响因素研究[D]. 曹志红. 陕西师范大学, 2010(07)
• [9]国民政府对西北石油资源的勘探与开发[D]. 左宪亮. 天津师范大学, 2009(08)
• [10]爱国之道，始自一乡 ——清末民初乡土志书的编纂与乡土教育[D]. 王兴亮. 复旦大学, 20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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