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族学系(民族研究所)重点学科简介(论文文献综述)
李佩燊[1](2021)在《多重边缘的交流与整合:中缅印交角区文化互动的历史进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李明浩[2](2021)在《古代文献中的“濊貊”研究》文中指出濊貊是古代从中原东部与北部迁徙到东北中南部及朝鲜半岛地区生活的民族,与东胡系民族、肃慎系民族及汉民族共同构成古代东北的四大族系。在古代文献中,濊貊时常被合并称谓,但实际上在秦汉之前的“濊”与“貊”是两个不同的民族,并且存在较大的生计方式上的差异。通过文献整理,可以清晰地发现濊与貊两个民族的迁徙、融合过程,以此可以洞悉整个东北民族、历史的发展变化。本论文以古代文献中出现的“濊”(追、薉、秽、獩)与“貊”(貉、发、亳、狢、貈、狛)的多种文字书写和事件记述为研究内容,系统考证了古代东北民族“濊貊”的迁徙、发展、融合等情况。本论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与第二章,首先是分别对古代历史文献中“濊”与“貊”的多种文本记载进行辨析,明确文献中出现的“濊”与“貊”如何从单独使用发展到混合为“濊貊”使用的演进过程。其次以《诗经·韩奕》等古代文献为研究主体,辨析在一些文献中二者单独及混合出现和使用时各自代表的民族主体情况。最后分别考证“濊”与“貊”在未融合之前,各自的居地所在以及早期迁徙情况。第三章,是以《逸周书·王会解》为研究重点,辨析“成周大会”时前来中原朝贡的“东夷”“东北夷”诸族分别同“濊”“貊”二族之间的关联情况,考证了文献中因何会将此时的东夷、东北夷诸族与后来的濊貊民族混同。尤其是箕氏朝鲜(古朝鲜)为何没有出现在《王会解》记载的中成周大会内,以及濊人、貊人与古朝鲜人之间的关系。第四章和第五章,是对《山海经》中的“貊国”“濊国”的考证。首先,考证了貊国的方位、其与古朝鲜之间的联系以及社会经济状况。其次,通过出土的与濊有关的印章、封泥考证了汉设置苍海郡情况以及濊人在朝鲜半岛乐浪郡的生存情况。第六章,是通过东北濊貊分支民族共同语言区的形成、农业生产方式的建立,以此考证貊人的东迁过程以及与濊人的融合情况。证明了汉代对以濊貊为代表的东北民族的有效管理,濊貊民族与中原王朝的东北边疆管理机构紧密的政治联系。第七章,是对域外汉籍高丽文献《三国史记》中出现的“靺鞨”记载的考证,证明了朝鲜半岛文献中很早便出现的“靺鞨”,大多数情况实质上是对“濊貊”民族的错误标记。并且随着高句丽、渤海的崛起,加速了对濊貊民族的融合,尽管有少量濊貊一直存续到了辽代,但因为自身体量上的微弱,最终消亡在生女真的南下之中。
杨化冰[3](2020)在《安化黑茶的文化生态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茶业的形成,是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在超长历史时期内相互作用的产物。研究安化黑茶即是探索安化黑茶从普通植物物种向茶业发展转化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适应与调适的过程。本文以安化黑茶为研究对象,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借助跨学科的综合分析方法,对安化黑茶的发展脉络进行一个全方位的历史梳理。在层次上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安化黑茶在商品化的历史进程中,其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密切关联;二是安化黑茶产业社会功能与社会地位变迁的问题。安化黑茶作为一项重要产业,影响和推动其形成的因素不是纯自然环境,不是纯经济因素,也不是纯政治、文化因素或者某一民族独创的产物。他是当事民族为了本民族全体成员的生存与繁衍,凭借民族文化对当地生态系统进行不断适应、改造与利用的结果。可以说,安化黑茶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茶叶文化生态史。因此,对这一关系的厘清,本文主要分为以下五个部分进行阐述。第一部分是论文的第三章和第四章。安化所处的自然生态系统,如土壤、气候、地理位置等自然生态条件均是最适宜茶树生长的地带之一,这成为安化黑茶产业发展的基本前提。从远古时代到北宋王朝,伴随着梅山文化的形成,大量汉族民众开始定居此地,融入当地文化,并参与到当地民族的茶叶经营。多民族文化的交织、互动以及调适使得安化黑茶的种植、加工制作技艺开始走向成熟,并与市场接轨,开始了商品化进程。第二部分是论文的第五章。这里主要运用文化生态学的相关理论,分析茶政变迁对安化黑茶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唐德宗年间始征茶税,茶叶被纳入国家统一的税赋管理体制。宋代西北边防吃紧,朝廷启动“茶马互市”政策,在西北边疆“以茶易马”,一直延续至清代中期。安化黑茶以其优良的品质和优惠的价格,从以非正规渠道逐步转向正规渠道进入“茶马互市”,并从中获利。明代以降,安化地区被确定为“盐茶开中”政策的主要执行区。清道光以后,为平息太平天国事件,湘军和淮军等地方武装为筹集军饷,转而插手控制茶叶的销售渠道,同时扩大自身的政治影响。清廷被迫放弃“茶引制”,改行“以票代引”。这一举措不仅化解了经费开支浩繁的难题,财政收入的增加,同时也促进了安化黑茶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安化黑茶由此而跻身世界名茶之列。可以说,安化的黑茶产业是在历代封建王朝的盐茶专卖制度体系下发展起来的。安化黑茶从民间普通商品交易,发展成为国家专卖物资,是社会制度和民族文化干预的结果。安化黑茶的身份、地位发生了质的变化,也为成为一项世界级的繁荣产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三部分是论文的第六章。这部分主要探讨安化黑茶的边疆贸易和对外出口贸易。中国西北内陆以及北亚、俄罗斯等地,由于其特殊的自然与生态环境,当地民众形成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计方式。茶叶不仅可以为他们提供所缺的碳水化合物、维生素C等营养成分,还可以作为一种蔬菜的替代品,进而饮茶的生活方式逐渐成为当地民众获取营养物质的重要来源。安化黑茶这一物美价廉的茶品在进入西北民众视野后,很快就被接纳,并广泛传播开来。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安化黑茶产业的快速发展。同时,在应用于政治、经济和文化、宗教等社会交往过程中,黑茶被西北、蒙古乃至俄罗斯的民众赋予了多重文化意义。黑茶已经不单单是一种简单的商品,而是经过异域文化调适过的“文化”产物,具有了一种社会“生命”物质的属性,并且已经完全融入到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不可获缺。第四部分是论文的第七章。这一章运用文化生态学的理论,阐释了安化黑茶产制技艺的形成、发展和演变与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社会环境和气候、地理等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安化黑茶的育种、种植、采摘、制作等技术系统都明显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这同样是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互动调适的产物。第五部分是论文的第八章。这一章通过对当地遗留下来的碑文深入剖析,证明安化黑茶产业在当地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几乎整个社会都是围绕黑茶这一文化事项而展开,充分展示出在茶叶市场建构过程中,由于国家强制力的干预,而促成了各种制度及市场机制的形成,不同利益主体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互动,以及各种权利诉求、利益分配、社会文化资源的交互作用和影响,进而使得规范和约束茶叶种植和买卖的相应茶规也应运而生。以茶规为依托,围绕着茶叶的种植和运销活动,安化这一地方社会也逐渐发展出一整套适应市场需要的运行机制和新秩序。本文的第九章分析和总结了安化茶业社会功能与社会地位变迁的问题。纵观安化黑茶产业在传统社会的发展历程,从远古时期到清朝,安化黑茶从普通的植物物种一跃成为一项世界级的产业,其在社会中所发挥的政治和军事功能一直相伴而生。但是,伴随着国内、国际格局的巨变,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到来,安化黑茶产业发展的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国家性质的改变,国家政策的调整,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黑茶产业一直以来所发挥的政治和军事功能逐渐弱化,甚至开始退出历史舞台,从而导致黑茶产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的慢慢衰落,原来的富裕地区出现了贫困现象。暂时的衰败,绝对不能否定茶叶产业上千年的繁荣和所作出的历史贡献。在新时代背景下,茶叶产业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符合当代社会的发展需求,仍然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于安化黑茶的复兴,应该换一种思路,将其从旧社会制度的桎梏中脱离出来,置入新的社会制度之中,并赋予其新的文化生态价值和生命力,对其革新而不革命。只有通过这样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反思,才能提出推动安化黑茶产业复兴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举措,推动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同时为类似地区的可持续脱贫提供有效借鉴和路径选择。
耿中耀[4](2019)在《文化的演替与作物的盛衰 ——桄榔类物种式微的文化生态史研究》文中认为在民族学史上,学者们围绕着二元对立的学术思想展开的争论从未休止过。到了当代,学科内的学术思想分离更为凸显,理论的主张从对话走向对立,方法的选用从共同的标准走向各行其是,民族志的书写也在持续的批判与反思之中步入了“表述的危机”。于是,学者们又不得不对批判进行批判,对反思进行反思,再次呼吁坚持跨学科结合的研究思路,践行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随着“人类史”、“人新世”、“一万年尺度”等概念提出后,预示着宏大叙事的民族志书写再次回归。在这样的背景下,民族学家从微观与宏观的结合,共时态与历时态的兼顾,实践主体与结构系统的互动等角度入手,对“人类史”上作物的驯化、农业的起源、国家的诞生、饮食结构的改变与生态环境变迁的相互关系研究,极具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热带、亚热带地区桄榔类植物,仅是地球上的一类普通物种,但被人类驯化以后却由此而发生一个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其背后正是人类社会文化演替的集中体现。具体而言,在距今一万年前左右,人类开始不再完全依赖以采集野生植物和捕获野生动物为食的狩猎采集生计类型,转而选种有限的几个物种进行驯化,以此产出粮食。桄榔类植物,也在这一时期被驯化成了粮食作物。到了距今五千年左右,以桄榔类作物产出“主食”的农业生产体系得以成形,相关的人群还以此建构出独具特色的政治形态、经济行为、宗教信仰、艺术活动、饮食习俗等文化类型。纪元前后,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桄榔农业民族”开始进入了国家的统治,桄榔类作物由于得不到国家的接纳和认可,从而在与其它粮食作物的争地过程中一步步隐退,最终退出了相关民族的文化利用范围。基于此,文章以时间为线索,将桄榔类物种式微的过程分为前后相互连接的三个阶段:兴起于距今一万年左右,繁盛于五千年左右,隐退始于被纳入国家统辖之后。桄榔类作物的由盛转衰的过程,正好与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的农业的起源、国家的发展、航海贸易的兴起等文化演替直接关联。对该类物种式微的三个阶段探讨,分别对应文章的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旨在分析和回应从第二章至第五章提出和面对的问题。第七章,则是立足于当代的生态建设和扶贫行动目标,提出桄榔类作物当代复兴的策略。通过对桄榔类物种追本溯源后,可以回应当前民族学中悬而未决的现实难题:其一,从长时段的时间序列中,以物种的盛衰为载体,澄清符号与象征的起源,及其背后权力和意义运行中相互制造的辩证关系,可望能够打通主/客体对立的“二元论”壁垒;其二,对物种盛衰过程的因果关系,作出能够被证实或证伪的解释,以此表明民族学的文化分析依然需要回归到“实证”研究的学科属性;其三、对桄榔类物种提出的当代复兴策略表明,民族学可以在当代的社会行动中贡献出学科的力量。文章的从大尺度的时空视角,检视桄榔类作物式微的历程及其原因与机制,并提出当代的复兴策略,不仅回应了当代民族学理论中争议的焦点,还期望能够对民族志的书写作出一些新的尝试,撰写出一种有新的“实验民族志”。
王丽伟[5](2019)在《近代东北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文中指出有关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与文化的研究,已引起学界的关注,并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对东北民族民间音乐与文化的研究还十分薄弱。本文发挥笔者专业知识结构特长与地域文献资源的优势,运用历史学与音乐学等相关学科理论方法与视角,进行跨学科的研究与尝试,较系统、全面、深入地探究近代东北民族民间音乐文化,以利于东北区域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本论文内容如下:一、民族民间音乐文化与东北社会环境。主要阐述近代东北社会环境对东北边疆民族与民间音乐文化的影响,包括民族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以及民族构成与分布,分析东北区域社会环境与民族民间音乐文化影响成因,以对近代东北区域民族民间音乐艺术形态及特征进行理论阐释,对主体内容加以客观把握。二、东北民族民间音乐的历史考察。运用长时段的研究方法,考察东北古代与东北近代民族民间音乐。有关东北古代民族民间音乐,即古代东北的肃慎、挹娄、勿吉音乐;渤海国的靺鞨民间音乐、宫廷音乐、及“渤海乐”在后世的流传;金代女真音乐、金代民间音乐。自清代以来,随着东北民族的发展,与各民族间的文化相互渗透、各民族杂居的地区风俗互染,形成了蒙古族草原音乐文化、满族的萨满音乐文化、朝鲜族的音乐文化等等,将东北独具特色的民族民间音乐呈现出来。三、东北民族民间音乐的种类。包括东北民族民间歌曲;东北民族民间歌舞音乐;东北说唱音乐(曲艺音乐);宗教信仰与民族音乐:东北民族民间戏剧音乐(戏曲音乐);东北民族民间器乐。阐释与分析各类东北民族民间音乐的内在艺术形式、音乐本源艺术特色、多元文化特徵,以及艺术中的意蕴之美、审美情趣与追求;通过列举个案,再现其旋律音乐中的“吟、柔”之美;通过对东北边疆民族与民间音乐丰富的内涵情感及客观性分析与描述,展现东北区域本土的音乐文化,在东北各民族社会生活中的不可割舍的情感与审美表达,以及思想与文化相互间的联系。四、东北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艺术特征。较深入探究了东北民族民间音乐的地方性、共性与特殊性,世界历史性,以及东北民族民间音乐的艺术韵味。地方性,体现东北历史悠久,各民族间相互吸收融合文化的精华,形成地方特色的东北民歌、东北秧歌、东北二人转等民族民间音乐。共性或普遍性,即是指东北民族音乐艺术之“族性”与“个性”之诸多交叉圆圈之“叠合域”、审美意象之“共识区”、理想与进步的“大方向”。特殊性,是指东北民族民间音乐的多态性、多样性艺术,以及艺术的个性、艺术差异性。世界性,体现“跨界民族”俄罗斯、朝鲜等境外民间歌舞音乐文化的影响,形成中国俄罗斯族、朝鲜族音乐等艺术特色;日本以日本音乐为“介质”,将日本所接收的西方音乐传入中国。东北民族音乐之美独具特色,存在于乐音以及乐音的艺术组合之中。五、东北民族民间音乐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汉族音乐与民间文化,满族音乐与萨满文化,重点考察萨满神歌的“音乐特征”和“文学特色”,萨满乐器的依姆钦、西沙、嚓拉器、托力、单鼓、同肯等;蒙古族音乐与游牧文化,经历了森林文化、草原文化、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并存三个时期的音乐文化。其分布形成为五个色彩区域。蒙古族民族音乐包括蒙族民歌、乐器与乐曲、民间歌舞、歌舞音乐等;朝鲜族音乐与农耕文化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宫廷音乐文化、民间音乐文化、宗教音乐文化。鄂伦春族、赫哲族音乐与渔猎文化,以民歌为主,大体分为“柬达仁”、“吕日格仁”、“萨满调”三类。通过历史“事实叙述和问题分析”,体现出东北各民族民间音乐与文化的融合、各民族民间音乐域内、域外之间交流关系,以及东北民族独特音乐风格与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六、东北民族民间音乐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东北民族民间音乐遗存——即诸多少数民族各类民间歌舞音乐、民歌说唱、民间民谣、戏曲剧种、民族史诗、民间曲艺及民间乐器等等,笔者将多次深入民族聚居地进行田野考察和走访调研。本研究论文选择东北区域音乐文化中,比较典型个案中的两类:东北地方性民间戏曲剧种——吉林农安黄龙戏、朝鲜族说唱艺术“盘索里”等民族文化艺术进行探究,希望在详实、客观的理论依据和史料文献基础上,能够再逐步将具有东北地域民族文化艺术特色之瑰宝,不断深入发掘、研究和整理,以此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地方性剧种、曲种等传统民族民间音乐艺术之体系建设并加以保护和弘扬中国东北边疆民族与民间音乐文化。
邹念琴[6](2019)在《滇藏缅印交角区泰—傣族群的迁徙流动及族际关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泰—傣族群是滇藏缅印交角区的重要族群之一,它历经源远流长的历史演变,逐渐繁衍生息,在历史长河中与周围的族群进行交流和融合,渐次分化和演化,最终形成了跨居中缅印三国,且在该区分布最为广泛的民族群体。历史上泰—傣族群曾一度在该区域建立起强大的部落联盟或独立的王国,对该地区的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后由于中缅印王朝国家的角逐与经营,原本一体的族群逐渐向“汉化”、“缅化”和“印度化”的方向发展,形成了当今意义上同源异流的跨境民族群体。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列强在印度东北部、缅甸和中国的殖民入侵与统治,泰—傣族群住居区从经济结构到政治体制,从族群关系到社会文化均发生了剧烈变化,其族际关系表现出分化、涵化与聚合的特征。本文力图将该地区泰—傣族群纳入长时段和小尺度的地域空间进行考察,对泰—傣族群在滇藏缅印交角区的迁徙流动和分化演变的历史进程进行梳理和探讨。全文主要围绕三个方面的中心内容进行研究:第一,以傣—掸族群的本土文献、民间传说和史志资料为基础,对公元6世纪至18世纪间傣—掸族群在滇缅交角区的迁徙流动和族际关系进行论述,重点阐述古代历史上中缅王朝国家和地方势力在傣—掸族群聚居区的治乱兴衰,傣—掸族群由同属中国地方势力或中央王朝控制的同源族群,逐渐分化演变为分属于中缅两国中央王朝管控下的跨境民族群体。第二,从长时段和小尺度地域空间的多方位角度入手,对阿洪姆人于13世纪从中国云南德宏地区辗转西迁至印度东北部的布拉马普特拉河谷流域,并建立阿洪姆王国的历史进程进行具体阐述。通过对相关史实和史料的梳理和分析,勾勒出阿洪姆人在与周围族群历经长时段的交流互动中,与滇缅交角区傣—掸族群渐而疏远、分异的历史大变局。第三,阐述在近代边疆危机和民族危机驱动下,泰—傣族群民族意识觉醒对其族群聚合的影响;探讨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边界形成和外来族群强势涌入滇藏缅印交角地区,泰—傣族群渐而分化与涵化,最终形成跨居中缅印三国的跨境民族衍生演化形态。在此基础上,又在滇藏缅印交角区联动视域下,对交角地区泰—傣族群互动关系的整体特点进行梳理和总结,分析其历经长时段的交流互动中所积淀下的共同文化基因对当今中缅印“亲诚互惠”关系建构的推动力量和阻碍因素。
张福强[7](2019)在《吴泽霖社会学与民族学研究的学科史考察》文中研究说明如何考察个体学者的学术研究,目前来看学界多采取学术思想史和学科史两种方式。前者在于提炼学者思想精华、建构思想体系、凸显学术贡献等;后者把学者的学术活动放置在学科发展的诸议题中,以小见大,呈现学科史的另一种面相。它不仅考察学者思想的“内部”历史,同时也关注学者思想以外的社会约制、文化背景等“外部”历史,是知识形态、活动形态与组织形态的相统一的历史。吴泽霖先生是我国第一代社会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采用学术思想史方式考察其学术研究固然很有价值,但作为中国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其个人经历始终与学科沉浮密切关联,其研究经历体现了某一时期学科发展的特殊形态,从其学术研究中提炼出的若干特点,也可看做是学科本土化过程中形成的特性。从这个层面上说,通过对吴泽霖先生社会学与民族学研究的整体性考察,来回应、回答和反思学科史上的一些争议、问题和定论,不仅可能,而且极有意义。吴泽霖先生一生学术研究的跨度很大,按其所撰文本体现出的类型学意义看,以社会学、民族学和博物馆学为主要。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核心议题是社会学中国化或本土化,吴泽霖先生在社会学领域所作的各项探索,放置在这一学科主题下,方能得到更好阐释。他对本土化未有直接论述,但其学术研究中体现的中国意识与中国内涵,却十分丰富,涉及研究问题、方法、理论及学科制度,不仅全面系统,而且次序分明,层层递进。问题的本土化是第一层次,只涉及议题的空间转移;方法本土化中,吴泽霖先生更偏重社会调查,而非社会学调查,且在具体运用中,注重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突破了社会调查方法只强调共时研究的单一面相;理论本土化中,吴泽霖先生对社会控制绝非简单移植,而是结合中国社会中以“礼”为中心的人际关系特点,把社会对人的制裁,扩展到人与社会的互动层面。与其他学者比较而言,陈达、李景汉、杨开道等人,皆属无明确社会学本土化主张,却有实质内容的学者,他们所作的相关研究均可统称为广义的社会学本土化。对此类学者的本土化实践做具体分析,对于学界近来热议的本土化问题,或有裨益。目前中国民族学史研究多以1949年为节点,把前后两个时期作为一种“断裂”关系来处理,此种“断裂”叙事主要表达的是学科建设的一种发展状态,但从个人思想的演变逻辑来看,尚有讨论余地。就吴泽霖先生而言,其西南民族研究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为1938至1949年,属于类型多样化阶段,表现为文化历史的人类学取向和社会问题的社会学取向,二者分别体现在贵州“苗夷”社会和云南“么些”人的田野民族志中,而其后边政研究恰是在田野基础上凝练出的抽象论述,是两种取向的融合;第二时期为1949至1958年,是在马克思主义范式主导下的书写,吴泽霖先生着力找寻婚俗和节俗中的“文化遗存”,并由此出发论证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形态。对两个时期进行比较,虽有范式转换,即是“博厄斯”转向“马克思”之过程,但学者作为学科发展主体,政治变更固能作为“范式”转移的节点,但绝非“断崖”式割裂,而是一个前后绵延,有所承继的过程,在转换之下其实也有思想的延续性存在。具体而言,吴泽霖先生在1949年后,采取巧妙的叙述策略,以一种压抑或隐蔽的方式表达着人类学家的文化本位主义与本地人立场,体现着博厄斯学派的若干特征。吴泽霖先生的种族研究与民族文物的实践,二者看似并无关联,实则首尾相应,都是在“平等”主线观照下的具象研究。“种族歧视论”的科学批判及美国种族问题的一般性阐释,都蕴含着对“平等”理念的追求,而民族文物的实践实则是以“物化”表现的形式来切实推动这一理念,由“愿景”走向“事实”。在理论方面,他对民族博物馆与民族学博物馆的区分,在博物馆遭遇诗学与政治学的双重夹击下,出现一系列表述危机之时,其民族学博物馆思想更加显示出独有的价值与意义。与林惠祥民族文物事业比较而言,二人在文物采集及展示秩序方面有着不同偏向,但对民族文物工作的坚守与热爱,把博物馆置于学科关怀之下的意图,出于一辙。把他们的共同之处放置在更广阔的学科视野中考察,我们发现,在早期的民族学研究中,除“田野民族志”外,还存在一种称之为“田野采集志”的学科表现形式,与田野民族志一样,它表达着学者的理论取舍、学术旨趣及对建构一种新型民族国家的努力。从吴泽霖先生学术研究的整体来看,强调知识应为社会服务的应用性是其重要特点之一。而就民族学、社会学百年发展史而言,应用取向也是学科的特性之一。由此,个人特征与学科特性发生了勾连。强调学术的应用性在吴泽霖先生学术思想中根深蒂固。究其原因,有个人特殊经历赋予的、有学科本身赋予的、有国家困境赋予的,还受根植于深层的文化基因的影响,有着深刻的现实与历史逻辑。与应用性随之而来的是:吴泽霖先生对学科“科学”属性的强调,注重学术为现实服务,把社会问题的发现与社会的改良作为学科使命,借助哈贝马斯认知兴趣的三种分类分析,它属于技术的兴趣类型。个人如此,学科中应用取向的历史成因亦如上述四点;把学科本体拉向“科学”阵营,把学科使命置于现实服务之下,也都与吴泽霖先生若出一轨。就今天呼声渐高的“中国学派”构建而言,应用取向、科学属性等技术的兴趣确实是中国学科本土化的特色之一,值得进一步升华,并继续发扬。但也应该看到,应用取向的兴盛,意味着理解的知识与批判的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也就是学科中人文性的缺失与理论构建的乏力。这是今天“中国学派”构建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今后发展的方向之一。
袁丽华[8](2019)在《中缅德昂族历史叙述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跨境民族是与民族国家伴生的产物,进入民族国家时代以后,原本模糊的边缘被主权国家清晰的国界所代替,于是,原本同源的民族被国界线划分为不同国家的公民,形成跨境民族。在这种背景下,建立与地理边界一致的心理边界、塑造跨境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是民族国家势必要面对的问题。本文主要通过比较中缅跨境德昂族的历史叙述,分别从自上而下的民族国家构建及中缅德昂族对国家进行自下而上的回应为基本思路,试图对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与中缅德昂族历史叙述的互动关系进行专门探讨。除导论与结语外,本文的主体内容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对德昂族发展演变与跨境民族的形成进行梳理。“德昂”作为一个专有的称呼首次出现在史籍中是在清代乾隆年间,在此之前,德昂族的历史与布朗族、佤族的先民杂糅在一起,其所居住的区域历来多民族杂居,由此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民族文化相互影响并趋同的现象,这造成德昂族的历史演化具有多元性、交融性和复杂性,而且,由于传统文献中德昂族的族源、祖属、历史演化传承关系记载的匮乏,我们只能借助少量史料和德昂族的神话传说、古歌古调来探索德昂族的历史源流。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正是德昂族在传统史籍中的模糊性,为当今德昂族知识精英“传统的发明”、历史叙述的展开提供了多元性的基础。德昂族长期处于中国王朝国家的政治、文化影响之下。1960年中缅边界勘定完成后,有形的国界将一个民族划分为不同国家的公民,因此,对于中国德昂族而言,王朝国家对德昂族先民分布地区进行的持续并逐步深入的经略与浸润是德昂族建构民族国家认同的前提和历史基础,其王朝国家意识的构建是中国历代王朝国家对其经营及互动的结果。而对于缅甸德昂族来说,要将本民族历史纳入到缅甸历史的框架中,建构起对缅甸国家的认同观念,则要困难得多。第二章主要探讨中国德昂族的历史叙述与国家认同。在王朝国家时期,中央王朝通过对德昂族进行持续不断的历史书写与直接或间接的治理,对德昂族先民的王朝国家意识构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国家通过民族识别、民族调查,确立德昂族在国家中的正式成员地位之后,民族国家背景下的历史书写更加细致深入,使德昂族产生了对国家的认同,并影响了德昂族的集体记忆,也促发德昂族自下而上地建构历史叙述,形成对民族国家历史的回应。这反映在德昂族的历史叙述的具体文本中,如《滚思艾、妈阿嘎》中太阳爸爸和青龙妈妈的故事、葫芦起源传说中与汉族兄弟关系的描述等构成了德昂族的历史记忆,它建立起华夏各民族的根基性感情,成为中国德昂族国家认同的基础;通过确立德昂族与历史上“金齿国”的关联,构建德昂族与历史上其他各民族共同开发西南边疆的历史,从而将德昂族的历史纳入到华夏历史的整体框架中,塑造德昂族国家认同的历史基础;而德昂族浇花节的设立则是属于对历史记忆的重新建构,其固然有加强族群认同与经济利益的考量,但通过这种差异性历史记忆的叙述和书写,也凸显了跨境德昂族在国家权力的介入下开始强调心理边界,以及对国家叙述的主动回应。通过对历史叙述的综合考察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德昂族的历史叙述是通过发掘业已存在的、但被“主体历史”覆盖的德昂族先民的历史,来充实丰富与王朝国家联系,建构对国家的认同。第三章主要探讨缅甸民族国家进程中缅甸德昂族的历史叙述。缅甸自独立以后一直推进多民族国家的构建,经过几十年的经营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从历史和现实的需要出发,作为绝对主权的体现,缅甸国家的统治权力势必建立自上而下的历史书写,显示国家权力的存在。另一方面,缅甸境内的德昂族为了表现“政治忠诚”,也需要自下而上地建构起与现代统属关系相适应的历史表述,来建立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缅甸德昂族的历史叙述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展开的。首先,通过建构与缅甸的历史关联,在缅甸的历史中找到归属感,重塑对缅甸的国家意识。其次,在文字创制时,最终以缅甸语文字的声母与韵母组合,拼制而成德昂文字,建立与缅甸国家的文化关联;最后,割裂与中国的历史联系,建构起与缅甸国家共同的历史纽带。但是,由于缅甸王朝国家时期并未对德昂族进行有效的治理,缅甸德昂族与所在国缅甸的历史关联要弱于中国,加之缅甸国家历史书写中存在的大缅族主义的倾向,从而导致缅甸德昂族的历史叙述具有双重面向:一方面受到缅甸自上而下国家历史书写的影响,在其具体历史叙述的内容上表现出对缅甸国家历史自下而上的回应,主动将德昂族的历史纳入到缅甸国家历史的整体框架之中;另一方面,由于缅甸民族整合的不彻底性,导致了缅甸在历史叙述中未能完全割裂历史上与中国的纽带,表现出了与缅甸民族国家构建和民族整合策略不一致的历史叙述话语。第四章对中缅德昂族历史叙述与国家认同进行比较分析。通过对比中缅德昂族回溯性历史叙述的考察,我们发现中缅德昂族的历史叙述既有共性也有不同。从共性上来说,二者出于强化民族认同的动机,通过回溯性的历史叙述凸显各自在国家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构建中缅德昂族在各自国家历史从边缘到中心地位的蜕变。中缅德昂族历史叙述的差异性也是很明显的。中国德昂族对于中国历史认同构建的历史过程是基于历史上王朝国家对西南边疆德昂族先民分布地区逐步深化的经营的历史过程,以及在此基础上王朝国家由上而下的“持续不断地典范历史的书写”。因此,中国德昂族的历史叙述是通过发掘业已存在的、但被“主体历史”覆盖的德昂族先民的历史,来充实丰富与王朝国家联系,呈现的是历史叙述的客观性与现实指向性的结合。而缅甸德昂族则与中国德昂族不一样。缅甸德昂族历史叙述的现实指向性全面压倒了历史的客观性,“现在中心观”对其历史叙述有着强烈影响。加之缅甸国家历史书写中存在的大缅族主义的倾向,从而导致缅甸德昂族的历史叙述体现出“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综上,跨境民族是两国或多国之间边界逐渐明晰化与法理化的结果,是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产物。作为跨境民族的中缅德昂族,他们拥有共同的历史记忆,但其历史叙述和文化建构却指向不同的认同建构,通过历史文化认同构建起来的身份认同,是为他们选择所属国的国家认同服务的。
段小佳[9](2019)在《邓子琴的民族学成就与贡献》文中研究指明如众所知,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民族国家主义的传入,中国在争取民族独立和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老一辈民族学家对中国的民族问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政策的基调和当代中国民族的基本格局,某种意义上来说,当代中国的民族是老一辈民族学家研究和建构出来的。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活动,作为民族学研究和发展的阶段性事件,邓子琴先生是我国早期的民族学家,也参与了这一项工作。梳理和系统研究邓子琴先生的民族学的实际工作和研究成果,有助于梳理近代以来民族学研究对民族的构建和对民族国家的构建的历史过程。民族学、人类学是源于西方的一门人文学科,进入中国本土近百年来,对指导中国的民族研究和民族工作起到了重大的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民族问题呈现了许多新的变化,中国传统的民族学理论已不能够准确解释和指导中国的近代以来复杂的民族工作,需要引入西方民族学经典理论来进行指导研究和实践,但是外来的民族学理论在中国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现象。学界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呼吁进行民族学理论的本土化。中国的民族学有其历史传统,从《尚书·禹贡》《礼记·王制》《史记·西南夷列传》开始奠定了一套中国的在“华夷”体系天下观建构起来的民族学理论,适应了古代社会的族群关系,但是进入近代以来,面对纷繁复杂的中国社会情况,中国传统的民族学理论不能完全指导近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在早期老一辈民族学家借鉴西方民族学理论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对这一批老一辈民族学家的科研成果的整理有助于推动民族学理论的本土化。当代中国民族学的学术渊源主要是吴文藻先生及其学生费孝通、林耀华先生,此外,仍有不少民族学的先驱者,研究领域和研究者所在的地域是多元的,如陕西地区的马长寿先生,云南地区的方国瑜先生,四川地区的李安宅、任乃强先生等(就四川地区的民族学渊源来看,还包括徐中舒、蒙文通两位先生)。除此之外,邓子琴先生也是四川地区民族学的重要源头,邓先生大量的着述未被公开刊发,所以,他的影响没有完全显现出来。因此,对邓子琴先生民族学学术成就的系统梳理,有助于对大四川地区民族学学科的谱系的完整建构。本文分为五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章为绪论部分阐述本文的选题缘起和学术意义,通过历史文献整理法、田野调查和学术谱系的绘制,梳理邓子琴的民族学研究成就和贡献。第二章主要针对邓子琴从1958年至1964年期间,带领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赴茂汶羌族自治县、阿坝藏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等地进行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所带回的资料进行分类整理,选择有代表性土司、宗教寺庙和农奴制进行介绍,并通过土司社会历史调查、宗教寺庙社会历史调查、农奴制社会历史调查等方面再现邓子琴的调查成果。第三章介绍邓子琴的民族史研究成就。邓子琴先生的民族史研究的成就多集中在《羌族史》《隋唐五代史讲稿》《中国少数民族史要略》《钓鱼城史实考察》《民族社会历史研究论丛》等着作和《从少数民族社会的考察和研究来看西周社会性质问题》等十几篇民族学研究论文,介绍其内容、结构、观点,总结邓子琴的民族学研究理论。第四章介绍邓子琴的民族学研究的贡献。邓子琴先生的民族史研究和民族学调查,一是促进民族学理论本土化,二是西南大学历史博物馆的开建之功,三是对西南大学乃至整个大四川地区民族学学科的贡献。通过前几章的阐述与研究,可以得出邓子琴的民族学研究具有历史性、区域性、文化性、宗教性和阶级性等特点。本文通过梳理邓子琴对西南大学民族学及民族学学科建设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期望建立邓子琴民族学研究的学术谱系。结论部分,重点概括出邓子琴民族学研究的特点,分析其民族学研究的学术渊源,评价其民族学研究的影响,并希望建立邓子琴民族学研究的学术谱系,让更多学人了解邓子琴、研究邓子琴。
周书灿[10](2018)在《凌纯声中国民族文化起源与传播理论再思考》文中指出自20世纪下半叶,凌纯声不断从人类学视角,在更长的时段和更为辽阔的地域范围内论定中国民族文化多元起源,学术视野更为广阔,理论基础也更为坚实。其从文化的形态和地理的分野上,对边疆民族和华夏民族所作动态的划分,基本上做到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其结合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和历史学资料重建新的华夏民族三集团说,克服了以往旧说的种种学理缺陷和逻辑疑难,具有独到的学术旨趣;其用民族迁徙对中国南方民族文化与东南亚民族文化在诸多特质上的一致性所进行的解释,不失为一种大胆的推断。这一大胆的推断总体上是以一定的客观历史事实为基础,包含有若干可信的历史信息;用比较的方法,以民族迁徙和文化传播来解释中国古代文化和环太平洋区域文化在诸多特质上的一致性,其立论似乎亦有一定的人类学根据,并非纯属想像的凭空臆断。20世纪50年代后,凌氏对大陆学者的研究成果和长足的进展缺乏了解,自然也谈不上学术上的取长补短与相互交流,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凌氏中国上古民族文化起源研究向着更高的学术水准推进。凌氏的中国民族文化起源和环太平洋文化研究在材料运用和不同民族文化的比较方法上,屡屡暴露出若干严重的缺失和不足,在传播学派理论的深刻影响下,凌氏对中国民族文化起源和环太平洋区域文化研究的背后,暴露出强烈的国族主义思想。
二、民族学系(民族研究所)重点学科简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民族学系(民族研究所)重点学科简介(论文提纲范文)
(2)古代文献中的“濊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对象、内容与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重点与难点 |
四、研究目标 |
第一章 历史文献中的“濊” |
第一节 文献中“濊”与“貊”的混用与差别 |
第二节 濊人的居地 |
第三节 濊人的东迁 |
第二章 历史文献中的“貊” |
第一节 《诗经·韩奕》中对“貊”的记载 |
第二节 貊人的居地 |
第三节 文献中的“胡貊”考 |
第三章 《逸周书·王会解》中“东夷”“东北夷”与濊、貊的关系 |
第一节 《王会解》中的“东夷”与濊的关系 |
第二节 《王会解》中的“东北夷”与貊的关系 |
第三节 《王会解》中未列“朝鲜”考 |
第四章 貊国及其社会状况 |
第一节 貊国位置考 |
第二节 貊与古朝鲜的关系 |
第三节 貊国的经济 |
第五章 濊人及其社会状况 |
第一节 “夫租薉君”与濊族情况 |
第二节 “夫租长印”与乐浪郡岭东七县的设置变化 |
第三节 出土濊族官印与其他民族首领授印的比较 |
第六章 “貊”人东迁及其与“濊”人的融合 |
第一节 濊貊民族共同语言区及农业区的形成 |
第二节 史家对濊貊民族认识的发展变化 |
第三节 貊人的东迁及其影响 |
第七章 高丽文献《三国史记》中的“濊貊”及其消亡 |
第一节 对《三国史记》中“靺鞨”记载的辨析 |
第二节 《三国史记》记载中“靺鞨”与“濊貊”的混记 |
第三节 《三国史记》中“靺鞨”记载的实指 |
第四节 濊貊的最终消亡 |
结论 |
附录: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情况 |
主要参考资料 |
致谢 |
(3)安化黑茶的文化生态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缘起 |
第二节 文化生态学研究理论 |
第三节 安化黑茶研究现状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第五节 研究意义与价值 |
第二章 跨文化语境下的物质流通 |
第一节 早期的物质流通研究 |
第二节 政治经济学派的物质研究 |
第三节 物质流通研究新走向 |
第三章 安化的地理环境与社会文化 |
第一节 自然地理与生态环境 |
第二节 梅山地域与族属 |
第三节 “梅山”历史沿革 |
第四章 安化黑茶的商品化发端 |
第一节 资江水运及货物运输 |
第二节 《茶经》与梅山茶事 |
第三节 商品茶定名 |
第五章 茶政变迁与黑茶贸易的互动关系 |
第一节 君王们的点金术:榷茶与税茶 |
第二节 几经波折:湖茶跻身茶马政 |
第三节 不断拓展疆域的黑茶贸易 |
第四节 传统专卖体制对茶业发展的影响 |
第六章 安化黑茶的贸易拓展 |
第一节 千年前的茶叶商贸活动 |
第二节 黑茶在蒙古的商贸往来 |
第三节 黑茶在新疆的商贸往来 |
第四节 黑茶在俄国的商贸往来 |
第七章 口述史中的“产”与“制” |
第一节 炊烟袅袅:沸腾的雪峰山麓 |
第二节 黑毛茶初制的传统工艺 |
第三节 千两茶:文化范畴的再生产 |
第八章 地方社会中的茶业人和茶事 |
第一节 茶叶流通环节的社会性适应 |
第二节 茶政管理者 |
第三节 中间商 |
第四节 茶叶生产者 |
第九章 安化黑茶与生态扶贫 |
第一节 黑茶产业与生态扶贫 |
第二节 安化黑茶产业面临的的困境 |
第三节 安化黑茶产业发展对策 |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附录 |
附录一 :安化黑茶制作技艺 |
附录二 :安化地方有关茶的民歌 |
附录三 :茶亭 |
附录四 :民间传说 |
(4)文化的演替与作物的盛衰 ——桄榔类物种式微的文化生态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问题与预设 |
第二节 概念界定及时空范畴 |
一、“桄榔”的界定 |
二、本研究的时空范畴 |
第三节 桄榔相关的前期研究 |
一、关于史前桄榔类植物的研究 |
二、关于历史时期内桄榔类作物演替的研究 |
三、桄榔类作物的民族志研究 |
四、当代开发价值的研究 |
第四节 田野点选择 |
第二章 学理回顾:文化视角下的物种研究 |
第一节 结构、象征与符号:结构主义 |
一、结构主义与“烹饪三角” |
二、《利未记》的可憎之物 |
第二节 生态、适应与功能:文化生态学 |
一、印度圣牛的唯物论 |
二、生态系统与猪 |
第三节 历史、权力与意义:政治经济学与实践论 |
一、实践论:以家畜与牛肉为研究对象 |
二、政治经济学派笔下的作物 |
第四节 本文的思路、方法与应用 |
一、当代的争论 |
二、本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三、民族学的应用与贫困问题 |
第三章 作物起源与狩猎采集者的桄榔利用 |
第一节 生物属性利用与文化属性利用 |
一、生物属性的利用 |
二、文化属性的利用 |
第二节 狩猎采集者的桄榔利用 |
一、丰裕与匮乏 |
二、最早的桄榔文化遗址 |
三、采集桄榔的“机会主义”者 |
第三节 桄榔类作物的起源 |
一、作物起源的神话 |
二、驯化的起源 |
三、驯化的操作规程 |
第四章 桄榔农业及其生产实践 |
第一节 采集食物与生产食物 |
一、野生与栽培 |
二、采集食物与生产食物 |
第二节 早期桄榔食物生产实践 |
一、采伐与收获 |
二、加工与利用 |
三、栽培与管护 |
第三节 桄榔农业的起源及其文化圈 |
一、桄榔农业的认定 |
二、桄榔农业文化的起源 |
三、桄榔农业文化圈 |
第五章 作物的扩张与桄榔的隐退 |
第一节 纪元前后的几个世纪 |
一、旱作农业的推广 |
二、东南亚的早期国家与农业 |
三、桄榔类主粮作物延续 |
第二节 从桄榔类作物向稻类作物的过渡 |
一、“不敢食谷”的国王 |
二、水稻的国家作物地位确立 |
三、桄榔类作物主粮地位的跌落 |
第三节 西方殖民扩张与作物 |
一、水稻的资本化 |
二、沦为救荒之物的桄榔 |
第六章 桄榔类作物盛衰的动因及机制 |
第一节 桄榔农业起源的动力 |
第二节 桄榔农业民族及其政权 |
一、政权的出现及其动力 |
二、桄榔农业民族的政治形态 |
三、作物的力量 |
第三节 桄榔农业衰落的原因 |
一、主因认定 |
二、国家作物的特征 |
三、主粮政策的正负效应辨析 |
第七章 当代的复兴 |
第一节 粮食安全的维护 |
第二节 多样性利用 |
第三节 生态维护价值 |
结论与讨论 |
致谢 |
参考文献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附录1:桄榔类植物生长环境调查报告 |
附录2:各族乡民对桄榔类植物的认知与利用 |
附录3:沧源勐来乡董棕群落伴生植物物种(简表) |
附录4:个旧斗卡房镇棉花山董棕林伴生动物名录(简表) |
附录5:附图 |
(5)近代东北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资料的收集 |
四、论文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民族民间音乐文化与东北的社会环境 |
一、东北民族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 |
二、东北民族生存的经济环境 |
三、东北民族民间音乐的社会文化环境 |
四、东北民族的构成与分布 |
第二章 东北民族民间音乐的历史回顾 |
一、东北古代民族民间音乐 |
二、东北近代边疆民族与民间音乐 |
第三章 东北民族民间音乐的种类 |
一、东北民族民间歌曲 |
二、东北民族民间歌舞音乐 |
三、说唱音乐(曲艺音乐) |
四、东北民族民间器乐 |
五、东北民间戏剧音乐(戏曲音乐) |
六、宗教信仰与民族音乐 |
第四章 东北民族民间音乐文化民族性的艺术特征 |
一、东北民族民间音乐的地方性 |
二、东北民族民间音乐的共性与特殊性 |
三、东北民族民间音乐的国际性 |
四、东北民族民间音乐的艺术韵味 |
第五章 东北民族民间音乐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
一、汉族、朝鲜族音乐与农耕文化 |
二、满族音乐与萨满文化 |
三、蒙古族音乐与草原游牧文化 |
四、朝鲜族音乐与农耕文化 |
五、鄂伦春族、赫哲族音乐与渔猎文化 |
第六章 东北民族民间音乐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 |
一、东北民族民间音乐与文化传承 |
二、东北地方性剧种黄龙戏 |
三、朝鲜族说唱艺术“盘索里”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后记 |
(6)滇藏缅印交角区泰—傣族群的迁徙流动及族际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 |
二、学术史的回顾与述评 |
(一)滇藏缅印交角区泰—傣族群的起源研究 |
(二)滇藏缅印交角区泰—傣族群迁徙流动研究 |
(三)滇藏缅印交角区泰—傣族群族际关系研究 |
(四)对现有研究成果的几点认识 |
三、论文涉及的时空范围及研究范畴 |
(一)时间 |
(二)空间 |
(三)泰—傣族群及族际关系研究范畴 |
四、研究思路和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五、创新及意义 |
(一)创新点 |
(二)意义 |
第一章 公元6世纪—18世纪傣—掸族群的交错互动 |
第一节 公元6世纪—12世纪傣—掸族群的发展与交融 |
一、南诏时期傣—掸族群的迁徙流动与族际关系 |
二、部落联盟统治下傣—掸族群的族际关系 |
第二节 公元13 世纪—18 世纪王朝国家统治下傣—掸族群的族际互动 |
一、元朝的经营与傣—掸族群族际关系的整合 |
二、王朝国家统治下傣—掸族群的分化与变迁 |
第二章 公元13世纪—18世纪阿洪姆人的西迁及其在阿萨姆地区的流变 |
第一节 傣—掸族群西迁与邻近部族的关系 |
一、阿洪姆人的西迁与阿洪姆王国的建立 |
二、阿洪姆人与邻近部族的关系 |
第二节 阿洪姆人与傣—掸族群的交流互动及其分化流变 |
一、阿洪姆人与傣—掸族群的交流互动 |
二、阿洪姆人的印度化特征 |
三、阿洪姆人与傣—掸族群同源异流的结局走向 |
第三章 19世纪—20世纪中叶滇藏缅印交角区泰—傣族群的分化、聚合与涵化 |
第一节 从“边地”到“国界”:滇藏缅印交角区泰—傣族群跨境民族的形成 |
一、中缅边界的形成 |
二、中印东段边界 |
三、印缅边界的形成 |
第二节 泰—傣族群的族群分化与民族意识的觉醒 |
一、国民政府对傣族地区的经营 |
二、英国殖民者对掸族的间接统治 |
三、英国殖民者对阿洪姆人的直接统治 |
四、泰—傣族群民族意识的觉醒 |
第三节 外来移民与泰—傣族群的涵化及迁徙流动 |
一、近代边疆危机驱动下的云南移民与傣族的涵化 |
二、缅甸掸邦地区的移民与掸族的涵化 |
三、英属阿萨姆地区的移民与阿洪姆人的涵化 |
四、泰—傣族群与本土族群的涵化及迁徙流动 |
第四章 滇藏缅印交角区泰—傣族群族际关系的特点及对中缅印关系的影响 |
第一节 泰—傣族群族际关系的特征 |
一、自然地理环境是影响泰—傣族群族际关系的重要因素 |
二、民间经济往来是泰—傣族群交错互动的助推器 |
三、对抗、联合和融合并存的族际政治关系 |
四、同源异流是泰—傣族群族际关系的主流 |
第二节 泰—傣族群的交流互动对现代中缅印关系的启示 |
一、泰—傣族群的信仰互动是构建中缅印“和谐周边”的文化纽带 |
二、以泰—傣族群的交流互动促进中缅印的国际合作 |
三、泰—傣族群的交流互动对中缅印关系的挑战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研究成果 |
致谢 |
(7)吴泽霖社会学与民族学研究的学科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三、学科史研究视角 |
四、研究目标及方法 |
第一章 吴泽霖生平及早期思想来源 |
第一节 人生经历 |
一、家世与家风 |
二、生活与学术 |
三、社会与学术交往 |
四、职务变动 |
第二节 早期思想来源 |
一、“五四”科学精神 |
二、青年会的社会服务理念 |
三、美国早期的社会学理论 |
四、博厄斯学派人类学思想 |
小结 |
第二章 社会学中国化:理论与实践 |
第一节 社会学者的社会观 |
一、社会的四项基础 |
二、社会行为的文化和心理要素 |
三、社会的冲突 |
第二节 概念本土化的尝试 |
一、社会控制与社会约制 |
二、孔子的社会思想 |
第三节 社会调查的开展 |
一、社会调查的两种类型 |
二、上海社会救济事业调查 |
第四节 中国的社会问题 |
一、社会问题的一般认识 |
二、中国社会的具体问题 |
三、中国社会问题的出路 |
第五节 学科规范化 |
一、人才培养 |
二、学术组织 |
小结 |
第三章 分异与趋同:两个时期的西南民族研究 |
第一节 西南民族研究的多样类型(1938—1949) |
一、社会学转向民族学 |
二、文化历史取向——贵州“苗夷”社会 |
三、社会问题取向——“么些人”的生活 |
四、两种取向的融合——边疆开发论 |
第二节 西南民族研究范式的单一化(1949—1958) |
一、“旧思想”的改造 |
二、婚俗中的“封建性” |
三、节俗中的“文化遗存” |
第三节 两个时期间的范式转换与学术延续 |
一、从“博厄斯”到“马克思” |
二、思想内在理路与民族国家建构 |
小结 |
第四章 平等主线:种族与民族文物事业 |
第一节 现代性现象:种族与种族歧视 |
一、体质人类学层面的种族 |
二、社会学层面的种族歧视 |
第二节 海外民族志:美国的种族问题 |
一、“种族问题是态度问题” |
二、“三圈说”视角的阐释 |
第三节 平等的“物化”:民族文物事业 |
一、民族文物事业的实践 |
二、民族学博物馆的理论 |
三、与林惠祥的比较研究 |
小结 |
结语 应用倾向:基于吴泽霖的学科史考察 |
第一节 表现与成因 |
第二节 学科科学化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附录 吴泽霖论着目录 |
(8)中缅德昂族历史叙述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缘起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意义与研究方法 |
第一章 德昂族族源、演变与跨境民族的形成 |
第一节 德昂族的族源及历史演变过程 |
一、德昂族历史记忆中的族源传说 |
二、关于德昂族族属的讨论 |
三、历史文献中德昂族的演变及空间分布 |
第二节 德昂族的迁徙 |
一、德昂族集体记忆中的迁徙传说 |
二、历史文献中德昂族的迁徙 |
第三节 中缅边界的勘定与跨境德昂族的形成 |
一、历史上中缅沿边地带的变迁对德昂族先民的影响 |
二、中缅边界的勘定与中缅跨境德昂族的形成 |
小结 |
第二章 中国德昂族的历史叙述与国家认同 |
第一节 历史书写与国家认同的建构:自上而下的视角 |
一、王朝/民族国家对德昂族及其先民的历史书写 |
二、王朝国家对德昂族先民地区设置经营的历史书写 |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德昂族的身份赋予与建设扶持 |
四、王朝/民族国家的历史书写及设置经营与德昂族国家认同建构 |
第二节 神话/传说与中国德昂族的历史叙述:自下而上的回应之一 |
一、德昂族起源传说及其对典范历史叙述的回应 |
二、德昂族汉族兄弟、孔明传说对典范历史叙述的回应 |
第三节 金齿国的传说与中国德昂族的历史叙述:自下而上的回应之二 |
一、典范历史叙述中的金齿国 |
二、德昂族对金齿国的表述 |
三、德昂族“金齿”的历史建构与国家认同 |
第四节 浇花节仪式的建构与中国德昂族的历史叙述:自下而上的回应之三 |
一、浇花节的仪式叙事与身份认同建构 |
二、浇花节仪式与传说的互构 |
三、浇花节仪式叙事的功能性分析 |
小结 |
第三章 缅甸民族国家构建与缅甸德昂族的历史叙述 |
第一节 缅甸德昂族与缅甸民族国家的构建 |
一、缅甸民族国家构建的进程 |
二、缅甸的民族国家构建进程中的缅甸德昂族 |
第二节 缅甸历史书写及其对缅甸德昂族历史叙述的影响 |
一、缅甸历史文献与国家历史书写 |
二、教科书中缅甸国家的历史书写 |
三、缅甸国家历史书写对缅甸德昂族历史叙述的影响 |
第三节 缅甸德昂族的回溯性历史叙述与国家认同 |
一、中缅边界变迁与缅甸德昂族的历史叙述 |
二、缅甸德昂族的回溯性历史叙述 |
三、缅甸民族国家构建与缅甸德昂族历史叙述的双重面向 |
第四节 缅甸德昂族文字创制与历史叙述 |
一、缅甸国家语言文字政策 |
二、缅甸德昂族语言文字概况 |
三、缅甸德昂族文字的创制 |
四、缅甸德昂族文字创制与民族/国家认同建构 |
第五节 缅甸德昂族龙阳文化的建构与历史叙述 |
一、缅甸德昂族节日文化建构 |
二、从龙蛋变王裔到缅甸德昂族龙阳传说——对族源的重新表述 |
三、缅甸德昂族龙阳文化的建构与认同 |
小结 |
第四章 中缅德昂族历史叙述的比较分析 |
第一节 中缅德昂族历史叙述的差异性比较 |
一、中缅德昂族历史叙述的民族政策背景 |
二、中缅德昂族历史叙述的差异 |
三、中缅德昂族历史叙述差异成因 |
第二节 中缅德昂族的跨境互动与历史叙述 |
一、中缅德昂族族源传说的互动 |
二、中缅德昂族仪式叙事的互动 |
三、德昂文字的跨境共享 |
四、中缅德昂族跨境互动对历史叙述的影响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9)邓子琴的民族学成就与贡献(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选题缘起和学术意义 |
二、学术史回顾与本文目标 |
(一)学术史回顾 |
(二)本文目标 |
三、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 |
(一)基本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第二章 邓子琴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
第一节 土司社会历史调查 |
一、卓克基土司制度调查 |
二、绰斯甲土司制度调查 |
三、梭磨土司制度调查 |
四、巴塘土司制度调查 |
第二节 宗教寺庙社会历史调查 |
一、八邦寺社会历史调查 |
二、长青春科尔寺社会历史调查 |
第三节 农奴制社会历史调查 |
一、德格土司制度下的农奴制 |
二、甘孜县两种封建势力统治下的农奴制 |
三、康定地区的农奴制 |
四、阿坝县区的前期农奴制 |
第三章 邓子琴的民族学成就 |
第一节 民族史研究成就 |
一、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 |
二、族别史研究 |
三、民族关系史研究 |
第二节 土司研究成就 |
一、土司历史源流研究 |
二、土司制度研究 |
三、土司社会研究 |
四、经济方式研究 |
第三节 宗教寺庙研究成就 |
一、宗教寺庙历史源流 |
二、宗教寺庙组织 |
三、宗教寺庙经济 |
四、宗教文库 |
第四节 农奴制研究成就 |
一、农奴制历史源流的研究 |
二、对阶级与阶层的探讨 |
三、经济剥削问题的研究 |
四、社会性质的探讨 |
第四章 邓子琴的民族学研究贡献 |
第一节 对民族学理论本土化的贡献 |
一、民族学理论本土化的意义 |
二、20 世纪50 年代重庆民族学研究的本土化 |
三、邓子琴的民族学理论特点与本土化的实践 |
第二节 对西南大学历史博物馆的贡献 |
一、建馆先驱 |
二、丰富馆藏 |
三、拓展陈列 |
四、馆藏文物分类与鉴别 |
第三节 对西南大学民族学学科的贡献 |
一、西南大学民族学学科的奠基期(20 世纪50至80 年代) |
二、西南大学民族学学科的积累期(20 世纪80 年代至2000 年) |
三、西南大学民族学学科的快速发展期(2000 年后至今) |
结语 |
附录 |
一、邓子琴简年谱 |
二、邓子琴论着简年表 |
(一)着作 |
(二)论文 |
三、民族社会考察纪行诗钞 |
参考文献 |
致谢 |
(10)凌纯声中国民族文化起源与传播理论再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一、人类学视野下中国民族文化多元起源论的阐发 |
二、边疆、华夏民族的界定与旨趣独到的华夏民族三集团划分 |
三、中国古代南方土着文化与东南亚文化之间渊源关系的推定 |
四、中国古代文化与环太平洋区域土着文化之间传播关系的比较 |
五、凌氏环太平洋文化理论与方法若干问题的质疑商榷与批判 |
四、民族学系(民族研究所)重点学科简介(论文参考文献)
- [1]多重边缘的交流与整合:中缅印交角区文化互动的历史进程研究[D]. 李佩燊. 云南师范大学, 2021
- [2]古代文献中的“濊貊”研究[D]. 李明浩.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安化黑茶的文化生态史研究[D]. 杨化冰. 吉首大学, 2020(02)
- [4]文化的演替与作物的盛衰 ——桄榔类物种式微的文化生态史研究[D]. 耿中耀. 吉首大学, 2019(02)
- [5]近代东北民族民间音乐研究[D]. 王丽伟. 吉林大学, 2019(06)
- [6]滇藏缅印交角区泰—傣族群的迁徙流动及族际关系研究[D]. 邹念琴. 云南师范大学, 2019(01)
- [7]吴泽霖社会学与民族学研究的学科史考察[D]. 张福强. 中南民族大学, 2019(08)
- [8]中缅德昂族历史叙述比较研究[D]. 袁丽华. 云南大学, 2019(09)
- [9]邓子琴的民族学成就与贡献[D]. 段小佳. 西南大学, 2019(12)
- [10]凌纯声中国民族文化起源与传播理论再思考[J]. 周书灿. 浙江社会科学, 201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