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中的“J”效应（论文文献综述）
杨文举,陈永强[1]（2021）在《基于嵌套经济结构的生产率分解——以中国制造业为例》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经济具有明显的"全国—区域（省份）—行业—企业"的多层级嵌套结构特征,现有的生产率分解研究对此缺乏专门分析。在动态的Olley-Pakes生产率分解模型中,通过增加区域和（或）行业层级的要素流动,将不同层级的要素流动效应进行了分离,这种多级分解思路在其他生产率分解模型中具有普适性。中国制造业在1998—2007年的经验分析表明:（1）基于增加值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高达11.57%并具有明显的行业和区域异质性,它为制造业增长做出了58.43%的相对贡献,其中企业学习效应的相对贡献最大（62.10%）,要素流动效应次之（36.78%）,而企业更替效应的促进作用很小;（2）模型中的要素流动层级结构越少,企业学习效应（要素流动效应）被高估（低估）得越多;（3）在剔除全要素生产率的异常值时,将所有观测值放在一起截尾,忽视了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增长和行业异质性,进而导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被低估。
黄志[2]（2021）在《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纵观人类社会的演进历程,技术创新一直是推动地区乃至国家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是各国抢占国际竞争高地的重要手段。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计算机运算能力和运算速度大幅提升以及算法有效性取得极大突破,人工智能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并迅速将人类社会送入了智能时代,加速改变着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基于此,世界各国纷纷围绕人工智能展开了新一轮角逐,美、日、德、法等国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扶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以期借人工智能之势在新的历史时期抢占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就中国而言,人工智能作为一项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正在受到党中央的高度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10月31日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推动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在2018年12月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要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在2019-2020年,进一步强调要积极推动人工智能与媒体、教育、社会治理以及疫情防控等领域深度融合。届此,中国的人工智能及其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踏上了新征程。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技术进步,在与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过程中具体表现为各种有形（机器人）和无形（算法、系统等）的技术创新。那么,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如何影响经济增长?通过什么渠道影响经济增长?“索洛悖论”是否存在?从长期而言,是否会使经济呈现指数级增长趋势?从国际层面而言,人工智能在全球范围内的加速渗透是否会进一步扩大未来南北差距?围绕人工智能的这一系列问题具有相当重要性,但目前尚未有系统性研究,甚至在一些方面仍存在研究空白。为此,论文以经济学为主,结合计算机科学、哲学、数学等多学科理论知识,综合运用历史分析与比较分析相结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等研究方法,按照“总-分-总”的结构谋篇布局,以研究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论文主要内容如下:总论部分在系统梳理相关文献、详细阐述理论基础以及清晰刻画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基础上,探析了人工智能在向经济社会渗透过程中表现出的四大经济效应:智能渗透效应、边界延展效应、知识创造效应和自我深化效应,并对影响经济增长的三大主要因素（劳动、资本和生产技术）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人工智能四大经济效应作用于劳动、资本和生产技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提出由劳动渠道、资本渠道和生产率渠道三条渠道构成的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总体分析框架。分论部分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相结合逐一探讨了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渠道、资本渠道和生产率渠道。此外,由于数据不可得,无法通过实证分析的方式来识别人工智能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本文基于理论层面,进一步探讨了人工智能对长期经济增长以及未来南北差距产生影响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第一,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能够显着促进经济增长,长期经济增长甚至存在指数级增长的可能。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技术进步最显着的技术创新,与传统技术创新相似,能够为区域乃至国家经济增长提供动力源泉,显着推动宏观经济增长。但与传统技术创新不同的是,人工智能能够通过实现自动化知识生产,为经济提供更强的增长效应,长期而言,如果智能自动化技术进步与新任务边界延展规模一致,经济将实现指数级增长。但不容忽视,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渗透融合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会经历导入阶段、拓展阶段和成熟阶段等阶段的积累和调整过程。因此,人工智能并非一开始就能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在人工智能的导入阶段,将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效应。人工智能具有“当代与未来贯通的长期性”,经过导入阶段的积累和调整过程,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才得以显现,长期而言,经济存在指数级增长的可能,但同时伴随着南北差距的扩大。自主创新成为缩小未来南北差距的关键,而提升欠发达国家的技术引进效率仅能够缓解南北差距扩大的趋势。第二,人工智能的发展伴随而来的是劳动力从机械化、知识创造性低的工作和既定程序的开放型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而新工作岗位对劳动力的素质和技能要求不断提升,带来高技能劳动力需求扩大和实际工资水平提高,进而对经济高质量增长产生推动作用。劳动是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之一,劳动渠道主要通过劳动就业路径和劳动收入路径促进经济增长。从劳动就业路径而言,人工智能能够将劳动力从繁琐的工作中解放出来,与此同时,创造新的就业需求,拉动劳动力就业,推动经济增长;从劳动收入路径而言,人工智能能够带来更高的劳动收入水平,对经济增长表现出显着的正向效应。目前,人工智能发展的同时,工作任务标准化、劳动力素质和技能提升以及智能渗透引致就业均能缩小技能收入差距,技能收入差距并未呈扩大趋势,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效应,但不容忽视的是,目前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渗透融合尚处于拓展初期,边界延展对技能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并未得到完全释放,未来仍然存在技能收入差距扩大的潜在风险。另外,人工智能在与经济社会渗透过程中同样潜伏着风险和挑战,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的导入阶段,会带来智能机器挤出劳动就业,降低劳动收入水平,并加剧收入不平等,进而抑制经济增长。只有经过导入阶段的调整和技术积累,人工智能的经济增长效应才能真正发挥作用。第三,人工智能在经济社会的快速渗透将吸引更多的资本积累,增加资本投资,提升资本的生产效率,对宏观经济增长产生支撑作用。资本是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又一渠道,而这一渠道主要通过资本积累路径和资本结构路径发挥作用。就资本积累路径来看,在人工智能的导入阶段,人工智能资本增加的同时挤出传统资本,由于增加的人工智能资本难以弥补挤出的传统资本,进而资本积累下降,抑制经济增长,但经过导入阶段的调整和技术积累,人工智能能够吸引更多的资本投资,增加资本积累,且增长幅度大于下降幅度,进而资本积累总体呈上升趋势。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资本积累尚存在较大空间,通过增加资本积累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就资本结构路径来看,受行业工作任务特征的影响,人工智能的渗透难度存在行业差异。由于产品生产部门智能渗透相对容易,将吸引大量人工智能资本和部分传统资本流入,而服务部门智能渗透难度大,该部门新增的高技能岗位将吸引大量传统资本流入。在两种资本的流动过程中,无论是产品生产部门大量采用人工智能资本替代劳动力,还是服务部门部分采用人工智能资本替代劳动力,传统资本与高技能劳动力相结合进行生产,都将提升资本的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第四,人工智能的发展能够突破“索洛悖论”的怪圈,显着提升技术效率,最终体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为经济增长提供力量源泉。生产效率是除劳动和资本外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又一渠道,而这一渠道包括技术进步路径和技术效率路径。但实证发现,生产率渠道主要通过技术效率路径发挥作用,技术进步路径的作用并不显着。具体而言,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对促进技术传播和扩散、科学发现与发明以及技术革新和改进等的作用并不显着,难以通过技术进步路径实现经济增长。但能够提升其他生产要素间衔接配合的契合度,补充或增强传统生产要素,带来微观主体的管理方式、社会管理方式以及经济社会组织运行的模式不断改革,改善要素质量与配置效率,进而驱动经济增长。然而,人工智能并非一开始就能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同样需要调整和技术积累的过程。人工智能在导入阶段,由于“索洛悖论”的存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但随着人工智能在行业应用的逐渐成熟,“索洛悖论”将消失,全要素生产率显着提升,且提升幅度大于前期的下降幅度,进而实现经济增长。最后对论文的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并就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另外,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多角度、综合系统地分析了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三条渠道,补充和拓展了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围绕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的已有研究往往直接指出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而缺乏作用机理分析,或者从某一方面研究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缺乏多视角、综合系统的研究。本文基于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从劳动、资本和生产率等多角度出发,综合系统地分析了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渠道,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和拓展了已有的相关研究:（1）劳动渠道。人工智能的发展伴随着劳动力从机械化、知识创造性低的工作和既定程序的开放型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创造的新就业岗位带来高技能劳动力需求扩大和实际工资水平提高,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也将带来技能溢价,加剧收入不平等,进而抑制经济增长。（2）资本渠道。人工智能能够增加资本积累,带来人工智能资本和传统资本在行业流动,提升资本的生产效率,推动经济增长。（3）生产率渠道。人工智能在行业的应用过程中能够提升其他生产要素间衔接配合的契合度,补充或增强传统生产要素,带来微观主体的管理方式、社会管理方式以及经济社会组织运行模式不断改革,改善要素质量与配置效率,进而驱动经济增长。第二,考虑了人工智能对经济社会产生影响的阶段差异,从理论上科学、全面地认识了人工智能在渗透融合的不同阶段对经济社会的风险与机遇。人工智能向经济社会渗透融合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会经历从导入到不断成熟的过程,因此,其对经济社会的作用效应也将存在阶段差异。Hémous&Olsen（2015）、王君等（2017）等研究注意到了人工智能对劳动就业和收入差距产生影响的阶段差异,但在人工智能的其他相关研究中并未受到重视。因此,围绕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的已有研究均未考虑人工智能产生影响的阶段差异,进而忽略了人工智能对经济社会产生影响的调整过程,而调整过程往往伴随着风险与挑战。因此,缺乏这一考虑,可能导致研究结论出现偏差。本文将人工智能产生影响的阶段差异引入分析过程,分析了人工智能在与经济社会渗透融合的不同阶段通过作用于劳动、资本和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应,明确了人工智能风险和机遇的阶段存在性。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对既有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相关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第三,从行业层面出发,探索出了一种衡量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的方法,弥补了目前人工智能相关研究在数据选择上的不足。受相关数据可得性的限制,国内围绕人工智能的实证研究较少,已有的实证研究主要采用工业或制造业机器人数据进行研究,并不能全面反映人工智能在整个国民经济行业的渗透情况,得到的结论存在片面性。本文采用人工智能相关专利申请量作为衡量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基于本文对人工智能的界定,分别以“人工智能”“算法”“专家系统”“机器人”为关键词,在Patenthub专利汇全球专利数据库搜索专利数据,将重复的数据进行剔除,并将得到的人工智能专利数据根据三个层次分入我国国民经济各行业。第一个层次:按国际专利分类（IPC）主分类号归类;第二个层次:难以按IPC号分类的专利数据按照《国际专利分类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参照关系表》归类;第三个层次:剩余的专利数据按用途划分。最后形成2003-2018年19个行业人工智能专利绝对量的面板数据。这一数据清晰地反映了人工智能在不同行业的渗透情况,以及对不同行业产生的影响效应。基于此,实证检验了人工智能的经济效应,克服了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相关研究在人工智能代理变量选取上的不足。
张菀庭[3]（2021）在《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分析与目标体系拓展》文中提出近年来,随着我国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以及利率走廊机制的构建,我国货币政策调控逐渐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价格型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通过资产价格变化,影响家庭或企业的财务成本和收入预期,进而改变经济行为的货币政策调控方式。价格型货币政策以间接调控为主,政策传导机制链条较长,外部影响因素也较多,调控效果有时不尽如意。因此,本文针对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目前面临的国内外问题,运用封闭经济体和开放经济体框架下的数理模型,深入细致地研究了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多种传导机制,得出我国的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并非遵循一成不变的规则,而是具有在不同规则间切换的特征。政策的传导机制会根据外部经济情况发生改变,那价格型货币政策的目标体系是否也有可能随经济发展而调整?目前对价格型货币政策目标体系的研究多数都遵循1994年提出的经典泰勒规则,将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作为政策调控目标。但泰勒规则没有清晰的定义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在政策操作中的对应指标。后续文献应用泰勒规则时,大多从统计学意义构建指标,而忽略了其经济学内涵。有鉴于此,本文在深入理解价格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经济转型期的特征,将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目标的经济含义向“解决不平衡发展、加强自主创新”两项长期经济规划靠拢,重新构建核心通货膨胀指标,并刻画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路径,为拓展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目标体系提供理论支持。论文具体结构安排如下:本文的第1章对货币政策的发展和演变脉络进行梳理,阐释货币政策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的原因,明确后者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的第2章从全局视角对价格型货币政策进行了概览式分析,通过拓展泰勒规则的数理模型推导,得出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两项经典最终目标,产出和通胀。随后,运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分析不同经济波动阶段内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在产出和通胀目标间的权衡与侧重。结果发现,在经济高波动阶段,我国中央银行更侧重对产出缺口的调控,而在经济低波动阶段,则更偏向对通货膨胀的控制。由此可见,我国的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并非遵循一成不变的规则,而是具有在不同规则间切换的特征。那么,这种规则切换背后的政策逻辑是什么?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通过第3章房地产价格波动、第4章资本账户开放以及第5章美国货币政策冲击三种情境下,分别研究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观察异同,以印证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具有在不同规则间切换的特征。第3章研究“房地产价格波动与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本章运用DSGE理论模型刻画“价格型货币政策→房地产价格→产出和消费”的传导机制,通过对比DSGE数值模拟结果和VAR实证脉冲图,提出房地产价格会通过“消费品渠道”而非“抵押品渠道”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这一研究结果表明,Bernanke的金融加速器模型与我国的现实国情契合度并不算高。与美国的次级贷款情况不同,我国房地产信贷市场一直执行较为严格的宏观审慎政策,因此房地产价格上涨不是通过信贷渠道影响实体经济。相反的,由于家庭没有适宜的理财投资渠道,而把房地产当作投资和储蓄的惯常模式,价格型货币政策增加的流动性会进入房地产市场,催生房地产泡沫,降低资本在实体经济中的流转,使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失灵。第4章研究“资本账户开放度、汇率制度与价格型货币政策有效性”。本章在开放经济体框架下,首先通过蒙代尔—弗莱明经典模型,分析资本账户开放度、汇率制度与价格型货币政策三者间的理论关系,随后运用包含交互项和虚拟变量的回归方程对理论关系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开放经济体框架下,价格型货币政策变动会引起国际资本流动,进而造成产出和通胀的变动。国际资本流动速度与资本账户开放度关联紧密,但与汇率制度关系不大。因此,我国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进程应循序渐进,资本账户过快开放可能会影响价格型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造成经济体不必要的震荡波动。第5章研究“美国货币政策与我国货币政策的关联机制”。在开放经济体框架下引入国际货币政策冲击,运用SVAR模型研究美国常规货币政策和非常规货币政策对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有效性的影响。结果发现:美国常规货币政策会引起我国利率政策的联动变化,影响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美国非常规货币政策不仅会影响我国利率政策的独立性,还会影响我国的经济产出。一方面利率政策不能自由调整,另一方面经济波动加剧,两者叠加,将使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失效。因此,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应更加重视美国非常规货币政策冲击的溢出效应,努力提高政策响应的独立性,进而缓解政策冲击对我国实体经济带来的影响。从第3、4和5章的研究可以看出,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错综复杂。这能够解释,第2章中,价格型货币政策的调控在不同规则间切换的特征。面对不同领域的经济问题,政策与经济变量间的关联机制和传导链条均有所不同,因此政策调控的偏好系数也会随之改变。第6章和第7章聚焦于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中,通胀目标的指标重构和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路径刻画。通过价格型货币政策目标体系的拓展,为我国经济转型期的政策调控提供助力。第6章提出用“福利损失视角下的核心通货膨胀指标”替代传统通胀目标,作为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的盯住目标。本章在包含八部门异质性特征的价格扭曲模型中引入价格粘性和劳动收入份额,用以刻画不同部门物价波动的福利损失,并据此估计各部门在核心通货膨胀指标中的权重。研究结果表明,“其他用品和服务”、“食品”以及“居住”部门存在较强的劳动扭曲,“交通和通信”以及“教育文化和娱乐类部门”存在较强的价格扭曲,在核心通货膨胀中的权重比例高于它们在CPI中的支出份额。核心通胀指标构建的意义在于,不以单一的物价稳定作为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的最终目标,而是以减少物价波动对居民生活实际影响为标准制定通胀调控目标。盯住这一指标,能使价格型货币政策的调控中涵盖各部门的物价扭曲信息,使政策调控能够真实的改善消费、投资、就业等领域的实际经济问题。第7章将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高创新效率作为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经济增长目标的重要实现路径。本章通过DSGE理论模型刻画“价格型货币政策→金融摩擦→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增长”这一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路径,并通过数值模拟与SVAR实证分析的结果对比,验证了金融摩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经济增长目标的研究与通货膨胀不同,由于潜在产出不存在固定值,其与经济要素间的关联也会随时间而变化,经济增长不应该是结果指标,而应是过程指标。也就是说,从经济学意义上,经济增长目标不应仅关注稳定产出,也应关注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依赖于创新效率的提升,而创新效率的高低又取决于金融摩擦。金融摩擦越大,企业R&D投资就越少,进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经济增长放缓。因此,若想提高经济增速,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应聚焦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高创新效率。
冯坚福[4]（2021）在《金融冲击传导、经济周期波动与货币政策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美国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波动加剧,各种经济冲击频发和经济运行不确定性大大增强。随着我国经济整体实力的不断提升,我国抵御金融冲击等外部冲击的能力不断增强。进入经济新常态以来,我国宏观调控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并始终以高质量发展作为战略目标,同时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展开了各项调控政策协同发力的体系化、协同化、差异化的全面调控。在“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宏观调控引导下,经济运行实现了稳定发展和快速增长。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注意到,在全球金融市场波动日益加剧的大背景下,金融稳定对于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日益重要。金融脆弱性及金融投机攻击日益成为诱发经济周期波动的导火索。因此实施宏观审慎政策越来越多地被各国中央银行所采用,逆周期调控和政府干预已经成为普遍状态。本文就是在此背景下,通过系统考察金融冲击传导、经济周期波动与货币政策效应之间的动态关联,深入研究经济周期波动的动态特征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条件和基础,为制定更为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证依据。本文深入分析了金融冲击相关研究的发展史,探讨了金融摩擦、融资约束与投资决策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及金融加速器理论、金融危机理论和金融冲击的顺周期性,同时系统地梳理了金融冲击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在此基础上针对金融冲击对实际产出的影响、金融冲击对货币政策规则及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金融冲击与金融摩擦、经济波动的互动机制以及金融冲击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关联机制展开了一系列实证分析。通过构建包含随机波动率的时变系数向量自回归模型、混频数据模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考察了金融冲击对实际产出的时变影响,金融冲击对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金融冲击与经济周期、货币政策的内在影响机制,并得到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结论。主要表现在:第一,发现金融冲击确实能够对实际产出产生显着的影响,有放大经济波动的作用且其效应与特定的经济周期阶段有关。同时,金融冲击在短期内会给通货膨胀带来一定的压力,但在长期内却会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甚至出现通货紧缩的状况,这点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特征相符。新常态作为代表性的时间节点,表现出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的经济特点。第二,通过构建混频向量自回归模型估计金融冲击下“麦科勒姆规则”和“泰勒规则”,发现贝叶斯混频算法（BMF）下混频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回归方程对于高频数据的处理效果更好,它能够减小高频数据密度函数的方差,使之倾向于产生更加准确的协方差矩阵。同时,金融冲击对通货膨胀具有一定程度的推动作用,而对产出则表现为短期内影响强烈,经济会出现波动进而导致稳定性下降,但在长期内金融冲击反应微弱,对产出增长无明显拉动作用。第三,带有金融摩擦和金融冲击的DSGE模型能够较好地拟合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通过对不同金融摩擦系数下金融冲击对内生变量的脉冲响应函数结果分析,发现金融摩擦系数较小时,内生变量相对于稳态值的偏离程度都会被放大。此外,金融冲击表现出很强的滞后性,即内生变量在受到冲击之后快速上升但是缓慢下降,这说明在存在金融摩擦的情况下,金融冲击对于实体经济并非仅仅只产生短期的影响,也会对实体经济产生长期影响。第四,通过构建带有房地产市场金融冲击的DSGE模型,我们考察了宏观经济、金融系统和社会福利面临金融冲击的变化和动态效应。发现存在房地产市场金融冲击时,政府面临稳定房地产价格和维持产出增长的“二元悖论”,即如果政府考虑稳定房地产价格,则要牺牲产出;如果要维持产出持续增长,房地产市场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不稳定性。上述研究确认了我国经济运行中金融冲击的存在性、传染性和风险性,金融冲击诱发了金融周期,金融周期又与经济周期产生关联,进而影响到货币政策的实际效应。为解释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关联,检验和识别货币政策工具和目标的有效性,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推断和实证证据的支撑,也为制定有效宏观调控政策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李尚[5]（2021）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效果研究》文中提出新时代背景下,我国正处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速明显放缓,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也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外部环境上,逆全球化思潮下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以及新冠疫情的冲击,进一步要求我国经济必须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推动国有企业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和应对发展环境变化等问题上发挥作用,是国有企业发展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不断发展壮大并逐渐成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市场主体。随着改革的推进和国有经济布局结构的调整,国有经济比重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些变化对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一系列的复杂情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混合所有制改革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途径。然而,为什么混合所有制改革会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方式?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的是什么?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效果如何?这是新时代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不得不回答的问题。本文的研究也是围绕回答上述问题展开的。首先,本文通过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分析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内涵。混合所有制改革在社会主义框架内,促进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融合,本质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进而实现共同富裕。基于对混合所有制改革本质的认识,本文进一步构建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分析框架。第一,混合所有制改革以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为目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不同所有制经济的融合实现国有企业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使国有企业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发展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第二,混合所有制改革以促进各类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目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现实出发,促进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相互融合,使公有制和市场经济在宏观所有制结构层面有机结合,实现了“国民共进”。第三,混合所有制改革还对收入分配有着重要作用。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发展公有制经济必然是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为前提,在提高国有经济效率的同时也保障了分配公平,从而促进共同富裕。其次,本文梳理了建国以来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历史演进过程和理论逻辑。从混合所有制经济在我国的发展来看,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形成的公私合营形式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二是计划与市场并存时期企业自发形成以及通过试点股份制进行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探索,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的进行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四是新时代背景下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历史演进过程,本文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以及市场经济的要求三个理论线索,梳理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逻辑。最后,本文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分析框架,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对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践效果的分析主要从三个角度出发:一是研究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基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本文利用包含116770个观测值的工业企业面板数据分析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推动企业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的作用。具体而言,主要分析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能利用率和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在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以及促进企业创新中都具有显着作用。从作用机制来看,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有效的缓解政府干预,从而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能利用率和创新水平的提高;同时,混合所有制改革还可以降低企业代理成本,这一途径只会对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发挥作用,代理问题的改善并不能带来产能利用率和创新水平的提高。二是研究混合所有制改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分析混合所有制改革对所有制结构作用的基础上,本文基于省级面板数据,从所有制结构的角度分析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基于行业层面的数据,分析“垂直结构”下上游所有制结构变化对下游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国有经济比重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显着的“倒U型”关系,上游国有经济比重与下游行业绩效之间也存在着“倒U型”关系。维持一定比例的国有经济比重,可以促进各类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三是研究混合所有制改革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基于所有制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理论分析,本文构建了包含所有制结构的收入分配模型,分析了影响收入分配的各种因素。结果表明,社会投资率的下降和储蓄率的上升有利于增加劳动收入份额;所有制结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取决于国有部门、非国有部门和居民部门间储蓄率的大小。基于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国有经济比重的增加可以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从而验证了理论模型中的结论。基于对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践效果的实证结果,本文最后对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出了相关建议。
赵琦[6]（2021）在《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文中指出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我国与世界市场的联系逐渐密切,国内经济受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程度也越来越大。自2015年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弹性不断增加且市场化程度也逐步加深,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的不确定性也在增加。学者们对此进行了各种研究,探讨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国际贸易收支、进出口贸易、国内收入等经济变量的影响,在农业经济方面,学者们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农产品进出口、农产品价格等方面的影响,相比之下,对农民收入的研究则较少,所以,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并给出一些相关建议。本文基于前人的理论分析和研究结论,提出了两个假说:一是人民币汇率变动可以影响我国的农民收入;二是人民币汇率变动可以影响农产品进口、农产品出口这两个中介变量,进而对我国的农民收入产生影响。然后通过构建双重中介效应模型,利用逐步回归法进行实证检验,并利用Sobel检验分别检验了个别中介效应。通过以上分析,结果发现:人民币汇率升值会促进农民收入增加;人民币汇率升值可以通过促进农产品进口、农产品出口,进而促进农民增收,但是这个中介效应机制在各个地区的表现不同,即存在区域差异。
田甜[7]（2021）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我国西部地区发展水平最高、发展潜力较大的城镇化区域,是实施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地区经济的发展关键还是在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因此本文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角度出发,研究其对于县域经济的影响,对于更好地促进区县间竞争合作,形成区县发展一体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一盘棋,更好地承担起国家战略任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目前发展中存在的发展不平衡,经济增长动能不足等问题,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角度出发,研究产业结构高级化是否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县域经济存在影响。基于此,对已有相关研究进行梳理,进行理论分析,然后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分析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县域经济的理论影响,再具体分析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县域经济增长的现状,然后结合理论分析,采用空间计量的方法,选取2008-2019年的面板数据,建立静态和动态空间面板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成渝地区整体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不断提高,但是产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突出;经济增长总量上保持持续增长,但是增速放缓,人均GDP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镇化率高于全国城镇化率,经济增长相对质量不高;区县经济差异较大,主要依靠双核地区带动;产业结构高级化在1%的水平下显着促进经济增长。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提高1%经济增长0.286%,经济相邻或地理相邻的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会对本地区的经济增长有正的促进作用;成渝地区县域经济增长具有空间相关性,县域人均GDP受临近区县的影响较大,且本地区上一期的经济增长会促进本期的经济增长;城镇化水平、消费水平、财政支出、劳动力支出和技术进步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县域经济增长。最后基于本文的理论和实证结论提出对策建议。强调要加强高端人才支撑、促进劳动力流动;调整投资结构、积极引入投资;加大财政支出力度;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不断优化消费结构。
王延霖[8]（2021）在《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的多维度绩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资源型产业是民族地区产业布局的核心,但其长期依赖的中低技术水平引发的“规模扩张”成长模式在当今时代不可持续,也影响着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如今全世界都处于新一轮产业革命背景下,高技术服务对传统产业的渗透融合是传统产业获取产业持续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因此研究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的融合现状、融合绩效及民族地区特性要素的影响机制有利于了解产业融合情况,为地方政府制定更具针对性的产业政策提供参考,辅助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本研究以民族学、经济学等相关理论为支撑,采用田野调查法、对比研究法、规范和实证分析法、数据包络分析法和熵指数法等多种方法,从实地调研和实证检验两方面综合分析当前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的现状、水平及对绩效的影响,开展与非民族地区的对比研究以探究民族地区特殊规律,并从政府治理模式、社会要素配置和关系文化等特性要素方面探究了相关的调节机制。研究结论主要有:1.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初现,并具有改造资源型产业良好的经济、环境和创新效应,同时民族地区更易引进技术应用类服务企业,融合模式也以平台型、参与型和基础建设型为。但目前由于相关概念的标准化问题、产业间及政府部门间的“搭桥”问题以及资金压力问题使民族地区产业融合深化存在困难。2.利用熵指数法计算得到的民族地区产业融合水平值表明: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已实现从“轻度失调”向“勉强协调”的转变,2012年后稳定上升,但目前仍落后于东、中部地区;同时空间异质性特征显示产业融合高高集聚区向东、向南转移态势显着,而民族地区则多被低融合水平省份包围,地域间协同效应不高。3.实证研究结果总体说明: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对资源型产业的多维度绩效提升均具有显着促进作用,其中创新绩效方面需要一定的时间磨合才能实现。相比于非民族地区而言,以上提升作用在民族地区更强,“技术追赶效应”凸显。4.民族地区的良好的政府治理模式和较高的社会资本配置效率有助于增强产业融合的经济和环境绩效提升效果,说明民族地区政府的关注及政府治理、高效的资本配置水平有利于引导稀缺资本应用到经济效益高和政府关注高的领域;但社会资本配置效率在产业融合和创新绩效中呈负向调节作用,也说明民族地区的资本更倾向于向低风险领域倾斜。民族地区较高的关系文化程度也表现出一定的正向调节作用,但影响程度不高。5.民族地区中产业融合经济绩效提升的空间溢出效应显着,说明其可充分借助高技术服务业所带来的网络效应来获取更高的经济影响,环境绩效方面虽然难以区分两种效应大小,但可借鉴非民族地区经验展开地域间的环保合作。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分别从提升民族地区政府治理水平,塑造创新、开放、合作的文化内涵、加强社会要素的培育和流动以及建设产业融合双方的能力体系方面提出多项政策建议。
魏庆文[9]（2020）在《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对中国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下游产品部门的竞争水平已经大幅提升,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地位逐步确立。然而,上游要素部门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国有垄断状态,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受到诸多限制。这不仅阻碍了高效率非国有企业的市场进入,扩大了产业间收入差距,而且还阻碍了工业化进程,影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可持续性,并最终损害社会整体的福利水平。与此同时,随着中国迈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以及面临人口红利消失、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和外部需求萎缩等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国过去长期实行的依靠资源、廉价劳动力和大规模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推动经济新一轮高质量增长必须转向依靠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主要内容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而除了企业自身的技术进步以外,资源配置效率改善是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又一重要途径,甚至是更为重要的途径。这就引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国有企业上游垄断的市场竞争结构及其形成过程在中国资源配置效率演进中起到怎样的作用?进一步地,现阶段能否通过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打破上游国有企业垄断,进一步改善中国的资源配置效率,从而推动中国经济新一轮高质量增长?现有文献侧重考察国有企业垄断自身的效率损失,及其对整体经济的效率损失,却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国有企业垄断产业链上游的特征事实及其对下游企业和整体经济的影响,更鲜有文献基于中国特定的国有企业上游垄断的市场竞争结构研究其对中国资源配置效率影响。显然,这一问题的突破直接关系到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未来的经济发展,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研究课题。本文以“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对中国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为题,首先在理论上剖析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对中国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机理,区分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对中国资源配置效率影响的“直接抑制效应”、“间接拖累效应”、“竞争退出效应”和“空间效应”,并构建产业组织模型从数理层面分析不同所有制企业在产业链上下游的垄断竞争关系。其次,本文在已有关于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和中国资源配置效率测算模型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予以改进,并应用改进后的模型测算中国的国有企业上游垄断程度和中国的资源配置效率。最后,本文利用中国省际层面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对中国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方向和作用程度,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考察空间因素对二者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对中国要素配置扭曲的影响呈倒“U”型,具体作用方向取决于正负两方面作用力的相对大小。平均来看,国有企业上游垄断程度与要素配置扭曲水平反向变动:当国有企业沿产业链向上游攀升时,由“竞争退出效应”所导致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大于由“直接抑制效应”和“间接拖累效应”所导致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恶化,要素配置扭曲程度有所下降;而当国有企业沿产业链进入下游产业时,由“直接抑制效应”和“间接拖累效应”所导致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恶化,大于由“竞争退出效应”所导致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要素配置扭曲程度趋于上升。并且相对而言,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对劳动要素配置扭曲的改善程度大于对资本要素配置扭曲的改善程度。空间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不考虑地区之间的空间效应将会高估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对资源配置效率的直接影响;加入地区之间的空间效应后,由于相邻地区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对本地区资源配置效率也会产生作用,进一步强化了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认为通过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打破上游国有企业行政垄断,能够进一步改善中国的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中国经济新一轮高质量增长。而打破国有企业上游垄断的关键在于清除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行政保护。为此,需要厘清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作用,重新定义政府角色,明确国有企业市场定位,并加快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相较于已有研究,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本文从中国特定的国有企业上游垄断的市场竞争结构出发,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其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据笔者检索相关文献所知,这是现有研究中的首次。已有关于资源配置效率的研究多从企业间水平竞争结构出发,考察不同类型企业在产业内的水平竞争,着重关注各类要素配置扭曲或政策扭曲对资源配置效率和社会福利的影响。虽然少数文献注意到国有企业垄断产业链上游的现象,并研究了其对经济增长、国有企业超额利润等方面的影响,但缺乏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对中国资源配置效率影响的直接研究。2.本文提出了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综合分析框架,从“直接抑制效应”、“间接拖累效应”、“竞争退出效应”和“空间效应”等层面全面考察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现有文献从国有企业本身相对较低的效率,以及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的间接拖累等层面论述了国有企业对资源配置效率和整体经济增长的影响,但却缺乏动态和空间层面的考察。一方面,从长期的动态效果来看,国有企业上游化攀升意味着国有企业不断退出下游市场竞争,由此释放出大量的生产要素,放开了下游市场非国有企业的进入门槛,并且扫除了下游市场竞争机制有效发挥的障碍。从这一角度来看,国有企业上游垄断的市场竞争结构及其形成过程在中国资源配置效率的演进中发挥了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变量并非相互独立,现实中各地区之间存在着广泛的经济技术联系,各地区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并非仅仅对本地区资源配置效率产生影响,还会对其他地区,尤其是空间临近地区产生影响,而其他地区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变又会反作用于本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因此,为全面考察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对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有必要将动态因素和空间因素也纳入到分析框架中来。
祝维维[10]（2020）在《基于投入产出技术的河北省装备制造业发展质量评价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装备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脊梁,是高技术的载体及转化为生产力的桥梁和通道。2019年全国装备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高达32.5%。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背景下,2018年河北省装备制造业在全国的比重仅为16.87%。在此背景下,河北省要由工业大省向工业强省转变,装备制造业是提高河北工业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手段,因此,发展装备制造业是机遇也是一种必然的选择。该研究以河北省为例,在参考有关文献的基础上,一是利用河北省编制的2010、2012、2015年42部门投入产出表或延长表,结合研究目的,将其进行科学分类,进而构建反映河北装备制造业的2010、2012、2015年8部门现价投入产出模型。二是以2010年为基期,运用可比价换算指数的方法,测算2012、2015年的价格指数。形成2010、2012、2015年可比价序列8部门投入产出模型。三是研究建立了涵盖科技支撑力、产业作用力、富民带动力三方面,包括区位熵、全要素生产率、产业扩张力、中间需求和投入率、波及效应、经济效益系数、人均劳动报酬、规模竞争力等10项指标构成的装备制造业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用相关系数分析和熵值法进行实证。四是研究发现:该地区装备制造业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数2015年比2010年提高17.55%。其中科技支撑力、富民带动力分别增长118.77%、93.93%,产业作用力下降10.31%。表明科学技术带动了装备制造业的质量发展水平的总体提高,富民带动力得到增强和发展,但装备制造业结构还不尽合理,产业作用力还较弱。五是针对存在问题提出借京津冀协同发展之势,进一步打造良好的产业对接和创新环境,增强河北装备制造产业作用力,全面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等对策建议。
二、经济中的“J”效应（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经济中的“J”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2）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人工智能的相关研究 |
| 1.2.2 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 |
| 1.2.3 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 |
| 1.2.4 研究述评 |
| 1.3 内容结构、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3.1 内容结构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框架 |
| 1.4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技术创新 |
| 2.1.2 人工智能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技术创新理论 |
| 2.2.2 经济增长理论 |
| 3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 |
| 3.1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 |
| 3.1.1 世界主要经济体人工智能的发展战略 |
| 3.1.2 世界主要经济体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 |
| 3.1.3 国内人工智能发展趋势 |
| 3.2 人工智能的四大经济效应 |
| 3.2.1 智能渗透效应 |
| 3.2.2 边界延展效应 |
| 3.2.3 知识创造效应 |
| 3.2.4 自我深化效应 |
| 3.3 经济增长的三大影响因素 |
| 3.3.1 劳动是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要素投入 |
| 3.3.2 资本是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实现途径 |
| 3.3.3 生产技术是加速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 |
| 3.4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三大渠道 |
| 3.4.1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渠道 |
| 3.4.2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资本渠道 |
| 3.4.3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生产率渠道 |
| 3.5 本章小结 |
| 4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渠道 |
| 4.1 分析基础 |
| 4.1.1 高低技能劳动者的厘定 |
| 4.1.2 基本理论假设 |
| 4.2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就业路径 |
| 4.2.1 智能渗透对劳动就业的影响 |
| 4.2.2 边界延展对劳动就业的影响 |
| 4.2.3 就业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4.3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收入路径 |
| 4.3.1 智能渗透对劳动收入的影响 |
| 4.3.2 边界延展对劳动收入的影响 |
| 4.3.3 收入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4.4 劳动就业和劳动收入路径的实证检验 |
| 4.4.1 研究设计 |
| 4.4.2 人工智能影响劳动就业和劳动收入的实证检验 |
| 4.4.3 人工智能、劳动就业和劳动收入影响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
| 4.4.4 长期效应分析 |
| 4.4.5 作用渠道检验 |
| 4.5 结论:人工智能通过劳动就业和劳动收入影响经济增长 |
| 5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资本渠道 |
| 5.1 分析基础 |
| 5.1.1 资本积累与资本结构的概述 |
| 5.1.2 智能渗透的行业差异 |
| 5.2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资本积累路径 |
| 5.2.1 智能渗透对资本积累的影响 |
| 5.2.2 边界延展对资本积累的影响 |
| 5.2.3 资本积累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5.3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资本结构路径 |
| 5.3.1 智能渗透对资本结构的影响 |
| 5.3.2 边界延展对资本结构的影响 |
| 5.3.3 资本结构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5.4 资本积累和资本结构路径的实证检验 |
| 5.4.1 研究设计 |
| 5.4.2 人工智能影响资本积累和资本结构的实证检验 |
| 5.4.3 人工智能、资本积累和资本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
| 5.4.4 长期效应分析 |
| 5.4.5 作用渠道检验 |
| 5.5 结论:人工智能通过资本积累和资本结构影响经济增长 |
| 6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生产率渠道 |
| 6.1 分析基础 |
| 6.1.1 全要素生产率的解构 |
| 6.1.2 基于“生产率悖论”的争议 |
| 6.2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路径 |
| 6.2.1 智能渗透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
| 6.2.2 知识生产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
| 6.2.3 自我深化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
| 6.2.4 技术进步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6.3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技术效率路径 |
| 6.3.1 智能渗透对技术效率的影响 |
| 6.3.2 边界延展对技术效率的影响 |
| 6.3.3 自我深化对技术效率的影响 |
| 6.3.4 技术效率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6.4 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路径的实证检验 |
| 6.4.1 研究设计 |
| 6.4.2 人工智能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分析 |
| 6.4.3 人工智能、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
| 6.4.4 长期效应分析 |
| 6.4.5 作用渠道检验 |
| 6.5 结论:人工智能通过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影响经济增长 |
| 7 进一步分析——人工智能、长期经济增长与未来南北差距 |
| 7.1 分析基础 |
| 7.1.1 技术创新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变化路径 |
| 7.1.2 基本理论假设 |
| 7.2 人工智能与长期经济增长 |
| 7.2.1 基本模型构建 |
| 7.2.2 模型分析 |
| 7.2.3 分析结论 |
| 7.3 人工智能发展与未来南北差距 |
| 7.3.1 基本模型构建 |
| 7.3.2 领先国家 |
| 7.3.3 追随国家 |
| 7.3.4 模型分析与结论 |
| 7.4 本章小结 |
| 8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8.1 基本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3）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分析与目标体系拓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转型 |
| 1.1.2 国内外冲击下的价格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 1.1.3 价格型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测度 |
| 1.2 价格型货币政策研究的理论基础 |
| 1.2.1 货币超发的理论争鸣 |
| 1.2.2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转型 |
| 1.2.3 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分析 |
| 1.2.4 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研究 |
| 1.3 论文结构与主要内容 |
| 1.3.1 论文结构 |
| 1.3.2 论文内容 |
| 1.4 论文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 |
| 1.4.1 论文研究方法 |
| 1.4.2 论文主要创新 |
| 第2章 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分段调控 |
| 2.1 相关理论及文献综述 |
| 2.1.1 价格型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梳理 |
| 2.1.2 价格型货币政策的规则特征分析 |
| 2.2 价格型货币政策目标体系与调控规则的理论推演 |
| 2.2.1 约束条件 |
| 2.2.2 福利损失函数 |
| 2.2.3 最优货币政策反应方程 |
| 2.3 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区制转移特征研究 |
| 2.3.1 价格型货币政策简化方程 |
| 2.3.2 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方法介绍 |
| 2.3.3 区制转移的实证结果分析 |
| 2.3.4 稳健性检验 |
| 2.4 价格型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特征分析 |
| 2.4.1 非稳定区制下的非对称特征分析 |
| 2.4.2 稳定区制下的非对称特征分析 |
| 2.5 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的福利损失对比 |
| 2.5.1 稳定与非稳定区制的福利损失对比 |
| 2.5.2 严格利率规则反应方程估计 |
| 2.5.3 分段与严格利率规则的福利损失对比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房地产价格波动与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 |
| 3.1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3.1.1 传导机制的理论文献梳理 |
| 3.1.2 传导机制的实证文献概述 |
| 3.2 房地产价格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关联机制的理论模型构建 |
| 3.3 DSGE模型的参数校准及数值模拟 |
| 3.3.1 参数校准 |
| 3.3.2 开启与关闭抵押品渠道的数值模拟 |
| 3.4 房地产价格与实体经济关联机制的时变特征分析 |
| 3.4.1 房地产价格与产出间的动态关联机制检验 |
| 3.4.2 房地产价格与通胀间的动态关联机制检验 |
| 3.4.3 房地产价格传导渠道的断点检验 |
| 3.5 房地产价格影响利率调控效果的渠道分析 |
| 3.5.1 房地产价格对利率调控效果影响的脉冲分析 |
| 3.5.2 稳健性检验 |
| 3.6 房地产价格、实体经济与价格型货币政策间的关联机制 |
| 3.7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资本账户开放度、汇率制度与价格型货币政策有效性 |
| 4.1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4.2 二元悖论理论模型构建 |
| 4.3 资本账户开放度指标构建 |
| 4.4 二元悖论模型的实证检验 |
| 4.4.1 回归方程说明 |
| 4.4.2 包含交互项的参数估计 |
| 4.4.3 引入“全球避险情绪”的参数估计 |
| 4.5 稳健性检验 |
| 4.5.1 针对“产出内生性”的稳健性检验 |
| 4.5.2 针对“资本帐户开放度测算方式”的稳健性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美国货币政策与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关联机制研究 |
| 5.1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5.1.1 国际资本流动渠道研究 |
| 5.1.2 汇率渠道研究 |
| 5.2 蒙代尔—弗莱明理论分析框架 |
| 5.3 SVAR模型构建与计量处理 |
| 5.3.1 SVAR模型的构建 |
| 5.3.2 单位根检验与滞后期选取 |
| 5.4 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影响 |
| 5.4.1 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 |
| 5.4.2 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福利损失视角下的核心通胀目标构建 |
| 6.1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6.2 八部门异质性价格扭曲理论模型的构建 |
| 6.2.1 个体的生产与消费 |
| 6.2.2 消费和价格指数 |
| 6.2.3 模型的一阶方程与对数线性化 |
| 6.2.4 社会总福利损失函数构建 |
| 6.3 异质性价格粘性与劳动收入份额的测算 |
| 6.3.1 价格粘性测算 |
| 6.3.2 劳动的收入份额测算 |
| 6.4 不同异质性特征下核心通货膨胀指标的估计 |
| 6.4.1 参数校准 |
| 6.4.2 多种异质性模型的实证结果分析与对比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基于创新效率的经济增长目标调控机制 |
| 7.1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7.1.1 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机制研究 |
| 7.1.2 金融摩擦与技术创新的关联机制研究 |
| 7.1.3 金融摩擦与价格型货币政策间的关联机制研究 |
| 7.2 经济增长目标调控的理论模型构建 |
| 7.3 DSGE模型的数值模拟和SVAR模型的实证结果对比 |
| 7.3.1 DSGE模型的参数校准 |
| 7.3.2 DSGE模型的数值模拟结果分析 |
| 7.3.3 SVAR模型的实证结果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参与的科研项目 |
| 致谢 |
（4）金融冲击传导、经济周期波动与货币政策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选题意义 |
| 1.2 相关研究综述 |
| 1.2.1 金融冲击的理论评述 |
| 1.2.2 金融冲击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 |
| 1.2.3 经济周期理论和金融周期理论的研究进展 |
| 1.2.4 金融冲击和金融摩擦下经济周期分析框架 |
| 1.3 本文结构框架及主要研究内容 |
| 第2章 金融冲击理论及传导机制 |
| 2.1 金融冲击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机制 |
| 2.1.1 银行信贷渠道 |
| 2.1.2 资产负债表渠道 |
| 2.2 金融冲击的不同强度对货币政策宏观效应的影响 |
| 2.2.1 银行部门内部竞争程度 |
| 2.2.2 企业的银行替代融资渠道 |
| 2.2.3 金融市场的发展深度 |
| 2.2.4 金融合约期限及利率可调性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 |
| 2.2.5 资本流动对货币政策的传导影响 |
| 2.3 金融冲击的顺周期性 |
| 2.3.1 资本监管的顺周期性 |
| 2.3.2 资产负债管理的顺周期性 |
| 第3章 金融冲击对实际产出影响的时变性计量研究 |
| 3.1 金融冲击的定义与计算 |
| 3.2 时变系数向量自回模型 |
| 3.2.1 TVP-VAR模型简介 |
| 3.2.2 TVP-VAR模型的估计 |
| 3.3 模型的数据选取与参数估计 |
| 3.4 实际产出波动对金融冲击的时变反应机制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金融冲击下的货币政策规则和货币政策有效性检验 |
| 4.1 货币政策规则及其有效性 |
| 4.1.1 金融冲击下的“麦科勒姆规则” |
| 4.1.2 金融冲击下的“泰勒规则” |
| 4.1.3 金融冲击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检验 |
| 4.2 混频数据向量自回归模型 |
| 4.3 货币政策有效性检验及规则识别 |
| 4.3.1 变量选取与描述 |
| 4.3.2 MF-VAR模型与VAR模型的比较 |
| 4.3.3 脉冲响应函数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金融冲击、金融摩擦和经济周期波动 |
| 5.1 金融冲击、金融摩擦和经济周期影响机制分析 |
| 5.2 金融摩擦和金融冲击下我国宏观经济DSGE模型设定 |
| 5.2.1 进行跨期选择的家庭部门 |
| 5.2.2 金融摩擦与内生信贷约束 |
| 5.2.3 中间商品生产部门和金融冲击 |
| 5.2.4 资产生产部门 |
| 5.2.5 带有价格粘性的零售部门 |
| 5.2.6 货币政策与模型出清 |
| 5.3 DSGE模型参数设定与估计 |
| 5.3.1 数据的选取与处理 |
| 5.3.2 数据平稳性检验 |
| 5.3.3 模型参数校准 |
| 5.3.4 模型参数的贝叶斯估计 |
| 5.4 不同金融摩擦系数下模型的对比分析 |
| 5.4.1 不同金融摩擦系数下金融冲击的脉冲响应分析 |
| 5.4.2 不同金融摩擦系数下的方差分解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金融冲击、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 |
| 6.1 金融冲击与宏观审慎政策文献综述 |
| 6.2 包含金融部门的DSGE模型 |
| 6.3 参数估计结果及动态分析 |
| 6.3.1 数据选取和部分参数校准 |
| 6.3.2 贝叶斯估计的结果 |
| 6.4 模型的动态分析 |
| 6.4.1 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
| 6.4.2 金融冲击对于金融系统的冲击效应 |
| 6.4.3 社会福利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5）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效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2.1 混合所有制的概念 |
| 1.2.2 相关概念分析 |
| 1.3 文献述评 |
| 1.3.1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原因研究 |
| 1.3.2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效果研究 |
| 1.3.3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现路径研究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与存在的不足 |
| 第2章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相关理论及其分析框架 |
| 2.1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相关理论 |
| 2.1.1 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 |
| 2.1.2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 |
| 2.2 西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 |
| 2.2.1 产权理论 |
| 2.2.2 委托代理理论 |
| 2.3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分析框架构建 |
| 2.3.1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分析 |
| 2.3.2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证分析框架 |
| 第3章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历史演进与理论逻辑 |
| 3.1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历史演进 |
| 3.1.1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1949-1956) |
| 3.1.2 计划与市场并存时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1978-1992) |
| 3.1.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1993-2012) |
| 3.1.4 新时代背景下的混合所有制改革(2013 年至今) |
| 3.2 混合所有制改革演进的理论逻辑 |
| 3.2.1 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调整生产关系 |
| 3.2.2 基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探索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 |
| 3.2.3 基于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关系的研究 |
| 4.1 混合所有制改革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分析 |
| 4.2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2.1 问题的提出 |
| 4.2.2 理论分析与假设 |
| 4.2.3 方法、模型与数据处理 |
| 4.2.4 实证结果 |
| 4.2.5 本节小结 |
| 4.3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产能利用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3.1 问题的提出 |
| 4.3.2 变量与数据说明 |
| 4.3.3 实证结果 |
| 4.3.4 本节小结 |
| 4.4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4.1 问题的提出 |
| 4.4.2 方法、模型与数据处理 |
| 4.4.3 实证结果 |
| 4.4.4 本节小结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
| 5.1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所有制结构的关系 |
| 5.1.1 不同阶段下混合所有制改革对所有制结构的影响 |
| 5.1.2 所有制结构的变化趋势分析 |
| 5.2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地区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
| 5.2.1 理论分析与假设 |
| 5.2.2 模型设定与数据处理 |
| 5.2.3 实证结果 |
| 5.2.4 本节小结 |
| 5.3 上游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下游行业绩效关系的实证分析 |
| 5.3.1 理论分析与假设 |
| 5.3.2 模型设定与数据处理 |
| 5.3.3 实证结果 |
| 5.3.4 本节小结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研究 |
| 6.1 所有制与收入分配的关系 |
| 6.2 所有制与收入分配的理论模型 |
| 6.2.1 收入分配模型的构建 |
| 6.2.2 收入分配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3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劳动收入份额关系的实证分析 |
| 6.3.1 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趋势分析 |
| 6.3.2 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
| 6.3.3 实证结果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 致谢 |
（6）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 |
| 1.3 研究内容设计 |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 二、文献综述 |
| 2.1 汇率对收入的影响 |
| 2.2 汇率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
| 2.3 农产品贸易对我国农民收入的影响 |
| 2.4 影响我国农民收入的其他因素 |
| 2.4.1 农业技术进步 |
| 2.4.2 产业结构 |
| 2.4.3 人力资本 |
| 2.5 文献综述小结 |
| 三、我国的汇率制度发展历程与农民收入 |
| 3.1 我国的汇率制度发展历程 |
| 3.1.1 第一阶段:1978-1993 |
| 3.1.2 第二阶段:1994-2004 |
| 3.1.3 第三阶段:2005-2014 |
| 3.1.4 第四阶段:2015 年至今 |
| 3.2 我国的农民收入 |
| 3.2.1 我国的农民收入现状 |
| 3.2.2 我国的农民收入结构 |
| 四、人民币汇率影响我国农民收入的理论基础及影响机制 |
| 4.1 理论基础 |
| 4.1.1 国际贸易理论 |
| 4.1.2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
| 4.2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机制 |
| 4.2.1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机制 |
| 4.2.2 农产品贸易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机制 |
| 五、人民币汇率对我国农民收入的实证分析 |
| 5.1 中介效应模型及其检验方法 |
| 5.1.1 单重中介效应模型 |
| 5.1.2 双重中介效应模型 |
| 5.2 模型构建和数据选择 |
| 5.2.1 中介效应模型设定 |
| 5.2.2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5.3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4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农民收入影响的中介效应检验 |
| 六、结论与建议 |
| 6.1 结论 |
| 6.2 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4 可能存在的创新点 |
| 第2章 理论基础 |
| 2.1 相关理论 |
| 2.2 相关概念 |
| 2.3 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分析 |
| 第3章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县域经济增长的现状分析 |
| 3.1 产业结构高级化分析 |
| 3.2 县域经济增长分析 |
| 第4章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县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1 模型的设定 |
| 4.2 变量及数据说明 |
| 4.3 实证分析 |
| 第5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5.1 主要结论 |
| 5.2 对策建议 |
| 5.3 研究不足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校期间科研情况 |
（8）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的多维度绩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引言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相关问题研究 |
| 1.3.2 产业融合对传统产业绩效的影响效应研究 |
| 1.3.3 民族地区的地域要素特性研究 |
| 1.3.4 研究现状述评 |
| 1.4 研究内容、方法与技术路线图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图 |
| 1.5 创新点 |
| 二、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民族地区概念界定 |
| 2.1.2 资源型产业概念界定 |
| 2.1.3 高技术服务业概念界定 |
| 2.1.4 产业融合概念界定 |
| 2.1.5 资源型产业绩效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比较优势理论 |
| 2.2.2 产业融合理论 |
| 2.2.3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4 结构功能主义理论 |
| 2.3 理论分析与概念模型 |
| 2.3.1 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的融合基础 |
| 2.3.2 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的绩效影响机制 |
| 2.3.3 民族地区特性及其调节作用 |
| 2.3.4 研究的总体概念模型 |
| 2.4 本章小结 |
| 三、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发展脉络及融合现状 |
| 3.1 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发展脉络 |
| 3.1.1 发展历史 |
| 3.1.2 发展特征 |
| 3.2 民族地区高技术服务业发展脉络 |
| 3.2.1 发展历史 |
| 3.2.2 发展特征 |
| 3.3 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现状——基于田野调查 |
| 3.3.1 田野点介绍 |
| 3.3.2 民族地区资源型企业内部高新技术服务融合的现象、成效与问题 |
| 3.3.3 民族地方高技术服务业的融合方式及特点 |
| 3.4 本章小结 |
| 四、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的融合水平测度与评价 |
| 4.1 产业融合水平测度方法 |
| 4.1.1 基于专利数据的测度和刻画 |
| 4.1.2 投入产出法 |
| 4.1.3 熵指数法 |
| 4.2 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测度 |
| 4.2.1 评价指标体系 |
| 4.2.2 评价模型构建 |
| 4.2.3 融合评价结果 |
| 4.3 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水平评价 |
| 4.3.1 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水平 |
| 4.3.2 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融合水平对比分析 |
| 4.3.3 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存在的问题 |
| 4.4 本章小结 |
| 五、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对资源型产业经济绩效影响 |
| 5.1 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 |
| 5.1.1 研究假设 |
| 5.1.2 模型构建 |
| 5.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
| 5.2.1 数据来源 |
| 5.2.2 变量选取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1 民族地区的普通面板回归结果 |
| 5.3.2 基于结构功能理论的民族地区特性要素调节效应 |
| 5.3.3 民族地区的空间面板回归结果 |
| 5.3.4 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和全国总样本的对比研究结果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六、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对资源型产业环境绩效影响 |
| 6.1 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 |
| 6.1.1 研究假设 |
| 6.1.2 模型构建 |
| 6.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
| 6.2.1 数据来源 |
| 6.2.2 变量选取 |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1 民族地区的普通面板回归模型 |
| 6.3.2 基于结构功能理论的民族地区特性要素调节效应 |
| 6.3.3 民族地区的空间面板回归模型 |
| 6.3.4 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和全国总样本的对比研究结果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七、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对资源型产业创新绩效影响 |
| 7.1 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 |
| 7.1.1 研究假设 |
| 7.1.2 模型构建 |
| 7.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
| 7.2.1 数据来源 |
| 7.2.2 变量选取 |
| 7.3 实证分析 |
| 7.3.1 民族地区的基本回归结果 |
| 7.3.2 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和全国总样本的对比研究结果 |
| 7.3.3 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的创新绩效影响滞后性分析 |
| 7.3.4 基于结构功能理论的民族地区特性要素调节效应 |
| 7.3.5 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吸收能力的调节效应 |
| 7.4 稳健性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八、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提高民族地区政府的治理水平 |
| 8.2.2 塑造创新、开放、合作的文化内涵 |
| 8.2.3 加强社会要素的培育和流动 |
| 8.2.4 建设实现产业融合的能力体系 |
| 8.3 问题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9）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对中国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目标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主要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国有企业上游垄断的相关研究 |
| 2.1.1 国有企业上游垄断的概念和成因 |
| 2.1.2 国有企业上游垄断经济影响研究 |
| 2.1.3 国有企业上游垄断性质:自然垄断还是行政垄断 |
| 2.1.4 国有企业上游垄断的必要性探讨 |
| 2.2 国有企业效率的相关研究 |
| 2.2.1 国有企业微观效率的相关研究 |
| 2.2.2 国有企业宏观效率的相关研究 |
| 2.3 资源配置效率的相关研究 |
| 2.3.1 资源配置效率的衡量标准 |
| 2.3.2 国外关于资源配置效率的相关研究 |
| 2.3.3 国内关于资源配置效率的相关研究 |
| 2.4 国有企业上游垄断与资源配置效率关系的相关研究 |
| 2.5 研究评述 |
| 第3章 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理论分析 |
| 3.1 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机理 |
| 3.1.1 直接抑制效应 |
| 3.1.2 间接拖累效应 |
| 3.1.3 竞争退出效应 |
| 3.1.4 空间效应 |
| 3.2 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数理模型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国有企业上游垄断程度的测算 |
| 4.1 产业上游度的测算 |
| 4.1.1 产业上游度的测算方法 |
| 4.1.2 产业上游度的测算结果 |
| 4.2 国有资本产业分布的变化情况 |
| 4.2.1 国有资本总量的变化情况 |
| 4.2.2 各产业国有资本占全部国有资本比重的变化情况 |
| 4.2.3 工业部门各子产业中的国有资本比重的变化情况 |
| 4.3 国有企业上游度及其上游垄断势力的变化情况 |
| 4.3.1 国有企业上游度的变化情况 |
| 4.3.2 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势力的变化情况 |
| 4.3.3 国有企业上游化攀升与其上游垄断势力增强的关系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资源配置效率水平的测算 |
| 5.1 地区间要素配置扭曲程度的测算 |
| 5.1.1 地区间要素配置扭曲程度的测算框架 |
| 5.1.2 数据说明 |
| 5.1.3 地区间要素配置扭曲程度 |
| 5.1.4 分地区要素投入扭曲程度 |
| 5.2 产业间要素配置扭曲程度的测算 |
| 5.2.1 产业间要素配置扭曲程度的测算框架 |
| 5.2.2 数据说明 |
| 5.2.3 产业间要素配置扭曲程度 |
| 5.2.4 分产业要素投入扭曲程度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实证分析 |
| 6.1 模型设定、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6.1.1 模型设定 |
| 6.1.2 变量说明 |
| 6.1.3 数据来源 |
| 6.2 基准模型实证结果分析 |
| 6.3 稳健性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空间效应 |
| 7.1 构建空间权重矩阵 |
| 7.2 空间自相关检验 |
| 7.3 空间模型设定 |
| 7.4 空间模型实证结果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未来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相关政策建议 |
| 8.3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所取得的学术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基于投入产出技术的河北省装备制造业发展质量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内容、框架和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研究依据的技术理论 |
| 2.1 投入产出基本理论 |
| 2.1.1 投入产出技术概述 |
| 2.1.2 投入产出技术的假定性 |
| 2.2 投入产出表结构和相关系数的计算 |
| 2.2.1 投入产出表结构 |
| 2.2.2 相关系数计算 |
| 2.3 可比价投入产出表 |
| 2.3.1 序列表的表式和结构 |
| 2.3.2 可比价投入产出表的编制 |
| 第三章 装备制造业投入产出模型的构建 |
| 3.1 现价序列模型的设计思路 |
| 3.1.1 国民经济部门的划分和合并 |
| 3.1.2 装备制造业现价序列模型的构建 |
| 3.2 各部门价格指数的测算 |
| 3.3 可比价序列投入产出模型的构建 |
| 第四章 河北省装备制造业发展质量的实证分析 |
| 4.1 数据的标准化 |
| 4.2 权重的确定与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
| 4.3 实证分析 |
| 4.3.1 关联系数指标的计算 |
| 4.3.2 评价指数的计算 |
| 第五章 研究结论和对策建议 |
| 5.1 研究结论 |
| 5.1.1 装备制造业发展状况良好 |
| 5.1.2 科技支撑力的发展促进产业的进步 |
| 5.1.3 装备制造业的产业作用力不足 |
| 5.1.4 装备制造业的富民带动力增速加快 |
| 5.1.5 三大产业结构正在慢慢趋向合理,仍处于经济转型阶段 |
| 5.2 对策建议 |
| 5.2.1 打造良好的政策环境,进一步提高科技支撑力的作用 |
| 5.2.2 推动装备制造业的产业作用力,促进产业间协调发展 |
| 5.2.3 提高经济效益,增强富民带动力的拉动作用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四、经济中的“J”效应（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嵌套经济结构的生产率分解——以中国制造业为例[J]. 杨文举,陈永强.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6)
- [2]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D]. 黄志. 四川大学, 2021(12)
- [3]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分析与目标体系拓展[D]. 张菀庭. 吉林大学, 2021(01)
- [4]金融冲击传导、经济周期波动与货币政策效应研究[D]. 冯坚福. 吉林大学, 2021(01)
- [5]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效果研究[D]. 李尚. 吉林大学, 2021(01)
- [6]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农民收入的影响[D]. 赵琦. 内蒙古大学, 2021(12)
- [7]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D]. 田甜. 重庆工商大学, 2021(09)
- [8]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的多维度绩效研究[D]. 王延霖. 内蒙古大学, 2021(11)
- [9]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对中国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D]. 魏庆文. 山东大学, 2020(11)
- [10]基于投入产出技术的河北省装备制造业发展质量评价研究[D]. 祝维维. 河北大学, 2020(08)
标签：货币政策论文; 混合所有制改革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经济论文;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