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铁军：2003我要感叹

一、温铁军： ２００３ 想长叹一声（论文文献综述）

王可园^[1]（2016）在《从生存政治到权利政治：农民政治行为逻辑变迁研究 ——以1949-2014年间的浙北优新村为个案》文中认为有关建国以来农民政治行为的研究重点分为两大阶段,一是考察改革开放前国家权力建构乡村过程中,以农民为主体的底层社会的应对方式。二是考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农民的维权抗争行动,这方面的研究早期主要考察引发农民维权抗争的原因,近来则转向重点分析农民维权行动的事件和过程。这种研究的优点是可以对每个时段农民政治行为做出比较清析的分析,缺点则是忽略了不同时段农民政治行为逻辑的转变。用“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相结合的分析方法,选择浙北嘉善县一个村庄——优新村作为田野调查点,结合历史档案、官方文件和相关报刊资料等,分析建国以来六十多年间,宏观的政治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微观领域农民不同的政治行为,并将个案村庄农民的政治行为融汇到更为广泛的社会背景当中,探讨其政治社会效应。作为长线段的历时性分析,本文没有对每一时段农民的细小行为进行具体分析,而是重点考察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性事件对农民政治行为的影响,以及农民政治行为在政治社会领域的反馈性结果,如带来的公共政策变迁等。主要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每一个时段内农民政治行为的宏观环境发生了何种变化；二是宏观领域的变化促成了怎样的农民政治行为；三是农民政治行为又如何引致新的宏观领域的改变。在此基础上,提出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政治行为逻辑正在从“为生存而行动”向“为权利而行动”转变,分析这种转变的原因,并指出这种转变对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的意义。历史上,优新村农民的行为主要受到生存压力的支配。频繁的自然灾害、落后的农业生产条件、不合理的土地制度和混乱的政治时局,都使得优新村农民不得不为生存而费尽心思。建国之后,随着共产革命的胜利和政权的新建,中国共产党带领农民在农村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土地改革,第一次实现了贫苦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梦想,激发了他们的劳动热情,初步缓解了农民的生存压力。但党与农民之间短暂的蜜月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农业集体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特别是人民公社时期,像全国其它很多地方农民一样,优新村农民也面临饥饿甚至死亡的威胁。面对日渐沉重的生存压力,优新村农民选择了现在人们熟知的“反行为”或“弱者的武器”作为应对。农民对集体化的抵制性行为所带来的制度变迁虽在五十年代即已出现,但至六十年代初基本陨落,整个毛泽东时代农村政策都未再发生新的重大变迁。真正的转变自改革开放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邓小平的主导下,包产到户获得重生,农民以一种新的方式重新获得了王地,农民与国家进入了第二次“蜜月”时期。人民公社固有的弊端导致公社的组织权威不可避免地衰落,促使它们最终解体。农业经营体制的变革和农村社会组织结构的改变,恢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农民的生存境遇逐渐改善。但是,公社体制的解体,政治权力向上收缩,在向社会释放空间的同时,也使原本由公社负责的村庄公共事务陷入困境。虽然优新村的干部在分田到户之后仍关心村庄事务,但集体经济的窘迫却令他们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农民不得不开始自主管理的实践,他们集资、筹劳以修桥、修路,填补了公社解体之后留下的空间。农民的自主管理实践在八十年代末得到官方的正式回应,村民自治制度应声落地,实现了赋权农民的最初尝试。村民自治所实现的政治赋权一定程度上是国家权力退出村庄后的无奈之举,没能在农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农民权利缺乏有效保障,导致出现大量的农民维权抗争行动。九十年代,农民的维权抗争主要集中于“税费”领域。乡镇政府将收税任务下派给农村干部,至于农村干部用何种方式完成任务则并不多问,这给农村干部提供了一条侵犯农民权利的绿色通道,农民反抗在所难免。这一时期,与全国其它许多地方农民主要因税费过重而发起抗争维权行动不同,优新村农民在“税与费”之间摇摆不定,他们认可国家的农业正税,但对此之外的附加收费则想方设法进行抵制。相对来说,此时的农民政治行为相对缓和。九十年代末至二十一世纪初,优新村农民因在“征地拆迁”中权利受到侵害而发起了多轮上访,直到走上“进京”上访之路。全国性的农民体制外维权行动弱化了农民的政治认同,使中央进一步调整农村政策,取消了在中国实行了2600多年的农业税,对农民的土地权利进行了再确认,缓解了农民与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取消农业税等农村经济政策的改变,恢复了农民的政治认同,但农民生存压力的彻底解除,促使他们有更多的诉求。只有政治上的深化赋权,才有可能更进一步促进农民的政治整合。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农村干部能够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多,农民希望有更多的民主权利以制约干部的行为。从全国范围来看,农村基层民主经历了一个从参与到选举的扭曲发展历程,在优新村,农村基层民主已经从选举向监督迈进,并更进一步向参与和协商回归。赋予农民监督村庄精英权力的权利,和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机会,提高了农民对村庄公共权力的认可和信任,以及他们对村庄共同体的归属感,有效促进了农民的政治一体化,使一度“天下大乱”的优新村重新恢复秩序。对优新村建国以来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与一般人们认为生存诉求主导了农民的行动不同,农民的政治行为逻辑经历了一个从“为生存而行动”到“为权利而行动”的转变。其主要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促成了农民生存政治的消逝,以国家权力从农村社会退出为主要特征的体制变革带来了农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农民生活空间的转换,特别是农村一些公共空间的形成,助推了农民维权行动的展开；教育水平的提高,大众传媒的发展,使得农民能够超越村庄而接触来自更广领域的信息,这些现代性因素的导入对农民的权利政治起到了促进作用。农民政治行为逻辑的转变在三个层面上对未来中国政治发展有积极影响。宏观上来看,农民的权利政治有助于促进党和国家权力政治合法性基础的现代转换,中观上则会推动农村基层治理结构的转型,对农民个人来讲,农民的公民能力将会在维权行动中得到锻炼和提高。

周阳^[2]（2014）在《征地拆迁进程中的村庄治理困境 ——基于湖北省Q村的调查》文中研究说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势必需要大量的土地用于建设,政府为了保证土地的持续稳定获得,征地拆迁成了一种必然手段。在人地紧张的今天,在利益驱使的当下,征地拆迁所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尤其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这种官商勾结、与民争利和坑农害农现象非常普遍。农民为了保护自己利益和官商的冲突不断,尤其在资源集中的村庄,对抗的程度更加激烈,诸如暴力拆迁、日常抵抗、集体上访、群体性事件、以死抗争等等严重性的事件不断出现,使得村庄治理走向非常态,甚至陷入困境。本文试图通过研究一个处于征地拆迁过程中的村庄发生的一连串的事件来探讨村庄治理陷入困境的根由,以达到解释同类现象的目的。本文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的“百村观察”平台为基础,筛选了一些有代表性案例,以征地拆迁为论文主线,将相关事件共冶一炉,并采用“说故事”的方式展现出来。文章以征地拆迁过程中最主要的两个变量——政府和农民为主要的分析对象。本文以Q村五年的“征地拆迁史”为时间脉络,并选取了其中的三个代表性事件,即：“项目进村”、“资本下乡”和“富人上台”为三个时间节点,着重描述了在征地拆迁范围不断扩大的情况下,政府和村庄社会的变化以及干部和村民之间的博弈情况。本文认为Q村陷入治理困境的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税费改革之后,农民不再交租,基层政府不再收租,基层政府的活动正在退出村庄,而把主要精力投放到招商引资,增加自己的收入上去。基层政府的职能偏向公司化,地方权力趋于牟利化,农民的公共利益容易受到侵害。第二,因为利益而触动,地方政府权力不断下沉,地方政府深入Q村的生产生活,政府控制土地市场,通过低买高卖的方式赚取剪刀差,同时政府对农民的控制加强。第三,村委会双重代理人的角色稳定性较差,关键的时候不能为农民说话。村庄经济精英上台后,村委会成了个人盈利的平台,村民的权利被进一步剥夺。第四,农民自主意识不够,农民处于利益链条的底端,处于弱势地位,农民群体希望寻求可靠的代理人来维护他们的权利,但是因为基层民主常常流于形式,村庄没有发育良好的农民自治组织,故而这种希望化为泡影。

夏维波^[3]（2012）在《乡村生活世界的想象 ——东北农村题材影视剧与生活意识形态的生产》文中研究说明由于国家意识形态的生活化和公众生活诉求的意识形态化,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正逐渐形成一种生活意识形态。生活化意识形态是国家意识形态和大众意识形态的融合与共谋。生活意识形态把大众的注意力和创造力都吸引和动员到生活实践中来,从而推动了社会生活的进步,同时也实现了社会凝聚力的整合。生活意识形态一直绵延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之中,与生活行为相伴相生。就中国而言,由于近现代救亡和革命思想主潮的影响而被遮蔽,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背景下得以彰显,并逐渐成为新时期和新世纪的主流意识形态。它是以生活为中心,将国家意志和文化传统融合到当下有关日常生活的价值取向和判断之中,并由生活话语构成的意识形态。生活意识形态是人们的物质诉求、精神价值和政治观念三个层面的统一。东北农村题材影视剧既是生活意识形态的产物,也是生活意识形态的生产路径和象征形式。本文认为东北农村题材影视剧从三个维度对生活意识形态进行了建构。首先,是“为生活立身”,通过影视叙事建构物质欲求的合理性。影视剧中的衣、食、住、行叙事是对乡村物质现代性和农民身份转变梦想的制造,乡镇企业叙事、农民工叙事、现代农村合作体叙事是对农村超越经济内卷化状态,创造更丰富物质财富的路径想象。其次,是“为生活立心”,即通过影视叙事完成一种规约生活行为的精神价值的建构。婚恋叙事批判了抽象的被异化的爱情观,倡导爱情的尘世化幸福,弘扬了婚恋中的道德理性；家庭叙事表现了对生活日新价值的诉求,表达了对生活变革的渴望；乡亲伦理叙事肯定了乡村生活世界经济理性和新型人际关系出现的合理性；乡村的精神风尚叙事,通过对乡村精神鼎新与守故趋向的形象演绎,完成了对乡村主体性丧失与重建的思考。第三,是“为生活立法”,即为乡村生活世界构建现代文化政治图景。好干部叙事表现了乡村由青天政治、当家人政治向带头人政治的转变,暗示了党对农村领导方式的转变。选举叙事、法治叙事表达了乡村世界的民主诉求和法治诉求,为乡村生活中正义价值的维护构建着新的保障基础。由于生活意识形态建构的诉求,东北农村题材影视剧逐渐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美学特征。有关日常生活的内容表达需求,带来了东北农村题材影视剧由生活典型化叙事向生活流叙事的融合转变。当下日常生活的现代性、消费性特征又带来了东北农村题材影视剧的复杂身份,使东北农村题材影视剧出现了由正剧性向喜剧性的转变;由于当代文化现代性的挤压和市场化的竞争,东北农村题材影视剧凸显了地方性特征。由于生活意识形态建构诉求的影响,东北农村题材影视剧在呈现出丰富的意义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问题,如生活叙事的肤浅化,叙事结构的碎片化,叙事功能的娱乐化,生活叙事的遮蔽性等。本论文尝试性地提出了生活意识形态的概念,并用生活意识形态生产的观点解释东北农村题材影视剧功能,同时结合1978年至今东北农村题材影视剧的典型文本对此功能进行具体分析,这个研究角度在东北农村题材影视剧研究乃至其他影视剧的研究中是具有创新性的。

操家齐^[4]（2012）在《从农民到公民：国家现代化背景下的农民工公民权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主要的研究目的是探讨在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大背景下,农民工的公民权的实现问题。本文主要以历史制度主义和冲突与回应理论为分析工具,以实证调研、文献分析为技术手段,通过研究国家与农民之间半个多世纪来的互动关系,跟踪中国逐步走向一个现代国家的进程。在这一伟大进程中,国家与农民互相依靠,他们既有紧密合作的一面,也有冲突和博弈的一面,合作促进了现代国家建设,冲突和博弈也同样通过调整生产关系促进了现代国家的发展。在这一进程中,不仅国家逐步走向了现代化,同样,占中国人口主体的广大农民也从传统的农民,开始向一个现代公民的身份转换。因此,可以说,农民工争取自己的权益的过程,也是一个农民争取平等公民权的过程,同样也是一个现代国民成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农民改变了国家,国家同样也改造了农民,“国民同构”,推进了现代国家建设。本文以农民工的公民权为具体研究视角,先从国家出于快速建设一个现代国家的目的,为稳定农业生产,支持工业和城市建设,通过统购统销、人民公社、户籍制度限制农民的自由迁徙,使农民无法自己把握经济自由、人身自由谈起,而农民通过争取“包产到户”为手段,顽强争取经济权利,经过近20年的努力终于实现“包产到户”,取得对土地的支配权,从而在经济上实现独立,人身上重新获得自由。从而也为“农民工”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在农民成为农民工的过程中也充满了曲折,为争取合法打工的权利,实现自由迁徙、自由择业,农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代价。通过努力,农民工的身份终于得到认可,成为新兴产业工人的主体。也为国家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社会各界开始关注农民工的权益保障问题。然而,农民工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依然不能得到平等的保障,在本文中通过大量的数据和资料,具体分析、描述了农民工各项权利的现状,并分析了原因。近年来农民工争取权利、维护权益的事件越来越多,而且与过去相比出现一些新的动向,本文通过富士康事件、增城事件、本田罢工等典型案例的分析,来把握其中显示出的新趋向。这些事件说明解决农民工公民权问题已经非常迫切,也说明如果引导得法,将有助于中国公民社会的成熟与发展,同时也将极大地推动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进程。本文的主要结论是：现代国家的成长与农民的成长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与农民共同成长与进步,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可靠的基础。可以说,农民工争取公民权的过程促进了现代中国的成长与发育。农民工争取公民权的过程是一个冲突与回应的过程。农民在争取公民权的过程中,一直是在扮演着传统不合理制度框架的冲撞者的角色,国家也不断为此调整着既有的制度框架,使之能够更好地适应新的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双方不断磨合、调适,从而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农民工公民权取得的过程是一个宪政赋权、行政赋权、市场赋权、社会赋权、外力赋权、自力赋权合力共同作用的过程。总体来看当今农民工公民权的进步主要还是来自市场赋权,但长远来看更需要国家主动赋权而不能过分寄希望于市场。农民工权益保障的进步将促进中国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农民工在现在和过去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随着农民工关注的焦点从经济权利向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的转移,必将推动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虽然带来了社会的分化,使人们由于身份的不同、财富的多寡而出现社会地位的参差,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使平等、人权、公民、法治等现代性意识深入人心。农民工一方面多数接受了现代教育,在城市生活的熏陶下,其权利意识又得以普遍增强,同时维护自己利益的意愿和能力也得到提高。农民工公民权的回归过程与现代国家的成型过程是同步的,农民工享有同等国民待遇之日,也将是中国完成现代国家建设之时。可以说,在今日中国,没有农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农民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可以说农民的权益保障的不完善是国家现代化的最大的不完善,当农民工公民权得以平等实现之时,也就标志着中国已经实现现代国家建设的目标。

张文博^[5]（2012）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身份构建 ——以关中眉县X村某常姓村民家族史为例》文中认为本文以陕西关中西部眉县县城镇西关村为田野点,通过对该村某常姓村民家族史的记述,来讨论中国近代以来,特别是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身份构建的过程,也即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大背景出发,结合对中国城、乡与城乡关系演变,以及中国县城镇的行政农村化的论述,对作为社会身份的农民范畴的出现,到作为社会制度的农民身份的锁定/固化,再到当下农民身份制度的松动与变化这一过程加以整体观照和分析。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采取了参与观察、深度访谈、个案研究与文献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地域性的田野作业。在研究视角上,本文将农民置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结合前现代社会的农民文化、农民心态和农民人格,通过重点考察现代以来,特别是新中国以来行政安排下的制度构建、话语构建以及合法性构建,以观照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身份构建,并进而从国家与农民之间关系互动的角度对农民的个体身份认同（建构-解构-重构）进行了考察与分析。本文主要由绪论、正文和结语构成,其中正文包括三个部分的内容,共分六章进行论述。第一部分包括正文第一、第二章,主要采用了史志材料与田野材料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参与观察法和深度访谈法进行了相关资料收集,从历时性研究的视角对本文所选取常姓家族当地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常姓家族从19世纪中后期以来至今近150年的家族历史的介绍；其中,家族史部分又具体从家庭发展史、生产情况与经济生活发展史,以及社会身份与户籍变化情况等三方面做了重点记述与分析,为观察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身份构建提供了整体性的个案与背景资料。第二部分包括正文第三、第四和第五章,主要通过文献资料的方式,部分辅以田野资料,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与城乡关系、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村与农民及其身份构建进行了论述,并得出以下几点认识：1)“城”的概念在中国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有很大的区别,城乡二元结构也并非前现代的遗留,而是近现代的制度产物；2)中国现代的行政农村也不同于传统乡土社会中的村落,县城镇及其市镇的“农村化”更是20世纪中期才出现的现象；3)现代的中国农民也不同于传统社会中的宗法农民,它是一种有差别的、“世袭”的社会身份,是现代化进程中制度建构的产物,并在不同阶段随现代制度的变换而强化或淡化。第三部分为正文第六章,主要通过文献资料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式,部分辅以田野资料,以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农民的互动与博弈为切入点,对农民在不同阶段对其身份的不同认识与不同的工具化利用进行了论述。农民问题是个长期性的问题,又是个世界性的问题,而中国农民问题又是个具有“中国制造”意义的问题。唯其放在前现代社会中去加以溯源式的对比,才能发现现代社会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唯其放在世界现代化大背景和世界体系当中,才能了解它为何会发生这些变化；而唯其放在中国的具体现代化进程中,才能知道它是如何发生这些变化的。有别于传统现代化理论对农村、农民的边缘化,本文正是把农民身份的现代构建置于现代化进程中,从现代知识生产、阶级生产、制度生产和话语生产的角度对其加以论述。这也是本文的一点创新之所在。

张斌^[6]（2012）在《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政治生活 ——对湘黔桂毗邻边区三个民族村寨的民族志调查与阐释》文中研究说明当代社会,大众传媒以其广泛的覆盖面和强大的渗透力对少数民族乡村政治生活产生着重要影响。论文使用多点民族志为主要方法,辅以文献法、问卷法、事件—过程分析法、口述史方法等,对湘黔桂三省毗邻边区通道侗族自治县独坡八寨（乡）的上岩、坪寨两个侗族村寨和孟冲苗寨进行了一年多时间的民族志调查。通过全面考察发现,大众传媒与这三个少数民族村寨政治生活的关系是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发生的,脱离不开独坡八寨、通道侗族自治县,以及三省毗邻边区大区域历史和现实条件的影响。大众传媒对少数民族村寨政治生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村寨的政治信息传播、村民的政治参与、村寨的治理、村寨政治精英的媒介素养和村寨青少年的政治社会化等方面；同时,大众传媒对与村民政治生活紧密联系的村寨政治文化,村寨政治关系也产生着重要影响。国家和省级大众传媒（主要是电视）方便快捷地为村民提供了宏观政策信息；而地方政府对国家政策的解读,以及自订的区域政策信息则往往是借助科层制的组织传播来贯彻,地方媒体起着重要的辅助作用。地方媒体在政策宣传与贯彻的过程中,探索形成了以“节庆传播”为特色的民族传播形式。信息的有效传播为村民政治参与创造了条件。村民对国家政治体系的动员型参与和主动型参与都呈现集体参与的特征,以区域的精英人物为代表。动员型参与与大众传媒议题设置具有很大的一致性；而主动型参与主要表现为：民族精英组织学会,创办刊物,影响政策制订往对民族有利方向发展。在大众传媒推动下,村民对民族政治体系参与积极活跃。而村民的日常政治生活参与,则主要是通过对民族文化活动的参与来实现的,大众传媒起了宣传推动和促进作用。村寨精英在村寨政治生活中起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对少数民族村寨政治精英的调查发现,无论是传统型,还是现代型,乃至潜在型村寨精英,都具有良好的媒介素养,比较积极,也非常善于利用大众传媒资源来开展工作。在对少数民族青少年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大众传媒所起的作用调查发现,他们的政治信息获取渠道非常不畅,政治生活态度冷漠；而他们有限的大众传媒接触和使用更多地体现为对娱乐消费文化的享用。在村寨青少年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自由天空”的支教老师们作为舆论领袖的二级和多级传播作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村寨治理中,村民利用所获取的大众传媒信息来作为与村干部博弈的工具,往往会给村干部的工作带来一些被动。但同时,村干部也会利用其所掌握的大众传媒资源优势,以及组织传播的独有资源,与村民展开信息对弈。当前的少数民族村寨治理需要充分发挥大众传媒作用,加强信息沟通工作。在大众传媒影响下,村民的视野更开阔,在全球的体认中形成了对国家统一体和中华民族更高的认同；并且学会用国家坐标、全球坐标来表达自己的政治利益诉求。在大众传媒镜像驱动下,不同民族村寨,同一民族不同村寨之间的关系缓和,在共同的对民族传统文化活动参与中,大家消解了历史矛盾,融洽了政治关系；但同时,我们不能忽视不同民族间,同一民族内部由于利益关系,仍然存在的矛盾；在传媒影响下不断高涨的民族意识也是需要加以科学引导的问题。大众传媒对侗苗少数民族村寨政治文化的影响表现在物态文化方面主要是对鼓楼和建筑民居的影响,在制度文化方面主要是对“款”的影响,在行为文化方面主要是对村民参与民族传统文化活动影响。而这一切体现在村寨观念心态文化方面是从传统的冲突型和服从型政治文化,向现代民主的协调型、参与型政治文化转变。总体来看,现代传媒技术发展,以及大众传媒在少数民族村寨的日趋普及,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村寨的政治文明建设,有力地推动着“村民自治制度”在村寨的执行,使得政治不再是高墙王宫之事,使得民主在广大的少数民族乡村成为可能。但我们的大众传媒如何走出众声喧哗的“娱乐享受”,如何真正走进那广阔的乡村,回归“大众”本质,却是另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

吴家虎^[7]（2012）在《革命与教化：毛泽东时代乡村文化的一项微观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山西省阳城县下孔村为个案，以建国后珍贵的村级档案为主体资料，辅以省、县级档案及调查访谈口述史料，用微观史的研究方法和“新革命史”的研究范式，从革命文化、国家权力与新的社会主义教化体系的角度，对毛泽东时代乡村独特的文化实践进行观察与分析。从文化的角度看，“革命”本质上是国家权力通过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的一种重塑与整合，这一过程伴随着文化上的彻底转型与重建的浪漫追求。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是革命文化输入乡村的主要管道，同时，正是共产党员体现出的新的形象、品格和风范，对国家倡导的一套新的社会主义文化与意识形态在农民中的传播与认同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革命文化正是通过确立新的话语体系，通过弥漫于日常生活中的仪式与象征的不断操演，来颠覆传统，确立其文化霸权地位的。同时，这一文化体系非常注重对革命自身的记忆，以期巩固与延续革命文化的霸权地位。但是，当貌似十分强大的革命话语主宰一切而泛化以后，当革命话语颠覆了传统，试图建立一套全新的话语体系来界定与表达人们的思想的时候，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的农民要理解清楚这些话语的内涵是困难的。于是，我们看到毛泽东时代政治话语下移与泛化以后，农村社会普遍存在的“话语混乱”的现象。在革命文化对乡村社会的重塑与整合过程中，国家还极力通过破立结合的新的教化体系来塑造社会主义新农民。本文考察了农民在被不断塑造的过程中展现出的思想、行为和时代形象，以及在此过程中革命文化与传统的复杂互动与纠葛。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塑造过程，很大程度上也是农民思想不断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但我们不能仅将这一过程看作思想宰制的过程，它同时也是一个新的思想教化的过程。因此，这一过程既有悖离人性的一面，又有高尚与令人崇敬缅怀的一面。那是一个在阶级斗争的激流下，追求道德理想的一个时代。学习毛主席着作运动是20世纪5070年代席卷全国的一场群众性的政治思想教育运动，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与意识形态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在思想一元化的时代，毛泽东思想成为基层干部、农民群众汲取工作方法、道德价值与人生信念的源泉。我们不能因为这一思想教育运动中存在的教条主义、个人崇拜、思想强制等负面因素，而对之作简单化与片面性的理解。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石与典范，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体系中具有永恒的价值。从持续的时间，发动群众的规模和对人们思想改造的努力程度看，这一学习运动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普及化的一次空前绝后的实践。其暴露出的问题、教训及取得的成就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总结。在理论观点的创新上，本研究对建国后国家权力如何深入乡村及其性质作了新的观察。以往对这一时期国家权力深入乡村的研究，多从经济制度、政治结构与社会组织着眼，本研究重点从文化上考察了国家权力对乡村的改造。在对国家权力性质的理解上，本研究摆脱了以往当代中国乡村研究中，在国家—社会互动分析的框架内，从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对乡村的渗透、控制及与乡村社会互动的视角对国家权力的分析，转而重点关注革命文化对农民精神与价值世界的积极建构，这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教化体系，并不完全是渗透、控制所能概括和解释的。本研究最终还试图提炼出“植根于人心的国家权力”这一分析概念，来理解与解释毛泽东时代中国乡村的社会变革。从来没有一种国家权力试图如此彻底地重塑社会，改造人心。悖论的是，不论国家权力有多么强大，不论领袖的权威与魅力有多大，人心的治理谈何容易！这是国家权力的顶峰，也是它退撤的前兆！通过下孔村的经验观察，笔者还想强调，我们要用“不断生成的传统”这一概念去理解下孔村这类村庄的发展历程与未来的走向。今日下孔村文化繁荣、民风淳厚，既有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又与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新传统的继承、创新与弘扬密切相关。学术界对当代中国乡村的观察，要么重视传统文化的影响，要么强调改革开放后乡村的巨变，对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新传统的积淀与影响普遍关注不够。笔者想强调的是，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新传统的继承创新、发掘弘扬，对社会主义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下孔村是观察当代中国农村发展变迁的一扇难得的好窗口，笔者对她的解读才刚刚开始。从新鲜的经验研究中，我们不仅能够提炼出一些解释当代中国乡村发展变迁的理论观点，而且能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具有现实意义的学理思考。

冯晓平^[8]（2012）在《城巿化进程中失地农民风险与分化研究 ——以D村为例》文中提出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失地农民分化问题日益凸显,对该问题进行研究不但有助于把握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分化的具体过程和内在机制,还有助于建构分析失地农民分化问题的系统、动态的理论框架,并为政府规避城市化过程中的风险、推动失地农民的合理分化提供研究上的支持。本研究将失地农民分化这一问题放置于我国征地城市化的宏观社会背景下展开,利用质性研究的基本方法,选取河南省的一个典型村庄作为研究个案,展现了城市化进程中该村庄农民完整的分化过程,以期寻找到推动失地农民分化的相关因素和内在动力机制,围绕着分化这一研究主题,笔者还详细考察了该村庄内农民在城市化征地过程中所经历的风险变迁,借此对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风险的变迁机制及其与分化之间的理论联系有所认识,研究的具体内容遵循城市化推进的次序依次展开：首先,考察了征地以前我国农民的风险与分化状况。由于长期存在着既隔离又流动的特殊城乡关系,我国农民的身份也展现出同中有异的复杂状态,具体体现在生活和风险状态上就是既有总体性的特征,又有分异性的表现,在对农民总体性和分异性的生活和风险状况进行详细的考察和对比之后,研究发现：征地前,农民的风险量小、来源明确且具有可规避性,因此总体上处于一种不突出的隐形状态,农民内部的分化也由于分化边界不清且身份长期处于流动状态而呈现出隐形化的总体特征。其次,分析了城市化征地中农民的风险与分化状况。我国现有征地制度下的城市化扩张对农民中各个群体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风险冲击,同时也改变着农民们的行动空间,为农民中各群体利用这些行动空间采取应对行动提供了可能,通过这一部分的分析发现：由于不合理的土地征用制度和农民主体的应对行动制造出了新的风险状况,失地农民的风险在征地中日益凸显,同时,由于征地制度和结构作用的差异性后果以及不同农民主体差异性的行动产生了新的分化动力,农民内部的结构在征地中开始出现更为明显的分化。最后,探讨了征地以后失地农民面临的风险与分化问题。征地之后失地农民遭遇了一个全新的风险境遇,但新的风险对不同失地农民群体的影响是不同的,在这种新的风险挑战下,失地农民之间在职业上出现了新的分化,在生活状况上朝向了不同的城市化方向发展,通过这一部分的分析发现：征地后,失地农民风险的总体特征表现为在特定群体身上的固化,失地农民之间的分化也出现了阶层化的趋势,即失地农民分化趋于固化为稳定的分层结构,固化成为失地后农民分化的总体特征。研究主要得出了以下结论：结论一：关于失地农民分化的结论,研究认为：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分化表现为从隐形的分化—凸显的分化—固化的分化的演变图式,推动其分化不断演变的内在动力来自于失地农民主体性因素和社会结构性因素之间的持续性互构,经由这一过程,农民之间的不平等被加剧,并不断得到固化。结论二：关于失地农民风险的结论,研究认为失地农民的风险在城市化过程中经历了与其分化相同的演进路径,而塑造了风险图景的内在机制也来自于失地农民主体性因素与社会结构性因素之间的互构,该结论也说明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分化过程同时也是失地农民风险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结论三：关于失地农民风险与失地农民分化的结论,在得出前两项结论的基础上,笔者进一步对失地农民分化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分化与风险之间的理论关系进行了探讨和总结,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以下三个方面的联系,1.两者之间同根同源,即均产生于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主体性因素和社会结构性因素之间的持续性互构；2.两者之间共生共变,即失地农民的分化与风险是城市化的双生子,在城市化征地的各个阶段,两种现象始终是共生的,且它们在变化的方向上是一致的,在变化的节奏上是同步的,存在着明显的共生共变关系；3.两者之间互相型塑,即失地农民风险不断地通过其分配过程影响和塑造着失地农民分化的结构形态,而失地农民分化也通过其对社会成员的差异化生产过程影响和引导着风险的流动路径,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型塑。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通过对一个典型个案的深入研究,探讨了我国失地农民分化的具体过程和内在机制,从而丰富了关于中国失地农民分化具体过程的经验研究；第二,通过分析个案在城市化进程中风险变迁与结构分化的具体过程,尝试性的建构了风险与分化之间的理论联系；最后,通过分类、动态的研究失地农民及其主体性行动,拓展了现有失地农民研究的研究方式。

吴晓倩^[9]（2011）在《《南风窗》有限公共性构建研究 ——以传媒公共性理论为视角》文中认为传媒市场化改革重塑了传媒与政府的关系。市场化时政类传媒在市场和职业理想的驱动下,表现出公共性特征。传媒公共性的内涵丰富,难以形成统一的定义。从狭义上,传媒公共性表现为传媒广泛地参与公共事务,与公共权力机关之间进行交流、辩论,对社会运行发挥着一种批判功能,通过表达个人倾向、愿望和意见,使公众批判变成公众舆论,影响政策的制定和公共管理的实施。我国对于传媒公共性研究成果颇丰,但从总体上,一方面,理论研究局限于学理层面的思考,缺乏现实的、实践的考量,难以回答现实困境。另一方面,实证研究关注个别媒体的新闻公共性生产过程,缺乏对于公共性理论的深切回应和思考,实证研究难以在传媒公共性理论上作出突破和超越。本文力求从《南风窗》出发,将传媒公共性建构问题置于宏观的视野下加以审视。一方面,从新闻业务层面,正面回应传媒在建构公共性过程中的问题和难点,具体、生动的呈现传媒建构公共性的新闻实践过程；另一方面,本文把新闻学和政治学的方法有机结合起来,试图丰富传媒公共性研究的视野和理论资源,为传媒公共性建构作出反思。本文并没有将论文重点放在阐释何为传媒公共性,而是关注在中国复杂的现实语境下,传媒何以建构公共性,怎样建构公共性的问题。笔者试图提出,在中国,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公共性理论与传媒公共性建构存在适应性的问题。我们需要正视权力博弈中的新闻生产实践过程,从而探索一条务实的、可行的传媒公共性建构路径。因此,笔者提出传媒建构有限公共性的问题,认为在新闻实践中,传媒是在妥协中实现公共性,是有限制的公共性。如何在有限公共性建构中,生成中国传媒的公共性,是笔者试图思考和回答的问题。本文主要分以下几部分：传媒的公共性在内容、主题和报道方式上的表现,是《南风窗》长期积累的、融入到期刊内部的关于如何实现公共性的业务操作理念。本文通过了解从业者建构公共性的新闻编辑理念和操作理念,探寻《南风窗》在建构公共性过程中,组织内部对报道的选题定位、报道方式的选择。研究发现,《南风窗》在选题上侧重于社会改革、发展和民生类的严肃性主题,从业者将《南风窗》定位为关注社会改革大事,推动制度、法律和政策的完善。《南风窗》并没有以揭露、曝光的调查性报道为主,体现与同类媒体在主题上的差异化竞争。在报道方式上,《南风窗》追求对突发新闻事件的主题升华,报道重心移至新闻事件背后的社会性根源和矛盾,并强调观点的深度、厚度和角度。这一报道方式反映《南风窗》在追求公共性过程中不仅关注热点事件,更力求使报道触及社会问题实质,推动相关决策者从根源上避免问题再次发生,同时,希望报道使决策者和普通公众在观念和知识上受到启发。传媒的公共性是与传媒民主功能、从业者民主角色认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传媒的公共性体现在信息服务、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其核心内容是对民主政治的影响。在政治国家中,传媒追求公共性的运行机制和政治功能是什么,本文对此进行深入讨论。研究发现,《南风窗》的定位在于充当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桥梁,传媒的属性不仅仅是舆论监督功能,还有一个沟通公共意见的信息平台的功能。《南风窗》不仅成为公众、政府论辩公共政策的公共空间；而且体现出构筑一种平等协商的关系,让人与人之间进行沟通、对话,而不同于纷争和争斗。《南风窗》政治功能在于培育公民文化,形成“既有参与公共事务的民主诉求,但又是温和的、有节制的、不激愤”的公民涵养；促进各阶层之间沟通、交流和理解,起到缓解隔膜、消除误解和偏见的作用。在传媒追求公共性价值取向下,不可避免地面临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因素的控制和影响。传媒与党政宣传部门和各级政府之间碰撞和摩擦时有发生,外部市场、读者和各种资本力量也会对传媒的公共性进行干预。本文试图探求《南风窗》建构公共性过程中,新闻生产的外部环境、杂志的生存状况、外部因素在新闻报道中的渗透和影响,以展现《南风窗》建构公共性的现实制约。研究分别从政治、经济两方面对外部控制予以呈现。政治控制导致《南风窗》展开顺从、抵触与折衷妥协的博弈过程。资本力量对《南风窗》亦有控制,不过,总体而言,《南风窗》从业者更重视杂志的公信力和市场认同。同时,《南风窗》很多从业者有着较重的学者气质,从而与普通大众审美观之间存在差距,读者和市场因素的影响导致杂志内部存在学院派与记者派之间的争论、博弈,使得杂志在市场化与精英化之间摇摆。一般而言,在政治控制的作用下《南风窗》会能动的调整和适应,以为杂志追求公共性拓展更多的话语空间。本文试图从《南风窗》从业者的基本政治态度、新闻操作两个方面,了解《南风窗》是如何进行自我调适的。首先是《南风窗》如何看待自己与政府关系的问题。在国家主义理论中,传媒的公共性是以维护国家和政府的权威为目的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理论中,传媒是以抑制政府,分散制衡的立场来看待与政府的关系。《南风窗》走的是政治宣传与分权制衡之外的第三条路。它的政治态度可以用保持独立和尊重对方进行概括。《南风窗》在批评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强调不激化矛盾和纷争,达致相互的理解和认同,表现出温和的改良者形象。笔者在此借鉴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理论,认为《南风窗》的政治态度具有批评性和主体间性的特点,致力于寻求与公共权力保持距离、相互尊重、寻求理解的主体间关系。同时,编辑部过滤政治风险的操作方式表现：注重建设性姿态、不发表偏激的观点以及平和、理性的表达方式。

田安阳^[10]（2010）在《基于信息不对称的我国农村信贷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三农”问题始终是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大问题。只有解决好“三农”问题,中国经济的长久稳定发展才能有所保障,中国形成以内需拉动为主导的经济模式才有坚实的基础。“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收入增长慢的问题。目前看,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农村金融的匮乏。农民贷款难、农村资金外流严重等是农村金融市场失灵的具体表现,资金短缺已成为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瓶颈”。因此研究我国农村贷款难问题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完善农村金融体系,解决农村信贷不足问题,已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国内外关于农村金融的研究很多,大多是从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的角度分析,作者认为农村信贷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村信贷市场的严重信息不对称,分析农村信贷不足的原因以及研究如何克服这种信息不对称,增加农村信贷供给将是本文的研究重点。作者认为对我国农村信贷问题研究,应该建立在信息不对称的基础上,因此本文依据这样的思路大体分为以下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首先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研究内容及方法,其次是国内外学者关于农村信贷问题的研究现状。第二部分,基于信息不对称建立我国农村信贷市场模型,分析信息不对称造成逆向选择效应和道德风险,导致农村信贷市场出现信贷配给现象。第三部分,分别对我国农村信贷的供给方和需求方进行分析,通过计量分析和实证调研分析,得出我国农村信贷市场的非均衡现状,并就其原因进行分析。第四部分,介绍了微型金融的含义以及运行机制,探讨微型金融通过技术和制度创新是如何克服信息不对称问题的。第五部分,针对我国的具体国情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政策建议。作者认为,将信息不对称理论引入到我国农村信贷问题的研究中,不仅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而且对我国当前的农村金融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温铁军： ２００３ 想长叹一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温铁军： ２００３ 想长叹一声（论文提纲范文）

（1）从生存政治到权利政治：农民政治行为逻辑变迁研究 ——以1949-2014年间的浙北优新村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2）征地拆迁进程中的村庄治理困境 ——基于湖北省Q村的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3）乡村生活世界的想象 ——东北农村题材影视剧与生活意识形态的生产（论文提纲范文）

（4）从农民到公民：国家现代化背景下的农民工公民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身份构建 ——以关中眉县X村某常姓村民家族史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政治生活 ——对湘黔桂毗邻边区三个民族村寨的民族志调查与阐释（论文提纲范文）

（7）革命与教化：毛泽东时代乡村文化的一项微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城巿化进程中失地农民风险与分化研究 ——以D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9）《南风窗》有限公共性构建研究 ——以传媒公共性理论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10）基于信息不对称的我国农村信贷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温铁军： ２００３ 想长叹一声（论文参考文献）

• [1]从生存政治到权利政治：农民政治行为逻辑变迁研究 ——以1949-2014年间的浙北优新村为个案[D]. 王可园. 华东师范大学, 2016(08)
• [2]征地拆迁进程中的村庄治理困境 ——基于湖北省Q村的调查[D]. 周阳. 华中师范大学, 2014(09)
• [3]乡村生活世界的想象 ——东北农村题材影视剧与生活意识形态的生产[D]. 夏维波. 东北师范大学, 2012(06)
• [4]从农民到公民：国家现代化背景下的农民工公民权研究[D]. 操家齐. 华中师范大学, 2012(12)
• [5]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身份构建 ——以关中眉县X村某常姓村民家族史为例[D]. 张文博. 中央民族大学, 2012(10)
• [6]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政治生活 ——对湘黔桂毗邻边区三个民族村寨的民族志调查与阐释[D]. 张斌. 华中科技大学, 2012(01)
• [7]革命与教化：毛泽东时代乡村文化的一项微观研究[D]. 吴家虎. 南开大学, 2012(06)
• [8]城巿化进程中失地农民风险与分化研究 ——以D村为例[D]. 冯晓平. 华中师范大学, 2012(12)
• [9]《南风窗》有限公共性构建研究 ——以传媒公共性理论为视角[D]. 吴晓倩. 武汉大学, 2011(03)
• [10]基于信息不对称的我国农村信贷问题研究[D]. 田安阳. 山东大学, 20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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