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固体废物现状及治理趋势

一、城市生活垃圾现状与治理动态（论文文献综述）

郝婵娟^[1]（2021）在《A市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困境与优化路径》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在我国一线城市中逐步开展,生活垃圾分类这一行为不仅是城市市民素质的体现,更是展示城市形象的一面旗帜,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程中的重要举措。2016年12月,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首次被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后,我国垃圾分类工作在一线城市中逐步开展,并向良好态势发展,现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也开始全面探索生活垃圾分类治理路径,生活垃圾分类已形成全民化氛围。A市是革命老区,从2017年开始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治理方式:明确垃圾分类标准、完善垃圾分类设施、引入社会资本实施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等PPP项目等,基本形成了生活垃圾分类治理体系,但是生活垃圾分类需要协同共治,离不开市民的广泛参与。A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工作处于初级阶段,因此还存在一定的问题。本文主要以A市城区为研究对象,探索A市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问题。以协同治理理论、人性假设理论为基础,梳理国内外学者关于生活垃圾分类知识的研究,通过A市人民政府官网、A市人民日报以及相关学术文献的研究,了解近几年A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过程。例如A市生活垃圾分类设施覆盖率、A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负责部门的行政情况、A市生活垃圾分类倡导宣传力度等,并与A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办公室管理者进行咨询与探讨、进行线上与线下的问卷调查,阐述了A市生活垃圾分类现状,归纳出A市生活垃圾分类的问题,主要有生活垃圾有效回收和运输能力差、生活垃圾分类“试点”推动难、倡导性政策执行力递减等。分析出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分别是生活垃圾分类缺少配套政策、生活垃圾混装回收降低治理效率、市民生活垃圾分类缺少激励机制等。同时借鉴了北京市、上海市分类治理方式,合理客观的提出了促进A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对策建议:强化政府引导,完善生活垃圾分类政策、优化分类方式,提高生活垃圾分类效率、引入社会资本,推进生活垃圾分类PPP项目、提高居民参与度,形成生活垃圾分类氛围。

李叶琳^[2]（2021）在《哈尔滨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问题与对策研究》文中认为开展哈尔滨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问题与对策研究,对于倡导节约资源、践行新发展理念、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和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依据绿色发展理论、公共治理理论和循环经济理论,综合采用多种研究方法,研究什么是城市生活垃圾及其分类处理,哈尔滨市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分类处理能力和情况。分析发现哈尔滨市在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组织实施当中分别面临着居民参与热度不高、混合收集较为普遍、专业车辆应用不足、形式主义客观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对策建议:以宣传系统化促进绿色生活习惯形成,完善政策法规保障生活垃圾分类推行,优化治理机制推动统筹服务能力提升,以分类处理产业化发挥行业集约效应。得出哈尔滨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积极向好的态势已开始萌发,通过采取必要举措可望得到持续提升的结论。

李佳璇^[3]（2021）在《《人民日报》“垃圾治理”报道的内容分析（1949-2020）》文中指出21世纪以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人口的大量激增,垃圾产量每年可达到亿吨以上,生态环境问题逐渐突出。严重的环境污染影响着国家的进步和发展,阻碍着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垃圾治理问题关系着改善我国城乡居民的生存居住环境。如何处理巨大的垃圾产量,已经成为解决环境问题重要的一部分。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垃圾治理问题逐渐成为热议,有关垃圾处理问题的报道开始受到社会不同阶层的关注,影响着受众的观念意识,在改变人们的行为上发挥着一定的指导作用。目前,我国的垃圾治理正在朝着良好的趋势发展,大众垃圾治理意识正在提升,但有待提高。《人民日报》作为我国重要的主流媒体,对垃圾治理的报道,一定程度上体现着我国在对垃圾以及垃圾治理问题上的关注度。本文对《人民日报》1949年到2020年之间72年内有关“垃圾治理”的新闻报道整体进行分析研究,整理概括出我国垃圾治理报道上所展现的不断增长的变化趋势,从措施建议、时事政策、正面鼓励、现状问题、垃圾科普五方面对《人民日报》在垃圾治理上新闻内容进行分析,并得出所呈现的报道特点,以及探析政策、媒体的社会责任和大众环保观念对特点的影响,梳理得出我国垃圾治理报道目前所存在民间话语缺失,弱势地位明显;报道主题分布不均,监督力度不足;报道倾向失调,预警能力较低;报道力度差异明显,关注度不够高这四种困境。根据对报道内容的归纳以及整合,《人民日报》垃圾治理报道还应该从平衡报道正负倾向,强化新闻舆论监督;加强报道科学普及,推动治理有序进行;信息来源聚焦民众,增强媒体受众互动;数据图片讲好故事,吸引读者阅读兴趣;合理利用报道体裁,传递垃圾治理声音这五方面做出不断努力。

梅楠^[4]（2020）在《超大城市郊区的乡村环境治理研究 ——以上海蒋村垃圾分类为中心》文中提出垃圾分类是乡村环境治理的重要部分,垃圾治理水平是乡村治理能力的重要指标。从2019年7月1日起,上海市正式步入强制垃圾分类时代。作为一个日常生活的常态化议题,垃圾分类引发了政学两界的长期关注。因而,开展超大城市郊区乡村环境治理的研究,以一个典型村落垃圾分类为中心,探索乡村环境治理的运作机理与实践经验,对于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美好乡村建设、实现乡村生态振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垃圾分类是乡村环境治理的缩影。本文以新经济社会学中的嵌入理论为基础,通过对上海市金山区蒋村垃圾分类治理的个案研究,在梳理蒋村垃圾分类缘起和历史变迁的基础上,从内生性动力和外生性动力两个方面,立体呈现了乡村环境治理过程的实践逻辑,并从协同互嵌的维度,探讨了乡村环境治理的整合机理,而迈向美丽乡村则是乡村环境治理的社会效应。研究发现,高质量的人居环境需求是乡村垃圾分类治理的现实起点。以垃圾分类为中心的乡村环境治理,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一环。乡村环境治理,是多元合作共治的重要形式。第一,熟人社会是乡村环境治理有效运作的重要前提。向“脏乱差”宣战,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缘起。垃圾问题的负外部性引发环境倒逼,环境权益意识的觉醒催生村民诉求。村两委和村民积极探索,是乡村垃圾分类治理的可能路径。与以陌生人为主的城市社区不同,农村社区的熟人社会关系网络,为乡村环境治理带了很大的便利。第二,自发性治理和牵引式治理,是乡村环境治理的内生性动力和外生性动力。文化驱动是垃圾分类的治理传统,情感驱动和组织驱动,是垃圾分类的柔性治理和合作治理模式。法治嵌入和资源嵌入,是垃圾分类治理的政策供给和动力要素。两种治理的限度,表现为一种治理能力的“有心无力”和治理效能的“不符预期”。依托乡土情境的自下而上和衔接国家政策的自上而下,勾勒了乡村环境治理从诱制性变迁到强制性变迁的转型过程。第三,治理主体、治理结构以及治理规则在治理实践中的互嵌协同,是乡村环境治理的整合机制。多元治理力量的差序协同,不充分自治与有组织合作,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共振,展现了乡村环境治理主体互嵌、结构互嵌和规则互嵌。乡村环境治理的内引外联,是乡村治理从自治走向共治的过程,而迈向美丽乡村则展现了乡村环境治理的社会效应。生活空间重构与“物的现代化”、主体意识重塑与“人的现代化”、乡村环境转型与治理现代化,共同推动了乡村善治与美好生活共同体构建。总之,超大城市郊区的乡村环境治理,强制垃圾分类是内生性动力与外生性动力有机衔接的重要契机。乡村环境治理,具有一种不同于城市社区的天然优势。在乡村环境治理过程中,熟人社会中的人情、面子成为重要的约束力,弥补了陌生人社区的道德杠杆。因此,如何观照不同区域、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城乡关系形态的乡村地区,厘清各方权责,通过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与自下而上的村民自治的双向耦合,以及内生性资源整合和外生性资源嵌入的有机衔接,坚持走多元治理主体合作共治的道路,实现绿色发展,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和乡村振兴战略,是一个值得持续深入探讨的重要议题。

刘娟^[5]（2020）在《农村环境卫生托管服务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F市S镇为例》文中指出近年来,农村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但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许多环境卫生问题日益凸显,特别是生活垃圾随意丢弃、旧村环境“脏、乱、差”、畜禽养殖污染、饮用水源水质下降和城市工矿企业向农村转移加重了农村环境负担。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二十字方针”,即“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其中,“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环境基础。美丽乡村建设的提出,说明政府高度重视农村环境卫生治理问题。地方政府对农村环境问题的逐年重视,引入社会资本参与治理,使农村卫生管理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通过对山东省F市S镇17个行政村的调查和访谈,发现政府虽然十分重视农村环境卫生托管,也取得了明显成效,但由于S镇开展托管服务的时限较短,企业管理服务不到位以及村民环保意识淡薄,导致农村环境卫生托管服务中依旧存在不少问题。地方政府应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在托管服务管理上寻求突破,全面改善和提升托管服务工作。目前,我国农村环境卫生托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府社会资源投入不足;二是托管企业存在内部运转困境;三是村民参与意识和参与程度不足。出现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是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内部责任不明晰、考核体系不完善以及缺乏有效监督和激励机制。为了解决农村环境卫生托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针对以上原因,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建议:一是改革现行管理制度,转变政府职能;二是完善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提升企业履约能力。三是政府与社会共治,发挥多元主体的监督作用。通过政府、企业和其他多元主体的共同努力,让环境卫生托管真正有力执行。

万筠^[6]（2020）在《制度惯性、注意力转移与政策变迁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的间断均衡研究》文中认为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日益成为城市品质提升的关键,它不仅是一个重要的民生问题,也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因素。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消费社会的兴起,城市尤其是大中型城市的生活垃圾问题逐渐暴露并日趋严峻,据统计现在全国2/3以上的城市陷入“垃圾围城”困境。我国自八十年代针对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开始出台专项政策以来,经历了早期的随意丢弃简单处理、城乡环卫一体化的集中收集处理、发展到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源头分类的综合治理阶段,然而其在发展变迁中却并非一帆风顺,曾面临着焚烧设施大规模兴建期和反焚烧冲突频发的矛盾,也在垃圾分类推广中出现时而暂缓停滞、时而积极热情的现象。基于这些实践观察和矛盾张力,本研究尝试探究的问题是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在近四十年的发展历程中究竟呈现出怎样的变迁形态?在中国的制度结构和政策运行中,如何理解这种变迁形态的运行机理和内在动力?随着政策变迁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可了政策变迁的非线性发展形态,结合着对中外政策变迁代表性理论的梳理,本研究从政策窗口开启的机会视角、行动者之间的博弈互动视角、制度与时机兼顾的转换视角对其不足和启示进行评析,并继而提出了“制度惯性—注意力转移”分析框架用来分析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变迁的阶段形态、均衡式发展机理、及间断发生的因果机制,为政策优化和城市治理提供更好的政策建议,并进一步回应和推动本土化政策变迁理论的发展。在构建并利用“制度惯性—注意力转移”框架进行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变迁的实证分析过程中,本研究综合运用了政策内容分析法、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历史和逻辑统一法、半结构访谈法等方法来分析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变迁发展的形态特征、内在机理和因果机制。具体而言,本研究在实证分析过程中进行了以下安排:首先,在针对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变迁形态的分析判断上,借助政策范式理论的序列分布设定判断标准,通过与政策内容分析法的结合对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文本进行编码处理和具体解读,并进而划分出四个时期,分别为:末端被动管理的第一个均衡期（1986—2003年）、鼓励市场参与的第二个均衡期（2004—2009年）、冲突频发和转向源头防治的间断期（2010—2016年）、以及源头防治和公众参与的新均衡期（2017—至今）。其次,在针对推动均衡式变迁的机理解释上,借助制度结构对中国政策运行过程的影响,推导出自上而下的“中央政策制定—地方偏好执行—社会反馈互动”政策运行“三阶段”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具体分析了制度惯性在政策运行过程中的阻力及成本作用形式:中央政策制定阶段的价值导向固化提升认知成本、地方偏好执行阶段的路径依赖提升决策和交易成本、社会反馈互动阶段的参与渠道缺失提升信息成本,并进一步分析了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变迁中的均衡期产生、维持及推动新均衡期重新出现的内在运行机理。再次,在针对间断发生的因果机制分析上,具体进入垃圾焚烧设施建设政策在各地执行过程中因遭遇反焚烧冲突所形成的间断发生场域,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探讨并验证间断结果差异的影响因素及因果机制,并将其归纳为:扩大社会影响的“负面形象—媒体互激”、政府维稳压力下的“焦点—吸纳”、维稳压力与社会影响共存的“媒体互激—吸纳”、社会力量参与的“动员—共识”四种模式,在将四种模式统一整合后补充了行动者之间如何互动导致间断结果出现的因果机制链条,也进一步完善了从机会之窗开启到间断结果出现的中间逻辑环节。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对“制度惯性—注意力转移”分析框架进行了补充完善,将均衡运行机理、间断因果机制的分析结论与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的顶层设计和过程优化进行结合,并对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的未来发展之路作以展望。限于作者有限的知识能力,本研究或有以下三方面的理论贡献:其一,对政策变迁形态认知边界的拓展。本研究对间断均衡的变迁形态判断持肯定态度,在融合了政策范式理论后重新设定了形态判断标准,并通过对政策文本材料的内容分析,将原来应用在公共财政领域的研究材料和判断标准进行了拓展,并将间断期视为一段时期的矛盾凸显期。其二,通过对政策运行过程的提炼,分析了制度惯性对均衡式变迁的作用机制。聚焦决策环节的传统变迁理论分析是一种截面式的观察视角,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对渐进式变迁逻辑的关注,本研究将中国的政策运行过程进行了自上而下的三阶段提炼,并通过制度惯性在其中的不同表现形式分析了均衡式变迁的内在机理,是一种关注政策长期发展的历时性视角。其三,通过间断发生场域概念的提炼和具体分析,补充了政策间断出现的因果机制。传统理论对“机会之窗”开启到间断出现的中间因果机制并未给予足够关注,本研究通过对焦点事件开启机会之窗后各主体的行为互动进行了 fsQCA分析,回应了传统理论对因果机制分析不足的问题,并由此对间断发生的变迁过程优化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

杜海龙^[7]（2020）在《国际比较视野中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优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类文明进入生态文明,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载体也进入崭新阶段。伴随着世界城镇化发展,城市人口需求面临的挑战不断增加,绿色生态化成为全球城镇化发展趋势。中国的城镇化是一场引领全球的规模最大、速度飞快的城镇化,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已经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这项运动不仅决定着中国的历史进程,更深刻影响着21世纪人类的发展。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秩序迎来历史转折,全球治理体系正发生深刻变革,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全球首要挑战之一,绿色生态城市成为全球城镇化发展的理想目标。建立绿色生态城市的标准体系,为全球城市绿色生态化发展提供中国范式和标准引领,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体现,事关人类共同命运。本文系统梳理了绿色生态城市的相关概念,辨析了绿色生态城市的内涵,论述了绿色生态城市的基本特征,完善了绿色生态城市的理论体系,并初步构建了“绿色生态城市系统模型”。基于绿色生态城市系统模型设计了ESMF比较矩阵,依托矩阵对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及中国的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开展了全面系统化的比较,寻求借鉴与启示。通过总结我国绿色生态城区发展现状及现存问题,结合我国城市发展新变化、新城新区新需求、城市更新领域等多方面的新挑战,明确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的优化方向。在完善理论工具、全面比较借鉴和充分发掘问题三项基础工作之后,集合生态学、城市学和系统学的工具模型建立了绿色生态城区“钻石”评价模型,对我国现有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在价值导向、体系结构、评价内容和评价方法四方面进行了优化,并通过典型案例验证了相关评价模型和评价体系优化的适用性。全文共七章,内容介绍如下:第一章:结合人类文明发展,中国及全球城镇化发展阶段,当今世界格局巨变等现实需求,论述了开展绿色生态城市标准体系建设的必要性。综述了国内外绿色生态城市及其评价标准的研究现状,明确了研究目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技术路线。第二章:对绿色生态城市相关概念进行梳理,就绿色生态城市的内涵与基本特征进行辨析,论述了绿色生态城市的理论基础,应用系统工程的方法论从目标准则、结构组织、运行机制三个维度构建了“绿色生态城市系统模型”。第三章:在“绿色生态城市系统模型”的基础上,从层次分析出发设计构造了ESMF比较矩阵,从宏观环境、评价体系、机制保障和模式特征四个维度对英国BREEAM Communities,美国LEED-ND、LEED-Cities and Communities,德国DGNB UD,日本CASBEE UD、CASBEE Cities,中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GBT51255-2017展开全面系统化对比,通过比较研究寻求启示与借鉴,用于指导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的优化。第四章:全面总结我国绿色生态城区发展现状及现存问题,结合我国城市发展的主体、模式和逻辑变化的时代背景,深入剖析我国新城新区建设和城市更新领域对绿色生态城区发展提出的新挑战,以问题和挑战为导向明确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的优化方向。第五章:提出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的优化原则和优化目标,建立了绿色生态城区“钻石”评价模型。在现有国家评价体系基础上,补充完善了“城区治理”、“生活质量”、“创新智能”和“过程管理”四方面评价内容;在评价方法上细化城区类别与指标权重;在评价结果的表达上,提供了直观的得分罗盘图、钻石模型雷达图。第六章:以中新天津生态城等城区为实例,验证以上评价内容的补充完善、评价方法的优化提升和“钻石”评价模型的适用性。第七章:总结了本文的主要工作,并展望绿色生态城区建设及评价标准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汤丽梅^[8]（2021）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长效管理机制研究 ——以莲花县良坊镇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是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环节,也是实现乡村振兴“农村美”愿景的重要前提。我国生活垃圾分类主要集中在城市,上海、北京等都相继出台了相应的法规条例强制居民垃圾分类,环境卫生得到了极大的美化;反观广大农村地区,普遍只有垃圾收集与处理,系统的生活垃圾分类尚未开始,思想观念与相关措施都相对滞后于城市。这不仅进一步恶化了农村人居环境,更加剧了城乡发展的两极分化。因此,做好农村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迫在眉睫。农村的生活垃圾分类要实现与城市齐头并进,需要加强科学管理,形成生活垃圾分类的长效管理机制。本文在阐明农村生活垃圾分类长效管理机制构建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基础上,厘清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长效管理机制的主要内容,分别是组织机制、运行机制、激励机制、监督机制与协同机制。进而采用访谈法、问卷调查法、实地调查法,对莲花县良坊镇的生活垃圾分类长效管理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介绍了良坊镇目前生活垃圾分类的现状、田心村“环保小屋”生活垃圾分类试点情况、良坊镇生活垃圾分类取得的成效与长效管理机制存在的问题。本文将浙江浦江县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模式与莲花县进行比较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完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长效管理机制的若干对策:一是规范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的组织机制,包括理顺组织边界与领导职能、设置自上而下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共同体、推行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与示范制度;二是健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的运行机制,包括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完善市场化运作模式、培育长效保洁的软硬环境;三是夯实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的激励机制,包括加大小额物质激励频度与力度,挖掘精神激励的内在动力,完善“三随机”绩效考核制度;四是落实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的监督机制,包括切实履行行政监督职能、强化村规民约监督力度、引入第三方机构开展监督工作;五是构建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的协同机制,包括不断创新农村生活垃圾外包方式、搭建多元协同共治平台。当然,五大机制协同发挥作用,最终才能共同解决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问题,推动“美丽乡村”建设。

张会^[9]（2020）在《多中心治理视角下郑州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伴随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生活垃圾总量在不断攀升,“垃圾包围城市”已严重制约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从垃圾治理的先进国家经验可以看到,焚烧和填埋这些传统的处理方式已不是解决垃圾困境的最佳方式,垃圾分类处理才是解决垃圾问题的关键。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部署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加快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垃圾处理体系。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住建部2017年12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部分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加快推进北京、天津、上海、郑州等46个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并要求46个重点城市今年均要形成若干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多中心治理作为一种创新的治理模式,期望建立一种由政府、居民、企业、社会组织等主体共同参与、共同解决公共问题的网络结构治理模式,从而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该理论打破了政府单中心政府行政理论的治理模式及局限,将治理范式引向一个新的治理阶段,从而构建一种适合国情的现代治理模式,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提供新的理论依据。郑州市是国务院2017年指定的46个垃圾分类试点城市之一。本文基于多中心治理理论分析框架,以郑州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实践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分析法、问卷调查法及案例分析法,分析了当前的治理现状、治理实践中存在问题及原因,并提出了针对性治理对策。研究发现:郑州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多中心参与治理存在政府政策制度不健全及部门分工不清晰和公共基础设施供需紧张、居民参与度低导致垃圾分类及投放能力不高、市场主体参与积极性不高且运行过程缺乏监督管理、社会组织参与执行力不足导致宣传活动的可持续性及成效均欠佳等问题,主要原因集中在政府主体参与力量有限、政策协调不顺畅、且对实践操作引导不足,居民主体参与行为缺乏惩处机制、缺乏自主参与意识,市场主体经济获益能力较弱且运行全过程监督不够、社会组织主体力量薄弱。最后提出强化政府主体主导参与作用、提高居民主体垃圾分类处理能力及参与积极性、构建市场主体参与垃圾分类治理的产业化运行机制及监管机制、发挥社会组织主体参与垃圾分类治理的协调、宣传及监管作用、构建城市生活垃圾多中心参与治理长效运行机制等政策措施。

葛俊良^[10]（2020）在《我国地方环境治理中的民主协商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协商治理意味着环境治理由依靠政府威权解决问题向主体间达成合意的过程转变。在信息充分的条件下引导利益相关方理性互动,形成政策建议,有助于强化环境决策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因而可视为健全环境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方向。本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和实证分析法,试图回答地方政府如何影响和塑造环境协商治理实践以及地方环境协商治理机制如何具体运行这两个关键问题。本研究首先对国内外常见的环境治理范式进行宏观层面的考察和梳理,分析和比较不同环境治理范式的主要内容和实践现状,着重探讨协商治理与多中心治理、协同治理、整体性治理、网络化治理等环境治理范式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认为协商治理是环境社会治理的一种基础性范式。在此基础上,依据环境议题属性和协商主体间关系标准,将国内环境协商治理实践划分为回应型、自治型、咨询型和监督型四种类型,并分别阐述其议题属性、协商功能、社会参与形式和制度化平台等。根据地方政府开展环境协商治理的利益动机,本研究从议题边界、功能定位、参与主体、程序流程和协商方式五个角度剖析国内环境协商治理的实践取向,指出其兼具公共性和工具性的双重治理动机,但基于治理有效性和社会控制的工具性取向更为明显。协商民主对公共理性的价值追求,在一定程度上被解决特定环境问题、规范公众参与秩序、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强化组织机构职能、提供环境政策咨询和推动环境政策落实等工具性的协商动机所取代。从环境协商治理实践出发,笔者认为现阶段国内民主协商的重心停留在治理层面,聚焦于包括环境议题在内的社会民生事务,注重对社会各阶层意见和诉求的包容、吸纳和整合。通过协商民主与地方或基层治理的整合,以推动社会的动员、整合和合作,进而达成有效治理的目标,这也是协商民主本土化实践的基本特点之一。在对环境协商治理机制呈现出的这种工具性取向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选取Z省J市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协商主体的行为逻辑、主体间相互关系和环境协商治理机制等问题的阐述,勾勒出J市环境协商治理的整体图景;并采用多案例比较的研究方法,从环境协商议题、环境协商策略和环境协商成效三个维度出发,分析地方环境协商治理的运行机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环境协商平台的搭建和协商参与者的挑选,体现出党委领导、利益相关和便于治理的原则;环境协商议题设置的关键在于响应者响应的有效性与积极性;公共性环境治理主体会根据具体协商情境,选取恰当的协商策略并加以组合式运用,使之与环境协商议题的特征相匹配;从所选案例来看,国内地方环境协商治理机制呈现出比较好的治理绩效,而环境协商治理效果的好坏主要取决于环境协商议题特征、协商策略运用以及这两者间的匹配性等因素的影响。

二、城市生活垃圾现状与治理动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城市生活垃圾现状与治理动态（论文提纲范文）

（1）A市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困境与优化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2）哈尔滨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问题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人民日报》“垃圾治理”报道的内容分析（1949-2020）（论文提纲范文）

（4）超大城市郊区的乡村环境治理研究 ——以上海蒋村垃圾分类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5）农村环境卫生托管服务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F市S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制度惯性、注意力转移与政策变迁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的间断均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国际比较视野中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农村生活垃圾分类长效管理机制研究 ——以莲花县良坊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9）多中心治理视角下郑州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我国地方环境治理中的民主协商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城市生活垃圾现状与治理动态（论文参考文献）

• [1]A市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困境与优化路径[D]. 郝婵娟. 延安大学, 2021(12)
• [2]哈尔滨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问题与对策研究[D]. 李叶琳.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3]《人民日报》“垃圾治理”报道的内容分析（1949-2020）[D]. 李佳璇. 内蒙古大学, 2021(12)
• [4]超大城市郊区的乡村环境治理研究 ——以上海蒋村垃圾分类为中心[D]. 梅楠. 华东理工大学, 2020(08)
• [5]农村环境卫生托管服务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F市S镇为例[D]. 刘娟. 山东科技大学, 2020(05)
• [6]制度惯性、注意力转移与政策变迁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的间断均衡研究[D]. 万筠. 山东大学, 2020(08)
• [7]国际比较视野中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优化研究[D]. 杜海龙. 山东建筑大学, 2020(04)
• [8]农村生活垃圾分类长效管理机制研究 ——以莲花县良坊镇为例[D]. 汤丽梅. 东华大学, 2021(11)
• [9]多中心治理视角下郑州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研究[D]. 张会.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10]我国地方环境治理中的民主协商机制研究[D]. 葛俊良. 浙江大学, 2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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