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主义语境下当代民族文学问题的思考

一、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当代民族文学问题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刘俐俐^[1]（2021）在《文艺评论价值体系建设中文学功能研究的考察与初步分析》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理论建设与实践研究"的文学功能研究环节的考察与初步分析。文学功能与批评标准、价值观念等三者是课题研究的三个领域。标准和价值观念均依据实然性和应然性两种逻辑展开。文学功能研究,只具有实然性的,盖因应然性文学功能属性即是应然性文学价值观念。实然性文学功能考察对象,又区分为实际文学功能考察和文学功能观念的辨析研究。依据哲学价值论原理,进入考察研究视野的功能即为价值事实。论文梳理描述了文学价值事实研究中三种类型,并介绍其主要观点,概括其主要关键词,进而对这些"价值事实"研究成果产生的"来自后殖民理论与身份认同理论两者的合流"等七大方面中国当代学术理论和思潮背景进行了考察与分析。借助于上述既有工作,进而概括其蕴含和指向的可资借鉴的思想元素,也指出了其短板及缺失,对于后续理论建设做出了有意义的提示,即提示审美机制与具体文化语境结合、审美机制与国家民族立足点结合、"社会审美培育"观念以及相关思考等三个方面。

顾盼^[2]（2021）在《现实的视域与人性的聚焦 ——布克奖获奖小说研究》文中提出布克奖作为英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奖项,自1969年创立至今,截止到2019年,已走过了51年的历程,并评选出了54部优秀小说。来自于亚洲、非洲、大洋洲、美洲和欧洲的获奖小说,跨越了半个世纪之久的文学审美历程,不论是从个人还是集体的角度来看,都反映了英国动态的、民族性的、世界性的、非单一性的文学形象和文化时刻,而布克奖对大英帝国的传统文化遗产的继承和批判,对全球化资本流通和市场经济的适应和争议,都为其带来了广阔的世界舞台上的迥异却多元的文化形态。从早期大英帝国的殖民扩张、到殖民紧缩、去殖民化和后殖民主义,英国的民族和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变化是对应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的,布克奖获奖小说的选择,不仅是英国的审美趣味的选择,也是英国乃至世界文化的历史抉择。本文由七个章节组成。绪论部分首先论述了本选题的研究意义,对布克奖进行了基本介绍,并分析了英国中心论的衰微与文学浪潮的交织,以及帝国变迁中的人性反思;其次回顾和梳理了国内外以布克奖及其获奖小说为研究对象的资料综述;最后提出了本选题的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一章主要论述了布克奖在宏大叙事的历史背景中所采取的运营策略和发展模式。布克奖在英国社会引发的“布克效应”以及一步步成为当代英国文学的重要媒介之一,而大英帝国的历史背景,则奠定了布克奖的帝国主题。第二章至第六章通过分析布克奖获奖小说的类型和主题,来探索布克奖对时代众多焦点的选择和兼顾,其获奖小说表现的英国式的审美意趣、美学价值和艺术精神。其中第二章主要聚焦于后殖民历史重写以及小说中展现的异域文化。布克奖的后殖民小说以1981年萨曼·鲁西迪《午夜之子》的夺冠为元年,吹响了对大英帝国中心式的话语霸权的终结的号角。后殖民文学以完全不同的视角审视了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问题,曾经被殖民的人民重新获得权力以及民族身份,他们通过取代以往的帝国主义立场而将自己的话语赋予价值,进而恢复自己的声音。后殖民的主题由布克奖推向世界舞台的中心,成为当代英国文学最重要的分支之一。第三章则分析了两次世界大战对人性的摧残,以及个体如何在创伤记忆里对自我与他者、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整和重塑。在战争这种极端语境下,人类更加渴望文明的修葺和重建。第四章论述了新历史视域下对后现代历史叙事的反思性关注。从“元叙事”到“小叙事”的过渡让公众话语转向个人话语,对帝国历史的戏仿和重构深刻反映了文化和个体身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第五章探讨了布克奖获奖小说中的女性生存和意识图景,女性作为性别概念中的“他者”,在对抗父性制的中心话语的同时,对本体性和自我意识一再重申,从而逐渐获得了对个体存在的证明和回归。第六章分析了在西方资本主义的人性危机和文化矛盾中自我与他者的身份认同困惑,其中的性别、种族、阶级、宗教、家庭社会、伦理道德等身份认同问题都呈现了不同程度上的冲突、分裂和无序状态,自我的意志和人性的价值都需要被放置在“他者”的理论体系中被重新思考和感知。第七章论述了布克奖获奖小说的文化反思问题。布克奖商业和美学理想的结合,声望经济和艺术价值观之间的关系,以及布克奖在文学领域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的多方因素。布克奖对人性的洞察、对新历史观和多元叙述的探索,对未来的英语小说具有指导性的价值和文学发展的启发性意义。结语部分则回溯了本文的主要论点,指出了文学文本和国家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同步关系。布克奖在推动英国的非殖民化进程中占据着重要的文化领域地位,其在不断变化的国际关系和经济局势中,包容且赞赏的接纳和承认非英国中心地区与国家的文化符号,打开了一个多民族、多种族和多元文化的世界性的注视目光。

马艳秋^[3]（2020）在《论帕沙·查特吉的后殖民理论及其美学向度》文中指出本论文是对印度底层研究的代表理论家帕沙·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后殖民理论进行的系统研究。作为底层研究这一领域中享有盛誉的学者,帕沙·查特吉始终致力于在东西方文化比较视域下研究印度当代的政治及文化体制,他的观点架构隐含批判的对象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经济侵入,抵制这一侵入并建构自身的话语体系是他理论的出发点、立足点和最终目标。查特吉十分注重对后殖民国家在政治文化领域的“去殖民化”,将现代政治的研究深入地扎根于第三世界后殖民的历史语境中,运用庶民研究的批评策略对当代西方中心主义进行了批评和解构,其理论具有明显的文化政治批判性。诚如菲利普·霍尔登所说:“查特吉为我们阐明了,理论如何能够动摇并且彻底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框架。如果我们乐意去挑战一些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假设,那么这种理论恰恰开启了新的可能性”。在当下全球化语境中,民族主义政治发展的日益复杂化和各民族国家对共同体意识的不断强化是民族主义研究备受关注的主要原因。在查特吉的后殖民理论研究中,民族主义无疑是最重要的。正是在深入研究殖民地民族主义的过程中,查特吉将其后殖民理论的批判锋芒指向了西方的文化本质论,通过分析殖民地精英民族主义话语与启蒙理性的复杂纠葛,他意识到了本土精英对殖民意识的承袭和内化。也是在这一意义上,查特吉认为,只有将底层对两种精英主义——殖民主义精英主义和民族主义精英主义的反抗纳入到去殖民化的历史向度中,才有可能实现印度的去殖民化和后殖民时代的自由发展。论文的写作主要沿着两条主线进行:一条是精英民族主义话语对殖民主义话语的抵制,另一条是底层实践对殖民话语和精英话语的双重拆解。在历史层面上,查特吉深刻揭示了印度民族历史中充斥着的各种精英话语及其对底层群体革命力量的歪曲和压制,继而对精英民族主义历史中有问题的底层声音进行了重新书写。在现实层面上,查特吉充分肯定了底层的反抗力量在政治与文化领域对保有民族特性的印度发展;对冲破新式殖民主义的封锁所做出的努力和建树。

刘娜^[4]（2020）在《生态批评关键词环境公正及其批评实践研究》文中认为“环境公正”（environmental justice）也被译为“环境正义”或者是“环境公平”,它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随着西方环境保护运动的深入发展而提出的一个新颖命题。动词“environ（环绕）”起源于中世纪时期,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中的“环境”（environment）归词,指的是某个人、某群体、某物种或者普遍生命形式的周围事物。综合学界已有的理论研究和批评实践,本文将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定义为:生态批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学术立场,它考察具有“自我”的主体与他者在各类环境中,公正地享用环境之利益与风险的分配、参与制定环境政策、在环境分配方案上获得个人和社会认可,以及维持生命发挥作用的能力。他者包括因种族、性别、阶级等因素而相区别的人,甚至其他物种。环境则包括自然环境与人建环境。环境公正对生态批评的大规模影响是比较晚近的事情,这一方面是由于生态批评本身属于比较新兴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是由于早期生态批评关注的中心是荒野、田园等自然场所。1997年美国学者T.V.里德（T.V.Reed）提出环境公正生态批评（environmental justice ecocriticism）这个术语,使得生态批评的环境公正转向从此之后更加明确。环境公正促使生态批评从荒野回到城市,回到人与自然交汇的中间地带,从而使得生态批评不仅具有崇高的生态理想,同时也立足牢固的现实基础。环境公正是对之前生态批评所持生态中心主义取向的反拨,它关注因种族、性别、阶级等因素造成的不公平之环境权益和环境危害,扭转了对弱势群体环境状况的忽视。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为生态批评的自然底色添加了社会因素,注重弱势群体享受的公平正义。伦理关怀对象从边缘人群到非人物种的层层扩大,使它更具现实基础与可操作性,并构成了连接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纽带。环境公正从人与自然一体的整体视角考察问题,为自我言说,为他者赋权。兼顾人文关切、伦理关切与生态关切三个维度。然而,国内外生态批评领域内,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研究稍显不足,未能形成系统性、整体性与综合性的研究,有鉴于此,本文将摆脱研究单一文学文本和单一生态批评家的局限,在历时性上追踪生态批评的历次发展浪潮,在共时性上考察同一时期内生态批评的理论趋向和典型特征,采用文献梳理、比较研究的方法,综合展开理论上的探讨和思辨,力求细致、深入地论述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发展面貌及其对现实环境危机的回应。本文试图全面梳理环境公正的重要文献,在宏观层面上考察生态批评的总体发展进程,在微观层面上聚焦环境公正的演变及其对生态批评的构建作用,以“环境公正”这个关键词为切入点,围绕1、2、4、5这四个数字展开研究:1即1种批评理论“生态批评”,2即生态批评的第2波“环境公正”,4即生态批评的4次转向,5即生态批评的5波浪潮。在综合分析此前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探讨环境公正思想源流与生态批评的历次浪潮,梳理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产生的历史渊源、发生语境与发展过程,厘清环境公正的概念内涵,揭示环境公正在生态批评40多年发展历程中的演变脉络与深化趋势,回答环境公正如何与生态批评相互促进的问题,以提供西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整体图景,凸显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因此,这种系统性、综合性的研究将丰富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研究内容,为构建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中国话语体系提供参考,为我国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借鉴。全文内容由绪论、正文四章和结语组成。绪论部分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进行概念厘定,综述国内外研究现状,并指出本研究之目的、意义与创新点。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生态批评对环境公正的诉求日益强烈,一部分学者将环境公正引介到生态批评中,从而引发了生态批评的环境公正转向。环境公正不是对之前生态中心生态批评的简单抛弃,而是对生态批评进行修正、深化与拓展,增添了多个视野,是一种推陈出新。第一章对生态批评及其关键词环境公正进行总体论述。本章主要研究生态批评的缘起、定义和任务,生态批评五次浪潮的划分,环境公正思想内涵,以及环境公正的生态整体主义朝向几个方面。具体以国内外学者对生态批评和环境公正的研究成果为依据,梳理、比较、归纳生态批评和环境公正理论体系的构建,综合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对生态批评前两次浪潮的划分和斯科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对生态批评后三次浪潮的划分,分析历次浪潮转向的原因与生态批评与时俱进的环境实践之特色。在此基础上,揭示环境公正对自我/他者、男性/女性,白人/有色人种,富人/穷人,上流阶级/底层阶级,第一世界/第三世界,人/非人等一系列二元对立模式的解构,说明环境公正所具有的学理优势、伦理关怀和可操作性。根据彼得*S.温茨（Peter S.Wenz）的环境公正同心圆理论（Concentric Circle Theory）描绘环境公正的伦理关怀向度,说明环境公正的生态整体主义朝向。本文认为,环境公正按照同心圆模式,以共情（empathy,也被译为“移情”或“同理心”）贯通“自我”与“他者”的鸿沟,由己及彼,把伦理关怀对象扩展到包含其他具有性别、种族、阶级等差异的弱势人群,进而扩展到动物、植物和每个物种。新物质主义对生态批评的影响使得物质的能动性被纳入考察范围,这更为环境公正伦理主体的层层扩大提供了学理依据。当这个同心圆层层扩大到每一个存在物、并将每个存在物都视为主体的时候,环境公正也就达到了它的终极状态,即万物齐一、众生平等的生态公正。虽然这种意义上的生态公正目前有乌托邦之嫌,人类之外的非人类物种在何种意义上能够成为主体依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生态公正作为一种生态理想,是人类为之努力的目标,而环境公正就是具有可行性的实践措施,它使公正不至于成为空谈,是联系现实与理想的桥梁。第二章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发展历程进行详细梳理。本章具体从初露端倪、全面兴起、蓬勃发展、持续深化和前沿问题五个部分,追溯与评议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主要是根据生态批评的五次发展浪潮为线索进行论述与探究,涉及到早期作品中环境公正思想的萌芽,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正式提出,由荒野自然向城市自然的转变,风险社会、慢暴力、跨身体性、行动者网络理论、共情等理论和概念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拓展与深化。这些方面显示出环境公正与生态批评的五次浪潮互相促进又错综复杂的关系。在生态批评诞生之前及第一波的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批评浪潮中,自然书写中蕴含着环境公正诉求;在第二波的环境公正生态批评浪潮中,对于性别、种族和阶级的关注显现出环境公正考量;在第三波的跨文化生态批评浪潮中,环境公正思想添加了跨文化维度,环境公正从地区走向了全球;在第四波的物质生态批评浪潮中,物质的能动性和叙事能力深化了环境公正思想;在第五波的心理与信息生态批评浪潮中,环境叙事涉及的情感理论、心理概念和信息传播策略受到重视,这为环境公正的生态整体倾向走出文本、走向现实提供了更广阔的出路。伦理主体范围的一次次扩大并不是线性发展的简单趋势,其错落交叠的轨迹显示出学者们为构建环境公正话语而付出的努力。第三章研究批评学者基于环境公正生态批评视角对经典文本进行的分析解读与批评实践。本章选取了针对四部经典小说的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实践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概括评析,体现学者们在文本解读中的环境公正立场,并在此基础上应用生态批评相关理论对文本的环境公正分析进行必要的扩展与补足。本章首先关注学者们对《布娃娃瘟疫》的批评,包括物质视角下的患病身体与跨身体性对环境非公正的揭示,以及社会视角下内外殖民与阶层固化对环境非公正的强化;其次,针对小说《死者年鉴》的批评实践,评析暴政迫害中体现出的“生态他者”形象,揭露吸血资本与资源剥削作为环境非公正的原因与表现,生态他者与边界拆解分别作为环境非公正的内在驱动与解决途径;再次,聚焦学者们对《播种者的寓言》之资源短缺进行的环境（非）公正解读,从“改变”主题与墙之隐喻,水之意象与气候公正,以及超级共情与反乌托邦三个部分来进行概括与延伸。最后,审视学者们在分析《食肉之年》时从三个方面表现出的环境公正立场,即霸权挟裹带来的食品公正问题,“肉是信息”连接的毒性身体,以及全球贸易导致的多元贱斥。本章对于上述文本的批评进行分析与补充评论,目的是发掘被忽视或被误读的环境公正思想,揭示和肯定环境公正视角对激发生态思想和生态审美意识的积极作用,并凸显在文学这个想象世界中,环境公正对于拓展伦理关怀范围的积极意义。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对象并非仅是生态文学,但是文学情节相较于现实生活有着更为辽阔的空间,如果只把公正的施与对象界定在人类范围内,未免抹杀了文学世界较于现实世界的优势,当前出于种种现实原因尚且无法考量的伦理在文学的想象世界里反而容易推行,文学的理想性对人类的启蒙、教化作用也正是基于此点。环境公正不仅促进了文学批评与环境伦理学等学科的跨界联合,而且也实现了与生态女性主义、后殖民批评等多个流派的交融。这种跨文化和跨文明的宏大视野很大程度上丰富了生态批评的研究内容,扩展了生态批评的研究空间,并为生态批评的未来发展注入生机与活力。第四章围绕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独特贡献及其中国化途径展开研究。本章指明环境公正生态批评通过环境想象与环境话语参与现实的环境实践,因社会公正与环境伦理的双重叠加而为文学、文化的生态批评研究开拓了新视野,开辟了新领域。此外,本章聚焦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全球在地化发展路径,着眼于它在人类世中的全球视野以及它在中国生态文明时代中的在地立场。如果说,全球在地化是在空间上对批评跨越中西的展望,那么本章结尾部分,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中国化途径进行探索,则在时间上融通古今,观照从中国传统环境公正生态智慧的探析到中国现代环境公正生态文学的呈现。本文在此考察了中西方生命/生物共同体的概念,进而提出一种设想:中国环境公正生态批评需要立足于它同生命共同体思想的契合点,借助生命共同体思想深化自身,并推动生命共同体思想的传播、落实,塑造生态审美意识,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批评话语体系。西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己建构了较为完善而又开放的生态批评理论,具有比较坚实的哲学基础、宽广的学术视野和丰富的学术实践;与之相比,我国目前的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尚未形成足够的学术氛围,理论建构尚处于起步阶段。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和绝对的生态中心主义立场都不具备实施的可行性。因此要结合我国现阶段国情,在新时代生命共同体思想的指导下,更进一步地强调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对于人与万物价值的肯定,确立发展具有反思性和建设性的生态批评体系,并最终将生命共同体思想付诸环保行动来推进绿色发展。理论只有符合国情才能更好地培养生态意识、指导环境实践,发展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研究将推动中西生态话语的深入对话与交流。结语对全文进行归纳,充分肯定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也分析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存有的不足。该部分总结了本文的三个核心观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凭借自身的文学性与实践性参与话语建构;环境公正生态批评成为连接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桥梁;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伦理趋向为实现伦理共同体涵盖生态系统准备了前提条件。同时指出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目前的缺失和不足,认为需要在跨学科借鉴中避免生搬硬套而导致误解,在多元扩展的同时防止边界过于模糊,并且需要完善解构之后的建构问题。最后提倡中国生态批评、文学批评甚至文化批评对西方的环境公正研究进行批判的借鉴,在理论上自主创新,进而结合中国文学资源,努力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批评话语体系,中国生态批评的理论路向。当今时代中,对严峻的生态危机和复杂的环境运动作出回应,是生态批评面临的中心任务。环境公正具有人文关切、伦理关切与生态关切,这使它能从多重维度为生态批评的发展提供思路与动力。环境公正的人文关切在生态中心主义立场的生态批评中添加对“人”的重视,肯定人类群体之间的差异性、多样性并尊重各种群体的价值与权利;环境公正的伦理关切既含有社会公正因素,又涉及生态立场,它审视弱势群体遭受的非公正生存境遇,致力于公正地处理环境利益与环境危害问题,消除因种族、阶级、性别等社会因素导致的物质环境不平等现象;环境公正的生态关切源自生态批评一贯的生态立场,通过探究文化载体中的“环境性”（environmentality）,追求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与美丽,万物的和谐共生与可持续存在。人文关切的以人为本,有利于消除社会非公正,而社会公正与物质环境的叠加则构成伦理关切,环境伦理有助于生态关切的实现并推动生态关切从理论转化为实践,而生态关切对生命共同体的维护又反过来对人文关切与伦理关切有所助益。所以,这三种关切互相联系又互相促进,形成良性循环,通过观照环境来推动生态批评发展,通过绿色理论引发绿色行动实践。环境公正必将有助于生态批评实现人文精神和生态思想的交融,也就是走向生态整体主义。

范小青^[5]（2020）在《石黑一雄的“世界文学”写作》文中研究指明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1954—）,日裔英国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2017）、布克奖（1989）获得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共创作长篇小说7部,短篇小说集1部,短篇小说若干。其中,《长日将尽》《莫失莫忘》等作品为他赢得了世界声誉。在近四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凭借在文学市场与文学评价体系中的成功,石黑一雄实践了“国际化写作”的理念,创作出具有国际化、世界化特征的作品,最终进入“世界文学”的殿堂。目前,其作品已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在全球拥有广泛读者。本文将石黑一雄“国际化写作”（international writing）的文学理念及创作实践置于“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的理论语境中进行研究,考察其文学特质,指出其创作经历了从“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世界化”（universalization）的发展,从“移民文学”走向了“世界文学”。石黑一雄作品的思想内核是理想主义与世界主义,在主题、风格与接受上均具有跨国主义、世界主义特征,成为当代世界文学的经典。以此为基础,本文将其文学实践概括为“世界文学”写作,并以“‘人类主题’的发掘与表现”“‘世界主义风格’的确立与呈现”为切入点展开论述,指出其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实现了本土性与世界性、严肃性与通俗性的平衡,其基础是面向世界读者的创作方针与英语的普及性。最后,从当代世界文学转型的宏观视角考察石黑一雄的创作,分析其与后殖民文学与世界主义文学的联系,明确其在这一转型浪潮中的地位。全文分为四章,从文学理念与创作实践两个角度出发,通过文本细读,对石黑一雄“世界文学”写作的主题与风格上的核心特色进行细致分疏。第一章勾勒出石黑一雄创作演进的路径,指出其文学从“国际化写作”出发,经过国际化与世界化,最终成为“世界文学”。本章以“国际化写作”“世界主义文学”与“世界文学”理论为基础,解析石黑一雄的创作理念与文学实践,着重阐述“国际化”与“世界化”在此过程中的具体表现。第一节围绕石黑一雄的跨国书写与“国际化写作”理念展开,指出身为移民作家,其人其作天然具有国际化特征。第二节从其面向世界读者的创作方针出发,分析“国际化写作”的思想内核,即世界主义,并从流散性与世界性的融合,阐释其作品与“世界主义文学”的关联。第三节以“存在寓言”“全球感”与“平衡（本土性与世界性、严肃性与通俗性）”为关键词,论证石黑一雄的文学是当代世界文学的典型。第二章讨论“‘人类主题’的发掘与表现”,指出石黑一雄的文学主题经历了从本土性到世界性的发展,其核心是发掘与表现具有人类共性的“存在”主题。第一节以从国际化到世界化为线索,勾勒其文学创作主题的发展轮廓,论述其从发掘“日本性”到探索“人类共性”的演变。第二节以存在主义哲学为线索,通过文本细读,对“人类主题”展开详细论述。首先,从“浮世”的世界、人生与艺术三个层面,指出其文学中悲剧性的根源在于“浮世”的不确定性,而“浮世”的底层代码为现代性。其次,围绕“‘存在’的可能性”及“镜像人物”两个层面,剖析主人公的“存在”,聚焦“另一个‘我’”的主题,指出其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上,均产生与叙述者对自我的想象,且这与作者的文化身份与个人经历有关。第三章分析“‘世界主义风格’的确立与呈现”,指出石黑一雄的“世界主义风格”的确立源于其面向世界读者的创作方针。石黑一雄的“世界主义风格”主要有三大特征:抽象化、抒情化与大众化,分别对应着“多维象征系统”“移情策略”与“文体实验”三个方面。第一节从作品中的符号与隐喻入手,分析“多层并置”的意义堆叠手法,提出“多维象征系统”的概念。第二节围绕移情策略展开,着重分析不可靠叙事、复现与留白三种叙事手法,阐明其文本产生移情效应的机制。第三节讨论对通俗文类的戏仿以及作品的互文性,将其概括为“文体实验”。戏仿通俗文类有助于实现大众化的目标,而互文性则构建起一体化的“石黑一雄宇宙”。最后一章从宏观视角审视石黑一雄的文学,分析其与后殖民文学、世界主义文学之间的联系,指出其通过“国际化写作”的文学理念与创作实践参与到当代世界文学转型的浪潮之中。第一节阐述世界文学的现状与挑战,并揭示转型的两大趋势:强调本土性的后殖民文学与强调世界性的世界主义文学。第二节分析石黑一雄的文学与后殖民文学、世界主义文学的联系,明确其在当代世界文学转型中所处的位置。

牛旭阳^[6]（2020）在《留日时期鲁迅的民族主义思想研究》文中提出民族主义在当今受到反思与批评,这与它在当前现实中的一些实际表现有关。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知识界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呈现出不一样的面貌,它具有促进民族独立、推翻专制政体、推动建立民族国家等积极作用。鲁迅作为近现代重要作家,也参与了当时的民族主义思潮。留日时期鲁迅的文章中体现着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学界关于留日时期鲁迅的民族主义思想有过论争。通过分析这些论争可以看出,现代性是学者们在讨论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时的关注重点。进一步探析,则可将学界有关民族主义的焦点细分为“对内与对外”“个人与群体”“传统与现代”三个维度。从这三个维度研究留日时期鲁迅的民族主义思想,可与已有研究形成对话,并对继续探究民族主义提供借鉴。从“对内与对外”这一维度论述留日时期鲁迅的民族主义思想。第一,留日时期鲁迅的民族主义思想具有对外反抗强权的诉求,这是当时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共性。第二,鲁迅民族主义的特点在于它主要是对内的,即通过反思、自我批判,从民族内部探寻出路。这可以称为“内省的民族主义”。第三,面对“对内”与“对外”的冲突,鲁迅以他的进化论逻辑化解冲突,进行相应的文化选择。从“个人与群体”这一维度来看,鲁迅民族主义“对内”的一面主要体现于“立人”这一主张,同时,鲁迅在留日时期经常将“立人”与“立国”一并讨论,立人与立国关系的背后是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在鲁迅浪漫诗学和主体性思想的关照下,个人与群体获得了个性上的平等和双重自觉。这也使得鲁迅的民族主义与个性主义相辅相成,并具有世界主义精神。从“传统与现代”这一维度论述,留日时期的鲁迅多次对黄帝追溯,并且为农人习俗、传统宗教等辩护,这体现了鲁迅从“血缘”与“祖地”两方面对“连续性”这一民族主义核心观念的追求。留日时期的鲁迅有“复古”的一面,但鲁迅式的复古不是将古代传统视为一种本质性存在,进而抱残守缺。相反,鲁迅是以“文化建构”的方式,通过复古唤起一种原始生命力,进而为民族的新生与现代化找到新的基点。从这三个维度来看,鲁迅超越了“国粹与西化”“民族性与现代性”等简单对立。如今继续以纯粹二元对立的思维看待民族主义与现代性是有弊端的。在当前世界,对于民族主义不是一个简单的要与不要的问题,而是应该探索民族主义的可能性,着眼于民族主义与其他思想的结合。

范小娟^[7]（2019）在《哈罗德·布鲁姆文学批评理论在中国的接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西方文论界,美国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具有重要地位,其理论在中国“旅行”的30年间,国内的译介呈现了由隐到显的动态过程。从最初被“遮蔽”到经典地位的确立,多个维度的考评都映证了其在中国产生的巨大影响。同时,国内对布鲁姆的身份归属问题存在多重阐释。本文并不试图将其划入某一特定学派,而主张将其理论界定为修正主义批评理论。本文从布鲁姆理论在中国文论界影响最大的三个观点,即他的大文学观、误读理论和经典观入手,考察布鲁姆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布鲁姆文学观是一种大文学观,其在国内遭遇困境,但仍有少数学者予以关注;作为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石,误读理论在国内得到广泛接受与认同,产生了变异的诸种形式,形成“中国化”的误读理论;以审美和精英主义为立场的经典观在国内形成了顺向阐释与逆向思考的双向并行,实现了中国文论的扩充,并对外国文学研究产生了延伸性影响。以上理论在中国的不同境遇源于深层次的文化动因。一方面,这是接受者根据中国本土语境的需要进行选择的结果。完全不同的文化宗教环境使学界回避或排斥布鲁姆以宗教、理论、文学的同质互渗为基础的大文学观,而误读理论与80年代后文学“主体性”思潮的契合、经典观背后的英美文化研究与中国当代文化研究的相通则是促成两者经久不衰的深层动因。另外,接受主体的“前理解”与“期待视野”也主导着接受的程度。误读理论、经典观与国内学者“前理解”中传统文论与批评的积淀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沟通,理论的相通或趋同促成了视域的融合。而大文学观的跨学科性与其中渗透的宗教背景远远超越了学界的“期待视野”,大文学观的“受阻”势所必然。统观布鲁姆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可以检视整个西方文论接受中的“得”与“失”。从根本上说,对布鲁姆的接受是以建设中国文论为宗旨的,这与中国现当代文论的发展阶段和诉求相关。在这一语境下,国内接受布鲁姆的全过程都显现了本土意识的在场:接受中的多元化阐释是对文本“召唤结构”的填补,也是对布鲁姆“本土化”的建构,体现了接受者与文本积极的交互作用。因此,现有的大部分接受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布鲁姆在中国的接受仍然存在着某种错位。表现为研究趋于定型化简单化、普遍主义倾向、现实针对性的缺乏等。针对诸种错位,应当通过强化批判意识、西方文论的“还原与语境化”等现实策略实现理论的修正与重构,引导接受者以理性平等的姿态、以对话沟通为目的进行接受和研究,形成良性并有益于中国文论的接受活动。

王圆^[8]（2019）在《文学人类学视域下的当代“写文化”范式探析》文中指出20世纪后半期,后现代主义在“元叙事”的层面上解构了“大理论”和“科学理性”的认知论,一直以来标榜“文化的科学”的人类学也在这次后现代解构思潮下被迅速颠覆解构,人类学的发展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学科危机。1986年,美国人类学学者詹姆斯·克利福德与乔治·E.马库斯合编的《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一书出版,成为“人类学思想的分水岭”,从而化解了人类学的写作危机,将人类学“表述的危机”引向了民族志写作的修辞和叙述策略上,“表述”的突破口转移到了文学层面上,借用文学的形式来“写文化”,并相继提出了“民族志诗学”、“人类学诗学”等概念,为落入后现代表述危机的经典民族志和实验民族志写作找到了新的出路,民族志写作进而从“写什么”的终极之问转向了“怎么写”的修辞和叙事的问题。随着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解释人类学等新新理论的兴起,文学人类学的写作呈现出了多维的写作范式。90年代以来,国内作家通过对正统历史观的解构作家的笔触伸向了边缘和少数民族的族群文化;后现代状况下出现的工业文明的精神衰落,从而祭起了缅怀“原始主义”的大旗,对狭隘的文明和原始的悖论进行了纠偏;在文化相对主义范式和格尔茨的解释人类学引领下,兴起了对“地方知识”的阐释。国内作家自觉的文化书写,是应对文化全球化浪潮下本土文化所展现出来的自觉和觉醒,来规避“全球化”可能带来的文化同质化。作家转向文化传统内部和“地方知识”的深处,用相对视角建构起了文化的特殊性和人性的差异,在不同文化的沟通和交流中,培养起用相对主义和开阔的胸襟认识地方差异的眼光。对文化特殊性的反思使我们看到文学在文化表达上所起的意义,文学人类学面向的“文学”是超越经院学科制式的活态文学、多元族群互动的文学和口传文学,因此传入我国的西方文学有必要在立足本土的根基上进行一次“话语祛魅”,使文学重返本土文学的语境,成为适合疗救本土人精神的良剂,从而实现对人的终极关怀,摆脱西方文学理性架构下对“人”的主体性的剥夺。文学人类学除了开拓了文学批评的领域和解除人类学的表述危机外,在最重要的意义上来说是在文学和人类学的结合中发现了真正的“人”,这也是现代人文科学必然要走的路。

蒋萍^[9]（2018）在《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研究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分析东西方文化话语权力构成的持续解构过程。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与葛兰西、福柯等学者从同质文化内部的矛盾研究走向异质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颇有渊源,探讨这一理论,有利于消除西方文化话语霸权的遮蔽,推动本土文化的重建。从后殖民主义理论来看,西方现代化的历史就是在全球殖民扩张的历史,对近现代世界格局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它一方面建立了世界市场,打破了各国孤立、闭塞、相互隔离的状态,另一方面,长期的殖民统治使得西方文化不断地向东方传播和扩张。当殖民者以政治、经济、军事手段实施殖民的历史在民族解放运动中逐渐瓦解后,文化殖民的影响仍然长期存在。“东方”与现代西方的相遇,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地缘政治,演绎为在全球化语境下文化领域内的交流与碰撞。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正是揭示、分析和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借助殖民活动建构文化霸权的实质的理论。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全方位探索和揭露西方对东方民族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建构以及虚幻想象的进行。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借助文化话语权力的消长态势分析“他者”-“自我”、冲突-认同等诸多文化现实,涉及到三方面的问题:第一,它不仅关乎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原殖民地半殖民地,也关系到“东方”以及象征的一切弱势文化的存在。它关系着这些弱势文化的国家能否清晰地认识在强势异质文化影响下的文化“自我”;第二,它关系到弱势文化能否从对后殖民文化的分析中汲取足够的历史思辨与哲学经验,激发文化自省与话语权力警醒;第三,它关系着在全球化籍“现代”之名持续强化西方文化霸权的现实背景下,如何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去建构本民族文化自信的未来。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视域下的文化“关系”,不仅是一个反映文化话语权力本质和发展趋势的范畴,它还包含着从殖民文化这一特殊角度看待社会历史文化的方法。为此,本文尝试将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作一种整体性的理论研究,以扩展传统的思潮、理论家个体研究的模式和范围,显现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对于消解西方文化霸权、启迪批判性重建具有的借鉴意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在二战后民族国家崛起的新世界格局下产生,它既受冷战中二元对立思想的持续影响,又是东西方知识界对西方文化霸权进行普遍反思、尝试破解二元对立建立新型文化对话关系的理论产物。这一理论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引入中国以来,对其文化理论的引介、探讨、借鉴频见于文化批评与比较文学批评领域,学者们侧重于自文学角度展开阐释与分析,出现了不少成果。也有研究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出发,对后殖民主义代表理论家主要观点及其与马克思主义、文化霸权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成为其后殖民主义理论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过,从文化哲学角度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及其现实意义进行的研究还不多,现有的成果往往从过于贴近现实的需要出发,重视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东方”他者相对西方的文化特殊性与文化抵抗性,对于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阐发不同文化“关系”特别是互动性的研究尚不够系统充分,需要进一步的思考与论述。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有两大组成部分:一个是对于殖民主义的文化霸权实质及其深远影响的论述;另一个是对于异质文化之间关系的论述。本文的研究立足于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产生和发展的过程进行深度探索和分析,力求从后殖民主义的理论溯源中发掘其理论构成的演变和核心要素,寻找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解构主义等理论在解构-建构过程中的深层理论联系;注重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易与后现代主义、文化资本主义等混淆的理论模糊点展开辨析,并在新世纪全球化加速背景下探讨推动文化认同、增强文化自信等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可以借鉴的思路。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是一种被第一世界理论话语场域所羁绊的理论,但它对西方主宰的知识权力体系提出了重构的要求。如何认识这一现象,如何发掘其中的理论悖论与缺憾,是本文论述最为集中的部分。它深切地关联着当下对于“新时代”、新形势中如何面对文化冲突、如何重建民族文化、如何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实现文化自信等一系列关乎未来中国思想文化如何面对世界文化的重要命题。本文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研讨一共分为六个部分,每个部分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绪论,概述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与其构成要素之间的理论联系。略谈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法侬的“民族文化”理论、福柯的“知识-权力”体系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于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作用。本文通过对上述理论的阐析,勾勒出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理间相互连接、有所对立、择优而从、发扬传承的复杂的多样性图景,为进一步论述作出铺垫。同时综述了国内外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提出本文的创新点。第一章,分析后殖民主义三位主要理论家萨义德、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的经典理论。首先,通过对萨义德的“东方学”对“东方”的重新思考与东方权力话语机制辨析、解构“东方”、重建东方形象以及“流亡”理论的把握,再度审视萨义德提出的西方建构的“东方学”与政治和意识形态控制的密切关系;其次,通过研究斯皮瓦克的“属下”、“认知暴力”和“他者”理论,分析其如何运用解构主义,集中研究第三世界底层女性这一“底层的底层”、“边缘的边缘”的理论辐射。探讨斯皮瓦克“臣属”概念及其对殖民文化压抑“困境”与“历史记忆”的结合。再次,分析霍米·巴巴对全球化进程中不同文化之间互动关系的“混杂”理解,即异质性在混杂中如何面向新的文化杂糅空间（第三空间）的问题。最后,强调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各自的理论特长与存在的争议。第二章,主要探讨民族解放运动后进入后殖民文化语境下的文化重建问题。从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核心概念“他者”之问的系统化梳理开始,探寻后殖民透视出的更深层次的文化“关系”内涵。将“他者”揭示的不平等、主体性身份疑虑、边缘性思考与面向殖民文化的深层次解构相结合,探讨当代西方哲学从主体研究向主客体“关系”研究发展的趋势。落足于中国及更广义的“东方”文化实况,研究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对文化中心主义及其意识形态输出的相关论述,进而在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视域下分析本土文化重建的多种可能路向。第三章,阐述新旧文化交替之际话语权力的强弱之分、主客之别。分析全球化进程下资本主义文化扩张引发的文化冲突的性质,发掘文化冲突的实质与不同的化解思路,分析全球化时代文化的民族性、开放性、多样性,区分文化冲突的自然状态与人为刻意,挖掘不平等的冲突根源。注重分析文化冲突的实质与过程、结果与影响,探讨后殖民语境下“和而不同”传统基于“现代”内涵的差异性。第四章,研究现代化进程中文化认同与殖民文化的深层影响。本文在此探讨文化全球化与当代文化认同的联系,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在破除“他者”幻象的同时,也着力于解码现代性反思中的文化认同的深度体验,在重建文化主体认同时探讨建构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可能,以新的文化身份意识去重构本土文化。第五章,分析东西方对话中的文化自信问题。在全球化推动东西方对话的大背景下,文化已成为国际竞争中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在此注重阐发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当下意义:分析中西互视过程中文化身份的迁移和质疑,探讨如何发挥中国文化精神的主体作用、“边缘”与“边缘的边缘”文化定位及其当下意义和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知识分子“职守”与价值信念,试图建构东西方对话中稳定、平等、交互的新型文化自信的理论途径。最后的结语部分,对后殖民主义理论做了简短总结,并借助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分析这一理论的不足与局限性。

刘俊峰^[10]（2018）在《全球化视野下的台湾新史学》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是对台湾地区近三十年新史学发展变迁的考察,研究取径上尝试从全球化视野的角度切入,采用史学史的研究方法,对台湾新史学兴起的时代背景,平台依托,内容展现如医疗史、新文化史、妇女史等议题进行梳理分析。研究目标是期待收获一份对台湾新史学脉络的整体了解。绪论部分交代了本文的选题思路、学术史回顾以及研究预期和章节设置。第一章从史学与时代互动的角度,考察了台湾新史学兴起的时代背景,并对台湾地区近三十年的时代思潮予以宏观地概括,最后梳理了新史学得以展开所依托的平台。第二章考察了作为新社会史的医疗史,指出医疗史是台湾新史学在起步阶段所拓展的史学研究新领地,随后对医疗史研究的开展情况、研究团队世代的形成、医疗史研究的成果及特点进行了梳理。第三章梳理了欧美新文化史的兴起历程、代表人物和主要理论,随后以出版物与期刊论文为中心,考察了台湾史学界对新文化史的译介情况。第四章通过台湾地区明清史研究的文化转向,来分析台湾地区对新文化史的接收与史学实践。先后讨论了重要学者所树立的学术典范对明清史研究文化转向的影响,以及明清史文化转向的表现。第五章对于台湾史学中妇女史向性别史转向的历程予以讨论。内容涉及妇女史与性别史的异同比较,新史学风潮下的妇女史研究状况,以及这一时期妇女史研究的特点。结论部分首先对台湾新史学的整体特点进行分析总结,其次对台湾新史学滋生的问题、存在的发展瓶颈进行讨论,提出自己的思考。本文在全球化视野的导引下,通过对台湾新史学重要面向的梳理分析,为了解当代台湾地区史学发展的脉络提供了一份参考性文本。台湾地区史学史的探讨,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完善了当代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面向。

二、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当代民族文学问题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当代民族文学问题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文艺评论价值体系建设中文学功能研究的考察与初步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2）现实的视域与人性的聚焦 ——布克奖获奖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论帕沙·查特吉的后殖民理论及其美学向度（论文提纲范文）

（4）生态批评关键词环境公正及其批评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石黑一雄的“世界文学”写作（论文提纲范文）

（6）留日时期鲁迅的民族主义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哈罗德·布鲁姆文学批评理论在中国的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文学人类学视域下的当代“写文化”范式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9）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全球化视野下的台湾新史学（论文提纲范文）

四、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当代民族文学问题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文艺评论价值体系建设中文学功能研究的考察与初步分析[J]. 刘俐俐. 社会科学动态, 2021(06)
• [2]现实的视域与人性的聚焦 ——布克奖获奖小说研究[D]. 顾盼.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论帕沙·查特吉的后殖民理论及其美学向度[D]. 马艳秋.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3)
• [4]生态批评关键词环境公正及其批评实践研究[D]. 刘娜. 山东大学, 2020(09)
• [5]石黑一雄的“世界文学”写作[D]. 范小青. 苏州大学, 2020(06)
• [6]留日时期鲁迅的民族主义思想研究[D]. 牛旭阳. 郑州大学, 2020(02)
• [7]哈罗德·布鲁姆文学批评理论在中国的接受研究[D]. 范小娟. 浙江大学, 2019(07)
• [8]文学人类学视域下的当代“写文化”范式探析[D]. 王圆. 西北师范大学, 2019(06)
• [9]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研究[D]. 蒋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8)
• [10]全球化视野下的台湾新史学[D]. 刘俊峰.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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