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妇女解放与中国图书馆的变迁（论文文献综述）
李楠[1]（2021）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女性身体解放观与女性体育发展研究 ——基于对《玲珑》杂志的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就中国女性发展而言,20世纪30年代是一段颇富“冲突”感的时期。一方面,经由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和推动,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取得了积极进步,一时之间中国女性特别是知识女性的个体意识逐渐增强,相较于前辈,她们渴望与向往冲决封建父权规制的囹圄,不断追求个体人格独立以及身体的“解放”;但另一方面,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与深入,出于挽救民族危亡的“大义”,20世纪30年代特别是中后期开始,整个社会的国家民族观念呈高涨的倾向,女性解放运动亦为这一宏大的时代主题所“笼罩”:对个体人格独立和“解放”的追求,让位于家国情怀。这些“冲突”和“张力”是影响20世纪30年代中国女性体育发展的重要元素。论文爬梳了20世纪30年代风靡一时、影响较大的女性时尚杂志《玲珑》中有关女性身体解放及女性体育发展的相关内容,尝试揭示该时期国人的女性解放观和中国女性体育观的变迁、女性体育发展的脉络,以呈现体育与身体观,体育与时代发展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从而揭示历史发展的多元性。研究主要采用了历史文献法,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图书馆二百四十一期《玲珑》杂志影印本为主要文本来源,共整理汇总六百余篇相关报道,计七万余字;在爬梳文字资料的同时,论文也借用了“图像研究法”,共搜集了《玲珑》杂志刊载的有关女性身体及女性体育的四百六十余幅图片。文章从以下几方面展开论述:一是有关女性身体观变化和身体解放的考察。研究揭示受西方欧美观念影响,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人“个性”张扬的倡导,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女性特别是城市及知识阶层的女性开始正视身体的天然美,敢于露腿赤足,将自己的身体形象展示在大众媒介之中,摒弃以往的孱弱病态美,健美身体成为新的时尚审美。二是有关女性体育观的考察。从“玲珑信箱”中的来信和回信可以知悉:20世纪30年代初期女性参与体育大多出于对个人身体美的追求,女性以期通过体育活动对自身进行健美塑造,大多选择如游泳、柔软体操、网球、高尔夫球等并不剧烈且优雅的运动项目。在此阶段,女性的体育活动空间得到拓展,女学生以参加运动会为流行,到操场上去成为了新时代女性的标志之一。女性体育发展总体呈现出积极的态势。三是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与深入,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开始,女性体育的发展,在体育救国、朴素生活的政治要求下,再次被拯救家国危亡的政治期许所统摄,此阶段对女性身体的限制与对女性体育发展的鼓励相矛盾,对体育功效的宣传更倾向于救国图存的政治动因,女运动员也被塑造成为“体育救国”的宣传范本。女性的体育活动空间缩减,身体解放的呼声被压制。研究表明,20世纪30年代女性体育观变化与女性体育的发展受个性解放的社会思潮与体育救国的政治需求两股力量的影响,其中大众媒介的立场选择,传播的内容是强有力的推进剂。研究认为:虽然透过《玲珑》刊载的女性个体生命经验展示了其时女性对于身体解放,体育活动的追求,但将其坐落在整体的社会结构中可以发现:女性体育观念的变化不一定完全和社会变化呈现正向互动。女性体育发展是社会变革投射在女性群体中的一部分,但无法跳脱出整个时代发展的洪流。
孙珊[2]（2021）在《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早期传播研究（1899-1927）》文中研究表明开放包容、敢为人先的上海,作为工人阶级的发祥地和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诞生地具有重要的代表性意义。选取上海区域作为个案,在翔实的史料基础上深入探究了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理论基础、历史背景、实践进程以及传播的主体、载体、途径、内容等,归纳总结了上海地区早期传播的特征与启示,阐述了上海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进程中的地位影响及其在中国革命面貌改观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以上对于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启示。上海地区具备得天独厚的经济政治环境、思想文化生态、工人阶级基础等条件,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创造了中国其他地区未能提供的区域优势,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播种、开花、结果成为近代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芸集在上海的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引介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剩余价值、阶级斗争以及苏俄革命建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列宁主义等内容,为马克思主义在上海广泛而深入的传播立下汗马功劳。尤其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新型知识分子积极投身马克思主义传播活动,从纷然杂陈的主义中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改造和救国救民的思想武器,开启了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上海工人运动和中国革命的探索之路,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地位演进产生了深刻影响。简言之,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早期传播实践,推动了诸多“开疆拓土”般事件率先在上海发生,如首个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首部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起草、首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和新型工会组织的诞生、“外国语学社”“上海大学”等培养革命干部学校的涌起、担任中共一大等重要会议的召开地以及13年的中共中央驻地等,取得了卓越的传播效果和辉煌的历史成就。故而,上海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伟大历程的起点,是当仁不让的中国“红色之城”和中国共产党“初心之地”。基于传播学理论,结合历史文献学、区域史学、传播学等研究方法,对马克思主义在上海地区的早期传播进行整体性研究,分析归纳了传播进程中呈现的显着特征,具体表现为传播主体的开创性与多元性并进、传入渠道的多面性与差异性并发、传播内容的实用性与选择性并举、传播途径的多样性与互动性并存、传播过程的演进性与辐射性并向等,彰显了上海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引领开拓性品质。诚然,由于客观条件限制和探索经验缺乏,马克思主义在上海地区的早期传播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历史局限。譬如在传播内容上,上海早期传播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还较为肤浅,理论准备有所欠缺;在传播载体途径上,多重传播方式的综合作用虽使得马克思主义得以广泛传播,但通过报刊、着作、演讲集会、平民夜校等途径学习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毕竟是少部分工农群众,有机会参加夜校的工人数量极少,且工人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在传播深度和广度上尚有欠缺;在传播话语上,虽早期传播者注重理论的通俗化、口语化传播,但还存在力度不够、尚未满足民众需求等状况。然而瑕不掩瑜,历史局限的存在固然不能遮挡或否定上海地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发挥的突出作用以及取得的辉煌成就。上海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全国前列的地区之一,为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回望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早期传播历程,更为明晰其作出的开创性历史贡献:极大提升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力,促进马克思主义成为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影响最巨大、成果最为丰硕的思想文化,为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精神支柱和现代文化体系的初步建立奠定基础;培育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者,促进上海工农学运动的发展,推动了党团组织的建立,指导引领了中国其他地区的传播活动及其党团组织建立,彰显了历史、理论与实践三重逻辑的辩证统一。在总结影响、特征、效果和局限的基础上,从恪守主义信仰、彰显理论魅力;坚持多维建构、创新话语体系;满足社会需要、强化实践支撑;坚持主客互动、精英大众并行;培植文化土壤、创设传播语境;强化媒介功用、协同传播方式等方面提炼并阐述了早期传播所带来的现实启示。概言之,从初心之地上海探寻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历史进程和逻辑必然,为巩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主流意识形态提供历史依据与学理支撑,是继承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路径探索征程中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
吴园园[3]（2021）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城市知识女性婚姻生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历史存在于人类社会的日常生活,而婚姻则是人类社会日常生活繁多内容中的一项重要主题,研究人类婚姻家庭问题的演变史,一直都是历史研究领域内的重要课题。婚姻从来不是一种单独的社会存在,一定时期里人们的婚姻生活不仅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历史演变进程,还是这一时期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重要表现,因而通过梳理、把握时人的婚姻生活,无论是对个体、群体还是社会都具有非凡意义。20世纪二三十年代,城市知识女性人数随着近代城市化进程与女子教育事业的推进而不断增加,以报刊为主的大众媒体日益崛起,也出现了一些专为女性受众创办的女子报刊,知识女性也因此获得了广泛关注。在社会各界及女性自身最关注的莫过于婚恋问题,而受到新旧思潮双重影响下知识女性的婚姻生活既表现了她们自身趋新与传统的两面性,又折射出婚姻本身包含的复杂社会性。城市知识女性复杂多面的婚姻生活主要体现在婚前择偶、恋爱、婚后生活等三个方面。首先对择偶一事,有些知识女性头脑里仍旧秉持“父母之命”、“门当户对”、“男高女低”等传统观念;有些则完全依照个人意愿在求学与工作中寻觅佳偶。其次,虽然知识女性群体对自由恋爱观呈认同态度,并且以实际行动表现了对爱情的重视及对包办婚姻的反对,但存在着对“自由恋爱”理解偏差与接受程度深浅不一的问题。再者,进入到婚姻生活的真实情景后,积极乐观的知识女性自然可以迎刃解决现实难题;有些消极畏缩、丈夫没有给予支持的知识女性也是阻碍重重,有的还不得不面临婚姻关系破裂的现实。对于离婚,有的知识女性能坦然应对,但恐惧离婚、持有离婚是“终身耻辱”的落后观念的知识女性也不在少数。总结而言,20世纪二三十年代城市知识女性的婚姻生活既含有重视个人意愿、大胆追求爱情的进步因素,又具有因循守旧、忍受负重的传统观念;既有革故鼎新的一面,也有承继传统的一面,这也是当时庞杂多变的社会特点在婚姻问题上的折射。
熊薇[4]（2021）在《民国时期妇女画报的媒介叙事研究 ——以《解放画报》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从印刷技术变迁的视野出发,采用个案研究与文本分析法,试图呈现20世纪20年代初期中国妇女画报的媒介叙事实践。笔者将印刷技术放置到彼时社会历史情境中予以观照,探索印刷技术变革下《解放画报》的诞生与发展,分析在“技术转型阶段”,新式照相制版印刷技术对《解放画报》媒介叙事特质的影响以及《解放画报》同人叙事观念的衍化。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解放画报》叙事图文及其叙事策略的阐述,评析其媒介叙事实践带来的经验启发。笔者发现,清末民初西洋印刷技术的引入、编辑出版行业的变革、上海商业化的城市文化氛围以及“五四”时期内忧外患政治时局下知识群体的启蒙思潮等因素共同助推了《解放画报》的诞生。新式照相制版印刷技术的应用使得画报在绘画技法、图像种类以及版面设计等方面均产生了一定的新变。印刷水平的提升与印刷门槛的降低促使包括主编创者、职业撰述员、绘图员与社会中下层市民来稿者在内的《解放画报》同人形成了商业营利与社会革新并重的叙事观念。在此基础上,《解放画报》的百余位叙事主体共同谱写出了“画中有话”与“话中有画”的叙事文本,他们以图文双轨的叙事形式书写出了“妇女解放”与“社会革新”两大故事主题来关怀彼时的社会现实。面对文化水平较低的社会中下层市民大众,在叙事过程中,编辑根据文本的内容与形式进行筛选,利用“蒙太奇”式的图文编排与组合来巧妙地暗示出图文之间的内在联系;叙事主体采用隐喻化的叙事语言化抽象为具体,以增进读者的理解;读者、来稿者与编创者群体共同建构并维护起了一套符合彼时社会价值的规范,编辑还进一步通过编者按、文末附志等形式对部分来稿内容进行辨正与补充,进而塑造出读者关于解放与革新的共识。独特的叙事形式与办刊理念吸引了身份背景各异的叙事主体共同参与探讨,图文双轨的叙事文本贴合了广大社会中下层市民的信息需求,多元化的叙事视角有效增进了“视觉时代”读者对叙事图文的接受与理解。但是,笔者发现,《解放画报》中还存在着部分叙事语境模糊的图像,它们往往容易引起读者歧义化的解读。此外,在彼时社会环境与编创者个人思想的双重影响下,《解放画报》始终难以破除改良主义的思想桎梏。
张雪飞[5]（2021）在《人衣关系视域下的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衣之于人,自人类文明伊始就如影随形、相伴相生。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倾向于遮蔽人身形体,不太强调人的生物属性和个体特性;彰显等秩阶次,关注人的文化表征和社会意蕴。晚清民国是服饰传统、规制、风格和文化剧变的重要时期,也是社会形态、社会认识、女性社会角色转轨的关键阶段。人衣关系经历了抗争与冲突、困顿与反思,在张力和矛盾中蜕变和进化。研究这一时期女性服饰变革,对于社会制度变迁、服饰文化转型、妇女解放进程具有重要的学术与现实意义。论文包括四个主体部分:第一章站在人衣关系的视角,以服饰潮流的方式发掘和梳理女性服饰变革的历史脉络;第二章从纺织原料、分析并阐述产业进步、技术革新和女性服饰变革的关系。从纺织原料、面料的技术革新、成衣制造方式和产业更新,以及纺织贸易市场变化三个方面,讨论服饰变革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撑。分析产业进步、技术革新和女性服饰变革的关联,也即从“衣”的层面对人衣关系的变革动力进行历史透视;第三章从带着服饰烙印的社会文化现象、伴随服饰行为的社会运动和彰显服饰主张的社会思潮这三个层面,探讨社会变革和女性服饰变革的关系,剖析伴随其间的人衣关系的变化特征;第四章从夷夏之防、道器之辨、礼俗之隔和荣耻之变四大关系入手,揭示文化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内在联系,厘清服饰变革的深层机理。本文主要观点和创新如下:1.服饰潮流是一种能够同时揭示服饰变革现象和本质所在的重要载体和形式。本文试图打破以往以主流历史分期、社会变革为纲的近代服饰史叙事,以及服饰品类、服饰流派、服饰空间扩散的服饰专题分类,由人衣关系的生理要求、观念思想、社会生活、审美文化、技术支持等不同侧面考察服饰潮流的变革趋势,抽象概括出“衣以容身”“衣以立身”“衣以适人”“衣以彰人”四大服饰潮流。以服饰潮流的方式展现服饰变革的全貌,既符合服饰本身的历史脉络和嬗变轨迹,尊重研究对象本身的发展规律,又呈现服饰变革的创新性与继承性、往复性与多样性,揭示种种复杂多栖的规律和特性,为研究服饰变迁的技术、社会和文化因素提供线索和链接。2.产业技术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关系为供给带动需求、需求拉动供给给出历史的有力借鉴。纺织、服装产业发展与技术变革,特别是机械化、电气化和化学化的进步,根本地改变了服饰面料性能、服用加工技艺,为服饰结构的改良和变革提供了可能的物质和工艺基础,形塑了纺织服装贸易和消费的全新格局,为晚清民国女性服饰时尚的兴起和潮流的延布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本文绘制出服饰潮流与相关因素的关联机制分析框图,展示说明了产业技术变革如何对服饰变革发挥作用,特别是对影响方式、路径和机理方面的系统阐释。技术变革是对“衣”的物理特性、生产方式、市场供给和美学价值的创新,为“人”提供可消用、选择和适配的服用方案。作为服饰消费主体的“人”根据自身的穿用需求、经济基础和消费偏好以及文化审美,影响纺织、服装的贸易市场格局,对服装原料面料、剪裁结构方式提出需求。技术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关系实质上通过改变“衣”的供给进而影响“人”的需求,“人”的需求又进而促进“衣”的技术和产业升级改革。3.社会变革与服饰变革相互促进、互为因果,服饰时而领着、时而跟着,既能动于社会变革,又从动于社会变革。一方面,社会变革是服饰变革的引领者。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妇女解放思潮启蒙、引导着近代女性以主体身份参与到社会运动之中,推动着服饰潮流的发生和传播。以珠江三角洲的“自梳”和长江三角洲的“摩登”为代表的服饰社会现象为女性服饰潮流蓄能积力;另一方面,服饰变革是社会变革的能动者。代表性女性和女性群体以或拟男化、中性化的服饰行为,或个性化、大众化的穿衣方式,推动着妇女解放,成为社会变革不容小觑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服饰既作为被社会生活、时代思潮改良和引导的主要对象,同时又充任着女性参与社会变革的道具、工具和面具。社会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内在互动,本质上是服饰与人的主体性关系。从被“衣”掩饰的“人”到以“衣”修饰的“人”,再到借“衣”立身的“人”,透过近代女性的服饰行为,抑或是社会舆论对女性服饰的评价和反应,“衣”之功能得到重新辨析,服饰下的人性得到解放,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得以进化。4.文化变革既是阻碍服饰变革的重要防线,反过来又是催化服饰变革的深层动因。长久以来,华夏服饰是区辨夷夏族群、承载文野观念的文化载体。无论是葆有华夷文化优势的历史时期还是闭关自守被强力冲击的晚清之际,拥护文化传统和民族尊严的“庙堂”及士大夫们反对服饰变革。而随着近代西方传教士的“诱导”,本来象征文明的缠足成为野蛮文明的标记,夷夏之别破防、文野之位互换,趋新大势和尊西倾向成为服饰变革的新动向。在西学东渐、西器东传的时代背景下,服制是扞卫“中体”的“重器”,象征着传统儒家文化的伦常名教、制度文物以及体统规矩,不可“轻言”变革。而在改良政治制度的维新变法时期,服制改革成为复兴民族、更易“人心”的方略,由器而道的“天演”进化论提倡优胜劣汰、强权竞争,成为推动服饰变革的重要力量。在传统礼俗社会中,服饰是“礼治”的重要媒介,以礼化俗,以礼节俗。礼乐制度的高度发展是服饰文化长期保持稳定、难以遽变的根本。晚清宗法秩序遭遇挑战,作为民众生活“风俗”的服饰改良提出变革要求,女性服饰潮流甚或走在了服制法规之前,由俗入礼。文化是慢变量,近代服饰变革的不易和反复,皆出自于文化内核“面子”、服饰面子即文化里子,能小变则不大变,能形变则不质变。而服饰变革的发端和剧变,仍需归因于文化内核“面子”。在敏感于外人观感、维护文化“面子”的同时,服饰悄然生变,服饰由宗族和伦理走向民族和国家,再走向个体和自我,“人衣关系”不再等同于纲常伦理的“人人关系”。5.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的路径并完全不遵循“器物-制度-文化”的现代化三阶段,而是多个范畴兼而有之,各个阶段均有参与。服饰变革属于物质器技,亦成为寄托人伦关系的社会制度,甚至还是文化思想的重要表征,事实上是“器物”“制度”和“精神”的“三位一体”,难以区分先后甚至彼此。整体来看,女性服饰变革是在制度层变革时生发的。反缠足运动发端于呼吁制度改革的戊戌维新,辛亥以后服饰等级制度改弦更张,服饰听取民便。新文化时期反思文化,女性服饰在更大范围、更大波次、更大程度上发生变革,服饰潮流渐趋成型,人衣关系也随之转换、调整。但局部而言,在学习西器的洋务时期,洋纱、洋布大量进驻开埠城市,上海等地的年轻、时尚、社交女性已开始穿用洋布衣。在民风开放、趋新入时的地区,原料面料、穿衣方式等物质层面的变化来的较早,相对顺利地被一部分女性所接纳,但并未涉及到服饰文化层面的对抗与哲思。对于广大乡村地区的劳动女性,质地厚实、自产自销的土布更便于劳作,物质层面的服饰变化来得更为迟滞、缓慢,或许到生产关系、社会组织发生变化之后,服饰才相随而变。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呈现出多轨道、多征候、多阶段并行不悖的复杂格局。6.服饰变革本质而言是“人衣关系”的更新与重构。服饰不是纯粹单一的自然物,而是典型的文化产物。变革时期人衣关系变化的意义在于,“人”既是具体的、个体的人,同时也是群体的、社会化的和历史性的人。“衣”既是具有物质属性的衣,同时更是代表民族风俗、承载社会功能、表征时代特征的“衣”。服饰变革之前,衣的礼治、标示、文化功能更为显着;服饰变革之中,衣的工具、道具、面具功能更加显露;服饰变革之后,衣服重归保暖和装饰的基本功能。考虑到人衣关系的复杂多元性,“人的穿着”可以分为四个层次:适身、得体、体面和得当/适境。初级层面的“适身”强调作为生物体的人和作为自然物的衣。更高级层面的“得当/适境”更看重中国文化下具有多种属性之“人”的穿衣要领和不同穿着场合下“衣”的服饰文化要素。广而言之,人衣关系甚至可能是人类的永恒主题,互动交融、和谐共彰应该是人类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
李青[6]（2021）在《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非正式科学教育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培育了具备科学素养和理性精神的现代公民,以教育的现代化彰显人的主体性和科学理性,最终指向人的现代性。但当前,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却面临制度、观念和方法等因素制约而无法对接社会转型需要。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良性发展,为美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培育了具有自主意识和理性精神的科学公民,有力地推动科学与社会的融动互进。美国社会现代化诉求是如何借助非正式科学教育渗透到民众心智中的,非正式科学教育在此过程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研究以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出美国社会现代性是如何体现并作用于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过程。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比较研究法等对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历程进行系统化梳理。依托社会文化情境理论等,对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演进的文化、政治、经济、等社会情境进行剖析,揭示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演进与美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互动关系,剖析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培育具有主体意识、科学素养和理性精神思维的科学公民来顺应社会现代化转型的。绪论部分主要交代选题的价值、相关学术动态、研究设计的依据以及研究对象的合理化界定,使研究对象明确、重点突出、思路清晰。第一章聚焦宗教神性裹挟下的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培育虔诚信徒,培育神性社会所需的宗教价值观;第二章聚焦政治化的非正式科学教育,剖析非正式科学教育如何通过科学启蒙为新国家培育具有民族意识和政治素养的国家公民,践行为民主政治巩固民意的政治使命;第三章聚焦工业化时期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回应社会形态跃迁和生产力解放诉求,并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塑造的技术理性及其极化对人性的异化;第四章转向对技术理性极化的利弊反思,以培育具备科学反思精神和批判意识的能动公民为目标,批判技术理性对整全人性的异化,并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需要渗透知识背后的方法、态度和价值观元素,推动公众理解科学的价值及潜在的风险;第五章则根植于后现代实践哲学下的追求个体解放和意识独立的时代诉求,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逐渐从服务宗教、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识的姿态回归到追求个体自主意识的理性精神的本真使命,强调教育的实践性、情境性和交互对话性,以主体间性思维审视传播主体和公众间的互动关系,倡导公众在交流对话中加深对科学的认知,塑造具有整全理性的科学公民。研究认为,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科学大众走化向大众科学化的历程,即逐渐从外在于人的工具的现代性形态转向回归人性本体的后现代性形态。教育目的从“外在的目的”转向“本体的目的”;教育内容从“有序的科学”转向“跨界的科学”;实施模式从“单向的灌输”转向“双向的交互”,体现出一种从“依附性发展”转向“批判性发展”的态势。研究指出,美国文化传统、资本主义精神和分权自治体制是影响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因素。目标与内容明晰、实施模式多元、广受社会支持和重视成效评估是其实践经验。最终在把握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面临的理念、经费、人员、制度和评估困境的基础上,提出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路径:根植我国科学教育发展历史与现实,正确处理文化差异与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辩证关系;营造适切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生态环境,提升其制度体系完善性和民主参与的文化生态;聚焦专业性人才培养,加强非正式科学教育的专业人才培养质量;重视家庭情境中的科学知识传递,弥补家庭科学教育的缺失;关切非正式科学教育成效评价,健全其的成效测评体系。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需要理性反思美国经验的适切性,思考“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模式的互鉴可能;检视整体迈向“公众参与科学”阶段是否冒进;探索非正式科学教育“情境断裂”的缝合思路。
石磊[7]（2021）在《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研究（1927-1949）》文中提出民国时期的民众教育馆,是在民众教育运动中转型或改组生成的综合性地方社会教育机构,1949年以前承担着尚未建立博物馆的省、市、县文物考古、艺术品征集保护、美术展览、研究教育工作。其博物馆美育事业萌芽于社会式美术教育崛起和博物馆兴建的热潮中,在当时以民众教育馆为中心机关的社会教育体系中,其艺术品展示、收藏、说明以及传授艺术知识提高民众审美觉悟的责任由政府以立法形式赋予,服务国民性改造和社会艺术化事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以往在美术史、博物馆的通史或个案研究中,关于民众教育馆美术教育的研究成果和文献记录较少,且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因此,文章选取1927年—1949年的民众教育馆的实物收藏、展览、讲演、出版、培训等美育举措为考察对象,研究其实践过程、理念、特点和历史价值。首先,在社会教育和博物馆史的视域中,分析博物馆美育产生的思想根源,梳理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体系形成的社会背景和过程,阐明民众教育馆跻身社会美育领域的必然性。然后,在美术、博物馆领域的交叉带,全面考察非战时状态下江浙、云南、山东等地建制较完善的民众教育馆在行使美术馆应有的社会美育职能时,运用的手段、奉行的原则、施教的内容,把握民众教育馆开展艺术、博物馆类工作实践的落脚点、总体态势和成果业绩。紧接着,解读以往疏于研究的全面抗战时期后方民众教育馆抓住国难当头之际艺术教育与文化保护工作地位提升的机遇,依托教育政策和文化区位条件优势,协助、承办的民族艺术文化保护、公共美术宣教等工作,肯定其在统一艺术家思想、加快美术大众化进程、平衡社会艺术教育资源分配、扞卫及重塑国家文化等方面的意义。在此基础上,针对美术馆普遍规律与民众教育馆的文化个性、民众教育馆通用规程与各馆艺术教育实际情况两对矛盾,归纳出本质相似的民众教育馆和专业美术馆在公共美术教育工作中表现出的共性,剖析民众教育馆相比专业美术馆更突出的平民性、实利性、多元性、指导性特点及其成因,发掘出民众教育馆地域特色鲜明、协同性强、全民覆盖率高等优势。最后,总结民众教育馆在社会动荡和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对中国社会美术教育现代转型以及对博物馆本体发展所起的作用,辩证看待民众教育馆在艺术教育和博物馆事业本土化建设中的前瞻性和存在问题的成因。希望通过整理、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相关史料、案例,客观揭示民众教育馆对中国近现代博物馆美育事业发展的历史贡献,明晰其在博物馆史与美术史中的独特地位,更完整地呈现早期博物馆美育发展的全貌,并弥补社会美术教育历史版图的缺失。
李佳珉[8]（2021）在《漫画中的社会思潮研究 ——以1919-1937年上海所刊漫画为中心的考察》文中研究说明漫画,作为中国近代时期新兴的绘画形式之一,其不仅是中国美术发展领域的一个标志性符号,更是时代文明与社会变革之下的历史产物。幽默诙谐的艺术语言不仅让漫画进入了观众的视野,拉近了艺术与民众的距离,同时也为后世追忆往昔生活提供了参照。从地域上来看,上海自开埠以来一跃成为中国现代化文明城市的代表,经济上的繁荣、思想上的相对开放等因素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漫画家来此谋生,客观上推动了漫画的发展。而在艺术与思想的转换中,上海漫画不仅被赋予了时代之思,同时也成为公共领域中某类群体的发言人,各界势力对漫画作品的策划与经营使其成为政治参与的媒介载体,而在这些看似漫不经心的随意构图背后,其所支撑的知识信仰以及观念意识同时也折射出漫画与某一特定社会背景的契合程度,更为我们了解这一时段的社会思潮提供了窗口。在中国近代上海漫画中,着墨颇多的应是为抵御外侮,强国保种的爱国主义题材漫画,爱国漫画在这一时期已成为漫画家们笔下的核心主题。他们一面向观者揭露出外敌内患的不法行径,一面又不断地为观者建立美好的想象图景,但无论是出于对时事新闻的报道或是掺入作者思想的刻意改造,近代上海爱国主义题材漫画都从某种程度上映射出民众的需求与思潮的演变进程。出于对国家与民族的热爱,人们的爱国情感与思想也极易产生共识与联系,此时的漫画不仅担负着启迪民智,针砭时弊的社会公用,同时也在引导和建构民众集体情感共鸣过程中发挥了效用。女性解放题材的漫画更多的是围绕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双向互动。对于传统,漫画所体现出的更多是对纲常礼教束缚的批判,而对于现代,漫画则是在竭力为观者打造一个全新的女性世界与女性姿态的同时,又产生了对女性解放过度的担忧与焦虑。中国近代时期,随着自由民主等新知思想的快速传播,女性解放也被推至到风口浪尖,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女性解放漫画中所存在的传统与现代,激进与保守之间的论战更是当时女性解放思潮演变历程的一个缩影。漫画善用通俗易懂的形式来传播讯息,而其所绘内容多反映社会现实。在反映平民主义思潮过程中,上海漫画则是聚焦于对市井生活、民间疾苦及社会众相三方面的描绘。漫画力图通过对普罗大众日常生活图景的描绘,打破传统时代因阶级身份不同而存在差异性对待,取而代之的是国家、社会及个人国之间的紧密联系,既人人都有获取平等自由,为国担忧,为社会发展效力的义务与权力。科学主义思潮漫画在二十世纪初期多以普及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知识为初衷,此时的漫画更似一种带有科普性质的图解。至20-30年代,科学漫画开始注重于将科学思想作为一种推进个人主体现代化,引导科学价值观及道德规范的观念意识,对封建恶习的抨击以及对文明生活的倡导都体现出科学主义思潮从最初的器物之论上升至精神思想层面的追求。可以说,在中国近代时期,上海地区的漫画家以其敏锐的眼光捕捉到社会发展的动向及民众的喜好,浅显易懂的图像显然要比晦涩拗口的文字更易接受,同时也更易引起人们心中的共鸣。这种文字所无法比拟的视觉图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不仅推动了社会思潮的大众化宣传,同时也折射出特定时空背景下的历史痕迹与社会脉搏。此时漫画不仅存有着艺术价值,同时还兼具着政治、历史、思想等方面的史料价值,为后世探究往昔社会思潮的演进,民众心理的嬗变等方面提供了不可忽视的参照。
宋子昕[9]（2021）在《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所谓浴堂是指供人洁身沐浴之场所。浴堂的发展在古时与宗教仪式及庶民文化联系颇深。进入20世纪,北京的公共浴堂发生了重大变革,其社会功能、经营模式、行业组织、使用设备、顾客群体与以往相比截然相异。这一时期,北京代浴堂的发展沿革可以简单划分为五个阶段:1900——1911年,北京浴堂快速发展阶段;1912——1927,北京浴堂繁盛阶段;1927——1937,北京浴堂沉浮阶段;1937——1949,北京浴堂衰落阶段;1949——1952,北京浴堂回暖恢复阶段。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的演变与城市现代化进程推进、社会经济起伏、卫生观念普及、民众生活习惯变迁联系紧密,浴堂在这一时期可以被视为这样一个空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并存于其中,国家、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浴堂从业者、浴堂消费者皆对其有着基于自身需求的建构。因此研究北京浴堂可以管窥20世纪上半叶北京城市中公共场所及小商业的发展模式及行业依托。对北京浴堂进行自下而上的微观考察能够从另一个维度上理解20世纪上半叶的北京社会,获知近代北京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及文化环境。以浴堂这一社会基层单位为切入点,分析其中不同群体的活动亦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微观层面的个体经验、实践与宏观社会进程的关系及相互作用。浴堂行业的发展得益于城市的现代化进程,20世纪以来,自来水、电气设备、日化产品等现代产物在北京的浴堂中普及开来,现代技术改变了浴堂的生产方式,与此同时浴堂的资本组织形式、产权结构、经营手段也相应调整。在浴堂广泛使用现代设施的时候,其运营成本也会相应提高,因此各浴堂不得不开源节流,甚至无视政府颁布的诸项规定。浴堂与政府不断地协调互动又常发生冲突,这点在社会经济困难时期体现的尤为明显。二者产生矛盾的根源在于双方对浴堂不同功能的侧重:政府注重浴堂的卫生功能,浴堂则偏重于追求更多的利润。现代化带来了社会结构的调整,雇佣制度的变化、顾客消费核心需求的转移,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这些变化改变了浴堂业的生产体系,亦影响了浴堂伙计的生存实践。具体而言,社会结构的调整改变了浴堂的消费群体与消费需求,这直接导致浴堂经营模式的变化——服务质量成为决定浴堂收益的重要指征。为了保证服务质量,浴堂行业构建了工资制度,以行业内伙计的生存为条件,强迫他们提高服务水准。在此约束之下,伙计为了生存,不得不市侩殷勤以赚取更多小费,形成了浴堂业独有的服务方式、工作态度与营生技巧,他们的生存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浴堂的行业体制。浴堂经营者为了逐利,浴堂伙计为了生存,出于维护各自利益,浴堂同业公会与浴堂职业工会便应运而生。不同于传统的行会,北京浴堂同业公会是在行业资本化的趋势之下,以各店家共同的经济利益为基础而设立,其主体是各店铺的经营者,为了保障自身的经济收益,他们尽可能地降低伙计数量,延长其工作时间。因此同业公会的存在使得浴堂内部劳资双方的矛盾更加尖锐。在此情形下,浴堂伙计为了生存,便合力抵抗资方压迫,开始组建浴堂职业工会。职业工会的出现增强了工人店伙群体在浴堂行业中的地位,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待遇,平衡了资方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开展,市民卫生意识的提高使得浴堂成为20世纪上半叶北京市重要的公共场所。与此同时,国家也试图凭借对城市的卫生改良将自己的权力传达到基层,浴堂既是政府施政的对象,又是政策实施的场所。但国家权力通过城市改良、卫生行政来介入城市基层事务的意图并非顺水推舟,政府虽然针对浴堂制定了一系列管理规定,着力建设平民及女性浴所,但效果均不尽如人意,这些政策及规定常受到来自浴堂经营者、从业者及顾客的巨大阻力。浴堂的卫生改良并不单纯是公共健康问题,浴堂并非像政府想象的那样,能够顺利成为既卫生廉价,又能“批量生产”干净整洁、遵纪守法市民的公共场所,其中还包含有浴堂经营状况、民众消费观念、行政机关经费等诸多变量。在推行现代化政策、改良城市面貌的过程中,城市移民人口大量增加,居民成分复杂,这使得城市肮脏、拥挤、贫困,充斥着犯罪、不良行为。暗娼、偷窃、赌博、毒品等问题同样在浴堂中滋生。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治理力度不可谓不大,甚至还常会有矫枉过正的现象发生,但北京浴堂盗窃、嫖娼等案件依旧频频发生。社会问题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社会环境而非问题本身。现代社会意识、公共道德、现代劳动薪酬制度与时人传统惯习之间的矛盾是社会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此外殖民者的文化介入等因素对其亦有影响。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之际,作为社会体制得以存续的介质,日常生活逐渐受到国家、政府及社会进步人士的关注,成为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场域,以及国家权力支配、组织的重要对象。对人们沐浴经验的改造是这一趋势的范例,改造方式是将沐浴行为与现代的社会价值观念关联,将浴堂、浴室及沐浴行为赋予平等、自由、健美、文明等现代意义,并通过重复单调的日常生活内化于人们的意识中,以为世人所接受。其实现途径是制造闲暇时间与构建消费观念,前者意图将沐浴规律化、惯习化、日常生活化,后者旨在通过引导人们对沐浴的需求来传递现代日常生活的价值观。但这种尝试在实施层面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和分歧。浴堂中并非自由平等,其中阶级分明,闲暇会带来如“有闲阶级”、“不劳而获”等不被时人称道的世风,消费则培养起人们崇奢心理。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很多非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本意与预期的情形,这些歧义自然也会体现在浴堂中。浴堂中充斥着政府与浴堂店家、资方与劳方、店伙与顾客、国家权力与个体实践之间的对抗,不过这些对抗并非总是发挥着消极作用,其也会改变执政者们的政策,调节社会资源的分配,形成人们对社会的认知。政府所制定的每一个政策,浴堂店家、伙计、顾客对政策的每一次回应,政府与社会进步人士对这些回应的反思与治理,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经环节。中国的现代化并非是单方面受西方经验的影响,其自身亦有腾挪的空间。
察应坤[10]（2020）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文中研究说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山东实力派人物王鸿一联合了一批志趣相同者在北京创办了《村治月刊》,旨在全国推行以河北定县翟城村、山西村政为基本模式的“村本政治”。时人对此知识人群体以“村治派”称之。在王鸿一整合下,村治派不仅在学理上有吕振羽、梁漱溟、茹春浦等理论派人物鼎力加持,也获得了米迪刚、梁仲华、彭禹廷等地方自治力行者的实践响应,遂使村治思潮在全国渐成蓬勃之势。后在梁仲华、梁漱溟、孙则让苦心经营之下,村治派与其他团体相呼应,全国各地乡村建设运动纷纷兴起。以往的研究中,常常把“村治派”作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附庸来展开,未曾追溯村治派的起源,也没有考察它的发展历程,对于村治派的理论实践及其对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发挥的作用也没有专题的研究。本文将村治派从起源到巅峰再到沉寂的过程作一事实的梳理,以弥补、校正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及成见;同时将村治派置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长时段历史进程中,清理出它的学理主线,并与政党介入、宗教介入的社会改革相对比,以探求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由主义三种思想指导下的乡村社会改革所呈现的不同面貌,进而观察国家力量渗透和基层社会改革张力下的近代中国乡村问题解决之道。村治思潮产生于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危机的大背景之下。20世纪初叶中国农村的衰败,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造成的,这也是任何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晚清民国政府为应对国际国内新局面,出台了若干地方自治政策,试图缓解社会危机,由此催生了三个区域的早期村治实验:河北翟城村治、山西村政和曹州府善后局设立。正是这种社会生态,促成了“村治派”的产生及其对中国农村出路的不懈探索。1929年,王鸿一联合米迪刚等人创办《村治月刊》,标志着村治派的正式形成。早在1922年王鸿一和米迪刚在推动实行西北垦殖时相识相知,并在“村落自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这一认识上达成一致。米迪刚亲身参与并主导的翟城村治为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样本参考和理论借鉴。1924年,两人在北京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以村落为单位进行乡村改革,并提出了一套以村治实践为基础的建国方案,但在时局动荡之下,影响极为薄弱。1929年3月,在阎锡山、冯玉祥支持下,王鸿一集合米迪刚、吕振羽等一批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号召“实现革命主义、恢复民族精神”,创办了《村治月刊》,并以此为大本营研究村治学理、推行村治实践。众多学校、媒体、社团纷纷响应,一时间研究与推广村治成为全国潮流。民主政治的激进化是村治派主张的歧出。吕振羽由“改良”转向“革命”和彭禹廷由“民主”转向“封闭”是民主政治激进化的两个方向。“民主政治之如何确立”,是《村治月刊社宣言》里的重要内容,作为《村治月刊》的主编和主要理论旗手,吕振羽最初将“民主政治”定位为“三民主义的村治”,主张“非暴力的革命建设”,这与王鸿一“全民政治”和米迪刚“民主传贤”的主张是一致的。随着社会情境和个人际遇的变化,吕振羽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认为发动农民斗争、革命夺取政权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正确路径。彭禹廷提倡以“缩小的三民主义”在宛西实施地方自治,后在多重重压之下,转向了一种封闭的权威性地方自治,最后以失败告终。与彭禹廷将地方自治缩小在局部的、封闭的、独立的空间范围不同,吕振羽更强调在一种更广阔的社会整体解决方案中来解决农村问题。两者之于村治派的歧出,恰恰是两种相反方向民主政治主张的激进化,由此得出的行动逻辑和实践行为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后果。梁仲华和梁漱溟的倾力合作推动村治事业走向巅峰。在韩复榘的支持下,梁仲华和梁漱溟接续王鸿一开创的“村治”事业,先有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相继设立,再有邹平、菏泽、济宁等实验县开办,乡村建设运动浪潮持续高涨。梁仲华负责乡建工作的组织与具体的行政事务,梁漱溟从社会与人心问题的逻辑出发,对“研究”“训练”“实验”等各项乡建具体内容进行理论建构和路径设计。村治派的理论主张有了广阔的实践区域,并把社会影响力扩散到了全国政商学各界,国民政府内政部以村治派的社会改革实践为参考,进行了全国县政改革设计和区域实验。在这种政治力量收纳、社会力量欢迎的态势下,乡村建设浪潮在全国兴起。三次全国乡村讨论会的举办标志着乡村运动的大发展和高涨,村治派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声望日隆。但在这种蓬勃壮阔的表象下,现实行政力量与社会改革运动的纠葛也在其中暗流涌动并日益激化。在政权对乡村社会的强力渗透和控制下,村治派的社会改革最终归于沉寂。菏泽成为第二实验县后,孙则让主导的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带动社会改革卓有成效,这一模式很快被韩复榘在全省区域推广以实现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村治派所秉持的乡村改革的独立性全面消解。1932年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确立设置县政改革实验区,山东省政府在原来邹平实验县基础上加设菏泽为乡村建设实验县,并由王鸿一的学生兼同乡、时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的孙则让亲往家乡主持实验工作。孙不负众望,在应对黄河水灾的同时,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很快在地方治安、农村经济、乡村教育、地方自治等诸多方面取得显着成效。韩复榘从这一改革模式中看到了社会控制的极佳效果,遂令设立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其后在抗战形势下,又根据梁漱溟等制定的三年计划,于全省逐次设立行政专员公署。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施政区域和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基层中间组织的设立,有效抑制了土豪劣绅、奉官为匪等恶劣势力在乡村社会的蔓延趋势。但此区域的扩大,更多体现了韩复榘主导的政府控制体系对基层社会的强力渗透。韩复榘被罢免后,新任政府主席沈鸿烈撤销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村治派成员各分西东,从此沉寂。作为村治派改革成效的参照,考察国民党政权控制下以纯行政力量推动或是宗教合作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改革,考察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包括没有获得政权的早期海丰农民运动和获得局部行政权力的陕甘宁边区改革,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近代乡村改革无论是在何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乡村改革最初阶段的成效与尊重当地民众伦理情感认同的程度呈正向关联关系;乡村改革中政治权力介入呈现加强态势,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追求目标或是共存,或是后者让位于前者。乡村建设运动激起了巨大的理论波澜。针对村治派的理论与实践,诸多批评纷至沓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很多受到王鸿一的启发和影响,特别是“反对欧化俄化,恢复民族精神”这一主张,是对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的承继和发扬。村治派对于“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和社会组织基础”的看法有着高度的认识一致性。当时的着名评论家孙伏园观察认为“乡村建设为时代大势和国家命脉延续所需”,并把乡村建设运动与近代挽救国运衰败的五次大运动作为相互承接的脉络加以叙述。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于三个思想流派:东方文化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左派经济学家。梁漱溟在与这三大派别的论辩中仍然坚持认为中国问题必须走理性解决之路即乡村建设道路,即坚持文化改造下的乡村建设路径,从正面培养公众意识,健全乡村团体组织,以新道德建设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梁漱溟在这些论辩中所展现出的变革、理性、独立的理论品质,正对应了村治派一贯对于道德原则的坚持和扞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和拯救最终归于沉寂,但他们对农村社会的发现,是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种有益尝试。村治派在“恢复民族精神,保持固有道德之乡村自治”这个大方向下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在长时间轴和多空间维度上呈现了近代知识人对于民族国家塑造的努力和创造中国本土现代性的冲动。虽然这种努力和冲动未曾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调,但反思这一历史过程,可以更为理性地看到中国乡村社会发展改革的关键性法则。其一,尊重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为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其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总量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其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实现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促进国家权力渗入与村落自主性之间的良性平衡。村治派对儒家伦理的坚守,在今天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进程中仍有其现实意义。如韦伯所言,革命的真正起因在于一种新精神的作用,“村治派”的主张在当时乡村社会边缘化的状态下提出,并抛开各种龃龉与桎梏而付诸实施,这是一种理性审视后逆流而上的奋勇行动。发现农民,认清乡土社会,这是王鸿一、米迪刚、梁漱溟等村治派知识人对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最大启蒙。
二、妇女解放与中国图书馆的变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妇女解放与中国图书馆的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1）20世纪30年代中国女性身体解放观与女性体育发展研究 ——基于对《玲珑》杂志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与研究现状 |
| 1.1.1 选题缘起 |
| 1.1.2 学术史回顾 |
| 1.1.3 相关概念的认识 |
| 1.2 研究方法与史料来源 |
| 1.2.1 历史文献法 |
| 1.2.2 图像研究法 |
| 2 《玲珑》杂志概况 |
| 2.1 20 世纪30 年代上海媒介环境的拓宽 |
| 2.2 《玲珑》杂志的创刊背景与办刊特色 |
| 3 1931-1934 年《玲珑》中女性身体解放与女性体育的报道 |
| 3.1 对女性健美生活的鼓励 |
| 3.1.1 对女性身体展示的鼓励 |
| 3.1.2 对健康美的宣传 |
| 3.2 对女性体育技术及功效的宣传 |
| 3.3 对女性体育赛事的报道 |
| 3.4 本章小结 |
| 4 1934-1937 年《玲珑》中女性身体解放与女性体育的报道 |
| 4.1 “新生活运动”中女性身体解放与女性体育发展的矛盾 |
| 4.2 “新生活运动”中女性身体展示与女性体育功效的倾向 |
| 4.3 《玲珑》与“美人鱼”杨秀琼 |
| 4.4 本章小结 |
| 5 结语 |
| 6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2）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早期传播研究（1899-1927）（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意义与价值 |
| 二、国内外主要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现有成果述评及努力方向 |
| 三、关键概念的界定 |
| (一)马克思主义 |
| (二)早期传播 |
| 四、研究框架与内容 |
| (一)基本分析框架 |
| (二)具体篇章结构 |
| 五、研究思路、方法与可行性分析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可行性分析 |
| 六、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理论溯源和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学理阐释 |
| 一、“物质承担者”满足马克思主义国际化品质要求 |
| 二、“报刊优势”提供马克思主义政治传播的可靠平台 |
| 三、“主客兼具”创造了列宁灌输理论的实现条件 |
| 四、传统文化的契合特征及变革性内涵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政治经济环境 |
| 一、政治斗争传统与政党活动中心的生成 |
| 二、近代工业崛起与思想舆论重镇的塑造 |
| 三、租界“缝隙”与新思想传播空间的开拓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思想文化生态 |
| 一、新文化运动与思想解放潮流的掀起 |
| 二、“移民”城市与思想自由生态的形成 |
| 三、新型知识分子与传播群英的荟集 |
|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阶级基础 |
| 一、工人阶级力量壮大及独特优势 |
| 二、工人阶级悲惨境遇与变革社会诉求 |
| 三、工人阶级意识增长及其政治斗争 |
| 第五节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民众心理 |
| 一、反帝反封建的双重诉求 |
| 二、“以俄为师”的心理趋向 |
| 三、“趋新求变”的改造心态 |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历史轨迹与实践进程 |
| 第一节 作为异质文化“新学说”的引入介绍(1899-1916) |
| 一、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登场” |
| 二、辛亥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上海的介绍 |
| 三、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引介的内容及特征 |
| 第二节 作为解决问题“新思潮”的广泛传播(1917—1921.06) |
| 一、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在上海传播道路的开启 |
| 二、五四运动与上海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心地位的形成 |
| 三、社团兴起、主义崛起与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流行 |
| 四、思想界“论战”与马克思主义在上海话语权势的建立 |
| 第三节 作为变革社会“新主义”的深入传播(1921.07—1927.07) |
| 一、中国共产党创立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
| 二、国共合作局面与马克思主义的扩展 |
| 三、国民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推进 |
| 四、哲学论争与马克思主义的扞卫 |
|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主体力量 |
| 第一节 资产阶级群体 |
| 一、资产阶级改良派 |
| 二、资产阶级革命派 |
| 三、资产阶级传播群体的共性因素 |
| 第二节 新生代思想群体 |
| 一、无政府主义者群体 |
| 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群体 |
| 第三节 国际人士 |
| 一、传教士群体 |
| 二、共产国际组织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载体途径 |
| 第一节 报刊杂志与马克思主义“群集性”传播 |
| 一、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及共产党人的宣传 |
| 二、资产阶级革命派及国民党人的宣传 |
| 三、商业性、研究系报刊与马克思主义介绍 |
| 四、报刊杂志作为马克思主义传播载体的表征 |
| 第二节 经典着作与马克思主义“系统化”传播 |
| 一、商业出版机构与马克思主义传播 |
| 二、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出版马克思主义着作 |
| 三、社会政治动员中的宣传册和传单 |
| 第三节 学校工会与马克思主义“组织化”传播 |
| 一、创办学校与马克思主义者培养 |
| 二、新式工会与马克思主义在工人中扎根 |
| 第四节 纪念活动与马克思主义“仪式化”传播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纪念活动 |
| 二、国际共运重要事件、节庆日纪念活动 |
| 三、近代中国重要人物、事件和节日纪念活动 |
|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主要内容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
| 一、唯物史观概念的解读 |
| 二、唯物史观基本内容和作用的阐发 |
| 三、唯物史观视域下的中国实际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论 |
| 一、剩余价值概念及内容的普及 |
| 二、剩余价值学说视域下的中国问题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 |
| 一、对阶级斗争学说的理解 |
| 二、阐发阶级斗争历史作用 |
| 三、批驳非阶级斗争观点 |
| 四、宣扬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
| 第四节 苏俄革命建设、列宁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
| 一、俄国十月革命的关注 |
| 二、宣传苏俄建设及其成就 |
| 三、列宁主义的大力宣介 |
| 四、介绍革命理念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
| 第五节 中国革命路线方针及政策 |
| 一、国共合作的呼吁和倡议 |
| 二、工农学运动的宣传与执行 |
| 三、国民革命的倡导与鼓动 |
| 四、妇女解放的宣传与实践 |
|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总体评价及现实启示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特征 |
| 一、传播主体开创性与多元性并进 |
| 二、传入渠道多面性与差异性并发 |
| 三、传播内容实用性与选择性并举 |
| 四、传播途径多样性与互动性并存 |
| 五、传播过程演进性与辐射性并向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效果及局限 |
| 一、马克思主义影响力提升与话语体系初步建立 |
| 二、马克思主义者培育与工农学运动发展 |
| 三、党团组织的创立及其对全国其他地区的引领 |
| 四、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历史局限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早期传播的现实启示 |
| 一、恪守主义信仰,彰显理论魅力 |
| 二、坚持多维建构,创新话语体系 |
| 三、满足社会需要,强化实践支撑 |
| 四、坚持主客互动,精英大众并行 |
| 五、培植文化土壤,创设传播语境 |
| 六、强化媒介功用,协同传播方式 |
| 结语:历史、理论与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3）20世纪二三十年代城市知识女性婚姻生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及意义 |
| 1.2 研究动态 |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 1.4 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 |
| 1.5 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 |
| 1.5.1 研究重点 |
| 1.5.2 研究难点 |
| 1.5.3 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知识女性婚姻变革的背景 |
| 2.1 知识女性群体的出现 |
| 2.1.1 女子教育的先声 |
| 2.1.2 知识女性的大批涌现 |
| 2.1.3 知识女性的自我觉醒 |
| 2.2 女性社交活动空间扩大 |
| 2.3 传统婚姻制度需要改良 |
| 2.4 妇女解放思潮在中国的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知识女性的择偶 |
| 3.1 因袭传统的择偶 |
| 3.1.1 父母之命的代订制择偶 |
| 3.1.2 门当户对的门户观念 |
| 3.1.3 男高女低的虚荣心延伸 |
| 3.2 革故鼎新的择偶 |
| 3.2.1 学堂知己结伴侣 |
| 3.2.2 异国他乡成眷属 |
| 3.2.3 经友人介绍结识异性 |
| 3.2.4 自由征婚寻佳偶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知识女性的自由恋爱问题 |
| 4.1 知识女性自由恋爱观的兴起 |
| 4.2 对爱情的重视和对无爱婚姻的抗争 |
| 4.3 走向自由恋爱歧路的知识女性 |
| 4.3.1 新式女子与已婚男性结合问题的凸显 |
| 4.3.2 遇人不淑遭逢欺瞒 |
| 4.4 铸成恋爱悲剧的成因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知识女性的婚姻生活 |
| 5.1 和谐美满的夫妻生活 |
| 5.1.1 家庭与职业并重的成功女性 |
| 5.1.2 安贫乐道的夫妻伴侣 |
| 5.1.3 单身女子向人妻人母的转变 |
| 5.1.4 旧式婚约的新式相合 |
| 5.2 婚姻生活的现实困境 |
| 5.2.1 婚姻理想与生活现实的差别 |
| 5.2.2 结婚对求学的影响 |
| 5.2.3 职业与家庭的矛盾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知识女性的离婚问题 |
| 6.1 知识女性自由离婚激增的背景 |
| 6.1.1 男女平等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
| 6.1.2 对传统离婚观念的颠覆 |
| 6.1.3 近代离婚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 |
| 6.2 知识女性的离婚情况 |
| 6.2.1 发表声明,自愿离婚 |
| 6.2.2 婚姻不顺,恐惧离婚 |
| 6.2.3 自由结合,自由离婚 |
| 6.2.4 被动离婚,深感耻辱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民国时期妇女画报的媒介叙事研究 ——以《解放画报》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关于中国近现代画报的研究 |
| 1.2.2 关于传播技术视角下的媒介叙事研究 |
| 1.2.3 关于《解放画报》的研究 |
|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1.3.1 史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意义、研究创新点与研究局限性 |
| 1.4.1 研究意义 |
| 1.4.2 研究创新点 |
| 1.4.3 研究局限性 |
| 注释 |
| 第二章 “技术转型阶段”的《解放画报》 |
| 2.1 “画”与“报”的结合 |
| 2.1.1 印刷与出版相分离 |
| 2.1.2 “海派文化”下的图像消费浪潮 |
| 2.2 照相制版印刷下的画报新态 |
| 2.2.1 新式绘画技巧与图像种类 |
| 2.2.2 审美化的版面设计 |
| 2.3 《解放画报》的诞生 |
| 2.3.1 “妇女”与“画报”的相遇 |
| 2.3.2 作为社会革新的“利器” |
| 本章小结 |
| 注释 |
| 第三章 执灯引路:《解放画报》的叙事主体 |
| 3.1 “缘”于戏剧:《解放画报》的主编创者 |
| 3.1.1 从影戏到出版:主创者郑正秋 |
| 3.1.2 栏目设计师:总编辑周剑云 |
| 3.2 各举所知:《解放画报》的特约撰稿者 |
| 3.2.1 春兰秋菊:《解放画报》的撰述员 |
| 3.2.2 海派画师云集:《解放画报》的绘图者 |
| 3.3 各抒己见:实与有力的普通市民来稿人 |
| 3.3.1 社会中下层市民来稿者 |
| 3.3.2 未明身份的来稿者 |
| 本章小结 |
| 注释 |
| 第四章 把薪助火:《解放画报》的叙事文本与策略 |
| 4.1 “画中有话”的图文话语 |
| 4.1.1 社会评论与讽刺启蒙画 |
| 4.1.2 时代思潮与主题宣传画 |
| 4.1.3 “蒙太奇”式的图文编排 |
| 4.2 “话中有画”的图文话语 |
| 4.2.1 新知、新剧与小说插图 |
| 4.2.2 诗自成画:《解放画报》中的众生百态图 |
| 4.2.3 隐喻化的叙事语言 |
| 4.3 解放与革新:《解放画报》的故事主题 |
| 4.3.1 面面俱到的妇女解放问题 |
| 4.3.2 迫在眉睫的社会革新问题 |
| 4.3.3 建构规范与塑造共识 |
| 本章小结 |
| 注释 |
| 第五章 《解放画报》媒介叙事的经验与启发 |
| 5.1 《解放画报》媒介叙事的可取之处 |
| 5.1.1 打造图文双轨的叙事形式 |
| 5.1.2 建构开放的公众讨论空间 |
| 5.1.3 视觉时代中的多元化叙事视角 |
| 5.2 《解放画报》媒介叙事的再思考 |
| 5.2.1 模糊语境下的歧义化文本解读 |
| 5.2.2 多方局限下的改良主义笔触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特约撰稿员撰文情况一览表 |
| 附录二 普通市民来稿情况一览表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人衣关系视域下的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缘起与意义 |
| 0.2 服饰变革文献综述 |
| 0.3 研究思路、框架与内容 |
| 0.4 研究方法与史料来源 |
| 0.5 创新点 |
| 第1章 人衣关系表里之辨——女性服饰潮流 |
| 1.1 衣以容身:松绑解放,开禁易俗 |
| 1.2 衣以立身:性别反叛,异中求变 |
| 1.3 衣以适人:简便合体,文明质朴 |
| 1.4 衣以彰人:流曲赋形,纳西慧中 |
| 1.5 思考与讨论:人衣关系的历史脉动与文化嬗变 |
| 第2章 经纬不辍纺新织异——产业进步、技术变革与女性服饰变革 |
| 2.1 有里有面:面料及其生产 |
| 2.1.1 纺、缫技术与原料更新 |
| 2.1.2 机织技术与质料革新 |
| 2.1.3 印染技术与纹样、色彩嬗变 |
| 2.2 有型有样:成衣及其制造 |
| 2.2.1 家庭生产 |
| 2.2.2 拎包客与前店后场 |
| 2.2.3 半标准化与标准化生产 |
| 2.3 有价有市:纺织贸易以及市场 |
| 2.3.1 纺织原料、纺织品贸易和市场 |
| 2.3.2 成衣市场及贸易 |
| 2.4 思考与讨论:纺织和制衣产业技术变革下的人衣关系 |
| 第3章 觉与不觉咸与维新——社会变革与女性服饰变革 |
| 3.1 局隅生变:带着服饰烙印的社会现象 |
| 3.1.1 广府地区缫丝女工与“自梳”现象 |
| 3.1.2 上海城市女性和“摩登”现象 |
| 3.2 起而求变:伴随服饰行为的社会运动 |
| 3.2.1 戊戌维新和不缠足会 |
| 3.2.2 辛亥前后的民权革命和女子参政运动 |
| 3.2.3 新文化和女学生爱国平权运动 |
| 3.2.4 新生活的反摩登实践与国货运动 |
| 3.2.5 社会运动中的女性角色和服饰角色 |
| 3.3 论而思变:彰显服饰主张的社会思潮 |
| 3.3.1 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 |
| 3.3.2 妇女解放思潮 |
| 3.4 思考和讨论:社会变革维度下的人衣关系 |
| 第4章 易服不易表里乾坤——文化变革与服饰变革 |
| 4.1 防与不防:“夷”“夏”文野观念转变 |
| 4.2 尊与不尊:“道”“器”体用概念解体 |
| 4.3 禁与不禁:“礼”“俗”治理秩序重构 |
| 4.4 变与不变:“荣”“耻”面子文化演进 |
| 4.5 思考与讨论:文化变革维度下的人衣关系 |
| 余论 |
| 5.1 余论 |
| 5.2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6）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非正式科学教育相关研究 |
| (二)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研究概况 |
| (三)现代性相关研究 |
| (四)文献述评 |
| 三、研究设计 |
| (一)现代性与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关系 |
| (二)理论基础 |
| (三)具体方法 |
| (四)研究思路 |
| (五)研究内容 |
| 四、核心概念 |
| (一)现代性 |
| (二)非正式科学教育 |
| 第一章 “侍奉上帝”与宗教信徒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前殖民时期的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前殖民阶段的美国社会发展样态 |
| (二)前殖民阶段的非正式科学教育概况 |
| 二、“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清教政治模式在殖民地初步践行 |
| (二)殖民地经济贸易水平逐渐增强 |
| (三)欧洲文化教育传统在北美的沿袭 |
| (四)宗教性教育政策法规的颁布实施 |
| 三、“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教义问答”模式中的家庭教育 |
| (二)“社区布道”中的科学知识推广 |
| (三)本杰明·富兰克林等人的科学实践 |
| (四)“报刊出版”中的科学知识扩散 |
| 四、“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为开拓“新耶路撒冷”而教 |
| (二)教育类型与方式分散多样 |
| (三)以立法巩固教育的宗教性 |
| (四)教育的实用性倾向日渐凸显 |
| 五、“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宗教神性对自然人性的无情宰治 |
| (二)“杂乱拼凑”的教育师资队伍 |
| (三)“潜匿于神学体系中的科学知识” |
| (四)非正式科学教育层级化明显 |
| 第二章 “科学立国”与“国家公民”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新生国家为自由民主而战 |
| (二)“旧科学”的落寞与“新科学”的荣盛 |
| (三)“大觉醒运动”与西进运动的发展 |
| (四)以立法形式巩固民主政治观的实践 |
| 二、“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培育民族情感”的场馆科学实践 |
| (二)“宣扬理性”的公共讲座与科学博览会 |
| (三)“知识福音”与教会性科学知识推广 |
| (四)政治主导的科学知识推广实践 |
| (五)职业科学人的热情参与 |
| (六)“公民社会塑造”与科学新闻出版 |
| 三、“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科学立国”成为核心价值诉求 |
| (二)“宗教性的消退”与“世俗化的觉醒” |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具有国家化倾向 |
| (四)注重借鉴西欧教育的优质经验 |
| 四、“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立国之师”的质量参差不齐 |
| (二)“科学立国”存在严重的路径依赖 |
| (三)“科学立国”的实利主义倾向显现 |
| (四)“国家公民培育”面临“肤色歧视” |
| 第三章 “技术时代”与“科技理性人”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内战对美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助推 |
| (二)“手工训练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
| (三)进步主义运动与进步教育实践 |
| 二、“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教会推行的“科学肖陶扩之旅” |
| (二)“政府推动”的技术知识推广 |
| (三)“报刊科学”中的科技知识传递 |
| (四)科学场馆的科学知识宣传 |
| (五)技术行会的产业技能培训 |
| (六)“新闻媒体人”的科技资讯传播 |
| 三、“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以培育具有技术理性的产业人为目标 |
| (二)教育内容更注重生产实用性 |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遵循“新闻模式” |
| (四)“新闻人的出场”与“科学人的隐退” |
| 四、“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唯技术理性的价值取向盛行 |
| (二)科学新闻的“碎片化”与“主观化” |
| (三)伪科学与迷信冲击下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四)非正式科学教育出现衰退迹象 |
| 第四章 “科学危机”与“批判理性人”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科学危机”激化了美国社会发展矛盾 |
| (二)“莫斯科的威胁”与“华盛顿的警觉” |
| (三)公众“科学万能论”价值观的消解 |
| (四)“经济起落”与非正式科学教育的“颠簸” |
| 二、“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新闻科学”的“荧幕化”与内容“专精化” |
| (二)增强公众科学鉴别力的“电视科学” |
| (三)创设“科学原生态”的场馆科学模式 |
| (四)“共筑科学理解力”的“科学共同体” |
| (五)“从做中学”的社区化科学教育 |
| 三、“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理解科学”的政治取向较为明显 |
| (二)理性批判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三)“现代公众”概念的逐渐清晰化 |
| (四)科学与消费的联姻:“科学广告”盛行 |
| 四、“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消费文化对公众理智精神的侵蚀 |
| (二)科学在公众视野中的形象滑落 |
| (三)迷信和虚假内容仍然充斥其中 |
| (四)公众定位从“知识缺失”转向“理解缺失” |
| 第五章 “交往社会”与“实践理性人”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科学哲学的“生活实践转向” |
| (二)知识生产模式的后现代转型 |
| (三)社会转型对非正式科学教育提出新要求 |
| (四)美国社会持续关注科学教育事业 |
| 二、“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为公众参与科研创设“公共科学领域” |
| (二)鼓励实践探索的科学场馆活动 |
| (三)推行交互对话的科学传播模式 |
| (四)“活动式”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开展 |
| (五)“专业化”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 |
| 三、“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强调公众参与科学的机会平等 |
| (二)注重科学参与的交互性对话 |
| (三)凸显公众参与科学的情境化 |
| (四)关切非正式科学教育的成效测评 |
| 四、“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公众参与”面临过度商业化的侵蚀 |
| (二)科学人与公众的科学理解错位 |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缺乏自我批判反思 |
| (四)公众参与科学的活力受限 |
| 第六章 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审思:历程审视、影响因素、经验与反思 |
| 一、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历程审视 |
| (一)目标追求:从外在的目的转向本体的目的 |
| (二)教育内容:从有序的科学转向跨界的科学 |
| (三)实践模式:从单向的灌输转向双向的交互 |
| (四)“自我批判”:从依附性发展转向批判性发展 |
| 二、影响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因素分析 |
| (一)美国文化传统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 (二)资本主义精神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 (三)分权自治政治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 (四)科学自身发展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 三、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实践经验 |
| (一)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目标和内容清晰 |
| (二)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实施模式多元化 |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社会支持力度高 |
| (四)非正式科学教育更强调成效评价 |
| 四、美国经验对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启示与反思 |
| (一)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现实困境 |
| (二)美国经验对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启示 |
| (三)理性反思美国经验的本土化转译 |
| 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改革年表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校期间的科研成果 |
（7）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研究（1927-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的缘起 |
| (二)选题的意义 |
| 二、选题范围、概念界定 |
| (一)时空范围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现状述评 |
| (一)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及博物馆美育研究 |
| (二)1949年后民众教育馆及博物馆美育研究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内容及创新点 |
| 六、研究价值 |
| 第一章 民众教育馆美育职能确立的背景 |
| 第一节 民众教育馆美育职能产生的思想条件 |
| 一、历史根源:古物遗迹的审美教化功用 |
| 二、外因刺激:西方博物馆审美思想启发 |
| 三、引荐媒介:近代学者的博物馆译介 |
| 第二节 民众教育馆美育职能产生的历史条件 |
| 一、救亡图存运动决定文化使命 |
| 二、社会教育环境决定功能选择 |
| 第三节 民众教育馆美育职能的确立经过 |
| 一、民众教育运动助推博物馆转型 |
| 二、民众教育馆美育职能正式确立 |
| 三、民众教育馆附属博物馆的涌现 |
| 第二章 民众教育馆社会美育的方法与实践 |
| 第一节 民众教育馆发挥美育功能的实体依靠 |
| 一、馆舍建筑的美感化育作用 |
| 二、艺术收藏的物化资源整合 |
| 三、展览陈列的直观启发性能 |
| 第二节 民众教育馆艺术教育规范与实施方法 |
| 一、技能教授与精神渗透:公共美术宣教与活动 |
| 二、内质整改与外延交流:艺术团体创立与合作 |
| 三、人才资源与文化担当:人员素质与人事聘用 |
| 第三章 后方民众教育馆艺术工作的历史贡献 |
| 第一节 民众教育馆艺术工作方向的扭转 |
| 一、艺术教育工作地位提升 |
| 二、充当特殊艺术抗战力量 |
| 第二节 后方民众教育馆艺术事业进展及成果 |
| 一、持续并恢复展览与宣教 |
| 二、促进大众美术全面推广 |
| 三、转型成为专业艺术机构 |
| 四、协助延续博物馆的工作 |
| 第三节 后方民众教育馆艺术教育工作的意义 |
| 一、加快美术的大众化步伐 |
| 二、平衡艺术教育资源配置 |
| 三、统一思想淡化门户之见 |
| 四、文化保护提振爱国情绪 |
| 五、充实艺术的社会性内涵 |
| 第四章 民众教育馆与专业美术馆的工作异同对比 |
| 第一节 民众教育馆与专业美术馆美育工作的共性 |
| 一、功能定位有一致性 |
| 二、教育模式的相似性 |
| 第二节 民众教育馆不同于专业美术馆的工作特点 |
| 一、基层性 |
| 二、指导性 |
| 三、实用性 |
| 四、多样性 |
| 第三节 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特点的主要成因分析 |
| 一、坚持下层民众为本的教育方向 |
| 二、政府制定规章强化制度管理 |
| 三、定位任务决定艺术事业走向 |
| 四、迥异地域政治文化基础影响 |
| 第四节 民众教育馆相较于专业美术馆的优势所在 |
| 一、突出艺术教育的地域性特色 |
| 二、提高艺术教育全民化覆盖率 |
| 三、强化艺术与其他部门协同性 |
| 第五章 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的历史意义 |
| 第一节 民众教育馆的本土美术教育现代性探索 |
| 一、社会美育向现代化转型 |
| 二、社会美育向正规化迈进 |
| 第二节 民众教育馆的博物馆本体论意义 |
| 一、公共收藏积累与国家文化形象树立 |
| 二、教育功能居首与博物馆美育常态化 |
| 三、敞开平民参与大门让美育走入基层 |
| 四、现代公共文化场馆功能与建制铺垫 |
| 第六章 民众教育馆美育事业的进步性与局限性 |
| 第一节 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的进步性 |
| 一、构建地方艺术图景推动本土文化进程 |
| 二、认清社会历史责任应对阶段冲突挑战 |
| 三、协同利用内外资源争取最优社教效益 |
| 第二节 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的局限性 |
| 一、民众教育馆艺术教育问题的表现 |
| 二、民众教育馆艺术工作的干扰因素 |
| 结论 |
| 附录 民国时期国内各地方民众教育馆相关艺术活动大事年表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8）漫画中的社会思潮研究 ——以1919-1937年上海所刊漫画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主题的概念界定 |
| 三、研究现状综述 |
| 四、资料来源及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漫画之史与漫画之思 |
| 第一节 国外漫画的发展历程 |
| 一、西方漫画的发展 |
| 二、日本漫画文化的形成 |
| 第二节 中国漫画的发展历程 |
| 一、中国古代带有漫画意味的画作 |
| 二、中国近代漫画的觉醒 |
| 第三节 漫画的社会政治意义 |
| 一、漫画之主观情思的表达 |
| 二、漫画之功用 |
| 三、漫画与社会思潮 |
| 小结 |
| 第三章 近代上海社会与上海漫画的兴起 |
| 第一节 上海漫画兴起的社会背景 |
| 第二节 上海漫画兴起的文化环境 |
| 一、精英文化引领的报刊行业发展 |
| 二、大众文化催生的市民文艺 |
| 三、浓厚的艺术氛围 |
| 第三节 上海漫画的繁荣及创作动机 |
| 一、漫画创作群体的汇集 |
| 二、多元发展的创作动机 |
| 小结 |
| 第四章 近代上海漫画中爱国主义思潮的涌现 |
| 第一节 抵御外侮与战争图景的视觉呈现 |
| 一、反侵略漫画与现代国家认同的构建 |
| 二、抗日战场图景的视觉呈现 |
| 第二节 漫画与革命思潮的鼓吹 |
| 一、图绘五四运动,弘扬爱国精神 |
| 二、铭记五卅惨案,共同抵御外侮 |
| 第三节 制造舆论环境,构建全民族统一战线 |
| 一、边缘到焦点:北伐时期漫画的宣传策略与意义 |
| 二、冲突与调适:国民政府严控下漫画的存生之道 |
| 小结 |
| 第五章 近代上海漫画里的女性解放思潮 |
| 第一节 新思想与旧道德的冲击 |
| 一、反对封建礼教的束缚与禁锢 |
| 二、走向公共生活,女性社会参与的多元化 |
| 第二节 女性社会形象的重构 |
| 一、挣脱与改造:女性肉体解放之新图像 |
| 二、遮蔽与裸露:从纤弱侍女到裸体女画 |
| 三、消费与展示:女性服饰变化的多样性 |
| 第三节 女性解放的“失乐园” |
| 一、金钱至上的婚恋观 |
| 二、新女性的困境 |
| 小结 |
| 第六章 近代上海漫画里的平民主义思潮 |
| 第一节 漫画中的繁华都市与乡下人 |
| 一、高楼、街景与交通:漫画中的城市空间 |
| 二、乡下人的个人游历 |
| 第二节 市井生活与人间百态 |
| 一、底层民众的喜怒哀乐 |
| 二、市井之中的生活哲学 |
| 第三节 丰子恺漫画中的人间情味 |
| 一、丰子恺漫画中的童心所向 |
| 二、丰子恺漫画中的人间众相 |
| 小结 |
| 第七章 近代上海漫画中的科学主义思潮 |
| 第一节 漫画与科学知识的普及 |
| 一、科普漫画中的科技器物 |
| 二、生活知识的科学普及 |
| 三、未来生活科学化的想象图景 |
| 第二节 漫画对封建恶习的抨击 |
| 一、祈福禳灾的民间信仰 |
| 二、愚昧盲目的“社会恶魔” |
| 第三节 科学漫画对文明生活的倡导 |
| 一、规训个人行为,打造文明空间 |
| 二、“新生活”运动之下的民众生活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1919-1937 年上海漫画作品附录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9）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旨趣 |
| 二、学术回顾 |
| 三、概念界定与文献来源 |
| 四、研究方法与文章框架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城市空间与浴堂生态 |
| 第一节 北京浴堂的发展概述 |
| 一、元明清时期的北京浴堂 |
| 二、新式浴堂的发展及繁荣(1900——1926) |
| 三、北京浴堂行业的由盛及衰(1926——1952) |
| 第二节 20 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兴起的社会条件 |
| 一、沐浴的文明化 |
| 二、沐浴的知识化 |
| 第三节 浴堂与北京城区商业格局 |
| 小结 |
| 第二章 浴堂的经营与管理 |
| 第一节 浴堂的资本与流水 |
| 一、浴堂的资本模式 |
| 二、浴堂的产权结构 |
| 三、浴堂的营业流水 |
| 第二节 浴堂的日常开支 |
| 一、电力与通讯 |
| 二、毛巾与肥皂 |
| 三、燃料 |
| 四、自来水 |
| 五、铺底与房租 |
| 六、纳税与认捐 |
| 第三节 收费标准与价格起伏 |
| 一、价格的分化与浮动 |
| 二、影响价格的因素 |
| 三、恶性通胀时代的澡价调控 |
| 第四节 浴堂经营与管理策略 |
| 一、浴堂的管理体制 |
| 二、浴堂的营业方式 |
| 三、浴堂的经营之道 |
| 小结 |
| 第三章 浴堂的从业者及社会团体 |
| 第一节 浴堂从业者的工作与生活 |
| 一、浴堂从业者的工作职责 |
| 二、浴堂从业者的身份与社会来源 |
| 三、北京浴堂伙计的工作日常 |
| 四、北京浴堂伙计的收入与生活状况 |
| 第二节 北京浴堂伙计的价值观念及社会形象 |
| 第三节 北京浴堂同业公会 |
| 一、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成立始末及历史沿革 |
| 二、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组织情况 |
| 三、浴堂同业公会的功能 |
| 四、政府在浴堂同业公会中的权力渗透 |
| 第四节 北京浴堂职业工会 |
| 一、浴堂职业工会产生的社会要素 |
| 二、浴堂职业工会成立风波 |
| 三、浴堂职业工会成立后的劳资纠纷 |
| 第五节 浴堂中的地下活动 |
| 一、浴堂中开展地下工作的优势 |
| 二、北平市和平解放之际浴堂业的地下工作 |
| 小结 |
| 第四章 公共卫生、卫生行政与北京浴堂业 |
| 第一节 公共卫生与城市改良 |
| 一、北京的卫生环境与市民沐浴观念 |
| 二、浴堂卫生规章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国民政府对北平浴堂业的管理 |
| 一、北平市政府对浴堂卫生的监督与稽查 |
| 二、北平市政府对违章浴堂的惩处 |
| 三、政府对浴堂卫生管理不力的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市政体系中的浴堂 |
| 一、浴堂与城市沟渠排水系统 |
| 二、防疫、公共卫生与浴堂 |
| 第四节 女性及平民浴堂 |
| 一、女性浴所的设立 |
| 二、平民浴堂的创办 |
| 小结 |
| 第五章 浴堂中的社会问题 |
| 第一节 浴堂的公共安全 |
| 一、晕堂 |
| 二、火灾与触电 |
| 三、建筑安全 |
| 第二节 浴堂中的盗窃犯罪 |
| 一、盗窃案件频发的社会背景 |
| 二、浴堂中偷窃案件的地缘因素 |
| 三、浴堂中偷窃案件的犯罪方式与窃贼身份 |
| 四、浴堂中偷窃犯罪的治理 |
| 第三节 浴堂中的风化问题 |
| 一、浴堂中的混浴现象 |
| 二、女浴堂中的男性工役 |
| 三、政府对浴堂社会风化问题的治理 |
| 小结 |
| 第六章 浴堂与日常生活 |
| 第一节 沐浴社会价值的重塑 |
| 一、沐浴内涵的转释 |
| 二、沐浴的日常生活化过程 |
| 第二节 沐浴的日常生活化建构 |
| 一、作为惠工设施的职工浴堂 |
| 二、作为规训手段的学生浴间 |
| 三、作为现代日常生活基本单元的家庭浴室 |
| 四、以消费构建现代生活的公共浴堂 |
| 第三节 公共浴堂与沐浴之现代释义的争论 |
| 一、浴堂消费模式与平等观念的矛盾 |
| 二、日常生活构建过程中的分歧 |
| 三、闲暇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抵牾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 |
| 第一章 村治思潮的时代背景及起源 |
| 第一节 20世纪初农村危机与地方自治政策推出 |
| 一、农村衰败无序:近代“中国问题灼点” |
| 二、晚清民初地方自治规约颁布:一剂良药还是虚幻泡影? |
| 第二节 村治实验的萌芽 |
| 一、早期翟城村自治 |
| 二、山西村政 |
| 三、曹州府善后局的设立 |
| 第二章 村治派的形成 |
| 第一节 米迪刚对翟城村治的主导及其实践理论的总结 |
| 一、翟城新政:旧文化网络和新法团主义的较量 |
| 二、村为起点“民主传贤”:中国社会修缮良法 |
| 三、“井”字结构新村布局:社会公共空间营造 |
| 第二节 王鸿一的“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主张与实践 |
| 一、“民族自信力”:民族自救运动的发动机 |
| 二、儒家伦理:揭橥民族文化重心 |
| 三、“村本政治”:中国民族出路 |
| 第三节 王鸿一与米迪刚的合作及村治派大本营的设立 |
| 一、实行西北垦殖: 纾困内地边疆农村民生 |
| 二、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乡村改革共和建国 |
| 三、出版《村治月刊》:研究学理推行村政 |
| 第三章 村治派的歧出:民主政治的激进化 |
| 第一节 由“改良”到“革命”: 吕振羽村治思想转向 |
| 一、三民主义的村治:非暴力的革命建设 |
| 二、村治理想的破灭:转向国家视角 |
| 三、革命夺取政权:发动农民斗争 |
| 第二节 从“民主”到“封闭”:彭禹廷领导下的宛西自治 |
| 一、自卫、自治、自富:民众自治共同体的内聚 |
| 二、不顾官厅、不顾法律、不顾手续:地方自治的封闭 |
| 三、“再造权威性自治”:局部地方专制的失败 |
| 第四章 走向巅峰:乡村建设浪潮的兴起与高涨 |
| 第一节 梁仲华主持下的村治派大集结 |
| 一、“思想阐发”与“人才储育”: 河南村治学院 |
| 二、“研究”“训练”“实验”: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
| 三、组织与行政:梁仲华乡建工作的事功 |
| 第二节 梁漱溟领导下的“乡村建设运动 |
| 一、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梁漱溟思想的逻辑出发点 |
| 二、乡村开出新组织:邹平实验县的改革设计 |
| 三、“政”“教”“富”“卫”合一:邹平实验实施及七大成效 |
| 四、玄学的理论与妥协的实践:理想与现实的纠葛 |
| 第三节 全国乡村运动大联合 |
| 一、成立联合组织为各地乡村工作人员一致诉求 |
| 二、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举行 |
| 三、有限度的联合与有限度的影响 |
| 第五章 政治权力强力渗透下村治派的沉寂 |
| 第一节 村治派主导社会改革独立性的消解 |
| 一、民众自卫训练:菏泽实验模式社会改革的有效性 |
| 二、从社会改革到社会控制:韩复榘设立山东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 |
| 三、全域推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全省逐次分区设置 |
| 第二节 国民党政权下的乡村社会改革实验 |
| 一、纯以行政力量促进农村建设:江宁和兰溪实验 |
| 二、基督教和国民党行政的乡村建设合作:黎川实验 |
| 第三节 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 |
| 一、适应性动员:前期海丰农民运动政治策略 |
| 二、“三三制”:陕甘宁边区改革资源总量控制框架 |
| 第六章 批评与回应:围绕村治派理论的争议 |
| 第一节 批评箭靶:村治为解决中国问题唯一办法 |
| 一、一脉相承之认识: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 |
| 二、进入主流视野:乡村建设是时代大势所需 |
| 第二节 东西之间:梁漱溟与其他派别的论战 |
| 一、融合东西方还是中国文化坚守:与东方文化派的辩论 |
| 二、农业工业孰先孰后: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交锋 |
| 三、阶级的融合还是斗争:与左派经济学家的论争 |
| 结语 |
| 一、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 |
| 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 |
| 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 |
| 四、儒家伦理固本开新:村治派中国乡村现代性出路的理论建构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妇女解放与中国图书馆的变迁（论文参考文献）
- [1]20世纪30年代中国女性身体解放观与女性体育发展研究 ——基于对《玲珑》杂志的考察[D]. 李楠. 成都体育学院, 2021(02)
- [2]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早期传播研究（1899-1927）[D]. 孙珊. 华东师范大学, 2021
- [3]20世纪二三十年代城市知识女性婚姻生活研究[D]. 吴园园. 河北大学, 2021(02)
- [4]民国时期妇女画报的媒介叙事研究 ——以《解放画报》为例[D]. 熊薇. 西北大学, 2021
- [5]人衣关系视域下的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研究[D]. 张雪飞. 东华大学, 2021(01)
- [6]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D]. 李青.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0)
- [7]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研究（1927-1949）[D]. 石磊.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8]漫画中的社会思潮研究 ——以1919-1937年上海所刊漫画为中心的考察[D]. 李佳珉. 上海大学, 2021
- [9]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D]. 宋子昕. 河北师范大学, 2021(09)
- [10]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D]. 察应坤. 山东大学, 2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