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亮历史与文学的交汇点——历史文学与历史文学的联系与区别

一、在历史与文学的交会处放出光芒——史传文学与历史、文学的联系与区别（论文文献综述）

赵莎莎^[1]（2019）在《传统秦腔剧目研究》文中提出秦腔作为中国戏曲发展史上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剧种,是整个梆子腔体系的代表。明清以来,生长于民间的传统秦腔经过长期演出实践,由无数民间艺人积累创造,形成了题材丰富、类型多样的剧目,承担着娱人娱神、祈福还愿、人际交往等多重社会功能,是西北地区民众性格、世俗人情、地域文化的集中展现。“传统秦腔剧目研究”是一项牵涉面较广的课题,本文着力于在戏曲学研究视域下对传统秦腔剧目进行综合性、全面性考察,融传统秦腔剧目的基本特征、发展流变、创作形态、文学特色、舞台呈现、民俗文化、地域流播等多方面的研究于一体。本文从传统秦腔剧目的概况研究开始,从“概况”、“分类”、“命名”三方面对剧目进行系统梳理。重点聚焦剧目的创作形态演变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剧目的文学特色与舞台呈现,并延展到传统秦腔剧目在西北地区的流播。力图构建一个立体多元的传统秦腔剧目研究框架。第一章“传统秦腔剧目概况”是对本文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介绍,主要考辨传统秦腔剧目的出现时间,探析其生成机制、传承方式及剧本体制特征,分析民间艺人集体创作特征及创作阶段,研究代表性文人创作剧目的秦腔移植,统计剧目数量并梳理存目、存本情况。第二章“传统秦腔剧目分类”按研究视域的不同,从戏曲研究的常规视角和传统秦腔剧目的本体特征两个维度出发,对剧目的分类进行系统梳理与细化评述,总结剧目分类的价值与意义。第三章“传统秦腔剧目的命名”关注以往研究较少涉及的内容,从剧目命名方式的多样性出发,重点分析纷繁复杂的多名与重名现象,探究传统秦腔剧目命名背后的民间性特质。第四章“传统秦腔剧目的创作形态及其演变”是第五章“传统秦腔剧目的文学特色”与第六章“传统秦腔剧目的舞台呈现”的研究基础。第四章从演员中心制为主导的剧目创作形态出发,梳理传统秦腔剧目从口头剧本形态的路头戏到有固定文本形态的定本戏的嬗变轨迹。第五章分析传统秦腔剧目的文学特色,重点关注剧目文学与地域文化、民众心理之间的关系。探讨叙事共生体背景下剧目的多元化题材来源,分析英雄演义、世俗传奇和神怪故事这三种传统秦腔剧目的主要题材类型对秦人性格、西北民风、甘陕民俗等秦地文化的展现。探究传统秦腔剧目的故事内涵对民众心理的体现以及集体愿望的表达,分析传统秦腔剧目中王侯将相、英雄人物的塑造所体现出的平民阶层的想象特征,分析“同姓一家”心理主导下演出剧目的民俗禁忌。在上述论述基础上概括传统秦腔剧目所具备的俗文学特质,重点分析经典剧目《五典坡》与《打金枝》中的世俗民情展现。第六章研究传统秦腔剧目的舞台呈现。传统秦腔剧目的编演将舞台效果放在第一位,特技使用的目的是为了在舞台上艺术化地塑造人物、表现情绪、展现剧情。名角优秀的舞台表现力成就了一批经典剧目,二者之间形成了繁荣共生的关系。而传统秦腔剧目之所以适宜场上演出,和剧目所具备的剧场性密切相关。从南戏《琵琶记》与秦腔《铡美案》的对比分析可见,根植于民间的传统秦腔剧目具备更强的剧场性,更适合舞台演出。第七章是传统秦腔剧目的衍生研究。秦腔在西北地区的广泛流播使其具备了西北文化的共性特质,但不同地区依据不同的实际情况,秦腔班社和艺人在组织方式、擅演剧目上各有不同,剧目的流播也呈现出不同的地域特点,传统秦腔剧目由此更为丰富多元。余论部分是传统秦腔剧目研究的延展性讨论。关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戏改工作对剧目造成的影响,并引入“戏曲剧种文化生态”的概念探讨新时期以来秦腔的命运。

邓新航^[2]（2019）在《唐宋时期巴蜀观音图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观音图像的演变是印度佛教艺术中国化最具典型性的代表,这其中最为关键的演变时期是唐宋,此间是观音图像体系系统化、规范化和多变化的重要阶段。唐宋正值巴蜀地区佛教艺术发展的繁荣期,在佛、菩萨、罗汉等诸多造像题材中,尤以观音造像表现得最为突出,与其他地区相比,其突出价值体现在:造像遗存数量巨大、造像题材种类繁多、造像谱系流变有序、造像组合丰富多变。唐宋巴蜀观音图像体系庞杂,可分为四个大类,且不同观音类别在题材种类、信仰形态、兴衰时间、区域分布、组合形式、造型样式等诸多方面都有不同表现。其一,巴蜀圣观音图像类,其信仰形态以“称名救难型”为主。此类观音造像在巴蜀遗存数量最多,分布区域最广,延续时间最长,其形象以一手持杨柳、一手持净瓶且头戴化佛冠的样式为主。除了最为常见的单尊观音外,还有在此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双观音和多观音,以及观音与地藏、阿弥陀佛、药师佛、文殊菩萨等不同尊像的多种组合,包括观音救难图像等。就单尊圣观音造像而言,其造型风格演变可大致分为六期七段,且不同时期在区域分布、造型样式等方面各具特点。双观音与多观音主要在唐代流行,是民众希冀观音救助速度加快、救助范围扩大的直接体现。观音与其他尊像的组合集中流行于盛唐至五代,尤以观音与地藏组合最受欢迎。这些组合在正统经典中找不到相应来源,不仅体现出民众信仰需求的多样性、功利性、现实性,同时也体现出观音信仰与其他信仰相互吸收与融合的包容性。观音救难图像仅在晚唐、五代时有少量发现,可见其在蜀地并不流行。其二,巴蜀密教观音图像类,其信仰形态为“密仪持咒型”。巴蜀是除敦煌以外的唐宋密教观音造像的重要流布区域,目前发现了千手观音、不空羂索观音、如意轮观音、十一面观音、马头观音等多种题材。巴蜀密教观音造像的渊源在两京地区,故其出现时间要普遍晚于中原。从构图内容看,除千手观音造像外,巴蜀其他密教观音造像并没有发展出敦煌那样的经变或曼荼罗形式,这与蜀地民众的信仰选择和信仰目的有关。从造型样式看,巴蜀密教观音造像在相对严格遵循造像仪轨的基础上,又加入了石窟艺匠自己的理解与创造。从时间发展看,蜀地密教观音造像初兴于武周、盛唐,繁荣于中唐至五代,宋代也有延续,但在时间上有缺环。具体来看,不同观音题材在蜀地的时空分布有别:千手观音造像流传最广,盛唐在川北出现,中唐集中在川西,晚唐集中在川南和川中,五代则集中在川东,宋代迅速衰落;如意轮观音造像大致于盛唐后期出现,在五大区域均有分布,但整体数量不多,主要集中在中晚唐和南宋早期这两个时间段;十一面观音造像遗存较少,但出现了其化现圣僧的造像,为它处鲜见;不空羂索观音造像于晚唐出现,主要在川中资中和川东大足地区流行,且时代有先后,前者集中于晚唐至五代初,后者集中于五代至两宋;马头观音造像于南宋才开始出现,主要在明王系统中流行。其三,巴蜀本土观音图像类,其突出特征是民间性。本土观音是唐代以来在中国新出现的一大观音类型,是古代艺匠和民间信徒的共同创造,最具本土特色。目前在巴蜀出现了白衣观音、水月观音、数珠手观音,以及观音群像窟中以各种手姿持物所命名的不同观音题材。唐代白衣观音造像在蜀地的最新发现,对探讨其形象起源有重要意义。白衣观音形象可能在盛唐前期或更早就已在两京地区产生,吴道子应当绘制了此类画像,并将其传播到蜀地。巴蜀白衣观音造像的演变可分三期:中唐在眉山、安岳等地零星出现,流行一手托钵、一手持柳于胸且站立的造型;唐末、五代大量出现,集中分布在川西眉山、川中内江和川东安岳、大足等地,立姿、坐姿均有,流行双手持莲的造型;宋代在川东局部繁荣,造型各异,并与其他观音形象发生融合。水月观音形象的首创者并不是中唐周昉,可能也与吴道子有关。大约在中唐后期,成都地区就有水月观音壁画的绘制,目前蜀地石窟中现存有多尊晚唐水月观音造像;蜀地水月观音造像构图突出表现的是主尊、背光和岩座,而竹子、流水等背景元素则较少塑造;水月观音造像在蜀地分布较广,集中流行于唐末至五代、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这两个时段,且不同时期造型姿态还有丰富变化。观音群像窟独具时代性和地域性,时间上集中在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地域上局限在大足,是当时活跃于川东一带文氏家族石窟艺匠的创造。此类洞窟中一般对称塑造十尊手姿持物均不相同的等身观音像,营造意图大都是为了满足民众的现世利益,其文本依据虽与千手观音经轨有关,但它们大都脱离了密教属性。至于数珠手观音造像,由于其具有特殊的信仰功能,因此才能从观音群像窟中独立出来。其四,巴蜀佛三尊像中的观音图像类,其信仰形态以“净土往生型”为主。观音在此类造像中是以胁侍菩萨的身份存在,最为常见的就是表现西方净土信仰的相关造像。此外,在释迦三尊像或药师三尊像中,观音也可作为其胁侍。此类观音造像也属于观音图像体系的一部分,在蜀地各个时期都比较流行,但由于其形象特征不很突出,加之蜀地造像残损严重,因此目前要准确辨识出此类观音造像还相当困难。总之,唐宋时期的巴蜀观音图像是观音艺术中国化发展演变的一个缩影。

刘婧婧^[3]（2019）在《新世纪女性小说的超性别写作研究》文中指出在新世纪,后现代主义文化语境无处不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导致的全球化无孔不入,商业与消费文化霸权垄断了人们的思维与生活方式,西方的女性文学与女性主义也进入到一个蛰伏期,这些因素都导致处于新世纪的大陆女性文学特别是女性小说创作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变化。在全球化的视野与背景之下,便可看到这种转变的可能甚至是必然。这种性别意识上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小说创作的转变可以将其称之为“超性别写作”。“超性别写作”就是基于普遍的女性性别意识同时又能超越于这种性别意识的女性写作。“超性别写作”使众多的女作家不再拘囿于对男权的反抗与斗争以及寻找女性自我历史的一个面向的世界,女作家的创作开始从一元到多元,从自我到社会,从向内到向外。在尚未能改变现存社会性别秩序的前提下,这成为女性写作的重要策略与可能途径。新世纪超性别写作中的历史叙事以长篇居多,是女性小说写作自我深入发展的必然。面对历史怀抱对历史的敬畏之心,审慎地选择自己的叙事话语,并始终保持对历史的清醒态度与怀疑精神,新世纪女性话语的历史叙述逐步靠近女性存在的真相,获得了对女性历史的多种解读与阐释。这主要包括三个面向的内容:家族历史叙事、个人成长叙事与后革命历史叙事。家族叙事的女性小说不再拘囿于对女性家族历史的单向叙事,而呈现出对更加广阔的社会历史与人生的全面解读,比如对于战争背景下乡土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对于历史起源中的民间器物的追溯与描写,对于边地少数民族隐秘生活的再现等。个人成长叙事依然延续了1990年代女性个人成长小说的写作轨迹,但对于历史中女性成长的描写更多呈现为僭越男性历史而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女性自我主体的确认以及自我身份的认同。后革命历史叙事表达了新世纪女性作家对于20世纪战争以及政治历史的全新解读,尽管女性依然是历史叙述的主要视角,但作品所关注与辐射的历史维度加大,显示出对以男性为主的社会政治历史的还原与辨析。新世纪超性别写作的乡土叙事在农村不断被城市化与城镇化的现实境况之中获得了言说变动中的乡村情境与农民生活的权利与机遇。由于乡土在不同的地域与不同的作家视野中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与多面性,将其分为四个部分进行阐释:口述实录体、打工生涯、寄居生活以及当代乡村史诗。口述实录体作为非虚构小说的一种,是女性小说对当下农村劳动力流失、经济凋敝、贫富分化加剧、文化意识淡漠等各种现实问题的真实记录与全景再现,是新世纪女性小说写作摒弃个体女性色彩而呈现最为客观理性的现实主义文本。打工生涯与寄居生活,这两个部分的描写,展示了当下社会城市与乡村互动流通的真实境况以及乡土中人在不同文化碰撞辩驳中的艰难生存。基于女性主体与女性视角同时又能展现较为开阔的现实生活是这一部分写作的基本特点。当代乡村史诗是女性作家表达自我的历史意识与文化立场,批判乡土终结与时代流弊的乡土寓言,透露出女性的悲悯情怀与人文追求。新世纪超性别写作的都市叙事对于都市文化与现代文明表现出更加理性与审慎的描写态度。都市文化裹挟现代消费社会的物欲生存方式以不可抵挡之势重构了现代人的基本生活方式与思维理念,女性写作也不可避免被沾染或笼罩上颓靡的都市气息。浸淫于其中又欲超脱出都市思维的女性都市小说可以分为如下三种类型:女性物欲书写、女性知识者的成长故事以及都市小人物的生存。女性物欲书写描写了女性在都市中的沉沦与反抗。都市将性别商品化,女性在压抑与扭曲的环境中如何自省与成长是这部分的主题,这是都市小说最普泛也最具有延展性的主题诉说。女性知识者的成长小说是女性都市小说中最富有思想深度与艺术成就的一部分,它表明了女性作家在面对都市时的文学表达仍然以女性叙事为主的写作事实。对于都市中底层小人物生存境况的描写与刻画,是女性都市小说中最富有性别超越性的内容,也为都市小说写作指出了一条可兹借鉴的通途。当然相较于历史叙事与乡土叙事,必须承认,对于都市女性小说叙事的划分与研究还远远不够,这也与都市文学本身描写主题、内容以及相应价值判断多元复杂的现实情况密不可分。总之,新世纪女性小说创作在不悖于女性意识与女性生存的基础上,表达了对于更加广阔的社会人生的关注与阐释。在不断阐释与解读外在世界的过程中获得了对于女性生存的更加深刻的认知以及对于性别意识更加清醒的体会与思考。“超性别写作”为女性小说带来了广阔的写作前景,当然同时也会削弱女性整体意义上对于男权社会的批判与警惕。

盛佳^[4]（2019）在《杜甫诗歌人物形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杜甫是唐代甚至古典诗歌中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学界对杜甫的研究几乎涉及方方面面,但对于诗中的人物形象研究还稍显薄弱,大多集中于对某种具体人物类型或者单篇有关人物的诗作解读,尚未有系统的杜诗人物形象梳理研究。本文即以此为出发点,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探讨杜甫诗歌的人物形象。一,论述唐前诗歌的人物形象。从创作背景和诗中塑造的人物类型两方面具体分析,论证唐前诗歌中的人物形象和描写技巧对杜诗产生的影响。二,整理分析杜诗中的人物形象。梳理有过细腻人物形象描写、表现人物精神风貌的诗歌,用表格等量化统计方式对比列出,再将人物与诗歌体裁、创作年代联系研究,归纳阐述杜诗中的人物类型。三,研究杜甫诗歌的人物塑造艺术。其中有对唐代诗人李颀的描写借鉴,还有诗人独特的创新发展。杜甫突破固有文体的表现方式,将小说、文、史传的表达方法纳入诗歌创作中,既丰富了诗歌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与情感表达,也开创了文体间交流互融的新世界。四,揭示杜甫人物塑造与艺术技巧对后世诗歌的影响。杜甫以其诗歌内容的丰富特色为后代诗人所学习敬仰,其中白居易继承了杜诗描写底层人物的现实主义风格,韩愈、李贺剑走偏锋,侧重尚奇风格塑造人物。唐代小说亦从杜甫诗歌中吸收借鉴,丰富了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塑造艺术。

邓朝姁^[5]（2019）在《70后作家的浪漫乡土小说研究》文中认为本论文的主要研究方向和目标,是梳理、分析、论述70后作家浪漫乡土的结构形态、文本特征、艺术审美等。鉴于学界对70后浪漫乡土创作研究的缺乏,笔者力图通过对70后浪漫叙事文本的宏观面貌与微观性征进行学术分析和学理阐释,在梳理其错综复杂的脉络关系时反思其创作现状,提炼出70后作家浪漫乡土文本丰富且具有异质性的特征,描绘出浪漫乡土在此时间段内的艺术特点和发展趋向。论文主体部分由表及里的论述逻辑分为三章。绪论部分主要阐释了本论文的立论基点。包括研究对象的概念界定、主体写作缘由、研究现状及意义等的介绍。第一章对其浪漫乡土的基本构态进行归纳概览。即时间、空间、人作为浪漫乡土的基本生成要素,三者相辅相成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浪漫乡土内部,呈现出浪漫乡土结构形态的丰富变化。在时间意识部分,以70后作家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为引,呈现出浪漫乡土传统向后看、循环往复的时间意识;在空间形态部分,浪漫乡土具体体现出乡土“静止”、城市“流动”的空间文化属性以及“溶”中有“蚀”的文化空间向度;人物映像部分,则因主体与浪漫乡土之间的即离关系表现出“坚守者”与“出走者”两类人物映像,并从主体意识能动性出发将“出走者”分为主动出走与被动出走两种形式。第二章是关于70后浪漫乡土小说生成人与外部世界体验至上的内部秩序研究。从浪漫乡土中所呈现的生态文化、民间情结、生活景致三方面,析理出其建构在思想层面上的叙事特质。在生态文化部分,主要探讨了人与自然、自我相互和谐的清灵气象,论证了70后浪漫乡土小说立足于整体生态格局与视野之上。而由生态文化所提取出人的本性,回归到民间中则以民俗与信仰的形式来展现。具体到生活现象时,则表现出温厚与宽恕的人情之美以及日常微观图景中个体的生存世相。第三章从浪漫乡土艺术性方面的审美特色着手,分析其所呈现的抒情特质以及借鉴绘画技术的技巧,同时指出其中存在的一些不足。在抒情风格的呈现上,70后作家主要借助寓言和语言的诗意运用来记叙浪漫乡土的传统书写,同时以高度的诗画同构意识借鉴绘画对其创作的影响。此外,在对其出现的艺术缺陷问题上,以“重复”和“失真”两点为代表。但是,在70后作家浪漫乡土写作之途所表现出的缺憾并不足以抹杀其功绩,他们在多元文本化语境中所取得的丰赡成果,提示着70后浪漫乡土值得期待的话语前景。

莫春娟^[6]（2019）在《“薛家将”故事在清代的传播研究》文中提出“薛家将”故事雅俗共赏,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至今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从金开始就有讲述“薛仁贵”故事的院本。随着元明清三代的不断发展,迨至清朝中期,已经形成了一整套蔚为大观的“薛家将”故事系统,涉及小说、戏曲、说唱等各个方面。任何完整的文学作品都包括创作、传播、接受三个环节,忽略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难以对文学作品的活动规律做出正确的认识。纵观目前学界“薛家将”故事的相关研究成果,笔者发现研究者们较少从传播学角度研究“薛家将”故事,且多将关注点放在元代或者元明清三代。因此,笔者认为从传播学角度研究“薛家将”故事在清代的传播情况十分有必要。本论文在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系统梳理“薛家将”故事的资料,从传播学角度研究“薛家将”故事的传播问题,突出断代研究,力求理清“薛家将”故事在清代的传播情况。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采用对比的方法,对“薛家将”故事一词进行概念解析,明确本文的研究范围。且简单概述清代以前各个时期的“薛家将”故事作品,为读者勾勒“薛家将”故事的整体情况。第二部分,聚焦于小说传播。首先,从传播者角度,论述“薛家将”小说编者、书坊及书坊主,在小说传播过程中起到的传播主体的作用;其次,从传播手段出发,探讨书商在高压政治环境下为了求得生存以及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采取插图、序跋等手段促进“薛家将”小说的传播;最后,从政治条件、经济条件两方面,论说“薛家将”小说在清代的具体传播条件。第三部分,以“薛家将”宫廷戏为例,深入探究“薛家将”故事的戏曲传播情况。首先,从统治阶级和表演阶层两个方面入手,分析他们在“薛家将”宫廷戏的传播过程所起的作用。其次,以《征西异传》对《说唐三传》的改编为例,探究宫廷戏曲对小说的改编传播。第四部分,对“薛家将”说唱艺术进行研究。首先,简单介绍“薛家将”木鱼歌、鼓词、子弟书的基本情况;其次,以扬州评话和潮州歌册为例,探讨“薛家将”说唱艺术的传播者问题;最后,以潮州歌册为例,从转化叙述方式、删除繁复词句、重塑敬德形象、运用大量俗字四个方面,详细论述潮州歌册对小说的改编情况。笔者旨在从传播学角度,研究“薛家将”故事在清代的传播情况,挖掘“薛家将”故事的潜在艺术魅力,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

张柠^[7]（2018）在《三城记》文中指出卷一沙龙一2006年年初,我们的主人公顾明笛,从上海东山公园管理处辞职,把人事档案放到市第二人才交流中心,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这一年他26周岁。也正是这一年,顾明笛突然决定离开上海,要出去闯荡一番。顾明笛祖籍江苏句容,祖父辈开始定居上海。母系姓竺,祖籍浙江上虞,外祖父竺燕生年轻时就到了上海,推销绍兴绸缎,生意正要发达起来的时候,上海就解放了。因为还没有发大

蒙金含^[8]（2018）在《疾病视域下的陶渊明文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陶渊明是一位特殊而伟大的诗人,他在历史上有着多重身份——胸怀理想的士人、固穷守节的隐者、琴书自娱的诗人;在生活中他是儿子,是丈夫,是父亲,他承载着家庭复兴的希望;穷困潦倒时受到妻子埋怨,面对孩子又深感愧疚自责。后人把陶渊明看成一位鄙弃功名、恬淡自然的高士,却往往忽视了他在生活中的凡人角色和真实处境,甚至屏蔽了他的另一个重要身份——身心交瘁的病人。陶渊明自幼体弱多病,成年后又患脚疾、店疾,这些身体疾患严重影响他正常的生活节奏,他甚至一度因病“不复为文”。晋宋易代之际本身就是一个疯狂、血腥、病态的时代,陶渊明在这样的时代里,忧惧时局,嗟叹贫穷,忍受孤独,悲悼亲情,从现代心身医学的角度看,这些消极情绪本身就是一种难以治愈的疾病。虽然贴有多重身份标签,但陶渊明的本质是怀才不遇的“士”,这在他的作品中体现得非常清楚。在心理学的层面上看,政治上充满挫败感的陶渊明对个人的价值目标进行了转移,从复兴家业、兼济天下转向固穷守节,躬身田园,“逃禄归耕”就是这种价值转移的实现路径。在这一点上,陶渊明似乎做得很成功,他当时就成了着名的隐士,心理上也获得了一定的满足和补偿;死后又成了伟大的诗人,获得了至高无上的身后之名。但是,隐居只是陶渊明理想破灭的权宜之举,田园是其身心无处安放时的无奈归属。隐士或诗人的光环并不能掩盖他在现实中贫病交加的艰难处境;他也从未忘记自己作为一位士人的“猛志”,面对晋宋之际的政治风云,他更是无法做到内心波澜不惊!陶渊明的一生对现实充满了幽怨,但鱼骇鸟惊的政治环境让他不敢怨天尤人,哪怕是一声清脆的呐喊!重压之下他只能发出“人生实难”的无声叹息!这种幽怨而压抑的负面生存体验,是陶渊明致死的痼疾。陶渊明的伟大之处在于,作为一位身心俱痛的病人,他在阅读和创作中寄托情感,缓释痛苦、愉悦身心,心理得到平衡,人格保持稳定,从而实现了从疾病到健康的自我超越。他的自疗实践不但完美契合文学治病的艺术原理,也给后人留下了如何调适身心的健康遗产。

谭莎^[9]（2018）在《高中语文史传文教学研究》文中提出中国古代散文历史悠久,佳作纷呈,呈现出一幅绚丽多彩的风貌。史传文是中国古代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起源于先秦时期,成熟于汉代,司马迁编纂的《史记》是史传文的巅峰之作。史传文中刻画的许多正面人物形象对高中生的身心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史传文成为高中生学习的重要内容。本文分为绪论和正文两个部分。正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从史传文的文体认识入手,简述其概念,生成,基本特征,并对史传文的历史发展进行详细梳理。其次,分析史传文本身的优越性。再次,以现行的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和近八年的高考语文全国卷中的文言文阅读中的文章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对高中语文必修一到必修五教材中的文言文和选修本《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中的史传文篇目进行了梳理,并从选文数目多和单元化教学两个方面入手,分析史传文在高中语文教材中的重要地位。接着对高考语文试卷中的文言文阅读篇目进行梳理,指出史传文作为高考的热点和重点,是高考语文的重要考查内容,应当得到重视。第二部分是调查问卷的整理和分析。笔者对母校夏邑县高级中学的部分教师和学生进行了有关高中史传文教学和学习情况的调查,发现高中史传文的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第三部分是在前两章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史传文的教学策略,是本篇论文的最核心部分。笔者尝试将读书指导法、文本细读法、比较阅读法、尝试写作法四种教学方法分别应用到史传文的课堂教学中,期望能够增强教学效果,提高教学水平。总之,史传文的教学不能仅仅注重重点文言字、词、句式的积累,教师还应当引导学生从各个方面了解史传文,采用多种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更好的发挥史传文的启示和教化作用。

吴娱^[10]（2018）在《《汉书》采录汉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汉书》是东汉班固撰写的西汉断代史,作为一部史书,《汉书》不仅收录了当时重要的政论性文章,还收录了西汉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性文体——汉赋。本论文即以《汉书》中收录的汉赋为具体研究对象,全面考察《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汉书》人物传记以及《汉书》其他传记中出现的汉赋全文、汉赋存目,在前贤的研究基础上,结合班固自己的赋作总结出《汉书》选录汉赋的原因与准则、班固的赋观以及《汉书》选赋在汉赋经典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第一章,《汉书》选录汉赋概况。此章分为三小节,首先对《汉书·艺文志》中选录的汉赋进行考察,明确班固对汉赋这一文体的重视,整理《汉书·艺文志》中赋作的存亡情况以及赋家身份,分析《汉志·诗赋略》的分类原因。然后明确了《汉书》本传中的选赋情况,将其与《汉志·诗赋略》中的赋作进行了对比。最后就《汉书》选录汉赋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从选录赋体文学、选录具体赋家与具体赋篇等三个方面讨论。第二章,《汉书》录赋标准及班固的赋观,这一章在第一章梳理的《汉书》选赋概况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总结出《汉书》偏重于描写大一统帝国内容与切于世事的赋作,不录不通经术、戏谑俳优与侈靡过实、有背义理的赋作。同时结合班固自己的赋作,总结出班固的赋观,主要有文体观、形式观与内容观。最后从时代、个人以及文学自身发展三方面分析班固赋观形成的原因。第三章,《汉书》在汉赋经典化进程中的作用。明确了《汉书》在保存与筛选汉赋方面为汉赋在后世的经典化奠定了基础,同时《汉书》对汉赋的批评影响着其在后世的流传,表现在“赋本事”的记载、对具体赋家的褒贬、“以文传人”等内容方面以及相比较的评价模式、以社会功用为评赋准绳等形式方面。最后以选本比较、赋话论述、当代学术论文为对象进行数据统计,整理出现传汉赋的名篇与赋家,发现与《汉书》所选有着较高的重合部分。

二、在历史与文学的交会处放出光芒——史传文学与历史、文学的联系与区别（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在历史与文学的交会处放出光芒——史传文学与历史、文学的联系与区别（论文提纲范文）

（1）传统秦腔剧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唐宋时期巴蜀观音图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新世纪女性小说的超性别写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杜甫诗歌人物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70后作家的浪漫乡土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薛家将”故事在清代的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三城记（论文提纲范文）

（8）疾病视域下的陶渊明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高中语文史传文教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汉书》采录汉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在历史与文学的交会处放出光芒——史传文学与历史、文学的联系与区别（论文参考文献）

• [1]传统秦腔剧目研究[D]. 赵莎莎.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 [2]唐宋时期巴蜀观音图像研究[D]. 邓新航. 东南大学, 2019(01)
• [3]新世纪女性小说的超性别写作研究[D]. 刘婧婧.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9)
• [4]杜甫诗歌人物形象研究[D]. 盛佳. 青岛大学, 2019(02)
• [5]70后作家的浪漫乡土小说研究[D]. 邓朝姁. 河南师范大学, 2019(08)
• [6]“薛家将”故事在清代的传播研究[D]. 莫春娟. 四川师范大学, 2019(02)
• [7]三城记[J]. 张柠. 当代, 2018(06)
• [8]疾病视域下的陶渊明文学研究[D]. 蒙金含. 厦门大学, 2018(12)
• [9]高中语文史传文教学研究[D]. 谭莎. 河南大学, 2018(01)
• [10]《汉书》采录汉赋研究[D]. 吴娱. 江苏师范大学, 20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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