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中国明清史研究”新特点:地域社会论与年鉴学派（论文文献综述）
朱亦灵[1]（2019）在《明清鼎革之初嘉定士绅侯岐曾的生活史 ——以《侯岐曾日记》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明清之际江南的抗清运动与参与抵抗的士大夫群体历来备受瞩目,但在民族主义思维的影响下,以“忠臣”为代表的明季士大夫群体在当前研究中仍普遍被严重地样板化、模式化,随之丧失了个体生命的独特性与丰富性,影响我们对明清易代史的深入理解。本文有鉴于此,引入日常生活史的研究理念,以嘉定名绅侯岐曾的日记为基本资料,尽量全方位地展现他在明清鼎革之初的生活,包括生活感知、消闲活动、疾病医疗、社会交往与政治活动等内容,从而观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等因素与日常生活的结合,并从生活的角度揭示他在顺治四年以藏匿名士陈子龙的形式卷入复明运动的原因。嘉定侯氏因参与顺治二年的嘉定抗清运动而遭受破家之祸,导致侯岐曾的生活状态发生了巨大改变,创伤意识与危机心态成为生活感知的主要内容。在这一心态的影响下,侯岐曾着力维护自己作为“儒者”与“遗民”的自我认同,从而致力于诗词之道,并认为自己罹患疟疾也主要源于外部压力。侯岐曾在入清以后虽保持对明王朝的忠诚,但以“奉母保孤”为生活目标,不愿参与复明运动,对亲友从事也持保留态度。但清朝官府有心通过籍没、取租二事惩治侯家,使侯岐曾的复仇心理、创伤意识、危机心态不断强化,身体状况亦每况愈下,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应是他在情急之下决定藏匿陈子龙的主要原因。这个抉择表面上源于政治态度,其实与本人生存状态与生活脉络的关联更加明显。本文的结论表明,明清易代史研究若以个体生命为关注对象,深入到个人日常生活的层面,关注政治动荡和社会变迁对个人的影响,以及个人对易代这一历史进程的认知,将有助于我们对这一段复杂历史的深入理解。其次,在晚明士绅研究中引入日常生活史的理念,有助于整合政治史、社会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等领域的现有成果,较完整地还原晚明士绅的生命图像。最后,日常生活史研究应大胆跨越“日常”与“非日常”的界限,将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因素转化为人的生活内容,再将自身理念运用于理解这些“非日常”的人类活动中,促进“小历史”与“大历史”的交汇,加强历史学科内部的统合。
周新年[2]（2018）在《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的地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概念18世纪才产生,来自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国家形成的历史经验,强调下层社会积极限制上层的国家权力的过程,社会精英、市场原则、公共舆论起关键的作用[1]。黑格尔认为中国由“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的历史是静止的,中国的社会“客观存在与主观运动缺乏一种对峙”[2],乃至于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社会的国家[3]。这其实都是基于公民社会的视角。但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认为公民社会只是一个理论“模式”,并非在西方真正出现过[4]。中国传统的王朝国家及近现代的国家,其社会不同于西方公民社会基于法的关系的普遍一致性,而在于自然和传统关系的地方性。本论文地方社会强调的是在国家的权力下,通过横向联系而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过程。顺德作为一个地处珠江三角洲中心（新老三角洲的结合部）、因境内发生惊动明王朝的“黄萧养起义”而在明中期设立的县级地域,经历了近600年的历史。在此过程中,顺德的地域社会先后创造了历史性的变革:在明清时期,同西、北江三角洲自然环境变迁（主要是洪水与沙田的淤涨）的适应、改造和利用过程中,形成了地域性的农业生产模式——桑基鱼塘等基塘农业;在晚清,因中法战争而组织的顺德地方团练发展成为领导广东省团练的领导机构;在清末,又成为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先发地域;1970年代末开始,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率先成为乡村工业化和“自下而上”城镇化的典型地域。顺德的地方社会中是否存在一种内生的地域社会力量在起作用?本论文对顺德地方社会的历史考察,通过顺德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形成来尝试作出回答。论文分析了顺德自然和社会环境变迁中的几类关键性的要素:堤围等水利设施、宗族、乡村墟市、社与村庙的民间信仰等地方社会要素;以及明清的里甲与保甲、清末与民国的地方自治、建国后的乡村集体化、改革开放后推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帝制时期和近现代国家的制度要素;明清时期的基塘农业、乡村手工业、原工业化、近代工业化、全球化时代的工业化等经济要素。通过这些地方社会及国家层面关键制度要素的互动,总结出顺德乡村社会水利、墟市、信仰、产业等集体空间及其内部的权力（支配）、资源（资本）的积累和集中机制,以及地方习惯、地方文化的地域特征和乡村公共品的供应机制,并进一步尝试构建社会空间的分析框架——以集体空间为核心的地方社会空间与国家政治空间的尺度互动。通过此分析框架,来检讨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顺德（政府的和乡村的）空间行为的得失。论文的结构共分九章:第一章,分析研究的背景,提出研究的问题,确定研究的对象、范围,界定关键概念,运用的研究方法,简述论文的结构。第二章,通过梳理社会空间基础理论、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范式及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及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与城市化和全球化研究领域的理论衔接。第三章,重点对顺德地域自然环境变化进行历史分析,围绕以堤围、闸窦、沙田围筑等水利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机制,总结自明至建国以来水利建设的历史谱系:村庄的简易村围——防护田土的挡水堤——合围的堤围——跨村的联围、闸窦、排涝等综合水利系统——地域性大联围,并分析在乡村地域社会内部的水利组织形成过程中,集体空间中不同主体的利益冲突与协作对乡村聚落空间产生的深刻影响。人与自然的互动推进了水利社区的形成,并对顺德社会空间的演变形成空间的反作用机制（由非精确的自然领地边界向清晰的产权边界转化）。水利集体空间中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的形成过程表征了水利公共产品与水利地域社会规则形成的过程。第四、五章,通过分析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过程,分析地方社会民间信仰的历史特征。重点分析:不同神灵的地域分布反映了乡村社会内部和外部自然环境特征;通过里社制度、宗族制度对村庙的影响,考察国家礼制、宗族组织对民间信仰的双向互动关系;对乡村聚落社、村庙、不同类型祭祀圈和信仰活动圈的考察,得出顺德的社会空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民间信仰通过神灵的设立和祭祀仪式等实现乡村社会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在整合地域内的不同社群、应对水灾和匪患、促进聚落共同体及跨村联盟的形成、影响墟市的演化及地域精神的形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传统乡村社会里,神的存在就是树立了韦伯所说的卡里斯马（charisma）,是建构乡村社会秩序及社会空间的权威之隐喻。民间信仰是顺德地方社会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所有社会活动的纽带。第六章,重点考察乡村“市”和周期性“墟”形成的历史过程,分析影响“墟”与“市”的转化因素。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段墟市的管理机制,墟市与水网、宗族、村庙的关系,以及原工业化和近代工业化对促进墟市性质改变的综合分析,总结乡村墟市所构成的市场交易空间的历史演变。顺德乡村墟市市场圈的形成,推动乡村以人际社会交往为主向跨村落的地域经济交往活动的转化。墟市集体空间的出现,从满足日常生活的服务演变到促进乡村地域经济的分工。明清顺德乡村“墟”与“市”角色的转化,先后经历了“早晚市和日墟——周期性旬墟和固定市——专业性墟和专业性市——商业性市和周期性墟”的历史谱系,实际代表了乡村地方社会经济交往活动中消费和生产的主导地位的变化。论文通过对顺德乡村墟市进行分类、发展演变及墟市竞争与冲突的历史考察,分析乡村墟市演化过程中权力、资源积累与集中机制的变化,认为乡村墟市的不断升级与墟市封建性不断减弱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过程。专业性墟市向近代市镇的演化,权力集中机制是必要条件,由此产生墟市资源的集中机制共同主导了顺德墟市的市镇化过程。第七章,重点考察不同历史时段关键性制度对乡村地方社会的影响,及乡村地方社会如何主动适应和建构集体空间的机制。即从国家在场的视角,考察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得出:（1）明朝里甲制重点以黄册的人户为管理对象,促进了乡村聚落认同的形成;清朝图甲制以土地管理为主,促进了乡村社会内部自我管理机制的形成和走向成熟。（2）通过对明清的卫所、巡检司、保甲、乡约、公约等国家在地方的军事或安全控制体系、村落自我防卫体系的考察,探求跨自然村地域社会的形成路径。（3）清末至民国的地方自治,第一次将乡村社会从韦伯所说的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或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引向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或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乡村社会由地方习俗推动的自组织向被制度所建构转化。（4）建国后,经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制度、改革开放后政策的不断调整,顺德的社会空间经历了制度性的变革:土地改革时期,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乡村社会通过农会和区代表大会确立了县下的区和乡准行政机构,乡村第一次被行政化;农业合作化时期,高级社使乡村第一次进行集体大生产和实施社会主义公有化体制;人民公社时期,先后经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转变,乡村地域社会的内部组织单元,最终被生产队生产组织所重组;改革开放后,乡村经过短暂的自治后,通过“再集体化”再次被纳入行政的管控之下,农村股份合作社及村委会最终在管理区层次上的成立使乡村通过“再集体化”转化为经济性为主的自治组织,乡村社会再次面临整合。制度化的空间区划对乡村社会空间是刚性的规束和重组,但乡村社会内部在政社分离后,其地域的自组织性再度起到关键作用。如改革开放后的1990年代村庙重建高潮、乡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设立、宗族活动的重新加强等等,社会空间再次逐步获得自主性。第八章,重点考察了顺德基塘农业促进的农业商品化、手工业与原工业化、社队企业与乡镇企业、乡村工业化的过程,认为顺德地方社会的集体空间促进了农业商品化、原工业化及工业化过程中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现,最终经历漫长的时段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主要内容包括:1、顺德基塘农业的出现与自然环境的变化（洪水危害增加）、应对洪水威胁而采取的水利设施建设之间的关系,在明中期开始蚕丝国际贸易的拉动下,最终促使顺德乡村手工业进入原工业化过程;2、清末引进机器缫丝业,引起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和乡村社会的冲突,改变了地域社会的诸多因素,引起农业工业化的进程加快、乡村墟市的专业化、工商业资本的出现等,从原工业化走上近代工业化;3、建国后,进入社会主义公有制,原有的民族工业和手工业分别纳入到国家工业体系和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体系。顺德的基塘经济作物体系为人民公社的社队企业的发展准备了与以粮食作物为主地域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社队企业得到较好发展,进而为顺德在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得到快速发展准备了坚实基础;3、1992年顺德推进产权改革和城乡一体化策略,使得乡镇企业的发展获得新的机遇,但也同时留下了产业层次不高和土地粗放利用的后果。顺德乡村集体组织在改革的初期积极投资乡镇企业,为农村工业化打下了基础;产权体制改革后,逐步演变成为集体资产的管理平台,乡村集体失去经济的活力。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在参与工业化的进程中,出现分化——一部分在工业化过程中成为改革的“赢家”,而一部分成为“输家”,其实质就是集体组织“再集体化”过程的差异。总结改革开放后,顺德不同乡村工业化的差异,得出集体组织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巨大作用:集体组织强的,工业化的进程更为顺利;而弱的乡村,基本维持农业生产的局面。从一个层面来看,就是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的差异,决定了乡村工业化的成功与否,也决定了其发展的路径。第九章,通过对前几章的内容进行总结,进一步阐释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并由此总结顺德改革开放后空间政策的得失,提出乡村社会空间发展的建议。
章潇逸[3]（2018）在《简牍所见早期中国长江中游地区的逃亡现象与地域社会》文中提出本项研究关注《岳麓书院藏秦简（叁）》、里耶秦简、张家山汉简《奏谳书》和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等简牍史料中所见的逃亡案例。我们先对相关简文进行释读与个案分析,再结合地域社会史的视角与方法论,对早期中国长江中游的人群与地域社会展开研究。通过对早期中国长江中游地区逃亡者的生计方式、社会组织方式及其与地方社会的有机联系、战国末年与秦楚汉之际的心态与抉择、长江中游的人群与地域空间的多样性等问题的探讨,尝试揭示出多个层面的社会面相。
陈思祺[4]（2017）在《失衡：雍正的治国之道与其实际偏差 ——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为视点》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将档案史料的运用与新清史的理论相结合,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为中心视点,探讨了雍正帝的治国思想和方法。从“内-外”与“上-下”两种视角进行描述,着重探讨了雍正时期满汉意识和满汉关系、君臣关系、官僚体制等,最后得出结论:雍正的治国理想与其实际效果存在着很大的偏差,这种偏差使整个社会处于或隐或显的失衡的状态,而这种失衡影响了 18世纪后中国的历史发展。
廖寅,骆忠军[5]（2015）在《宋代基层治理研究:概念、范式与方法》文中指出20世纪初以来,宋代基层社会史研究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为推动宋代基层社会,尤其是基层治理研究向更深层次发展,本文对宋代基层治理研究涉及的一些概念、范式作了仔细梳理,进而对相关的研究方法作了深刻反思。
廖寅,骆忠军[6]（2015）在《宋代基层治理研究:概念、范式与方法》文中提出20世纪初以来,宋代基层社会史研究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为推动宋代基层社会,尤其是基层治理研究向更深层次发展,本文对宋代基层治理研究涉及的一些概念、范式作了仔细梳理,进而对相关的研究方法作了深刻反思。
刘佳佳[7]（2014）在《中国传统法秩序问题与解释方法——寺田浩明中国法制史研究述论》文中认为寺田浩明是日本中国法制史研究的着名学者,其研究成果在日本国内外引起关注。寺田浩明的学术研究的进路和方法特征是怎样的,同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及法制史研究动态有何关系,继承的是何种师承,其个人特色何在,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反思中国的中国法制史研究乃至整个学术史研究,同时达到启发个人研究的目的。
彭志才[8]（2014）在《清代以来江西地区社会经济若干问题研究（1723-1964） ——以江西省博物馆馆藏契约文书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契约文书是反映民间社会生活的重要文献，是官修“正史”之外珍贵的“民间正史”。江西省博物馆馆藏契约文书依据馆藏文物“一物一号”的登录原则进行统计，共1442件（套）（其中含天主教堂契约照片72件），计实数为2032件。这一批契约文书，分布在全省的10个地市的30个县（区），尤其以南昌、赣州、抚州、上饶和宜春等地最为集中，跨越了从清雍正元年（1723）至公元1964年的241年，内容涉及土地关系与财产、赋役、商业、宗族、会社和社会关系等诸多方面，尤其以土地和赋役文书数量最多。这批契约文书具有存世数量较大、文书种类齐全、归户性强、内涵丰富、地域特色明显等特点，能够真实、细致地体现江西的地域特色和历史特点，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江西地区土地契约的交易产业有民田、水田、地、园地、山、坟地等。在这些不同类型的产业中，交易对象不仅包括一般意义上的民田、粮田，还包含了与土地相关的各种附属权利和附属物。江西地区土地交易，可以分为交易的前期准备事项、现场踏看、签订议字与预付定金、立契与付款、买主管业与过割纳税五个程序，反映了江西地区特有的土地流转民俗。在明清时期土地出现“皮骨分离”的背景下，江西地区的地权流转方式主要是租佃、买卖、典押，同时也有债务准折、兑换与逊让、归并等其他方式。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官方与民间在赋税推收方面的矛盾，也因此产生了“收除同票”、“私除同字”、“赣县有粮契式”和“赣县房产契式”等带有地方特色的赋税推收文书样式，反映出清末地方政府运用法律手段、强化行政管理职能的凸显，显示出近代社会的新特点。清雍正至乾隆年间广昌县的乡村地主张殿酬，从雍正元年（1723）至乾隆四十八年（1783），在长达六十一年间，他承受（买、典、租、退、佃）田、土、山、房、基地等活动一共60次，其交易的空间范围主要集中在其居住地广昌县金砂里及其附近地区，而且这些交易，有32次集中于其家族内部。张殿酬一直生活在依山傍水，农耕稼穑，独居一隅却又与外界藕断丝连的环境中，他作为18世纪的中国农村乡村地主，在其数十年的经营当中，逐渐发家致富，积累起可观的家产。张殿酬的人生经历，其实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缩影。江西省博物馆藏的房产契约可以分成乡村房产契约和城镇店宅房契两种类型。乡村房产往往与农业生产、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在交易的时候，注重房产的附属权利和产业使用的便利程度。城镇房产从侧面反映出城镇商贸活动繁荣程度，显示出商业市镇（如南昌县的谢埠街、广福墟）、区域中心城市（如赣州）和商业都会（如南昌）的不同经济地位、城市格局、产业种类、家族兴衰等丰富内容。南昌地区天主教堂房产契约数量虽然不多，却是近代社会中国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契约文书中的会社组织包括经济类会社、公益类会社、宗教类会社和宗族类会社四大类型。九江水事合约是民间公益类会社的代表，透露出传统社会通过民间组织自我管理、自我调适机制。围绕葛仙信仰出现的葛仙会等宗教类会社组织，在土地、房产的置买、管理过程中实现了会社与信众的良性互动。宗族作为最大的民间组织，几乎将所有的社会成员囊括其中。宗族势力在契约文书的签订过程中发挥着或显或隐的作用，形成宗族与个人的相互渗透、互为表里的社会生活格局。契约文书是深入进行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最为翔实而又鲜活的资料。江西省博物馆藏的这一批文书，是目前所见批量最大的江西地区契约，其丰富内涵与价值有待于继续深入挖掘。
陈加林[9]（2013）在《明清以来苏州汪氏家族与社会变迁》文中指出本文以苏州汪氏家族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苏州汪氏的世系源流，梳理各支派系自明清以来的发展情况，进而尝试将其与苏州地方社会联系起来，探讨国家与家族的关系，家族与基层社会控制的关系，以及居于国家、地方之间的家族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理清这些关系，对于了解中国传统社会及其转型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汪氏作为徽州第一大姓，自唐代伊始，该家族逐渐发展壮大，他们禀赋徽人多外出经商的传统，因商而迁徙各地，而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则是他们迁徙的重要方向。自明末清初以来，以石塘桥汪氏、吴趋汪氏、钱塘寓苏汪氏、娄门汪氏、山塘汪氏、盘门梅家桥汪氏、东花桥巷汪氏等为代表的汪氏陆续因商由徽迁吴，定居苏州后，其业无所不居，在苏州各行各业中均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经过多年发展，成为苏州商界一大劲旅。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同时，他们纷纷建立宗族组织，修建祠堂，修族谱，设义庄，不惜重金培养子弟参加科举考试，经过数代人的努力，各支汪氏在科举上也取得巨大成功，实现了“贾与儒”的迭相为用。而通过科举踏上仕途的那些汪氏士人，多能书善文者，涌现出一大批诸如“吴中四汪”、“盘溪才子”、“娄门二汪”、“翁门六子之首”、“清初散文三大家之一”、“章门四子之一”等众多名士，也不乏对书法、诗文、书画、碑版、收藏等有深厚研究者，也正是他们这些人提升了汪氏家族整体的文化素养，积淀和形成了“尚文崇儒”的家学传统，提高了家族的社会地位。对于一个客居异地的家族来说，要想真正融入当地社会，获得移居地的认可，需要经过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受到各方面的社会压力，苏州汪氏面对这些压力，他们一方面利用婚姻圈，积极主动攀附苏州当地着姓望族，以求迅速完成其土着化的过程。另一方面，通过扩大交游圈，建立交游网络，以保持和提升家族的社会影响。从实际效果来看，苏州汪氏是成功的，各支汪氏经过几代人的努力，逐渐成为吴门望族。然而，传统社会中家族组织的发展也逃脱不了周期性的社会动乱的影响，太平天国战争对苏州汪氏家族的打击是无疑的，但家族组织作为传统社会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强大的适应力，它能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作出适应性地调整。汪氏在战后不久便成功地重建了宗族组织，在商业上也逐步得到恢复，重现了家族的活力。但随着外国势力的不断涌入，汪氏这些商人举步维艰，不得不由传统向现代转变。汪氏虽然遭受太平天国战争的巨大打击，但他们并非坐以待毙，特别是那些拥有功名的士绅，积极参与到和太平军的殊死搏斗之中，为清王朝成功扑灭这场灾难起到重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肩负了重建战后社会秩序的历史使命，为战后恢复民众对地方社会领导权力的认同起到重要作用。在清末的地方自治的浪潮中，他们也积极参与其中，如参与苏州地方自治调查研究会、苏州市民公社、苏州社会公益事业以及其他政治运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钱塘寓苏汪氏的汪鸣銮、娄门汪氏的汪凤瀛、汪荣宝、汪东宝等其活动对晚清民初的政局具有深远影响。尽管传统家族组织不断受到外来因子的冲击，但他们仍以其灵活的“应变力”对自身加以改造，不断地纳入现代因素，逐步实现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实际上，苏州汪氏的这种转变在太平天国战乱后的不久就已经发生，到了清末及民国年间，随着社会变迁的加剧，汪氏家族组织的近代化趋势更为明显了。一方面表现在：汪氏商人组织由会馆、公所到商会的近代转型，而在抗战前夕又出现了血缘化的回归；其在商业经营方面，与洋商资本缠联，出现买办化趋势，并尝试向新式行业投资，汪氏所从事的传统金融业也向近代银行演变。尽管他们有意识地向近代迈进，但由传统商人而衍变的新兴阶层，因袭着沉重的传统包袱，在新旧杂糅的矛盾中艰难地生长，无法摆脱自身所禀赋的局限，而处于尴尬的两难困境。另一方面，清末科举制度废除，汪氏家族中的士绅们也实现自身的蜕变，一部分人向新式商人转化，一部分人学习新知成为地方新政办理人，一部分人向报人等自由职业者转化，一部分人向新式知识分子转型，而汪氏的这一批新式知识分子当中许多都从事教育事业，成为清末民国年间苏州汪氏家族发展的一大亮点，其中突出有汪德章、汪凤瀛、汪家玉、汪懋祖等。正是汪氏家族向教育转向的传统造就了一大批新中国新式教育体制下的院士、工程师、教授及知名学者。
金知恕[10]（2013）在《清前期滇西云龙地区的盐井与地方社会》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是关于清前期滇西云龙地区井盐社会的研究,以盐业为切入点,采用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来考察地域社会。本研究目的在于从云龙一地的盐业社会的角度说明中国地方社会的异同,边疆社会族群、环境、经济生活、文化、信仰的独特性以及在王朝控制加深后出现的地域社会中的若干变迁。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关于云龙的特殊地理环境如何影响到井盐社会的形成以及移民与地区开发的论述。云龙地区不但与传统农业社会不同,而且与沿海和云南其他井盐社会相比也具有一些别样的特征。构成社会基础的各种经济结构,均与盐的生产、流通等密切相关,社会各个领域的特征也能通过盐业的运营进行说明。二、关于云龙井盐的产销与管理的探讨。这个地区盐的生产方式与沿海地区不同,盐的流通与消费也仅限于云南省内,行盐制度没有呈现出那么复杂的面貌。但是,流通与销售的主体数次改变,相应地,官府与商人之间因利害的不同而产生的对立也十分激烈。私盐制度当然也是需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笔者一方面考察了云龙社会通过盐的生产和流通,如何被纳入到整个国家的经济中,另一方面对云龙社会独特的运转情况进行了分析。三、关于云龙盐井如何影响到地域社会的形成。本文以村落及碑刻调查为中心,揭示了云龙井盐业与聚落、地域社会经济、科第文化和民间信仰的互动关系。至关重要的是,当地村落本身就是以盐井为中心而形成的,随着盐业生产的发展与经济实力的提高,当地参加科举的人数也随之增加,文运也日益昌盛。不仅如此,在白族等居民的信仰生活中,无论是信仰对象还是信仰活动,都与盐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本文通过滇西盐业与地域社会关系的系统研究,比较深入揭示了当地传统社会的总体面貌与动态发展。
二、日本“中国明清史研究”新特点:地域社会论与年鉴学派（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日本“中国明清史研究”新特点:地域社会论与年鉴学派（论文提纲范文）
（1）明清鼎革之初嘉定士绅侯岐曾的生活史 ——以《侯岐曾日记》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基本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史料分类与用途说明 |
| 五、论文主要内容与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诗礼簪缨繁盛时:晚明时期的嘉定侯氏 |
| 第一节 钟鸣鼎食之家:晚明时期嘉定侯氏的崛起 |
| 第二节 收之桑榆:侯岐曾的生平及其文选事业 |
| 第三节 重启人生:侯岐曾在鼎革之际的活动 |
| 第二章 覆巢遗卵思安枕:侯岐曾的生活世界 |
| 第一节 “都是愁亭恨水”:侯岐曾的生活感知 |
| 一、创伤意识 |
| 二、危机心态 |
| 第二节 诗心长葆:侯岐曾的消闲活动 |
| 一、诗词之道 |
| 二、书帙相关 |
| 三、其他消闲活动 |
| 第三章 屋漏偏逢连夜雨:侯岐曾家庭的疾病与医疗 |
| 第一节 缠绵病榻:侯氏家庭成员的患病经历与医护活动 |
| 一、患病经历与影响 |
| 二、问疾与护理 |
| 第二节 驱除疟魔:侯岐曾对疟疾的疾痛叙事与治疗历程 |
| 一、疾痛叙事 |
| 二、治疗历程 |
| 第四章 蓟庭萧瑟故人稀:侯岐曾的社会交往 |
| 第一节 “吾友靡靡愈索”:侯岐曾社会网络的基本面貌 |
| 第二节 各显其能:侯岐曾社交对象的类型与功用 |
| 一、情感型 |
| 二、工具型 |
| 三、混合型 |
| 第五章 凤凰变回衔泥燕:侯氏家族与清朝官府 |
| 第一节 满目胡尘:侯岐曾眼中的新朝 |
| 第二节 “忠孝之罚”:侯家的追索危机与应对 |
| 一、追索危机的过程 |
| 二、侯岐曾对追索的应对方式 |
| 第六章 保孤难兮杀身易:侯岐曾与复明运动 |
| 第一节 岁寒知松柏:侯岐曾的忠节观念 |
| 一、明清之际的忠节观念 |
| 二、侯岐曾忠节观念的表现形式 |
| 三、侯岐曾的忠节观与自我认同 |
| 第二节 “大事当不远乎?”:江南地区的时事传闻与社会心态 |
| 一、侯岐曾对时事传闻的态度 |
| 二、侯岐曾确证传闻的途径 |
| 三、传闻背后的江南社会心态 |
| 第三节 狂澜犹可挽:侯家亲友参与复明运动的情况 |
| 一、侯岐曾眼中的复明运动 |
| 二、侯家亲友对复明运动的参与 |
| 三、“通海案”的暴露 |
| 第四节 “以季布为朱家”:侯岐曾与“松江之变” |
| 一、“松江之变”始末 |
| 二、侯岐曾的殉难 |
| 余论 |
| 一、天崩地坼,静水深流:明清易代的生活史解读 |
| 二、多变的舞者:生活史视野下的晚明士绅 |
| 三、追寻生活逻辑:试论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取径 |
| 附录 侯岐曾社交对象一览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2）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域的设问及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对象和范畴 |
| 1.2.1 研究对象 |
| 1.2.2 研究的范畴 |
| 1.3 概念的界定 |
| 1.3.1 空间、场所与社会空间 |
| 1.3.2 公共空间、公共领域与集体空间 |
| 1.3.3 公有、共有与公共池塘资源 |
| 1.3.4 共同体与社区、社会与地方社会 |
| 1.3.5 权力 |
| 1.4 研究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 |
| 1.4.1 学术价值与理论价值 |
| 1.4.2 应用价值和实践价值 |
| 1.5 研究思路、方法 |
| 1.5.1 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 |
| 1.5.2 借鉴多学科理论研究地方社会 |
| 1.5.3 历时与共时、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
| 1.6 论文的框架 |
| 第二章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1 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回顾 |
| 2.1.1 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 |
| 2.1.2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与时空思想 |
| 2.1.3 布尔迪厄实践理论的场域 |
| 2.1.4 福柯的空间理论 |
| 2.1.5 小结 |
| 2.2 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的相关理论范式 |
| 2.2.1 施坚雅的市场关系模式 |
| 2.2.2 弗里德曼的宗族关系模式 |
| 2.2.3 黄宗智的内卷化经济模式 |
| 2.2.4 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模式 |
| 2.2.5 小结 |
| 2.3 国内外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综述 |
| 2.3.1 历史人类学视角 |
| 2.3.2 水利视角的地域社会学、地域社会史、历史地理的相关研究 |
| 2.3.3 小结 |
| 2.4 尺度与集体空间分析框架 |
| 2.4.1 尺度及相关的概念 |
| 2.4.2 尺度的相关理论 |
| 2.4.3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自然环境变迁、水利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3.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 |
| 3.1.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变迁 |
| 3.1.2 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发展简史 |
| 3.1.3 小结 |
| 3.2 顺德水利设施建设简史 |
| 3.2.1 宋朝及之前以局部挡水堤建设为主阶段 |
| 3.2.2 明朝、清朝的堤围闸窦系统的建设阶段 |
| 3.2.3 民国时期的堤围小范围并围建设阶段 |
| 3.2.4 建国后跨区大联围综合水利建设阶段 |
| 3.2.5 小结 |
| 3.3 顺德沙田垦殖与聚落格局的形成 |
| 3.3.1 珠江河道口门发育与沙洲沉积 |
| 3.3.2 顺德河涌淤积成沙的地域分布 |
| 3.3.3 顺德沙田的围垦 |
| 3.3.4 顺德乡村聚落分布格局的演化 |
| 3.4 沙洲的自然特征与聚落的空间组合类型 |
| 3.4.1 岛洲型聚落 |
| 3.4.2 沙洲型聚落 |
| 3.4.3 新沙洲型聚落 |
| 3.4.4 小结 |
| 3.5 水利集体空间的冲突、协作机制与聚落社区的融合 |
| 3.5.1 水利集体空间冲突与协作过程中的国家与地方社会 |
| 3.5.2 水利集体空间重构过程中的政府、士绅与宗族 |
| 3.5.3 小结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民间信仰空间分布特征与乡村集体空间基础单元 |
| 4.1 民间信仰的概念 |
| 4.2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与四大水神信仰 |
| 4.2.1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 |
| 4.2.2 珠江三角洲四大水神信仰及其传播 |
| 4.3 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阶段 |
| 4.3.1 历代顺德民间信仰与儒释道的互动发展过程 |
| 4.3.2 明代“禁淫祀、毁淫祠”与民间信仰的正统化 |
| 4.4 顺德民间信仰空间地域分布特征 |
| 4.4.1 顺德民间信仰的基本情况 |
| 4.4.2 顺德民间信仰的空间分布 |
| 4.4.3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形成与时空演化 |
| 4.4.4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空间特征 |
| 4.4.5 移民带来的信仰与本地的融合——以康公信仰为例 |
| 4.4.6 小结 |
| 4.5 社公、土地公的信仰与乡村基础社会空间单元的形成 |
| 4.5.1 社公信仰的演化 |
| 4.5.2 关于社坛、社主、社公、土地公 |
| 4.5.3 顺德社的类型 |
| 4.5.4 以社公为单位形成的村域共同体——龙江沙田五社“菩萨巡街”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地域信仰共同体与集体空间的边界认同 |
| 5.1 村庙、乡主庙与乡村聚落空间的融合 |
| 5.1.1 宗族与乡庙,血缘组织的衍生与信仰地缘组织的组合——以桑麻村为例 |
| 5.1.2 一庙多神信仰与村落的融合——以乐从镇的乡村为中心 |
| 5.1.3 从迁民到聚落,从社公到乡庙——均安镇南沙的个案分析 |
| 5.2 祭祀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信仰空间的形成 |
| 5.2.1 以宗族为单位的祭祀圈——以林头村为例 |
| 5.2.2 以祭祀组为单位的祭祀圈——以麦朗医灵庙为例 |
| 5.2.3 以水利堤围为单位的祭祀圈——以众涌安乐围内天后巡游为例 |
| 5.2.4 以一条河上下游地域形成的祭祀圈——以东头、南坑的观音巡游为例 |
| 5.3 信仰活动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体 |
| 5.3.1 以个人参加为主的观音开库信仰圈 |
| 5.3.2 以村庄祭祀联盟形成的祭祀活动圈——以均安帝王巡游为例 |
| 5.3.3 以龙舟队为单位参加的龙船点睛信仰活动圈 |
| 5.4 民间信仰的隐喻与乡村聚落空间的权力支配关系 |
| 5.4.1 体现宗族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2 基于风水观念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3 基于社群认同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5 本章小结 |
| 5.5.1 民间信仰与村庄外部边界 |
| 5.5.2 民间信仰与村庄内部认同 |
| 第六章 墟市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6.1 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明清墟市空间格局 |
| 6.1.1 珠江三角洲贸易的发展 |
| 6.1.2 明清珠江三角洲区域市场体系 |
| 6.1.3 明清区域贸易网络及变化 |
| 6.1.4 明清顺德墟市空间格局 |
| 6.2 墟市活动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流动网络 |
| 6.2.1 墟市圈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 |
| 6.2.2 墟市圈与地域乡村聚落结构分析 |
| 6.2.3 墟市对乡村聚落空间形态的影响 |
| 6.3 明清顺德墟市的类型 |
| 6.3.1 城郭型墟市 |
| 6.3.2 乡村传统墟市 |
| 6.3.3 专业性墟市——以陈村、容奇和桂洲墟市为例 |
| 6.3.4 小结 |
| 6.4 顺德墟市的演化 |
| 6.4.1 桥梁建设、内河航运与墟市空间的变迁 |
| 6.4.2 墟市功能性质的演化与墟市空间的迁移 |
| 6.5 墟市的权力支配与资源积累机制 |
| 6.5.1 墟市的权力支配机制 |
| 6.5.1.1 明清乡村墟市发展的社会制度环境 |
| 6.5.1.2 顺德乡村墟市权力积累机制 |
| 6.5.2 墟市资源的积累与竞争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制度性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7.1 顺德区划沿革及立县边界考 |
| 7.1.1 顺德区划沿革 |
| 7.1.2 顺德立县区划边界考 |
| 7.2 明清乡都堡下的里(图)甲制与自然村庄地域空间的形成 |
| 7.2.1 明以前县下的乡 |
| 7.2.2 明清县以下的都堡 |
| 7.2.3 明清里(图)甲制的演化与自然村境域的关系 |
| 7.3 明清至民国,防卫体系、巡检司、保甲制与跨乡村聚落社会共同体的形成 |
| 7.3.1 清至民国顺德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3.2 明清两朝顺德的社会治安 |
| 7.3.3 明清的营制、巡检司与乡村防卫地域的形成 |
| 7.3.4 明中期以后、清至民国的保甲制、乡村自治与跨村的地域联盟 |
| 7.4 解放后的区划与村庄聚落空间的内部再划分 |
| 7.4.1 解放后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4.2 土地改革村庄空间的行政化和合作化时期村庄空间的经济化 |
| 7.4.3 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与村庄空间的再划分与经济再组织化 |
| 7.4.4 镇村时期,城镇化与村庄社会空间的经济体化 |
| 7.5 本章小结 |
| 7.5.1 明清图(里)甲制促进了自然乡村空间地域的形成和内部的社会组织性 |
| 7.5.2 明清保甲制及各种防卫体制与从乡村的乡约、公约相互作用促进了跨自然乡村地域空间的认同 |
| 7.5.3 晚清至民国,从法制上促进了乡村地域的自治 |
| 7.5.4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集体化空间的形成 |
| 第八章 工业化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转型 |
| 8.1 顺德农业经济商品化与工业化历史发展过程 |
| 8.2 明至清中晚期,桑基鱼塘的商品农业、原工业化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2.1 关于原工业化理论 |
| 8.2.2 明至清中晚期,水利建设过程中催生的商品化基塘农业及家庭手工业 |
| 8.2.3 明至清中晚期,基塘农业生产方式形成独特的集体与个体社会关系 |
| 8.2.4 明至清中期,顺德原工业化与乡村集体空间 |
| 8.3 清末至民国,顺德乡村近代工业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3.1 近代依托民族资本的缫丝业对顺德乡村空间的影响 |
| 8.3.2 以官僚资本带动的糖业发展对顺德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4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初期(1949-1983),顺德社队企业对集体工业空间的塑造 |
| 8.4.1 工业化 |
| 8.4.2 顺德社队企业的发展与农村集体工业空间的形成 |
| 8.4.3 顺德社队企业的集体空间形成的内生因素 |
| 8.5 1984年后,乡镇企业、工业园区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5.1 乡镇企业、农村体制改革与集体空间的“再集体化”和“资本化” |
| 8.5.2 顺德工业空间政策与集体空间的转型 |
| 8.6 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空间规划的工具化与集体空间资本化逻辑 |
| 8.6.1 国家政策的阶段性与工业化空间的表征 |
| 8.6.2 集体土地利用合约的创新与集体空间的资本化逻辑 |
| 8.7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作为地方社会行动的集体空间 |
| 9.1 1452-2010年,顺德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历史变化 |
| 9.1.1 顺德空间要素历史变化 |
| 9.1.2 不同历史时期空间公共品供给的社会机制与集体空间形成 |
| 9.1.3 从大时段历史看顺德空间的总体性及阶段特征 |
| 9.1.4 小结：顺德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的积累与集中 |
| 9.2 改革开放以来,顺德空间尺度管控的得失与集体空间管控建议 |
| 9.2.1 顺德城乡空间的演化与城市规划的工具化 |
| 9.2.2 现阶段顺德城乡空间尺度的特征 |
| 9.2.3 基于顺德城乡空间尺度规律对未来空间利用与管控的建议 |
| 9.3 理论总结与展望 |
| 9.3.1 理论总结 |
| 9.3.2 余论 |
| 附表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一、地方志 |
| 二、史书、古籍、史料 |
| 三、族谱、碑刻 |
| 四、中文专着、中译着作 |
| 五、中文论文、期刊、会议、报告 |
| 六、外文文献 |
| 七、其它资料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3）简牍所见早期中国长江中游地区的逃亡现象与地域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问题之提出——学术史的视野 |
| 一、作为研究范式的地域社会史 |
| 二、早期中国长江中游地区地域社会史的研究现状及其前景 |
| 三、研究的切入点:逃亡现象及其地域社会史意义 |
| 第二章 出土简牍文献所见逃亡案例的文本释读与分析 |
| 一、《岳麓书院藏秦简(叁)》所见的逃亡案例 |
| 二、里耶秦简所见的逃亡案例 |
| 三、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所见的逃亡案例 |
| 四、《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所见的逃亡案例 |
| 五、简文所见逃亡案例的归类研究 |
| 第三章 逃亡现象与早期中国长江中游的地域社会 |
| 一、逃亡者的逃亡方式与生计方式 |
| 二、逃亡者的组织方式及其与地域社会的联系 |
| 三、战国末年至西汉前期的身份、抉择与心态 |
| 四、长江中游的人群、地域社会与国家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4）失衡：雍正的治国之道与其实际偏差 ——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为视点（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清史研究现状概述 |
| 一 新清史评述 |
| 二 日本的清史研究简述 |
| 三 国内对新清史的回应及清史研究新方法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 档案资料的使用 |
| 第三节 研究意义与思路 |
| 一 研究意义 |
| 二 研究思路 |
| 上篇 内外失衡: 从思想意识层面来看 |
| 第一章、雍正的天人感应观 |
| 第一节 《朱批》中所体现的雍正的天人感应观 |
| 一 雍正天人感应观的表现 |
| 二 目的与实质: 统治臣工,加强皇权 |
| 第二节 雍正天人感应观念的构建与调整 |
| 第二章 雍正的族群意识 |
| 第一节 满汉有别 |
| 一《朱批》中所见雍正对满汉官员的区别态度 |
| 二《朱批》中的避讳问题与雍正满汉区分之心理 |
| 三 《朱批》中的汉苗族群 |
| 第二节 文武有别 |
| 一 满洲之本: 武备而非虚文 |
| 二 文武和衷: 雍正观念中的文武之别 |
| 三 汉军与包衣: “一无可取”的“下贱奴才” |
| 第三节 雍正的汉文化观 |
| 一 雍正之志:绍续汉唐 |
| 二 引用汉籍经典 |
| 三 鼓励满人学习汉文化 |
| 小结 |
| 下篇 上下失衡: 雍正朝君臣关系 |
| 第三章 《朱批》中所体现雍正时期的君臣关系 |
| 第一节 雍正的自我评价与对下要求 |
| 一 公 |
| 二 慎 |
| 三 勤 |
| 第二节 雍正时期的君臣关系 |
| 一 君臣一体: 以君为体 |
| 二 家人父子: 市以私恩 |
| 第四章 雍正时期官僚体制的困境 |
| 第一节 雍正之志与人才之困的矛盾 |
| 一 人才之困的表现 |
| 二 应对措施 |
| 三 从勉为全才到任用庸才 |
| 第二节 加强政府的失败:皇权不下县 |
| 一 皇帝施政与满洲官员行政之矛盾 |
| 二 汉人胥吏、幕僚、士绅 |
| 小结 |
| 馀论 从失衡到失控:18世纪中国的命运走向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附图 |
（7）中国传统法秩序问题与解释方法——寺田浩明中国法制史研究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一、寺田浩明中国法制史研究之学术进路 |
| 二、寺田浩明的中国法制史研究成果 |
| 三、寺田浩明的中国法制史研究方法 |
（8）清代以来江西地区社会经济若干问题研究（1723-1964） ——以江西省博物馆馆藏契约文书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现状 |
| （一）契约文书研究的总体情况 |
| （二）江西地区的契约文书研究 |
| （三）小结 |
| 三、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基本思路、研究方法 |
| （一）研究的资料与主要内容 |
| （二）研究的基本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四、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馆藏江西契约概述 |
| 第一节 馆藏江西地区契约文书的分类统计 |
| 一、按地域分布统计 |
| 二、按时代统计 |
| 三、按类型与内容分类 |
| 第二节 清代以来江西契约文书的演变 |
| 一、清初契约文书制度的恢复 |
| 二、雍正至乾隆年间契约文书的形制变更 |
| 三、清末契约文书样式的变革 |
| 四、民国时期的江西契约文书 |
| 第三节 馆藏江西地区契约文书的特点 |
| 第四节 时空背景——清代至民国江西的区域社会 |
| 第二章 土地交易契约与地权变动 |
| 第一节 土地交易对象 |
| 一、粮田、赋税及其附属权利 |
| 二、水塘与用水权、捕鱼权的分离 |
| 三、山地及坟地 |
| 第二节 江西地区土地交易的程序 |
| 一、田产交易前的准备事项 |
| 二、现场踏看与起草契文 |
| 三、签订议字与预付定金 |
| 四、立契与付款 |
| 五、买主管业与过割纳税 |
| 第三节 交易的种类与地权变动 |
| 一、土地的租佃 |
| 二、土地的买卖 |
| 三、土地的典、押 |
| 四、土地与借贷、债务准折 |
| 五、土地的兑换与逊让 |
| 第四节 “收除同票”与赋税推收 |
| 一、民间田产交易中的漏税与丢粮 |
| 二、官方“收除同票”的推行 |
| 三、民间“私除同字”的广泛使用 |
| 四、官方对赋税推收管理的强化 |
| 第三章 广昌县乡村地主张殿酬个案研究 |
| 第一节 张殿酬所处的时代与区域环境 |
| 一、江西省广昌县基本情况 |
| 二、清代中期的广昌县社会经济 |
| 第二节 张殿酬契约概述与分析 |
| 一、张殿酬的生活环境 |
| 二、张殿酬契约概述 |
| 三、张殿酬契约的交易范围 |
| 四、张殿酬契约的交易方式 |
| 第三节 清代中期乡村地主的样板 |
| 一、张殿酬契约的特点 |
| 二、张殿酬的标本意义 |
| 第四章 店宅房契与城乡经济 |
| 第一节 房产交易契约概述 |
| 一、城乡商品经济与房产交易的背景 |
| 二、店房契约的数量与分布 |
| 第二节 乡村房产交易 |
| 一、乡村房产出售内容与特点 |
| 二、乡村房产出售的买主与价格、交易模式 |
| 第三节 城镇店宅房契交易 |
| 一、南昌县的店铺交易与市镇经济 |
| 二、赣州房契与城市经济 |
| 三、南昌家族房产契约与城市经济 |
| 第四节 天主教堂房产契约研究 |
| 一、清末传教士在南昌的活动 |
| 二、南昌天主教堂房产契约的简要统计 |
| 三、南昌天主教堂房产契约的社会经济史分析 |
| 四、政府对天主教置业的应对 |
| 第五章 契约文书中的民间组织 |
| 第一节 江西契约文书中的会社组织 |
| 一、经济类会社 |
| 二、公益类会社 |
| 三、宗教类会社 |
| 四、宗族类会社 |
| 第二节 九江水事合约与民间互助合作 |
| 一、九江水事合约介绍 |
| 二、水事合约的实施背景 |
| 三、水事合约的实施 |
| 四、水事合约的实施效果与意义 |
| 第三节 上饶葛仙庙与民间信仰组织 |
| 一、葛仙与上饶地区的葛仙信仰 |
| 二、葛仙庙的土地交易与社会互动 |
| 第四节 契约文书中的宗族参与 |
| 一、社会学中的宗族“参与” |
| 二、宗族参与的表现形式 |
| 三、宗族参与契约文书的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江西省博物馆馆藏家族契约文书概述 |
| 致谢 |
（9）明清以来苏州汪氏家族与社会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三 史料与理论 |
| 四 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明清以来苏州汪氏世系源流考 |
| 第一节 苏州汪氏世系源流考 |
| 一 从汪氏族谱看苏州汪氏之源流 |
| 二 从《清代朱卷集成》看苏州汪氏 |
| 三 相关的几个问题 |
| 第二节 苏州汪氏家族概况 |
| 一 宗族结构 |
| 二 汪氏义庄 |
| 三 墓祠祭祀与祖先崇拜——以吴趋汪氏为例 |
| 第二章 明清以来苏州汪氏的商业活动 |
| 第一节 太平天国运动前后苏州汪氏的商业发展 |
| 一 从碑刻资料看太平天国运动前苏州汪氏商业活动 |
| 二 太平天国战争对苏州汪氏商业经营活动的影响 |
| 三 太平天国运动后苏州汪氏商业活动的继续和初步转向 |
| 第二节 清末民国苏州社会变革与苏州汪氏商业经营的近代转向 |
| 一 汪氏商人组织的近代转向 |
| 二 汪氏商业经营：传统向近代的转变 |
| 第三章 苏州汪氏的家族文化及其社会网络 |
| 第一节 苏州汪氏的科举之路 |
| 一 石塘桥汪氏 |
| 二 吴趋汪氏 |
| 三 钱塘寓苏汪氏 |
| 四 娄门汪氏 |
| 五 盘门梅家桥汪氏 |
| 六 东花桥巷汪氏 |
| 第二节 苏州汪氏的家族文化 |
| 一 家学传统 |
| 二 藏书文化 |
| 三 文化名人 |
| 第三节 苏州汪氏的社会网络 |
| 一 苏州汪氏的婚姻圈——以吴趋汪氏为例 |
| 二 苏州汪氏士人交游网络 |
| 第四章 苏州汪氏与近代社会政治变迁 |
| 第一节 苏州汪氏与地方社会 |
| 一 太平天国战乱与苏州汪氏——以吴趋汪氏为例 |
| 二 苏州汪氏与地方自治 |
| 三 苏州汪氏参与其他政治活动 |
| 第二节 汪鸣銮与清流帝党 |
| 一 从政经历 |
| 二 为大清择贤纳士，网罗人才 |
| 三“翁门六子”之首 |
| 四“公车上书”的幕后指挥 |
| 五 直谏上书，被革职永不叙用 |
| 第三节 娄门内东北街汪氏与晚清民初政局 |
| 一 娄门内东北街汪氏——外交官世家 |
| 二 汪凤瀛与《致筹安会与杨度论国体书》 |
| 三 汪荣宝与晚清民初的政治变革 |
| 四 汪东宝与辛亥革命 |
| 第五章 社会变革与苏州汪氏家族的教育转向 |
| 第一节 科举之废与汪氏士绅的出路 |
| 一 向商人转化 |
| 二 向报人转化 |
| 三 向自由职业者转化 |
| 四 向新式知识分子转型 |
| 第二节 苏州汪氏家族的教育转向 |
| 一 清末民国年间苏州汪氏从事文教活动实践 |
| 二 苏州汪氏后人与新中国的文教事业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清前期滇西云龙地区的盐井与地方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学术史回顾 |
| 第二节 选题意义与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云龙的地理环境与盐井开发 |
| 第一节 云龙地区的地理环境与地区开发 |
| 一、云龙地区的地理环境 |
| 二、云龙地区的开发 |
| 第二节 云龙五井的分布与经济影响 |
| 第三章 云龙井盐的产销与管理 |
| 第一节 历代盐法制度变化 |
| 第二节 井盐的生产 |
| 第三节 井盐的运销与管理 |
| 一、盐马古道与行盐地方 |
| 二、盐价与私盐 |
| 三、井盐的赋税管理 |
| 第四章 云龙盐井与地域社会：以村落及碑刻调查为中心 |
| 第一节 盐井与聚落 |
| 第二节 盐业与地域社会经济 |
| 第三节 科第文化 |
| 第四节 盐井与民间信仰 |
| 一、卤水龙王信仰 |
| 二、佛教、儒教和道教 |
|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1、盐业聚落散见碑刻目录 |
| 附录2、部分墓志碑刻目录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日本“中国明清史研究”新特点:地域社会论与年鉴学派（论文参考文献）
- [1]明清鼎革之初嘉定士绅侯岐曾的生活史 ——以《侯岐曾日记》为中心[D]. 朱亦灵. 南开大学, 2019(03)
- [2]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D]. 周新年. 华南理工大学, 2018(05)
- [3]简牍所见早期中国长江中游地区的逃亡现象与地域社会[D]. 章潇逸. 厦门大学, 2018(07)
- [4]失衡：雍正的治国之道与其实际偏差 ——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为视点[D]. 陈思祺. 南京大学, 2017(01)
- [5]宋代基层治理研究:概念、范式与方法[J]. 廖寅,骆忠军. 宋史研究论丛, 2015(02)
- [6]宋代基层治理研究:概念、范式与方法[A]. 廖寅,骆忠军. 宋史研究论丛 第17辑,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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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清前期滇西云龙地区的盐井与地方社会[D]. 金知恕. 复旦大学, 201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