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弗·米亚斯尼科夫教授来访（论文文献综述）
吕佳红[1]（2021）在《《俄罗斯汉学：口述历史（第一卷）》之博克夏宁A.A.访谈翻译报告》文中提出本文以《俄罗斯汉学家:口述历史（第一卷）》中博克夏宁A.A.的访谈部分为翻译材料和研究对象。翻译活动被看成从原语到译语的转换过程,重点是实现语词之间的对等。从语言单位的个体出发,语词是形式和意义的结合。翻译的核心不是形式上的对应,而是语义对等。从词汇系统的角度看,语言单位不仅具有自己的意义,还有独特的价值,这使得不同语言的等价词之间具有不同的词汇—语义结构。本文基于词汇—语义结构中的义位、意味和特用三个层级,分别论述它们对翻译过程的影响。本文研究表明,多义词的义位在翻译中具有重要地位,义位的选择关乎翻译的质量,义位的正确选择是研究的重点。多义词意味的选择也是本文探讨的主题之一。特用是赋予了词汇在词典之外新的意义,以适应译文语境,在翻译中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裴世东[2]（2019）在《《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文中提出本文以《夏鼐日记》为中心,通过对1966年以前夏鼐成长轨迹和学术历程的梳理,论述夏鼐建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考古学思想之过程。在此基础上,提炼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各个组成单元及其相应的形成轨迹和理论溯源。总结出夏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西方考古学理论与中国的考古工作实际相结合;积极引入最新的科学技术手段,与相关多学科实现交叉互动;执行严谨、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范式,并利用对考古材料多角度的审慎研究,努力复原古代社会情况与社会发展过程,进而达到阐明历史和人类的发展规律的目的,最终建立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考古学体系的考古学思想。绪论首先陈述选题缘由。夏鼐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界都享有崇高的地位,近年来学界关于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方兴未艾,但从深度和广度看,尚显不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以过程考古学理论为代表的“新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理论在欧美考古学研究中普及并得到广泛应用,而夏鼐从西方引入的文化-历史考古学研究方法仍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此外,中国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和技术同样沿袭夏鼐主持制定的田野发掘流程和规范;夏鼐关于中外考古交流和丝绸之路沿线考古研究的路径,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尤其是构建“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次阐述本文以1966年为时间节点的原因。夏鼐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初步形成于1966年,同时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特殊阶段,而考古学属于历史学科的组成部分,因此这十七年间史学的发展状况对考古学发展影响较大。最后对学术史进行了回顾,一是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二是与夏鼐学术思想相关的埃及学、科技史和中西交通史等领域为切入点的研究。第一章,论述夏鼐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建立过程,及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的考古学实践的具体路径。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建立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萌芽期（1920-1931）、过渡期（1931-1949）和形成期（1949-1966）,最终成长为能够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考古学研究的学者。在萌芽阶段,夏鼐主要受“新文化运动”和“左倾”文学思潮影响,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唯物论和实践论思想;在过渡阶段,夏鼐对国民党政权的腐朽统治日益失望,对共产党逐渐产生好感L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政治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陆续展开,夏鼐经历了三次思想飞跃,成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学者。在此期间夏鼐积极参与政治学习,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开展学术研究,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参与考古学培训教育班,主持学术会议并拓展考古学的公共宣传等。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形成为其考古学思想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指导。第二章,详细论述了夏鼐留学英国,并将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引入国内,指导中国考古学实践的过程。第一节梳理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脉络;第二节通过夏鼐学习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具体过程,指出夏鼐在留学归国之前已经基本掌握文化-历史考古学理论和当时最先进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第三节叙述了 1949年前夏鼐的两次主要考古实践活动。其一是《考古学方法论》的学术讲座,这是夏鼐关于考古学相关概念和内涵的第一次厘定,其二是在西北地区开展的田野考古发掘,纠正了安特生关于甘青地区史前文化年代序列的某些错误结论,是夏鼐第一次全面将西方考古学理论、田野发掘技术与中国田野考古发掘结合的范例。最后,通过1949年后夏鼐主持的历次考古发掘,证明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实现了以文化-历史考古学为代表的西方考古学理论和田野发掘方法在中国的成功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的中国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内涵。第三章,论述夏鼐提倡新科技手段、多学科交叉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夏鼐在出国留学前,对以生物、机械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技术兴趣浓厚,成为其对科技和多学科综合应用关注的渊源。赴英留学期间,夏鼐见证科技手段在考古学领域应用。回国后,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没有充足的资金和技术开展大规模相关技术应用,但是夏鼐凭借其对科技考古发展前景的判断,优先支持建立了碳十四实验室,为中国史前文化年代框架的制定奠定了技术基础。夏鼐推动其他学科与考古学的综合研究源于他长期以来对多学科关注,也归因于夏鼐在埃及考古学研究中的现实需要。1949年后,在有限条件下,夏鼐积极主持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纺织学、数学、地质学、化学、物理学甚至解剖学等多学科合作,在出土器物研究、成分鉴定等多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夏鼐考古学思想中的最具特点的组成部分之一。第四章,论述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反映夏鼐考古学思想初步确立的三个方面内容。共三个方面内容。首先是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夏鼐先后两次阐释了考古学文化命名问题,初步统一了中国考古学界对文化命名问题的认识,有力地推动考古学研究,尤其是史前考古学的健康发展;其次是总结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六个方向,从人类起源和在我国境内居住时间,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发展和人类经济生活,古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国家的起源和城市发展,精神文化（艺术、宗教、文字）起源和发展,汉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六个方面拟定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方向;最后,夏鼐努力推动中外考古交流,实现考古学与世界学术潮流的同步发展。结论中,将1966年前夏鼐关于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形成的过程和理论内涵以更清晰、简明的表达进行总结;通过对夏鼐“文革”复出以后继续推动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努力的阐述,包括对考古学系统概念的定义,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新课题及对中国考古学的展望等,体现了夏鼐考古学思想存在前后相继的历史联系。夏鼐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秉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事实原则的唯物论,尊重历史和人类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制定考古研究的方针、政策和具体的规划,根据考古学研究成果进一步充实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内涵。
艾苏[3]（2019）在《走向和解的“小步”:苏联对华公共外交（1978—1985）》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苏中两国内外政策的逐步调整,双方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也在逐渐降低。此时,两国领导人越来越多地考虑到经济和政治上的因素,因而趋向于赞成缓和。双方出于基本的谨慎,同时考虑到世界均势的脆弱性,都认为有必要使用公共外交组织之类的方式来代替官方外交渠道,以进行初步的接触并试探对方。虽然这种外交接触实际上是通过大量的组织和人员提供的各种方式实现的,但是本文的论述对象仅限于主要从事公共外交的苏中友好
张冰,Н.А.沙莫伊洛夫[4]（2018）在《俄罗斯东方学的发展历程》文中研究指明历史上形成的俄罗斯东方学是门综合性的跨文化研究的基础应用学科,特指俄罗斯对亚非各国,以及地理上属于欧洲大陆的一些地区（鞑靼斯坦共和国、卡尔梅克共和国等等）进行的历史、语言、文学、艺术、哲学、经济、法律、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国际关系等各方面的基础应用研究,是俄罗斯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本文主要梳理阐释俄罗斯东方学的发展进程,以期揭示其悠久的发展历史和独特的发展内涵。
回云崎[5]（2017）在《18世纪初至20世纪初俄国乌拉尔冶金业研究 ——以黑色冶金业为例》文中指出乌拉尔作为俄国现代化冶金业发源地及中心,在俄国工业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18世纪初,乌拉尔凭借自然资源优势、强制性农奴劳动等因素使冶金业发展形成规模,满足了国家军事订单,冶金产品远销海外。19世纪上半期乌拉尔冶金业虽在技术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农奴制体制阻碍技术变革,降低劳动生产消耗率,加之木炭燃料无法转变为矿物燃料,增加产品生产成本,使乌拉尔冶金业发展节奏变慢,从而失去了海外市场的优势,不得不重新制定针对国内市场的方针。1861年改革后,乌拉尔冶金业进入全新发展阶段。表现为技术变革速度加快,蒸汽机、新式高炉和机械设备的广泛应用,冶炼技术突飞猛进,出现了贝氏转炉和平炉炼钢法,加速了乌拉尔冶金业从工场手工业向现代化工业的转变;生产集中化程度加强,大型工厂工人数量增多。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成果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扩大了乌拉尔冶金业的市场。19世纪末,俄国工业进入高涨时期,在机器制造业发展和铁路建设方面乌拉尔冶金业功不可没。这一时期股份制、辛迪加等新的经济组织形式出现改变了冶金业的行业面貌,使其更经济结构更接近垄断资本主义形式。尽管乌拉尔冶金业建立在封建生产关系基础之上,但冶金业的建立和完善为俄国积累了大量资本,从而促进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此外,乌拉尔冶金业发展推动了俄国工业化进程、推进了俄国城市化进程,促进新的运输形式出现,增强了俄国的军事实力,同时也加快工人阶级形成。乌拉尔冶金业的发展加速了俄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的转变。
李明滨[6]（2017）在《走进俄罗斯汉学研究之门》文中提出一、大学时代打下的基础我在俄文大普及年代考入北京大学。为了建设新中国,学习苏联经验,需要大量的俄文人才。先师曹靖华教授主办的俄罗斯语言文学系独具特色,重在培养文学翻译,这同我的文学爱好志趣相符,我非常高兴。心想学成以后也要像曹先生一样,翻译俄罗斯文学作品。俄文系依据培养目标设置课程,除了本系专业各门课齐备外,还列入了中文系和外文系应该
楚盛男[7]（2017）在《19世纪下半期俄国刑事司法制度研究 ——以托尔斯泰的《复活》为线索》文中研究指明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俄罗斯最伟大的作家和思想家之一。他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已经是举世公认,但是他对于法律的认识,以及他的作品所展现的那个时代的法的历史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发表于1899年的长篇小说《复活》是托尔斯泰后期所有叙事作品中最受关注的,被视为他的晚期代表作,也是他涉法文学作品中最着名的一部。本文是以托尔斯泰的文学作品《复活》为基本分析材料,对19世纪后半期俄国刑事司法制度进行研究。从研究类型上来说属于“法律与文学”中的一个分支“文学中的法律”,这一分支中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种是法理学解读,另一种是对文学中所包含的具体法律问题和法律现象的历史研究。本文的研究类型属于对文学中所包含的具体法律问题和法律现象的历史研究。研究某段历史,可以通过多种视角以接近客观实在。因为“按照视角主义的观点,任何人都不会直接观察到作为实在本身的实在,而以他们自己的倾向性来接近实在,其中含有他们自己的假定和先入之见。”本文拟分六章:第一章为什么选择托尔斯泰的《复活》,突出他是一个忠实的历史记录人,受托尔斯泰和沃尔康斯基家族记笔记和日记的传统影响,他养成了持续一生记日记的习惯;他懂法。他在大学里接受过系统的法学教育,曾经认真研究过国家法律和法学理论。他有过法律实践经验,担任过治安调解员、陪审员,为农民写过诉状,充当过辩护人;他是一个伟大的作家,而且有保持六十年的记录习惯,其创作的源头基本都可以追溯到他的笔记。超强的写作能力和持久的记录习惯使他的文章在细节方面失真程度相对更小,对细节的还原能力更强;他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拥有非常难能可贵的诚实品质,不会因为不喜欢某些人或某些事而故意编造故事加以诋毁;淡泊名利使他不会患得患失,能够勇敢地表达真实;他是一个典型的俄国知识分子,虽然始终属于统治阶层的一分子,但是基本站在政府的对立面,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这决定了他不会刻意美化政府。这些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托尔斯泰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法律历史的记录者。《复活》是托尔斯泰以真实案件为基础创作的长篇小说,其基础情节来自在彼得堡区法院任检察官的科尼经办的一个真实案例。为使小说真实可信,托尔斯泰除了阅读大量案件的原始档案材料,搜集各种案件的新闻报道,还深入实地调查研究。他自己担任过陪审员,还曾经做过辩护人。在写作过程中曾多次到法院旁听,访问律师、法官等。为了清楚了解犯人们的生活,他甚至想方设法走访监狱。还请典狱长到自己家来校样,对小说的许多不真实的细节进行修改。《复活》中的法官、狱吏、革命者、男女犯人等形象,都是作家在实际生活中汲取而来。真实的故事、真实的人物原型以及自己深入生活的经历,是作品中那些细致入微描写的客观性的保证。托尔斯泰在小说中对细节的苛求还体现在情节发生时间的限定以及同时代背景相符合的各种制度、事件等方面。经我们考证:《复活》中玛丝洛娃被诉投毒致死案发生和审判的时间是1889年4月28日。另据我们初步统计,《复活》中涉及刑事司法制度、民事司法制度和当时各种社会管理制度的案例50,并制成表格。这些案例它们不仅对于我们研究帝俄末期社会状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也使我们从法律史角度对《复活》进行探讨成为可能。第二章睿智的先知还是迂腐的遗老——托尔斯泰政治法律思想,系统论述了托尔斯泰主义及在政治、法律方面的体现。托尔斯泰作品中所表现的观点和思想被称作“托尔斯泰主义”。虽然被称为“主义”,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形成思想体系,这主要是因为他本人并不热衷于此。“托尔斯泰主义”可简要概括为三点:即勿以暴力抗恶、道德自我完善和爱。作为托尔斯泰主义支柱之一的“勿以暴力抗恶”在其政治思想中占据中心位置。托尔斯泰的政治思想主要包括:暴力是一切国家（政府）的基础,国家（政府）建立于暴力基础之上,靠暴力来维系;维系国家（政府）的暴力不仅是简单和赤裸裸的镇压,暴力的制定者还借助于“催眠”、“迷醉”把人民变成暴力的同谋;民主国家仍然没有摆脱暴力,立宪民主制实质上是“立宪奴隶制”。他认为,当代社会的恶就在于暴力的使用,要想实现真正的自由和人的解放,就必须在任何情况下都停止使用暴力。托尔斯泰主张通过非暴力形式消灭政府以实现自由和解放,因此他对当时俄国的无政府主义、革命分子的主张及社会主义都不赞同。从现实来说,他对暴力、对政府的完全否定显然过于极端,但是我们不得不钦服早在一个多世纪前他对西方式民主危机的深刻洞察。托尔斯泰法律思想的核心是他的自然法思想,“法”在托尔斯泰这里被分成上帝的法律和人的法律,他有时也会使用自然法来指代上帝的法律。上帝的法律在托尔斯泰的政治法律思想中占据着核心地位,所有对人的法律的批判都是以上帝的法律为对照,所有新世界的展望和想象都是以上帝的法律为模板。他认识到人的法律与暴力的密不可分,并由反对暴力进而得出反对一切人的法律的结论。人的法律是对上帝的法律的否定,上帝的法律和人的法律不可能同时被遵守,服从一个必然是对另一个的放弃。人的法律不可能赋予人们自由,只有完全而且仅只服从上帝的法律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他按照犯罪的原因将“犯人”分成了五类:第一类是根本无罪的人,是法院错误的牺牲品。第二类是在如愤怒、嫉妒、醉酒等特殊情况下激情犯罪的人。第三类是那些完成了某些在他们自己看来很平常的行为,但是这些行为在立法者眼中应当受到惩罚的人。第四类是因为“在道德上高于社会平均水平才被列为犯罪的人”。第五类是一些几乎在任何社会都会认为是“堕落和败坏的”人,也即龙布罗索所称的“犯罪型”。托尔斯泰认为,现代社会对罪犯的改造手段如监禁、流放是根本无益、无效的。通过惩罚坏人来使其他人幸福是国家制度的迷信。如果不先拯救灵魂,那么一切辅助帮教措施都不可能获得实效。第三章改革的父与子——《复活》的时代背景,对亚历山大二世的司法改革和亚历山大三世的“反司法改革”进行了论述。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进行了自上而下的农奴制改革,俄国农奴制的废除使司法改革的必要性立即凸显出来。1864年11月20日,沙皇正式签署法令,颁布了《司法法令》。俄国司法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使俄国落后的司法体制面目一新,甚至在很多方面直到今天仍影响甚巨。俄国司法的变化主要有:1.司法独立是司法改革确定的最重要原则,也是俄国司法制度的最重要改变。2.大部分案件实现了审判公开。审判公开不仅能够促进司法公正,还有助于人们尊重法律,意识到法律的权威,增强人们对法律的认知,有利于预防犯罪,降低犯罪发生率。3.民事和刑事诉讼采用抗辩式诉讼的原则。4.建立陪审制和律师制。亚历山大二世这些改革措施带来了经济迅猛发展,却没有带来社会稳定。整个社会暗杀活动盛行。被誉为“解放者”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改革之后就经历了数次暗杀。终因重伤,不治而逝。从改革实施后的60年代后半期到80年代初,陷入恐怖主义泥潭的俄罗斯国家和社会几乎处于瘫痪状态,这些严重阻碍了改革的正常推进。“3月1日事件”后亚历山大三世对于改革的调整力度明显加大。1881年4月29日新沙皇发布诏书《君主专制不可动摇》,该诏书被认为从法律上宣告了俄罗斯帝国转向反动。19世纪80-90年代的“反改革”在几个方面进行:实施司法、土地、城市反改革,收回民众教育领域一部分自治权,加强出版检查,限制少数民族的权利等。如今在史学界对反改革政策的评价已经发生了不同于苏联时期观点的变化。亚历山大三世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是考虑到19世纪70-80年代之交俄罗斯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法律状况下对亚历山大二世自由主义方向的修正,通过对司法体系进行必要“改进”以达到某种“和谐”,目的是恢复国家法制、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而不是恢复陈腐的封建俄罗斯。在近些年出版的一些俄罗斯历史专着中对19世纪80—90年代只以时间划分,不再使用反改革之名。第四章19世纪下半期帝俄刑事司法制度,对1864年司法改革前和改革后的刑事司法制度进行了对比论述。经给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等数代沙皇在司法制度方面的改革,到1864年司法改革前俄国刑事司法制度基本情况如下:1.初审司法机关:乡和村农民特别法院是国有农民的初审司法机关,负责审理农民的小额诉讼和轻微犯罪,其他等级的初审司法机关是县法院。2.二审司法机关:每个省设高等刑事法院和高等民事法院,作为二审司法机关。3.最高司法机关:参政院是帝俄时期的最高司法机关,根据上诉和申诉程序处理各类案件。1864年11月20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向参政院下令,向全体俄罗斯臣民宣告司法法令生效。司法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俄国司法机关结构、诉讼法,还部分改变了实体法。司法法令体现了现代司法制度原则:司法独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口头诉讼、审判公开、辩论式诉讼;无罪推定等。司法改革后的刑事司法体系如下:1.在县和城市中设置治安法官,负责处理轻微刑事案件。由一个司法区的全部治安法官组成治安法官大会是治安法官判决的上诉机关。治安法官大会的判决是终审判决。只有当出现治安法院在案件审判中违反了程序规定或者错误适用了实体法律时,才有可能向参政院进行申诉。2.普通刑事司法机关:不属于治安法院管辖的刑事和民事案件由区法院审理。区法院、高等法院、参政院刑事申诉厅组成普通刑事司法机关。司法改革确立的各项原则、制度基本保持到帝国末期,但也有一些偏离了改革初期的原则。在司法制度中也出现了向自由主义方向倾斜的变化。第五章19世纪下半期的陪审制度和律师制度,因为陪审制及律师制被认为是俄罗斯19世纪下半期司法改革最重要的制度,在小说《复活》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所以列专章论述。俄罗斯司法体系中加入陪审法庭的设想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就已提出,直到19世纪60年代司法改革才得以实现。陪审法庭在俄国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确立到收缩再恢复的过程。彻底摧毁陪审法庭的不是沙皇,而是1917年十月革命。司法法令中对陪审员有相当详细的规定,包括担任陪审员的资格、陪审员的产生方式、陪审员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等。19世纪下半期俄国社会对陪审制的争论激烈。社会上对陪审制的质疑和反对主要集中在两点:1.农民成为陪审员的主体。2.较高的无罪判决率和判决结果的不可预见性。这些质疑使陪审法庭在19世纪末险些被废除,科尼是陪审制的主要的坚定的扞卫者,他为陪审员制度的出色辩护决定了陪审制在俄国的保留。在《复活》的许多情节中都出现了律师的身影,虽然托尔斯泰对于其中出现的几位律师基本是持否定或者不喜欢的态度,但是从他的描写中读者仍然可以客观地认识到律师在司法生活中的重要作用。1864年司法改革以前,现代意义上的律师制度在俄国并不存在,充其量不过是律师制度的雏型或萌芽。亚历山大二世开始时对律师制度十分排斥。康斯坦丁大公对开明官僚以及西方司法模式的支持成为最终坚定亚历山大二世将西方司法制度引入俄国决心的重要因素。司法改革在俄国确立的律师制度主要是移植自西欧,但其中加进了许多不同的内容。俄国律师除了“宣誓代理人”,还包括私人代理人、司法部门候补人员和宣誓代理人助理。律师管理由宣誓代理人委员会和高等法院负责。在沙皇专制制度下,律师是个人权利的重要维护者。在刑事诉讼中表现尤为明显,代表个人的律师勇敢地站在代表政府的公诉人的对立面,为避免个人基本权利受到政府侵害而抗争。但是,律师的这一功能经常并不为社会承认,社会形象不佳。对律师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律师群体的人品差、素质低、收费高等方面。19世纪70年代是俄国律师的短暂春天,当时发生的一些政治性案件的审判,俄国律师通过自己的精彩辩护,使被告人获得了自由,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才学与人们希望看到的正义。但1878年查苏里奇案之后不就,政府颁布法令将政治案件交由特别法庭审理,律师们失去了这一能够迅速扩大影响的舞台。司法改革所创建的现代律师制度对帝俄晚期的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律师制度推动帝俄国家法治;律师制度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律师制度的建立帮助提高民众法律意识。第六章普通刑事司法程序——以《复活》中材料为例,本章主要利用《复活》小说中涉及到的相关案例来对照19世纪下半期帝俄相关法律。小说情节主线是玛丝洛娃被控毒杀商人斯梅里科夫一案从审判到执行的过程。小说分为三卷,从刑事司法角度来看,恰是本案的三个阶段,即审判、申诉及判决执行。通过对照可以发现,19世纪下半期的俄国各级司法官员基本是严格依照法律行事。为了进一步印证托尔斯泰在《复活》中对玛丝洛娃案审判过程与真实场景的吻合程度,还通过一个真实案件查苏里奇刺杀特列波夫案的审判过程实录进行对照。查苏里奇案在帝俄司法史上被看作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案件,它被称作是陪审法庭审判的顶峰,也是陪审制的转折点,在查苏里奇被宣判无罪之后不久,沙皇政府就颁布法令进一步限制陪审法庭的适用范围,从此,基本上再没有政治性案件由陪审法庭审理的情况出现。一旦刑事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就应当立即进入执行程序。俄国的刑罚体系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中。1832年《俄罗斯帝国法律汇编》首次把刑罚分成10类。1885年对《刑罚与感化法典》进行了修订,但仍然没有改变帝俄刑罚制度的严酷性,包括:死刑、政治死刑、褫夺公权、身体刑、劳役、流放、充军、剥夺自由刑、罚金刑和查封动产收归国库以及教会刑。《复活》中涉及最多的刑罚当属苦役、流放。涉及到的其余刑罚还包括死刑、身体刑、监禁。俄国的西伯利亚流放和苦役举世闻名,西伯利亚流放开始于16世纪末的“铜钟流放”,17世纪下半叶开始,出于经济原因西伯利亚流放逐渐成为政府强制移民发展西伯利亚经济的手段。到18世纪末,流放体制愈加混乱,流放刑罚的适用具有极大不确定性和随意性。19世纪,流放犯的人数急剧增加。流放包括不同种类,有固定的执行程序。普通刑事犯的流放同政治犯的流放有所不同,政治犯的待遇要明显优于普通刑事犯。《复活》中玛丝洛娃虽然属于普通刑事犯,但由于聂赫留朵夫的帮助,她在流放途中主要是同政治犯同行,故主要论述政治流放。
刘振宇[8]（2014）在《外交与留学：晚清留俄教育研究》文中指出如果把近代中国人留学史比作一首气势磅礴、波澜壮阔的交响乐,那么留美、留日、留欧等具体留学活动则是构成这首交响乐的各部华彩乐章,它们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共同谱写出近代中国学子为求国强民富而负笈海外、刻苦求学的一幕幕动人故事。作为近代中国人留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留学苏（俄）史是学界较为关注与研究的重点内容,其中又尤以20世纪20年代与50年代的两次留苏热潮为重中之重,有关学术成果层出不穷,而晚清时期的中国人留俄活动则是留学苏（俄）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学界关注甚少,相关研究亦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以晚清时期的中国人留俄活动作为研究对象,在占有与使用大量档案史料与各类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学、国际关系学、教育学等学科的理论及多种研究方法,从全新的中俄外交关系与文化外交的视角出发,对晚清时期留俄教育的起因、发展演变过程、学生状况、学习内容、管理体制等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对其作用与历史影响予以重新审视和评价,并着重分析了中俄外交关系与文化外交对晚清留俄教育的重大影响,以及晚清留俄教育对当代中俄教育交流乃至文化外交具有的启示与借鉴。本文结构大体如下：第一部分是绪论。本章主要阐述了选题缘由和研究现状,阐释了本选题的研究意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对本文涉及的相关核心概念进行了界定,并指出本选题的可能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二部分是第一章。本章主要分析了晚清留俄教育产生的历史基础与动因,并对本选题研究应用的文化外交理论进行了阐述。具体而言,晚清留俄教育的产生与发展,是建立在中俄外交关系形成的基础之上,并深受两国对文化外交的不同理解及具体政策实施的直接影响。自17世纪中俄外交关系建立后,中国与俄罗斯在处理两国关系方面即表现出明显差异性,特别是在文化教育交流活动上更是如此。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俄国通过派遣宗教使团、留学生、交换书籍、汉学研究、汉满蒙语教育等方式积极开展对华文化教育交流,而清政府则仅仅在俄语教育上稍有建树,表现可谓消极。借助文化外交理论进行分析即可发现,中国与俄罗斯在外交传统与现实利益诉求方面的差别,导致了其时中俄文化教育交流不平衡局面的出现。基于对外扩张传统与寻求更多在华利益,俄国为深入了解中国而积极开展多种对华文教交流活动,试图利用文化外交手段达成目标；出于保守外交传统与防范沙俄入侵的目的,清政府则在对俄文化外交上采取防卫策略。中俄两国在文化外交上的不同认识与策略,最终决定了晚清留俄教育的性质、起源及发展走向。第三部分是第二章。本章主要阐释了晚清留俄教育的起步与早期发展状况。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为应付日益严峻的外交局面与顺利办理外交事务,开始建立外语教育机构培养通晓外国语言的学生。俄语教育借此时机获得一些发展,培养出一批能够掌握俄文俄语的学生,这就为晚清留俄教育的起步创造了必要条件,提供了人力支持。随着清政府陆续向西方列强派遣各类外交使团,掌握俄语及其他语言的中国学子得到了赴俄国实地学习考察的机会,借此时机锻炼语言与外交技能。由是,晚清留俄教育开始起步,“随使游历”、“住馆肄业”、“官员游历”等不同类型的早期留俄活动就此相继诞生,并在学习性质、学习过程、学习内容等方面表现出别具一格的特点,体现了晚清留俄教育在发轫阶段的特殊性。第四部分是第三章。本章主要阐述了20世纪初留俄教育步入正式化阶段后的发展状况,重点探讨了这一时期官费、自费留俄教育的演变过程、留学情形、管理体制的确立与运行等内容。伴随着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人留学教育发展的大趋势及中俄关系的发展,留俄教育亦一改此前的非正规形式,转而开始正式化,官费、自费等不同类型的留俄教育渐次兴起,留俄学生人数大幅增加,不仅分布于俄国的圣彼得堡及远东、中亚地区的部分城市,还在俄国实际控制下的中国领土出现,展演了中国人留学史上最为特殊的一幕。留俄教育的正式化,也对清政府的留俄教育管理提出更多要求。因此,留俄教育管理体制随清政府对留欧教育的管理而逐渐成型并最终独立存在。第五部分是第四章。本章主要探讨了晚清留俄教育的结局、意义、特点与历史影响。清王朝覆灭后,晚清留俄教育的发展进程虽受到一定影响,但由于自身特点而未致中断,于民国初年仍旧延续,留学管理的职责亦由地方接手,直至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才宣告终结,留苏教育随之开始兴起。基于晚清留俄教育起源的特殊性,其不仅在留学生派遣、选读专业、留学政策、学业生涯、学生任用等方面具有与留学其他国家教育截然不同的特点,而且通过培养的留俄学生对中俄外交关系以及中国国内政局产生了直接的、突出的作用。这些都充分反映出本选题的主旨,即中俄外交关系与文化外交策略对晚清留俄教育具有决定性影响。第六部分是结语。本章主要在总结晚清留俄教育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力求以此为借鉴,对当代中俄如何开展留学教育乃至文化交流活动,促进中俄关系的不断发展与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提出个人的一些思考与建议。
罗安娜（Ana Ropot）[9]（2013）在《论尼·米·斯帕塔鲁及其着作对18-19世纪中俄及中欧关系的影响》文中提出中国和俄罗斯是两个超级大国,在历史的进程中曾有一些冲突,但总是设法找到明智的解决方法,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尼古拉·米列斯库是第一位在两国间进行了有效沟通的大使,本文试图从他的生平事迹,文学遗作,尤其是访华前后两国间的国际形势出发,以他的代表着作《旅华日志》和《中国漫记》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其个人及其着作对18世纪至19世纪中俄关系乃至中欧关系的影响。两国关系的第一个已知记录发生得相当晚。在15世纪中期到16世纪初期,两个国家的人都到达了西伯利亚地区和黑龙江流域（俄国称阿穆尔河）,两国进行了首次接触。在马可·波罗的游记中,俄罗斯被描述为中国北方的一个黑暗的未开发的国家。俄罗斯和中国的人因争夺西伯利亚地区的领土而发生冲突。因此俄国沙皇决定派遣一个外交使团来到北京,讨论友好经济合作的可能性,并解决边境地区的领土争端。1654年费奥多尔·巴伊科夫作为第一个大使被俄罗斯帝国派往中国,但是由于文化差异和沟通障碍,两国之间甚至还没有配备翻译人员,他没有完成使命。这种情况被着名的摩尔多瓦学者尼古拉·米列斯库·斯帕塔鲁的到访所改变,他在1675年至1678年间被派遣到中国。由于他的到访,双方找到了可以进行沟通的语言,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他的到访帮助双方在1689年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永远改变了中俄历史的发展进程。尼古拉·米列斯库·斯帕塔鲁不仅是一个文化大使,而且是一位学者、科学家、语言学家和地理学家,他是第一个详细描述西伯利亚地区和中国北方地区的欧洲人,为俄国的商人找到了一条新的去往中国的最短和最安全的通道。他还是第一个向俄国沙皇提供亚洲政治问题建议的人,在沙俄的Posolskii Prikaz（对外事务部门）工作到生命的尽头,参与了许多的国际谈判和条约的签订。虽然由于俄国沙皇写给中国清朝皇帝的国书被退回,尼古拉·米列斯库·斯帕塔鲁的外交使命并没有成功,他还是成功写下了关于他的中国之行的书,其中《旅华日志》和《中国漫记》给他带来名气的同时,也让中国这个神秘世界为西方世界所知晓,直到今天读来都让人倍感钦佩。
赵禹冰[10]（2013）在《新时期美学译文中的“现代性”概念研究（1978-1992）》文中研究说明“现代性”问题是近年来中国学术界众说纷纭的热点话题之一，关于现代性内涵、边界与理论渊源地考察和讨论，以及这些讨论所产生的分歧表明，要弄清这个概念的来龙去脉，最切实际的方法就是返回它被译介、引进到汉语学术体系的历史语境中，在动态的历史现场中考量“现代性”概念的本义及其在译介、使用过程中的意义转换。考察新时期美学译文中的“现代性”概念；寻找现代性思想和理论离开其原产地传播到中国文化情境后的种种“遭遇、变形、调适、重组与再造的过程及其规律”；探讨此一概念在中国学术语境中“起承转合”的理论命运问题；并进而对新时期中国美学得以形成的系列理论命题进行较为详尽的言说与阐释，是本文的主旨所在。论文主体分为五章：第一章主要回顾了新时期以前中国美学领域对“现代性”的译介情况。“现代性”之进入中国学界，最早可追溯至上世纪二十年代，“二周”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本里发现了“现代性”，作为判断艺术优劣的标准，它是真理，并永不过时；三十年代卢勋借日本学者三木清之手将尼采所“厌恶的现代性”介绍进入中国，“现代性”的危机初次显现；四十年代，袁可嘉将西方“现代性”言说中关于“都市现代化”、“现代都市体验”及现代文明反思等问题译介进来，明确概括了“审美现代性”之特征；解放后，“十七年”间受苏联文艺理论系统的影响，人民性、革命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内涵为“现代性”赋予了新的“光环”，它又成为了衡量一切艺术形式的“唯一”标准。第二章对新时期翻译及讨论“现代性”的现场进行还原。重点考察新时期三大译丛——“美学译文丛书”、“走向未来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不约而同地将有关“现代性”讨论和争鸣的资料视为学术关注点的原因。另外，以《世界美术》杂志为个案，梳理中国当代艺术领域对现代艺术、后现代艺术的接受与实践过程，希图提供对美学译文中的“现代性”概念和西方现代派艺术的“现代性”思考进行横向比较分析的历史背景。第三章从中国八十年代早期的美学译文中发现“现代性”概念内涵发生变化的征兆。人们对“现代性”的绝对合法性产生了怀疑，此概念中的“新”、“先锋”、“革命”等内涵，伴随着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弗洛伊德等人对直线演进的历史时间观的批判而瓦解。当现代性的历史被证明不是直线前进的过程，现代性成为了一种与过去有着本质区别的艺术观——传统成了先锋——这打破了现代性关于新和独创性的概念范畴。第四章现代性概念中有关“都市现代生活的体验”随着波德莱尔和本雅明作品的译介再次进入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本雅明笔下的“现代生活”被看作是都市化的、基于工业生产的并具有社交流动性，性质由资本或一切皆可进行财富交换的观念所界定。这为新时期以来的“现代性”研究扩展了方法论和批评视野，对“现代生活”的体验已不仅仅是诗人们的抒情内容，它已变成每个“现代人”对正在改变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特性的回应。波德莱尔对“现代性”的经典定义，以及他所提出的“新的美学”问题，后来成为本雅明哲学的理论构架。波德莱尔和本雅明强调“光晕的丧失”是新艺术产生的历史机遇，现代性失去了权威性，这为新时期中国学术界对“权威”和“学院派”的批判和争议提供了理论背景。第五章考察“现代性”在后新时期、新世纪成为研究热点的原因，这基于新时期中国学界对贝尔、詹姆逊、韦伯、哈贝马斯和利奥塔等人的后现代理论文本的大规模翻译与介绍。在中国，“现代性”成为热点是后现代理论回溯的需要。两次“后现代主义”学术研讨会的举行证明中国理论界和学术界对“现代性”话语实践和理论反思，在新时期结束之际已然展开。结语对“现代性”问题之所以最先为文学、艺术领域所关注，最集中地反映到美学译文中进行了反思。
二、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弗·米亚斯尼科夫教授来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弗·米亚斯尼科夫教授来访（论文提纲范文）
（1）《俄罗斯汉学：口述历史（第一卷）》之博克夏宁A.A.访谈翻译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Аннотация |
| 前言 |
| 第一章 翻译过程描述 |
| 1.1 译前准备 |
| 1.2 工具书的使用 |
| 1.3 翻译质量控制 |
| 1.4 翻译时间计划 |
| 第二章 词的词汇—语义结构 |
| 2.1 多义词概述 |
| 2.2 义位 |
| 2.3 意味 |
| 2.4 特用 |
| 第三章 翻译案例分析 |
| 3.1 义位与翻译 |
| 3.2 意味与翻译 |
| 3.3 特用与翻译 |
| 第四章 翻译实践总结 |
| 4.1 心得体会 |
| 4.2 翻译经验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2）《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 |
| 一、选题原因 |
| 二、1966年时间节点的设定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一、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 |
| 二、对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注释规范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注释规范 |
| 第一章 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分期与实践途径研究 |
| 第一节 萌发时期(1920-1931) |
| 第二节 过渡时期(1931-1949) |
| 第三节 形成时期(1949-1966) |
| 第四节 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实践途径 |
| 小结 |
| 第二章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 |
| 第一节 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发展过程 |
| 第二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 |
| 第三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在中国的实践(1941-1949) |
| 第四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在新中国的实践(1949-1966) |
| 小结 |
| 第三章 夏鼐与新技术、多学科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 |
| 第一节 新技术在考古学应用 |
| 第二节 夏鼐与多学科考古学研究 |
| 小结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初步建立 |
| 第一节 中国考古学体系的提出 |
| 第二节 规划中国考古学发展方向 |
| 第三节 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 |
| 第四节 推动中外考古交流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一: 夏鼐阅读书籍目录 |
| 附录二: 夏鼐阅读期刊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3）走向和解的“小步”:苏联对华公共外交（1978—1985）（论文提纲范文）
| 一、苏联对华公共外交的诞生 |
| 二、“小步走”外交的初次尝试 |
| 三、外交部与友好协会:外交大合唱 |
| 四、重建桥梁 |
| 五、结论 |
（4）俄罗斯东方学的发展历程（论文提纲范文）
| 一、研究东方的初始阶段 |
| 二、18世纪的东方学研究 |
| 东方传教士团活动是俄罗斯东方学最早的重要组成——实用东方学。 |
| 俄罗斯使团中产生了许多着名的东方学家。 |
| 西欧东方学在俄罗斯东方学创立之初便成为其重要的内容之一。 |
| 三、19世纪的东方学研究 |
| 东方学成为俄罗斯学术的重要部分, 东方学学科开始设立, 东方学学院派开始形成。 |
| 俄罗斯东方学学科形成的标志——尼·雅·比丘林。 |
| 19世纪下半叶初, 俄国东方学研究中心彻底转到了圣彼得堡。 |
| 四、十月革命后的东方学 |
| 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奥登堡院士。 |
| 俄罗斯阿拉伯学学派创使人克拉奇科夫斯基院士。 |
| 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方学的发展 |
| 六、1990年代以来的东方学 |
（5）18世纪初至20世纪初俄国乌拉尔冶金业研究 ——以黑色冶金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国内研究现状 |
| 2.国外研究状况 |
| 三、论文的基本结构、研究方法，创新和不足 |
| 1.论文的基本结构 |
| 2.研究方法 |
| 3.创新和不足 |
| 第1章 俄国乌拉尔冶金业的形成与发展 |
| 1.1.乌拉尔冶金业形成与发展的条件 |
| 1.1.1.乌拉尔冶金业形成与发展的自然条件 |
| 1.1.2.乌拉尔冶金业形成与发展的技术条件 |
| 1.1.3.乌拉尔冶金业形成与发展的社会条件 |
| 1.2.乌拉尔冶金业特征 |
| 1.2.1.乌拉尔矿区的形成特征 |
| 1.2.2.乌拉尔在俄国冶金业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 |
| 第2章 俄国乌拉尔冶金业的技术变革 |
| 2.1. 18 世纪至19世纪中期乌拉尔冶金业技术的发展 |
| 2.1.1.工厂建设与动能技术 |
| 2.1.1.1.乌拉尔冶金工厂建设 |
| 2.1.1.2.乌拉尔冶金工厂的水力动能 |
| 2.1.1.3.蒸汽机的采用 |
| 2.1.2.高炉生产和冶炼生产 |
| 2.1.2.1.高炉生产 |
| 2.1.2.2.冶炼生产 |
| 2.1.2.3.铸造 |
| 2.1.2.4.钢铁生产 |
| 2.2.改革后至20世纪初乌拉尔冶金业的技术变革 |
| 2.2.1.燃料和动能 |
| 2.2.1.1.燃料对冶金业的影响 |
| 2.2.1.2.动能的发展变化 |
| 2.2.2.高炉生产和冶炼生产 |
| 2.2.2.1.高炉技术进步 |
| 2.2.2.2.冶炼技术变革 |
| 2.2.2.3.钢铁生产 |
| 第3章 乌拉尔冶金业发展的劳动力因素 |
| 3.1.乌拉尔冶金业劳动力的形成及矿区的发展 |
| 3.1.1.乌拉尔冶金业劳动力的形成 |
| 3.1.2.矿区发展 |
| 3.2.乌拉尔矿区劳动力组织结构 |
| 3.2.1.劳动力构成 |
| 3.2.2.矿区工人的社会制度 |
| 3.3.现代化背景下矿区的管理和工人生活 |
| 3.3.1.乌拉尔矿区的管理 |
| 3.3.2.矿区工人的生活 |
| 第4章 运输方式是制约乌拉尔冶金业发展的因素 |
| 4.1. 18 世纪至19世纪上半期乌拉尔冶金产品运输 |
| 4.1.1.水路运输 |
| 4.1.2.畜力运输 |
| 4.2.铁路运输与乌拉尔冶金业 |
| 4.2.1.乌拉尔的铁路建设 |
| 4.2.2.铁路运输对乌拉尔冶金业的影响 |
| 第5章 乌拉尔冶金业的国内外市场 |
| 5.1.乌拉尔冶金业的国内市场 |
| 5.1.1.乌拉尔冶金业国内市场的形成 |
| 5.1.2.乌拉尔铁的欧俄贸易 |
| 5.1.3.西伯利亚及中亚市场的开发——以锡姆工厂为例 |
| 5.1.4.乌拉尔主要铁制品——屋顶铁的销售 |
| 5.2.乌拉尔冶金业的国外市场 |
| 5.2.1.乌拉尔与世界市场 |
| 5.2.2.乌拉尔的金属出口 |
| 5.2.3.乌拉尔工厂的海外销售形式——以杰米多夫家族工厂为例 |
| 5.2.4.俄国冶金业的进口政策 |
| 第6章 乌拉尔冶金业发展的管理因素 |
| 6.1.乌拉尔冶金业的地方管理体系 |
| 6.1.1.乌拉尔冶金业的地方管理机构 |
| 6.1.2.乌拉尔冶金业地方管理的核心要素——矿主 |
| 6.2.国家在乌拉尔冶金业管理中的作用 |
| 6.2.1.乌拉尔冶金业所有制形式的国家管理 |
| 6.2.2.改革后俄国政府对乌拉尔矿主的扶植措施 |
| 6.2.3.现代化背景下乌拉尔矿区经济发展新模式 |
| 第7章 乌拉尔冶金业对俄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
| 7.1.乌拉尔冶金业的军事影响 |
| 7.1.1.18 世纪—19 世纪中期乌拉尔冶金业与军工生产 |
| 7.1.2.改革后乌拉尔军事工业 |
| 7.1.3.武器生产是俄国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因素 |
| 7.2.乌拉尔冶金业的技术影响 |
| 7.2.1.乌拉尔工业革命 |
| 7.2.2.乌拉尔冶金业对俄国机器制造业的影响 |
| 7.2.3.乌拉尔冶金业对俄国运输业的影响 |
| 7.3.乌拉尔冶金业的经济影响 |
| 7.3.1.乌拉尔冶金业对世界市场的影响 |
| 7.3.2.乌拉尔冶金业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
| 7.3.3.乌拉尔冶金业经济组织形式的变化 |
| 7.4.乌拉尔冶金业的社会影响 |
| 7.4.1.乌拉尔冶金业与国家政策 |
| 7.4.2.乌拉尔冶金业发展促进工人阶级的形成 |
| 7.4.3.乌拉尔矿区居民生活方式的改变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后记 |
（6）走进俄罗斯汉学研究之门（论文提纲范文）
| 一、大学时代打下的基础 |
| 二、任教早期对专业的专注 |
| 三、新时期的新观念 |
| 四、中俄文学比较研究的特殊性 |
| 五、教学科研成果与国际学术交流互相促进 |
| 六、与学科发展的进程同步 |
| 七、认识俄罗斯汉学的总面目 |
（7）19世纪下半期俄国刑事司法制度研究 ——以托尔斯泰的《复活》为线索（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三、本文的基本内容、研究方法、创新和不足 |
| 第一章 为什么选择托尔斯泰的《复活》 |
| 第一节 忠实的历史记录人——列夫·托尔斯泰 |
| 一、持续六十年的记录习惯 |
| 二、法律的研究者与实践者 |
| 三、笔耕不辍的天才作家 |
| 四、忧国忧民的俄国知识分子 |
| 五、淡泊名利的利他者 |
| 第二节 俄国司法的镜子——《复活》 |
| 一、《复活》是怎样的一部作品？ |
| 二、《复活》中的真实 |
| 第二章 睿智的先知还是迂腐的遗老——托尔斯泰政治法律思想 |
| 第一节 托尔斯泰的政治思想 |
| 一、托尔斯泰主义 |
| 二、托尔斯泰的政治思想 |
| 三、托尔斯泰政治观点与当时流行的社会政治理想的差别 |
| 第二节 托尔斯泰的法律思想 |
| 一、自然法思想 |
| 二、对司法改革后新司法机关的看法 |
| 三、托尔斯泰眼中的犯罪与刑罚 |
| 第三章 改革的父与子——《复活》的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亚历山大二世的司法改革 |
| 一、改革前俄国司法状况 |
| 二、推行司法改革 |
| 三、司法改革的成果 |
| 四、令人伤感的大改革 |
| 第二节 亚历山大三世的“反司法改革” |
| 一、亚历山大三世——反动沙皇？ |
| 二、“反司法改革”措施 |
| 三、重新评价——为“反司法改革”正名 |
| 第四章 19世纪下半期帝俄刑事司法制度 |
| 第一节 1864年司法改革前的刑事司法制度 |
| 一、彼得一世时代的刑事司法制度 |
| 二、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的刑事司法制度 |
| 三、司法改革前帝俄司法制度概况 |
| 四、司法改革前司法制度的评价 |
| 第二节 1864年司法改革后俄国刑事司法制度 |
| 一、《司法法令》的制定与颁布 |
| 二、司法改革的成果 |
| 三、司法改革后的司法体系 |
| 四、司法改革对刑事司法制度的影响 |
| 第五章 19世纪下半期的陪审制度和律师制度 |
| 第一节 陪审制度 |
| 一、帝俄陪审制的历史沿革 |
| 二、19 世纪下半期关于陪审员的法律规定 |
| 三、19 世纪下半期俄国社会对陪审制的争论 |
| 第二节 律师制度 |
| 一、俄国现代律师制度建立前史 |
| 二、19 世纪后半期的俄国律师制度 |
| 三、19 世纪下半期俄国社会对律师的看法 |
| 四、律师制度的影响 |
| 第六章 普通刑事司法程序——以《复活》中材料为例 |
| 第一节 审判 |
| 一、管辖 |
| 二、开庭前准备 |
| 三、庭审程序 |
| 四、判决的做出与宣布 |
| 五、判决作出后的救济途径 |
| 第二节 陪审法庭审判的真实案例——查苏里奇案 |
| 一、案发 |
| 二、庭审 |
| 三、判决 |
| 四、后果 |
| 第三节 判决的执行 |
| 一、生效判决的执行 |
| 二、帝俄刑罚体系 |
| 三、流放与苦役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19世纪80年代至托尔斯泰逝世年表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8）外交与留学：晚清留俄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分析 |
| (一) 中国学者在近代留苏(俄)教育领域的相关研究 |
| (二) 苏俄学者对近代留苏(俄)教育的相关研究 |
| (三) 既有研究成果的评析 |
| 三、概念界定与研究范围 |
| (一) “留学”的概念界定 |
| (二) “外交”的概念界定 |
| (三) 本选题的研究范围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的基本思路 |
| (二) 研究的基本理论与方法 |
| (三) 研究的重点、难点、不足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冲突与应对：晚清留俄教育发轫的历史基础 |
| 第一节 教育交流的前提：中俄关系产生及至晚清时期的演变 |
| 一、早期中俄关系的回眸(元至清代前期) |
| 二、从均衡到失衡：晚清中俄关系的演变 |
| 第二节 清季俄国对华文教交流策略与活动 |
| 一、清季俄国开展对华教育交流的直接动因 |
| 二、俄国东正教驻京布道团与留华学生 |
| 三、俄国汉学研究与中国语教育的兴起 |
| 四、极具侵略性质的殖民教育 |
| 五、其它形式的对华文化教育交流活动 |
| 第三节 中国对俄教育交流之先声：清前期俄语教育机构的办理 |
| 一、俄罗斯文馆的初创 |
| 二、俄罗斯文馆的后续发展 |
| 三、伊犁俄罗斯学的创建 |
| 四、清前期俄语教育机构性质辨析 |
| 第四节 理论阐释：文化外交视野下的清代中俄关系与教育交流 |
| 一、文化外交的概念与体系 |
| 二、清代中俄文化外交差别化的根本原因 |
| 三、文化外交视野下的清代中俄教育交流策略差异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发轫与初成：晚清留俄教育的早期发展 |
| 第一节 晚清俄语教育与留俄预备生培养 |
| 一、从俄罗斯文馆到京师同文馆：晚清俄语教育机构的最初革新 |
| 二、晚清俄语教育机构的后续发展 |
| 第二节 游历与求知：晚清留俄教育的初始形态 |
| 一、晚清留俄教育产生的直接动因 |
| 二、游历与求学：晚清留俄教育的发轫 |
| 三、考察与求知：晚清赴俄出访学习的清朝官员 |
| 第三节 从游历到游学：晚清留俄教育的阶段性演进 |
| 一、“住馆肄业”式留俄教育的萌发：陆征祥拜师许景澄 |
| 二、“住馆肄业”式留俄教育的正式形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确立与演进：晚清留俄教育的正规化发展 |
| 第一节 清中央政权主导下的官费、自费留俄教育 |
| 一、官费、自费留俄教育产生的直接原因 |
| 二、官费留俄教育的发展 |
| 三、形形色色的自费留俄教育 |
| 四、晚清中国留学生在俄国的学习生活 |
| 第二节 边疆地方政府自行开展的留俄教育 |
| 一、东北地区的留俄教育 |
| 二、新疆地区选派留俄生 |
| 第三节 晚清留俄教育管理体制的确立 |
| 一、留学管理制度的演变 |
| 二、留学主管人员的更迭 |
| 三、留学经费的变化 |
| 四、留学管理职能的施行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终结与影响：晚清留俄教育的结局和历史作用 |
| 第一节 晚清留俄教育的终结 |
| 一、革命年代：中俄关系巨变与留俄性质更易(1911至1922年) |
| 二、大幕落下：1911至1917年间的留俄教育 |
| 三、未完待续：从留俄转向留苏(1917至1922年) |
| 第二节 晚清留俄教育的历史影响 |
| 一、晚清时期留俄学子的考核与任用 |
| 二、晚清留俄学生群体的历史作用 |
| 第三节 晚清留俄教育的意义、特点与主导因素 |
| 一、晚清留俄教育的历史意义 |
| 二、晚清留俄教育的特点 |
| 三、主导晚清留俄教育发展走向的核心因素是文化外交 |
| 本章小结 |
| 结语：文化外交视野下晚清留俄教育的现代意蕴 |
| 一、全球化时代文化外交的作用愈发重要 |
| 二、文化外交对当代国际教育交流具有重要影响 |
| 三、文化外交与当代中俄教育交流 |
| 四、发展留学教育是推动当代中俄教育交流进步的主要途径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9）论尼·米·斯帕塔鲁及其着作对18-19世纪中俄及中欧关系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的意义 |
| 二. 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
| 第一章 尼·米·斯帕塔鲁的生平 |
| 第一节 尼·米·斯帕塔鲁的基本经历 |
| 一、青少年时期的尼·米·斯帕塔鲁 |
| 二、壮年时期的尼·米·斯帕塔鲁 |
| 三、尼·米·斯帕塔鲁的重要经历 |
| 四、尼·米·斯帕塔鲁生平的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尼·米·斯帕塔鲁的着述和学术活动 |
| 一、·米·斯帕塔鲁丰富的着述 |
| 二、尼·米·斯帕塔鲁的主要学术活动 |
| 第二章 尼·米·斯帕塔鲁使华前的中国及其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17世纪中欧关系的政治经济特点 |
| 第二节 推动尼·米·斯帕塔鲁访问中国的中俄双边关系 |
| 第三章 尼·米·斯帕塔鲁使华及其对俄政治的影响 |
| 第一节 尼·米·斯帕塔鲁使华的背景和经过 |
| 一、尼.米.斯帕塔鲁使华的背景 |
| 二、尼·米·斯帕塔鲁使华的经过 |
| 第二节 尼·米·斯帕塔鲁的着述及其对俄认识中国的贡献 |
| 一、尼·米·斯帕塔鲁使华而作的主要着述 |
| 二、尼·米·斯帕塔鲁使华的主要着述对俄认识中国的贡献 |
| 第三节 尼·米·斯帕塔鲁及其着述对沙俄政治的影响 |
| 一、尼.米.斯帕塔鲁因使华而受到的控诉 |
| 二、尼·米·斯帕塔鲁使华对俄国政冶的影响 |
| 总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尼·米·斯帕塔鲁写于1696年的申诉 |
| 附录2 耶路撒冷宗主教杜苏泰写给俄国沙皇推荐尼·米·斯帕塔鲁的信件 |
| 附录3 外交部主管关于派遣尼·米·斯帕塔鲁出使中国的报告 |
| 附录4 《中国漫记》手稿上写给斯帕温菲尔德的题词 |
| 附录5 涉及房产和瓦斯卢伊地区的报纸和文件 |
| 附录6 尼·米·斯帕塔鲁写给俄国沙皇阿·米哈伊洛维奇的信 |
（10）新时期美学译文中的“现代性”概念研究（1978-199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 |
| 二 关于论文的两点说明 |
| 第一章 早期美学译文中的“现代性”问题 |
| 一“二周”与西方“现代性”文艺思潮的早期译介 |
| 二 尼采译介与中国人的“现代性”初体验 |
| （一）“创造性破坏”和“破坏性创造”：早期尼采译介中的“现代性” |
| （二）存在主义：“尼采热”中“现代性”的别样面孔 |
| 三 诗人的敏感：审美“现代性”的译介与发现 |
| （一）什么是“艺术底现代性”？ |
| （二）为何批判“现代性”？ |
| （三）如何批判“现代性”？ |
| 四 “十七年”文艺理论译介中的现代性话语 |
| （一）何谓“现代性”？ |
| （二）现代性与人民性 |
| （三）激进的“革命”锋芒 |
| （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
| 第二章 新时期“现代性”译者群与译介情况概述 |
| 一 新时期“现代性”译丛特点与译者群剖析 |
| （一）新时期“三大译丛”概况 |
| （二）“三大译丛”译者群分析 |
| 二 个案研究：聚焦《世界美术》的西方艺术思潮译介 |
| （一）20 世纪八十年代：对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系统介绍 |
| （二）20 世纪九十年代：后现代主义艺术的译介 |
| （三）新世纪：同步追踪当代艺术事件 |
| 第三章 现代性之“新”的困惑 |
| 一 怀疑“现代性”从“时间”开始 |
| （一）译文内容倾向：现代性的历史时间观念发生转变 |
| （二）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译介及影响 |
| （三）心理意识研究打破了“现代性”的时间概念 |
| 二 传统变先锋：“现代性是一种有着本质区别的艺术观” |
| （一）标新立异的法国“新浪潮”译介：现代性等于先锋艺术 |
| （二）现成品艺术出现：打破现代性关于新和独创性的概念范畴 |
| 三 贡布里希译文对新时期艺术观念的影响 |
| （一）盲目追逐“时尚”是对艺术的冒险 |
| （二）无度扩张“领域”是对艺术的叛离 |
| 第四章 “光晕消失”的现代性 |
| 一 波德莱尔《现代生活的画家》译介及“现代性”定义 |
| （一）《现代生活的画家》译介情况概述 |
| （二）《现代生活的画家》的两大主题：“新的美学”和“现代性观念” |
| 二 本雅明对“现代性”言说的理论拓展 |
| （一）本雅明笔下的波德莱尔及现代都市体验的译介 |
| （二）“机械复制时代”与“现代性”永恒光环的消失 |
| 三 余论：波德莱尔“新的美学”之本土衍义 |
| 第五章 “现代性”成为热点原因：后现代回溯需要 |
| 一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与“现代性”危机 |
| （一）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文化与“后现代主义”理论 |
| （二）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
| （三）韦伯：“资本主义精神”视野下的“现代性”言说 |
| （四）哈贝马斯：“晚期资本主义”与“文化现代性” |
| 二 “后现代性”理论译介与“现代性”的重新界定 |
| （一）聚焦“后现代主义”：以新时期中国学界的两次会议为中心 |
| （二）哈贝马斯与利奥塔：未完成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四、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弗·米亚斯尼科夫教授来访（论文参考文献）
- [1]《俄罗斯汉学：口述历史（第一卷）》之博克夏宁A.A.访谈翻译报告[D]. 吕佳红.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2]《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D]. 裴世东. 安徽大学, 2019(02)
- [3]走向和解的“小步”:苏联对华公共外交（1978—1985）[J]. 艾苏. 中共党史研究, 2019(07)
- [4]俄罗斯东方学的发展历程[J]. 张冰,Н.А.沙莫伊洛夫. 中国俄语教学, 2018(03)
- [5]18世纪初至20世纪初俄国乌拉尔冶金业研究 ——以黑色冶金业为例[D]. 回云崎. 吉林大学, 2017(09)
- [6]走进俄罗斯汉学研究之门[J]. 李明滨. 国际汉学, 2017(01)
- [7]19世纪下半期俄国刑事司法制度研究 ——以托尔斯泰的《复活》为线索[D]. 楚盛男. 华东政法大学, 2017(07)
- [8]外交与留学：晚清留俄教育研究[D]. 刘振宇. 华中师范大学, 2014(07)
- [9]论尼·米·斯帕塔鲁及其着作对18-19世纪中俄及中欧关系的影响[D]. 罗安娜（Ana Ropot）.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3(07)
- [10]新时期美学译文中的“现代性”概念研究（1978-1992）[D]. 赵禹冰. 东北师范大学, 201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