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师报》创刊纪事

一、《中国教师报》创刊纪事（论文文献综述）

谌彦彦^[1]（2020）在《陈垣高等教育管理思想研究（1926-1952）》文中提出陈垣不仅是一代史学宗师、国学家,更是我国着名的教育家和高等教育管理者,从事高校管理工作长达45年之久,拥有丰富的高校管理经验,可谓是中国近代史上任职最长的大学校长。然而,目前有关陈垣的研究成果较多涉及历史学科领域,研究内容侧重于论述其史学家身份,对其高等教育管理思想研究阙如,且目前学者更多关注的是“南渡北归”西南联大的风采,对战时孤独坚守北平的北京辅仁大学有所忽视。因此,以1926至1952年为时间节点,集中探究陈垣担任北京辅仁大学校长期间的高等教育管理思想,有利于进一步拓宽对陈垣研究的视野,加深对民国教育家的认识,并能强化高等教育管理学科的历史底蕴和理论基础,使之更好地指导高等教育管理实践。本研究以陈垣来往书信集、学生口述史、论文集以及当时与之相关的文件为主要切入口,采用文献研究法、历史分析法等研究方法,集中呈现陈垣高等教育管理思想的核心内容、历史价值和基本特征。首先,在扼要介绍陈垣基本情况的基础上,从受教育、从教以及担任教育管理者三方面展开,梳理陈垣整个的教育人生,并对陈垣高等教育管理思想形成的渊源进行追溯。其次,基于大学管理的主要内容并结合陈垣管理的具体实际,从办学宗旨观、教师管理观、学生管理观以及校园管理观四方面,阐释陈垣高等教育管理思想的内核。总体上,陈垣的高等教育管理思想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提出“中西贯通,兼容并包”和科研与教学并重的办学宗旨观。第二,以“真才实学”作为教师聘用标准,凝聚师资力量推动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以及提升教师待遇并尊重老教师、扶植青年教师的教师管理观。第三,倡导男女同校,注重实践和通才教育,实行“严进严出”招生和育人机制的学生管理观。第四,通过筹建新校舍,完备教学硬件,创建特色期刊,组织开展文体活动等加强校园物质和文化建设的校园管理观。最后,透过陈垣高等教育管理思想的核心内容,提炼其思想的基本特征和历史价值,并提出对当下的有益思考。陈垣的高等教育管理思想不仅始终坚持维护“中国传统学术本位”,秉承“从严要求”管理原则,注重各教育要素间的有机配合,注重科学性和实践性的统一,而且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一方面在陈垣高等教育管理思想引领下,北京辅仁大学为近代中国输送了大批精英人才,提高了近代我国教育教学管理的质量,促进了近代我国教育管理体系的创新,另一方面陈垣的高等教育管理思想,对推动近代我国天主教高等教育本土化具有重要历史意义。选取陈垣的高等教育管理思想展开研究,可以为高校校长加强学校管理工作以及深化高等教育管理改革提供有益思考。

陈瑞洁^[2]（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小学教师形象嬗变研究 ——基于《人民日报》的文本分析》文中研究表明教师形象意指主流社会对理想教师职业的期待,是教师内在特质、外在表征以及社会期待的综合体。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大量新鲜事物不断涌入到当前社会生活中,致使人们价值观念发生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形象也难免受到影响,发生了变化。教师形象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变化的过程又如何?本研究从传媒文本的视角进行了研究,使用文本研究法,利用NVivo质性软件解读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日报》中的中小学教师形象,力求完整地呈现龙头传媒所建构的教师形象及其流变过程,以期为后续新闻媒介中教师形象的构建提供一些参考。本研究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日报》中有关中小学教师的报道进行提炼,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小学教师形象嬗变的历程共分为了三个时期:1978年至1991年是“教学技能人”时期;1992年至2000年是“无私奉献者”时期;2001年至2018年是“爱岗守业人”时期。研究发现,“教学技能人”时期教师形象通常聚焦于乐学善教形象。“无私奉献者”时期教师形象通常聚焦于为人师表形象。“爱岗守业人”时期教师则聚焦于教师爱岗敬业形象。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日报》中小学教师形象构成各要素嬗变的分析,发现在“为人师表”、“关爱学生”、“乐学善教”、“研究创新”、“爱岗敬业”、“社会担当”等形象构成要素上存在内涵演变,具体而言,为人师表的内涵从“严格身教”到“廉洁从教”再转变为“舍生取义”,关爱学生的内涵从“思想引导”到“个别关注”再过渡到“身心共育”,乐学善教的内涵从“能学能教”到“成果突出”再演化为“方式多样”,研究创新的内涵从“教法革新”到“教法完善”再转变为“课程开发”,爱岗敬业的内涵从“兢兢业业”到“集体意识”再转变为“守护乡村”,社会担当的内涵从“爱党爱国”到“劝学建校”再转换为“公益参与”。从社会背景、教育政策和媒体特色三个角度对《人民日报》中小学教师形象嬗变进行了归因分析,认为在社会背景上,教师形象同社会大背景紧密相关,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侧面反映时代社会风貌;在教育政策上,教师形象同教育政策走向基本相一致,宣传政策理想形象;在媒体特色上,教师形象长期笼罩神圣色彩,但逐渐开始平凡化。因此,为了更好地构建中小学教师形象,《人民日报》应反馈社会背景需求的形象,塑造作为时代文化符号的教师形象;转变单纯宣传教育政策的职能,增强媒体与教育政策的双向互动;吸收同类媒体的报道优势,让教师形象避免神圣化和模板化。

张玉婷^[3]（2020）在《西南联大的研究生教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诞生于抗战烽火中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离乱纷杂的环境下仍然保持着一流的教育水准、自由的学术风气及坚毅的民族精神,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赞誉其“物质上得不了,精神上了不得”。作为民国研究院所的中坚力量,西南联大继承和发扬了此前就颇具名望的清华、北大、南开三所高等学府的兴学传统,形成了研究生教育特色,培育出了众多闻名中外的专家学者,为中华民族储存了抗战建国的力量。西南联大的研究生教育模式不仅成为民国高级人才培育的典范,也为当今的高等教育提供了极富价值的案例参考。因此,本文以西南联大的研究生教育为研究对象,力求对其形成基础、管理体系及培养过程等进行系统、深入研究,探究其特色和教育价值。本文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论述:第一,回溯西南联大研究生教育体系形成的背景。通过对组成西南联大的三所学校在合校前各自研究生教育的历史沿革和培养模式进行分析溯源,以对联大建校时研究生教育的背景有一个基础性的把握。第二,梳理西南联大研究生的管理体系。从组织结构、招考选拔、奖励资助体系、科研经费和留学交流等方面对西南联大的研究生管理情况作出系统的阐释,力求明晰研究生的组织管理情形。第三,剖析西南联大研究生的培养过程。在培养模式上,联大构成了联合一体下的院所独立培养体系,形成了以“教学科研型”为培养导向的学、教、研一体化培养模式;在课程与教学上,教师结合个人研究和前沿理论开设了数量不多但内容精深的课程,并将研究生参与学术报告、学术演讲及专题讨论作为主要教学方式,兼顾中、西学的研究方法;在学生的研究训练上,文、理、工、法、商各科结合着学科发展、国家需要和地域资源,形成了不同特色的方向;在师生互动上,教师与研究生建立了民主平等的关系,并在学习和生活上都给予了学生热心真切的指导与关照。第四,阐述西南联大研究生的培养成效与教育局限。从研究生的毕业去向看,学生大都进入大学或研究所从事教育和科研工作,推动着学术理论和学科体系的发展,并养成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优秀的做人品质。虽然联大的研究生教育成绩斐然,但战争的环境、西方移植的教学模式,以及西南联大以本科为人才培养重心的教育取向,也使得当时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受到了许多限制。最后,基于前文的分析,对西南联大研究生教育的特点进行了概括性的总结,分析其教育颇具成效的原因,以为当前的研究生教育提供借鉴。

汤素娥^[4]（2019）在《习近平新时代劳动观研究》文中指出人民创造历史,劳动开创未来。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辉煌的历史;也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今天的成就,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战略高度上审视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强调“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也是干出来的”,“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明确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归根到底要靠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科学劳动”,赋予了劳动更多首创性、生动性、科学性的时代内涵、美好展望、切实要求,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劳动观。如何深入研究和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劳动观,捋顺其生成源流、廓清其内容构件、探究其理论品格、查摆其现实挑战、审思其实践要求,这对党中央在新时代团结带领广大劳动人民向劳动要精神力量、向劳动要社会实践、向劳动要文明素质、向劳动要生产力、向劳动要核心价值观,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蕴和实践价值。习近平新时代劳动观的生成源深流长。从理论渊源上看,得益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劳动学说的涵养;从价值传承上看,是对中国共产党历任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劳动论述的赓续;从文化涵育上看,深受中华优秀传统劳动伦理、中国共产党劳动文化、红色革命家庭美德的影响。从实践养成上看,离不开习近平自身在知青岁月、地方从政、治国理政等不同时期工作岗位的劳动锻造。习近平新时代劳动观的内容博大恢弘。其中,劳动价值论,阐述了劳动创造人类文明、劳动铸就“中国梦”、劳动成就人的价值。劳动精神论,披述了目标层面的科学劳动、体面劳动、幸福劳动的理想状态;理念层面的尊重劳动、崇尚劳动、热爱劳动的德性态度;行为层面的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的实践道义。劳动主体论,沥述了扞守劳动群众的主体地位、发扬劳动群众的精神引领、助力劳动群众的全面发展。劳动关系论,陈述了和谐劳动关系意义深远、着力化解劳动关系纠纷、全面构建新型和谐劳动关系。习近平新时代劳动观的理论品格鲜明。其内容架构的严谨性与逻辑关涉的指向性表现在:劳动价值论阐述立论旨趣并回答“何为劳动”、劳动精神论披述价值遵循并回答“何以劳动”、劳动主体论沥述力量依托并回答“何人劳动”、劳动关系论陈述实践照应并回答“何从劳动”。其外显特征的鲜明性与内隐特质的立体性表现在:时代性与人民性的高度融汇、科学性与革命性的有机统一、传承性与超越性的紧密结合、系统性与针对性有效贯通。其现实地位的重要性与理论贡献的深远性表现在:劳动创造美好的生活成为民众共识、艰苦奋斗成为主流风尚的社会底色、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成为国家旋律、劳动浇筑命运共同体成为世界追求。当前,贯彻习近平新时代劳动观面临多方面的现实挑战。现实挑战的问题表现在,劳动价值认知异化偏向、劳动群众地位被边缘化、弘扬劳动精神知易行难、劳动关系纠纷时有发生。这些问题的成因在于,正面引导乏力与负面止损迟滞、逐利本性膨胀与调解组织疲软、家庭教育流俗与全面教育脱节、认知判断犹疑与实践定力不足。其危害在于,一定程度消解民族复兴的资源投入、妨碍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加大用人单位的成本开支、弱化劳动者自由全面发展。贯彻习近平新时代劳动观要遵循科学的实践要求。首要任务是加强劳动教育引导,发挥家庭教育的育人功能、提升学校教育的育人质量、改进继续教育的育人效能、激活自我教育的内化作用。基本要求是筑造健康劳动环境,营造劳动至上的社会环境、打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创造催人奋进的工作环境。必备保障是构建科学管用的劳动机制,建立健全劳动责权清晰的工作机制、劳动实践规范的奖惩机制、劳动权益维护的监督机制。

丛云成^[5]（2018）在《认同与重构：1980年代知识分子的“延安回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980年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转折期,经历了十年“文革”动乱,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都遭到了空前的破坏,知识分子地位的一落千丈自不待言。此时,整个社会面临着十分巨大的转变,一方面,“文革”期间的错误路线得以修正,新时代的国家建设在全力进行;另一方面,以往的思想禁锢被不断打破,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如火如荼。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自我身份的重新认同开始进行。他们纷纷回忆延安往事,追溯延安时期形成的革命作风和传统,并以此确立个人与时代新的动态关系。知识分子回忆延安的文章,数量庞大、时间集中,构成了 1980年代一道独特的文学风景。在此时,“延安回忆”成为了革命历史传统的载体。表面上看来,在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整体背景下,延安的传统无须再提,因为一定程度上后来屡次的文化、政治批判运动都来源于延安。而且,1980年代的中国力主接轨国际,倡导文化沟通,但四十年代的延安并不具备开放的特性,甚至可以说当时的延安在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下,是一块封闭的“高地”。仔细研究延安知识分子回忆性文本的内容和所采取的策略时,可以发现“延安回忆”的涌现有其必然性。首先“延安回忆”是知识分子寻求个人身份定位的工具,通过回忆延安他们安定了经历恐慌后的自我,用历史、回忆、书写再次确立了个体;其次,“延安回忆”与1980年代的时代变动紧密相关,延安知识分子们难以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而这时出现的一些负面社会现象也促使他们开始反思改革;最后,1980年代的文艺发展之繁荣、迅猛难得一见,其间当然有不少让延安知识分子无法接受的东西。而他们重回延安,追溯延安时期的文艺生活,目的在于总结反思过往的文艺思想,在对历史进行回忆和评析的基础上,建构他们所认同的文艺理想。本文主要包括绪论、正文、结语、附录四个部分。一、绪论。绪论整理了延安文艺和“延安回忆”的研究现状,认为在场的延安文艺已经得到了充分和详实的研究,而之后的“延安回忆”,尤其是可以作为文学现象的1980年代“延安回忆”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了;其次,将研究对象“延安回忆”进行了界定,明确了内容和范围;最后申明本论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二、正文。本论文正文分为三章。首先,理清了“回忆”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关系,分析了知识分子回忆延安的文本内容和书写“延安回忆”的回忆侧重和叙述策略,还原了八十年代知识分子渴望参与国家建设的思想动态;其次,以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与追溯延安传统的对话关系为切入点,探明了知识分子回忆中的“延安”的存在状态,并阐述“延安”的多重面向,认为核心之处在于延安知识分子们几乎都对延安时期自力更生的奋斗精神予以了肯定。“延安精神”自然地被召出;最后,研究了“延安回忆”中的延安文艺,认为通过回忆延安,延安知识分子们试图接续延安文艺、重塑延安传统。并且探究了四十年代延安文艺与八十年代文艺之间的深度联系,揭示出延安文艺传统的重塑之路。三、结语。结语部分主要点明了 1980年代“延安回忆”研究的意义所在,并进一步说明了“回忆”在文学研究中所具有的价值。四、附录。附录分为两个部分,附录一为后来编辑出版的有关“延安回忆”的书籍整理;附录二收集整理了知识分子们1980年代关于延安的回忆性文章,共一百余篇。由于时间关系,在资料的搜集整理方面难免会有一些遗漏,这有待于研究者继续补充。

冯瑞琳^[6]（2015）在《新世纪《新华文摘》文学作品与评论研究》文中指出在诸多介入和参与当代文学史建构的选刊当中，《新华文摘》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她虽然是一份综合类选刊，但从创刊伊始，《新华文摘》便重视对文学作品与评论文章的选载，及时地呈现时下的优秀文学成果和文坛发展动态。作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龙头选刊，《新华文摘》通过甄选、传播、呼应、引导等方式对文学产生的影响已远远超过了国内大多文学类期刊。然而，因综合性选刊身份，《新华文摘》的文学选载行为并未得到文学界的重视，亟待进一步的挖掘与阐释。本文以新世纪的《新华文摘》为切入口来考辨《新华文摘》是以怎样的编选趣味和编选方式来参与、介入时下文坛的，这一编选趣味和介入方式对当下的文学具体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尤其是在电子媒介强势进军文学传媒领域，文学期刊日趋没落，而文学自身的边缘化、多元化发展趋势也更加深化的今天，《新华文摘》这样一份传统主流大刊，是怎样在坚守自我与顺应时代的关系中找寻平衡的？带着这样的困惑，本文进入新世纪《新华文摘》的文学窗口，以期对当下的文学选载现象带来些许的启示。本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即第一章，对新世纪《新华文摘》的运营选择与文学选载情况予以了整体的观照。简要概述了《新华文摘》的创刊背景、刊物定位和栏目构成，分析了文艺栏目在《新华文摘》中的角色定位。在此基础上，对《新华文摘》在新世纪媒介变革、期刊转型持续深入的时代背景下的运营选择进行了阐释，重点分析了《新华文摘》与文艺栏目在2004年改版当中的调整与应变，同时，对新世纪《新华文摘》文学选文概括和整体特质予以了梳理。第二部分由第二章和第三章构成，是本文的主体部分，对新世纪《新华文摘》的文学选编趣味及多元嬗变进行了分析。第二章主要阐释了《新华文摘》在新世纪以来对传统主流文学趣味的延续和坚守，即积极宣传党的文艺政策，大力弘扬传统主旋律文学作品，为社会现实尤其是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热情代言，显现出鲜明的传统现实主义特质。新世纪的《新华文摘》在坚守传统主流文学趣味的基础上，其选文面貌又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开放性与包容性。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在文学作品部分，新世纪的《新华文摘》在凸显传统现实主义作品的同时也选载了大量溢出主流的文学作品，呈现出开放而包容的审美风格。在文学评论部分，新世纪的《新华文摘》呈现出极大的争鸣性特质，面对网络文学、“80后”文学等新型文学样式，《新华文摘》以组建争鸣平台的方式来进行观照，彰显出更为理性的选编姿态。在此基础上，本文从主流文艺政策的包容性、新世纪多元分化的文学格局和《新华文摘》自身的审美追求三方面阐释了新世纪《新华文摘》的文学审美包容性渐变的缘由。最后一部分，即本文的第四章，主要分析了《新华文摘》对新世纪文学所产生的意义与影响。笔者从《新华文摘》之于新世纪文学的广泛传播、对新世纪文学思潮的呼应等几个维度对新世纪《新华文摘》的文学选载意义进行了阐释，同时，对新世纪《新华文摘》中心化、类型化的文学选编局限予以了反思。

吴紫娟^[7]（2014）在《大同乐会研究》文中提出大同乐会作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活跃于上海的民间音乐团体,成立于1919年5月,其前身是郑觐文创办的“琴瑟乐社”。会址在旧上海法租界爱多亚路（今为延安东路）1004号。它的宗旨为“研究中西音乐归于大同”,在研究方法上主张“对于西乐主专习,对于中乐则主稽古与改造,务使中西方得相济互助之益,然后撷其精华,提其纲领”。此音乐团体团结了其他一些有名的音乐家如汪昱庭、吴梦非、陈道安、苏少卿等,还培养了柳尧章、卫仲乐、郑惠国等一批深有造诣的音乐人材。除此之外,大同乐会在制造仿古乐器,改良民族乐器,改编古曲及理论探索上都做出了重大贡献。本文对大同乐会的研究分为以下六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第二部分,是大同乐会研究的背景描述和研究叙事；第三部分,是大同乐会的社团机构与主要成员；第四部分,改良乐器与改编乐曲；第五部分,理论贡献与文化评价。第六部分结语。通过对以上几个问题的探讨和分析,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史论相结合的原则,在具体的研究和写作中,运用文献寻踪、历史溯源等方法,做到有点到面、有表及里,把大同乐会挖掘出更深层的内涵。

邹强^[8]（2008）在《中国当代家庭教育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家庭教育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不同时代的家庭教育,总是深深烙上那个时代印记。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伴随着改革开放大潮的潮起潮落,家庭教育日益被赋予更多责任、更大的意义,而且也日渐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社会现实问题。但长期以来,有关家庭教育的研究却十分缺乏与薄弱,研究的不足导致理论水平明显偏低。为了厘清当代家庭教育变迁的历程,揭示当代家庭教育变迁的规律,检视家庭教育变迁中的问题,探寻家庭教育变迁的趋势,笔者不惴学识之浅露,试图对中国当代家庭教育变迁这一问题进行粗浅的研究。笔者将当代家庭教育的变迁,置于“由传统家庭教育向现代家庭教育转换”这一逻辑基础之上,认为中国传统家庭教育愈来愈难以适应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需要,而西方近代以来的家庭教育代表了现代家庭教育的基本趋势与方向。中国当代家庭教育变迁的过程,就是逐渐实现家庭教育的科学化、规范化的过程。在这一逻辑基础上,笔者主要从“变迁的背景”、“变迁的过程”、“变迁的结果与评价”等方面全面来考察当代家庭教育变迁的情况。社会转型、家庭变迁、教育变革三者的动向,为家庭教育实现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提供了有利条件。以工业化、城市化为特征中国现代化,为家庭教育的变迁提供了动力,社会转型对家庭教育的影响莫过于其所带来的意识层面的变化。因社会转型,尤其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国家所实行的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家庭结构与功能发生了的巨大变迁,这种变迁深深地改变过去家庭教育所依存的、稳固的家庭基础。而学校教育变革,则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家庭教育变迁的方向。尽管学校教育“权威地位”,正在受到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乃至大众媒体的强烈挑战,但学校教育的改革动向仍然是家庭教育的“风向标”,无论是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还是主体性教育思想的逐渐确立,学校教育的这些变革依然在向家庭教育领域渗透和延伸。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随着终身教育理念的逐渐深入人心,学习化社会的来临,家庭教育被赋予了更大的责任与意义,这对家庭教育作用的体现,家庭教育地位的提升,推动家庭教育的发展将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当代家庭教育的变迁,主要体现在家庭教育理论的变迁与家庭教育实践的变迁两个方面。（1）家庭教育理论变迁,首先体现在家庭教育着作的出版上。家庭教育着作的出版情况,是转型期家庭教育理论变迁的缩影。从家庭教育着作出版情况来看,总的情况是,应用性着作占有极大比例,而理论性着作占有较小份额,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家庭教育理论研究的不足与匮乏。家庭教育理论的变迁,其次反映在家庭教育研究内容的进展上。笔者主要从家庭教育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专题研究”三个方面来阐述家庭教育研究内容的变迁与进展。从理论变迁的情况来看,笔者认为,当代家庭教育理论正在逐步走向科学化,主体性教育思想开始渗透到家庭教育领域之中,家庭素质教育理论逐步得到确立。但家庭教育研究仍存在不少问题,如理论缺乏系统性、理论缺乏深刻性和创新性。家庭教育理论研究的缺乏,是导致家庭教育理论水平偏低的重要原因。（2）关于家庭教育实践的变迁。笔者一方面通过调查来揭示家庭教育中父母“家庭教育意识”和“家庭教育行为”的基本情况,研究表明,在当代家庭教育中,父母普遍具有较科学的教育意识和教育行为,但传统家庭教育的“影子”依然存在,如家庭教育目的上的功利性与高期望,教育行为上的“学习至上”、教育内容上的重智轻德等;另一方面,笔者对当代家庭教育实践中的几种家庭教育现象进行了思考,如家庭教育中的“成功家庭教育效应”问题、“家庭教育责任转移”问题、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功能“错位”问题,笔者以为这些问题的产生,是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的产物。市场经济的趋利性,使家庭教育不可避免具有功利色彩。当代家庭教育的变迁是在社会转型、家庭变迁、学校教育变革等外部因素与家庭教育内部因素,共同作用下实现的。当代家庭教育的变迁,正在实现由传统家庭教育逐渐走向现代家庭教育。尽管在这一历史性转换的过程中,家庭教育在理论研究上和实践探索上,还存在诸多问题,但由传统家庭教育逐渐走向现代家庭教育这一基本趋势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通过对当代家庭教育变迁历程的梳理,我们深深地认识到:社会转型之于家庭教育变迁的重要意义;必须理顺家庭教育中成人与成才的关系、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关系;认识到加强家庭教育立法的迫切性。而且我们也认识到,只有构建“学习型家庭”,才能使家庭与家庭教育更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才能实现家庭追求家庭幸福的目标。当代家庭教育的变迁,应该说是实现了一种“有意义的转变”,即是一种由传统状态向现代状态的转变,是一种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的转变,但笔者也深深感觉到中国家庭教育研究之薄弱,家庭教育理论之缺乏。只有家庭教育研究“上了层次”,才能真正促进和实现家庭教育的繁荣。

王丽琴^[9]（2005）在《秩序校园 ——中小学教学秩序的田野考察》文中研究说明“教学秩序”是一个熟悉又陌生的日常概念,课程与教学论的经典范畴中尚缺少这方面的专题研究。本研究选择“教学秩序”为关键词,就是想充分吸收“课堂纪律”、“课堂管理”等方面的已有研究成果,试图运用更广阔的学术视野对影响教学秩序形成与发展的诸因素做深入的梳理,并努力采用更务实的研究方法对教学秩序发生与发展的进程做真实的描摹。 本论文的主体部分由上下两编组成:上编为针对中小学生的教学秩序而进行的田野考察,重点在“拂晓小学”、“霞光中学”等学校展开,描摹了中小学生教学秩序的发生与发展过程,并对其中的若干问题如“小学阶段教学秩序的总体特征”、“中国特色的‘秩序教育’之路”等进行了讨论与反思。 下编的考察重点是中小学教师的教学管理言行,考察方法除了倚重前文中的“现场考察”外,也把各种中小学教师在网络环境下写作的教学随笔作为考察与分析对象,分别探讨了中小学教师日常教学管理方法、教学管理特色与风格、教学管理角色与效果、教学管理能力等问题,并通过对一个特殊教育机构教学秩序的探访,对普通学校中普遍存在的“差生”教育等问题进行讨论。 除了前言、主体部分之外,论文还提供了8个小学和初中的学生个案,通过这几个典型的秩序教育故事,讨论“个性化”、“人性化”的秩序教育取向问题。

汪凯^[10]（2004）在《大众传媒与当代中国公共政策——转型时代的状况与趋向》文中认为在现代国家中,大众传媒是民意和公共政策之间的一个极为重要中介因素。在西方,无论是政府、政党还是利益集团和民众,都经常性地利用大众传媒,或是推行其政治主张,或是宣传其候选人,或是表达其利益要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媒介成为民主政治正常运转的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媒介、民意和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也因此成为政治传播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在当代中国,随着经济改革的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加速,大众传媒对公共政策过程的影响力正在增强,影响方式正在改变。但与实践的进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理论研究的匮乏:资料检索表明,系统地研究大众传媒在当代中国公共政策过程中的角色和功能的文献屈指可数。本文即是从交叉学科的视野出发研究该问题的一次尝试。这一研究对于政治改革和新闻改革都具有较强的借鉴和参照意义。本文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来探讨这一问题。在横向上,本文按照政策过程的一般理论框架,将其分成相互关联的三个环节,即公共政策的议程创建、利益表达与利益综合以及政策执行,并分别论述媒介在这三个环节中所发挥的功能及其与相关因素的相互作用。在纵向上,本文则试图通过对三个主要影响因素的分析,探讨自90年代以来,大众传媒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所发生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如何影响到媒介在政策过程中的作用。文章共分四个部分,其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在当代中国,促成公共政策议程的创建的因素最主要有以下几种,它们是:政治领袖、突发事件和危机事件、广泛的民意以及大众传媒。大众传媒不仅可以通过调查性报道直接引发决策层的关注,同时,它也作为中介因素和其他几种促成因素产生互动,共同推动政策议程的创建。这样,就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动员模式”和自下而上的“危机模式”、“新闻调查模式”、“民意模式”等。在不同的模式中,媒介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如“集体的组织者”、“事件报道者”、“议程建构者”和“公共论坛”等。90年代以后,媒介“舆论监督”（以调查性报道为主）和“突发（危机）事件报道”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对政策过程的影响也有明显增强。但是,旧有的体制性因素仍然制约着媒介功能的发挥。因此,当务之急是改变对大众传媒的管理方式,从法律上明确媒介的地位和权利。第二章:90年代以来,大众传媒在代表民众进行自下而上的利益表达方面的功能有所增强,有力地推动了公共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这不仅体现在媒介在内容的创新上——如公众参与式节目的兴起等,也体现在媒介对特定群体的利益代言上,如一些报纸对弱势群体的长期关注。同时,媒介与知识分子的互动也通过公众舆论对政策过程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不过,不容忽视的另外一个方面是,我国传媒本身也置身于双重利益结构的制约之中:由行政隶属关系而形成的行政利益结构和传媒市场化进程<WP=6>中所形成的市场利益结构。这种利益结构模式在特定情况下对传媒上的利益表达行为产生了深刻影响:如地方权力部门对媒介进行干涉所形成的媒介上的“地方保护主义”,以及市场经济中的强势利益集团对媒介的控制。第三章:在我国,宣传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大众传媒的基本任务,传媒的宣传功能是媒介与政策过程之关系的主要方面,它体现着传媒体制和多年来的新闻工作传统所形成的角色意识——“（党）组织喉舌”。在当代中国,典型宣传、热点引导和大规模政策动员是传媒进行政策宣传的常用模式。第四章:90年代以来,有三种因素对大众传媒在政策过程中的作用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们是:互联网的兴起（技术层面）、传媒的市场化（经济层面）和社会转型（社会层面）。尽管这些影响在不同的层面产生,但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它们都促使大众传播活动必须向更为公开、更为规范的方向转变。总体上说,大众传媒在政策过程中的角色和功能的变迁趋势可以用“从‘组织喉舌’向‘社会传播机构’的转换”来概括。这一转换虽然在实践层面已经是一个正在发生的事实,在观念层面也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但在体制层面并没有引发相应的改革。新闻改革必须在此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才能适应社会变革和政治发展的需要。文章的主要不足在于,对于某些案例,在分析的深度有所欠缺。在政治传播研究中,民意、媒体报道和政府意图之间的因果关系往往并不能很清楚地辩明:是媒介影响了民意?还是民意影响了媒介?抑或是政府有意识地通过媒介引导了民意的方向?这一问题在有些事件中容易得到澄清,如媒体在突发事件中对民意的引导以及对政策议程的建构。但在一些长期性的问题上,则难以说清究竟是“谁”在影响“谁”——例如“消费者权益运动”这类问题。对于这类相关的政策过程,惟有进行长期的跟踪实证研究,方能深入地理解媒介的角色。这是有待未来的研究来补充论证的问题。

二、《中国教师报》创刊纪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教师报》创刊纪事（论文提纲范文）

（1）陈垣高等教育管理思想研究（1926-1952）（论文提纲范文）

（2）改革开放以来中小学教师形象嬗变研究 ——基于《人民日报》的文本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3）西南联大的研究生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习近平新时代劳动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认同与重构：1980年代知识分子的“延安回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新世纪《新华文摘》文学作品与评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大同乐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当代家庭教育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秩序校园 ——中小学教学秩序的田野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10）大众传媒与当代中国公共政策——转型时代的状况与趋向（论文提纲范文）

四、《中国教师报》创刊纪事（论文参考文献）

• [1]陈垣高等教育管理思想研究（1926-1952）[D]. 谌彦彦.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2)
• [2]改革开放以来中小学教师形象嬗变研究 ——基于《人民日报》的文本分析[D]. 陈瑞洁.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2)
• [3]西南联大的研究生教育研究[D]. 张玉婷. 云南师范大学, 2020(12)
• [4]习近平新时代劳动观研究[D]. 汤素娥. 湖南大学, 2019(07)
• [5]认同与重构：1980年代知识分子的“延安回忆”研究[D]. 丛云成. 陕西师范大学, 2018(01)
• [6]新世纪《新华文摘》文学作品与评论研究[D]. 冯瑞琳. 山东师范大学, 2015(09)
• [7]大同乐会研究[D]. 吴紫娟. 浙江师范大学, 2014(03)
• [8]中国当代家庭教育变迁研究[D]. 邹强. 华中师范大学, 2008(04)
• [9]秩序校园 ——中小学教学秩序的田野考察[D]. 王丽琴. 南京师范大学, 2005(03)
• [10]大众传媒与当代中国公共政策——转型时代的状况与趋向[D]. 汪凯. 复旦大学, 20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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