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权与地方社会——以明清以来山西省文水县甘泉渠水案为例

一、水权与地方社会──以明清以来山西省文水县甘泉渠水案为例（论文文献综述）

阮丽斌^[1]（2021）在《清至民国时期豫西地区水利碑刻的整理与研究》文中认为豫西地区位于黄河下游,河水自西而东亘贯境内,众多黄河支流,为豫西灌溉水利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资源。清代以来,随着豫西地区日趋繁复的水事活动,产生了大量的水利碑刻,这为我们了解豫西地区人水、人地、人际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不一样的视角,亦为认知此区域内的历史提供了现场感。通过调查、整理豫西地区清至民国时期水利碑刻,现存共115通;又经查阅方志及前人碑刻资料,对比发现佚失67通,但实际佚失数应远超此数。通过分析上述碑刻的时空分布,发现其具有时代性与不平衡性。时间上,集中在清后期至民国时期;空间上,集中于豫西北部与东部地区。这种分布既与保存条件有关,又受区域内水文地理环境、政治、习俗等因素差异性的影响。上述碑刻按内容分类,涉及水利建设、水灾与抗洪、旱灾与赈济、水神信仰、水案与水规等,可谓丰富全面,由此也使得其形制多样。从水利建设碑反映水利设施的参与者、兴建过程、经费来源以及渠道的日常维护等情况而言,似乎体现了在水利开发中官方主导逐渐弱化,民间经营日益壮大的特点。但从王朝国家农田水利发展的长时段而言,官方从未试图全面干预水利建设活动,往往只是被动性介入其中;在基本农田水利建设活动中,一直是乡村社会或民间力量占据主导地位,虽然当民间力量无力解决诸多矛盾冲突时,不得不诉诸官府、借助官府力量,但民间力量并未因此而丧失在水利事务中的主导作用。这提醒我们在总体中理解地方的重要性。从水灾与抗洪碑、旱灾与赈济碑所反映的灾情特征、灾害影响以及灾后赈济,还原了当时基层民众认知、应对灾害的过程,体现了民间赈济在赈灾过程中的独特作用。以水神信仰碑刻为切入点,分析信仰类型、祠庙空间分布所体现的官、绅、民等不同地方群体在祈雨、祭祀及祠庙修建中的利益关系,及由此推动水神信仰体系的构建。通过对碑刻背后附加意义的解读,发现地方官员、士绅和民众在地方社会秩序控制中扮演的多样化角色。在豫西地方社会的运行过程中,他们三者即是利益的共同体,以达到地方社会的稳定;又是利益的冲突体,为其代表的群体而奔波。总之,对碑刻内容的全面分析,为全面地了解豫西地区社会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王洋^[2]（2020）在《金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四个面向 ——以碑刻史料为中心（1127-1368）》文中研究表明金元时期是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阶段,也是山西区域社会发生激荡转折的时期。本研究主要考察的时段是1127年至1368年,这段时间内,山西处于金、元二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之下。研究以金元时期的山西社会为考察范围,以山西金元时期留存的850通碑刻资料为基础资料,将碑刻中所反映的释道宗教、祠神信仰、水利营建、宗族发展四个面向为主要研究对象。本文是一项关于地域社会史的研究,除碑刻资料外,同时运用史志、文集、家谱等资料,并注重田野调查,通过“自下而上”的视角以及“长时段”的研究方法,考察以上四个面向中所体现金元时期山西基层民众面对社会剧变时的复杂心态,以及在适应社会变化的过程中体现的能动性。文章旨在将基层民众从战乱和王朝更替下面目模糊的“黔首”,还原为充满主动性的行为主体,以人文关怀的角度对社会变革下的民众行为进行解读,并最终探讨山西社会在金元时期社会整合过程中发生的嬗变过程和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文章分为九章,按照时间顺序,设置了“金”与“元”的时间分野,第一章以“金代山西宗教与社会”为研究对象,宋代以来,山西的佛教信仰氛围相当浓厚,而北宋徽宗在民间弘扬道教的举措也令道教具备了一定信众基础。金代之前已存在的大中型寺院通过经营庙产、收徒授业、弘扬教义等途径获得发展空间。在宗教管理制度方面,金代与前代不同的一点是开发了民间购买寺观名额的通道,在此政策影响下,基层民众具备了在村中开设合法寺观的条件,地方精英与僧道的交流、博弈也变得频繁起来,不少具有经济实力和道德威望的僧道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一些新创的寺观成为村民共享的公共空间。第二章探讨了金代灾害频发的社会条件与民间创开水利的热潮。金元时期处在历史上气候波动较大的寒冷期之间,受气候影响,旱灾成为山西地区生产发展的最大障碍。国家与地方精英的赈灾活动虽能纾解部分困难,但也会出现有时力有不逮的情况。为改善生存环境,提高生产效率,除对前代水利工程善加利用外,金代山西水利开发的一个鲜明特征是民渠的大量开创和水泉的逐步利用。随着水利工程的开发,民间关于水权的纷争也随着出现,民众通过输财、论工、家族继承、道义因素等不同条件厘定用水权力。同时,通过对不同水案进行个案研究可以发现,用水秩序中反映的国家话语与民间传统逐渐达成了微妙的平衡,官方通过地方精英对水利系统进行间接管理的制度逐渐形成。第三章论述了金代祠神信仰与山西社会的关系,由于灾害频发,被认为能够护佑地方风调雨顺的祠神成为民众寄予希望的另一途经。北宋熙宁年间曾进行过对民间祠神的大规模封赐,山西州县官员通过奏请封赐的方式为一部分地方祠神争取到了官方颁发的封号、庙额。由于金代未再度大规模封赐祠神,因此获得赐封的神灵群体基本维持北宋末的格局。在金代对祠神的管理中,地方官员、儒士与地方精英按照儒家经典,对一部分无额祠神进行了维护和再度诠释。通过对长子县上方村汤王庙的个案解读,可以形象地观察民间组织的内部结构、祈雨仪轨以及民众对异地设立“行祠”的看法。另外,由于经济利益的吸引,僧道也逐步参与到祠神祭祀中来。第四章探讨金代宗族的发展情况,由于靖康之变后的社会动荡,原先地方大族拥有的纸质谱牒很难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一些地区以石质碑幢作为载体,记录家族世系等信息。北方以先茔为中心的宗族活动也有一定发展,国家鼓励累世聚居,并为七十以上老人赐官,从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民众宗族意识的不断完善。此外,本文还注意到山西社会中宗族与宗教之间具有的密切联系。第五章详述蒙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变革,首先是世侯的崛起,蒙元时期各州县地方武装与原金代官员等通过投降、依附蒙古,获得了当地军政权力,由于权力能够在家族内部继承,因此称为称为“世侯”。对于蒙元时期经历战乱的山西地区,世侯为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发展生产,招辑流亡,具有一定积极作用。其次是僧道政治、经济地位的抬升,由于邱处机、海云等着名僧道的社会活动,蒙古统治者允许僧道蠲免赋税。以兴建纯阳万寿宫与刊刻“玄都宝藏”两大活动为主,全真教在山西地区迅速扩张。佛教则通过三次僧道辩论,争取蒙古统治者的支持,对全真教进行全面抑制。再次是儒士地位的相对下降,由于蒙元长达八十多年未行科举,因此儒士不得不寻求为吏、为学官等新的入仕的渠道,并在社会事务中强调自身权威,科举停废客观上为儒士深入地方社会提供了条件。第六章主要研究元代山西宗族建设的情况,山西世侯通过“根脚”和自身才干延续了家族仕途,他们是宗族活动实践的主要力量。在这一时期,世侯、平民、儒士等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家族积极采用“先茔碑”与“世系图”来记录家族发展情况,经幢与墓塔作为先茔碑的补充,在元代也一直被沿用。先茔碑的创作以平实为主,儒士在其中发挥了指导作用,谱牒中并不排斥女性与出家的族人,一些世侯与地方精英还创建了“家佛堂”作为祭祖场所,“守坟寺”这一形式在元代也得到了发展。综合来看,山西这一时期的宗族活动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第七章论述元代的水利与社会关系,元代是山西水利建设取得重大成果的时期,民间水利管理体系在前代基础上作用愈加突出,以渠长为代表的地方精英在水利管理、人力组织、水规制定等方面的参与程度亦不断加深。目前所见的一些地区,官方在推广“自下而上”用水经验与巩固渠长权威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洪洞等水利规约较为完善的地区,共同的水神祭祀与使水户的身份认同关联起来,渠长的权力不仅包括在现实生活中监督渠务、分配水权,在水神祭祀体系中确立权威,进行资源竞争也是重要的一环。我们看到,通过神权、传说等方式巩固水权的行为,被证实是卓有成效的。此外,僧道等新晋社会精英对水权的把握,也是本章研究的重点之一。第八章主要讨论元代祠神信仰与社会的关系,与金代相比,元代对祠神信仰的管理较为松散,无封号的祠神在社会中获得了宽松的发展空间。元代的地方儒士重视地方的文化传统和民众的实际利益,他们成为地方祠神信仰正当性的辩护者。由于元代自然环境多自然灾害,地方官员、儒士、精英与民众集中在民间神祠之中,希望通过祷告达到消灾弭祸,风调雨顺的目的。地方神祠中出现的乱象与国家管理紊乱有关。但是,元末农民起义,战乱频发,严苛的社会氛围令官员与民众过分倚重民间神祠的灵验效应,是否符合“正祀”的要求则降至次要位置。另一方面,以姜善信、广胜寺僧人为代表的宗教人员广泛地参与地方祠庙的修缮活动,并参与祠神祭祀,以争取社会精英的合作。第九章研究元代山西宗教折衷求变,积极向社会发展的原因和影响,“至元焚经”之后,全真教对道教的管理范围限于淮河以北,地方宫观的职能也由协调扩张转为以经营庙产为主。以五台山为中心的山西佛教则得到了元朝统治者的政治、经济等多方支持。本文注意到,在世祖之后,山西不少寺观均将庙产立碑,这一活动反映了释道二教在基层社会的生存压力。通过以泽州道士苗道一为个案的探究,我们可以发现元代宗教的发展环境与蒙元之初相比有着很大区别,作为全真掌教,苗道一的成就局限在宗教方面,而甚少涉足社会事务。而地方社会中的僧道们则积极适应以村社为中心的地域社会新格局,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并致力营造良好的社会形象。

皇倩倩^[3]（2020）在《明清至民国霍州水利社会研究 ——以水权为核心的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以农业为本的传统社会对水资源的依赖性很大,水资源的所有权属于国家,因而使用权便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关键。水利社会史是研究水利与社会关系的历史,水利社会的核心问题即是水权问题,水组织、水经济、水信仰以及水习俗等系列问题的实质都是以水权的获得为基础的。因而,从水权出发来认识霍州水利社会的独特性,把握社会变迁中的民众生存状态,将进一步丰富我们对变迁中区域社会的认识。本文拟以霍州为个案研究其明清至民国时期水利社会的发展与变迁,从霍州社会整体缺水的大形势出发,重点关注霍州彘水沿岸“四十里米粮川”等丰水区与陶唐峪等缺水区域的水利社会形态,通过比较研究,理清水资源在霍州区域社会发展中产生的影响,及其与周边地区的差异。水利社会研究中以水权为核心形成的地域冲突与合作是贯穿传统社会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认识水利社会中的矛盾及其解决机制,并对当时民众的生产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有一较为全面的了解,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水利社会变迁中人与人的关系,对我们认识社会发展中的变与不变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笔者试图从水权角度对区域水利社会史研究作进一步的补充,依据霍州特有的水资源类别,就其水资源利用类型、用水纠纷与调节、水信仰与传说等问题作探讨,探索水利社会史研究中一个小型水利社区的水利社会实践,理清在小泉小水众多的区域社会民众的生活形态,以期对我们当下的乡村社会建设有所裨益。

郝录谣^[4]（2020）在《清代河南乡村水利建设及其社会问题》文中研究指明乡村水利即以满足乡村民众生产、生活为直接目的,由乡村民众自行出资组织修建的小型水利工程。自有清一代,随着人地矛盾的激化、自然灾害的加剧,后期政局的动荡,河南地区的乡村水利凭借其贴近民生的工程类型、灵活多样的组织方式,成为乡村民众解决水资源问题的重要手段。从清代河南乡村水利建设中可以看出,清政府对河南乡村事务的管控能力呈下降趋势,乡村精英成为河南乡村权力的核心人物。其次,清代河南乡村间的互动随着村际合作型水利工程的开展而明显增多,但村际水利纠纷不断,村际关系也随之恶化。最后,河南乡村水利建设造就了河南地区独特的水利祭祀活动,这些活动不但丰富了乡村民众生活,强化了乡民组织力,且成为河南乡风民俗的一部分。清代是河南乡村水利建设的重要时期,对河南乡村风貌具有重要塑造作用。

李会文^[5]（2020）在《宋以来海河流域下游的水患治理 ——以独流地区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历史时期,独流所处的海河流域下游地区,受自然和人类活动影响,水患灾害频频发生。宋以前,独流地区远离行政中心,河流多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北宋时期,位于宋辽边境的独流,开始引起统治者重视,在独流镇以东、以西构筑了塘泺防线。围绕黄河改道的三次回流之争背后深层次的考虑是,黄河北流会将辛苦构建维持的塘泺防线淤浅,这样采取守势的北宋在面对辽金骑兵的时候将无险可守。基于此,北宋时期,在独流及周边地区的水利建设是服务于其在北境整体的军事防御的。金元时期,海河整体纳入统治范围,独流地区的河湖洼淀转而需要承担的是航运职能,其水利建设与河道疏浚是为漕运服务的。明至清中期,北方人口增殖迅猛,漕运压力大增。与此同时,明清小冰期气候波动不定,水患更为频繁,京直地区漕运不畅,畿辅屯田引起当局重视,然受自然条件影响,旱涝无常,屯田垦植,全然仰赖水利。因此明至清中期,在维持漕运畅通之外,还需要通过兴修水利工程、疏浚河道沟渠来保障屯田灌溉。清中后期,伴随着漕粮折银、区域间贸易体系的建立以及海运的兴起,独流以南地区运河的漕运职能渐渐弱化。开埠以后,天津成为外国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掠夺原料、输出资本的重要基地,短短的几十年时间,由一个漕运中转码头摇身一变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通商口岸和金融中心。但是以天津为中心的海河流域下游地区水患频繁的现状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清廷面对内忧外患已是焦头烂额,无暇顾及津静地区的水利建设事业。民国时期,经济社会较之晚清时期有了进一步发展,但也意味着水患带来的破坏和损失加剧。面对频仍的水患,当局迫于各方压力开始着手治理,先后开工兴建了一批水利工程,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津静地区的水患威胁。但是,迫于时局动荡、资金短缺,终究没能彻底根治水患。新中国成立后,在毛主席的号召下,作为根治海河的标志性工程——独流入海减河1951年开工建设,投入几十万军民,于1953年正式完工,而后经过多次扩建加固,海河终于得到彻底的根治。

双静如,王尚义^[6]（2020）在《明清时期文峪河中下游河道变迁及原因初探》文中提出梳理统计文献资料,结合实地考查,利用各类地图及遥感影像复原明清时期文峪河中下游河道11次大的变迁,探析其原因,发现明清时期文峪河中下游河道的11次异动中10次自然变迁均受着汾河中游河道变迁的影响,并与中上游生态环境的变化有着密切关系。研究文峪河河道的变迁不仅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且对文峪河河道的治理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王兴英^[7]（2019）在《环境史视域下清代洋县水资源利用与管理》文中提出水作为生命之源,是人类生产、生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针对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和有效管理,是地方社会秩序稳定与经济发展的基础。历史时期水资源利用及其管理,属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尤其是近年来,有关环境史的问题开始不断受到学界关注,而对清代陕南水资源利用与管理的研究,既属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范畴,也是环境史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研究可以深入认知“水资源、自然灾害和社会民众”三者之间互动关系,亦为当前洋县水资源利用和管理提供历史借鉴,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洋县位于陕西西南部,汉水流域上游,水资源较为丰富。历史时期洋县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水资源具有很强的依赖性。本研究从环境史角度探讨洋县水资源利用与管理,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清代洋县农田水利发展和管理;（2）清代洋县的旱灾与祈雨;（3）清代洋县水利航运与区域民众生计。研究内容主要在爬梳整理现存碑刻、方志等史料的基础上,利用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与方法,针对清代洋县地区自然灾害与堰渠水利发展、水权纠纷、祈雨等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显示,水旱灾害是影响区域水资源利用与管理发展变化的主要原因;地方官员以管理“旧例”为依据,在处理水权纠纷过程中扮演着主导作用,不仅是地方水利设施修建的发起人和督查者,更是维护地方水利秩序的主要管理者,民众则是主要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在干旱年份,地方政府和民间百姓则共同通过祈雨应对旱灾,这是地方民众在水资源利用与管理过程中的一种应对方式,与其他区域有着较为类似。在梳理水资源利用和管理与洋县社会经济之间关系时,研究发现二者关系密切,尤其是汉江航运是沟通洋县与外界经济、交通和信息的重要方式;与此同时,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促进了汉江水运的快速兴盛,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

史汶昕^[8]（2019）在《山西省潇河流域管理机构研究（1949年-1990年）》文中研究指明潇河流域的跨行政区管理机构潇河水利委员会/管理局的性质是一个“自收自支,自负盈亏,以丰补歉,自求平衡”的经济实体。其主要从事灌溉供水,相应开展综合经营工作。虽然组织架构几经变迁,单位名称屡次更改,但其本质属性和主要任务都未曾改变。其通过水费征收、发展副业,潇河水利委员会/管理局实现了运营管理的自给自足;其通过水规制定,水利规划设计,走群众路线,实现了潇河流域的水利治理完善;通过机构内部科室结构调整、人员优化配置,实现了管理上和工程建设上的技术型导向,提升了经济效益。潇委会在波折中不断调整适应时代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状况,从单纯“管理”到综合“经营”,在一定程度上是国有企事业单位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经历的一个缩影,同时也证明了民主管理、面向市场、不断改革的正确性。该管理机构为潇河流域的综合治理做出了极大贡献。依托建国后行政上的村社大队-村-县-市组织管理体系和其本身兴建农田水利设施、防洪防涝防旱防灾、大力发展生产,其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的水利社会秩序——原有因自然区域被行政区划分割而产生的水利水权纠纷、农民负担加重都被彻底解决,由此也实现了新中国地域性水利治理背景下的新的流域水利秩序重构。

路其首^[9]（2019）在《明代西北地区水资源利用与农业发展》文中研究指明水资源是制约西北地区发展的主要因素。探讨一定时期内西北地区人民水资源利用方式,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进行研究可深化对该时期人民在水资源利用中体现的智慧与经验的理解,以更好地为现实提供借鉴。自然降水状态下的西北地区,除少数山地之外,绝大部分地区不适宜于农作物生长及农业发展。明代西北地区比现在干冷,降水量比现在小。对水的利用除雨养农业区外则是灌溉区的形成。为了更好地进行研究,将西北地区分为陕北高原、陇中盆地、渭河平原、宁夏平原、秦巴山地、河湟谷地等,各区内自然环境及地表径流不同。农业水资源利用主要为地表水,其中以地表径流为主;地下水次之,地下水或地表积水可作为地表径流的补充。灌溉是利用地表水最主要的方式,明代西北地区的灌溉工程建设在不同地区表现的不同,通过整理不同地区的灌溉工程及其建设方法,其工程特点是:以中小型水利工程建设为主、兴废较为频繁、军事性因素强、水利技术有一定发展。灌溉工程有不同分类:以投资者分类,分为军事因素的灌溉工程、官民合修和民间自修三种;以引水方式分类,可分有坝引水和无坝引水两种。灌溉工程修建较高的花费、政治环境的不利、引水方式的不同对农业经济发展造成一定影响。灌溉工程建设对农业经济发展影响很深。一是灌溉面积的扩大。边地军镇卫所的屯田活动对耕地面积扩大起到很大作用,但并非水利建设的直接结果。其发展速率主要依靠地理环境及农业发展基础,还包括人口的增减。腹里地区耕地面积在明中后期出现增长,这与农业发展基础、灌溉工程中小型化、政策推行、种植结构改变等有密切关系。不同地区灌溉面积扩大与灌溉工程建设的相关程度也不同,并存在空间与时间差异。二是农业技术的选择。作物引进方面,旱地作物对种植结构改变作用有限,经济作物的种植规模小且零星分布,大部分地区仍然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水资源利用对作物周期以及包括不同作物的轮作、间作在内的种植结构变化起了一定作用。农业生产工具多样,尤其以水资源利用方面的水车、水磨、船磨的出现为代表,但只是在陇中部分地区出现。农业增产措施中,肥料使用普遍;而以陇中砂田为代表的保水措施是一种创举,但二者更新费用较高。总之,与水资源利用相关的生产工具及生产技术方面未取得重要突破。不同水资源利用途径会影响农业经济发展状态,并存在区域性差异。明代西北地区农业经营方式多种并存,经济发展方式主要是肥力保持模式、诱导性技术-制度模式,而肥力保持模式与诱导性技术-制度模式有一定交叉,水资源则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农业经济区域性差异与水资源的区域性差异有紧密相关性,水资源的分布格局深刻影响着农业经济发展格局。总之,通过对明代西北地区水资源利用与农业发展的探讨上,可供借鉴处是在工程技术创新、农业增产措施、水资源分配、利用的多样化发展趋势上,而不足之处则是水资源利用来源过于单一,水资源利用工具未广泛普及且技术相对滞后,部分地区盲目扩大耕地面积等。当今西北地区水资源利用仍有一些问题与历史相似,在今后用水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下,通过一系列相关措施努力达到水资源的合理使用。

高祺琪^[10]（2019）在《明清陕西泉水资源开发利用初探 ——基于地方志的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泉水是一种地下水资源,在历史时期被人们广泛地开发利用,具有丰富的社会经济功用以及文化价值。传统的水利史研究,对泉水多有忽视,近来的水利社会史转向中涌现了一批对泉水、泉域的研究,空间上侧重于山西,研究内容以泉水灌溉和水权问题为主。在此基础上,本文以地方志资料为中心,考察明清时期陕西泉水资源的时空变迁、开发利用,包括社会文化功用,冀以查漏补缺,丰富完善并深化泉水资源及其功用研究。本文通过对陕西地方志中泉水资料的搜集、整合和统计,梳理出泉水的分布状况以及时空变化,大致分为陕北、关中、陕南三个区域,其中关中地区泉水记载最为丰富,明清以来的消长变化也最为剧烈。需要注意的是,泉水的数量、特征、存续时间等记载,虽然具有客观性的一面,不过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书写者的关注点与文化取向。明清陕西泉水的开发利用,分为实用功能和社会文化功用。在灌溉方面,本文对“泉河交利”、“泉小利溥”、“灌溉无多”等不同区域内泉水灌溉的特征进行了讨论;在饮食、日用、城市用水方面,本文探讨了引泉汲用的形式,泉渠水利对官方祭祀系统的影响,以及特殊领域内,如信仰圈、私人园林以及军事防御等方面的泉水利用。明清陕西泉水的社会文化功用更加多样。其中,在泉水与祷雨方面,自然环境和地方文化的不同,导致各地祷雨习俗的差异,泉水在祷雨仪式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泉水与道德教化方面,地方志对泉水出涸的记载,体现着官方对民间社会的礼仪教化和道德规训,包括节烈、孝义等官方宣扬的价值观;至于泉水与景观,地方志对于泉水景观的记载,不仅反映了文人士大夫在观念层面上对泉水景观的取向,而且亦透露出试图通过塑造泉水来变革文化、移风易俗的实践。

二、水权与地方社会──以明清以来山西省文水县甘泉渠水案为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水权与地方社会──以明清以来山西省文水县甘泉渠水案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清至民国时期豫西地区水利碑刻的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金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四个面向 ——以碑刻史料为中心（1127-1368）（论文提纲范文）

（3）明清至民国霍州水利社会研究 ——以水权为核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4）清代河南乡村水利建设及其社会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5）宋以来海河流域下游的水患治理 ——以独流地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明清时期文峪河中下游河道变迁及原因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7）环境史视域下清代洋县水资源利用与管理（论文提纲范文）

（8）山西省潇河流域管理机构研究（1949年-1990年）（论文提纲范文）

（9）明代西北地区水资源利用与农业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10）明清陕西泉水资源开发利用初探 ——基于地方志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四、水权与地方社会──以明清以来山西省文水县甘泉渠水案为例（论文参考文献）

• [1]清至民国时期豫西地区水利碑刻的整理与研究[D]. 阮丽斌. 西北师范大学, 2021
• [2]金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四个面向 ——以碑刻史料为中心（1127-1368）[D]. 王洋. 山西大学, 2020(03)
• [3]明清至民国霍州水利社会研究 ——以水权为核心的考察[D]. 皇倩倩. 山西大学, 2020(01)
• [4]清代河南乡村水利建设及其社会问题[D]. 郝录谣. 天津师范大学, 2020(08)
• [5]宋以来海河流域下游的水患治理 ——以独流地区为例[D]. 李会文. 天津师范大学, 2020(08)
• [6]明清时期文峪河中下游河道变迁及原因初探[J]. 双静如,王尚义. 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01)
• [7]环境史视域下清代洋县水资源利用与管理[D]. 王兴英. 西北大学, 2019(12)
• [8]山西省潇河流域管理机构研究（1949年-1990年）[D]. 史汶昕.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9)
• [9]明代西北地区水资源利用与农业发展[D]. 路其首.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6)
• [10]明清陕西泉水资源开发利用初探 ——基于地方志的考察[D]. 高祺琪. 厦门大学, 20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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