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湾跌入高失业率社会（论文文献综述）
崔向平[1]（2021）在《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今世界国际体系的转型,英国脱欧、民粹主义的盛行、特朗普的上台等“黑天鹅事件”加速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变进程,对国际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中美关系的深刻变化,中美战略格局由接触合作向遏制竞争方向转变日益加剧。从当前的国际局势来看,中国的加速崛起,以及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衰落,欧盟各国、俄罗斯、日本等发达国家之间与中国的发展差距正在被不断拉大,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增长放缓,有些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缓慢、甚至下行,失业率不断上涨、国内游行时有发生、种族问题和民粹主义不断抬头、逆全球化思潮风起云涌。与此同时,包括第四次工业革命、新能源、人工智能、量子科学的发展以及数字经济来临等新时代的诸多新变量,正在改变世界各国间的力量对比,甚至会重新改写世界经济格局。在以上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世界各国都将面临一个更加严峻和复杂的新时代。与此同时,美国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特朗普正是在这种特殊历史背景下当选,其对华政策是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要政策性课题。由于特朗普采取“全政府”的对华政策思路,若想充分解析其对华政策的基本脉络,本文从四个层次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出台背景进行全面和系统探究,又从政治目标、经济目标、文化目标三个方面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目标进行层次分析。具体而言,在政治目标上,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定义为美国在全球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在印太地区充分利用盟友,不惜以牺牲盟友的利益为代价,一方面保障自己减少了军费支出,另一方面维持对中国的高压态势,最终来实现美国自身的利益,进一步巩固美国的霸权统治地位。在经济目标上,特朗普政府以贸易战为前阵,以遏制中国科技发展为内核,试图打断中国科技崛起的节奏,全面遏制中国科技发展,并尝试与中国经济脱钩。在文化目标上,特朗普政府以中国意识形态和文化输出为由,综合防范且有限阻断中美文化交流,精准防范中国网络安全与数字经济类的文化传播。此外,特朗普政府的权力资源是政府内党派共识及政策精英的团结以及国内社会部分团体的默认和积极配合,特朗普善于活用“以压促变”等手段,以高压姿态逼迫中国妥协,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对关键领域实施有效管控,为把知识产权保护打造成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规则,构建加固了美国技术转让壁垒,稳固了美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充分防止了中国在技术使用中获得更多的相关信息,进而拉大了中美之间的科技差距,有效防范中国实现弯道超车。在政策的具体实施上,本项研究从全球、地区、单元和个人四个层次阐述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实施维度。从全球层面上看,首先,特朗普政府在全球范围内干扰中国崛起进程,削弱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在全球范围遏制中国经济和中国科技发展;其次,特朗普政府以地缘政治为核心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最后,特朗普政府在舆论上大肆针对中国,不仅在全球范围内构陷中国,还将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将中国正常的对外政策曲解为“锐实力”,并将新冠疫情政治化,将责任推给中国。从地区层面上看,特朗普政府优化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战略部署和资源配置,让盟友承担更多军费,使其更符合“美国优先”的逻辑。同时,加大力度拉拢印度,试图在印太框架下编织遏华网络。从单元层面上看,特朗普政府公开对华展开多维度、全方位的战略遏制,进一步加深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体现在借“修例风波”破坏香港政治生态环境,在台海地区活用台湾牌,并企图借民族问题从内部瓦解中国,同时还加强了对中国的军事干预和意识形态对抗。不断给中国制造各种麻烦,妄图使中国陷入自顾不暇的困境,从而打断中国崛起的进程。从个人层面上看,特朗普本人有着鲜明的个人特质,其商人出身的背景使其更加善于运用“对等外交”与“强人政治”等各种博弈手段。此外,还对特朗普“交易”思维下的“对等外交”、“强人政治”进行了重点剖析。最后,论文围绕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手段、实施方案、政策实施过程以及政策结果等方面展开综合评估,并将重点针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手段和结果拟定为考量和评估的重点,具体将围绕政策实施过程中取得的主要成效和比对政策成效与既定政策目标,进而考量政策目标的完成情况以及其政策手段的本身进行评估,并从安全、经济、政治三方面阐述了特朗普政府政策对中国产生的影响,以及特朗普下台后所留下的政治遗产做出了详细的分析。
于滨[2]（2020）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中俄温差”》文中研究说明中俄两国在美国的政策宣示中都被定性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但在政策操作层面,特朗普政府明显地亲俄反华:对前者频频示好,与后者全面对抗。美国外交政策中的这种"中俄温差"现象并非特朗普政府的"专利",冷战以后美国历届政府上任之初都以"重启"美俄关系为己任,同时撕裂中美关系。这种不对称的对俄对华政策背后,不仅仅是基于实力和意识形态的考量,在美国高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政治生态中,还有挥之不去的种族因素,其历史惯性使中国威胁论在美持久不衰,无论中国强大还是贫弱,都被视为对美国的威胁。在特朗普时代,美中与美俄关系最大的不同,是前者日益向全面对峙发展,不仅涵盖经济、军事、政治、外交等领域,而且已上升到文明冲突的高度,并在新冠疫情期间得以肆意宣泄。中国作为美国的非西方战略对手,在美国的集体意识中被有意无意地曲解、排斥、边缘化和妖魔化,其程度远超美国的另一个战略竞争对手俄罗斯及其前身苏联。关于美国对华对俄战略的上述差异之探究,不仅有助于应对已经开始的中美关系的长期震荡,也有助于把握中美俄三边互动关系的方向和力度。
程晓辰[3]（2020）在《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的激进转向研究》文中提出政党是驱动国家机器运转的中枢力量,政党政治变化是透视一个国家政治状态的“显微镜”。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马克思主义“无用论”、社会主义“失败论”、共产主义“虚无论”和意识形态“终结论”尘嚣日上,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右翼力量高歌猛进,而左翼力量则陷入到群体性迷失中。面对不利的发展形势,传统左翼政党不同程度的选择了向“右”转,社会民主党部分的接受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在政治光谱上由左翼滑向了更温和的中左翼,与中右翼政党的同质化也越来越明显。共产主义政党则面临着比社会民主党更加不利的形势,一部分共产党选择解散党或者是改变党的名称和性质,完全转型成为一个社会民主党,还有一部分共产党尽管保留了共产党的名称,但选择部分按照社会民主党的建党原则进行革新,出现了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化的趋向。传统左翼政党向“右”转并向温和化转型是二十世纪末一直到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最显着趋势,其实质是削弱意识形态色彩并使得左翼政党在政治光谱上向“中间”移动,这给传统左翼政党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政治身份认同模糊、阶级基础弱化、理论战略主张特色不足、组织力量碎片化加剧等,使左翼政党特别是共产主义政党的竞争力、吸引力和影响力受到很大影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资本主义国家纷纷陷入到制度性、结构性、全面性危机中,持续衰退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的就业形势、混沌焦灼的政治形势和动荡不安的社会形势都使得资本主义内部矛盾不断积聚,公民不满情绪日益增加,激进抗议运动频繁爆发,政党政治发展持续变动。我们应当看到,金融危机及其衍生危机的影响时至今日仍然存在,资本主义国家仍未彻底摆脱多重危机的“泥沼”,这对于左翼政党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机遇期”。南欧国家处于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和难民危机等多重危机直接冲击的第一线,其左翼政党的发展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金融危机后全球左翼政党的发展动向,特别是随着南欧地区新兴激进左翼政党的快速崛起,社会民主党的主流地位遭遇严重挑战,过去在左翼“一党独大”的状况已经难以复现,而共产主义政党则面临着更加被边缘化的窘况。可以说,传统左翼政党日渐势衰,新兴激进左翼政党迅速崛起是当前南欧左翼政党发展变化的最显着趋势。围绕着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激进转向进行研究的第一个核心问题是对其发展态势的宏观把握和规律性总结,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发展中呈现的新变化、新特点和新趋向是多维度的,这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从温和到激进的流变。具体表现在:在政治组织力量上,持有激进立场的新兴激进左翼政党快速崛起,左翼政治力量格局发生激变;在政治表达方式上,民众的不满情绪正日益通过频频爆发的激进抗议运动表达出来;在政治身份认同上,重新定义“左翼”、回到“左翼”已经成为南欧左翼政党变革的主要方向;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左翼民粹主义滥觞和列宁主义复归等都带来左翼政党指导思想的“极化”;在政治战略主张上,民粹主义、反建制主义、疑欧主义等多股政治思潮的兴起引发主流政治激荡变革。同时,就某一政党或不同类型政党来说,其转向激进的程度又是不同的,存在个体和类型的差异,因而这里的激进转向核心讨论的是自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南欧左翼政党向“右”转、进行温和化改革,又在金融危机后逐渐向“左”转、强调回到“左翼”和转向激进的这样一个过程和趋向。围绕着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激进转向进行研究的第二个核心问题是厘凊激进转向的发生机理,找到引发这种转向的根源。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的激进转向是金融危机及其衍生危机在南欧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系统反映。窥探“后危机”时代南欧左翼政党发展变化的整个过程,风云诡谲的形势变化与左翼政党的起伏波澜是相一致的,社会矛盾的不断加深也导致公民不满情绪持续上升,并最终演化为一系列的激进抗议运动,使得南欧左翼运动的发展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公民选择诉诸更加激进化的政治表达方式,与其合法利益表达渠道长期以来被建制派精英垄断和阻塞不无关系,自由民主的选举制的制度运行已然与制度设计初衷相悖,因而其存在的形式意义要远远大于实际意义,已经无法及时准确的回应人民群众的利益关切,这是金融危机后南欧国家政党政治产生激烈变动的根本原因。当然,新媒体工具的使用及其所形成的强大的技术控制力,所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围绕着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激进转向进行研究的第三个核心问题是对激进转向实质的分析。金融危后南欧左翼政党的激进转向是南欧左翼政党在多重危机下进行适应性变革与调整并在政党意识中的自觉表达。金融危机后南欧国家出现的政治乱象（如频繁大选、频繁组阁、频频陷入政治僵局等）让普通民众对选举活动日益感到厌倦,对传统政党的不信任感也陡增,并将选票投向政治身份定位更加清晰、理论战略主张特色更加鲜明以及更擅于运用新媒体工具进行舆论造势和宣传的新兴政党,带来南欧国家政党政治格局和发展方向的大变动,这预示着南欧国家传统“准两党制”格局的崩解,也意味着西式民主衰退和新自由主义的神话破灭。同时,金融危机的爆发还加剧了南欧社会的深层撕裂,普通民众的金融恐慌和对政府出台紧缩政策的严重不满是激进抗议运动频频爆发的直接“导火索”,这引发了普通民众社会心理特征的急剧变化和社会思想意识的“左”转,而在选举政治下政党迎合选民意向成为一种必然。值得注意的是,南欧国家左翼政党所作出的调整与变革不仅是由于发展中自身存在的问题,也包含了对右翼力量联合攻击的策略应对。随着极右翼政党在南欧国家逐渐站位脚跟并日渐势大,以及中右翼与极右翼等右翼力量联合攻击趋势的增强,左翼政党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与日俱增,这也迫切要求南欧左翼政党必须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并做出积极的调整和变革,能够在“内忧外困”的不利形势下充分把握好金融危机后出现的战略机遇期,努力推动左翼的复兴和发展。自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来,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左翼向何处去始终是一个被广泛讨论和热议的话题,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发展中出现的新变化、新特点、新趋势一定程度上回答了左翼政党重回“左翼”、转向激进是新形势下左翼政党变革与调整的主要方向,但回到“左翼”也并不完全是回到过去的“左翼”,而是对“左翼”进行一个重新的界定和厘凊,使左翼政党的“左翼”身份特征鲜明、特色突出,更容易获得选民的支持和信赖,也更好的推动左翼政党迈向持续向好发展的轨道上去。总体而言,本文对金融危机后南欧激进左翼政党转向激进的研究是对其发展趋势的整体性、规律性、前瞻性的把握,也是以南欧左翼政党为蓝本对金融危机后欧洲乃至世界的政治极化现象所进行的一个系统分析和案例研究。当然,南欧的政治发展始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且每个国家和每个政党的发展都不尽相同,本文的研究也旨在洞察南欧左翼政治发展的方向,并准确把握当今世界政治形势变化,以期为促进中国与南欧国家交流合作,推动中国持续稳定、高质量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重要的理论借鉴。
陈辉煌[4]（2020）在《我国公用企业行政主体地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随着政府职能转变和公共行政改革在世界各国陆续展开,行政任务呈现急剧增加之势,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生活进步以及公众观念转变,越来越多的政府公共产品和普遍服务逐渐成为了公众生活的必需品,“有限政府”理念下的政府管理职能显然己无法满足社会变迁及公众需求,因此大量的非政府组织逐步参与公共管理活动,呈现出“行政权力社会化”、“行政主体多元化”现象。公用企业作为广义的社会组织之一,在日常生产和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我国行政法学界对公用企业还不够重视,从行政法的角度研究的不多。公用企业作为基本的公共产品和普遍服务的提供者,与公共利益息息相关,同时,公用企业还积极参与到社会公共管理活动中,有必要对公用企业在行政法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研究。围绕公用企业在行政法中的地位,文章重点研究了以下内容:首先通过对公用企业和行政主体的起源、定义和特点的分析研究,提出传统的行政主体理论已经不适应公用企业广泛参与社会管理活动的现状,需要对公用企业在行政法中的地位予以重视。行政主体的概念引入我国之后,一般理解为可以做行政诉讼被告的行政机关和被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以行政权和行政机关为核心。随着社会发展,公众的需求日益增多,政府已经无法包揽一切,行政管理开始转型,国家向社会放权,公共行政得到发展,社会组织参与到社会管理中来。公用企业作为通过公用事业生产经营行为向社会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和普遍服务并具有一定垄断性的经济实体,不同于一般的市场主体,具有公益性和公共性,并已经或多或少地承担了一定的社会管理职能。但在传统的国家行政模式和政府的规制之下,行政法学一直仅将公用企业作为行政规制对象看待。随着市场化、社会化逐步成为当下社会经济发展的潮流,传统的国家行政模式逐步改变,政府已经不再是行政权力唯一垄断者。传统的行政主体理论也应该扩展为以公共行政和公共机构为核心,将参与社会管理的各类社会力量都应该纳入行政主体研究范畴,包括替代政府提供大量公共产品和普遍服务的公用企业,以适应行政权社会化的需要和行政主体的多元化的趋势。其次通过对公用企业的发展历史、法律性质及行政权社会化的研究,结合我国行政执法和公用企业运营管理的现实状况,分析公用企业获得行政主体地位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一是公用企业同时具有公法人和私法人的性质。历史上的公用企业有属于私法人的时期,也有属于公法人的时期,其法律性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现在各国的公用企业以独立于政府的企业形式,负责向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和普遍服务,并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和满足公众需求为目标,同时具有公法人和私法人的特征。德国行政法把公用企业界定为“事实上或者法律上独立的、隶属于政府的经济组织。”日本,电力公司等公用企业与一般的企业不同,被划归到特殊法人中,并已经具有了行政主体的法律地位。二是行政权社会化发展让公用企业可以成为行政主体。从行政权的发展来看,从限权模式发展到授权模式,再发展到分权模式,全球都开始公共行政的改革,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参与到公共管理活动中来,两大法系都坚持认为公用企业向居民、家庭提供普遍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为具有公法属性,此时的公用企业具有行政主体地位。三是各国的司法实践都承认了公用企业的行政主体地位。各国通过司法案例发展了职能本质、政府行为、生存照顾义务、公共服务理论等多种判断公用企业行为性质的方式。是否民营化、谁是投资人,对法院关于企业行为性质的判决没有影响。对于民营化之后的公用企业,各国法院的判决都根据公用企业的具体行为来进行判断,德国、英国、美国等各国的法院都认为对某一机构性质进行判断的最主要的基础在于该机构所从事的行为性质以及该行为所产生的社会后果,如果某一机构拥有“公共职能”或者其行为具有公法效果,那么原则上就具有了类似于政府机构的法律地位。公用企业的民营化没有改变公用企业提供公共产品和普遍服务的公共性。四是我国的公用企业有获得行政主体地位的现实需要。基于公用企业在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特殊功能,在我国地方警力资源有限、行政执法难以满足公用企业日常运营需要的现实情况下,公用企业迫切需要获得行政主体地位,享有一定的公共行政权力,以维护自身的正常运营和日常管理需要。再次结合我国的立法和实践情况,对我国公用企业行政权的取得方式、具体内容、运行情况进行了研究。行政权是公用企业作为行政主体的核心内容。根据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国家或政府所拥有的权力不过是人民基于契约而将一部分权力让渡给它们,公用企业获得的行政权也是人民基于契约而让渡的。公用企业获得一定的行政权符合科学分配公权力的要求,也是我国民主行政发展的客观需要,能够可以更好地维护公共利益。我国的公用企业根据法规授权、行政授权、政府委托及行政合同等方式已经具有一定的行政许可权、处罚权、检查权等。例如在公用设施防护保护区内进行相关活动需要征求公用企业的同意、对公用设施进行维护检查、对使用人的行李或人身进行安全检查、对违法破环公用设施设备的行为予以制止、对部分违法行为进行处罚等。实际上,很多公用企业为了维护各类设施设备的正常运转,避免人为的破坏,都组建了自己的执法队伍,有企业的执法队伍得到地方立法的授权,以自己的名义执法,如上海、广州等城市的地铁公司;有企业的执法队伍通过地方政府委托,以行政机关的名义执法,如深圳、合肥等地的地铁公司;更多的公用企业的执法队伍通过与地方政府执法机构联合执法的方式,参与到具体的执法工作中,如很多燃气公司的执法队。四是根据我国公用企业行政权的运行情况,对公用企业行政主体地位确认现实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完善的建议。由于我国公用企业没有统一的立法,公用企业的性质、地位、职责、监管等没有明确规定,公用企业行政权的相关规定也比较原则,处于欲说还休的模糊状态,各行业、各地区的立法和实际操作差异较大,实践中产生了很多问题。一方面公用企业获得的授权非常有限,且存在行政强制力缺乏、处罚权威慑不足、审批权程序不明等问题,难以满足日常管理的需要,很多管理活动都需要依靠行政机关的支持;另一方面公众普遍反映公用企业过于强势,存在权力滥用的现象,公用企业行政权实施效果有待提高。因此,按照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有必要通过立法进一步对公用企业的主体地位和权力内容进行明确,让公用企业行政权合法合理、适度必要、具有确定性和可预测性且行使程序正当、公正。同时,公用企业需要加强自律制度建设,以维护自己的公共形象并避免外界的不当干预。最后对公用企业行政权的监督制度进行了研究。“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有权力就应该有监督。由于监督制度的缺失,按照尊重企业独立经营与保护商业秘密的要求,外界难以介入公用企业的经营过程,无法对公用企业的日常行为进行全面的监督。在承认公用企业的行政主体地位和拥有一定的公共行政权力之后,为避免其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侵害公众的权益,需要完善一系列的监督制度,全面规范并合理限制行政权的行使。改变目前当事人只能按照合同纠纷、侵权责任等民事方式维护自己利益的方式,将公用企业进行公共管理以及提供公共产品和普遍服务的行为作为行政行为进行监管,将此时的公用企业作为行政主体,将对相关当事人造成的侵害纳入国家赔偿范围,由公共企业承担赔偿责任,政府承担补充担保责任,当事人可以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多种途径维权,有利于减轻当事人的举证责任,降低维权成本,更好地维护公众的利益。
王斐[5]（2019）在《拉美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从19世纪末俄国的民粹派运动、美国的“人民党”运动开始,民粹主义便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尤其进入21世纪,民粹主义迅速成为一股席卷全球的政治潮流。拉丁美洲作为典型的民粹主义发生地之一,其民粹主义的影响之大、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是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无法比拟的。拉丁美洲的20世纪,被看作是“民粹主义的世纪”。从发展历程来看,民粹主义贯穿南美大陆的现代化进程,几度兴衰而绵延不绝,其兴起、发展、兴盛、衰败和复苏与政权变迁和政治利益斗争密切相关,反映了拉美现代化进程中价值观的变化与价值评判的多样性。无论根源如何,是好还是坏,民粹主义始终是拉美国家不可忽视的重要的政治力量。在拉美国家,民粹主义作为是一种具有历史复发性的社会政治现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与现代化相伴而行并休戚相关。从现代化进程来说,拉美国家作为现代化的“实验室”,其艰难曲折的探索之路成为发展中国家进行现代化实践的重要组成。19世纪末期以来,拉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经历了三种现代化战略,即古典自由主义、发展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三种经济模式,即初级产品出口、进口替代工业化和新型出口导向;多种政治模式,即寡头威权主义、官僚威权主义、现代代议制民主等。当前,拉美国家仍处于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渡阶段。基于此,本研究力图在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探究民粹主义产生的根源和影响,通过运用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考察民粹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概括民粹主义的普遍性特征与拉美民粹主义的独特性特征,理清产生和发展的深刻根源,呈现民粹主义的影响,并尝试给出作者对拉美民粹主义未来发展趋势的思考。本研究的基本框架如下:导论部分突出依据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提出拉美现代化进程中民粹主义这一研究主题,着重从理论和现实两个方面阐述意义所在。通过回顾学界相关研究,期望在民粹主义的内涵界定、表现特征、产生根源、积极作用、消极影响、面临的挑战与未来发展趋势等方面取得一定研究成果。第一章从历史角度对拉美民粹主义进行纵向梳理,主要从三个阶段入手,即20世纪初期到30年代拉美民粹主义的萌芽时期、30年代至80年代末的拉美民粹主义的发展时期、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民粹主义的新演化。本文选取不同时期的典型代表国家与代表人物,结合时代背景、政策取向等进行梳理,形成对拉美民粹主义的初步判断。第二章从比较分析的视角,总结了世界民粹主义普遍存在的普遍性特征与拉美民粹主义的独特性特征。普遍性特征主要有草根性、非理性、批判性与易变性;独特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以城市为主要阵地,领袖个人崇拜且带有卡里斯马式的领导特点,普遍采取的是改革而非革命的方式。第三章主要分析民粹主义产生与发展的根源。一是从经济根源来看,拉美国家作为后发国家,由于依附性经济地位难以改变,加之市场经济的缺失和不彻底的土地改革,二元经济结构明显,经济出现增长性贫困,基础薄弱的现状难以改变;二是从政治根源来看,拉美国家作为美国的“后院”,受美国影响较大,加之自身政治体制的缺陷、政党力量较为弱小、军队强大与活跃等问题,致使威权有余而民主不足,“政治钟摆”早已成为常态;三是从思想文化根源来看,拉美国家受西班牙和葡萄牙影响较大,缺乏科学民主文化传统,国家认同存在危机,加之外来文化冲击,致使民粹主义长期存在;四是从社会根源来看,拉美国家贫富分化严重,纵向的社会分层化和横向的社会结构流动,导致社会冲突频发,为民粹主义滋生和蔓延提供了肥沃土壤。第四章主要分析民粹主义的影响。一是从政治视角而言,民粹主义在关怀民众、维护弱势社会群体利益和推动政治参与平等等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也加剧了政治领袖专断,煽动性的政治动员冲击民主转型,加深了政治体制危机;二是从经济视角而言,民粹主义在推动经济发展战略转变、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等方面产生积极作用,但其采取的经济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困境,制约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三是从社会视角而言,民粹主义的施政维护了部分民众利益,提高了民众生活质量,但因福利赶超加剧了中等收入陷阱和收入分配不公,与民粹主义的政治口号背道而驰。第五章着重分析了当前拉美民粹主义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并试图剖析其未来发展趋势。内部问题与挑战主要集中在政党自身建设不足、政治生态恶化、经济发展问题突出和社会矛盾激化、社会暴力升级等方面;外部问题与挑战主要集中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和美国政策影响拉美地缘政治等。面对这些问题,拉美国家需从指导理论、政治选举、政党建设等方面完善自身建设,根据实际情况推进改革,拉动现代化发展进程,以重新获得地区主导权。结语部分对本研究做了回顾性总结与反思,得出基本结论并探讨了可能的研究空间与理论生长点。
郑霞[6]（2017）在《中等收入陷阱：识别、国际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文中研究表明"中等收入陷阱"是2006年世界银行在阐述东亚经济体的发展现状时首次提出的概念,描述了经济体从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增长放缓或停滞不前,难以顺利迈入高收入行列这一较为普遍的现象。这一现象也揭示了固化的增长模式是无法支撑经济体的持续发展,需要寻找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阶段性动力。中国经济自1978年以来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并且在2010年顺利取代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也顺利跨越4000美元,步入中高等收入阶段。但中国经济增速自2011年以来持续下滑,2015年GDP增速更是跌破7%,激发了学者们对于中国经济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争论,以及如何实现经济发展的第三次跨越进入到高收入阶段这一问题的思考。本文主要是在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经济增长理论以及比较优势理论这三大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定量与定性相结合,规范与实证相结合,最后再比较分析。从经济增长收敛模型入手,对国家是否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进行识别,判定中等收入陷阱是否确实存在,再实证研究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并在国别比较的视角下来提出中国完成经济迈入高收入国家之列的可行性措施。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否顺利从中等收入阶段攀升到高收入国家之列,实现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不仅奠定其他国家对全球经济形势判定的基调以及提供可借鉴的经验,还会影响东亚等发展中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的信心。通过以往文献的梳理,在此基础上,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研究:（1）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进行梳理,并且通过经济增长收敛模型对国家进行识别从而验证中等收入陷阱是否存在;（2）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框架着手,分析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发现不同阶段增长动力的源泉不同,从而进一步分析中等收入陷阱产生的原因;（3）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进行梳理,从跨国比较的视角分析陷入组国家经济存在的普遍现象,结合跨越组国家的经验并进一步分析中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潜在动力,从中分析出对中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启发。增长收敛模型对国家的识别比较理想,符合预期,大部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被识别出来了,并且在通过对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投资以及技术上的突破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中国要想跨越中等收入晋级为高收入国家行列就应该引以为重。另外,对于福利、人口以及教育政策的制定应当要注意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不可一味赶超高收入经济体。
文艺[7]（2016）在《劳动收入占比与经济增长 ——基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文中指出“中等收入陷阱”是在2006年由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指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状态后,快速发展中积累的各种矛盾开始凸显和爆发,无法继续支持其发展以达到更高的收入水平,最终使经济增长陷入停滞的一种状态。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近四十年的快速发展,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经济现象,创造了“中国奇迹”。2010年我国人均GDP突破4382美元,2015年达到7990美元,标志着中国由中等偏上收入向高收入国家逐步迈进。但同时经济增长开始减速,各种矛盾逐渐突出,收入分配失衡导致结构性矛盾愈发严重,引起了学界的普遍担忧。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为研究问题,主要分析劳动收入占比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探究劳动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双重维度分析发现,合理的劳动收入占比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利用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和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分别开展国际国内实证研究,探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视角下劳动收入占比与人均GDP的关系,试图为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出建议。实证结果发现劳动收入占比对人均GDP的影响为正,劳动收入占比平方项对人均GDP的影响为负,且均为显着,这表明存在最优的劳动收入占比;从劳动收入占比与六大机制的交互项看,需求侧中投资、消费和外贸的影响不显着,供给侧中人力资本、科技进步及产业结构的影响显着。从国际分组的情况来看,高收入组国家最优劳动收入占比要大于中高收入组国家最优值,这表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应当相应的提高劳动收入占比。随后本文深刻分析了中国劳动收入占比决定的制度特征,认为劳动收入占比表现出因经济转轨而复杂多变的态势,但收入分配应坚持劳动价值论为导向。本文认为经济增长理论不停地发展变化,其实际是对增长核心动力不断认识的过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又产生影响,如何保持两者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合理的分配格局应当确立劳动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地位,不应该崇尚物质资本积累的资本决定论;要以人为中心推进供给侧改革,强调科技进步的作用,注重人力资本积累和产业结构调整。
姜玉砚[8]（2016）在《四化同步进程中的产城融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以及信息化经过多年的发展,在取得显着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大量转移到非农产业的农业劳动力市民化滞后的问题,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社会;相比起人口城镇化发展速度,土地城镇化发展过快,建设用地粗放低效;现有城镇在发展过程中的空间分布和规模结构均不太合理,与城镇现有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匹配;工业化进程和城镇化发展程度不匹配;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不协调;就业结构和城镇化发展不协调;农业现代化滞后于工业化发展;信息化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起步太晚及如何发挥后发优势;等一系列问题。在上述问题背景下,本文从四化同步发展的分析出发研究了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产城融合问题。论文从学科交叉的视角,结合经济学、产业组织学、城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系统工程学等多学科,从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等四化同步发展的背景出发,在理论上分析产城融合的经济理论依据,并给出本文对于产城融合在四化同步进程中的概念和内涵新界定;建立了四化同步背景下的产城融合经济学理论模型;在理论模型的指导下,利用VAR模型中的格兰杰因果检验、方差分析、脉冲响应函数及主成分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和工具,分析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产城融合的影响因素、动力机制、评价模型等;总结产城融合发展进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并对问题的解决提出可行的建议。论文的主要贡献在于:首次提出了宏观视角下的产城融合新定义,并由此界定了实证研究中产和城的分析范围;首次构建了四化同步进程中产城融合的经济学理论模型,既增强了产城融合研究的理论支撑,又能指导后续的实证分析和研究;针对产城融合中的空城和空转两个典型问题从人口、经济和空间三个视角进行了理论分析和探讨;在产城融合新定义的指导下,在实证研究中将研究对象从目前较为集中的高新区或城市新区扩展到了区域层面。论文的主要观点和结论如下:1.认为产城融合是指在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等四化同步发展的进程中,通过四化互促互进协调发展,达到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合理,城镇产业布局优化,城镇各项服务配套设施完善,真正做到各次产业和城镇互相支撑,互相依托,相互匹配,实现经济发展进程中四化同步协调产城互动的发展模式;2.认为产城融合进程中四化相互之间均存在单向或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同时四化发展过程中均具有自我调整的机制,这一观点通过第3章的实证研究得到证实。3.从人口、经济和空间三个视角对产城融合的两个典型问题--空城和空转--进行了理论分析,认为空城和空转均是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和产业发展在结构以及空间配置方面不均衡所导致的,两者应该在人、经济、空间三个维度深度融合,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空城和空转的问题。4.认为历年来中国的产城融合度是逐年提升稳步增加的,同时根据产城融合度的不同发展水平可将全国各地区分为一、二、三类地区,这一观点通过第5章的实证研究得到证实。5.发现影响全国历年来产城融合发展的主要因素有3类,影响不同地区产城融合发展的主要因素有6类。在对全国1978-2014年历年来以及2014年分地区的产城融合度进行实证分析时分别提取出了3个和6个主成分因子,这些主成分因子所包含的指标都是提升产城融合度的重要影响因素。6.在理论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应该通过: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协调、以产业链延伸为导向进行多元化发展、强化开发区和产业集聚区建设、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等对策建议的实施,促进未来经济发展中四化同步协调发展以及产城融合度的提高。当然,论文在实证分析的工具选择、指标选取的完善程度、理论分析的静态向动态转化等方面还有待于未来进一步深入研究。
张文庆[9]（2015）在《中国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研究 ——基于产业组织视角》文中指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国家发展战略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对外影响软实力的重要方面,目前已在国民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其发展研究的理论成果也是极为丰富的。但以往的研究中,一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国家级开发区发展过程中的激烈竞争。而这种竞争关系不仅影响着开发区的个体行为,也影响到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群体发展绩效。在产业组织理论中,产业经济学家贝恩和谢勒等人创建了产业SCP分析模型,用来研究一个产业内基本情况的变化、市场结构、市场行为、绩效,以及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市场基本情况影响市场结构,市场结构决定企业在市场中采取的行为,并反作用于市场基本情况；企业行为关系到市场运行的经济绩效,又对市场结构构成反馈；公共政策则对以上过程均产生影响。SCP分析框架是最完整、最成熟的研究范式,广泛应用于各类产业研究,为维护行业合理的市场竞争秩序,提高经济效率提供政策依据。通过对国外开发区典型案例的剖析、中国国家级开发区发展回顾、国内民营开发区的解读,本文抽象出了开发区发展的一般特征,即区域发展竞争中的投资者聚集：开发区提供了土地资源和投资环境等“产品和服务”,投资者根据其偏好选择“产品和服务”。开发区个体具有准企业特征,群体具有“产业”特征。利用国家级开发区30年发展积累的丰富可观察经验,考虑开发区与一般企业的行为差异,通过对产业组织SCP分析框架的转换、修正,构建了适用于国家级开发区发展研究的SCP范式。根据上述研究成果,本文重点分析研究了开发区市场基本条件及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从开发区的供需主体看,国家开发区的设立需要国家严格的审批,有较强的进入壁垒,从需求方看,主要以国外投资者为主；由于各开发区的区位、政策、体制、基础设施配套能力、经济环境及市场、生活环境的差异,形成国家开发区的异质性,开发区之间以及开发区与其他区域之间呈现出了不完全竞争的特征；由于投资者的稀缺性,市场表现为买方市场,在开发区与投资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这对开发区的个体市场行为形成影响；目前,国家级开发区在主导产业和经济规模上形成了一定的集中度,其群体组织特征属于“低集中寡占型”,具有结构的稳定性,总体上属于发展的成熟期,同时,主导产业集中度在提高、区域上开始分化,呈现出特色园区势头；市场集中度的形成,与供需失衡的激烈竞争和国家政策有关。在市场结构和开发区考核体系的影响下,开发区之间表现出激烈的垄断竞争行为,以垄断竞争市场行为理论为依托,从开发区功能目标、竞争中的价格策略、创新、品牌建设等方面对国家级开发区的市场行为进行探析,从经验观察入手,主要分析了以土地价格、补贴和担保、特许权以及特殊投资环境为主体的优惠政策比拼,以内外资的待遇差异为主的价格歧视,以投资环境改善为主的创新,以投资促进为主的减少交易成本行为和品牌建设为主的广告行为等。开发区的上述市场行为决定了开发区的绩效。在绩效指标体系的选择上,考虑到开发区功能定位和绩效考核特殊性,分别以财政收入和商务部公布的投资环境综合评价得分为因变量来构建国家级开发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回归模型,自变量则选用了经济总量（GDP）、进口额、出口额和实际利用外资,为剔除各变量不同量纲的影响,对有量纲的经济总量、财政收入、进出口和实际利用外资指标,均采用了相应指标占其样本开发区总额比例来代替。在对两个回归模型结果相互比较印证的基础上,得出的相关结论是：1、国家级开发区发展绩效与地区生产总值正相关（强烈）,与进口呈正相关,与实际利用外资正相关（极弱）,与出口负相关；具有规模效应；与区位有关。2、目前发展状态下,外资质量不高。提高开发区绩效的途径是,增大规模、内外资并重、提高外资质量、提高全球经济参与度。3、个案研究说明,体制、政策管理水平等因素对发展绩效的综合影响,历经产生、加速、稳定、减弱几个阶段后,目前几近消失。着眼于国家级开发区新的“三成为、四转变”战略功能目标（即努力把国家级开发区建设成为带动地区经济发展和实施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成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培育吸引外资新优势的排头兵,成为科技创新驱动和绿色集约发展的示范区。努力实现由追求速度向追求质量转变,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由同质化竞争向差异化发展转变,由硬环境见长向软环境取胜转变）,本文对照SCP分析框架中的各影响因子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外部因素方面,面临外资和市场不振、政治环境不稳和科技创新不足的环境；公共政策方面,体现为功能和考核的冲突、转型与激励的冲突、合作与竞争的冲突以及发展与土地的冲突；在其他因素方面,行政效率、基础设施配套、交通物流、生活环境、教育卫生、信息交流、费用、高端服务业等形成发展瓶颈。当中土地、人力资源等因素,采用案例法予以例证。最后,针对开发区发展诸影响因素,在公共政策层面,提出设立国家级开发区创新股权投资引导基金、积极推进开发区横向合作、全面叠加上海自贸区政策、鼓励建设特色开发区、创新开发区考核体系；在个体开发区行为方面,建议推进产城融合、协调资源整合、搞好投资促进、加强品牌建设。通过影响、调整开发区的市场行为,实现国家级开发区群体发展绩效的提高。本文的研究,丰富了国家级开发区发展研究的理论视角,揭示了其垄断竞争行为的特征表现,得出了其目前发展绩效的一般结论,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对策和建议。但由于数据采集非常困难以及在SCP分析框架转换和修正中的能力所限,难免存在遗漏和不足,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检验并不断丰富完善。本文研究中采用的产业组织视角,对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也有一定启发意义。
鞠绍轩[10]（2014）在《从美国大选看中美关系-2012年美国大选剖析》文中指出选举制度是美国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选举是美国最重要的政治景观之一。在美国2012年大选中，有关中国及美国对华政策的争论引人注目，无论是奥巴马还是罗姆尼都多次拿“中国议题”来换取关注。与冷战结束后前几次大选中的中国议题侧重政治和安全问题不同的是本次大选有关中国议题更多聚焦于经济贸易问题并与美国国内经济状况相联系，且中国议题始终贯穿于大选的全过程。“中国议题”成为本次美国大选被提及最多的议题之一，这是美国选举政治的驱动和美国民众在严峻的经济和就业形势下对自身生活状况的担忧且迫切的希望其下任总统可以带领美国走出经济萧条的困境所致，但是更重要的内在原因是，美国自身将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及其对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挑战以及对东北亚安全局势的思考，已成为下一任总统不得不考虑的重大对外政策问题。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无论经济还是军事实力都有了大幅提升，缩小了中美实力差距，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经济超级大国和构成世界政治格局的重要力量。因此这就导致双边关系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经济贸易和地区安全已成为美中两方战略博弈最为激烈的领域。
二、台湾跌入高失业率社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台湾跌入高失业率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1）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既有文献述评 |
| 三、论文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与论文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四、论文创新与不足 |
| (一)论文的创新 |
| (二)论文的不足 |
| 第一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背景分析 |
| 一、特朗普执政后国际形势的新特征 |
| (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国际形势的变化 |
| (二)新冠疫情加速推动国际局势变化 |
| 二、印太地区形势的新变化 |
| (一)印太地区的重要性提升 |
| (二)印太地区的复杂性凸显 |
| 三、美国国内政治形势的新变化 |
| (一)美国的社会分裂和政治极化加剧 |
| (二)美国保守势力的增强 |
| 四、特朗普个人的执政偏好 |
| (一)特朗普的个人特质 |
| (二)特朗普的执政风格与“特朗普主义” |
| 第二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目标与手段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目标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政治目标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经济目标 |
| (三)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文化目标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手段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权力资源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手段选择 |
| 第三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实施 |
| 一、在全球范围内干扰中国崛起进程 |
| (一)在全球范围削弱中国话语权和影响力 |
| (二)在全球范围迟滞中国经济发展 |
| (三)以地缘政治为核心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 |
| (四)在全球范围内对华开展舆论战 |
| 二、在印太体系内加快遏华节奏 |
| (一)调整优化军事战略资源配置 |
| (二)加紧拉拢盟友编织遏华网络 |
| 三、在单元层面强化对华战略遏制 |
| (一)加强对华内政干涉 |
| (二)加大对华军事干预 |
| (三)加深意识形态对抗 |
| 四、“特朗普主义”下的对华强硬斗争 |
| (一)“交易”思维下的“对等外交” |
| (二)“强人政治”下的强势制裁 |
| 第四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评估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手段评估 |
| (一)“全政府”的对华政策手段评估 |
| (二)“以压促变”和“极限施压”的手段评估 |
| (三)“积极的针对性防范”手段的评估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结果评估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政治目标的完成情况评估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目标的完成情况评估 |
| (三)特朗普政府对华文化目标的完成情况评估 |
| 三、特朗普对华政策的影响及政治遗产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综合影响 |
| (二)特朗普政府的政治遗产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学术成果 |
| 后记 |
（2）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中俄温差”（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两个“不对称”的对手(asymmetrical rivals) |
| （一）美国外交战略：“中国第一”“俄国第二”？ |
| （二）建制派的药方 |
| （三）美俄之间：永恒的“重启”？ |
| （四）中美之间：先苦后甜？ |
| （五）俄中之别：个体与群体 |
| 二、“文明”乎？种族乎？ |
| （一）“文明冲突”的陷阱 |
| （二）美国百年：种族的诱惑与尴尬 |
| （三）并不“孤独”的俄罗斯 |
| （四）华人的尴尬 |
| （五）IR理论，重俄轻中？ |
| 三、结束语 |
（3）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的激进转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相关概念和研究范围界定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发展的新变化 |
| 2.1 南欧左翼政党基本概况 |
| 2.1.1 南欧地区活跃的主要左翼政党 |
| 2.1.2 意识形态视域下南欧主要左翼政党子类型划分 |
| 2.2 选举向度下南欧左翼政党在金融危机后的发展现状 |
| 2.2.1 传统主流左翼政党日渐势衰 |
| 2.2.2 新兴激进左翼政党迅速崛起 |
| 2.2.3 共产主义政党逐渐被边缘化 |
| 2.2.4 其它左翼小党发展举步维艰 |
| 2.3 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政治的发展动向 |
| 2.3.1 从稳定到动荡:激进左翼政党崛起后南欧左翼政治力量出现新格局 |
| 2.3.2 从温和到激进:左翼民粹主义兴起后南欧左翼政治生态面临新变化 |
| 2.3.3 从另类到主流:激进抗议运动浪潮后南欧左翼政治发展呈现新趋势 |
| 第3章 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激进转向的表现 |
| 3.1 政治表达方式转向激进:社会抗议运动高涨推动民意立场持续左转 |
| 3.1.1 激进抗议运动持续兴起 |
| 3.1.2 公民政治参与变动无序 |
| 3.1.3 民意支持立场持续左转 |
| 3.2 政治身份认同转向激进:新兴激进左翼政党崛起重塑左翼政党身份标识 |
| 3.2.1 新兴激进左翼政党从边缘走向中心 |
| 3.2.2 主流左翼政党政治地位发生动摇 |
| 3.2.3 主流左翼政党的重塑政治身份标识 |
| 3.3 政治意识形态转向激进:传统理念回归带来列宁主义指导地位显着提升 |
| 3.3.1 西班牙共产党的“新列宁主义观” |
| 3.3.2 希腊共产党的“再激进化”变革 |
| 3.3.3 葡萄牙共产党的“斗争传统”回归 |
| 3.4 政治战略主张转向激进:多股政治思潮兴起引发主流政治激荡变革 |
| 3.4.1 “民粹派”主张对新自由主义模式重新解构 |
| 3.4.2 “反建制派”呼吁结束传统建制派精英统治 |
| 3.4.3 “疑欧派”提出对欧盟治理模式的强烈批判 |
| 第4章 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激进转向的根源探究 |
| 4.1 西方激进左翼学者的理论奠基 |
| 4.1.1 西方激进左翼学者的资本主义制度批判 |
| 4.1.2 西方激进左翼学者的激进民主理论探赜 |
| 4.1.3 西方激进左翼学者的生命政治话语建构 |
| 4.1.4 西方激进左翼学者的“新共产主义观念” |
| 4.2 金融危机及其衍生危机的推波助澜 |
| 4.2.1 危机加剧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 |
| 4.2.2 危机造成社会矛盾问题愈加突出 |
| 4.2.3 危机促使左翼政党重拾信心希望 |
| 4.3 社会运动和思潮“左”转的直接回应 |
| 4.3.1 紧缩政策引发公民不满情绪持续上升 |
| 4.3.2 建制派精英垄断权力使公民利益表达渠道阻塞 |
| 4.3.3 激进抗议运动激发了公民意识的觉醒 |
| 4.4 新媒体工具的话语垄断和技术控制 |
| 4.4.1 新媒体技术革新带来政治传播方式变革 |
| 4.4.2 新媒体工具应用形成对舆情的直接引导 |
| 4.4.3 新媒体政治发展实现对选民的技术控制 |
| 第5章 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激进转向的实质 |
| 5.1 西式民主衰退和神话破灭后的替代性救赎 |
| 5.1.1 资本主义制度性困境的系统反映 |
| 5.1.2 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危机与破产 |
| 5.1.3 西式民主衰退及其信任危机 |
| 5.1.4 民粹主义霸权的重构与替代 |
| 5.2 民意向“左”的社会心理特征在政党意识中的自觉表达 |
| 5.2.1 南欧社会深层撕裂与公民政治认同缺失 |
| 5.2.2 普通民众社会思想意识的“左”转 |
| 5.2.3 左翼政党迎合民意变化的必然选择 |
| 5.3 对右翼力量保守倾向的抗争与突围 |
| 5.3.1 南欧极右翼政党的迅速崛起 |
| 5.3.2 来自右翼保守力量的强势攻击 |
| 5.3.3 左翼政党对右翼的抗争与突围 |
| 第6章 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激进转向的未来前景展望与启示 |
| 6.1 南欧左翼政党的“自我”和“他者”之鉴 |
| 6.1.1 新兴激进左翼政党对传统左翼政党陷入困境的分析与应对 |
| 6.1.2 传统主流左翼政党对新兴激进左翼政党崛起的分析与应对 |
| 6.1.3 共产主义政党对新兴激进左翼政党崛起的分析与应对 |
| 6.2 南欧左翼政党激进转向的未来前景 |
| 6.2.1 传统主流左翼政党发展遇阻,经历调整还有复兴可能 |
| 6.2.2 新兴激进左翼政党存在不足,持续勃兴面临现实挑战 |
| 6.2.3 共产主义政党内部分歧严重,坚持革新仍可把握机遇 |
| 6.3 南欧左翼政党激进转向对中国共产党的启示 |
| 6.3.1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夯实党的思想根基 |
| 6.3.2 把牢全媒体时代话语领导权,警惕错误思潮诱导 |
| 6.3.3 拓宽公民政治参与的主渠道,及时回应民意变化 |
| 6.3.4 增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营造和谐稳定环境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金融危机后南欧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数据统计表 |
| 附录二 :金融危机后南欧国家历次大选选举结果统计表 |
| 附录三 :常用党团名称缩略语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我国公用企业行政主体地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公用企业对传统行政主体理论的挑战 |
| 第一节 公用企业的定义、特点及分类 |
| 一、公用企业和公用事业的概念起源于西方 |
| 二、公用企业的定义及与相关概念的区别 |
| 三、公用企业经营范围 |
| 四、公用企业的分类 |
| 五、公用企业的特点 |
| 第二节 传统行政主体理论 |
| 一、行政主体理论的引入和面临的质疑 |
| 二、传统行政主体理论的特点 |
| 三、传统行政主体理论面临的新形势 |
| 第三节 传统行政主体理论的变革 |
| 一、行政主体的主要变化 |
| 二、行政主体理论变革的主要特点 |
| 三、我国行政主体理论进一步完善的思路 |
| 第二章 公用企业获得行政主体地位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从公用企业的法律性质分析其行政主体地位 |
| 一、公用企业法律性质的争议 |
| 二、私法与公法、公法人与私法人的界限逐渐模糊 |
| (一)公法与私法 |
| (二)公法人和私法人 |
| 三、民营化的公用企业也具有公法人的特征 |
| 四、我国公用企业法律性质的发展与演变 |
| 五、我国公用企业属于民事主体同时也是行政主体 |
| 第二节 从行政权的发展分析公用企业的行政主体地位 |
| 一、行政权的起源和发展 |
| 二、公用企业的行政权是科学分配公权力的客观需要 |
| 三、公用企业的行政权是我国民主发展的客观需要 |
| 四、公用企业行政权是维护公共利益的客观需要 |
| 第三节 公用企业行政主体地位确立的理论意义 |
| 一、体现了行政权社会化的发展趋势 |
| 二、属于间接国家行政理论的重要表现 |
| 三、是公共行政主体理论的具体实践 |
| 第四节 公用企业获得行政主体地位的主要方式 |
| 一、依据法律法规授权 |
| 二、通过行政机关授权 |
| 三、行政委托方式获得 |
| 四、契约(合同)获得 |
| 第三章 公用企业发展与成为行政主体的现实基础 |
| 第一节 公用企业的发展与民营化 |
| 一、我国公用企业的发展 |
| (一)新中国成立之前:零星发展 |
| (二)新中国成立之后:逐步发展 |
| 二、国外公用企业的发展 |
| (一)英国的情况 |
| (二)德国的情况 |
| 第二节 公用企业的基本功能 |
| 一、公用企业可以维护社会公共秩序 |
| 二、公用企业可以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
| 三、公用企业可以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 |
| 第三节 国外公用企业作为行政主体的司法实践 |
| 一、英国——职能本质判断 |
| 二、美国——政府行动理论 |
| 三、德国——生存照顾义务 |
| 四、法国——行政公共服务 |
| 第四节 我国公用企业作为行政主体的现实需求 |
| 一、警察无法满足公用企业的执法需要 |
| 二、行政执法与公用企业日常管理需要不完全协调 |
| 三、公用企业的行政权是基层区域综合执法改革的需要 |
| 四、公用事业的发展决定了公用企业应该取得行政权 |
| 五、公用企业的市场准入许可属于对公用企业的授权 |
| 第五节 公用企业是一种新型行政主体 |
| 一、公用企业与政府干预与合作的关系 |
| 二、公用企业与政府的公共行政权力互相监督关系 |
| 三、公用企业与政府的公共行政权力共享关系 |
| 第四章 我国公用企业行政权的内容和实现方式 |
| 第一节 公用企业获得行政权的基本原则和内容 |
| 一、公用企业授权应坚持的原则 |
| (一)依法行政原则——要求公用企业行政权合法合理 |
| (二)比例原则——要求公用企业行政权适度必要 |
| (三)合法预期保护原则——要求公用企业行政权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 |
| (四)正当程序原则——要求公用企业行政权的行使程序正当、公正 |
| 二、行政权的基本内容 |
| (一)西方行政权的内容 |
| (二)我国行政权的内容 |
| (三)我国公用企业行政权的内容 |
| 第二节 国家立法对公用企业的授权 |
| 一、铁路、邮政、燃气、排水及供水企业的授权情况 |
| 二、国家立法对公用企业授权的特点 |
| 第三节 地方立法对公用企业的授权 |
| 一、供水企业的审批权 |
| 二、轨道运营企业的处罚权 |
| 三、地方立法授权的特点 |
| 第四节 我国公用企业行政权实现的方式 |
| 一、参与执法活动 |
| (一)燃气领域的执法情况 |
| (二)轨道交通领域的执法 |
| 二、参与制定各类行为规范 |
| (一)我国公用企业规范制定的主要方式 |
| (二)公用企业规范制定权的主要内容 |
| 三、进行非法律惩罚 |
| 四、参与争议解决 |
| 第五章 我国公用企业行政主体地位的不足与改进思路 |
| 第一节 我国公用企业行政主体确认的困难 |
| 一、缺乏对公用企业的统一立法 |
| 二、缺乏必要的行政强制权 |
| 三、处罚权的范围非常有限 |
| 四、审批权的性质和程序不明 |
| 五、公用企业行政权的实施效果有待提高 |
| 第二节 完善我国公用企业行政主体地位的思考 |
| 一、制定公用企业基本法并确认公用企业的行政主体地位 |
| 二、通过立法进一步完善公用企业行政权的内容 |
| (一)赋予公用企业适当的行政强制权 |
| (二)规范公用企业的行政许可权 |
| (三)适当扩大公用企业的行政处罚权 |
| 三、通过立法授予公用企业一定的规范制定权 |
| (一)香港对港铁公司立法规制的规定 |
| (二)美国城市地铁运营单位的规范制定权 |
| (三)我国在立法中明确公用企业的规范制定权方式 |
| 第三节 完善我国公用企业作为行政主体的自律制度 |
| 一、公用企业自律制度有利于维护公用企业的形象 |
| 二、公用企业自律制度可以避免外界不当干预 |
| 三、公用企业自律制度可以维护公共利益 |
| 四、公用企业自律制度有利于企业的自身发展 |
| 第六章 对作为行政主体的公用企业的监督与救济 |
| 第一节 关于公用企业行政权的监督存在的问题 |
| 一、公用企业基本法的缺失导致对公用企业行政权监督不足 |
| (一)对公用企业的监督主要是对市场经营行为的监督 |
| (二)对公用企业行政权的法律监督体系尚未建立 |
| 二、现有的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监管重叠与缺位现象并存 |
| 三、立法授权模糊使司法监督难以有效实施 |
| 第二节 完善对作为行政主体的公用企业进行监督的建议 |
| 一、建立事前监督制度——立法、行政和内部事前监督 |
| 二、完善事中监督制度——公示、记录和法律审查 |
| 三、加强事后监督救济制度——诉讼、复议和内部事后监督 |
| 第三节 完善公用企业作为行政主体的救济赔偿机制 |
| 一、建议将公用企业行使行政权造成的损害纳入国家赔偿范围 |
| (一)赔偿的性质——应当属于国家赔偿 |
| (二)赔偿的主体——公用企业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
| (三)政府的责任——政府对公用企业的损害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
| 二、当事人直接向公用企业提出赔偿申请或通过行政诉讼主张赔偿请求 |
| (一)直接向公用企业提出赔偿申请 |
| (二)通过诉讼提出赔偿申请 |
| (三)赔偿金的支付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5）拉美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回顾 |
| (一) 既有研究的主要视角 |
| (二) 既有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三、民粹主义的概念梳理 |
| (一) 概念界定 |
| (二) 相关概念辨析 |
| 四、理论工具 |
| (一) 现代化理论 |
| (二) 社会公正理论 |
| (三) 社会分层理论 |
| 五、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可能的创新之处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拉美国家民粹主义的历史进程 |
| 第一节 拉美民粹主义的萌芽 |
| 一、时代背景(20世纪初) |
| 二、典型国家及其代表人物 |
| 三、政策取向 |
| 第二节 拉美民粹主义的发展 |
| 一、时代背景(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末) |
| 二、典型国家及其代表人物 |
| 三、改革取向 |
| 第三节 拉美民粹主义的新演化 |
| 一、时代背景(20世纪80年代以来) |
| 二、典型国家及其代表人物 |
| 三、改革取向 |
| 第二章 拉美现代化进程中民粹主义的特征分析 |
| 第一节 民粹主义的普遍性特征 |
| 一、草根性 |
| 二、非理性 |
| 三、批判性 |
| 四、易变性 |
| 第二节 拉美民粹主义的独特性 |
| 一、城市为主要阵地 |
| 二、卡里斯马式的上层领导 |
| 三、妥协的改良主义 |
| 第三章 拉美民粹主义产生与发展的根源 |
| 第一节 经济根源 |
| 一、经济基础薄弱 |
| 二、市场经济不完善 |
| 三、土地改革不彻底 |
| 第二节 政治根源 |
| 一、美国干涉与控制 |
| 二、威权主义盛行 |
| 三、政治体制缺陷 |
| 四、军队强大且活跃 |
| 五、政党力量相对弱小 |
| 第三节 思想文化根源 |
| 一、缺乏科学民主的文化传统 |
| 二、国家认同危机 |
| 三、传统的一体化团结思想 |
| 四、外来文化冲击 |
| 第四节 社会根源 |
| 一、社会贫富分化严重 |
| 二、社会分层趋势显着 |
| 三、社会结构流动多变 |
| 四、社会冲突激烈且常态化 |
| 第四章 民粹主义对拉美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
| 第一节 政治视角 |
| 一、维护社会群体利益 |
| 二、推动政治参与平等性 |
| 三、煽动性政治动员冲击民主进程 |
| 四、加剧领袖政治专断 |
| 第二节 经济视角 |
| 一、推动经济发展战略转变 |
| 二、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
| 三、加深经济发展不平衡困境 |
| 第三节 社会视角 |
| 一、提升民众利益和生活质量 |
| 二、加剧收入分配不公 |
| 三、福利赶超加重中等收入陷阱 |
| 第五章 拉美民粹主义的挑战与趋势 |
| 第一节 当前拉美民粹主义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
| 一、拉美的新民粹主义 |
| 二、内部问题与挑战 |
| 三、外部问题与挑战 |
| 第二节 拉美民粹主义未来发展趋势 |
| 一、民粹主义的政治选举 |
| 二、民粹主义的指导理论 |
| 三、民粹主义的改革 |
| 结语 |
| 一、基本结论 |
| (一) 拉美民粹主义与现代化进程相伴而行 |
| (二) 拉美民粹主义的积极意义与消极影响并存 |
| (三) 拉美民粹主义的滋生和蔓延尚未终结 |
| 二、研究展望 |
| (一) 拉美民粹主义政府、军队和民众互动的机制研究 |
| (二) 拉美民粹主义的国别研究和区域的比较研究 |
| 参考文献 |
（6）中等收入陷阱：识别、国际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问题 |
| 第三节 研究意义 |
| 第四节 创新与不足 |
| 第五节 文献综述 |
| 第二章 背景分析 |
| 第一节 中等收入陷阱的提出 |
| 第二节 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化事实 |
| 第三节 中国经济发展回顾 |
| 第三章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识别 |
| 第一节 中等收入陷阱的界定 |
| 第二节 增长收敛模型 |
| 第三节 中等收入陷阱的识别 |
| 第四章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陷入组与跨越组的实证分析 |
| 第二节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稳健性检验 |
| 第五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7）劳动收入占比与经济增长 ——基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关于劳动收入占比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研究 |
| 1.2.2 关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机制的相关经验研究 |
| 1.2.3 关于中国劳动收入占比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
|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结构安排 |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4.1 主要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劳动收入占比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 |
| 2.1 劳动收入占比与经济增长相关界定 |
| 2.1.1 “中等收入陷阱”相关概念界定 |
| 2.1.2 经济持续增长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
| 2.1.3 劳动收入占比概念及其度量 |
| 2.1.4 经济增长下的劳动收入占比 |
| 2.2 供给侧视角下劳动收入占比影响经济增长相关理论 |
| 2.2.1 传统的供给学派理论 |
| 2.2.2 知识积累视角下的增长理论 |
| 2.2.3 人力资本视角下的卢卡斯模型 |
| 2.2.4 扩展的MRW模型 |
| 2.3 需求侧视角下劳动收入占比影响经济增长相关理论 |
| 2.3.1 传统的需求学派理论 |
| 2.3.2 凯恩斯与后凯恩斯理论 |
| 2.3.3 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 |
| 2.3.4 巴杜里—马格林的需求模型 |
| 2.4 马克思主义视角下劳动收入分配的经济理论 |
| 2.4.1 劳动价值、生产关系与劳动收入份额 |
| 2.4.2 收入分配与社会再生产之间的相互关系 |
| 2.4.3 剩余价值、收入分配与无产阶级贫困化 |
| 2.4.4 收入分配矛盾是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劳动收入占比影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机制分析 |
| 3.1 劳动收入占比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 |
| 3.1.1 劳动收入占比影响经济增长的框架模型 |
| 3.1.2 供给侧因素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分析 |
| 3.1.3 需求侧因素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分析 |
| 3.2 供给侧视角下劳动收入占比影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机制 |
| 3.2.1 劳动收入占比影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人力资本渠道 |
| 3.2.2 劳动收入占比影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科技进步渠道 |
| 3.2.3 劳动收入占比影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产业结构渠道 |
| 3.3 需求侧视角下劳动收入占比影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机制 |
| 3.3.1 劳动收入占比影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投资渠道 |
| 3.3.2 劳动收入占比影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消费渠道 |
| 3.3.3 劳动收入占比影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贸易渠道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典型经验事实 |
| 4.1 典型国家经济增长与劳动收入占比 |
| 4.1.1 典型国家经济增长概况 |
| 4.1.2 典型国家劳动收入占比概况 |
| 4.2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经验事实 |
| 4.2.1 日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事实 |
| 4.2.2 韩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事实 |
| 4.2.3 美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事实 |
| 4.2.4 德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事实 |
| 4.3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经验事实 |
| 4.3.1 巴西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事实 |
| 4.3.2 阿根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事实 |
| 4.3.3 菲律宾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事实 |
| 4.3.4 马来西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事实 |
| 4.4 经验借鉴及主要启示 |
| 4.4.1 调整要素分配提升劳动收入占比 |
| 4.4.2 加大教育投入力度累积人力资本 |
| 4.4.3 坚持创新驱动推动科学科技进步 |
| 4.4.4 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增长方式转变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劳动收入占比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国际实证研究 |
| 5.1 计量模型构建 |
| 5.1.1 理论基础 |
| 5.1.2 计量模型估计 |
| 5.1.3 实证方法与过程 |
| 5.2 数据的选取与处理 |
| 5.2.1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5.2.2 被解释变量的选取 |
| 5.2.3 解释变量的选取 |
| 5.3 描述性统计 |
| 5.4 实证结果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劳动收入占比与经济增长的经验事实 |
| 6.1 中国劳动收入占比与经济增长概况 |
| 6.1.1 中国劳动收入占比及其阶段性特征 |
| 6.1.2 各省劳动收入占比及变化趋势 |
| 6.1.3 中国劳动收入占比与经济增长关系 |
| 6.1.4 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趋势判断 |
| 6.2 中国劳动收入占比变化的偏向性分析 |
| 6.2.1 按劳分配制度的确立（1949-1878 年） |
| 6.2.2 反对平均主义，落实按劳分配制度（1978-1987 年） |
| 6.2.3 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1987-1997 年） |
| 6.2.4 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原则的确立（1997-至今） |
| 6.3 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侧与供给侧因素 |
| 6.3.1 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6.3.2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6.3.3 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6.3.4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6.3.5 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6.3.6 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6.4 中国劳动收入占比提高的制约因素 |
| 6.4.1 经济发展阶段的局限 |
| 6.4.2 国际分工体系的制约 |
| 6.4.3 财政收入增长的压力 |
| 6.4.4 二元结构障碍与不合理的城市化进程并存 |
| 6.4.5 市场经济不完善的影响 |
| 6.4.6 劳资双方地位不平等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劳动收入占比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国内实证研究 |
| 7.1 计量模型的构建 |
| 7.1.1 理论基础 |
| 7.1.2 计量模型估计 |
| 7.1.3 实证方法与过程 |
| 7.2 数据的选取与处理 |
| 7.2.1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7.2.2 被解释变量的选取 |
| 7.2.3 解释变量的选取 |
| 7.3 描述性统计 |
| 7.4 实证结果 |
| 7.5 稳健性检验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政策建议 |
| 8.1 进一步完善劳动收入分配制度 |
| 8.1.1 坚持以劳动和知识为导向的收入分配 |
| 8.1.2 适当降低政府收入推动工资合理增长 |
| 8.1.3 完善劳动力市场注重人力资本协调性 |
| 8.2 继续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8.2.1 加大教育投入来实现人力资本的积累 |
| 8.2.2 加大科技投入以推动和实现协同创新 |
| 8.2.3 优化产业间产业内结构实现转型升级 |
| 8.3 实施保稳定需求侧政策的配合 |
| 8.3.1 调整企业收入占比促进投资消费均衡 |
| 8.3.2 通过改善消费结构促进经济和谐发展 |
| 8.3.3 实行战略转变提升对外开放发展水平 |
| 第9章 结论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所获得的科研成果 |
（8）四化同步进程中的产城融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2.1 四化同步发展的相关研究 |
| 1.2.2 产城融合发展的相关研究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基本研究思路 |
| 1.3.2 主要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点及未来研究计划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未来进一步研究计划 |
| 1.5 论文的基本框架 |
| 1.5.1 技术路线图 |
| 1.5.2 主要研究框架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及定义 |
| 2.1.1 新型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及农业现代化 |
| 2.1.2 四化同步 |
| 2.1.3 产城融合 |
| 2.2 相关理论基础介绍 |
| 2.2.1 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相关理论 |
| 2.2.2 城镇化发展中相关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产城融合的历史回顾与四化同步的VAR模型分析 |
| 3.1 产城融合发展的历史回顾 |
| 3.1.1 城镇化发展的历史回顾 |
| 3.1.2 工业化进程的历史回顾 |
| 3.1.3 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历史回顾 |
| 3.1.4 信息化发展的历史回顾 |
| 3.1.5 四化同步进程中产城融合发展的程回顾 |
| 3.2 四化同步发展的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
| 3.2.1 模型设定 |
| 3.2.2 变量选择及数据来源 |
| 3.2.3 变量平稳性检验及格兰杰因果检验 |
| 3.2.4 四化同步发展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
| 3.2.5 VAR模型的方差分解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四化同步进程中产城融合发展的理论模型构建 |
| 4.1 农业部门和城镇部门生产函数推导 |
| 4.1.1 对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质疑和改进 |
| 4.1.2 农村部门生产函数及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 |
| 4.1.3 城镇部门生产函数及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需求 |
| 4.2 四化同步进程中产城融合经济学理论模型构建 |
| 4.2.1 四化同步进程中产城融合发展的三个研究视角 |
| 4.2.2 四化同步进程中的产城融合经济学理论模型 |
| 4.2.3 四化同步发展对产城融合的具体要求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历年来及各地区的产城融合实证分析 |
| 5.1 主成分分析法介绍 |
| 5.1.1 主成分分析法概述 |
| 5.1.2 主成分分析的基本原理 |
| 5.1.3 主成分分析的计算步骤 |
| 5.2 中国 1978—2014年产城融合度实证分析 |
| 5.2.1 指标的选取 |
| 6.2.2 主成分分析法的适用性 |
| 5.2.3 指标的调整 |
| 5.2.4 1978—2014年四化同步进程中产城融合度主成分分析实证检验结果 |
| 5.3 2014年中国分地区四化同步进程中的产城融合度分析 |
| 5.3.1 指标的选取 |
| 5.3.2 分地区四化同步进程中产城融合度主成分分析实证检验结果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产城融合的主要问题分析：空城与空转 |
| 6.1 “空城”和“空转”的具体表现 |
| 6.1.1“空城”现象的具体表现 |
| 6.1.2“空转”现象的具体表现 |
| 6.2 产城融合过程中的“空城”问题分析 |
| 6.2.1 从人口—劳动力的视角对“空城”问题的探讨 |
| 6.2.2 从经济—就业结构视角对“空城”问题的探讨 |
| 6.2.3 从空间—城镇化建设视角对“空城”问题的探讨 |
| 6.2.4“空城”问题的解决建议 |
| 6.3 产城融合过程中的“空转”问题分析 |
| 6.3.1 从人口乡城迁移的视角对“空转”问题的探讨 |
| 6.3.2 从经济—劳动力供需结构视角对“空转”问题的探讨 |
| 6.3.3 从空间—城镇设施建设和产业空间布局视角对“空转”问题的探讨 |
| 6.3.4“空转”问题的解决建议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四化同步进程中产城融合的对策建议 |
| 7.1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产城融合深度发展 |
| 7.1.1 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 |
| 7.1.2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优化第二产业内部结构 |
| 7.1.3 大力发展服务产业，提高第三产业比重 |
| 7.1.4 加快信息化进程，促进产业结构更加合理优化 |
| 7.2 推动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协调，提高产城融合度 |
| 7.2.1 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力质量 |
| 7.2.2 从制度层面着手，促进人口城乡迁移，改善就业结构 |
| 7.3 以产业链延伸为导向进行多元化发展，促进产城融合 |
| 7.3.1 产业成长阶段：以产业链延伸为导向的多元化发展 |
| 7.3.2 产业成熟阶段：发展接续和替代性产业，平衡三大产业 |
| 7.3.3 产业转型阶段：升级产业结构，提高第三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比重 |
| 7.4 强化开发区和产业集聚区建设，促进产城融合 |
| 7.4.1 提升都市区的产业集聚辐射功能，加快都市圈发展 |
| 7.4.2 强化三个城镇组群的产业布局合理化，提升龙头带动作用 |
| 7.5 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促进产城深度融合发展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9）中国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研究 ——基于产业组织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言 |
| 1.1 研究缘起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思路与主要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论文的创新点及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国内外关于开发区发展的理论和研究综述 |
| 2.1.1 开发区相关理论综述 |
| 2.1.2 国内开发区相关研究综述 |
| 2.2 产业组织理论的经典范式—SCP分析框架 |
| 2.2.1 传统的结构—行为—绩效分析框架 |
| 2.2.2 结构—行为—绩效分析框架的修正 |
| 2.2.3 产业SCP分析框架的核心要素 |
| 2.3 产业组织SCP范式的一般测度指标 |
| 2.3.1 行业集中度指标 |
| 2.3.2 市场绩效指标 |
| 第三章 国内外开发区发展回顾及启示 |
| 3.1 开发区含义与释解 |
| 3.2 开发区历史回顾 |
| 3.2.1 国外开发区典型案例 |
| 3.2.2 中国国家级开发区发展历程 |
| 3.2.3 一个民营开发区的兴起 |
| 3.3 启示—区域竞争中的投资者集聚 |
| 第四章 国家级开发区发展研究的SCP分析框架构建 |
| 4.1 国家级开发区个体的准企业性特征 |
| 4.1.1 开发区提供了什么“产品和服务” |
| 4.1.2 开发区的需求者 |
| 4.1.3 开发区的自主性 |
| 4.1.4 开发区的经济性 |
| 4.1.5 开发区的竞争性 |
| 4.2 国家级开发区群体可视为一个产业 |
| 4.2.1 一般产业的特征 |
| 4.2.2 国家级开发区群体的准产业性 |
| 4.3 SCP分析框架的转换、修正及阐释 |
| 4.3.1 分析模型的转换 |
| 4.3.2 分析模型的修正 |
| 4.3.3 分析模型的特殊边界条件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开发区市场基本条件及结构分析 |
| 5.1 国家级开发区的供需主体 |
| 5.1.1 开发区的创办 |
| 5.1.2 进入和退出 |
| 5.1.3 投资者—开发区“产品和服务”的潜在消费者 |
| 5.2 国家级开发区的异质性-投资环境的评价 |
| 5.2.1 区位 |
| 5.2.2 要素禀赋 |
| 5.2.3 政策 |
| 5.2.4 体制 |
| 5.2.5 基础设施配套能力 |
| 5.2.6 经济环境及市场 |
| 5.2.7 生活环境 |
| 5.3 国家级开发区的竞争特征 |
| 5.3.1 国家级开发区间不完全竞争 |
| 5.3.2 国家级开发区与其他区域不完全竞争 |
| 5.3.3 市场特征1—买方市场 |
| 5.3.4 市场特征2—信息不对称 |
| 5.4 市场集中度 |
| 5.4.1 开发区功能定位与集中度指标选择 |
| 5.4.2 开发区市场集中度 |
| 5.4.3 开发区具体行业集中度分析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开发区市场行为分析 |
| 6.1 垄断竞争市场行为 |
| 6.2 开发区功能目标的多元性、变化性及行为影响 |
| 6.2.1 国家层面 |
| 6.2.2 地方层面 |
| 6.2.3 小结 |
| 6.3 优惠政策的比拼—竞争中的价格战 |
| 6.3.1 土地价格的高低选择 |
| 6.3.2 补贴和担保 |
| 6.3.3 特许权 |
| 6.3.4 特殊投资环境 |
| 6.4 内外资的待遇差异—价格歧视 |
| 6.4.1 法律法规 |
| 6.4.2 非正式制度 |
| 6.5 投资环境创新—开发区竞争优势的构建 |
| 6.5.1 体制创新 |
| 6.5.2 政策创新 |
| 6.6 投资促进建设—市场交易成本的减少 |
| 6.6.1 投资信息搜寻 |
| 6.6.2 投资合同洽谈 |
| 6.6.3 投资合同履行 |
| 6.6.4 后续跟踪服务 |
| 6.6.5 资源整合优化 |
| 6.7 品牌建设—广告的效应 |
| 6.7.1 以商招商 |
| 6.7.2 对外宣传 |
| 6.7.3 形象塑造 |
| 6.8 小结 |
| 第七章 开发区市场绩效评价 |
| 7.1 市场绩效 |
| 7.1.1 一般市场绩效 |
| 7.1.2 开发区市场绩效衡量方式 |
| 7.2 影响开发区绩效的因素 |
| 7.2.1 区位对绩效的影响 |
| 7.2.2 集中度对开发区绩效的影响 |
| 7.2.3 体制、政策、管理水平对绩效的影响 |
| 7.2.4 财政收入与GDP、外资、进出口等因素的多元关系研究 |
| 7.2.5 综合得分与GDP、外资、进出口等因素的多元关系研究 |
| 7.3 小结 |
| 第八章 影响开发区发展的环境因素 |
| 8.1 影响开发区发展的外部环境因素 |
| 8.1.1 外资和市场因素 |
| 8.1.2 政治氛围 |
| 8.1.3 科技 |
| 8.2 公共政策中的影响因素分析 |
| 8.2.1 功能与考核冲突 |
| 8.2.2 转型与激励冲突 |
| 8.2.3 合作与竞争冲突 |
| 8.2.4 发展与土地冲突 |
| 8.2.5 专栏一：经济增长与土地资源之间的关系 |
| 8.3 专栏二：制约开发区发展的其它环境因素 |
| 8.3.1 人力资源 |
| 8.3.2 投资环境 |
| 8.4 小结 |
| 第九章 对策与建议 |
| 9.1 设立国家级开发区创新发展股权投资引导基金 |
| 9.2 鼓励建设特色开发区 |
| 9.3 积极推进开发区横向合作 |
| 9.4 全面叠加上海自贸区政策 |
| 9.5 创新国家级开发区考核体系 |
| 9.6 协调资源整合 |
| 9.7 加强品牌建设 |
| 9.8 推进产城融合 |
| 9.9 搞好投资促进 |
| 9.10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后记 |
（10）从美国大选看中美关系-2012年美国大选剖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节 研究目的及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第一章 2012 年美国大选概述 |
| 第一节 美国大选基本形式 |
| 第二节 2012 年美国大选 |
| 第二章 美国大选中的中国因素 |
| 第一节 以往美国大选与中国因素 |
| 第二节 中国因素全面渗入 2012 年美国大选 |
| 第三节 中国人如何看待自身在美国大选中的影响 |
| 第三章 中国对美国大选的期望 |
| 第一节 民主党和共和党谁获胜更符合中国利益 |
| 第二节 美国大选：中国胜 |
| 第三节 中国期待美国正确务实的看待中国 |
| 第四章 2012 年美国大选后中美关系走向分析 |
| 第一节 2012 年美国大选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
| 第二节 2012 美国大选对研究中美关系的召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四、台湾跌入高失业率社会（论文参考文献）
- [1]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研究[D]. 崔向平. 吉林大学, 2021(02)
- [2]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中俄温差”[J]. 于滨. 俄罗斯研究, 2020(05)
- [3]金融危机后南欧左翼政党的激进转向研究[D]. 程晓辰. 吉林大学, 2020(08)
- [4]我国公用企业行政主体地位研究[D]. 陈辉煌. 西南政法大学, 2020
- [5]拉美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研究[D]. 王斐.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6]中等收入陷阱：识别、国际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D]. 郑霞. 南京大学, 2017(02)
- [7]劳动收入占比与经济增长 ——基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D]. 文艺. 湘潭大学, 2016(06)
- [8]四化同步进程中的产城融合研究[D]. 姜玉砚. 山西财经大学, 2016(08)
- [9]中国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研究 ——基于产业组织视角[D]. 张文庆.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5(03)
- [10]从美国大选看中美关系-2012年美国大选剖析[D]. 鞠绍轩. 聊城大学, 201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