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大幅提高（论文文献综述）
郭向东[1]（2021）在《农业经济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及波动的作用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巨大的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它不仅关系粮食安全问题,也关系到广大农民的民生问题,还直接影响着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在全球经济放缓并受疫情冲击影响这一大背景下,在“十三五”收关、“十四五”开局的关键时期,在中国经济处于“新常态”面临新的诸多挑战的情况下,研究农业经济发展和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之间的关联关系,及如何有效平衡推进农业现代化与经济的中高速增长的关联性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为研究农业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运行之间的内在影响与作用机制,以中国农产品价格、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及宏观经济运行的相关数据为样本,运用VAR、非线性MS（M）-AR（p）、非线性MS（M）-VAR（p）等模型对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及宏观经济的运行之间的关联关系进行测度。研究发现:中国农、林、牧、渔农产品以及总体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波动率时间序列都呈现出显着的长期记忆性特征。农、林、牧、渔农产品以及总体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时间序列对其不确定性的冲击反应较为显着,但是,农、林、牧、渔农产品以及总体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不确定性对其价格指数的冲击反应都较为微弱。农产品价格指数在四种滞后阶数具体情况下,可以在方向和程度两个维度影响宏观经济增长。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水平对GDP增长率时间序列的冲击响应维持在正向水平;方差分解表明中国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水平时间序列对GDP增长率时间序列影响的贡献程度往往较小。中国农产品的生产价格指数周期成分时间序列在四种滞阶数具体情况下,也对中国GDP增长率周期成分时间序列的影响作用在方向和程度两个维度上产生影响。方差分解发现中国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周期成分时间序列对我国GDP增长率周期成分时间序列影响的贡献程度很大。中国GDP增长率周期成分时间序列对中国种植业、畜牧业农产品以及总体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水平周期成分时间序列影响的贡献程度往往较小,而对中国林业、渔业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水平周期成分时间序列影响的贡献程度较大。对中国农业经济以及宏观经济的增长周期路径研究表明,中国农业经济较难由“低速增长区制”向中高速增长区制转移,由“中速增长区制”攀升至“快速增长区制”的转移概率相对较高,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可以充分发挥资本及技术优势。当中国农业经济步入“中速增长区制”与“快速增长区制”后也不易发生大幅下降,即具有相对稳定的发展态势。中国农业经济处于各区制时维持概率均较高,处于“低速增长区制”的可能性最大,处于“中速增长区制”的可能性最小,处于“快速增长区制”的可能性居中,中国农业经济发展需通过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促进快速发展。中国农业总产值和中国GDP增长路径并不完全同步,农、林、牧、渔四部门经济的增长路径也各不相同。中国农业经济处于各区制的维持概率均较高;而转移概率都相对较低,因此中国农业经济具有一定的惰性特征,不易改变所处的增长状态,农业经济发展需要加大资金和政策支持力度。而中国宏观经济发展成功步入高速增长状态,会倾向于维持良好的增长态势,但一旦落入低速增长状态,将面对十分严峻的经济复苏挑战。农业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运行之间的时变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当“农业与经济”系统处于“低速增长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率具有正相关关系;当“农业与经济”系统处于“快速增长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率具有更强的正相关关系;而当“农业与经济”系统处于“中速增长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率却具有微弱的负相关关系。“农业与经济”系统处于“中速增长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率具有微弱负相关关系的可能性最小,持续性最弱,而“农业与经济”系统处于“低速增长区制”或“快速增长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率具有显着正相关关系的可能性更大,持续性更强。当“农业与经济波动”系统处于低波动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波动率具有正相关关系;当“农业与经济波动”系统处于中波动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波动率同样具有正相关关系,这一点与“农业与经济”系统中的结果不同;而当“农业与经济波动”系统处于高波动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波动率具有更强的正相关关系。“农业与经济波动”系统处于高波动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波动率具有最强正相关关系的可能性最小、持续性最弱,而“农业与经济波动”系统处于中低波动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波动率具有正相关关系的可能性更大、持续性更强。本文研究的创新点如下:（1）本文研究结果显示农产品价格时间序列和农产品价格波动率时间序列都具有长记忆性特征,这一研究成果丰富完善了相关学术体系。（2）本文关于农产品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中,以农、林、牧、渔及总体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作为样本,排除既往研究仅选取个别种类农产品作为研究样本的局限性,补强了既往研究,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具有一定的创新性。（3）本文使用马尔可夫转移模型将中国农业经济及宏观经济的增长周期路径区分为低速、中速和高速三种区制,并计算了不同区制间的转移概率、平均持续期和具体转移时间,以此分析判断中国农业经济和宏观经济的运行情况。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创新性。（4）本文将研究金融问题的研究思路引入到农业经济问题的研究中,使用MS（M）-VAR（p）模型分析了农业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处于不同运行状态和不同波动状态中的关联关系,在研究方法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5）本文使用前述方法研究所得的结论,即农业经济发展在宏观经济处于三中不同运行状态及三种不同波动状态中的关联作用,丰富和完善了农业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内在影响与作用的学术体系。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政策的制定者在实施农产品价格调控时应首先考虑保持农产品价格的稳定性,避免价格不确定性的增加而增加社会成本,减损社会福利;同时由于农产品价格的长记忆性特征,实施价格调控时要考虑政策的周期性和有效性。第二、由于农产品价格水平能够影响宏观经济增长,而且农产品价格周期成分对宏观经济增长周期成分影响较大,政府应关注并监测“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等农产品价格非正常波动情况,采取有效措施保持农产品价格的稳定,避免影响宏观经济的平稳发展。第三、由于农业经济的弱质性特征及农业政策与农业经济发展之间的强烈相关性,中国政府应当继续实施2004年以来的农业扶持政策,特别加强除渔业以外的种植业、林业、畜牧业的支持力度。第四、由于农业经济发展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意义及其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的强烈正相关关系,政府应强化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产业的意识,特别是农业经济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亚于出口贸易的这一重要意识,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一方面可以促进农业经济发展,解决中国特有的“三农问题”;另一方面为中国宏观经济增长增加新的推动力,解决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驱动力问题。本文包括图66幅,表46个,参考文献328篇。
李鹏程[2]（2021）在《养殖规模对生猪养殖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高质量畜牧业是新时代不断满足人们对优质安全肉蛋奶需求的战略性产业,更是保障农牧民持续增收、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础性产业。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及“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提出,“农业要提高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生猪产业作为中国畜牧业中第一大产业,一直受到政府及业界的广泛关注。2019年、2020年国务院先后出台了《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见》《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提升生猪养殖规模化率,实现效率提升、环境友好、生产稳定的高质量发展。国外实践已经证明,散户的持续退出,及由此带来的生猪养殖规模化率的上升是推动生猪养殖业质量提升的重要动力。但这一过程在不同国家的具体实现路径却存在较大差异。那么什么样的规模化路径符合中国生猪养殖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就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答,首先需要厘清养殖规模对中国生猪养殖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本研究基于生产实践的大量一手数据资料,实证分析养殖规模对生猪养殖业高质量发展关键环节的具体影响,进而从规模化视角探寻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对于促进中国生猪养殖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参考意义。本研究依托8个典型省份16个县市238个养殖场（户）的一手实地调研数据资料,并辅之以宏观统计数据资料,针对影响生猪养殖业高质量发展的三个关键环节——生猪饲养、粪污治理以及疫情应对,充分考虑规模变化所导致的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变动以及养殖场（户）心理特征的变化,构建相关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运用中介效应模型、OLS模型以及PSTR模型定量分析了养殖规模对于“降低饲养成本”、“治理环境污染”、“稳定生猪生产”这三个高质量发展主要目标的影响。并将上述分析结果纳入到开放条件下的经济剩余模型中,通过测度和比较当前过度追求单体大规模的规模化路径与设定的重点发展中规模养殖场（户）等不同路径情景下的经济福利变动情况,尝试性地对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生猪养殖业的规模化路径进行优化。本研究最终得出如下主要结论:（1）饲养成本居高不下、环境约束及疫情冲击制约中国生猪养殖业高质量发展。基于Agri-benchmark的世界国代表性家生猪养殖典型场（户）基础数据,2017年中国生猪生产成本约为德国、西班牙等代表性国家的1.68倍,存在明显劣势。从全国8省调研数据来看,一方面,生猪养殖业发展与环境保护间的矛盾较为尖锐,2018年前后环保政策的趋紧使各地生猪存栏下降了5%～20%;另一方面,疫情冲击所致生猪生产的剧烈波动对产业健康发展造成巨大影响,45.37%的受访对象在2018、2019年间受到非洲猪瘟疫情冲击影响,其中约4/5的受访对象采取了恐慌抛售行为。（2）养殖规模的扩大通过直接、间接途径降低生猪饲养成本,但存在最优效率区间。回归结果显示,养殖规模扩大对于降低生猪饲养成本的边际效应呈现出先增后减的变化特征,当养殖规模为1571头时边际效应达到最大,即由小规模向中规模的扩张,是降低生猪饲养成本的最优效率区间。间接途径主要包括提升饲养技术水平、改善生猪饲养环境以及降低饲料采购价格三个方面,其中改善生猪饲养环境存在单体规模门槛,所以,改善饲养环境以降低饲养成本这条途径,必须通过规模的扩大来实现。（3）受周边可用土地数量限制,养殖规模的扩大将增加粪污污染治理难度,加剧污染风险。养殖规模的扩大将加剧粪污处理面临的现实约束,放大负外部性,加剧环境污染,特大规模养殖场（户）粪污污染所致环境成本约为小规模养殖场（户）的10倍。同时,规模扩大还将导致规模不经济,并削弱范围经济,造成粪污处理成本上升,特大规模养殖场（户）粪污处理成本约为小规模养殖场（户）的2倍。上述影响最终将致使粪污处理效率下降,加大污染治理难度。回归结果显示,养殖规模每扩大1%,粪污处理效率将下降0.09%。（4）养殖规模扩大将驱使受疫情影响的养殖场（户）以更大幅度调减生猪存栏量。尽管随着养殖规模的扩大,养殖场（户）疫病防控条件会得到改善,但受急于降低生产风险的心理因素影响,其在面对疫情冲击时,会以更大幅度调减存栏。回归结果显示,当养殖规模小于4952头时,受疫情影响养殖场（户）将主动调减44.52%的存栏;当养殖规模大于4952头时,存栏调减幅度将随着养殖规模的扩大而增大,最终将驱使存栏下降75.09%。（5）重点发展中规模养殖场（户）的规模化路径可实现经济福利最大化。特大规模养殖场的扩张是当前推动生猪养殖规模化水平提升的主要因素,这能够带来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的提升。但在综合考虑生猪粪污污染及疫情冲击所致经济福利损失的情况下,扩大中规模养殖场（户）的比重,才能在生猪养殖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实现经济福利的最大化。根据上述结论,本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是引导中小养殖场（户）适度扩大规模,降低生猪饲养成本;二是引导生猪养殖规模有序扩张,降低粪污污染风险;三是针对不同规模出台差异化支持政策,夯实生猪养殖疫情应对能力;四是重点扶持中规模养殖场（户）,优化生猪养殖业结构。
冷功业,杨建利,邢娇阳,孙倩[3]（2021）在《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机遇、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提出[目的]农业高质量发展对于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文章采用文献研究法发现,当前,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更加坚实,农业高质量发展应更加注重资源节约、更加注重环境友好、更加注重农产品质量、更加注重增加农民收入。[结果]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既面临着政策环境更加优越、市场空间更加宽广、创新驱动更加有力、内生动力更加强劲的大好机遇,但也面临着资源条件和生态环境两个"紧箍咒"对农业约束趋紧、农业产业结构亟待优化、农产品结构不尽合理、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亟需提升、农业特色优势产业不明晰、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缓慢、农业现代物流业建设滞后等问题。[结论]应从加强顶层设计、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大力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加快调整农产品供给结构、着力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加快培育特色优势产业、推进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打造现代农业物流体系等方面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孙彤彤[4]（2021）在《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已取得长足进步,但受农业经营规模、技术进步程度、国际环境形势等条件变化影响,中国农业发展及其国际竞争力提升仍然面临很大挑战。当前,国际农业交流合作已成为世界各国把握新的趋势和格局的重要途径和必然趋势,面临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是关键,而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需要汲取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国的现代农业在工业化的推动下均得到了一定发展,其中,美国的农业发展具有代表性和先进性。美国农业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塑造了世界一流的农业强国,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进行深入研究,对促进中国农业发展及增强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为研究对象,在对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后,确定了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理论内涵及分析框架,以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等理论为基础,以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历史演进为背景,综合评价了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水平,详细分析了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成本优势与差异化优势,深入探讨了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并结合美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经验教训,针对中国农业发展困境提出对增强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启示。回顾南北战争以来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历史演进情况,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时期:（1）1860年至1945年是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时期。在此期间,美国农业先后经历了农业半机械化（1860-1914年）与农业机械化（1915-1945年）阶段,美国农业完成了由手工到半机械化、基本机械化、再到全面机械化的生产方式转变,这一时期的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主要依靠简单机械化来维持。（2）1945年至2000年间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推动下发生了重大变化。二战以后,美国形成了以家庭农场为主体的农业社会结构,美国农业区域化和专业化更加明显,并实现了农业科学化,这一时期的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主要依靠农业科技创新来提升。（3）2000年以后美国农业进入“新时代经济”。在此期间,美国农业经济实现空前增长,农业贸易迅速扩张并且持续保持贸易顺差,这一时期的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主要依靠外部市场需求来支撑。本文建立了包含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评价指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路径选择、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分别对应竞争力结果、竞争力维度、竞争力来源三个层面。第一部分从显示性指标和解释性指标两方面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进行测度与评价。基于显示性指标的评价:从国际市场占有率看,美国农业出口竞争优势明显,但有减弱趋势,其中植物产品比较优势最为突出,其次是活动物及动物产品、食品及饮料等;从净出口情况看,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不具有明显竞争优势,因为美国对农业进口依赖程度也很高,其中谷物产品、稻草秸秆及饲料具有较强净出口能力。基于解释性指标的评价:从建立的国际竞争力“基础——形成过程——结果”三个层面评价指标体系的实证结果来看,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综合得分在18个观察对象中排名第一,其中,美国农业在国际竞争力形成过程指标上表现最好,可以发现美国充足且高素质的科技人才及雄厚的研究开发资金,有效地将美国现有技术和自然资源转化为农业生产力,同时美国在农业适用技术和专利开发方面具有显着优势,这大幅提升了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第二部分从成本优势与差异化优势两个维度探讨美国农业国际竞争优势的获取路径。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美国较高的农业生产成本在一定程度上被其更高产量所抵消,同时较低的内陆运输成本和装卸成本弥补了其较高的农场价格劣势,促使美国农业获得成本优势,进而提高国际竞争力水平;第二,美国在食品供应安全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各种农产品质量附加值均较好,健全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及专业化的农业营销方式促进美国农业差异化优势快速形成,农业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第三部分根据迈克尔·波特的“钻石模型”理论,从基本因素和辅助因素两方面讨论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基本因素包括农业生产要素、农业需求条件、农业相关与支持性产业和农业经营主体,辅助因素包括政府因素和历史机遇。通过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分析可知,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获得由一定的农业经营规模、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健全的相关支持产业和有效的联邦政府行为等多个方面综合决定。然而,美国农业仍面临长期产能过剩、中小型农场经营压力增大、农业环境保护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美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经验教训给中国农业发展带来重要启示。相较于美国农业,中国农业尚面临农产品国内库存高企与国际市场进口大量增加、农业科技推广与创新体系仍有许多不足、农业育种和加工及冷链等社会化服务发展落后、农业经营规模太小且农业劳动者素质普遍偏低等问题。基于中国农业发展困境及上述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深入研究,现阶段中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可以通过持续深入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工作、加快推进农业相关支持产业发展、多种形式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增强农业劳动者素质和能力建设四个方面来实现。
李治兵[5]（2021）在《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下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业发展研究》文中指出2020年,我国已完成了全国农村脱贫攻坚的历史性任务,实现全面小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由全面小康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历史阶段。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战略,也将进入全面推进的阶段。因此,乡村振兴已成为下一步农村从基层党建到经济产业发展,再到文化建设、生态保护、乡村治理等多项工作的时代背景和总体方略,对民族地区下一步旅游业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统领指导意义。岷江上游羌族地区在生态保育、文化传承等方面地位突出,但也面临着自然灾害频发、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多重困境。在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下,村寨旅游的发展已经不是单纯的产业发展问题,而是涉及经济、文化、生态、基层治理等多个方面的复合问题。在羌族地区发展村寨旅游业,对于在资源与环境硬约束背景下推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背景下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在经济双循环发展格局下培育消费新增长点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和政府有关乡村振兴的决议、规划、政策为指导,运用民族学、经济学、旅游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理论,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比较分析、多学科交叉等研究方法,按照“背景研究—文献研究—实地调研—咨询交流—重点突破”的思路,采用“理论研究—样本分析—案例田野”的程序,对民族村寨旅游业研究背景及意义进行分析,系统梳理相关文献,聚焦民族村寨旅游业研究的核心命题,明确研究的内容、思路,以此作为数据来源、案例选择及调研过程的依据;梳理相关指导思想及理论,对乡村振兴与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的内在联系进行分析,为后续研究奠定理论基础。选取岷江上游羌族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特性以及乡村振兴实施情况,全面勾画出其村寨旅游业发展的历程与现状。综合运用既有研究成果、政府政策及田野调查资料,从产业、生态、文化、基层治理、收入五个方面构建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评价体系,以老人村、桃坪村、坪头村等三个典型案例村寨,采用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方式,剖析其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的贡献及存在的问题。系统总结村寨旅游发展在产业融合、村民增收、生态建设、文化传承与保护、基层党建等方面的成效,生成具有民族地区发展特色的村寨旅游发展经验。以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暴露的问题为逻辑起点,辨析其产业结构、产业组织、管理机制、基础设施建设等现实挑战,洞悉其在人力、土地、资金、管理、基层组织、自然灾害等方面的制约因素,把产权制度、土地改革、村民组织化、基层治理等纳入村寨旅游发展分析框架,探索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下民族村寨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科学路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乡村振兴战略是岷江上游羌族地区以及所有民族地区村寨旅游发展的重大时代背景和统领方略。在此背景下,发展村寨旅游应当并也能契合乡村振兴战略在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和村治方面的要求。第二,岷江上游羌族地区在乡村振兴战略初步实施阶段,尽管连续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但村寨旅游业的恢复、发展、升级仍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本文对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的区域宏观贡献与案例村寨的微观贡献的研究表明,村寨旅游是推进岷江上游羌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可行路径之一。第三,在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下,村寨旅游发展应树立新的资源利用与产业获益理念。第四,产业融合是促进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业良性发展以及乡村产业振兴的主要路径。第五,构建劳动、经营、资本的多元化参与格局,其中落实与活用中央有关土地确权与“三权分置”重要政策,探索多样化土地流转,确保村民资本化参与旅游业及收益权利是一项重要新课题,也是巩固全面小康和推进乡村产业融合振兴的政策保证。第六,加强村级基层党建,探索村寨旅游业新型集体经济形式并保证村民的主体地位,同时加快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完善社会主义村民自治,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振兴和发展旅游产业是构建良好村寨旅游秩序的重要途径。
付豪[6]（2020）在《农产品供应链治理优化 ——以区块链技术嵌入为视角》文中提出以区块链技术嵌入为路径的农产品供应链治理将打破信息约束和认知约束,诱致农产品供应链在治理机制、组织模式等方面发生变迁,形成“技术+制度”双重逻辑下的治理优化。随着农业产业化的深化,“公司+农户”、“公司+中介+农户”、“准一体化”等形式的农产品供应链组织不断发展壮大,研究如何完善农产品供应链治理以形成稳定的农产品供应链组织协作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农产品供应链治理的根源是抑制由信息不对称和有限理性导致的机会主义行为。农产品供应链在组织与治理演进过程中通过引入契约等正式机制和声誉、信任等非正式机制来抑制机会主义行为。然而,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机会主义根源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信息约束和有限理性导致的认知约束。这意味着,如果信息不对称和有限理性的状态不能打破,机会主义将成为农产品供应链组织治理的内生缺陷,不可避免。当前,区块链、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将农业推向更加智能化、集成化、数字化的发展方向。农产品供应链治理面临的信息不对称（信息约束）和有限理性（认知约束）有望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支撑下被打破,其治理场景也将从“人与信息对话”向“人与数据对话”、“数据与数据对话”转变。其中,被誉为“信任机器”的区块链在协同治理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技术优势,其去中介、去信任、智能合约等“制度技术”特性可为农产品供应链治理提供全新的数字化治理思路。实践中,区块链技术嵌入已成为优化农产品供应链治理、稳定农产品供应链合作关系的有效探索路径。基于上述认识,本文是对区块链技术嵌入如何实现农产品供应链治理优化的一个探索性研究。研究内容安排如下:第一章提出了农产品供应链信任问题所导致的供应链合作关系不稳定和存在的机会主义问题,描述了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于农产品供应链的趋势,并框定了以区块链技术嵌入为路径来优化农产品供应链治理的研究课题。第二章对农产品供应链治理以及区块链技术涉及的相关概念、理论基础与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为后续章节展开提供了理论依据。第三章通过解析农产品供应链的组织演进路径、治理机制及不同农产品供应链组织的稳定性,尝试以组织演进为线索来呈现农产品供应链治理优化的逻辑,并指出其面临的现实难题。在前三章的基础上,第四章提出以区块链技术嵌入来解决农产品供应链通过组织演进无法解决的治理问题,试图通过区块链嵌入来打破农产品供应链治理的信息约束与认知约束,影响交易频率、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三个制度性要素,优化农产品供应链治理的组织结构、契约规制和组织信任,构建“技术+制度”的双重治理逻辑。第五章基于扎根理论对多案例材料进行了质性研究,分别对以组织演进为线索的农产品供应链治理优化和区块链嵌入优化农产品供应链治理的案例材料进行了编码、分析、归纳,并通过两种优化模式的分析比对萃取出了区块链嵌入优化农产品供应链治理的实践经验。第六章通过对基于区块链的稻米供应链——“善粮味道”的案例描述和分析,对“善粮味道”稻米供应链的“技术+制度”双重逻辑下的治理机制优化以及技术嵌入带来的组织变迁进行了具体分析。最后,本文在第七章归纳了本研究的主要观点,并提出相关建议和未来的研究方向。本文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认为,以新制度经济学为逻辑起点的农产品供应链治理,仅通过组织结构演进和治理机制供给无法进一步突破治理面临的信息约束和认知约束,机会主义行为无法避免。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农产品供应链治理中的应用,将诱致农产品供应链的治理场景从“人与信息对话”向“人与数据对话”转变。同时,区块链技术的去中介、去信任、智能合约等制度性技术特性将对农产品供应链治理产生深远影响,诱致其在应用操作、治理机制、组织模式等多方面发生变迁,形成“技术+制度”双重逻辑下的治理体系。在应用操作上,种植/养殖、加工、物流、销售、金融服务等农产品供应链各环节的操作都将改变;数据、劳动力、农地、资本、社会网络等影响农产品供应链的要素在区块链技术的加持下将更加集成化、规模化、智能化。在治理机制上,农产品供应链治理的正式机制和非正式机制在基于区块链的数字环境下融合统一;信任、声誉等非正式治理要素在区块链中可量化、可交易,其非正式治理正式化,形成与智能合约相统一的数字化治理机制。在组织模式上,传统以加工企业或物流企业等业务主体为核心的农产品供应链组织模式将被改变,以数据为主的管理层在区块链嵌入的农产品供应链中的地位将更加突出,“数据化平台+农户”等更加扁平化的农产品供应链组织模式值得探索。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质性分析法、案例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以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和区块链技术理论为基础,探讨了区块链优化农产品供应链的逻辑机理,设计提出了具体的治理框架、模型和方法。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以期为丰富农产品供应链治理的理论探索、为实现我国农产品供应链转型升级提供些许借鉴。
田野[7]（2020）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文中研究说明纵观美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然而,在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中,虚拟经济的发展逐渐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撑,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并且因其特殊的全球影响力,最终引发了自“大萧条”以来收缩时间最长、损失最为严重的的全球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为化解危机,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措施及其成效、特别是危机后产业结构发生的变化,受到国际社会和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基于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导致美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因此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进行深入研究,其理论意义主要在于:有助于推动我们对美国产业结构、特别是对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以及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论研究。其现实意义则主要在于:全球金融危机后,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是中国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而由于中美两国经济之间处于深度的相互依赖和融合,因此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必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由此决定了深入研究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对于中国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论文第2章论述和分析了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在农业经济时代,农业是主导产业;工业特别是制造业获得了发展但是其规模和比重低于农业。到了工业经济时代,制造业代替农业成为主导产业,并呈现出现重化、规模化和集约化等特点;金融业亦逐渐发展并且出现了金融资本。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以后,服务业迅速发展并成为主导产业;制造业依然强大但是其比重则开始下降;特别是随着部分产业的对外转移,整个经济中的实体成分有所减少而虚拟成分则开始增加,但是二者基本上还是平衡的。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逐步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技术产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并对产业结构的演进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产业结构因此出现了软化与服务化;但与此同时,产业出现了空心化,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失衡。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遵循着“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一般规律。在产业结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过程中,资源禀赋、分工状况、贸易条件、市场规模以及需求结构等因素,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科技进步则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科技进步不仅是历次主导产业更替的核心推动力,而且深刻影响着不同时期各个产业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基于大国开放模式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全球金融霸权的出现和不断巩固,使其产业结构的演进呈现出明显的特殊性,即具备了独特的优势;而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之前被推崇的结构软化、服务化、技术化相结合的“稳定性较强”的现代型产业结构遭到质疑。论文第3章回顾了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过程,阐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特点及其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通过分析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说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美国利率和资产价格的逆转,直接诱发了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的蔓延导致流动性短缺和信贷紧缩的加剧,进一步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按照经济学家余永定的观点,此次危机实际上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华盛顿共识”的危机。危机既具有以往危机的周期性特点,又在传导路径、损失承担、警戒标准和全球扩散等方面出现了新的特征。全球金融危机不仅抑制了美国的消费和投资,而且影响了全球贸易和投资,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危机不仅使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持续扩散,金融机构蒙受巨大损失;而且对虚拟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以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其内部失衡主要体现在国内投资、消费和储蓄的失衡,以及巨额的财政赤字;而外部失衡则主要体现在持续扩大的经常账户逆差、国际市场上过剩的流动性和美元本位制的内在脆弱性。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主要体现在总量的不平衡、产业空心化以及经济金融化。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证明了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论文第4章论述和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与措施。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与冲击,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国家创新战略、清洁替代能源战略以及国家出口战略。其中“再工业化”的提出并非偶然:除了过度依赖金融创新从而导致了经济的过度金融化以外,而且还包括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美国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低端产业,进而造成了产业发展的“空心化”等问题。国家创新战略对于维持美国在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方面的优势,具有重要的意义。清洁替代能源战略直接推动了美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为美国从能源替代走向能源独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国家出口战略之下的贸易融资便利和商业外交,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危机后美国的对外贸易状况。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主要体现在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制造业回流”、贸易保护以及移民政策等方面。万亿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计划不仅旨在直接促进就业与经济增长,同时也为改善基础设施落后状况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立法提供了基本框架。在“制造业回流”方面,其意图更加明显,手段也更为直接,如规定钢铁原料占比和关税措施等。在贸易保护方面,不仅与欧盟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冲突加剧,而且与中国展开了双边经济关系史上空前的贸易战。其移民政策的进一步收紧,也充分体现出了所谓的“美国优先”。然而,无论是奥巴马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的战略与措施,都由于技术、制度、人力和政治斗争等方面的原因而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论文第5章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进行了统计分析和实证研究。不仅厘清了其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与基本情况,而且也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的基本效果进行了检验。就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增长的总体表现来看,其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并未受到危机的严重显影响,但是其第一产业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大,第二、三产业也出现了一些不同于长周期的发展趋势。其就业增长主要出现在第三产业领域,而第一、二产业的就业增加有限;至于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性,也十分显着。从经济失衡的情况来看,不论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还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都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而只是有所缓解。在农业方面,危机后美国农业产出和价格下滑,农产品出口受到较大的影响。美国政府不仅维持了较高的支持强度,而且逐步扩大了价格与收入支持、农业保险、食品援助、贸易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政策的覆盖范围,在农业支持政策上做出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农场的规模和结构也发生了显着的变化,中等规模农场数量有不断减少趋势,而特大农场和小微型农场均有所增加。在制造业方面,“制造业回流”等政策推动了制造业产值与利润的恢复与增长,但从制造业内部结构看,则存在显着的非均衡态。其中汽车及零部件、木制品和塑料与橡胶等行业的增长极为显着,而服装与皮革、印刷和原生金属等则出现了下降。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对于促进制造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有着较为显着的积极作用,从而部分地验证了这一期间的政策支持效果。在服务业方面,由于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金融、保险以及房地产业在整体上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呈现了波动发展的态势。金融危机使批发零售、运输仓储、信息和商业服务等行业的增加值显着减少。从服务业内部的就业结构变化来看,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企业管理和住宿餐饮等行业有较为明显的增长。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和服务业发展存在均衡关系,并且前者对后者构成了单向的因果关系。论文第6章为全文的结论和启示。作者认为,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符合基本经济规律,但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了其产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尽管美国实施的战略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历程及其相关经验和教训,为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的平衡以及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第一,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第二,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优势;第三,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第四,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第五,着力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第六,进一步提升开放合作的层次水平。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本文聚焦于美国各产业内部结构的系统分析,把产业内结构作为重要的因素,对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行深入的研究。第二,观点的创新。本文认为,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外部失衡以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失衡,是导致其次贷危机并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而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既是美国经济失衡的表现,更是其结构性原因。本文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是为了重塑实体经济的主导地位以恢复整个经济的均衡发展;然而以高端制造业为核心的产业调整战略,可能促使美国经济结构进一步软化,从而弱化实体经济对经济失衡的修正作用。
谭琳元[8]（2020）在《大麦进口对中国大麦产业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膳食消费结构不断发生改变,肉蛋奶等畜产品和啤酒的消费需求快速增加,作为优良的饲料和酿造啤酒的主要原料,大麦消费需求刚性增加。然而,大麦生产却没有随之增加,国内供给出现明显不足。与此同时,大麦进口大幅快速增加,严重冲击国内大麦市场,导致国产大麦价格大幅下降、生产规模严重萎缩。鉴于大麦进口大量增长导致国内产业遭受严重损害,中国商务部于2018年11月和12月分别对原产于澳大利亚的进口大麦发起反倾销与反补贴立案调查,以期对国内大麦产业进行救济,保障大麦产业安全。因此,分析大麦进口对国内大麦产业的影响,阐明进口影响的具体表现,防范进口的消极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可为制定与完善大麦进口贸易和国内产业发展等方面政策提供参考依据。本文基于市场供给与需求、价格传导、局部均衡等理论,采用实地调研、统计分析、计量经济分析等方法,首先对大麦进口贸易现状、大麦产业国际竞争力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进而剖析大麦进口增加的原因;其次,在描述分析大麦进口对国内大麦产业影响的基础上,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应用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等方法实证研究大麦进口对国内大麦市场价格和生产的影响程度;再次,采用进口依赖性指数衡量方法评估大麦进口依赖性风险;最后,采用中国农业产业模型,构建大麦市场供求模型框架,通过设定不同的大麦进口关税提高情景方案,模拟分析大麦进口关税政策调整对国内大麦价格、生产、消费及进口等方面的影响。本文研究结果表明:（1）大麦进口增加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大麦缺乏国际竞争力,难以抵御进口冲击,影响大麦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因素为生产成本较高、价格无竞争力、品质难以满足加工需求以及进口关税水平较低。（2）大麦进口对国内大麦产业造成严重冲击与损害。首先,大麦进口价格对国内大麦价格具有显着传导影响,影响程度高达18.11%,大麦进口量对国内大麦价格具有显着负向影响,影响程度最高达20.43%;其次,大麦进口量对国内大麦生产具有显着挤出影响,影响程度达7.11%。大量低价进口大麦挤占国内大麦市场,导致国产大麦市场需求下降,国内大麦价格不断下跌,农民种植积极性降低,种植面积大幅减少,产量持续下降。（3）大麦进口存在依赖性风险。大麦进口集中度过高,进口依存度显着上升,自给率大幅下降,产业控制力减弱,威胁产业安全发展。（4）大麦进口关税政策调整对国内大麦产业具有重要影响。以最大大麦进口来源国澳大利亚为例,在《中澳自贸协定》下中国对澳大利亚进口大麦实行零关税为参照,关税分别提高到3%、12%和20%,大麦饲用消费需求量将分别下降3.50%、12.29%和16.77%,对国内大麦饲用需求影响显着;国内大麦价格分别上涨2.89%、11.54%和19.23%,种植面积分别增加0.43%、1.64%和2.48%,总产量分别提高1.00%、3.86%和5.88%,对国内大麦产业起到一定的保护效应;大麦净进口量分别下降2.20%、7.82%和10.84%,产生一定的贸易保护和贸易救济效应。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适度进口大麦,减小进口冲击;推动大麦进口来源多元化,降低进口依赖风险;加大政策支持与保护,提高国内大麦综合生产能力;加大科技投入,增强国际竞争力等保障中国大麦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陈潇[9]（2020）在《利益集团与美国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政策演变研究（1933-1996）》文中认为20世纪的美国农业领域,农业资源环境所承受的来自人类活动的压力逐年加大,特别是农药化肥的无节制使用,使得农业土地资源、水资源等方面的环境问题愈加严重,由此导致的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和资源衰竭的威胁愈演愈烈。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遽然降临的南部大平原的沙尘暴事件,使得美国政府与社会公众将目光投射到农业资源环境保护领域,此为美国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政策登上历史舞台的滥觞。本研究通过对这段美国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政策演变史的回顾与挖掘发现,美国对农业资源环境的保护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典范作用,但是其政策制度的发展与演化历经了复杂的变迁过程。自20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60多年间历经了起步—迟滞—快速发展的演变,这牵涉到美国经济社会中众多具有特定利益诉求与价值偏好的利益集团。而恰恰是这些追逐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竞争、博弈与调试,使得美国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政策映现出异彩纷呈的动态演进过程。通过对现有的研究资料的整理与分析,以往对于美国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学、法学或环境学领域中对相关政策的文本叙述与阐释,侧重于对政策自身轨迹运行的归纳与总结,较少基于经济学的视角的建构、比对与分析。本文尝试运用经济学中的利益集团理论,将政策演进的动态过程及影响因素纳入政策结果的静态框架下,围绕利益集团在政策演进过程中力量的变化,对其型塑政策演进的影响途径进行深入而具体的探究,以展开政策演变内在逻辑和发展路径的细致刻写,分解并化约出美国农业资源保护政策演化的内在规律。美国的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政策旨在通过向农民提供环境保护的经济补偿,以鼓励农民保护和改善农业资源环境。从最初将补偿机制与减少规定农产品的耕地面积相捆绑,过渡到将补偿机制与休耕退耕的面积相挂钩,最后改善为将补偿机制与实际环境绩效相对接,使得美国农业资源环境的保护渐进良序,日趋完善。本文采用历史分析与逻辑论证、归纳分析方法与演绎分析方法相结合等多种研究方法,得出如下结论:1.影响美国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政策演变的核心行动集团主要是农场主利益集团、农化企业利益集团、消费者和环保组织利益集团。耕作、污染与健康三要素始终镶嵌于美国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政策的制定与演进中,与此相依附的是农场主利益集团、农化企业利益集团、消费者和环保组织利益集团。农场主利益集团对于政策中政府补贴和收入支持的追求构成了其努力构筑并巩固政策演进中霸主性垄断地位的主要动因;农化企业利益集团对农化产品销量增加带来的丰厚利润的追逐成为了其攫取政策演进中强有力的主导性地位的首要因素;消费者和环保组织利益集团对政策变迁中健康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吁求形成了其努力争取政策演进中优势性地位的重要动力。2.美国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政策的演变是利益集团在政府内外互相影响和博弈的结果。一方面通过合作和博弈构成政策演进中此消彼长的能动力量,另一方面通过影响竞选、组织示威、构建联盟、专业游说的核心工具构建“接触”或“进入”政府机构的有效路径,并利用媒体舆论的政策宣传优势以及与国家政党间利益的交叠,强化路径实施中对利益集团相关利益的表达,从而有效地影响决策过程以达成利益诉求的实现。在政策演进的起步阶段,农场主利益集团通过示威、游说等方式与决策者构筑了密切关联,通过媒体对“拯救土壤、摆脱绝望”的舆论宣传,有力赢取了公众对法案的支持,并通过对党派纷争引发的矛盾的化解,掌控了影响政策变迁的主导权;在政策演进的迟滞阶段,农化企业利益集团由于意外获取了上一阶段的政策红利而展开了与决策者建立紧密关系的路径实施,通过与农场主利益集团建立同盟、影响竞选的手段,利用媒体对“控制虫害、征服自然”的舆论导向,积极促进政策对上一阶段以补贴与退耕面积相挂钩为主要激励机制的延续。农场主利益集团由于对党派纷争带来的内部分歧的有效调和从而继续把持着垄断地位的优势;在政策演进的快速发展阶段,消费者和环保组织通过建立同盟、影响竞选和专业游说等渠道对决策者构建了强大影响。通过媒体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农业”理念的舆论渗透,有力协调了利益集团间的矛盾冲突,并通过对两党共同目标的适时而准确的把握从而有效摆脱了党派纷争引发的意见分歧。3.美国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政策演进中利益集团的角色表征影响政策变迁的方向和效率。在政策演进的起步阶段,集体行动的困境使具有公共利益集团属性的消费者和环保组织利益集团难以形成有效“接近”政府机构的条件,从而难以实现决策过程中对公共利益的表达。将补贴与减耕面积相挂钩的环境激励机制开启了政策演进的发展历程,短期成效凸显,但并未能形成环境效益的持续提高;在政策演进的迟滞阶段,不惜削减公共利益而最大限度展开逐利行为的农场主利益集团和农化利益集团通过生产和销售农化产品的农业综合企业组成利益联盟,加剧了农化产品滥用所导致的环境效益和健康效益的吞噬。农场主利益集团和农化企业利益集团的利益勾稽降低了政策演进的变迁效率,使政策演进陷入发展迟滞期;在政策演进的快速发展阶段,可持续农业理念下共容利益的达成促使环境效益和健康效益得以快速提高,消费者和环保组织利益集团所代表的公共利益通过政策演进得以充分释放。4.外生变量的引入和系统的开放性有利于美国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政策变迁效率的提高。牵绊于集体行动的困境带来的阻碍,在政策演变起步阶段和迟滞发展阶段,消费者和环保组织利益集团难以获取型塑政策变迁的优势性主导地位。60年代媒体舆论对农化产品危害的披露使消费者和环保组织利益集团摆脱了“信息不对称”的牵制。同时,通过媒体舆论对可持续农业理念的渗透促进了利益集团间利益的共容,促成了政策演进朝着符合公共利益的方向的快速发展。此外,70年代政府对国会委员会巨大权力的终结有力瓦解了农场主利益集团和农化企业利益集团在政策进程中的垄断地位,国会在政策立法方面的透明度得以极大增强,国会的立法程序得以对公众开放,同时,议员的活动由于受到公众和媒体的共同监督,使得原有通过内部权力而进行的私下交易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遏制。媒体舆论监督和宣传的优势以及系统的开放性对政策变迁障碍的矫正,使得美国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政策变迁的良性发展效率得以成功推进,促进“整体最优”的社会效率在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健康效益的提升中得以全面实现。30年代到90年代期间美国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政策的演变过程,充分诠释出利益集团的博弈竞争对社会整体绩效发挥的重要影响。作为非点源污染重灾区的农业资源环境的保护,承载着全体人类、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宏大使命,厘清并谴除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政策演进中的利益掣肘,对于社会、环境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赵悦[10]（2019）在《吉林省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其优化研究》文中提出2004年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势。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三量齐增”、农产品供求结构失衡、生态环境恶化、农民增收乏力等问题。为了缓解粮食生产出现的问题,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迫切需要新一轮农业结构的调整。吉林省作为我国的粮食大省,玉米核心产区,一直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核心基地。然而,随着玉米临时收储政策的实施,玉米价格高位运行,吉林省玉米播种面积和产量呈刚性增长,大豆、杂粮等其它作物播种面积日益削减,形成了以玉米为主体的单一种植结构。这种结构带来的效应却是一方面玉米的高库存积压,下游加工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利益受损;另一方面大豆、水稻、玉米等农产品大量进口,形成了国内库存积压与国外进口并存的逆向市场困境。而造成这种结构困境的根本原因是忽视市场经济规律作用,用计划经济思维模式调控农业生产的结果。因此,只有运用改革的思路和市场经济的思维,对管理农业的体制、机制和手段进行改革,才能实现种植业供给结构的优化。本文以我国农业发展阶段特征的变化以及农业供给侧结构的现状与问题为背景分析,得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在于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而厘清了我国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与基本内容,得出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以往种植业结构调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深入到结构变化的制度变革,其要义绝非是一般意义上结构的加减法,而是要通过改革不合理的农业管理体制,来实现结构优化。在这一过程中,改革是手段,结构优化是目标。之所以提出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用改革的思路来推动种植业结构的优化。吉林省作为我国粮食生产的核心产区,种植业供给侧结构的矛盾表现的更为突出、更加尖锐。梳理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吉林省种植业结构演变历程发现,经过40年的发展,吉林省种植业粮、经、饲三元结构中以粮食作物内部结构变化为主,逐渐从20世纪80年代的玉米、大豆为主、水稻、高粱多元发展的作物结构,最终形成了以玉米为主体的“一粮独大”格局。然而,这种结构是否合理?本文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个方面对其进行综合性评价。结果显示:虽然这种结构在宏观种植业投入产出上、在微观农民收入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却拉大了作物间的比较收益,不利于结构的多元化发展;虽然吉林省在粮食商品率上为国家粮食安全与社会稳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过高的粮食进口依存度表明当前结构未能满足消费升级的需求,同时这种结构释放出的生态负效应令人堪忧。由此,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但是,结构调整却面临着贸易格局复杂、农产品成本持续上涨的市场困境,农业用水资源紧缺、耕地质量与数量下降的生态困境以及农产品育种技术发展缓慢、农业技术推广供需不匹配的技术困境,从不同维度不同层面制约着结构的优化,以往调整的思路俨然无法破解,唯有用改革的手段才能推动结构的优化。2004年以来,国家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使农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然而,惠农政策在实施方式上,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由此导致了市场的失灵和农业资源配置的扭曲。之所以要用改革的方式实现种植业供给侧结构的优化,就是因为不合理的农业管理体制是造成结构失调的首要原因。基于此,从资源配置方式、价格形成机制、粮食市场结构以及农村组织制度四个维度构建吉林省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框架。转变我国政府长期以来形成的计划经济思维,充分发挥市场经济规律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建立市场价格机制,使粮食价格由市场决定。而粮食价格信息在粮食生产、收购、加工、销售产业链条中通过流通市场进行传递,以指导农民的种植行为。但是,当前国有粮食收储企业“一支独大”的局面,扭曲了粮食收储市场。提出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发挥国有粮食收储企业的政策性收储功能,与其它收储主体在收购市场中具有平等的经营地位,从而推动收储主体的多元化和社会化,实现粮食收储市场的顺畅。运行顺畅的粮食收储市场需要健全的农村组织制度作保障。我国目前的农村组织尚处于一种涣散状态,有序地将亿万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嵌入市场经济方面却效率甚微,并成为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条软肋。以整合当前农村经济组织为路径,实现农村基层经济组织制度的创新。使市场的“无形之手”来指挥政府的“有形之手”,进而推动种植业结构的优化。基于上述制度改革框架,确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农民种粮合理收入、产业协调发展以及生态可持续为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价值取向。之所以提出这四个方面的价值取向,原因如下:首先,在未来很长时期内,我国粮食供给压力仍然存在,人地关系趋紧的矛盾仍然存在,粮食主产区生产功能在日益下降。吉林省作为粮食生产的核心产区,其结构调整必须坚持国家粮食安全地位不动摇,必须保证种粮农民和粮食产区两个积极性,以巩固粮食主产区核心地位。其次,合理的种粮收入是保证农民种粮积极性持续的支撑条件。吉林省以玉米为主体的种植结构决定了合理种粮收入的主要指向是围绕玉米种植获取收入。而玉米支持政策的不稳定性造成了农民种植玉米收入的起伏与玉米种植积极性的不稳定,呼吁将玉米纳入主粮范围,与稻谷和小麦具有同等地位,使玉米具有一个主粮生产应有的利润空间,进而实现玉米种植的合理收入。作物间收益水平相当,从而实现相互替代的效应,促进种植业结构的优化。再次,玉米作为产业链条最长的作物,其饲用和加工用途与下游的加工业与畜牧业紧密衔接。因此玉米三元作物的属性决定了种植业结构调整以产业协调发展为价值取向。最后,种植业结构调整应尊重自然规律与比较优势原则进行布局。去除赤色产能、恢复玉米大豆轮作制度、种地养地有机结合以及科学施用化肥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遵从结构调整的价值取向,对种植业结构调整的方向进行选择。吉林省种植业结构不论怎样调整,保证粮食作物为主体的结构不可改变,保证玉米核心产区优势不可改变。现阶段粮食作物比例偏高是由于粮食作物内部玉米结构不合理造成的。玉米粮经饲三元作物结构属性,片面强调了玉米粮食作物品种的一元结构,忽视了玉米作为经济作物和饲料作物品种的结构。所以降低粮食作物用途的籽粒玉米比例,提高饲料作物青贮玉米比例,是粮食作物的调整方向,也表明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在于粮食作物与饲料作物之间的调整。因此,建立玉米三元作物结构,呼吁核心产区推动“粮改饲”,以“种养”结合的微观农户经营结构为行动支点,从而促进粮食作物向饲料作物调整。大豆则在进行合理区划布局基础上,建立非转基因大豆保护区,保护传统大豆纯度,不受转基因大豆的侵犯。在中部地区适当进行转基因大豆种植,与玉米合理轮作,从而增加大豆的种植面积。水稻以扩大优质品种稻米的种植为调整方向,杂粮杂豆以建设优质杂粮基地为依托,发展精深加工。经济作物的调整方向以东中西区域划分,打造东部特产、中部蔬菜、西部多种作物的发展格局。饲料作物的调整以形成增加玉米核心产区与镰刀弯地区青贮玉米种植以及西部地区牧草种植,协调畜牧业发展的农牧格局。最终实现吉林省种植业结构由单一玉米种植向多元作物发展,由过分强调经济社会效益转向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协调统一发展的种植业结构。
二、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大幅提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大幅提高（论文提纲范文）
（1）农业经济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及波动的作用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论文研究背景 |
| 1.1.1 论文研究的历史背景 |
| 1.1.2 论文研究的现实背景 |
| 1.2 论文选题的意义 |
| 1.2.1 研究的理论意义 |
| 1.2.2 研究的实践意义 |
| 1.3 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与创新点 |
| 1.3.1 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3.2 创新点 |
| 1.4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1.5 论文研究的技术路线图与实证研究逻辑框架 |
| 1.5.1 论文研究的技术线路 |
| 1.5.2 论文实证研究的逻辑框架 |
| 1.6 相关概念界定及说明 |
| 1.6.1 概念界定 |
| 1.6.2 相关说明 |
| 2 文献综述 |
| 2.1 农产品价格的文献回顾 |
| 2.1.1 农产品价格波动的相关文献 |
| 2.1.1.1 关于农产品价格波动的特征研究的文献回顾 |
| 2.1.1.2 农产品价格长记忆性特征研究的相关文献回顾 |
| 2.1.1.3 其它有关农产品价格研究文献 |
| 2.2 农产品价格与宏观经济相互影响的相关文献回顾 |
| 2.3 农业经济发展的文献回顾 |
| 2.4 农业与经济增长的文献回顾 |
| 2.4.1 关于农业金融与经济的文献回顾 |
| 2.4.2 关于农业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文献回顾 |
| 2.4.3 关于农(副)产品价格与经济增长的文献回顾 |
| 2.4.4 关于农业总要素生产率(TFP)与经济增长的文献回顾 |
| 2.4.5 农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方法的文献回顾 |
| 3 论文研究的理论基础 |
| 3.1 农业发展理论 |
| 3.1.1 农业发展理论概述 |
| 3.1.2 农业发展理论的历史演进 |
| 3.1.3 农业发展理论的内涵 |
| 3.1.4 农业发展理论在中国农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运用 |
| 3.2 本文研究涉及的其它相关理论 |
| 3.2.1 农产品价格理论 |
| 3.2.2 经济周期理论 |
| 3.2.3 经济增长理论 |
| 4 农产品价格及其不确定性的长期记忆性与关联性检验 |
| 4.1 农产品价格及其不确定性的长期记忆性实证检验 |
| 4.1.1 长期记忆性分析方法 |
| 4.1.1.1 ARFIMA模型构建 |
| 4.1.1.2 FIGARCH模型构建 |
| 4.1.2 农产品价格的数据选择与描述 |
| 4.1.3 农产品价格及其不确定性的长期记忆性检验 |
| 4.2 农产品价格与其不确定性之间的关联性检验 |
| 4.2.1 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构建 |
| 4.2.2 单位根检验 |
| 4.2.3 Granger因果关系的计量检验 |
| 4.2.4 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及方差分解 |
| 4.3 本章小结 |
| 5 农产品价格及其波动性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研究 |
| 5.1 农产品价格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性检验 |
| 5.1.1 农产品价格序列与中国经济增长序列的选取和描述 |
| 5.1.2 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
| 5.1.3 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的构建与估计 |
| 5.1.4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
| 5.1.5 冲击响应函数估计与方差分解分析 |
| 5.2 农产品价格波动与中国经济增长波动性之间的关联性检验 |
| 5.2.1 ADF单位根检验 |
| 5.2.2 影响的方向及影响作用的程度分析 |
| 5.2.3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
| 5.2.4 冲击反应的时间变化路径刻画 |
| 5.2.5 影响的贡献程度判别 |
| 5.3 本章小结 |
| 6 农业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增长的周期性路径判别 |
| 6.1 非线性MS(M) –AR(P)模型构建 |
| 6.2 农业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数据选择 |
| 6.3 中国农业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增长的周期性路径刻画 |
| 6.3.1 非线性MS(M)-AR(p)模型的参数估计 |
| 6.3.2 中国农业经济以及宏观经济增长的区制转移概率 |
| 6.3.3 中国农业经济及宏观经济处于各增长区制的平均持续期 |
| 6.3.4 中国农业经济及宏观经济不同增长区制间的转移路径刻画 |
| 6.4 本章小结 |
| 7 农业经济发展在宏观经济运行过程的作用研究 |
| 7.1 非线性MS(M) -VAR(P)的模型设定 |
| 7.2 对农业总产值增长率及宏观经济增长率的时间动态轨迹的刻画 |
| 7.3 农业经济发展在宏观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机制检验与分析 |
| 7.3.1 非线性MS(M) -VAR(p)模型的参数估计 |
| 7.3.2 农业经济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周期性变迁识别 |
| 7.3.3 农业经济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区制转移特征测度 |
| 7.4 农业经济发展在宏观经济波动过程中的作用机制检验与分析 |
| 7.4.1 非线性MS(M) -VAR(p)模型的参数估计 |
| 7.4.2 农业经济发展对宏观经济波动作用机制的周期性变迁识别 |
| 7.4.3 农业经济发展对宏观经济波动作用机制的区制转移特征测度 |
| 7.5 本章小结 |
| 8 结论 |
| 8.1 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
| 索引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养殖规模对生猪养殖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 |
| 1.2.2 关于生猪饲养成本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
| 1.2.3 关于畜禽粪污环境污染及治理行为的研究 |
| 1.2.4 关于畜禽疫病冲击及防控的研究 |
| 1.2.5 关于生猪养殖业发展路径的研究 |
| 1.2.6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技术路线图 |
| 1.4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数据来源 |
| 1.5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生猪养殖业高质量发展 |
| 2.1.2 生猪养殖规模划分标准 |
| 2.1.3 生猪饲养成本 |
| 2.1.4 生猪养殖粪污环境污染 |
| 2.1.5 突发疫情应对决策 |
| 2.1.6 路径优化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规模经济理论 |
| 2.2.2 范围经济理论 |
| 2.2.3 环境经济学理论 |
| 2.2.4 外部性理论 |
| 2.2.5 风险条件下的生产者决策理论 |
| 2.3 分析框架 |
| 2.3.1 养殖规模对生产成本影响的分析框架 |
| 2.3.2 风险条件下的生产者决策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国内外生猪养殖业发展概况 |
| 3.1 国外生猪养殖业发展概况 |
| 3.1.1 近年全球生猪生产形势 |
| 3.1.2 代表性国家生猪养殖业发展特征 |
| 3.2 中国生猪养殖业发展概况 |
| 3.2.1 不同时期中国生猪养殖业发展脉络(1978 年以来) |
| 3.2.2 基于宏观数据的中国生猪养殖业发展现状分析 |
| 3.2.3 基于微观调研的中国生猪养殖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养殖规模对生猪饲养成本的影响分析 |
| 4.1 数据来源及说明 |
| 4.2 不同规模养殖场(户)生猪饲养成本及影响因素比较分析 |
| 4.2.1 不同规模养殖场(户)生猪饲养成本比较分析 |
| 4.2.2 不同规模养殖场(户)生猪饲养成本影响因素比较分析 |
| 4.3 养殖规模对生猪饲养成本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3.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4.3.2 研究方法、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
| 4.3.3 实证分析 |
| 4.4 本章讨论与小结 |
| 4.4.1 讨论 |
| 4.4.2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养殖规模对生猪粪污污染治理的影响分析 |
| 5.1 数据来源及说明 |
| 5.2 不同规模养殖场(户)粪污处理情况对比分析 |
| 5.2.1 不同规模生猪养殖场(户)粪污处理方式比较 |
| 5.2.2 不同规模生猪养殖场(户)粪污处理强度比较 |
| 5.2.3 不同规模养殖场(户)粪污处理成本比较 |
| 5.2.4 不同规模养殖场(户)粪污处理效率比较 |
| 5.3 养殖规模对生猪粪污污染治理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3.1 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说 |
| 5.3.2 研究方法、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
| 5.3.3 实证分析 |
| 5.4 本章讨论与小结 |
| 5.4.1 讨论 |
| 5.4.2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养殖规模对突发疫情应对决策的影响分析 |
| 6.1 数据来源及说明 |
| 6.2 不同规模养殖场(户)疫情应对情况比较 |
| 6.2.1 不同规模养殖场(户)防疫条件比较 |
| 6.2.2 不同规模养殖场(户)的突发疫情应对决策比较 |
| 6.3 养殖规模对突发疫情应对决策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3.1 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说 |
| 6.3.2 研究方法、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
| 6.3.3 实证分析 |
| 6.4 本章讨论与小结 |
| 6.4.1 讨论 |
| 6.4.2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基于规模视角的生猪养殖业高质量发展路径优化分析 |
| 7.1 研究方法 |
| 7.1.1 开放条件下的经济剩余模型 |
| 7.1.2 弹性估计 |
| 7.2 参数设定及情景设置 |
| 7.2.1 参数设定 |
| 7.2.2 情景设置 |
| 7.3 测算结果及分析 |
| 7.3.1 弹性测算 |
| 7.3.2 经济福利测算 |
| 7.4 讨论与本章小结 |
| 7.4.1 讨论 |
| 7.4.2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1.1 饲养成本居高不下、环境约束及疫情冲击制约生猪养殖业高质量发展 |
| 8.1.2 养殖规模扩大有利于降低生猪饲养成本,但存在最优效率区间 |
| 8.1.3 养殖规模扩大将增加粪污污染治理难度,加剧环境污染风险 |
| 8.1.4 养殖规模越大受疫情冲击影响而主动调减生猪存栏的幅度越大 |
| 8.1.5 重点发展中规模养殖场(户)的规模化路径可实现经济福利最大化 |
| 8.2 对策建议 |
| 8.2.1 引导中小养殖场(户)适度扩大规模,降低生猪饲养成本 |
| 8.2.2 引导生猪养殖规模有序扩张,降低粪污污染风险 |
| 8.2.3 针对不同规模出台差异化的支持政策,提升疫情应对能力 |
| 8.2.4 重点扶持中规模养殖场(户),优化生猪养殖业结构 |
| 8.3 研究不足及未来展望 |
| 8.3.1 研究不足 |
| 8.3.2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生猪生产能力、生产管理及生产形势调研问卷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3）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机遇、问题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0 引言 |
| 1 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础 |
| 1.1 农业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粮食及主要农产品生产迅猛发展 |
| 1.2 农业发展方式深刻转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显着提升 |
| 1.3 农业经营方式不断创新，适度规模经营、新型经营主体不断涌现 |
| 2 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内涵 |
| 2.1 更加注重资源节约，这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前提 |
| 2.2 更加注重环境友好，这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
| 2.3 更加注重农产品质量，这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目标 |
| 2.4 更加注重增加农民收入，这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 |
| 3 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机遇考察 |
| 3.1 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环境更加优越 |
| 3.2 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市场空间更加宽广 |
| 3.3 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创新驱动更加有力 |
| 3.4 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更加强劲 |
| 4 制约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分析 |
| 4.1 资源条件和生态环境两个“紧箍咒”对农业约束趋紧 |
| 4.2 农业产业结构亟待优化 |
| 4.3 农产品结构不尽合理 |
| 4.4 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亟需提升 |
| 4.5 农业特色优势产业不明晰 |
| 4.6 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亟需加快 |
| 4.7 农业现代物流业建设滞后 |
| 5 加快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 |
| 5.1 加强顶层设计，引领农业高质量发展 |
| 5.2 推进农业绿色发展 |
| 5.3 大力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
| 5.4 加快调整农产品供给结构 |
| 5.5 着力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
| 5.6 加快培育特色优势产业 |
| 5.7 推进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 |
| 5.8 打造现代农业物流体系 |
（4）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农业国际竞争力基本概念的研究 |
| 1.2.2 关于农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模型的研究 |
| 1.2.3 关于农业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的研究 |
| 1.2.4 关于农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方法的研究 |
| 1.2.5 关于农业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的研究 |
| 1.2.6 关于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相关研究 |
| 1.2.7 研究述评 |
| 1.3 文章框架与研究方法 |
| 1.3.1 文章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产业的内涵 |
| 2.1.2 农业的内涵 |
| 2.1.3 国际竞争力的内涵 |
| 2.1.4 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内涵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比较优势理论 |
| 2.2.2 要素禀赋理论 |
| 2.2.3 竞争优势理论 |
| 2.3 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分析框架 |
| 2.3.1 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评价指标 |
| 2.3.2 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路径选择 |
| 2.3.3 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 |
| 2.3.4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分析框架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历史演进 |
| 3.1 农业机械化时期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1860-1945 年) |
| 3.1.1 土地制度改革促进美国农业经济大发展 |
| 3.1.2 农业半机械化与农业基本机械化的实现 |
| 3.1.3 以简单机械化维持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 |
| 3.2 农业现代化时期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1945-2000 年) |
| 3.2.1 家庭农场成为美国农业社会经济结构主体 |
| 3.2.2 农业机械化全面进步与农业科学化的实现 |
| 3.2.3 以农业科技创新提升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 |
| 3.3 新时代经济时期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2000 年以后) |
| 3.3.1 新世纪以来美国农业经济实现空前增长 |
| 3.3.2 农业贸易迅速扩张且持续保持贸易顺差 |
| 3.3.3 以外部市场需求支撑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测定与评价 |
| 4.1 基于显示性指标的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实证分析 |
| 4.1.1 显示性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1.2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具体测定 |
| 4.2 基于解释性指标的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实证分析 |
| 4.2.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2.2 评价指标数据的处理 |
| 4.2.3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
| 4.2.4 选择合适的评价方法 |
| 4.2.5 样本与数据来源 |
| 4.2.6 评价结果与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成本优势与差异化优势分析 |
| 5.1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成本优势分析 |
| 5.1.1 美国农业生产成本的总体变化 |
| 5.1.2 美国农业生产成本的构成分析 |
| 5.1.3 美国农业成本优势分析——以大豆和玉米为例 |
| 5.1.4 一个案例:美国与巴西大豆在中国市场的价格优势分析 |
| 5.2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差异化优势分析 |
| 5.2.1 以农业质量获取差异化优势 |
| 5.2.2 以农业安全保障获取差异化优势 |
| 5.2.3 以农业专业化营销获取差异化优势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基本影响因素分析 |
| 6.1 生产要素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
| 6.1.1 丰富的天然资源为美国农业提供竞争基础 |
| 6.1.2 高水平的人力资本提高美国农业生产效率 |
| 6.1.3 技术创新是美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 |
| 6.2 需求条件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
| 6.2.1 国内需求助推美国农业竞争优势快速形成 |
| 6.2.2 国际需求驱动美国农业竞争优势明显增强 |
| 6.2.3 新兴市场促使美国农业竞争优势得以维持 |
| 6.3 相关与支持性产业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
| 6.3.1 种子培育体系为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奠定基础 |
| 6.3.2 农产品加工业使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得到强化 |
| 6.3.3 冷链物流业促进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迅速扩张 |
| 6.4 农业经营主体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
| 6.4.1 家庭农场在美国农业经营方式中占据主导地位 |
| 6.4.2 独资经营是美国农场类型中最常见的组织形式 |
| 6.4.3 专业化农场经营创造和保持美国农业竞争优势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辅助影响因素分析 |
| 7.1 政府因素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
| 7.1.1 美国农业价格支持政策 |
| 7.1.2 美国农业资源支持政策 |
| 7.1.3 美国农业出口市场计划 |
| 7.1.4 美国农业信贷和税收政策 |
| 7.1.5 美国农业保险补贴机制 |
| 7.2 历史机遇对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
| 7.2.1 西进运动给美国农业发展带来重要契机 |
| 7.2.2 第二次世界大战促进美国农业发展提速 |
| 7.2.3 科技革命加快了美国农业科技创新步伐 |
| 7.2.4 世界人口暴增使美国农业继续蓬勃发展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美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经验教训及对中国的启示 |
| 8.1 美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经验 |
| 8.1.1 一定的农业经营规模是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前提条件 |
| 8.1.2 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是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内在动力 |
| 8.1.3 强势的相关支持产业是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有力支撑 |
| 8.1.4 有效的联邦政府行为是农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保障 |
| 8.2 美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教训 |
| 8.2.1 长期产能过剩易使美国爆发农业经济危机 |
| 8.2.2 农业企业垄断使中小型农场经营压力增大 |
| 8.2.3 农业发展过程中造成的资源与环境的破坏 |
| 8.3 中国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困境 |
| 8.3.1 农业科技推广与创新体系仍然存在着许多不足 |
| 8.3.2 农产品国内库存高企与国际市场进口大量增加 |
| 8.3.3 农业育种和加工及冷链等社会化服务发展落后 |
| 8.3.4 农业经营规模太小且农业劳动者素质普遍偏低 |
| 8.4 对提升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启示 |
| 8.4.1 持续深入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工作 |
| 8.4.2 加快推进农业相关支持产业发展 |
| 8.4.3 多种形式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
| 8.4.4 增强农业劳动者素质和能力建设 |
| 8.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下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相关学术研究综述 |
| (一)关于中国乡村的研究 |
| (二)关于乡村振兴的研究 |
| (三)关于民族村寨旅游的研究 |
| (四)关于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的研究 |
| (五)关于乡村振兴战略与乡村旅游业关系的研究 |
| (六)对已有相关研究的简要评价 |
| 三、研究视角与方法 |
| (一)研究视角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田野调查点的选择 |
| 四、研究内容和重点难点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五、本文的创新和不足之处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1章 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 |
| 1.1 指导思想 |
| 1.1.1 乡村振兴战略 |
| 1.1.2 乡村振兴战略与民族村寨旅游业发展的内在联系 |
| 1.2 理论基础 |
| 1.2.1 当代中国民族理论 |
| 1.2.2 乡村旅游理论 |
| 1.2.3 产业融合理论 |
| 1.2.4 乡村文化变迁与文化保护理论 |
| 1.2.5 中国当代产权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2章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基本情况与乡村振兴战略初步实施 |
| 2.1 岷江上游羌族地区概况 |
| 2.1.1 羌族与岷江上游羌族地区 |
| 2.1.2 自然地理概况 |
| 2.1.3 历史文化概况 |
| 2.1.4 经济社会发展概况 |
| 2.2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的基本情况 |
| 2.2.1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的数量和所属行政区划 |
| 2.2.2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风貌、地理分布 |
| 2.2.3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经济概况 |
| 2.2.4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社会概况 |
| 2.3 岷江上游羌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及其重要性分析 |
| 2.3.1 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及其发展 |
| 2.3.2 灾后旅游业振兴及其问题 |
| 2.3.3 单一区域性扶贫、新农村建设的成效及其问题 |
| 2.3.4 部分羌族村寨面临的现实问题 |
| 2.3.5 岷江上游羌族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性分析 |
| 2.4 岷江上游羌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初步实施 |
| 2.4.1 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与全面小康基本实现 |
| 2.4.2 乡村振兴规划制定及相关政策体系的建立 |
| 2.4.3 农村产权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
| 2.4.4 合村并乡与乡村基层组织建设 |
| 2.4.5 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
| 2.4.6 全域旅游推进与村寨旅游发展 |
| 2.4.7 岷江上游羌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初步实施的成绩与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的历程与现状 |
| 3.1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资源与条件 |
| 3.1.1 岷江上游羌族旅游村寨分类 |
| 3.1.2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资源 |
| 3.1.3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条件 |
| 3.2 岷江上游羌族地区村寨旅游发展历程 |
| 3.2.1 起步阶段(90年代初至中后期) |
| 3.2.2 初步发展阶段(1998 年—2008 年) |
| 3.2.3 快速发展阶段(2010年至今) |
| 3.3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现状 |
| 3.3.1 岷江上游羌族旅游村寨数量 |
| 3.3.2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供给能力及旅游收入 |
| 3.3.3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成效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评价体系 |
| 4.1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评价体系构建原则 |
| 4.1.1 科学性原则 |
| 4.1.2 系统性原则 |
| 4.1.3 可比性原则 |
| 4.1.4 可行性原则 |
| 4.2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4.2.1 评价指标选取依据 |
| 4.2.2 评价指标体系的确立 |
| 4.3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评价体系的权重赋值 |
| 4.3.1 确定权重的方法 |
| 4.3.2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立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业发展及其对乡村振兴贡献个案研究 |
| 5.1 老人村旅游发展及其对乡村振兴贡献 |
| 5.1.1 老人村概况 |
| 5.1.2 老人村旅游发展的历程与现状 |
| 5.1.3 老人村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的贡献 |
| 5.1.4 老人村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
| 5.2 桃坪村旅游发展及其对乡村振兴贡献 |
| 5.2.1 桃坪村概况 |
| 5.2.2 桃坪村旅游发展的历程与现状 |
| 5.2.3 桃坪村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的贡献 |
| 5.2.4 桃坪村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
| 5.3 坪头村旅游发展及其对乡村振兴贡献 |
| 5.3.1 坪头村概况 |
| 5.3.2 坪头村旅游发展历程与现状 |
| 5.3.3 坪头村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的贡献 |
| 5.3.4 坪头村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
| 5.4 三村旅游业发展及其对乡村振兴贡献的整体评价与对比分析 |
| 5.4.1 整体评价 |
| 5.4.2 对比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优化发展思考 |
| 6.1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的经验 |
| 6.1.1 同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与村寨旅游发展 |
| 6.1.2 差异化的村寨旅游发展策略 |
| 6.1.3 村寨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具有综合贡献效应 |
| 6.1.4 不同类型的村寨旅游对乡村振兴的贡献存在差异 |
| 6.2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的问题探析 |
| 6.2.1 旅游业发展后劲乏力 |
| 6.2.2 新型经营主体发育迟缓 |
| 6.2.3 旅游管理机制不完善 |
| 6.2.4 村寨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不足 |
| 6.3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的制约因素 |
| 6.3.1 人力资本欠缺 |
| 6.3.2 土地资源制约 |
| 6.3.3 资金制约 |
| 6.3.4 自然灾害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
| 6.3.5 产权制度不完善 |
| 6.3.6 村寨原子化 |
| 6.4 乡村振兴进程下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优化发展思考 |
| 6.4.1 村寨旅游发展思维转向 |
| 6.4.2 探讨村寨旅游赋权及村民受益方案 |
| 6.4.3 激发村寨旅游内生发展活力——多元化参与 |
| 6.4.4 村民再组织与村寨旅游秩序的重塑 |
| 6.4.5 加强旅游村寨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 |
| 6.4.6 争取国家有关乡村振兴的扶持政策 |
| 本章小结 |
| 研究结论及展望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附录 |
| 附录一: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调查问卷 |
| 附录二: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村民访谈提纲 |
| 附录三: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管理者访谈提纲 |
| 附录四:“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权重赋值专家打分表 |
| 附录五:访谈纪要 |
| 附录六:田野工作相关照片 |
| 致谢 |
（6）农产品供应链治理优化 ——以区块链技术嵌入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内容及结构安排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相关概念、理论与研究进展 |
| 2.1 相关的概念 |
| 2.1.1 农产品供应链治理的相关概念 |
| 2.1.2 区块链的概念界定 |
| 2.2 相关基础理论回顾与探讨 |
| 2.2.1 农产品供应链治理相关基础理论 |
| 2.2.2 农产品供应链治理的制度经济学解释 |
| 2.2.3 区块链相关技术理论概述 |
| 2.2.4 区块链的制度经济学探讨 |
| 2.3 相关文献综述 |
| 2.3.1 农产品供应链治理的相关研究综述 |
| 2.3.2 区块链数字化治理的相关文献综述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以组织演进为线索的农产品供应链治理优化与现实难题 |
| 3.1 农产品供应链组织的演进路径与治理机制 |
| 3.1.1 农产品供应链组织的演进路径 |
| 3.1.2 农产品供应链的治理机制 |
| 3.2 不同组织模式下的农产品供应链稳定性分析 |
| 3.2.1 “公司+农户”组织模式下的稳定性博弈分析 |
| 3.2.2 “公司+中介组织+农户”组织模式下的稳定性博弈分析 |
| 3.2.3 农产品供应链“准一体化组织”模式下的稳定性博弈分析 |
| 3.3 农产品供应链治理始终面临的约束与现实难题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农产品供应链治理优化的一个有效路径:区块链技术嵌入为视角 |
| 4.1 区块链技术嵌入突破农产品供应链治理的信息约束与认知约束 |
| 4.1.1 区块链技术嵌入优化农产品供应链参与主体间的信息共享 |
| 4.1.2 区块链高效协同大数据、物联网形成信息约束与认知约束的集成式突破 |
| 4.2 区块链嵌入实现农产品供应链治理优化的机理分析 |
| 4.2.1 区块链嵌入影响农产品供应链治理的三个重要因素 |
| 4.2.2 区块链嵌入实现农产品供应链组织结构、契约规制、组织信任的多维度优化 |
| 4.3 区块链嵌入在操作层面实现农产品供应链治理优化的机制分析 |
| 4.3.1 区块链技术路径下农产品供应链治理的功能架构 |
| 4.3.2 区块链技术路径下农产品供应链治理的机制优化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区块链嵌入优化农产品供应链治理的经验萃取——基于扎根理论的多案例分析 |
| 5.1 扎根理论简介及数据来源 |
| 5.1.1 扎根理论简介 |
| 5.1.2 数据来源 |
| 5.2 案例资料编码与经验萃取 |
| 5.2.1 以组织演进为线索的农产品供应链治理优化的经验萃取 |
| 5.2.2 区块链嵌入优化农产品供应链治理的经验萃取 |
| 5.2.3 选择性编码 |
| 5.2.4 研究结果及比对分析:区块链嵌入可进一步优化农产品供应链治理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区块链嵌入视角下农产品供应链治理优化的个案分析:以“善粮味道”为例 |
| 6.1 案例描述 |
| 6.2 案例分析:区块链嵌入如何实现稻米供应链的治理优化? |
| 6.2.1 “善粮味道”的区块链功能架构分析——技术逻辑的视角 |
| 6.2.2 “善粮味道”的机会主义治理——制度逻辑的视角 |
| 6.2.3 “技术+制度”双重逻辑下的稻米供应链治理优化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7.1 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开放性编码材料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7）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 1.2.2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1.2.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其措施 |
| 1.2.4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 1.2.5 对相关文献的评述 |
|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结构安排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本文的创新 |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 2.1 农业经济时代(1776—1860年)的产业结构 |
| 2.1.1 农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 2.1.2 制造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 2.1.3 服务业及金融业的发展 |
| 2.2 工业经济时代(1860—1945年)的产业结构 |
| 2.2.1 制造业的发展壮大 |
| 2.2.2 农业的稳步发展 |
| 2.2.3 金融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
| 2.3 后工业化时代(1945年—1980年代)的产业结构 |
| 2.3.1 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 |
| 2.3.2 制造业相对衰落但仍占据重要地位 |
| 2.3.3 农业继续发展但是其相对地位开始下降 |
| 2.4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产业结构变化 |
| 2.4.1 信息技术产业主导产业结构的变化 |
| 2.4.2 产业结构趋于软化 |
| 2.4.3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空心化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3.1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
| 3.1.1 从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 |
| 3.1.2 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和特点 |
| 3.2 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 |
| 3.2.1 对美国实体经济的影响 |
| 3.2.2 对美国虚拟(金融)经济的影响 |
| 3.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3.3.1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 |
| 3.3.2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外部失衡 |
| 3.3.3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措施 |
| 4.1 奥巴马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 4.1.1 奥巴马政府的“再工业化”战略 |
| 4.1.2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创新战略 |
| 4.1.3 奥巴马政府的能源战略 |
| 4.1.4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出口倡议”与贸易保护 |
| 4.2 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 4.2.1 特朗普政府的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 |
| 4.2.2 特朗普政府的“制造业回流”政策 |
| 4.2.3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 |
| 4.2.4 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 5.1 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总体变化 |
| 5.1.1 危机后美国的经济增长表现 |
| 5.1.2 危机后国内生产总值产业构成变化 |
| 5.1.3 危机后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构成变化 |
| 5.1.4 危机后美国经济失衡的状况 |
| 5.2 危机后美国农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2.1 农业的总体变化 |
| 5.2.2 农场及生产条件的变化 |
| 5.2.3 农业产值与农产品的变化 |
| 5.3 危机后美国制造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3.1 制造业的总体变化 |
| 5.3.2 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化 |
| 5.3.3 政府支出与制造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4 危机后美国服务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4.1 服务业的总体变化 |
| 5.4.2 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化 |
| 5.4.3 政府支出与服务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启示 |
| 6.1 主要结论 |
| 6.1.1 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与发展符合基本经济规律 |
| 6.1.2 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美国产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
| 6.1.3 美国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
| 6.2 对中国的启示 |
| 6.2.1 从美国经济的失衡与调整看中国经济的失衡与加剧 |
| 6.2.2 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的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8）大麦进口对中国大麦产业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农产品进口与粮食安全问题研究 |
| 1.2.2 进口对农业产业发展的影响研究 |
| 1.2.3 大麦国际贸易问题研究 |
| 1.2.4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目的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创新与研究不足 |
| 1.5.1 研究创新 |
| 1.5.2 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粮食安全 |
| 2.1.2 大麦产业 |
| 2.1.3 进口安全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农产品贸易理论 |
| 2.2.2 产业安全理论 |
| 2.2.3 价格传导机制理论 |
| 2.2.4 投资挤出机制理论 |
| 2.2.5 局部均衡理论 |
| 第三章 中国大麦进口现状及其原因分析 |
| 3.1 中国大麦进口贸易现状 |
| 3.1.1 大麦进口数量大幅快速增加 |
| 3.1.2 大麦进口价格波动性较大 |
| 3.1.3 大麦进口来源高度集中 |
| 3.1.4 大麦进口依存度显着提高 |
| 3.2 中国大麦进口增加的原因分析 |
| 3.2.1 大麦消费需求大幅快速增加 |
| 3.2.2 大麦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分析 |
| 3.2.3 大麦产业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大麦进口对国内大麦价格与生产影响的路径分析 |
| 4.1 大麦进口对国内大麦价格的传导影响路径分析 |
| 4.1.1 大麦进口价格大幅下降,影响国内大麦价格 |
| 4.1.2 国内大麦价格不断下跌,比较收益降低 |
| 4.2 大麦进口对国内大麦生产的挤出影响路径分析 |
| 4.2.1 进口挤占国内市场空间,抑制大麦生产 |
| 4.2.2 国内大麦供给不足,产需缺口不断扩大 |
| 4.2.3 自给率显着下降,影响大麦产业安全 |
| 4.3 大麦进口依赖性风险分析 |
| 4.3.1 大麦进口依赖性指数衡量方法 |
| 4.3.2 大麦进口依赖性风险评估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大麦进口对国内大麦价格与生产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
| 5.1.1 向量自回归模型介绍 |
| 5.1.2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5.2 实证分析 |
| 5.2.1 大麦进口对国内大麦价格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2.2 大麦进口对国内大麦产量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大麦进口关税政策调整对大麦产业影响的模拟分析 |
| 6.1 局部均衡理论模型 |
| 6.2 中国农业产业模型 |
| 6.2.1 模型介绍 |
| 6.2.2 大麦市场供求模型框架 |
| 6.2.3 模型参数 |
| 6.2.4 稳健性检验 |
| 6.3 大麦进口关税政策调整对大麦产业影响情景模拟 |
| 6.3.1 情景模拟分析步骤 |
| 6.3.2 情景模拟方案设定 |
| 6.3.3 情景模拟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调整和完善大麦进口贸易政策,降低进口冲击与损害 |
| 7.2.2 建立健全大麦产业支持政策,提高国内生产能力 |
| 7.2.3 实施大麦科技创新政策,增强国际竞争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9）利益集团与美国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政策演变研究（1933-199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 章 绪论 |
| 1.1 选题目的和意义 |
| 1.1.1 选题目的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美国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政策的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美国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政策的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和基本框架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论文基本框架内容 |
| 1.4 创新和不足 |
| 1.4.1 本文创新之处 |
| 1.4.2 本文不足之处 |
| 1.5 技术路线图 |
| 第2 章 理论基础及分析框架构建:利益集团理论 |
| 2.1 利益集团理论 |
| 2.1.1 利益集团的基本概念 |
| 2.1.2 利益集团理论的提出 |
| 2.1.3 利益集团理论的演进 |
| 2.2 利益集团与制度变迁的关系 |
| 2.2.1 制度的基本概念 |
| 2.2.2 制度变迁的内涵 |
| 2.2.3 利益集团的制度变迁理论 |
| 第3 章 利益集团与美国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政策的制定 |
| 3.1 政策的特点和制定程序 |
| 3.1.1 组织架构和特点 |
| 3.1.2 议题的内容筛选 |
| 3.1.3 草案的多层审议 |
| 3.1.4 法案的最终通过 |
| 3.2 利益集团对政策制定的影响途径 |
| 3.2.1 通过政府机构 |
| 3.2.2 通过舆论媒体 |
| 3.2.3 通过国家政党 |
| 第4 章 政策演进中的利益集团分析 |
| 4.1 农场主利益集团 |
| 4.1.1 主要代表性团体与态度 |
| 4.1.2 与政府机构关系的构建 |
| 4.1.3 霸主地位的确立与巩固 |
| 4.1.4 强大势力的弱化与侵蚀 |
| 4.2 农化企业利益集团 |
| 4.2.1 主要代表性团体与态度 |
| 4.2.2 与政府机构关系的构建 |
| 4.2.3 雄厚势力的构筑与累积 |
| 4.2.4 环保时代的转型与扩张 |
| 4.3 消费者和环保组织利益集团 |
| 4.3.1 主要代表性团体与态度 |
| 4.3.2 与政府机构关系的构建 |
| 4.3.3 劣势条件下的妥协与漠视 |
| 4.3.4 协同奋战中的纠正与变革 |
| 4.4 利益集团间博弈与竞争 |
| 4.4.1 农场主利益集团与消费者和环保组织利益集团的博弈 |
| 4.4.2 农化企业利益集团与消费者和环保组织利益集团的博弈 |
| 4.4.3 消费者和环保组织利益集团与农场主、农化企业利益集团的博弈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 章 起步阶段(30-40 年代) |
| 5.1 政策演进的外部环境和历史条件 |
| 5.1.1 立法的外部冲击:沙尘暴灾害 |
| 5.1.2 竞选的利益考量:经济大危机 |
| 5.2 起步阶段的政策构成 |
| 5.2.1 1933 年《农业调整法》 |
| 5.2.2 1936 年《土壤保持与作物调配法》 |
| 5.2.3 1938 年《农业调整法》 |
| 5.3 利益集团影响政府机构的核心工具 |
| 5.3.1 暴力示威 |
| 5.3.2 专业游说 |
| 5.3.3 内部结盟 |
| 5.3.4 影响竞选 |
| 5.4 利益集团渗透舆论媒体的行动选择 |
| 5.4.1 主题宣传:拯救土壤、摆脱绝望 |
| 5.4.2 利益博弈:对消费者利益诉求的协调 |
| 5.5 利益集团与国家政党的利益交叠 |
| 5.5.1 与共和党的依附与合作:农业局联合会对政治候选人的培养 |
| 5.5.2 与民主党的依附与合作:农业局联合会对党派纷争矛盾的化解 |
| 5.6 利益集团型塑政策演化的过程和结果 |
| 5.6.1 关键性政策法案的形成:1933 年《农业调整法》 |
| 5.6.2 型塑政策的结果和影响:短期成效凸显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 章 迟滞阶段(50-60 年代) |
| 6.1 政策演进的外部环境和历史条件 |
| 6.1.1 立法的外部冲击:尘暴和旱灾 |
| 6.1.2 竞选的利益考量:农业危机 |
| 6.2 迟滞阶段的政策构成 |
| 6.2.1 1956 年“土壤银行计划” |
| 6.2.2 1962 年“资源保护和发展计划” |
| 6.3 利益集团影响政府机构的核心工具 |
| 6.3.1 建立同盟 |
| 6.3.2 影响竞选 |
| 6.4 利益集团渗透舆论媒体的行动选择 |
| 6.4.1 主题宣传:控制虫害、征服自然 |
| 6.4.2 利益博弈:对消费者真实信息的蒙蔽 |
| 6.5 利益集团与国家政党的利益交叠 |
| 6.5.1 与共和党的依附与合作:党派纷争引发集团内部的分裂 |
| 6.5.2 与民主党的依附与合作:农业局联合会对内部裂痕的调和 |
| 6.6 利益集团型塑政策演化的过程和结果 |
| 6.6.1 关键性政策法案的形成:1956 年“土壤银行计划” |
| 6.6.2 型塑政策的结果和影响:资源破坏加剧 |
| 6.7 本章小结 |
| 第7 章 快速发展阶段(80-90 年代) |
| 7.1 政策演进的外部环境和历史条件 |
| 7.1.1 立法的外部冲击:严重旱灾 |
| 7.1.2 竞选的利益考量:农业危机 |
| 7.2 快速发展阶段的政策构成 |
| 7.2.1 1985 年“交叉合规计划”和“水土保护储备计划” |
| 7.2.2 1990 年“湿地储备计划”和“未来农场计划” |
| 7.2.3 1996 年“环境质量激励计划” |
| 7.3 利益集团影响政府机构的核心工具 |
| 7.3.1 建立同盟 |
| 7.3.2 影响竞选 |
| 7.3.3 专业游说 |
| 7.4 利益集团渗透舆论媒体的行动选择 |
| 7.4.1 主题宣传:环境保护、可持续农业 |
| 7.4.2 利益博弈:对各方利益诉求的契合 |
| 7.5 利益集团与国家政党的利益交叠 |
| 7.5.1 与共和党的依附与合作：农场主利益集团内部凝聚力趋向坍塌 |
| 7.5.2 与民主党的依附与合作：消费者和环保组织利益集团优势伸展 |
| 7.6 利益集团型塑政策演化的过程和结果 |
| 7.6.1 关键性政策法案的形成:1985 年“交叉合规计划”和“水土保护储备计划” |
| 7.6.2 型塑政策的结果和影响:长期成效显着 |
| 7.7 本章小结 |
| 第8 章 利益集团与美国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政策演进的归纳与思考 |
| 8.1 归纳总结 |
| 8.1.1 农场主利益集团与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政策的演进 |
| 8.1.2 农化企业利益集团与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政策的演进 |
| 8.1.3 消费者和环保组织利益集团与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政策的演进 |
| 8.2 评价思考 |
| 8.2.1 集体行动的困境为政策变迁带来桎梏 |
| 8.2.2 分利集团的扩大使政策变迁陷入凝滞 |
| 8.2.3 共容利益的达成利于政策变迁的完善 |
| 8.2.4 媒体舆论的监督加速政策变迁的推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10）吉林省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其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依据 |
| 1.2 文献评述 |
| 1.2.1 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研究 |
| 1.2.2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研究 |
| 1.2.3 关于种植业结构评价的研究 |
| 1.2.4 关于种植业结构调整的制约因素 |
| 1.2.5 关于种植业结构调整方向的研究 |
| 1.3 理论基础 |
| 1.4 基本概念界定 |
| 1.5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5.1 研究目标 |
| 1.5.2 研究内容 |
| 1.6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6.1 研究方法 |
| 1.6.2 数据来源 |
| 1.6.3 技术路线图 |
| 1.7 本论文的学术贡献 |
| 第二章 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分析 |
| 2.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发展的阶段及其特征 |
| 2.1.1 以粮食为主体的农产品供给快速增长(1978—1984 年) |
| 2.1.2 粮食供给呈多元化发展(1985-1998 年) |
| 2.1.3 推进农业供给战略性调整(1999-2003 年) |
| 2.1.4 农产品供给全面提升与结构性失衡(2004-2015 年) |
| 2.1.5 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阶段(2016 年至今) |
| 2.2 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现状及问题 |
| 2.2.1 供求结构性矛盾凸显 |
| 2.2.2 粮食市场竞争力丧失 |
| 2.2.3 农业资源环境约束加重 |
| 2.3 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内涵与内容 |
| 2.3.1 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内涵 |
| 2.3.2 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的演变 |
| 3.1 种植业结构快速调整阶段(1978-1984 年) |
| 3.2 种植业结构缓慢调整阶段(1985-1988 年) |
| 3.3 种植业结构调整徘徊阶段(1989-1998 年) |
| 3.3.1 第一阶段:1989-1993 年全面增长时期 |
| 3.3.2 第二阶段:1994-1998 年波动发展时期 |
| 3.4 种植业结构高速调整阶段(1999-2015 年) |
| 3.4.1 第一阶段:1999-2003 年粮食生产下滑 |
| 3.4.2 第二阶段:2004-2008 年粮食生产持续增长 |
| 3.4.3 第三阶段:2009-2015 年粮食生产超常增长 |
| 3.5 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阶段(2016 年至今)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的合理性评价 |
| 4.1 种植业结构合理性评价客观依据 |
| 4.2 种植业结构经济效益评价 |
| 4.2.1 种植业投入产出比分析 |
| 4.2.2 种植业结构变动对农民收入增长效应 |
| 4.2.3 不同作物间比较收益分析 |
| 4.3 种植业结构社会效益评价 |
| 4.3.1 粮食商品率 |
| 4.3.2 粮食进口对外依存度 |
| 4.4 种植业结构生态效益评价 |
| 4.4.1 不同农作制度的使用频率 |
| 4.4.2 化肥施用强度 |
| 4.4.3 秸秆还田率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困境 |
| 5.1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市场困境 |
| 5.1.1 国际贸易环境错综复杂 |
| 5.1.2 玉米临储价格政策逆向而行 |
| 5.1.3 农产品成本持续上涨 |
| 5.1.4 农产品收益增长乏力 |
| 5.2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生态困境 |
| 5.2.1 农业水资源不合理开发利用 |
| 5.2.2 耕地质量呈下降趋势 |
| 5.2.3 非耕地资源滥垦严重 |
| 5.3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技术困境 |
| 5.3.1 优良品种技术研发滞缓 |
| 5.3.2 农业技术推广与应用不匹配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吉林省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框架 |
| 6.1 农业资源配置方式的改革 |
| 6.1.1 我国农业资源配置方式分析 |
| 6.1.2 农业资源配置的改革方向 |
| 6.2 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 |
| 6.2.1 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分析 |
| 6.2.2 建立目标价格形成机制 |
| 6.3 粮食市场结构的改革 |
| 6.3.1 粮食收购市场结构现状分析 |
| 6.3.2 粮食收购市场结构改革方向 |
| 6.4 农村经济组织制度的改革 |
| 6.4.1 农村组织制度的发展现状 |
| 6.4.2 农村组织制度的改革方向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价值取向 |
| 7.1 国家粮食安全的价值取向 |
| 7.1.1 国家粮食安全地位不可动摇 |
| 7.1.2 粮食主产区核心地位急需巩固 |
| 7.2 农民种粮合理收入的价值取向 |
| 7.2.1 合理收入是农民种粮积极性的支撑条件 |
| 7.2.2 保证玉米生产的合理收入 |
| 7.2.3 建立合理的作物比较收益结构 |
| 7.3 产业协调发展的价值取向 |
| 7.3.1 与下游产业结构相适应 |
| 7.3.2 有利于构建下游产业成本竞争优势 |
| 7.4 生态可持续的价值取向 |
| 7.4.1 退出“赤色”产能 |
| 7.4.2 恢复轮作制度 |
| 7.4.3 种地养地结合 |
| 7.4.4 科学施用化肥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方向 |
| 8.1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方向的选择 |
| 8.1.1 坚持粮食主产区应有的结构属性 |
| 8.1.2 积极发展经济作物 |
| 8.1.3 加快开发饲料作物 |
| 8.2 吉林省粮食作物结构调整的方向 |
| 8.2.1 优化玉米内部种植结构 |
| 8.2.2 逐步激发大豆种植活力 |
| 8.2.3 提升优质水稻种植比例 |
| 8.2.4 增加优质杂粮杂豆种植面积 |
| 8.3 吉林省经济作物结构调整方向 |
| 8.3.1 做强东部特产作物 |
| 8.3.2 做大中部蔬菜作物 |
| 8.3.3 开发西部多种经济作物 |
| 8.4 吉林省饲料作物结构调整方向 |
| 8.4.1 加快发展青贮玉米 |
| 8.4.2 建设优质牧草基地 |
| 8.5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四、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大幅提高（论文参考文献）
- [1]农业经济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及波动的作用机制研究[D]. 郭向东.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2]养殖规模对生猪养殖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D]. 李鹏程.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1
- [3]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机遇、问题及对策研究[J]. 冷功业,杨建利,邢娇阳,孙倩.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1(05)
- [4]美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研究[D]. 孙彤彤. 吉林大学, 2021(01)
- [5]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下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业发展研究[D]. 李治兵. 西南民族大学, 2021(02)
- [6]农产品供应链治理优化 ——以区块链技术嵌入为视角[D]. 付豪. 河南农业大学, 2020(04)
- [7]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D]. 田野. 吉林大学, 2020(03)
- [8]大麦进口对中国大麦产业的影响研究[D]. 谭琳元.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0(01)
- [9]利益集团与美国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政策演变研究（1933-1996）[D]. 陈潇. 辽宁大学, 2020(08)
- [10]吉林省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其优化研究[D]. 赵悦. 吉林农业大学, 201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