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鹏会见印度总统纳拉亚南

一、李鹏拜会印度总统纳拉亚南（论文文献综述）

陈利君^[1]（2020）在《“印太战略”背景下的中斯合作》文中认为近年来,由于印度洋战略地位的提升以及"印太战略"逐步从构想转变为现实,以美国为首的域外国家和以印度为首的域内国家不断加大对印度洋及其周边国家的政治、外交、经济、军事、安全等投入,使得印度洋的大国博弈日趋激烈。这不仅对印度洋周边国家的内外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我国倡议推动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斯里兰卡是印度洋上的一个小国,人口不多,经济实力不算强,在"印太战略"中也非核心国家,但其独特的地缘政治经济优势成为各方争夺的对象和大国博弈的一个重点。在此背景下,斯里兰卡的国内外政策与形势出现了许多新变化,国内政局稳定性下降,对外政策出现"摇摆",经济增长率下降,民生改善缓慢,恐怖活动增加,民众意见日益多元化,这值得我们在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过程中高度关注。

陈永华（Chan Wing Wah）^[2]（2017）在《中、印（尼）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文中提出中国人移民外地的历史悠久而且漂洋过海无处不到,所谓“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华人移民异地先侨居,後发展为落地生根,与当地非华族主体共存共荣,渐次融入主流社会。他们把中国文化习惯、物质文明带到异地,经历多年累积构建而成当地多元化民族和多元文化的一分子。同时华侨散布各国,进一步把中国文化发展为世界性的中华文化。对海外华侨华人的历史研究可追朔100年前之清末民初。但由於华侨华人事务、活动繁多,分布的地域国家也非常广泛。於是有着众多可供历史研究的选材下,多数学者的着作是华侨在某国家、某地区生活状况的国别史,或是专科领域的教育、媒体、经济、宗教和社团等,或是专题专案的关於成功企业家、革命家（对中国近代政治而言）、某类物质文明或个别乡族文化。对於海外中华商会或某国家中华商会的专门研究是稀少。发掘海外中华商会的重要性,是近年的事。中国在开放改革後,市场经济重新成为中国经济的另一半。商业活动、商人和商会又在国内蓬勃起来,连带推动对近现代中国商业活动和商人组织的经济、社会功能的研究。对中国的商业、商人、商人组织的活动和历史展开研究,除了在中国近现代史有学术价值外,实际重要意义是帮助中国寻找一条合适自已的经济发展之路。在20世纪末的90年代,着名历史学家章开沅领导团队对中国商会历史作出大规模系统性的研究,继而引发连串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商会研究热潮。进入21世纪,全球急速一体化使中国对世界经济开放的政策加大力度。政府修改了 20世纪90年代的“引进来、走出去”的被动战略转变为21世纪的主动方式“走出去、引进来”。在上世纪末,中国“崛起”的现象已引起西方国家的关注,在未来10年中国对全球的经济影响力再度攀昇是可以预期的。另一个影响中国和印尼的关系而又与印尼中华商会相关的是世界华人经济的崛起。中、印两国政府都非常重视与世界华商网络接轨。同时段中国商会学者也发现中国的商会组织随华侨移民海外,并且已经自然发展成为遍布世界各地的海外中华商会网路。他们在中国商会的档案中也发现中国的商会与各地海外中华商会曾经有着长期紧密的关系和通讯。因而在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国内着名华侨历史研究大学的支持下对海外中华商会（南洋区）的专门研究。南洋区是中国人最早移民也是最多华侨的地域,其中以印尼为最突出。估计印尼华人人口在1000万以上,是中国以外最大华人族群的居住国,当地华商更是印尼经济的主力。可是至今对印尼中华商会的研究是稀少。在众多印尼国别史上,学者往往侧重於教育、经济、宗教等明显社会议题的论述。即使在社团的研究论着中,有关印尼中华商会的内容也是稍有涉及,通常是放在业缘社团中的一栏目,给予小篇讨论。从而忽视了中华商会对中国、印尼关系和印尼华人近今100多年历史的重要贡献。论文是采用“总体式”专题研究的方法。印尼中华商会定义为:由印尼华侨华人在印尼成立的商会,组织成员为华商,商会主要服务对象为华侨华人,并承传着中华文化。总体史强调宏观的、综合的、长时段的研究。把握和审视是宏觐的,切入是微观的,描述是全方位的,观察包括了“时段性”和“统合长时段”性两种。在研究分析时也可用历史学、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和方法。具体的说,论文是对印尼中华商会和活跃其中的商人进行研究。透过对印尼中华商会的研究看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侨社会三者之间复杂的联系,看印尼中华商会与上述三个政社群体之间的关系,看印尼中华商会在中国近现代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论文选择了“中、印关系”作为宏观环境的切入角度,以在过去115年内中、印关系和中华商会的重要事件作为分时段的指标。经过四章的“时段”性分析,清楚显示了印尼中华商会在不同的时段,都对中国近现代史里的中、印关系有重要的作用。在这些时段,她的角色扮演和功能作用虽然不尽相同,但对中、印关系中的三大政社群体,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人都有着强大的影响力。最後,综合各时段的研究结果显示出一个动态式的观察来,它成为评论印尼中华商会对中、印关系的总体作用的基础。在中国、印尼近今115年的历史里,两国的内、外政局急剧变化带动着中、印关系的起伏。生存在中、印两国之间的印尼华侨华人固然是两地关系的重要元素之一。在20世纪前,印尼华侨可以说是中、印关系的始祖。到了清末之後,中国和印尼两地政府才成为中、印关系的主导者。由清末至1958年,当时代表着华侨的总机构-印尼中华总商会承担着重大的时代任命,带领着印尼华族在异国生存,维繋着与中国、印尼两国政府和华侨民间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後进行社会主义建国,政府没有使用印尼中华商会在中、印关系里发挥功能。不幸地,在1965年印尼军事强人苏哈托施行邀进的同化华人政策,取缔了所有华人社团包括中华商会在内。从此时计算,印尼中华商会消失了 36年,到苏哈托被推翻下台三年後的2001年才得以复办。在进入21世纪初的15年,印尼中华商会再度在中、印尼关系中发挥她专长的经济功能,成就不少中、印经济贸易合作的成绩,使印尼渡过国家经济重大危机及帮助中、印两国修补过去的历史伤痕,为两国建立全面的战略性夥伴关系出了一分力。总的来说,印尼中华商会在历史的激流里,仍能保持她在中、印关系中的重要位置是靠着他们儒商智慧和坚毅的精神。她使用“三赢”的方程式使三个主角,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侨社群,同得益处,其中以经济益处为最基本;并适时地调和这三方面的关系,减少矛盾冲突,加强政治互信,为华侨和中华商会寻求最大的生存空间。在21世纪未来的中、印关系,相信印尼中华商会也会采用这个曾经被长期使用并证实为有效的“三赢”方程式去做出贡献。而且在2015年中、印两国刚宣布了两国的长期经济大战略後,“一带一路”遇上“海洋经济”,明显展示了双方在国家经济发展方面有非常强的互补性。以中、印关系现时的良好走势看,印尼中华商会在调谐印尼华人与中、印政府的关系是较为容易。但印尼中华商会的三赢方案并不是必胜的。从四个歴史时段的观察,得出的结论是中华商会的作用和“三赢方案”成效与当时“印尼华人国家认同”的争议情度有密切的关系。印尼中华商会的功能作用基本上是经济性质。但在不同时段的中、印内外政治环境形成不同的中、印关系状态时,三个主角,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侨社群会赋予它额外的政治、外交、社会文教等其他重要任务,调教着它在不同时段的角色。印尼中华商会未来的挑战仍然是在“印尼华人的国家认同”争议。2015年7月一批“反华人”的人士组成了“原住民党”,并故意在8月17日印尼国庆日宣布,制造声势。现今世代,世界各国普遍认同国家有责任对国民作出一生的教育、照顾和保护,换取的是国民必须向国家效忠。是一种法理上的承诺。入了外国籍的华人对国家效忠必定是他们的国籍国,是法理上必须要做。如果他们的行为有损国籍国的利益时,必被定为叛国罪行。但在法理以外的感情归属,则各地民族和各人也有不同。人类的情感归属效忠对象可能是出.生国、或是居住国、或是祖籍国,甚至是宗教信仰。但不竟华人问题是两国政府和人民的敏感问题。中、印关系的三大主角,中、印两国政府和代表印尼华人的重要社圑,必须要合作,共同面对,主动地去解决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难题。笔者以印尼中华商会为历史研究个案,在论文开始写作之前,并未感到使用“总体史”研究范式的特点和好处。但使用後,意识到它是研究专题个案的很好方法。采用了“总体史式”的方法,能把印尼中华商会的特性和历史角色看得明白,也能总结出印尼中华商会“成功”、“失败”的因素和导致她在近今115年的中、印关系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原因。继而本着“监古知今”学习历史的态度,推论印尼中华总商会在21世纪中、印关系中可能扮演的角色。相信此论文不单是一篇对印尼中华商会多面的专题研究,也可以作为研究中、印经济史、社会史和外交史的一篇辅助参考。

王晓飞^[3]（2015）在《新加坡大国平衡外交研究（1965-2014） ——基于现实主义均势理论的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及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度上面,新加坡虽然是个小国,但却尽显辉煌的成就,发挥出了与它的国土面积及人口数极其不对称的作用力,成为世界上众多小国争相学习的榜样。究其原因,其根本性是在于新加坡自1965年独立后,被誉为新加坡“国父”的李光耀,根据新加坡特有的国情及立足于新加坡特殊的地理环境,并结合当时在美苏争霸下的国际形势,尤其是东南亚地区的政治动向,构建了作为小国新加坡所独具特色的外交战略——大国平衡外交。新加坡大国平衡外交,是新加坡维护国家安全,拓展国家生存空间,并促进国家加快发展的产物,在现实性的基础上,同时又呈现出不断的发展性。通过大国平衡外交,新加坡所信守和平、中立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渐趋被国际社会所接纳,促进了新加坡与区域内及区域外大国之间的关系发展,形成了在政治上的多边参与及经济上的多方卷入的局面。这为现今地区及全球开展相互间在政治上和经济的良性互动,提供了具有现实意义的启示。在冷战期间,在区域内,新加坡借助于印尼与马来西亚对等的关系发展,建立了区域内的大国平衡格局,不仅抑制了印尼及马来西亚的威胁,同时还摆脱了受猜忌的存在状态,进而以东南亚地区一员的身份,融入到了整个东南亚地区；在区域外,新加坡依托于美日的关系发展,填补了英军撤离后的大国真空,同时,又极力地拉入苏联来平衡美日在东南亚的势力发展,通过对中国的借重,平衡了苏联在东南亚的势力影响,牵制了苏联对东南亚的势力扩张,并利用印度的进入,稀释了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从而使得在东南亚地区呈现出区域外大国相互制衡的关系局面,建立了区域外大国平衡的格局,消除了东南亚地区因某个大国做大、做强而雄霸东南亚的政治隐患。在冷战后,新加坡对大国平衡外交战略进行了建设性的发展,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同时,加大了对东南亚地区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度,以及针对性地倾注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这为冷战后东盟在维护东盟地区的整体利益、促进东盟成员国的经济增长,以及助推东盟与中、美、日等区域外大国关系的发展,助以前瞻性的引领。本论文在绪论部分,着重概述该问题研究的意义所在、研究的主要内容、国内外对该问题的有关研究进展状况,以及本论文所注重的研究方法和所采用的结构样式。除绪论之外,本论文共分五大部分。第一章是整个论文的根基所在,解析大国平衡外交的理论架建、大国平衡外交的内涵与外延及大国平衡外交的生存空间。大国平衡外交需要特定的理论予以支撑,即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均势理论。现实主义均势理论推动了大国平衡外交由理论走向实践,并在实践中向更高的层级发展。大国是大国平衡外交所要涉及的根本性对象,大国问的关系变化,为大国平衡外交提供了不竭的动力支持。此外,大国平衡外交的存在与发展,则需要一定的条件性。斗而不破的国际社会是大国平衡外交的生存空间,没有相对稳定的国际社会,大国平衡外交只能以虚拟性的存在,从而缺失现实存在的价值性。第二章阐述新加坡实施大国平衡外交的背景因素。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中,国家外交政策的首要原则就是服务于国家利益。显然,一国所采取何种外交政策,与其所处的环境,存在着一定的根源性。新加坡在独立初期,整个国家内外交困而面临生存的脆弱性。如何生存?关系到新加坡能否存在,生存是新加坡整个国家所压倒性的一切。新加坡实施大国平衡外交,是顺应国家生存之要务。第三章分析在冷战期间,新加坡大国平衡外交的具体运作过程及所取得的成效。通过大国平衡外交,新加坡的国家安全得到了较为全面的维护,国家的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新加坡成为世界上众多小国中的一个成功的典范。第四章探讨在冷战后,新加坡大国平衡外交的发展性。冷战结束后,随着两极格局的瓦解,世界的多极化进程则进一步凸显,这使得新加坡大国平衡外交的关注点发生了显着性的变化,新加坡对国家安全的维护及对经济的发展,更多的是基于东盟的层面。同时,在稳固美日关系发展的前提下,以中国为代表的区域外大国,在新加坡大国平衡外交体系上的重要性得到了显着的提升。这体现了李光耀所一直倡导的,新加坡的外交政策不仅要具有审时度势性,而且还要具有紧跟世界形势变化的与时俱进性。第五章着重从总体上研习新加坡大国平衡外交的特性,以及新加坡大国平衡外交的实施对中国的影响性。新加坡大国平衡外交,有着鲜明的新加坡特性,赋有深刻的新加坡烙印,这是新加坡的国家利益在使然。中国是个世界性的大国,在世界上,尤其是在作为近邻的东南亚地区存有广泛的利益取向。新加坡以大国平衡的外交方式,在获取其国家利益的同时,则会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到中国的利益。对于有利中国的,我们要积极地参与进去,而对于那些不利于中国的方面,一方面,我们要始终不懈地坚持我们的原则,不拿原则作交易；另一方面,我们要利用中国是大国的有利条件,引领中新关系朝向互利双赢的方向发展。论文的结语部分,从国家发展的战略性高度及基于中国的视角,对新加坡大国平衡外交进行评判,肯定其积极性,指出其消极性,并提出了应对之策。总之,新加坡大国平衡外交战略的“得”与“失”,给国际关系的发展容纳了更多的思索空间。

姜金钟^[4]（2014）在《中印共赢性发展机制研究》文中提出21世纪的开局20年，对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正经历着快速上升期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无疑是历史最好的战略机遇期，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并存，但其发展进程却难以深入推进，世界体系变革趋势不明朗。世界各国纷纷开始转向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务实合作上来，以谋求区域经济利益最大化，从而依靠本区域经济发展的“外溢效应”以及“战略红利”带给本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持续动力。“中国巨龙”和“印度大象”，以其独特的地缘政治经济战略地位、优越的资源禀赋、相互间巨大的互补性而使得两国各自追求复兴梦、大国梦的实践存在着合作共赢的巨大潜力。中印共赢性发展目标的实现最终还是要诉诸于两国合作机制的积极构建、平稳运行及成效收益。实际上早在本世纪初印度瓦杰帕伊总理和温家宝总理实现成功互访以来，就已经将两国关系定位提升至“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高度；2013年李克强总理与曼莫汉?辛格总理进行了开创历史的年内互访，无疑将双边关系推进到全面合作的高度和多领域发展的深度。经过十余年合作高速度、快节奏的发展，中印之间已经搭建起多层次、跨领域、广向度的对话、磋商与合作机制。中印合作的共赢性发展、机制化建设是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合理延伸，它建立在战略全局之上，是两国交往日益密切和相互依赖不断加深的良性互动产物。中印间全方位的合作共赢发展有力地保障了中印关系的稳步推进，促进了双方实力的提高，推动了中印两国同其他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更提升了中印两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成效显着。基于此背景，我们可以在今后一段历史时期内对中印共赢性合作的发展态势保持乐观的态度，因为通过对中印合作机制的深入分析以及对中印合作机制化轨迹的审视，即使中印战略合作机制建设面临诸多问题等，中印两国交流的领域和范畴也正在以超出双边关系的快车道节奏向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扩展。对中印共赢性发展合作机制的现状进行梳理，对其发展潜力深入分析，可以有效地对中印关系中的障碍进行风险控制、分歧规避，从而对两国利益契合、深化合作共赢进行理论探索。本文试图从梳理两国交往合作的历史入手，将中印合作机制置于双边关系、地区多边关系、全球体系这三个维度特质中去分析，重点剖析了两国间有着悠久合作历史和显着成效的经济贸易、能源领域合作在新时期的共赢。从现象的梳理、关系的演变历程去概括两国交往合作历程中的“变”与“不变”，厘清中印共赢性发展“新思维”，力图描绘出新时期中印关系模式的轮廓，最终为两国更加长远的合作共识达成、利益诉求协调、互利共赢发展的战略路径选择提供初步的政策建议和参考。

程瑞声^[5]（2011）在《在泰缅印公共外交的经历和体会》文中研究表明两国关系的发展需要重视公共外交。在驻在国政府和人民存在尖锐矛盾时应重视公共外交,在两国关系发生曲折时利用公共外交促进关系的恢复。开展公共外交,既要积极,又要谨慎。中泰"乒乓外交"打开中泰关系的大门和中美"乒乓外交"一样,中泰两国之间的"乒乓外交"也打开了中泰友好往来的大门。

程瑞声^[6]（2011）在《在泰缅印公共外交的经历和体会》文中提出两国关系的发展需要重视公共外交。在驻在国政府和人民存在尖锐矛盾时应重视公共外交,在两国关系发生曲折时利用公共外交促进关系的恢复。开展公共外交,既要积极,又要谨慎。

余锦龙^[7]（2011）在《中印关系中的西藏问题 ——历史演变与影响因素分析》文中研究指明“西藏问题”是中国与印度相互交往过程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其产生、发展、解决办法以及未来走向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然而,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运用历史与国际政治的视角,将“西藏问题”放置于中印关系中加以考察的还是比较少的,且不成体系。本人一直以来研究西藏的文化与发展,并热衷国际政治的学习,经过慎重的思考,决定对此课题加以深入的研究,以期有所收获。“西藏问题”研究与中印关系研究有着紧密的联系,因为在“西藏问题”的产生、发展过程中,英殖民时期的印度以及独立后的印度都发挥着不一般的影响。“西藏问题”实际上是历史上帝国主义侵略的产物,现在已发展成为影响中国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的一个重要问题。究其原因,这断然离不开印度在“西藏问题”上所发挥的影响力。印度的这种影响力必然会影响到中印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而中印关系的发展反过来也会影响到“西藏问题”的解决。本文将以“西藏问题”为主线,结合对中印关系的考察,以历史与辩证的方法来考证中印关系下的“西藏问题”的产生与发展,并试图对其未来走向进行理性的分析并给出解决方法。从全文上来看,本文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导言”,它阐述了论文选题的意义、相关研究动态、本文研究的基本框架及研究方法、本文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第二部分是论文的第一章至第三章。该部分通过历史和辩证的方法考察了中印关系的历史变迁、“西藏问题”的由来与发展以及印度西藏政策的历史演变。这一部分是论文的基础部分,为后文运用国际政治理论分析奠定了基础。因为只有将中印关系与“西藏问题”搞清楚,才能够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第一章概括了中印关系自建交以来的发展历程,分析了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所在；第二章则对“西藏问题”加以探析,论证了“西藏问题”的产生、发展及其历史渊源；第三章主要是对印度在“西藏问题”。上的政策的历史演变进行了考察并总结出印度西藏政策的特点。第三部分是论文的第四章至第六章。该部分主要从国际政治的视角分析印度西藏政策背后的影响因素,进一步了解“西藏问题”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分析了影响印度西藏政策的两个主要因素即国内因素与国际关系因素的构成。第六章主要是分析了影响印度西藏政策的中国因素,介绍了中国在“西藏问题”上的政策。第四部分是论文的第七章。在前面六章论述的基础上,本人运用国际政治学中的博弈理论对中印关系下的“西藏问题”的未来走向进行了分析。首先分析了中印两国在西藏问题上可能的取向,其次在简单介绍博弈理论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进行“零和”和“非零和”博弈的比较分析,从而得出中印关系将会在“双赢”下保持一定的不和谐这一结论,并针对“西藏问题”提出相关的对策。

赵晓佳^[8]（2011）在《中国与中亚的友好交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广义的“中亚”,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界定,包括今位于阿富汗、中国西部、印度北部、东北伊朗、蒙古、巴基斯坦以及今中亚五国的地理范围。狭义的“中亚”,在苏联解体后,主要指中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五国的范围。本文中的“中亚”即狭义概念所指的上述中亚五国的地理范围。中国与中亚地区友好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绵延不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彼此的交流有着不同的内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通过对中国与中亚友好交流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可以看到：丝绸之路是历史上中国与中亚地区友好交流的纽带和桥梁；中国与中亚地区在数千年交往中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密切联系、各族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和民族亲缘关系是当今中国与中亚国家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深厚基础和背景。苏联解体后,中国作为最早承认中亚国家独立并与中亚五国正式建交的国家之一,与中亚国家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各领域的友好交流合作得到了更全面、深入的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中国与独立后中亚国家的友好交流进入了历史上空前发展的崭新时期。全文由导论、上篇、下篇和结语组成,约25万字。导论第一节本文的选题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方法。第二节界定本文中“中亚”和“西域”的地理范围。第三节介绍中亚五国的基本情况。上篇历史上中国与中亚地区的友好交流第一章先秦时期中国与中亚的早期接触和交流。考古学研究证明了远古时期中国北方与中亚北部原始文化之间的联系。《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古籍中的记载反映了当时中原对中亚的认识及与中亚的早期接触。先秦时期中国与中亚地区已有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和相互影响。第二章两汉魏晋南北朝与中亚的友好交流。汉武帝时期张骞在中亚地区的外交活动建立起中国与中亚诸古国的直接联系,中国与中亚地区友好交流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各个割据政权仍与中亚地区保持了政治上的联系。佛教经中亚传入中国,来自中亚的一批高僧为佛教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做出了贡献。第三章隋唐时期中国与中亚的友好交流。隋唐时期中国与中亚的友好交流进入鼎盛时期。唐朝对西域加强控制和管理,尤其是西域和中亚地区并入唐朝版图,中原与中亚地区的交流得到空前的发展。中亚诸国与唐朝间密集的人员往来、大量的通贡事实、贡赐物品的丰富反映出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密切。这一时期,大量中亚粟特人迁入中国,在经济和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唐代中国与中亚地区文化方面的相互影响体现在宗教、艺术、文学、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第四章宋元时期中国与中亚的友好交流。宋朝中原与中亚的交流集中体现在两方面：1、深受汉文化影响的西辽契丹人统治中亚,汉文化对中亚的影响深刻。2、中亚萨曼王朝和我国喀喇汗王朝所属的中国西部地区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密切关系和相互影响。蒙元时期是中国与中亚地区友好交流发展的重要时期。蒙古人创立了欧亚统一的政治空间和民族融合新环境。这一时期中国与中亚地区间的交流主要体现在：1、我国内地与中亚察合台等汗国的往来与交流。2、伴随着蒙古人的几次大规模征服活动,大量中亚各族居民迁入中原地区,对元代社会和中国民族结构产生了影响。第五章明清时期中国与中亚的友好交流。中亚帖木儿王朝统治的130多年中,始终与明朝保持了频繁的使臣往来和贡赐形式为主的贸易关系,文化上的交流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清代中期清政府重新统一了天山南北,中亚哈萨克、布鲁特中的部分部落归附于清朝,并与清朝保持了密切的贡使往来和贸易关系。清朝与哈萨克、浩罕之间的贸易对当时中亚地区经济发展和中亚与新疆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第六章辛亥革命以后直至中亚五国独立之前,中国与俄属及前苏联中亚地区的友好往来和经贸合作（1911一1991）。苏联解体以前的近一个世纪中,中亚地区作为俄国和苏联的组成部分,与中国政府没有直接的交往。然而,与中亚毗连的中国新疆地区在此期间仍先后与俄国和前苏联保持了联系,尤其是贸易关系。新疆与中亚地区在这一时期的关系由于二十世纪政治风云的变幻而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下篇中国与独立后中亚五国在不同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第一章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政治往来与合作。中国作为最早承认中亚国家独立并与中亚五国正式建交的国家之一,与中亚国家保持着高层领导人、议会、政党、政府部门等各层面的频繁交往,经常就国际、国内重大问题交换意见,互信不断加深。在政治领域积极的交流合作成为各领域有效合作的基础和前提。第二章中国与中亚国家在安全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安全利益关系到彼此的核心利益。作为近邻,中亚地区的安全与中国的安全,尤其是中国西北地区的安全息息相关。中国与中亚各国在安全领域多方面进行了有效的合作,为维护地区的安全稳定作出了贡献。第三章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济交流与合作。经济交流与合作在中国与中亚国家各领域合作中居中心地位。中国与中亚地区的经济互补性和发展经济合作的“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决定了彼此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中国与中亚国家建交以来,经济领域的合作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第四章中国与中亚国家的人文交流与合作。对于发展中国与中亚地区持久、稳定的睦邻关系来说,文化交流承载着比其他领域合作更重大的使命。中国与中亚国家都重视“文化软实力”的作用,不断推进人文领域合作。尤其是近年加强了文化教育合作。中国与中亚国家的人文交流合作任重道远，是一项长期的、细致的、需要有长远规划的工作。第五章中国与中亚国家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交流与合作。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是中国与中亚友好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它的建立为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展开了多边交流合作的平台。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中国与中亚国家进行了安全、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机制和法律基础建设,并在组织框架内开展了初步的合作。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和发展符合成员国的共同利益,因而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结语通过各章的研究,对中国与中亚地区友好交流发展的总体特点,以及在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等方面发展的一些特点作了简要总结,主要观点包括：1、中国与中亚地区数千年的交往基本上是和平交往的历史。2、中国与中亚友好交流的历史是与丝绸之路密切交织、不可分割的历史。3、中国与中亚各族人民在历史上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亲缘关系是今天开展友好交流的积极因素。4、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上,各封建王朝与中亚地区的政治和经济交流以宗藩关系为基础、贡赐往来是主要的交流形式。5、中国与独立以后中亚国家的关系是完全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之上的。尽管如此,中国在今天与中亚国家的友好交流中,仍应防止“大国主义”、“大民族主义”以及部分国人的盲目自大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在各领域的交流中,应该使中亚国家得到充分的尊重的重视。6、中国与中亚地区的经济交流自古至今一直处于各种关系的中心地位。中国与独立以后中亚国家的经贸合作是历史上丝绸之路经济交流的延续。7、中国与中亚地区的文化交流在历史上曾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今天中国与中亚国家文化领域的交流合作还有着巨大的潜力。然而,鉴于目前中国与中亚国家在文化交流方面所存在的中国“走出去”的多,中亚“走进来”的少的状况,中国应防止文化交流的单向发展,以免给“中国威胁论”鼓吹者以口实。

杨婷婷^[9]（2006）在《尼赫鲁—甘地家族与印中关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印度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备受世人瞩目。印度的崛起必然会对中国产生较大的影响,而中印两国关系中既存在诸如边界问题、西藏问题等历史遗留问题,又存在现实利益的冲突,同时在经济等领域也具备合作的基础和条件,因此对于两国关系特别是印度对华政策的研究具一定的学术价值和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文从回顾尼赫鲁—甘地家族成员执政时期的印中关系发展历程入手,分析影响两国关系的关键问题,剖析印度对华政策形成的根源与背景,探讨新时期印度对华政策的选择以及印中关系的发展前景。得出索尼娅·甘地领导下的国大党在制定对华政策时,仍然会选择合作与竞争相结合的策略,在印中关系的发展中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结论。并在有关应对措施方面提出了几点初步设想。

杨震^[10]（2005）在《冷战后的中印关系》文中研究说明随着苏东剧变和国际格局的转换,中印关系发展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本文以时间为序,首先对中印关系演变历程进行了简要回顾,突出近代以来两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然后根据冷战后中印关系跌宕起伏的特点,将其分成三个阶段进行论述:冷战后中印关系的新特点（1991——1998）,世纪之交中印关系遭遇挫折（1998——2001）,及“9·11”事件后中印关系新走向。论文运用大量的事实,从大国关系的角度,根据每个阶段中印两国所面临内外环境的变化,阐明了三个历史时期两国关系发展变化的原因、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放眼冷战后中印关系发展变化的全部过程,我们不难看出:两国信任不断增加,合作领域日益广泛,经贸关系发展迅速;中印进行战略对话的宗旨、前提、基础和性质已经基本形成。最后,简要分析了冷战后影响中印关系发展的几个重要问题,并对两国关系的未来进行了展望:睦邻、友好、合作、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是中印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李鹏拜会印度总统纳拉亚南（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李鹏拜会印度总统纳拉亚南（论文提纲范文）

（2）中、印（尼）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论文提纲范文）

（3）新加坡大国平衡外交研究（1965-2014） ——基于现实主义均势理论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4）中印共赢性发展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在泰缅印公共外交的经历和体会（论文提纲范文）

（7）中印关系中的西藏问题 ——历史演变与影响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与中亚的友好交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尼赫鲁—甘地家族与印中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冷战后的中印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四、李鹏拜会印度总统纳拉亚南（论文参考文献）

• [1]“印太战略”背景下的中斯合作[J]. 陈利君. 南亚东南亚研究, 2020(02)
• [2]中、印（尼）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D]. 陈永华（Chan Wing Wah）. 华中师范大学, 2017(12)
• [3]新加坡大国平衡外交研究（1965-2014） ——基于现实主义均势理论的视角[D]. 王晓飞. 云南大学, 2015(09)
• [4]中印共赢性发展机制研究[D]. 姜金钟. 上海师范大学, 2014(03)
• [5]在泰缅印公共外交的经历和体会[A]. 程瑞声. 公共外交季刊2011冬季号（总第8期）, 2011(总第8期)
• [6]在泰缅印公共外交的经历和体会[J]. 程瑞声. 公共外交季刊, 2011(04)
• [7]中印关系中的西藏问题 ——历史演变与影响因素分析[D]. 余锦龙. 中央民族大学, 2011(10)
• [8]中国与中亚的友好交流研究[D]. 赵晓佳. 中央民族大学, 2011(10)
• [9]尼赫鲁—甘地家族与印中关系研究[D]. 杨婷婷. 吉林大学, 2006(10)
• [10]冷战后的中印关系[D]. 杨震. 郑州大学, 20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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