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税收CGE模型发展动态及启示(论文文献综述)
马宁[1](2020)在《多维度行业差异化碳税政策的设计和优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我国未来计划分行业、分地区推行差异化碳税政策。我国70%碳排放量来自于生产领域各行业,行业低碳化管理是重点,研究如何设计有效的行业差异化碳税政策是十分必要的。本文运用非线性动态投入产出优化方法,模拟了2021-2030年多种情景下对中国各行业征收差异化碳税的政策效应,从税率、纳税人和政策组合三个税收制度设计关键要素出发,考察了行业差异化碳税政策的设计和优化问题,主要的研究工作和结论如下:(1)基于一般均衡理论和投入产出理论构建了多目标动态碳税-经济-环境模型,根据最优商品税理论增加了动态最优税率模块,可以研究一定约束条件下的最优税率问题,尝试解决CGE模型只能模拟给定税率对宏观经济系统的冲击问题,为最优商品税理论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2)从调节税率的维度,研究了固定式统一税率模式、固定式差异化税率模式和动态式差异化税率模式的政策效应,揭示了最优的碳税税率设计策略。研究发现动态式差异化税率随时间动态递增,由于起征时点较晚且初期税率较低,造成各行业碳排放水平较高,后期需要较高税率才能完成减排目标,进而导致碳税负担较高和GDP增长波动幅度较大。而固定式统一税率模式则由于税率较低,无法完成减排目标。最优的税率模式是固定式差异化税率模式,应以一定适中的固定式差异化税率开征碳税,使各行业形成合理减排预期。(3)从调节纳税人的维度,比较了宽松碳政策情景和严格碳政策情景下固定式差异化税率模式的政策效应,识别了最优的纳税人设计策略。研究发现两种情景下政府根据行业减排绩效动态调节纳税人均能增加政策收益,严格碳政策情景的政策收益更高,是最优的纳税人设计策略。(4)从调节政策组合的维度,研究了碳交易和碳税混合碳减排政策背景下,宽松混合碳政策情景和严格混合碳政策情景下固定式差异化税率模式的政策效应,识别了最优的政策组合设计策略。研究发现混合碳减排政策为了减少环境政策推广的政治阻力,以环境目标的损失换取经济目标的收益,造成原最优固定式行业差异化碳税政策产生退化。(5)间接型高耗能行业对碳税政策不敏感,如“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直接能源消耗较低,受碳税调节直接影响较低,调整至低耗能行业则引发上游行业的碳排放增加。混合碳减排背景下,这种产业链上下游的联动效应将明显放大。对该类行业的低碳管理需要考虑技术标准等其他环境政策进行管理。
杨姗姗[2](2020)在《我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的能源环境效应研究 ——基于CGE模型的测度与分析》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人民生活获得显着改善。与此同时,经济发展也给我国能源环境带来了诸多问题。其中,汽车产业虽然作为我国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发挥着稳增长与保就业的重要作用,但汽车保有量的快速提升,也对资源与环境产生了巨大压力。其集中反应在汽车使用量快速增加带来大量石化能源消耗与产生大量二氧化碳排放等污染方面。作为推进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国家高度重视,提出以汽车能源动力消费结构调整为抓手,推动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的重要政策,以此作为解决我国能源安全,减少碳排放问题的着力点。—般而言,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方向是动力电动化,使用共享化,以及驾驶智能化。其中动力电动化,即动力向新能源转型,是当前及今后—个时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的重点。鉴于汽车产业链长、产值高、经济影响面大,推动其技术重大变动的产业政策必然会对相关产业乃至宏观经济带来较大影响。为了深入分析我国汽车产业动力电动化转型政策对各产业及其经济全局产生的能源环境影响,本文基于CGE理论模型构建了相应分析框架,力图给出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政策的能源环境效应测度,分析评价相关政策效果。显然该研究具有为落实国家高质量绿色发展战略,推动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政策评价提供经验数据支撑的重要现实意义。本文研究框架。1.导论。提出研究背景,综述相关文献,给出研究思路和框架。2.研究基础。基于一般均衡和投入产出基础理论,可计算—般均衡(CGE)理论模型,社会核算矩阵(SAM)理论方法等形成本文的研究基础。3.我国汽车产业发展政策。给出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的回顾评价,相关政策的归纳梳理。4.汽车产业-能源环境CGE模型的构建。基于汽车产业与能源环境的关系,划分国民经济产业部门,构建相关机制模型。5.SAM表编制。基于201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编制相应SAM矩阵,为CGE模型求解提供机制数据基础。6.汽车产业相关政策的能源环境效应测度与评价。包括碳税政策、电费补贴政策以及新能源汽车发展政策等。7.研究结论。本文在以下方面开展了创新性工作。与已有文献—般针对宏观政策构建CGE模型给予评价不同,本文基于我国针对微观目标精准施策的结构性调控政策评价需要,将汽车产业新能源相关微观支持政策与宏观碳税政策—起引入CGE模型,构建政策效应的模拟测度与评价框架。主要工作包括:1.提出我国汽车产业新能源动力转换对能源环境影响的测度与评价研究命题。2.基于汽车产业与能源环境的关系,划分国民经济产业部门,构建相关CGE机制模型。3.基于201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编制相应SAM矩阵。4.促进汽车产业新能源转换政策的能源环境效应模拟测度与评价。主要研究结论。1.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可大幅度降低我国石化能源消耗和CO2排放,降低比例随着新能源车占比的上升而提高。但现阶段由于技术瓶颈,新能源车成本普遍高于传统燃油车平均成本。以现阶段新能源汽车技术水平,大幅提升新能源汽车的占比,将会提高社会经济成本,对GDP、投资及社会福利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2.碳税对能耗和减排具有—定的正面作用,但对宏观经济、投资及社会福利产生冲击。因此,碳税的征收应与国家整体经济与技术发展阶段相匹配。3.电费补贴的实施,能够降低化石能源特别是煤炭的消耗,同时减少整体碳排放量,有利于实现政策目的。同时,政策的实施,对我国宏观经济以及社会福利有着正面意义,具有较好的实施基础。
张丽娜[3](2020)在《碳排放权交易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影响》文中指出伴随着经济高速发展,能源消费规模持续扩大,资源过度开发与空气污染问题日益突出,走低碳绿色发展的道路成为我国乃至全球的重要战略选择。在我国,发展可再生能源成为推进低碳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途径。然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主要依靠政府补贴,缺乏市场竞争力,而大量的补贴会增加财政压力。伴随着政府补贴逐渐取消,可再生能源仅依靠政府不足以支撑其发展,让市场在可再生能源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当前和未来的重要方向。碳交易作为一种新型市场化的节能机制,不仅可以达到节约能源控制污染的目的,还可促进低碳节能技术的推广,提高整个社会福利。我国也在积极建立碳排放交易体系,于2011年首次宣布建立碳交易市场,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7个碳交易试点。企业申请核证自愿减排项目获得自愿减排量,可在碳交易市场中出售多余的碳配额从而获取收益。然而,现有研究对碳排放权交易与可再生能源之间的关系关注较少。厘清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与可再生能源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实现我国绿色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为未来能源发展战略在政策选择方面提供借鉴和启示。为深入研究碳排放权交易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影响,本文做了以下安排:首先,从微观层面分析碳排放权交易对可再生能源的影响。具体地,第4章运用双重差分(DID)方法检验碳交易实施前后对企业可再生能源发展程度的影响,并检验其可能存在的影响机制;第5章从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角度出发,探讨引入碳交易机制对发电成本的影响。其次,从宏观层面量化模拟碳交易对可再生能源的影响。具体地,第6章运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反事实模拟了单区域实施碳交易对可再生能源的影响;在第6章基础上,第7章进一步构建动态多区域CGE模型,比较分析单个省份实施碳交易和跨区域实施碳交易对可再生能源影响的差异性,为碳交易试点之间的衔接和即将实施的全国碳交易市场奠定理论基础。最后基于以上研究内容,提出相应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研究广度扩展。以往研究碳交易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影响均是选择某一方面展开研究,本文全面、系统分析了碳排放权交易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影响,涵盖内容较为全面。第二,研究深度扩展。以往研究碳交易对可再生能源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国家或区域层面,本文深入到企业层面进行研究。第三,在技术层面,本文在区域CGE模型基础上,细分电力部门,引入碳交易模块,量化模拟分析实施碳交易对可再生能源的影响。本文的主要发现在于:第一,DID模型证明了碳交易市场实施的有效性。一方面降低了二氧化碳排放量;另一方面促进了工业经济的增长,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赢。企业层面,碳交易试点的实施对企业可再生能源发展程度有显着正向影响。相比科研水平,企业更加倾向于通过调整资源配置影响可再生能源发展。另外,环境规制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影响成U型趋势,意味着随着环境规制越来越严格,对可再生能源的促进作用越加明显。第二,基于对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分析发现,年上网量对发电成本的影响程度最大,且与发电成本之间呈负向相关关系;初始投资、折现率和运维成本与发电成本之间呈正向相关关系。通过估算,风电成本依旧大于燃煤标杆电价,不具备市场竞争力。引入碳交易市场机制,有效降低了发电成本,提高了可再生能源的市场竞争力。第三,以湖北省为例模拟结果显示,碳交易对GDP造成负面影响,且随着碳减排压力的加剧,GDP损失越来越大。经济虽有损失,但在调整能源结构方面起到一定促进作用。实施碳交易提高了使用化石能源的成本,直接影响以化石能源为主要燃料的部门产出。火电行业使用大量化石燃料,导致成本增加,产出下降;水电行业成本虽有上升,但产出较火电行业并无大幅度降低。行业产出和成本的变动幅度取决于碳价,而碳价取决于地区碳配额和分配方式。因此,合理制定区域碳上限和行业碳分配标准,对可再生能源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第四,分省与跨区域碳交易模拟结果显示,实施碳交易抑制了化石能源消耗量,致使能源密集型行业产品成本和产出不同程度的变动。在能源结构调整方面,可再生能源的消耗因地区发展水平不同而存在差异性。例如,河北地区重工业占比较高,碳交易虽降低了对化石能源消耗量,但并未增加对可再生能源的需求。实施跨区域碳交易,可协调三地经济和优化资金配置,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弥补个别地区因超标排放而增加的额外成本。此外,跨区域碳交易降低了对经济的冲击,即跨区域碳交易下的经济损失小于三地单独实施碳交易的经济损失。具体地,单独实施碳交易,北京、天津和河北地区GDP分别下降0.0066%、0.053%和0.098%;跨区域碳交易下,京津冀GDP下降0.0015%。最后,根据研究结论,从碳排放权交易角度出发,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第一,完善碳配额分配制度,加强碳交易市场体系建设;第二,完善碳排放定价机制,降低碳交易市场风险;第三,拓展融资渠道,提高碳交易市场流动性;第四,加强区域间碳排放权交易合作;第五,优化核证减排项目机制。
张婷[4](2020)在《我国水资源税税率估算及税制优化策略 ——基于CGE模型的分析》文中认为我国水资源总量丰富,但人均拥有量相对较低,且时空分布差异较大,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环境气候变化的影响,我国的用水需求量大幅度提高,因此如何有效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迫在眉睫。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工作是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途径,目前已从河北省扩展至了北京、天津、河南等九个省市(区)。本文通过对我国水资源税改革的主要依据、功能定位等综合分析后,结合我国水资源税试点地区运行现状和借鉴国际上开征水资源税的有益经验,采用CGE模型模拟估算出我国水资源税的最优税率,为优化我国水资源税税制提出合理化建议,进一步提高绿色税制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协调作用,本文主要结构安排如下:第一章理论部分,对我国水资源的现状进行了系统描述,具体分析了水资源的经济特性,进而引出水资源税的基本性质和征收原则,然后介绍公共品、外部性、资源地租等理论,探讨水资源税改革的理论基础,最后界定了我国开征水资源税的功能定位应该包括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完善现行资源税税制。在第二章我国水资源税费制度运行现状部分,先是具体分析了水资源费存在征收管理混乱、缺乏执法刚性、收费使用管理存在不足等问题,随后对我国水资源税改革试点的现状、取得的成效以及存在的不足进行了规范性分析。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水资源税改革面临的问题,包括法律问题、制度问题以及技术问题。第三章实证研究部分,在这一部分本文构建CGE模型,引入生产模块和消费模块,依据市场出清的假设,构造均衡条件,以水资源税的税率作为外部冲击变量,分析不同税率对水资源消耗量和消费者效用造成的影响,结果表明:首先,征收水资源税会对人均产出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同时会减少水资源的消耗量,且水资源消耗量的减少幅度远远大于人均产出的下降幅度;其次,征收水资源税会影响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具体而言会降低居民消费者的消费支出,增加政府消费者的消费支出;最后,在水资源税的税率从0上升到30%时,社会总效用会先上升后下降,在税率等于14%时,取得最大值,即本文所测得的最优税率为14%,结合我国试点地区的水资源税的税额标准,得出目前我国水资源税的税率设置过低,难以有效发挥水资源税的绿色税收功能的结论,同时也充分验证了水资源税改革的必要性。本文的第五章,是在前文理论分析、现状分析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借鉴第四章中俄罗斯、荷兰等国家水资源税的有益实践经验,为优化我国水资源税税制进行了税制要素设计,并提出了健全水资源税相关法律法规、加速推进水资源市场化制度的建立、强化部门间联动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等配套措施。
周玲玲[5](2020)在《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现阶段,中国正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全面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推进中国外贸的高质量发展。众所周知,中国作为世界上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大国与贸易大国,农产品贸易开放程度也在逐步扩张,农业全面开放格局逐步形成。迄今我国已签订17个自由贸易协定,共涉及世界25个国家或地区,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是贸易自由化程度相对较高的自贸协定。其中,农产品贸易一直作为中国和澳大利亚的重要贸易领域,双边自贸协定的签署实施必将对我国农产品部门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中澳FTA建立将引发思考如下问题:首先,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进一步,伴随全球生产分工的日益细化,农业生产链条的延伸将不再桎梏于某个国家或区域内部,那么中澳FTA对我国农产品贸易增加值又将产生怎样影响呢?更进一步,由于中国不同省份的气候环境、资源禀赋、人口结构等诸多因素差异悬殊,农业生产的区域非均衡性显着,且农业格局呈现高度集中特点。因此,中澳贸易自由化可能不仅对我国国家层面的农业经济产生强烈影响,而且还将影响我国不同区域的农业经济发展,那么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本文将以中澳贸易自由化为研究对象,试图全面系统地揭示出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效应。鉴于此,本文综合国际经济学中的贸易理论与文献研究并结合中国实际,以中澳FTA为研究对象,分别从国家视角、贸易增加值视角及区域视角探究中澳FTA对我国农业部门的影响效应。与以往大部分文献的不同是,本文不仅采用最新的GTAP 10的数据库与高度细化的中国区域数据库(Sino-TERM Database),还在此基础上构建了GTAP模型与Koopman等(2014)的链接,以细致分解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影响效应;此外,还构建了GTAP模型与区域CGE模型(Sino-TERM模型)的链接,以进一步探究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的影响。已有文献为本文提供重要的参考借鉴,本文边际贡献则在于以下三大方面:第一,研究视角。以往文献主要侧重贸易自由化对生产端的影响研究,而本文重要区别在于以下两点:其一,不仅考察了中澳FTA对农业经济生产端的影响,还进一步从消费端阐述了中澳FTA对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影响;其二,本文还从农产品贸易增加值视角深度挖掘了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影响,分别从国家层面与产业层面阐释中澳贸易自由化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重塑效应。第二,数据方面。为尽最大可能与现实吻合,本文在数据库方面进行了核查与完善。主要在于以下两点:其一,在国家层面。本文采用普渡大学于2019年7月发布的GTAP 10数据库,并运用Walmsley动态递归的方法将该数据库更新到2018年,基于该数据模拟评估了中澳FTA对我国农产品部门的经济效应;其二,在区域层面。本文则运用最新版本的Sino-TERM数据库,并综合现有统计年鉴、海关数据等数据信息,分别从省际生产结构、省际消费结构、进出口贸易结构及省际调入调出结构四大方面对Sino-TERM基准数据库进行了一系列的数据校准完善,以最大可能确保数据库的精准性。第三,模型方面。拓展了中澳FTA分析框架,首先,运用了GTAP模型与Koopman等(2014)的链接模型,探究中澳FTA框架下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分解,拆解了自贸区框架下总贸易的影响效应;其次,构建了标准GTAP模型与Sino-TERM模型的链接,深化了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效应的影响,突破了标准GTAP模型评估国家层面经济效应的制约;最后,在标准Sino-TERM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传统“Fan分解”拓展为“FFZZ分解”,即由传统“Fan分解”的国内市场效应、进口产品的替代效应及出口市场效应三大效应,而无法展示区域间调入调出效应的影响程度。故本文将其拓展为“FFZZ分解”的本地市场份额效应、出口国外市场效应、调出国内其他区域市场效应、进口国外市场效应及调入国内其他区域产品效应五个维度来解构某个区域某种商品产出的变化效应,细化了省际区域间调入调出效应对部门产出的影响。有鉴于此,本文紧紧围绕中澳自贸区对我国农业经济效应展开如下一系列研究:第一,本文采用了世界银行WITS数据库中1992-2018年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农产品贸易数据,并依据Chen(2006)的五大类农产品分类,以细致刻画中澳农产品贸易结构演变。研究发现:首先,分别阐释了中国与澳大利亚的谷物油籽植物油、园艺产品、动物产品、加工农产品及纺织原料农产品五大类农产品贸易结构演变。中澳两国农产品贸易合作深度日趋增强,但我国一直长期逆差地位且贸易逆差状态在逐步扩大。中国出口澳大利亚的农产品以加工农产品、园艺产品及动物产品为主;而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农产品则主要为纺织原料。其次,测算了中澳农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MSR)和显示性比较优势(RCA)评估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演变。鉴于中澳两国自然禀赋差异悬殊,中国以加工产品、园艺产品等农产品一直占据相对比较优势,而澳大利亚的纺织农产品则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这与中国-澳大利亚农产品贸易结构保持高度吻合。再次,测度了中澳不同要素禀赋的农产品贸易结构。中国出口澳大利亚农产品以劳动密集型农产品为主,但出口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占农产品出口总量的份额在逐年递减,表明我国由劳动密集型农产品为主的出口格局在逐步向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出口格局过渡,这可能与我国“人口红利”总量渐趋缩小存在密切关系;而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农产品则主要以土地密集型为主,这主要归因于澳大利亚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国际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中澳不同要素禀赋农产品的结构演变规律,也揭示出伴随着中国农业的日益发展及居民需求的逐步提高,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农产品结构有所转变。中澳农产品互补性日益凸显,这也将极大推动双边农产品贸易。第二,在中澳农产品贸易统计描述的基础上,本文继续运用了GTAP模型研究中澳FTA对农业经济效应,并重点从贸易结构、生产结构和供需结构考察了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具体而言,首先,基于GTAP模型模拟结果,本文不仅从生产端分析了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而且还从尝试从消费端出发探究中澳FTA对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影响,拓展了中澳FTA的研究视角。研究发现:总体而言,中澳FTA对我国宏观经济具有正向促进效应,无论是GDP、居民福利及贸易条件均有显着增进。从生产视角来看,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我国部分农业部门造成了一定的冲击;而从消费视角来看,中澳贸易自由化有利于促进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优化改善,主要表现为:中国家庭消费者进口大米、小麦、谷物等低附加值农产品的增幅要低于进口糖类、牛羊肉、猪肉、奶制品、水产品及加工食品等高附加值农产品;此外,中国家庭消费进口的牛羊肉、猪肉、植物油、奶制品及加工食品等产品对福利增长贡献程度要远高于大米、小麦、谷物。因此,中澳FTA不仅对我国促进宏观经济增长,而且还会促进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改善,以满足居民食物消费的多元化需求。第三,为进一步探究中澳FTA对我国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影响,本文还构建了标准GTAP模型与Koopman等(2014)贸易增加值分解模型的有效链接。该链接模型能够综合标准GTAP模型与Koopman等(2014)贸易增加值分解模型的双重优势,进而从贸易增加值层面深度解构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农产品不同贸易增加值部分的影响,而非仅局限于整体贸易层面。本文主要从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以下三个层面考察。首先,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国别异质性。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影响具有较强的国别异质性,极大推进中澳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增长,同时对新西兰的优势农业部门造成了正向溢出效应,而其他国家农业部门则会受到负向抑制效应。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中澳农产品贸易关税削减后,直接造成贸易成本迅速下降,引致中国同日韩产生大规模的贸易转移效应,如:中国同东盟的水果蔬菜、其他作物、肉类制品及食物制品的不同贸易增加值部门均显着降低。其次,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总体的增加值分解。这里不区分贸易伙伴,将中国与所有贸易伙伴的农产品贸易作为分析对象。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总体贸易增加值具有显着影响,不同贸易增加值部分的影响存在显着异质性。从中国视角来看,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农产品部门的最终品出口蕴含的增加值部分与中间品出口蕴含的增加值部分影响最为严重,这主要归因于我国农产品国内价值链相对较长,出口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初级加工品为主;贸易自由化对澳大利亚农业部门贸易增加值的正向促进效应要高于中国,主要原因在于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农产品贸易体量于中国出口澳大利亚的农产品贸易体量,中澳农产品贸易一直呈现显着的逆差状态。此外,澳大利亚农业现代化程度较高,农业部门的产业链相对而言更长,国内贸易增加值相对更高。最后,中澳FTA对双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重塑效应。这里区分贸易伙伴,仅指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农产品贸易作为分析对象。中澳FTA对双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存在显着影响。具体地,从中国视角而言,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我国棉花、动物产品、牛羊肉、奶制品和食物制品等部门具有重要影响。从澳大利亚而言,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澳大利亚的谷物、棉花、动物产品及奶制品等农产品具有重要影响。因此,中澳FTA将对我国农产品贸易增加值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中澳重要的农产品部门。第四,贸易自由化对不同区域的农业影响存在较强的异质性,故本文继续探究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的影响。本文不仅修正完善了Sino-TERM数据库,还构建了标准GTAP模型与Sino-TERM模型的链接,并拓展了Sino-TERM模型的分解范式,以期评估中澳FTA对区域层面的农业经济效应,评估了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效应的影响。具体而言,首先,本文主要基于Sino-TERM的初始数据库进行数据库的完善与修正。主要通过收集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2013)》、《中国城市(镇)生活与价格年鉴(2013)》及2012年海关数据库,分别从省际生产结构、省际消费结构、进出口贸易结构和省际调入调出结构四大方面修正完善数据库,以确保数据库尽最大可能接近现实数据,并经过多次RAS调平处理,以确保数据库的平衡。其次,本文借鉴Mark Horridge与Zhai Fan(2006)的方法构建了标准GTAP模型与Sino-TERM的模型链接,以能够反映出政策冲击对我国区域层面农业部门的影响效应。最后,本文还将标准Fan分解进一步拓展为“FFZZ分解”,将传统的国内市场效应、进口产品的替代效应及出口市场效应三大部分,进一步拓展为本地市场需求效应、出口国外市场需求效应、调出其他区域市场效应、进口国外产品效应及调入其他区域产品效应五大部分,进而能够更加详尽分解出省际区域间调入调出对部门产出变化的影响。基于上述GTAP模型与Sino-TERM模型链接模拟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区域农业的经济影响,研究发现:就整体层面而言,在短期内中澳FTA对我国不同区域的影响差异性显着,无论从实际GDP变动、实际投资变动、实际消费变动、实际出口、实际进口,均呈现出沿海各个省份受益较大,而内陆地区受益较小,甚至受到负面波及。但从长期而言,我国绝大部分省份均受到正向波及效应,表明中澳贸易自由化在长期将有利于宏观经济发展。此外,从Fan分解视角来看,基于“传统Fan分解”发现,在短期内,除稻谷、小麦、玉米、大豆和谷物等部门外,其余主要农产品部门的销量有所提升,主要归因于中澳FTA进口效应的影响;在长期内,我国绝大多数农产品部门的销量均有所提升,表明中澳贸易自由化将有利于我国不同区域农产品部门销量的提升。此外,本文在原有Fan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FFZZ分解”,发现中澳贸易自由化对不同省份的不同农业部门的影响截然不同。基于拓展的“FFZZ分解”效应,则表明不同区域不同产品部门的销量变化的分解效应大相径庭。限于篇幅,本文以中澳主要农产品部门奶制品、牛羊肉和食物制品为例。在短期内,奶制品、牛羊肉和食物制品虽然总体受到波及,但有些省份的奶制品产出也显示增长态势;牛羊肉和食物制品亦如此,虽然国家层面受到一定程度的波及,但有些省份也受到正向溢出效应。在长期内,我国绝大多数省份的奶制品、牛羊肉和食物制品的销量均呈现正向促进效应,主要归因于长期内生产要素可以实现区域间与部门间的自由流动,进而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基于拓展的FFZZ分解效应的模拟结果发现省际间调入与省际间调出对农产品部门的销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综上所述,本文主要围绕“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的经济效应”展开一系列研究。首先,本文从国家层面出发刻画了中澳农产品贸易结构并分析了双边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其次,本文借鉴了GTAP模型与Koopman等(2014)贸易增加值分解模型的有效链接,探究中澳FTA对双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影响;再次,为详细刻画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效应,进一步对Sino-TERM数据库进行了修正与完善,并构建了Fan分解的拓展应用“FFZZ”分解,能够从本地市场效应、出口国外市场效应、调出其他区域市场效应、进口国外市场效应及调入其他区域产品效应五个维度解构省际区域层面某种商品销量的变化,以期准确评估中澳FTA对我国不同省际区域农业的影响效应;最后,本文还构建了标准GTAP模型与Sino-TERM区域模型的有效衔接,探讨中澳FTA对我国省级区域层面的农产品的影响效应。本文还通过围绕中澳FTA对我国的农业经济影响,分别从国家层面、贸易增加值层面和区域层面三个维度展开一系列的模拟评估,在理论方面,能够为后续学者研究提供崭新视角与研究框架;在实践方面,基于对政策的量化研究为中国国家层面与区域层面农业发展提供相应的政策参考。
朱冰[6](2020)在《基于CGE模型的我国民航碳税政策研究》文中认为航空碳减排已成为民航业无法回避的问题。碳税被普遍认为是一种高效的低碳政策工具,能够有效地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本文运用行业公开数据,通过构建一般均衡(CGE)模型,研究了征取10元/吨、15元/吨、20元/吨??50元/吨9种等级碳税对于民航业碳排放、行业产出、居民消费、能源消费的影响。将民航业从交通运输业中分离出来,构建了民航业、农业、工业、建筑业、第三产业、其他交通运输业、煤、石油、天然气和电力的10部门CGE模型。基于研究需要,本文在包含生产模块、贸易模块、收入和支出模块、均衡和宏观闭合模块的标准CGE模型基础上添加了碳税模块,用以定量分析碳税对民航业的影响,构造了完整的民航碳税CGE模型方程体系。以2012年投入产出表为依据建立社会核算矩阵(SAM)作为模型的基础数据,通过SAM表数据计算和文献调研两种方法对模型参数进行设定,运用GAMS软件进行模型求解与检验。为实现政府财政税收中性,降低碳税政策的负面影响,设计了减征企业生产税和减征企业所得税两种碳税返还方式。通过对政策进行组合讨论,比较了28个政策情景下的减排效果。研究表明:(1)征收碳税可有效降低民航业碳排量,并且碳税等级越高减排效果越明显;(2)碳税在实现减排的同时会对民航业产生负面影响;(3)碳税的征收不会影响民航业的能源消费结构;(4)碳税返还可有效缓解碳税政策对民航业的不利影响,征收50元/吨碳税并采取减征企业所得税的碳税返还方式是民航业最理想的碳税组合政策。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了如下政策建议:(1)对民航业应征取高等级碳税;(2)采取减征企业所得税的碳税返还方式,补偿减排的利润损失,减轻碳税的负面效应;(3)政府应对采取节能措施或技术的企业给予更多优惠政策的补偿,优化民航业能源消费结构。本研究可为民航运输行业政策制订者把握减排规律,选取有效减排政策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为行业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陈心慧,方丹,沈梦涵[7](2019)在《电动乘用车财税政策支持高质量发展吗?——基于动态CGE模型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我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汽车特别是乘用车的使用越来越广泛,随之带来的能源消费加速、环境污染加剧、交通拥挤常态化等问题也日趋严峻。近些年,我国政府积极制定相关标准、法规和财税政策,加快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利用新能源汽车替代传统燃油汽车,从而推进节能减排,促进环境污染治理。本文立足于这一经济背景,基于2012年社会核算矩阵构建电动乘用车财税政策的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分析电动乘用车免购置税和电动乘用车的政府补贴政策对能源、环境、经济等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本文的研究有利于考察两项政策的落实是否满足节能减排的预期效果;另一方面,由于政策变化会对其他经济体造成影响,因此该项研究也考察政策组合是否符合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此外,通过模型模拟多时期经济变动能够比较不同政策组合的经济效应,从而评估最优政策组合,为政府出台相关电动乘用车激励政策提供借鉴及参考。论文主要采用的方法有统计年鉴数据收集法、文献查阅调研法、模型建立法、模拟数值分析法。其中,模型建立法是研究的重点,该模型的建立基于新古典宏观经济假设及一般均衡理论,并将SAM表中各个经济部门设计为生产模块、贸易模块、主机机构模块、均衡闭合模块等模块,这些模块中包含了用数学方程式描述的不同经济部门的经济活动及经济关系,最后联立得到一个非线性方程组。此外,模型的动态化是通过刻画资本和劳动力这两个外生变量的增长得到的。本文的创新点有二。第一,论文从单一政策和组合政策多角度研究电动乘用车财税政策的影响效应;第二,本文不单单只考虑"是否实施补贴政策"所带来的影响,还考虑到政府对补贴政策进行调整后所带来的持续性变化,即政策退坡的影响。结果显示,2013年到2016年,五种政策组合都有利于提升居民福利,促进乘用车产业的消费升级,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我国对石油、精炼石油的依赖性,但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经济损失,阻碍三次产业的结构优化。其中,实行无购置税、无补贴的政策在提高居民福利、减排等方面表现最为出色,但同时也最大幅度地抑制了GDP等宏观经济的发展。综合分析得出结论,各种政策组合在一定程度上部分符合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相对而言,本文认为有购置税、有补贴(有退坡)的政策组合最为理想,原因在于该政策组合既能最大程度地控制宏观经济下滑,最小范围地扩大贸易顺差,又能相对有效地节能减排,减少石油依赖,提高居民获得感,一定程度上实现乘用车的消费升级。综上所述,得到以下三点政策启示:第一,政策制定和施行过程必须从全局考虑,不能孤立地考虑单个经济指标的影响,切忌顾此失彼;第二,确保退坡比例与当前电动乘用车的平均成本下降比例基本一致,这有利于电动乘用车企业的优胜劣汰;第三,推动电动乘用车发展的同时必须考虑清洁的发电模式,提高关联产业的发展质量。
陈心慧[8](2019)在《基于动态CGE模型的电动乘用车财税政策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我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和普通大众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汽车特别是乘用车的使用越来越广泛,随之带来的能源消费加速、环境污染加剧、交通拥挤常态化等问题也日趋严峻。为此,我国政府积极制定相关标准、法规和财税政策,加快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利用新能源汽车替代传统燃油汽车,从而推进节能减排,促进环境污染治理。2013年起,我国陆续出台了相关电动乘用车的推广政策,其中主要包括给予电动乘用车消费者的购车补贴和免征电动乘用车购置税,而对于补贴政策,政府又按照一定的比例逐年实施退坡管理,旨在逐步摆脱新能源汽车行业对政策的依赖,提高产品的技术与服务,从而使新能源汽车行业在市场竞争中赢得优势。为此,本文立足于这一政策背景,基于2012年的社会核算矩阵(SAM表)构建电动乘用车财税政策的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分析电动乘用车免购置税、电动乘用车的政府补贴政策及补贴退坡政策对能源、环境、经济等方面的影响。论文研究的核心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考察电动乘用车免购置税、电动乘用车的政府补贴政策及补贴退坡政策的实施是否能达到政策的直接目标,即是否能够实现电动乘用车的推广要求及节能减排的预期效果;其二,政策的实施极其可能牵动其他经济体的“神经”,因此该项研究也有利于考察政策组合是否符合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此外,通过模型模拟多时期的经济变动能够比较不同政策组合的经济效应,从而更准确地评估最优政策组合,为政府出台相关电动乘用车激励政策提供借鉴及参考。论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通过查阅和梳理大量关于新能源汽车发展现状及相关政策措施的文献,明确以电动乘用车的财税政策为研究对象;其次,回顾总结国内外学者在编制SAM表和构建用于研究财税政策的CGE模型等方面的经验与成果,构建基于电动乘用车财税政策的动态CGE模型。该模型的建立基于新古典宏观经济假设及一般均衡理论,并将模型的数据基础——SAM表划分成45个账户(18个生产活动账户、18个商品账户、2个要素账户、4个主体机构账户、2个电动乘用车财税账户和1个投资储蓄账户),再将各个账户设计为生产模块、主机机构模块、贸易模块、均衡闭合模块、政策模块等,利用联立数学方程式描述各模块中的经济行为,并通过资本和劳动力这两个外生变量的增长来实现模型由静态向动态的转变;再者,根据所建立的2012年微观SAM表以及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标定该模型中的各类参数,应用GAMS软件对CGE模型进行求解,并检验其准确性、可靠性和稳定性;最后,对基准情景S0(无补贴、有购置税的政策)、S1(无补贴、无购置税的政策)、S2(有补贴但补贴不退坡、有购置税的政策)、S3(有补贴但补贴不退坡、无购置税的政策)、S4(有补贴且补贴退坡、有购置税的政策)和S5(有补贴且补贴退坡、无购置税的政策)这六种政策情景进行仿真模拟,分析政策组合的实施所引起的居民消费和福利、相关产业的总需求和总产出、能源生产及消费结构、道路运输部门二氧化碳排放量及交通部门的排放比例、进出口、实际GDP的变化,比较各种模拟结果进而对不同政策组合进行评估,最终选取最优政策组合并提出政策建议。通过实证模拟,得到以下结论:(1)五种政策组合(不包括基准情况,基准情景为参照)皆有利于促进居民购置电动乘用车的经济行为发生,有利于提升居民福利,改善能源消费与生产结构,降低道路运输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及交通运输业碳排放比例,降低我国对石油、精炼石油的进口依赖性,但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经济损失,阻碍三次产业的结构性优化调整;(2)在五种政策组合中,免购置税政策的政策效应相比于补贴政策产生的效应更为强烈,实行有补贴(不退坡)、无购置的政策组合(S3)在提高居民福利、减排等方面表现最为出色,但同时也最大幅度地抑制了GDP等宏观经济的发展,而实施有补贴(补贴退坡)、有购置税的政策组合(S4)所产生的各种政策效果则最弱;(3)综合分析模拟结果,各种政策组合基本达到电动乘用车的推广和节能减排的政策目标,也在一定程度上部分符合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相对而言,本文认为有补贴(补贴退坡)、有购置税的政策组合最为理想,原因在于该政策组合在实现减排、改善居民福利、调整优化能源消费与生产结构、降低石油进口依赖的同时能够最大程度地控制宏观经济下滑、最小范围地扩大贸易顺差、最低限度地造成三大产业结构退化,同时,该政策组合能够凸显其退坡政策带来的居民、企业收入损失率的不断削弱效应,并发挥退坡政策抑制贸易顺差持续扩大的作用,在寻求局部利益的同时也能够总揽全局,尽可能做到综合平衡。综上所述,得到以下三点政策启示:(1)政策组合和施行过程必须从全局考虑,不能孤立地考虑单个经济指标的影响,切忌顾此失彼;(2)确保退坡比例与当前电动乘用车的平均成本下降比例基本一致,这有利于电动乘用车企业的优胜劣汰;(3)推动电动乘用车发展的同时必须考虑清洁的发电模式,提高关联产业的发展质量。本文可能的创新点有以下两点:(1)从单一政策和组合政策这五个政策情景下多角度地分析电动乘用车激励政策所产生的影响效应,并进行对比研究,以确定最优政策组合:(2)综合考虑电动乘用车的财税政策及政策退坡所带来的影响及波及效应,而不单单只考虑“是否实施补贴政策”所带来的影响,使研究更深入。
李斌兵[9](2019)在《煤炭消费税是否可行? ——基于CGE模型的能源、经济与生态效应分析》文中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惊人的成绩,从积贫积弱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更加迅猛,GDP增长率常年位居世界第一,“中国奇迹”举世瞩目。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201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900309亿元,首次突破90万亿元大关,仅次于美国,位列世界第二。按可比价格计算,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6.6%,在世界前五大经济体中位居首位,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30%,持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大的贡献者。能源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能源的支撑,煤炭作为我国第一大能源来源,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煤炭消费量占我国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长期超过60%以上。然而,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随之带来的是环境的污染及生态的破坏,对此,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及污染物排放等问题,例如:国务院2013年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7年发布《“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2018年颁布《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等,经过一系列环境保护政策的实施,2018年,我国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降至59%,但是,由于我国“富煤、贫油、少汽”的能源禀赋结构,可以确定的是,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煤炭仍将是支撑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第一大能源来源。因此,经济发展、能源消耗与生态保护三者之间的的矛盾问题仍是我国面临的一向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虽然国务院、各级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煤炭消费的控制,但这些政策或措施大多属于行政命令范畴,忽视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也未考虑这些政策或措施对国民经济体系中其他行业或企业的综合效应。本文将2017年的149部门全国投入产出表进行了合并与拆分,划分为第一产业、煤炭、石油、天然气、其他采矿业、纺织业、造纸业、精炼石油和核燃料加工品、煤炭加工品、化学原料及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冶炼及加工、电力、热力、燃气、水的生产和供应、建筑业、第三产业等15个部门,并以《2017年投入产出表》、《中国财政年鉴(2018)》、《中国统计年鉴(2018)》等为数据基础构建社会核算矩阵,在此基础上,构建含有煤炭消费税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模拟了征收煤炭消费税对能源、经济与生态的综合效应。具体来讲,本文选取从量税,并设置1元/吨、5元/吨、10元/吨、15元/吨、20元/吨、25元/吨、30元/吨、45元/吨、50元/吨等9种不同的税率水平,分别考虑了不同税率水平对煤炭消费量、石油消费量、天然气消费量、一次电力及其他能源消费量、实际GDP、税收收入、就业、各部门产出、PM2.5浓度、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变量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征收煤炭消费税会降低煤炭消费量,增加天然气、一次电力及其他能源的消费量,同时也会降低石油消费量,税率水平越高,煤炭消费量下降幅度越大,一次电力及其他能源的消费量增加幅度越大,但石油消费量下降幅度和天然气消费量增加幅度不明显;第二,征收煤炭消费税对实际GDP、税收收入及就业率产生负面效应,随着税率水平的提高,实际GDP下降幅度越来越大,税收收入减少幅度越来越大,就业率减小幅度或失业率增加幅度越来越大;第三,征收煤炭消费税对各部门产出均存在负面效应,当税率水平增大时,煤炭、煤炭加工品、电力、热力、燃气、水的生产和供应等部门产出受到较大冲击,其次是化学原料及制品业、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冶炼及加工、造纸业等部门,石油、天然气、纺织业等部门产出无明显变动;第四,征收煤炭消费税会降低PM2.5浓度,同时会减少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的排放,税率水平越高,PM2.5浓度减少比例越大,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减排比例也越大。根据上述研究,本文最后从完善能源税收制度,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加大清洁能源开发,推进智慧能源建设,调整产业结构水平,增强失业风险意识,完善公众参与制度,转变能源消费观念等角度提出政策建议,以更好控制煤炭消费,提高能源使用效率,防治大气污染,改善环境质量。
张凡普[10](2019)在《不同增值税税率简并方案的模拟测算及分析 ——基于CNT-CGE模型》文中研究表明增值税是以商品和劳务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征税对象的一种流转税。从税收理论出发,增值税作为流转税和价外税,会直接影响各行业的税负、居民收入水平、实际GDP、社会福利等。为更好地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对资源配置的作用,税率结构的设计上应该保持中性特点,尽可能减轻税收的额外负担。增值税的多档税率会破坏抵扣链条的完整性,同时扭曲市场的价格体系,从而干预资源的有效配置,造成经济效率损失。此外,多档税率还会加大税务部门的征管成本。在与部分国家进行比较分析后,笔者发现大多数国家实施的增值税税率不超过三档,且越来越多的国家逐步将增值税的税率档次进行压缩。结合李克强总理倡导的简并增值税税率和减轻企业税负的大方向,本文提出了三种税率简并方案。文章构建包含42个生产部门、居民、国内政府和国外部门的税收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模拟测算不同增值税税率简并方案对各产业的总增加值、收入分配效应、社会福利水平的影响,并根据测算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文基于2015年投入产出表、2016年中国财政年鉴、2016年中国税务年鉴等数据编制税收社会核算矩阵,并将投入产出表中的42个部门聚合为23大部门构建税收CGE模型。该模型包含了生产模块、收入模块、消费模块、对外贸易模块、宏观闭合与均衡模块,同时根据研究需要增加了社会福利模块。本文在已经实施的全面“营改增”政策(财税【2016】36号文)和现行税率结构的基础上设计了三种模拟税率简并方案如下:将原适用13%税率的行业适用税率降至9%,其他行业税率保持不变(方案三);将原适用13%税率的行业适用税率降至9%,原适用9%税率的行业适用税率降至6%,其他行业税率保持不变(方案四);实行8%的单一税率(方案五)。从促进产业转型角度出发,已经实施的全面“营改增”政策(方案一)能够最有效的促进我国产业的转型升级。从收入分配效应角度出发,方案三、四、五都能在降低政府收入水平的同时增加居民和企业的收入水平。从社会福利水平角度出发,方案三、四、五相较于已施行的两个方案都能够显着提高居民的社会福利水平。综上所述,全面“营改增”政策和现行增值税税率制度能够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但对居民的收入和企业的收入都具有负效应。方案三、方案四、方案五三种税率简并方案与全面“营改增”政策和现行增值税税率制度相比,都能够显着提高居民和企业的收入水平,增加实际GDP,改善居民福利水平。结合实证结果,笔者认为我国在接下来的增值税税率改革中,应该在简并税率保持税收中性的大方向上,全面考虑税率简并政策对各产业总增加值、收入分配效应、社会福利、实际GDP的影响,尽可能达到整体经济的最大效益。目前我国仅依靠市场无法对资源进行完全有效的配置,需要加入政府干预,因此可以暂时将增值税税率档次压缩为“9%+6%”两档(方案三)。同时,简并和降低税率会造成财政收入减少,可以通过加强直接税的征收力度来确保财政收入水平,如加快遗产税的推行和房产税的改革。增值税属于流转税,在实际流转过程中存在较大的转嫁空间,不利于国家对市场的直接调控。因此我国应该逐步降低增值税在税收中的地位,提高直接税的占比。
二、税收CGE模型发展动态及启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税收CGE模型发展动态及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1)多维度行业差异化碳税政策的设计和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术语注释表 |
变量注释表 |
参数注释表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3 文献综述 |
1.3.1 统一碳税政策相关研究现状 |
1.3.2 差异化碳税政策相关研究现状和国内外实践经验 |
1.3.3 混合碳减排政策相关研究 |
1.3.4 投入产出优化研究的现状与发展 |
1.3.5 文献评述 |
1.4 科学问题、研究内容和创新点 |
1.4.1 科学问题与研究内容 |
1.4.2 创新点 |
1.5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1.5.1 研究方法 |
1.5.2 技术路线 |
第2章 理论基础和理论分析框架 |
2.1 庇古税理论 |
2.2 “双重红利”理论 |
2.2.1 “双重红利”理论的提出 |
2.2.2 “双重红利”理论的发展 |
2.3 最优商品税理论:统一或差异 |
2.3.1 最优商品税理论的原理 |
2.3.2 关于最优商品税理论的发展 |
2.3.3 最优环境税理论 |
2.4 一般均衡理论 |
2.4.1 一般均衡理论原理 |
2.4.2 一般均衡理论的应用和CGE模型 |
2.5 碳税对宏观经济系统的影响机制和模型的理论分析框架 |
2.5.1 碳税对宏观经济系统的影响机制 |
2.5.2 模型的理论分析框架 |
2.6 概念界定 |
第3章 多目标动态碳税-经济-环境模型建立 |
3.1 模型假设 |
3.2 模型构建 |
3.2.1 目标模块 |
3.2.2 约束条件 |
3.3 最优解排序 |
3.4 宏观SAM表构建和参数设定 |
3.4.1 行业划分 |
3.4.2 SAM表构建 |
3.4.3 模型参数设定 |
3.5 基准情景设定 |
3.5.1 经济增长 |
3.5.2 技术进步率 |
3.5.3 能源效率进步率 |
3.6 模型检验、收敛性分析和敏感性分析 |
3.6.1 模型检验 |
3.6.2 模型的收敛性 |
3.6.3 敏感性分析 |
3.7 本章小结 |
第4章 税率调节维度的行业差异化碳税政策设计和优化 |
4.1 行业划分和情景设置 |
4.1.1 高耗能行业和低耗能行业划分 |
4.1.2 政府调节税率的情景设置 |
4.2 税率维度的碳税政策模拟实验结果分析 |
4.2.1 既定减排目标下的动态最优税率 |
4.2.2 税率维度的碳税政策环境效应 |
4.2.3 税率维度的碳税政策经济效应 |
4.2.4 税率维度的碳税政策收益比较和最优政策设计 |
4.3 本章小结 |
第5章 纳税人调节维度的行业差异化碳税政策设计和优化 |
5.1 政府调节行业纳税人的情景设置 |
5.2 纳税人维度的碳税政策模拟实验结果分析 |
5.2.1 行业纳税人变动情况 |
5.2.2 纳税人维度的碳税政策环境效应 |
5.2.3 纳税人维度的碳税政策经济效应 |
5.2.4 纳税人维度的碳税政策收益比较和最优政策设计 |
5.3 本章小结 |
第6章 基于混合碳减排政策的行业差异化碳税政策设计和优化 |
6.1 混合碳减排制度设计 |
6.2 混合碳减排模型构建 |
6.2.1 碳交易模块 |
6.2.2 供需模块 |
6.3 碳交易和碳税政策组合的行业设置 |
6.4 混合碳减排情景设置 |
6.5 混合碳减排维度的碳税政策模拟实验结果分析 |
6.5.1 混合碳减排背景下的碳税政策环境效应 |
6.5.2 混合碳减排背景下的碳税政策经济效应 |
6.5.3 混合碳减排背景下的碳税政策收益比较和最优政策设计 |
6.6 本章小结 |
第7章 结论和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政策启示 |
7.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介 |
附录A |
(2)我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的能源环境效应研究 ——基于CGE模型的测度与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引言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相关背景 |
1.1.2 研究现实意义 |
1.1.3 研究理论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产业升级理论 |
1.2.2 汽车产业相关研究 |
1.2.3 能源环境理论与政策 |
1.2.4 CGE模型相关研究 |
1.2.5 文献评述 |
1.3 研究主题与框架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性工作 |
第2章 CGE模型理论基础 |
2.1 基础理论 |
2.1.1 一般均衡理论 |
2.1.2 投入产出分析理论 |
2.2 模型构建基本原理 |
2.2.1 经济主体行为模型 |
2.2.2 模型的闭合 |
2.2.3 模型的检验 |
2.3 社会核算矩阵理论 |
2.3.1 社会核算矩阵概念 |
2.3.2 社会核算矩阵作用 |
2.3.3 社会核算矩阵理论基础 |
第3章 我国汽车产业发展政策 |
3.1 汽车产业发展历程 |
3.2 汽车产业转型与升级 |
3.3 新能源汽车支持政策 |
第4章 汽车产业-能源环境CGE模型 |
4.1 模型设计 |
4.1.1 模型假设 |
4.1.2 模型框架 |
4.2 部门划分 |
4.3 CGE模型设计 |
4.3.1 生产模块 |
4.3.2 收入分配与储蓄模块 |
4.3.3 消费需求模块 |
4.3.4 对外贸易模块 |
4.3.5 模型均衡与闭合 |
4.3.6 能耗碳排放模块 |
4.3.7 社会福利模块 |
第5章 模型数据基础:SAM表 |
5.1 社会核算矩阵(SAM)编制 |
5.1.1 社会核算矩阵(SAM)基本结构 |
5.1.2 社会核算矩阵(SAM)编制原理 |
5.1.3 宏观SAM编制 |
5.1.4 汽车产业能耗碳排放专项SAM编制 |
5.2 参数标定 |
5.3 模型求解 |
5.4 模型检验 |
5.4.1 一致性检验 |
5.4.2 平衡性检验 |
5.4.3 敏感性检验 |
5.5 小结 |
第6章 汽车产业政策能源环境效应 |
6.1 碳税政策效应 |
6.1.1 政策情景 |
6.1.2 模拟测度 |
6.2 新能源汽车使用电费补贴政策效应 |
6.2.1 政策情景 |
6.2.2 模拟测度 |
6.3 新能源汽车发展效应 |
6.3.1 政策情景 |
6.3.2 模拟测度 |
第7章 研究结论 |
7.1 主要结论 |
7.2 汽车产业政策优化分析 |
7.3 启示与展望 |
附录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后记 |
(3)碳排放权交易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碳排放量日益增加 |
1.1.2 发展可再生能源已成为推进低碳经济发展重要途径 |
1.1.3 碳交易有助于弥补可再生能源政策的局限性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现实意义 |
1.3 概念界定 |
1.3.1 碳排放权交易 |
1.3.2 可再生能源 |
1.4 研究思路、研究内容和方法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
1.4.3 研究方法 |
1.5 研究创新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碳排放权交易研究 |
2.1.1 碳排放权交易有效性研究 |
2.1.2 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研究 |
2.1.3 碳交易价格影响因素研究 |
2.1.4 碳交易市场影响研究 |
2.2 可再生能源研究 |
2.2.1 可再生能源经济效益 |
2.2.2 可再生能源环境效益 |
2.2.3 可再生能源技术研究 |
2.2.4 可再生能源政策研究 |
2.3 碳排放权交易与可再生能源研究 |
2.3.1 关系研究 |
2.3.2 方法研究 |
2.4 对现有文献的评述 |
第3章 碳排放权交易及可再生能源发展现状 |
3.1 碳排放权交易现状 |
3.1.1 国际碳排放权交易 |
3.1.2 中国碳排放权交易 |
3.2 可再生能源发展现状 |
3.2.1 国际可再生能源发展 |
3.2.2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 |
3.2.3 发展可再生能源对碳减排的影响 |
第4章 碳交易对企业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影响分析 |
4.1 引言 |
4.2 理论机理 |
4.3 双重差分模型设定 |
4.3.1 理论模型介绍 |
4.3.2 实证模型 |
4.3.3 数据来源及变量描述 |
4.4 结果分析 |
4.4.1 省份结果分析 |
4.4.2 企业结果分析 |
4.4.3 机制检验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碳交易机制下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分析 |
5.1 引言 |
5.2 模型设定 |
5.3 数据来源及描述 |
5.4 结果分析 |
5.4.1 发电成本计算 |
5.4.2 敏感性分析 |
5.4.3 碳交易对发电成本影响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碳交易对可再生能源影响的一般均衡分析——以湖北省为例 |
6.1 引言 |
6.2 一般均衡模型 |
6.2.1 生产模块 |
6.2.2 需求模块 |
6.2.3 碳交易模块 |
6.2.4 动态模块 |
6.2.5 宏观闭合和均衡模块 |
6.3 数据来源 |
6.4 情景设置 |
6.5 结果分析 |
6.5.1 能源消费和可再生能源占比 |
6.5.2 能源行业成本和产出 |
6.5.3 减排费用 |
6.6 本章小结 |
第7章 碳交易对可再生能源影响的一般均衡分析——基于分省与跨区域的比较分析 |
7.1 引言 |
7.2 模型及数据来源 |
7.2.1 模型 |
7.2.2 数据来源 |
7.3 情景设置 |
7.4 结果分析 |
7.4.1 能源消耗 |
7.4.2 能源行业成本和产出 |
7.4.3 电力结构 |
7.4.4 实际GDP |
7.4.5 碳交易价格 |
7.4.6 其他指标 |
7.5 本章小结 |
第8章 主要结论、政策建议与展望 |
8.1 主要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8.2.1 完善碳配额分配制度,加强碳交易市场体系建设 |
8.2.2 完善碳排放定价机制,降低碳交易市场风险 |
8.2.3 拓展融资渠道,提高碳交易市场流动性 |
8.2.4 加强区域间碳排放权交易合作 |
8.2.5 优化核证减排项目机制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4)我国水资源税税率估算及税制优化策略 ——基于CGE模型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二、文献述评 |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 |
四、创新点和不足 |
第一章 水资源税税制改革的理论分析 |
第一节 我国水资源税税制改革的依据 |
一、我国水资源的现状及经济特性 |
二、水资源税的性质和征收原则 |
三、水资源税税制改革的理论基础 |
第二节 水资源税的功能定位 |
一、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 |
二、有利于完善现行资源税税制,提高地方财政收入 |
第二章 我国水资源税费制度运行现状 |
第一节 现行水资源费制度存在的问题 |
一、制度制定差异大,征收管理混乱 |
二、缺乏制约手段,削弱执法刚性 |
三、水资源费使用管理体制存在不足 |
第二节 我国水资源费税改革试点 |
一、改革试点运行现状 |
二、改革试点取得的成效 |
三、改革试点存在的不足 |
第三节 水资源税税制改革面临的问题 |
一、水资源税税制改革面临法律问题 |
二、水资源税税制改革面临制度问题 |
三、水资源税税制改革面临技术问题 |
第三章 我国水资源税税率模拟及估算—基于CGE模型 |
第一节 CGE模型概述及制度基础 |
一、CGE模型概述 |
二、水资源CGE模型制度基础 |
第二节 CGE模型模块设计 |
一、生产模块 |
二、消费模块 |
三、均衡模块 |
第三节 模型参数估计 |
一、生产模块参数估计 |
二、消费模块参数估计 |
第四节 我国水资源税税率估算CGE模拟过程 |
一、CGE模型税率模拟 |
二、模拟结果分析 |
第四章 国际水资源税制经验借鉴与启示 |
第一节 国际水资源税的基本情况分析 |
一、立法情况 |
二、税制要素 |
三、税收优惠 |
四、水资源税的征管和使用 |
第二节 国际水资源税制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
一、水资源税的顺利征收需要完善的法律法规 |
二、科学合理的制定税率 |
三、税收优惠的制定应以税改目标为导向 |
四、征税收入专款专用 |
第五章 我国水资源税税制优化策略 |
第一节 水资源税税制优化的可行性分析 |
一、对水资源征税具备政策基础和法律保障 |
二、部分省市(区)试点开征水资源税,为改革积累了经验 |
三、水资源保护力度增强,征税的现实条件成熟 |
第二节 水资源税税制优化应遵循的总体原则 |
一、清费立税原则 |
二、循序渐进原则 |
三、因地制宜原则 |
第三节 我国水资源税税制优化要素设计 |
一、纳税人和征税对象 |
二、计税依据和税率的选择 |
三、税收优惠的设置 |
四、水资源税的征管和使用 |
第四节 全面优化水资源税税制的相关配套措施 |
一、健全与水资源税相关的法律法规 |
二、加速推进水资源市场化制度的建立 |
三、加大水资源取水计量设施体系建设 |
四、强化部门间联动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 |
五、同步完善与水资源税相关的其他税种 |
六、逐步扩大水资源税改革试点范围 |
参考文献 |
(5)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引言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中国农产品贸易开放格局 |
1.1.2 中澳自贸区典型特点及重要意义 |
1.1.3 中国农业区域发展非均衡性 |
1.1.4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思路、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1.2.1 研究思路 |
1.2.2 技术路线 |
1.2.3 研究方法 |
1.2.4 数据资料 |
1.3 研究创新与研究不足 |
1.3.1 研究创新 |
1.3.2 研究不足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 中澳自贸区经济效应评估 |
2.2 贸易自由化与居民食物消费 |
2.3 自贸区框架下贸易增加值分解 |
2.4 文献述评 |
第三章 中澳农产品贸易结构 |
3.1 中澳农产品贸易结构演变 |
3.2 中澳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演变 |
3.2.1 中澳农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 |
3.2.2 中澳农产品显示性比较优势 |
3.3 中澳不同要素禀赋类型农产品贸易结构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 |
4.1 模型框架与数据处理 |
4.1.1 全球贸易分析模型 |
4.1.2 数据处理、模型校准及情景设定 |
4.2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生产端 |
4.2.1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宏观层面 |
4.2.2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产业层面 |
4.2.3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进出口贸易 |
4.3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消费端 |
4.3.1 贸易自由化对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影响机制 |
4.3.2 标准GTAP模型家庭消费需求系统 |
4.3.3 中澳FTA对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影响效应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影响 |
5.1 世界投入产出模型 |
5.2 贸易增加值分解 |
5.3 链接机制 |
5.4 贸易增加值分解测算分析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中国区域CGE数据库完善与分解拓展 |
6.1 Sino-TERM模型框架结构 |
6.2 Sino-TERM数据库构建与修正 |
6.2.1 Sino-TERM数据库构建 |
6.2.2 Sino-TERM数据库修正调整 |
6.3 Sino-TERM模型中传统Fan分解拓展 |
6.4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中澳FTA对区域农业经济效应影响 |
7.1 标准GTAP模型与Sino-TERM链接 |
7.2 Sino-TERM模型宏观经济闭合 |
7.3 Sino-TERM模型模拟结果 |
7.3.1 宏观经济变化——BOTE分析 |
7.3.2 宏观经济指标的区域异质性 |
7.3.3 主要农业部门产出波动的区域异质性 |
7.4 Sino-TERM模型Fan分解及拓展 |
7.4.1 Sino-TERM模型中传统Fan分解 |
7.4.2 Sino-TERM模型中Fan分解拓展 |
7.5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研究结论及政策启示 |
8.1 研究结论 |
8.2 政策启示 |
8.2.1 国家层面的政策启示 |
8.2.2 贸易增加值层面的政策启示 |
8.2.3 贸易自由化与居民食物消费的政策启示 |
8.2.4 区域层面的政策启示 |
8.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A 农产品部门分类 |
附录 B 标准GTAP模型主要机制 |
附录 C 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重塑效应 |
附录 D 中澳FTA对主要农产品产出的区域异质性 |
致谢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6)基于CGE模型的我国民航碳税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国内外碳减排现状 |
1.1.2 国内外民航碳减排现状 |
1.1.3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1.2.1 民航碳减排文献综述 |
1.2.2 CGE模型文献综述 |
1.2.3 文献评述 |
1.3 研究目标和内容 |
1.4 技术路线和创新点 |
第二章 CGE理论基础 |
2.1 CGE模型概述 |
2.1.1 CGE模型的定义 |
2.1.2 CGE模型的构成 |
2.1.3 CGE模型的分类 |
2.1.4 CGE模型的构建流程 |
2.2 CGE模型函数说明 |
2.2.1 生产函数 |
2.2.2 居民消费函数 |
第三章 民航碳税CGE模型方程体系构建 |
3.1 部门划分 |
3.2 生产模块 |
3.3 贸易模块 |
3.4 收入和支出模块 |
3.5 均衡和宏观闭合模块 |
3.6 碳税模块 |
3.7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社会核算矩阵的构建及参数标定 |
4.1 社会核算矩阵(SAM)概述 |
4.2 社会核算矩阵(SAM)的构建 |
4.2.1 宏观社会核算矩阵 |
4.2.2 微观社会核算矩阵 |
4.3 模型参数标定 |
4.3.1 替代弹性系数标定 |
4.3.2 份额参数和转移参数标定 |
4.3.3 碳排放系数标定 |
4.4 模型求解与检验 |
4.5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民航碳税政策模拟分析 |
5.1 民航碳税政策情景设定 |
5.1.1 碳税等级 |
5.1.2 碳税返还方式 |
5.2 民航碳税政策实施效果分析 |
5.2.1 民航业碳排放影响分析 |
5.2.2 民航业产出影响分析 |
5.2.3 民航业能源消费影响分析 |
5.2.4 民航业居民消费影响分析 |
5.3 民航最优碳税政策设计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6.1 结论与政策建议 |
6.2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 |
附录 |
(8)基于动态CGE模型的电动乘用车财税政策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2 研究内容与框架 |
1.3 研究方法与基本思路 |
1.4 可能的创新点 |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2.1 文献综述 |
2.2 理论基础 |
3 电动乘用车财税政策的社会核算矩阵构建 |
3.1 宏观SAM编制 |
3.2 微观SAM编制 |
4 电动乘用车财税政策的动态CGE模型构建 |
4.1 CGE模型的基本结构框架 |
4.2 动态CGE模型的构建 |
5 电动乘用车财税政策CGE模型的参数设定及检验 |
5.1 CGE模型的参数标定 |
5.2 CGE模型检验 |
6 电动乘用车财税政效应的模拟分析 |
6.1 政策依据 |
6.2 情景设计 |
6.3 模拟结果分析 |
7 研究结论和启示 |
7.1 主要结论 |
7.2 政策启示 |
7.3 研究不足之处及改进方向 |
参考文献 |
附录 A:2012 年中国社会核算矩阵 |
附录 B: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他科研情况 |
致谢 |
(9)煤炭消费税是否可行? ——基于CGE模型的能源、经济与生态效应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消费税研究综述 |
1.2.2 CGE模型研究综述 |
1.3 研究框架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与不足 |
1.4.1 创新之处 |
1.4.2 不足之处 |
2 相关理论基础 |
2.1 社会核算矩阵描述 |
2.2 CGE模型阐述 |
3 全国经济、能源与生态现状分析 |
3.1 全国经济现状分析 |
3.1.1 GDP及人均GDP情况概述 |
3.1.2 税收收入情况概述 |
3.1.3 就业情况概述 |
3.2 全国能源生产及消费现状分析 |
3.2.1 全国能源现行法律及政策 |
3.2.2 全国能源生产总量及其构成 |
3.2.3 全国能源消费总量及其构成 |
3.2.4 各行业煤炭消费现状 |
3.3 全国生态现状分析 |
3.3.1 PM_(2.5)情况概述 |
3.3.2 二氧化碳排放情况概述 |
3.3.3 二氧化硫排放情况概述 |
4 煤炭消费税CGE模型构建 |
4.1 CGE模型部门划分 |
4.2 CGE模型方程构建 |
4.2.1 生产模块 |
4.2.2 贸易模块 |
4.2.3 居民模块 |
4.2.4 企业模块 |
4.2.5 政府模块 |
4.2.6 均衡模块 |
4.2.7 闭合模块 |
4.2.8 环境模块 |
4.3 社会核算矩阵编制 |
5 煤炭消费税对能源、经济、生态的效应分析 |
5.1 税率设定及说明 |
5.2 煤炭消费税对能源效应分析 |
5.2.1 煤炭消费税对煤炭消费量效应分析 |
5.2.2 煤炭消费税对石油、天然气、一次电力及其他能源效应分析 |
5.3 煤炭消费税对经济效应分析 |
5.3.1 煤炭消费税对实际GDP效应分析 |
5.3.2 煤炭消费税对就业效应分析 |
5.3.3 煤炭消费税对税收收入分析 |
5.4 煤炭消费税对生态效应分析 |
5.4.1 煤炭消费税对PM_(2.5)浓度减排效应分析 |
5.4.2 煤炭消费税对二氧化碳减排效应分析 |
5.4.3 煤炭消费税对二氧化硫减排效应分析 |
5.5 煤炭消费税对各部门产出效应分析 |
6 结论与启示 |
6.1 研究结论 |
6.2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后记 |
(10)不同增值税税率简并方案的模拟测算及分析 ——基于CNT-CGE模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相关研究文献回顾 |
第三节 主要研究内容 |
第二章 税率简并方案设计思路 |
第一节 税率简并方案的指导思想及理论依据 |
第二节 世界主要国家增值税税率结构 |
第三节 不同增值税税率简并方案 |
第三章 税收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描述 |
第一节 可计算一般模型介绍 |
第二节 税收CGE模型部门划分 |
第三节 税收CGE模型设计 |
第四节 税收CGE模型各模块主要的函数方程 |
第四章 税收社会核算矩阵和参数校准 |
第一节 社会核算矩阵的构成 |
第二节 平衡SAM表 |
第三节 微观SAM表构建 |
第四节 参数校准 |
第五章 不同增值税税率简并方案模拟测算结果分析 |
第一节 不同税率简并方案对产业及就业的影响 |
第二节 不同税率简并方案的收入分配效应 |
第三节 不同税率简并方案对GDP和社会福利的影响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四、税收CGE模型发展动态及启示(论文参考文献)
- [1]多维度行业差异化碳税政策的设计和优化研究[D]. 马宁.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20(04)
- [2]我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的能源环境效应研究 ——基于CGE模型的测度与分析[D]. 杨姗姗. 天津财经大学, 2020(07)
- [3]碳排放权交易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影响[D]. 张丽娜.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4]我国水资源税税率估算及税制优化策略 ——基于CGE模型的分析[D]. 张婷.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5]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研究[D]. 周玲玲.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6]基于CGE模型的我国民航碳税政策研究[D]. 朱冰.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20(07)
- [7]电动乘用车财税政策支持高质量发展吗?——基于动态CGE模型的研究[A]. 陈心慧,方丹,沈梦涵. 2019年(第六届)全国大学生统计建模大赛优秀论文集, 2019
- [8]基于动态CGE模型的电动乘用车财税政策效应研究[D]. 陈心慧. 浙江财经大学, 2019(06)
- [9]煤炭消费税是否可行? ——基于CGE模型的能源、经济与生态效应分析[D]. 李斌兵. 东北财经大学, 2019(08)
- [10]不同增值税税率简并方案的模拟测算及分析 ——基于CNT-CGE模型[D]. 张凡普. 浙江财经大学, 2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