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在关怀中得救

一、李海在关爱中得救（论文文献综述）

徐笑一^[1]（2017）在《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圣愚形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僧传文学和佛教小说中就出现了许许多多高僧大德的形象,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圣愚这一另类的人物形象。圣愚是印度佛教信仰与中国儒家、道家思想乃至民间文化相融合的产物,它体现了“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和“众生平等”的人文观。可以说,圣愚形象折射出了中国人既超凡脱俗,又心系苍生的人生追求,也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诠释了佛教慈悲度人思想所具有的普世意义。本论文以圣愚形象为切入点,以主题学、形象学理论为基础,将两汉以后僧传文学、笔记小说、通俗小说中的圣愚形象进行系统的归类研究,将圣愚形象划分为六个母题,并对每一个母题所涵盖的圣愚形象进行列举、分析、归纳,从而概括出中国古代小说中圣愚形象所具有的外表鄙陋、颠狂不羁、内心纯洁、颇有神通等特点,阐释其叛逆的外表和疯颠行为所蕴涵的信仰执着、悲天悯人、普度众生的慈悲情怀,彰显了圣愚形象的审美意义。在此基础上,本论文追根溯源,探究佛经文学、古印度文学、中国古典文学对圣愚形象塑造的影响,并阐释圣愚形象所体现的中华文化元素及其美学意义。本论文共分六个部分:绪论部分介绍了本课题的研究缘起、研究现状、研究意义、研究方法、研究综述。第一章主要介绍主题学这一理论及其在国内外的发展简史,分析了主题学理论与本课题研究的密切关系,并对本课题研究的圣愚形象的概念和研究范围进行界定。第二章主要介绍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时期中国佛教发展的基本特点,并将圣愚形象放在佛教发展的大背景下,具体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圣愚形象的特点:魏晋南北朝时期圣愚大多为印度和西域僧人,他们以神通法术自神其教,争取在中土立足;隋唐时期的圣愚是古典型圣愚形象,他们精于禅修,擅长神通,张扬个性,济世度人;宋元时期的圣愚是游走于民间的草根化圣愚,他们将禅宗的叛逆精神发挥到了极致;明清时期的圣愚是流落社会底层的世俗化圣愚,甚至与乞丐为伍,成为佛教衰微时期圣愚形象的绝唱。第三章具体运用了主题学的研究理论,对两汉到明清时期的历代僧传文学、笔记小说、通俗小说中的圣愚形象进行了细致筛选和梳理,将圣愚形象按照六个母题进行分类研究:济世度人型圣愚;圣徒转世型圣愚;戒杀护生型圣愚;不守戒律型圣愚;预测吉凶型圣愚;分身现形型圣愚。第四章主要探究圣愚形象在世俗小说中的泛化。圣愚形象不仅活跃于佛教文学中,明清以后,随着佛教势力的逐渐衰微,圣愚形象也逐渐由佛教文学走向民间文学,圣愚形象所体现的不役于物,颠狂不羁,任性自由,济世救人的精神在世俗小说中的圣愚形象上也得到了延续。第五章主要阐述圣愚形象所体现的六个母题与佛教以及古印度文学之间的渊源关系,揭示佛教文学和古印度文学对圣愚形象的深刻影响。本章对圣愚形象的塑造进行追根溯源的考察,揭示佛经文学中的“六神通”、因果报应、六道轮回、众生平等、顿悟成佛等佛教思想对圣愚形象塑造的影响。第六章对圣愚形象所体现出的中国文化因素及美学意义进行了探讨。圣愚虽然是受佛教的影响而出现的一种文学形象,但其毕竟诞生在中华文化的土壤上,必然与中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章主要从佛教世俗化、禅宗思想、中国古典小说人物对圣愚形象的影响三个方面对圣愚形象进行了文化阐释;从圣愚形象所体现的不役于物的处世观、天人合一的世界观、普度众生的慈悲观三个方面论述了圣愚形象所具有的美学意义。结语部分对圣愚形象的特点以及圣愚在文学史、文化史中的意义进行了总结。圣愚将颠狂与谦卑、愚痴和智慧、疯狂与清醒、神圣与粗俗、伟大与渺小融为一体,以超凡脱俗、震撼人心的形象践行着佛教超度苍生、济世度人、呵护生命的宗旨。圣愚“愚痴”、“颠狂”的外表蕴含的正是自然界得以生生不息的大智慧。

陈玲^[2]（2015）在《分裂即拯救——评多丽丝·莱辛的《天黑前的夏天》》文中指出受R.D.莱恩的影响,莱辛认为:在充斥着分裂和混乱的当代社会中,个人的内在精神分裂不可避免,而分裂﹑崩溃本身就是一种治愈方式,现代人可以借助有意识的崩溃甚至疯狂实现自我解放。通过对《天黑前的夏天》中的分裂主题进行解读,再现凯特·布朗逐渐走向自我分裂﹑崩溃﹑愈合性和解的心路历程,凸现莱辛对现代人生存境况深刻的人文关怀和强烈的社会道德意识。

张秀丽^[3]（2014）在《1912-1937年北京婢女问题研究》文中认为婢女,是被人买来,主要从事家内劳动和服务的女孩子。它源于古代,是人口买卖的一种。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演变,人口买卖日益受到人们的批评。到了清末,政府下令,禁止人口买卖,禁止婢女买卖,并从法律上取消了婢女身份。然而,作为一种社会习俗,婢女现象有其根深蒂固的延续性。民国时期,社会上的蓄婢现象不仅没有禁止,而且仍普遍存在。北京是古都,又是北洋政府时期的国都,是政教汇总、仕商云集之地,北京的蓄婢现象既普遍存在,又独具特点。在北京,蓄婢家庭的职业和籍贯纷繁复杂,这与北京城市的特点紧密相连。婢女的籍贯构成与蓄婢家庭有一致性,也有差异性。在民国时期的北京,婢女依然是通过“买卖”进入蓄婢家庭。民国时期,政府禁止人口买卖,并对人口买卖行为进行惩罚。但是,在北京,社会普遍贫困,人们缺衣少食。针对这种情况,政府对卖女为婢现象也大多采取默认的态度。婢女买卖有“雇用”、“典押”、“卖绝”等类型。其中,“雇用”已经具有雇佣的性质。蓄婢家庭买来婢女后,有的婢女即归蓄婢家庭“所有”。在某种情况下,蓄婢家庭可以根据需要,把婢女转卖或转赠他人。然而,民国时期,在社会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婢女与蓄婢家庭的人身依附关系已变得较为松散。婢女在蓄婢家庭中进行劳作和生活。她听从主人的召唤,为主人提供服务。在服侍照顾老人和孩子方面,婢女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蓄婢家庭中,不同类型的婢女,个人生活待遇有差异。婢女所服侍的主人不同,主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差异,都会对她们的生活造成影响。有的婢女受尽欺侮和凌辱,有的婢女在主人家可以颐指气使。婢女与蓄婢家庭一起生活,可以说,她是蓄婢家庭中的一个组成人员,但她又被蓄婢家庭“边缘”化；婢女与周围的人联系和交往,并与北京的社会发生某种联系。被卖为婢的女子,大都有相同的社会出身背景,但她们对“婢女身份”的认知,却因人、因所依附的家庭的不同而不同。有的蓄婢家庭视婢女如同亲生,并给婢女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婢女也认可自己的婢女身份。在生活中,她们与蓄婢家庭相互依赖,和睦相处。而对一些婢女而言,“婢女身份”是一种枷锁,她们或妥协、或努力挣脱“婢女身份”。情感与婚姻是她们脱离“婢女身份”的一个良好契机。一些婢女利用这个契机,成功实现了自我身份地位的转型。婢女与蓄婢家庭之间,不断发生矛盾和冲突,“恶家主”不断被人们提起,婢女也容易受到伤害,而实际情况远比这复杂。在矛盾和冲突中,主婢双方往往越出家庭范围,去相互指控对方。为使婢女顺从,主人对婢女的“压制”往往要大于对婢女的教育行为,表现出暴力倾向。而婢女偷窃问题也是困扰主人的一个难题。为缓和主婢冲突,政府或者批评教育主人或婢女,或者利用法律,进行针对性的处罚。无论如何,婢女都属于不幸妇女之一,是社会底层最苦难的群体。为帮助那些受苦的婢女,政府和妇女团体曾作出积极努力,去救助安置她们,直到帮助她们找到一个可靠的归宿为止。有的婢女也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寻求政府和社会的帮助。尽管在婢女救助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但政府和社会对婢女的救助和安置,还是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促进了婢女解放的发展。民国时期,社会变迁剧烈,各种思潮涌动。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婢女解放运动也日益高涨。社会评论家从各个角度论述婢女的危害性,要求政府解放婢女。为了解放婢女,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法规法令,并加以实施。但是,由于“婢女”不是独立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它是妇女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它与民国时期的社会经济相联系,与民国时期的社会制度相联系。因此,禁止蓄婢的法规和法令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遇到了诸多困境。所以,在民国时期,政府没有彻底解决婢女问题。即便如此,在社会转型和北京城市现代化的背景下,北京地区的婢女还在慢慢退去传统的社会色彩,逐步向现代转型。

周靖娴^[4]（2013）在《南北朝隋唐时期的报应观研究 ——基于《太平广记》的考察》文中提出善恶报应观念由来已久,直至科学日益发达的今天,大多数人们仍然在有意或无意中将善恶自有报作为为人处世的信念和准则。中国本土报应观主要有两种,传统儒家报应观和道教“承负说”,而佛教东传所带来的佛教报应观念,在南北朝隋唐时期日渐流行,在冲击与丰富中国本土报应观的同时,佛教报应观也做了一些适应中土人文的调整,最终形成了中国佛教报应观。广泛流传于社会上的报应观念,与以上种种报应观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在佛教日渐兴盛的南北朝隋唐时代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某些变化。本文以富含南北朝隋唐时代的报应故事的社会史料《太平广记》为切入点,力图展现那一时代的报应观念及其演变趋势。本文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章：绪论。主要归纳学术界对于报应观念的研究成果和不足,指出本文撰写的主要目标,即探讨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报应观念的主要内容及其变化。第二章：统计。统计《太平广记》报应故事及其所引文献资料的书名、作者、成书年代和现存情况,为第三章和第四章分析演变趋势提供量化数据。第三章：以报应方式为切入点,考察南北朝隋唐时期报应观的内容及其演变。以《广记》报应故事为主要分析对象,注重探讨报应方式及其演变趋势。报应方式分为加报主力和报应时空（其中又包含报应对象）两方面,隋唐较之南北朝,一方面将法律增加为加报主力之一,另一方面将报应时空无限制延伸,以及将报应对象聚焦于行为者本人。第四章：通过考察业因、业报与报应、消报的内容及演变情况,阐述南北朝报应观的主要内容及演变趋势。以《广记》报应故事为主要分析对象,注重挖掘“业”的内容及其背后暗含的时代善恶观念,即人们渐渐将佛教戒律化和儒家伦理化作为善恶评判的标准。同时,对于消报方式也做了一定的研究,认为消报观念主要受佛教影响。第五章：结语。归纳文章报应观念的主要内容及演变趋势,本文报应观念主要涉及报应方式、业因内容以及消报方式,通过对这三类的分析比较,得出南北朝隋唐时期报应观念有着明显的佛教化趋向。

栗建勇^[5]（2012）在《北美新移民文学的族性叙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全球化突飞猛进的三十年，也是北美新移民文学由隐没到浮现、跨越的三十年。从早期的苏炜、查建英、周励、曹桂林，到中期的严歌苓、张翎、卢新华、陈河、少君、陈谦、再到新生代的郁秀、等，他们创作的主题，表述的心态、叙事的技巧、语言的风格、文化身份上来说，都有着新质的呈现。就他们小说创作的主体和客体而言，这一个关联的质，表现为族性叙事的不断探索和挖掘，并以这一深具族性特征的创作实践，不断地对自身的文化身份提出疑惑和解答。通过对其代表性文本的细读，整体把握全球化语境下，新移民作家在不同时期的越界书写特征的同时，从文化身份的角度上揭示新移民生命移置过程中所折射出的文化内涵。北美新移民文学以华语书写的方式登上中国文学的舞台与其独特的文化身份是息息相关的。一方面，他们移民跨越的生存状态使身份带有离散性；另一方面与异文化的接触、碰撞和融合，又迫使他们思考自身的文化身份。身份的矛盾性作用于叙事，因此，他们的叙事是离散的叙事，也是是文化身份的叙事，是一代人经验镜像的叙事，带有民族寓言性、文学性、隐喻性和象征性的多重构想。北美新移民文学中的小说叙事，自发生以来，就以一种多元的叙事姿态，展现着新移民在异国他乡中的原乡回望的憧憬，人生遭遇的坎坷，内心的复杂与困顿，为了生存却不得不顽强拼搏的精神，这一生存的印记，有如作者本人自己的人生传记，深深的烙在了文本里边。到了中期，张翎、严歌苓等笔下充满了对母国的历史想象，其中不无反省，表现出社会历史多样性与复杂性及其超越性的重重思索，族性特征伴着身份认同而使文本呈现愈加复杂而矛盾。新世纪以来，新生代作家郁秀、王蕤等作品中，呈现出一种世界性视野的追寻，似乎她们的目光，越出了种族与国界，试图在超越族群的意义上对人性进行反思，就文本呈现而言，是全球化过程深化的体现，实际上同样是“文化中国”与族性的叙事，只不过他们的族性叙事则是变得相对隐蔽罢了。整体来看，北美新移民文学是一个不断探索与追寻族性叙事的过程，大致经历了从单纯的文化游离到微妙的文化适应、反思与交融，再到追求世界性视野的过程。

方新文^[6]（2011）在《对话德育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对话德育论”即对充盈着对话智慧的道德教育新模式的追问与构想。用语言表达自己是人类重要的实践活动,每一种语言使用方式和表达方式都流露着人的存在的信息,只不过只有在人们的哲学思维和自身素质不断提高之时才会去捕捉。这意味着,无论是意欲透视特定群体或个人的存在方式和生存质量,还是重新建构人的生活,语言是一个重要角度。人们可以到语言的使用和表达方式中去重新认识自我,或者找到自己的偏离之处,或者重温人类特定语言活动中折射出的人文智慧。“对话”能给人带来与智慧牵手的体验,她的魅力对于当代德育来说是不可抗拒的,她引领着我们到道德教育受到歪曲的地方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这就是“对话德育”。相对于长久沉湎于“独语”逻辑的道德教育来说,对话德育可以寄托我们很多美好的希望,将当今人类崇尚的价值理念蕴含其中。“对话德育”意在将“对话”的精神贯穿于道德教育全过程。所以,文章的第一部分是对“对话”这个重要概念作“原型”的澄清、发生学的考量、活性分析和哲学意蕴的解读。“对话”并非等同于一般性的日常言说,也与非日常性言说中的辩论、商谈相区别,它是克服了“极权”倾向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是追求真理的人们最自由、最彻底、最无拘无束的交流与沟通。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在人类文明的源头,“对话”就是先民的生活方式,它将自由与秩序完美地合二为一；在人类个体中蕴藏着“对话”发生的心理始动力；“对话”作为一个社会事件也有其发生所必需的条件。“对话”的活性在于弃绝那些造成对立与隔绝的“边界”,开辟一个二元或多元并存、开放、互动的新地带。中国古代即有丰富的对话哲学思想。延续着前人的希望,“对话”已成为当代哲学的关键词。巴赫金的超语言学、从胡塞尔到梅洛·庞蒂的现象学、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以及存在主义阵营中的马丁·布伯、雅斯贝尔斯、哈贝马斯等思想家分别从不同角度诠释了对话的哲学意蕴,这些是对包括教育生活在内的人类生活的富有人性的策划,必将在教育、道德教育领域引起强烈的反思与回应。“对话德育”的构想是以社会生活为背景进行的。文章第二部分用“独语”和“对话”两个关键词对“对话德育”的时代背景进行了解析,以显示当代道德教育遭遇的困难和智慧求索都与社会大背景息息相关。人类的现代化进程以主客二分的独语逻辑将人类置于既不能感受到与自然界的联系也拒绝与他人心灵相通的“破碎化”危机,且前所未有地把人类带到一个多元文化相遇、碰撞的时代。对于这个全新意义上的互动体系的运行有追求绝对同质化的一元论、追求绝对异质性的二元论,还有“对话”这种实现超越与秩序的第三种方案。“对话”方案的优越性正被人们逐渐意识到,成为人类应对危机尤其是谋求共同归宿的最佳选择。从哲学角度讲,在道德教育方面做出何种选择取决于对于人性的理解。文章第三部分是对“独语德育”的检视,以分析和批判独语德育的逻辑和原理,在对“独语德育”的否定中明确“对话德育”努力的方向。在神学世界中,道德是或来自神、上帝或来自“天道”的律令,“人”是必须经过道德压模塑造的材质。在学会发出自己声音之前,道德先行地扼杀了人们发出自己声音的意识,使个体习惯于在道德生活中“失语”。神性德育即成为只需要听力和背诵、伴随着训斥与体罚的培养绝对服从者的教育。自近代以来,人类通过科学活动加快了认识物质世界的步伐,在品尝为世界“祛魅”的惊喜的同时发现了自己征服世界的力量,并将独语的“笛卡儿序”从科学世界带进人文世界。于是,“人”不再属于神性世界,但又承受起被科学“还原”的命运。道德成为客观知识,道德教育和科学教育一道把人当作等待加工的原材料。德育教师依然滔滔不绝,“人”仍旧无语。尽管遵循着不同的逻辑前提,但神性德育和知性德育都沿袭着“独语”的惯习。在传统社会,神性德育以个人的失败换取了社会的成功。在当代,一个人人可以发言的社会制度是民主社会的基石,道德教育在发展学生成为民主进程中一个批判的思想者和负责任的参与者的丰富潜能方面被寄予厚望。而且多元文化时代前所未有地将过去由哲学家思考的问题变成了几乎向每个人提出挑战的问题。由此可见,知性德育使个人和社会都无缘成为成功者。文章第四部分是关于“对话德育”的理论界说。“对话德育”立足于对“道德对话是可能的”和“道德教育与对话相契合”两个前提假设,对于这两个前提假设的论说实际上是对真理观和教育观的重新揭示与澄明。首先,人类长期受实体主义哲学支配,将真理视作绝对客观的“发现”,使道德真理具有独断主义、唯我独尊的性格特征,成为对于个体具有压迫性的强制性规范。对话德育坚信“创造性的真理观”,道德真理是人们在思想的相互碰撞、相互启发中最终形成的道德共识。道德对话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道德真理诞生的本真场景。其次,在人类教育的发祥地,道德教育与对话本源性地重合在一起。古老东方的孔子和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分别在对话中进行他们的道德教育,享受“有朋自远方来”之后对话交流、贡献真知灼见的快乐,点燃“相互理解的火焰”。他们也公开表达对道德教育的“赝品”——独语的、灌输的道德教育的否定态度,视之为与把人的视力植入失明的眼睛中一样荒诞的行为。这说明,自道德教育的诞生之日就开始了对话德育与独语德育的区分与角逐。虽然道德教育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独语德育”的历史,但终不能掩盖“道德教育与对话相契合”的事实和人们对“对话德育”的呼唤与探索。在当代,存在主义教育对“我——你”教育关系的谋划、边界教育学对师生作为边界跨越者的希望、被压迫者的教育学对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共同解放的追求等等是当代教育思想成果沉甸甸的积累,也是对“道德教育与对话相契合”的多维证明。确切地说,在今天,不是道德教育应该走向对话,而是应该回到对话,回到对话的道德教育就是“对话德育”。文章第五部分是对“对话德育”作为一种自由的教化实践的全面叙述。对话德育是一个贯穿着对话精神的开放——生成的道德教育模式。在对话德育的世界里,道德教育将重温其促进人的精神自由成长的本体承诺,重新找回“本真”的教育力量。力量总是与征服有关而带有暴力的成分,尤其在独语德育中,教育的力量是否定性的,它首先否定了受教育者作为人的资格和力量。其次,它赋予教师依制度性身份“独语”的权力,拒绝教师真实的“人”在教育场域出现。权力在教师一边,它使师生的心灵难以靠近也让教师经历着自身外在表现与内心世界的隔绝。对话德育坚信,道德教育的力量在真实的人与人之间,必须以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关系取代制度性关系。在对话德育的世界里,道德教育重获其道德的维度,成为一项在充盈着道德关系的共同体内进行的事业。道德教育历来被视作一项闪耀着人性光芒的事业,即使在它以“独语”成功地阻止个体发现自己和发现世界,使个人成为规规矩矩的“驯服者”和一个为上所用的“工具”之时也同样如此。但是,独语德育的道德性仅仅局限于其目的的道德性。如果说道德教育体现的是人们对好的生活方式的主动选择,那么道德教育的方式、过程本身也理应是这种好生活的体现。所以,对话德育要以道德的方式、通过道德的过程去达到理想的教育目标,其整个过程将充满自由、平等、共享和爱的伦理旨趣。在对话德育的世界里,师生共同成长。人的道德成长本是一个主体间的现象,道德自我的生成要通过主体间互动、互惠的“对话”过程,道德教育应该是一段师生双方共在、合作的经历。对话德育不仅赋予师生共同探索者的新角色,而且对教育成果的预期是师生的共同成长。道德教育不再是只为学生着想、只有学生受益的事情,而是师生在对话中一同攀登道德成长的新高度。

姚秀锋^[7]（2011）在《多疑与鲁迅的精神个性和文学创作》文中研究指明围绕着鲁迅的“多疑”这个话题,本文试图从思想特质、精神个性、文学创作三个维度对鲁迅的多疑进行观察和分析。第一章主要从鲁迅的逆向思维、思维的周延性、思维的联想性三方面分析多疑对鲁迅思维特质的影响和构建。本文认为多疑使鲁迅透过生活表象把握事物本质上二元对立的矛盾规律,形成了正面反观的逆向思维；而对事物的反复思考和质疑,又使得鲁迅的思维具有周延性特点,这也是鲁迅被评为“多疑”的重要原因所在;多疑还使得鲁迅思维具有联想性的特点,拥有丰富的联想力。第二章主要从祛魅意识和批判精神两个角度进行阐发,鲁迅的多疑和他的祛魅意识、批判精神有着紧密而深刻的联系。本文认为,血热的人生体验使得鲁迅以存在性/日常性经验作为自己观察和思考的基础和前提。与此同时,多疑的性格使鲁迅将存在性/日常性经验置于精神层面（形而上领域）进行思考,形成了穷尽事物真相的祛魅意识。祛魅意识是链接鲁迅血热生活和形而上领域的关键性纽带,当鲁迅从早期启蒙主义理论走出来,回归到存在性/日常性的思维上来,当他因多疑而建立起的祛魅意识出现的那一刻,独特的鲁迅世界也就诞生了。祛魅意识比现实主义、清醒现实主义等概念更能贴近鲁迅独特的精神个性。鲁迅的多疑和祛魅意识使鲁迅具有强烈而鲜明的批判精神,这种批判是全方位、彻底性的批判,既包括对外在社会万象、文化形态、个人命运的批判,也包括对自我世界以及自我意识本身的祛魅和批判。第三章主要从多疑与隐喻的设置、戏拟的运用、叙述者的设置三个角度,分析了多疑对鲁迅文学创作的影响。鲁迅的多疑气质和深厚的艺术涵养,使得鲁迅在隐喻的设置上呈现出丰富的联想力、精妙的构置力和鲜明的批判性；在戏拟手法的运用上从单一的修辞格拓展为深富文化意蕴的行文策略,并表现出独特而富有新意的寓意；在叙述者的设置上则呈现出反思性、批判性,叙述视角游移多变等特点。

钟通乐^[8]（2002）在《李海在关爱中得救》文中指出

二、李海在关爱中得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李海在关爱中得救（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圣愚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1912-1937年北京婢女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南北朝隋唐时期的报应观研究 ——基于《太平广记》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5）北美新移民文学的族性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对话德育论（论文提纲范文）

（7）多疑与鲁迅的精神个性和文学创作（论文提纲范文）

四、李海在关爱中得救（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圣愚形象研究[D]. 徐笑一. 东北师范大学, 2017(12)
• [2]分裂即拯救——评多丽丝·莱辛的《天黑前的夏天》[J]. 陈玲. 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2015(04)
• [3]1912-1937年北京婢女问题研究[D]. 张秀丽. 南开大学, 2014(04)
• [4]南北朝隋唐时期的报应观研究 ——基于《太平广记》的考察[D]. 周靖娴. 华东师范大学, 2013(12)
• [5]北美新移民文学的族性叙事研究[D]. 栗建勇. 广西民族大学, 2012(09)
• [6]对话德育论[D]. 方新文. 河北师范大学, 2011(10)
• [7]多疑与鲁迅的精神个性和文学创作[D]. 姚秀锋. 西南大学, 2011(10)
• [8]李海在关爱中得救[J]. 钟通乐. 中国农垦, 20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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