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苏北 花生价格不断上涨（论文文献综述）
王波,薛茂云[1]（2021）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江苏商业发展（1938—2021）》文中研究说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八路军、新四军先后挺进江苏地区展开抗日活动,江苏革命根据地在党的领导下建立了公营商业。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继续发展公营商业。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江苏商业先后经历了三年国民经济恢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建立国营商业、改革开放商业等时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创造了商业发展的奇迹。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江苏商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柳直[2]（2020）在《中共旅大经济重建研究（1945-1950）》文中研究指明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共工作重心由农村走向城市的重要转折期。多年的农村斗争环境使中共的城市经济管理经验近乎空白,因此,中共初入城市,如何做好城市经济建设工作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关于中共城市经济建设的研究,建国后的很丰富,解放战争时期的较少,且散见于城市接管研究中的经济管理部分。既无法展现历史的复杂面向,更看不到中共在初次接触城市经济时由稚嫩到成熟的成长过程。旅大作为中共最早接触的工业大城市,是中共进行经济管理的学习场所与试验场,为研究中共早期城市经济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因而,本文以中共旅大经济重建为研究对象,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厘清其经过、述析其得失、总结其经验,借以探究中共最初是如何探索与学习,掌握管理城市经济的能力。旅大作为中共领导下的特殊解放区,既负有改善当地民众生活的责任,还担负着支援前线战争的任务,这一切都离不开旅大生产的发展。然而,中共的经济重建面临着三个挑战。一是中共接手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乱摊子”。二是中共干部长期在农村工作,对管理工业城市非常陌生,缺乏经验。三是旅大正处于苏军军事管制之下,如何与苏军和睦相处,取得苏军的信任,以便顺利开展工作,是旅大中共需要面对的崭新的问题。旅大中共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克服困难,因地制宜地着手旅大经济重建工作。解决民众基本生活问题,安定民生是经济建设的第一步,也是一切经济工作的前提。解放之初,社会经济处于停顿和混乱状态,严重威胁着民众的生存。其时旅大有三至五万人经常处于失业与半饥饿状态,居住环境更是破败不堪。为此,旅大中共采取整顿粮市、开荒等方式增加粮食;组织无业贫妇和老弱病残等做鞋、织网以解决其生活出路;发动住宅调整运动使贫苦民众迁入新居。民生问题的解决,维护了社会稳定,使初入旅大的中共赢得了民众的信任。开动机器,开展工业生产既是保证本地民众充分就业的重要手段,亦是支援前线的内在需求。旅大中共与苏军充分沟通协商,从其手中陆续接收了一批日本遗留的大型工厂,先后克服了资金、技术、原料、管理等难题,恢复与发展了民用工业,组织与创办了军事工业。几年间,旅大中共大力发展公营工业,奖励与扶持私营工业,在中苏合营企业中虚心学习技术与管理经验。旅大工业生产逐步恢复,既保障了民众基本需求,大批军工产品又有力地支援了战争。旅大因港兴市,依靠外地粮食、原料的输入及加工品的输出得以发展并带动市内商业繁荣。可以说,对外贸易是旅大的生命线。解放之初,旅大对外受国民党封锁,海、陆交通断绝,市内摊贩充斥街头,奸商横行,市场秩序混乱。为此,旅大中共积极发展公营商业,保护与扶助正当私商,有计划地组织消费合作社以调剂市场,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同时,加强贸易管理,有计划地组织粮食与工业原料的进口及成品的推销。旅大商业步入正轨,保障了民生与生产的发展。作为苏军军管区,旅大的货币发行权掌握在苏军手中。由于红军票流通量过多,导致旅大物价不断上涨。为此,苏军决定实施货币“贴帖”,降低货币流通量以稳定币值。但是,效果并不显着,物价仍在缓慢增长。于是,随着东北全境解放,1948年11月中苏双方商定再次实行货币改革,以彻底解决物价与货币发行权问题。“关东币”的发行提高了币值,降低了物价,改善了民众生活。增强了中共的经济力量,为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提供了资金保障。同时也表明苏方对旅大的经济控制逐步松动,中共在经济领域的发言权得到提升。城市与乡村互相依赖,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乡村的支持。过去,旅大农民饱受殖民统治者与封建地富的双重剥削,亟需中共实行土地改革,改变生产关系。考虑到旅大多市郊农村的现实情况与苏军军管的特殊性,中共将调整土地分为两个阶段。建国前采取逐步削弱地富势力的方针;建国后,实施土地调剂。旅大土改成功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同时,为城市提供了充足的粮食、农副产品、工业原料等,并成为工业品的消费市场,促进了旅大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旅大作为中共最早尝试经济建设的大工业城市,对初来乍到的中共来说,是城市新环境。中共面临着管理大工业的挑战,没有现成的经验可用,也找不到模式可以模仿。旅大中共边摸索边学习,经过四年多的建设,成效显着。经济上,农业生产逐年提高,工业恢复到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规模与水平,商业与贸易日渐繁荣,物价稳步下降,失业现象被彻底消灭,民众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经济性质上,基本确立了以公营企业为主导,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而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也使旅大成为新中国生产型城市的典型。中共在旅大的经济重建表明,在中共早期城市经济建设中,干部要转换思想,与时俱进。既要根据当地的情况与特点,采取适当的方式推行中共的经济政策,将发展工业生产作为经济工作重点。又要积极开展方针政策宣传、妥善照顾各阶层利益以获得民众的理解与支持,为经济重建提供保障。
廖伯寿[3]（2020）在《我国花生生产发展现状与潜力分析》文中研究指明我国花生生产与消费近十年来持续增长,2018年总产量和花生油产量分别达到创纪录的1733万吨和294万吨,在国内油料作物中花生的总产量、总产值、单产水平、单位面积产油量、单位面积种植效益、国际竞争力等方面存在诸多比较优势。本文除全面总结全国花生生产与利用进展外,还概述了花生对食物安全的保障作用、科技创新对花生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讨论了花生生产存在的问题和发展潜力,并对未来花生产业发展目标和主要对策提出了若干建议。
刘柠玮[4]（2020）在《民用燃料业与上海社会1926-1949》文中提出上海民用燃料业是上海居民赖以烹饪煮食,维持生计的行业,对于上海居民日常生活的维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上海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行业之一。本文的研究对象即为近代上海民用燃料销售行业及其从业群体,如柴炭业、树柴业、草柴业、机制煤球业等。煤柴燃料是近代上海居民最重要的生活燃料,煤柴燃料都严重依赖外部供应,及水路运输,其中柴类燃料主要依靠江浙沪间密集的水网以内河航运为主的方式运达上海,而煤燃料主要通过铁路运输与海运结合的方式进行运送,在煤炭产地可先通过北宁、平绥、平汉、津浦铁路等铁路系统将其运送至相应港口再辅之以海运航线运达上海,海运运输路线有天津-上海线,秦皇岛-上海线,连云港-上海线,石臼-上海线等六条航线。上海的民用燃料业如草柴业早在明代便已出现,但其发展一直相对缓慢,直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才获得较快发展。因民用燃料业为煤柴行业的总称,内含多个行业,同时民用燃料也是居民生活必须品,故该业的发展本身具备一定的复杂性,尤其是在三十年代后,上海民用燃料业的发展更是如同当时中国的局势一样跌宕起伏,有的在曲折中发展,有的在困境中坚守,也有的一蹶不振,总体而言,在这一时期内,民用燃料业的总体发展呈现出的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波澜曲折的状态。民用燃料业的经营形态也颇具特色,柴类行业和煤业无论在交易方式上还是店铺规模上都体现出了较大的差异。柴类行业主要以代客经销和自产自销的方式进行交易,而煤业尤其是煤球业主要依靠栈单交易和随批随卖的方式进行交易。柴类行业店铺规模总体来说远小于煤球业,只有在资本组织形式上相差不大,都分为独资、合资和股份有限公司三种类型,在不同的柴类行业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如第一段所述,煤柴燃料的运输方式及线路决定了产地因素和交通运输的顺畅情况直接关系到近代上海民用燃料供应的稳定与否。二十年代中期以后,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及日本不断加强的对华侵略,尤其是对华北的侵略干扰到了上海民用燃料的运输,上海民用燃料的供应出现了失调,华北乃煤炭大宗产地,故首先煤炭供应出现了短缺。此一时期柴类燃料的供应未受明显影响,但抗日战争爆发后,柴类燃料产区受到战火袭扰,煤柴燃料皆出现了短缺,此后直到解放前,上海民用燃料供应都未能恢复正常水平。民用燃料供应不稳定首先影响的便是居民的生计,普通居民不得不节衣缩食,节省开支,生活成本提高,娱乐活动及用电受限等问题困扰着上海普通居民,熟水店业及浴室业等相关行业也受到消极的影响。对于民用燃料出现的失调,同业公会,商会及政府一致努力,根据各自能力分别从疏解来源、统一分配、政策支持等多个层面发力,勉力维持民用燃料的供应,这对于稳定燃料市场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战争这一外部大环境始终无法改变,造成了任何措施都无法从根本上实现民用燃料的稳定供应。综上,通过对1926-1949年这一时期上海民用燃料业的考察,不仅可以反映民用燃料业的基本概貌,更能丰富对近代上海居民生活百态的研究。本文依据上海市档案馆的有关档案、上海及其他地区地方志史料、文史资料,民国报刊及出版物和相关的论文着作,以民国时期上海民用燃料业及其从业群体为主要研究对象,对近代上海民用燃料业进行全面的梳理,既能够了解行业的发展,行业从业群体的特征,也可以从民用燃料业的视角出发,贴近居民日常生活最基本的方面,更加细致深入的探讨战争背景下的上海社会运转体制,居民生活状态与生活面貌等。从而直观贴切的展现行业组织与社会、政府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吴盛杰[5]（2020）在《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文中研究指明本文采用“中观”的视角,以1949年以后南京地区城乡商业的变革为中心,尝试考察新中国建立初期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详细情况及驱动要素。建政前,商业在南京的经济结构中占比很大,工业占比则较小。新政权建立后,提出了要将“消费的南京转向生产的南京”的总体目标。在这一基本方针的指导下,新政权逐步对南京城乡商业的结构和形态进行了重构。首先,新政权通过打击投机、稳定金融物价等措施逐步建立了新的经济秩序,与此同时,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南京的消费商业迅速衰落,新政权则乘势展开了对城乡商业的初步改造。急剧的变化使得私营商业一度陷入困境,经过政策调整以及广泛的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城乡商业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朝鲜战争时期,由于加工订货的增多,私营商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然而随着“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这一进程被打断,且相比于私营工业,私营商业在运动中受到了更大的冲击。新政权则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展开对南京城乡商业系统的重构,南京市的经济结构自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后,南京首先根据中央的政策淘汰了私营批发商,其次由于市场大环境的变化,从统购统销的几个行业开始,私营零售商也逐渐接受改造。及至1956年开始的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南京的社会商业走向全面的公有化,但过快改造打乱了商业系统的运行,给城乡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因此不得不再次回到市场机制。本文以南京地区的报刊、档案资料为主,结合其他相关文献资料,在关注国家政策的制定的同时,也详细考察了南京市新政权对政策的执行情况。通过这个过程,本文展示了地方社会经济变革中的复杂性,特别是在私营商业的改造之外,也注意到了公营商业的发展及其在地方社会经济变革中的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与过往学术界关于新中国初期政治经济变革研究中的一些观点展开对话,并提出政治考量是驱动地方经济变革的主要因素。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绪论、正文和结语。其中正文部分共八章。第一章主要论述中共占领南京之后在南京建立新的社会经济秩序的过程,其中重点考察了中共接管大城市的经济政策的形成过程以及在南京的执行情况。第二章主要论述新政权对南京社会商业进行的初步改造,其中重点考察了针对南京市社会商业的具体情况,新政权在私营商业改造、城乡物资交流和工商关系的变革上所具体施行的办法。第三章主要论述第一次商业调整政策出台的背景、方案及其在南京推行过程中的实际情况。第四章主要论述朝鲜战争开始后,南京市新政权面对战时状况对社会商业方面的问题所作的处理。第五章主要论述南京的“三反”“五反”运动及其对社会商业变革产生的巨大影响。第六章主要考察南京地区地方国营商业推行经济核算制,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成果与问题。第七章主要论述在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后,南京市新政权对私营批发商、私营零售商的改造过程,以及在城乡推行粮食统购统销的过程及其一系列的影响。第八章主要考察在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到来后,中央政府、南京市新政权与南京私商、小商小贩之间的三方互动及其结果。
冯佳[6]（2019）在《1942-1943年中原大灾荒与中国共产党的应对》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42-1943年中原大灾荒发生在敌后抗战进入极端困难的时期。此次灾荒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次极其严重的灾荒,持续时间之久、波及范围之广、灾害种类之繁令人震惊。为何这场灾荒前后历时两年并造成如此巨灾,其中不仅包含着自然因素,而且包含着复杂的社会因素。这场灾荒深刻影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数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如何救灾以及能否救灾,直接关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生存发展以及政权的稳固,更关乎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兴衰成败。“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救助灾荒作为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极大重视。在领导根据地政府和军民救助中原大灾荒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将救助灾荒视为责无旁贷的政治任务与历史使命,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救灾思想中的精髓,沿袭了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的救灾机制与程序,而且将救灾上升到政治高度,将其视为凝聚民心、改造农村、促进社会变革、激发抗战决心的重要抓手。中国共产党领导政府和军民以生产自救为根本原则,舍弃了“政府包办”的依赖型救灾体制,将治标措施与治本措施结合起来,采取了以积极生产为主、政府帮助为辅、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社会化救灾模式,从而帮助军民成功抗击了灾荒,使党政军民关系更加和谐融洽,并促进了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救灾的成功也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群众基础,同时为当前开展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参考与借鉴。全文分为绪论与正文两个部分:绪论部分包括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中原大灾荒的学术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相关概念界定以及创新点与难点。正文总共包括六部分内容:第一章:灾情概述。介绍了中原大灾荒的受灾区域以及自然灾害种类。此次灾荒涉及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北平、陕西、安徽北部、湖北北部等黄河中下游的广泛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受到极大影响。灾荒具有时代背景复杂、受灾区域广泛、灾种循环相生等特点。形成灾荒的原因包括自然因素、日军侵略、国民政府迟缓救灾等自然原因与社会原因。此次灾荒对人口、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造成严重影响。第二章:中国共产党采取的应急救灾举措。灾荒发生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党和政府立即采取宣传动员、发放粮款、减免税负、社会互济、节约募捐等应急救灾举措,这些“治标”措施对于遏制灾荒蔓延、缓解灾情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章:中国共产党采取的发展救灾举措。抗日民主根据地党和政府在采取“治标”措施的同时,认为要想从根本上激发群众战胜灾荒的内生动力,必须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他们自发进行生产自救。因此,中国共产党带领政府和军民采取了兴修水利、抢种补种、发展纺织、建立合作社等“治本”措施,从而逐渐形成了标本兼治的救灾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救灾效果。第四章:党政、社会体制与救灾。根据地在进行建设的过程中,陆续开展了整风、精兵简政、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等运动,这些运动虽然不是专门针对救助灾荒而开展的,但是促进了救灾工作的顺利开展,间接起到了利于救灾工作的效果。第五章:中国共产党领导救助中原大灾荒的成效、特点与现实启示。经过不懈努力,中国共产党领导政府和军民战胜了灾荒,保证了军民的基本生活,稳定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社会秩序,并推动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物质基础与群众基础。这次救荒的主要特点是从应急救灾转向生产救荒、从单一政府救灾转向动员群众广泛参与、从单纯救济转向服务抗战大局。这次救荒也为当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与宝贵的财富。
卫平光[7]（2019）在《全面抗战时期江西难民移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迅速占领中国大片国土,大量难民自战区逃出,汇聚后方各大城市和交通线,不仅给脆弱的战时经济造成巨大压力,也给本已混乱不堪的社会秩序带来冲击。难民在逃亡过程中,因战争、饥饿、疾病等造成的伤亡不计其数。与此同时,战争导致中国工农业生产下滑,军糈民食发生严重困难。救济难民、发展生产,是收拢人心,鼓舞士气,共同抗敌的需要。国民政府迅速对难民实施救济,协助其撤退到后方安全区域,逐步确立“寓救济于生产”的方针,安排难民从事各种生产事业,以促使难民尽快自给自足,减少消耗。在众多救济难民的措施中,难民移垦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制度设计。战时中国工业不甚发达,荒地比比皆是。比较而言,垦荒无需特殊技能,能容纳大量人口,且农耕生活也更加稳定持久。国民政府为从根本上解决难民生活问题,确定以垦荒为配置难民的中心工作。1938年10月15日,国民政府颁布《非常时期难民移垦规则》,战时难民移垦事业正式启动。行政院指定中央振济委员会、经济部、内政部、财政部组成“中央主管垦务机关”,负责移送难民垦荒。“中央主管垦务机关”一方面制订政策法规,直接筹设国营垦区,移送难民垦荒;另一方面督导各省政府和社会团体参与其中。国营垦区制度是国民政府为救济难民,在总结我国历史上屯垦制度基础上,参考苏联集体农场的做法,创立的新型垦殖经营模式。为了协助难民发展生产,国民政府给予移垦难民许多特殊的优待政策,比如提供大量生产和生活资金。其中,生活费为无息贷款,生产费为长期的低息贷款;移垦难民免除3年兵役;垦民将所分配荒地开垦后,取得永久耕作权,免交土地税5-8年,等等。在国民政府的鼓励和督促下,难民移垦事业迅速发展,形成了国营、省营和民营三种经营模式。国营垦场由国民政府主办,省营垦场由各省政府主办,两者统称公营垦场,资金由政府统筹。民营垦场由难民组织、慈善团体或者农业公司等主办,资金主要靠自筹解决。江西难民移垦起步较早,组织有序,成效显着。1938年7月,江西省政府成立垦务处,负责江西难民移垦工作。省垦务处主要在荒地面积较大区域筹设垦场（省营垦场）,以便集中安置难民,实施规模经营。省营垦场采取集团农场制经营,其特征是土地公有、共同生产、合作经营、共同分配。集团农场制是一种集体生产和合作经营相结合的新型生产经营模式,目的在于发挥大规模集团化生产的优势,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集团农场制有合耕制和分耕制两种模式,省垦务处初期采用集团合耕制,后因弊端较多而改为集团分耕制。在督促垦区生产的同时,省垦务处还在各垦场设立诊所,筹办垦民学校,训练垦民壮丁,建立垦区防卫武装。省垦务处通过改变垦民落后的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激发垦民的民族国家观念和抗日情绪,提高垦民的生产积极性,改善垦民的生活环境。江西有大量零星荒地因不适合筹设垦场而闲置,省垦务处也无力将所有符合条件的难民全部组织垦荒。为此,省振济会选择部分符合条件的难民,移送各县开垦零星荒地。省振济会所举办难民移垦以分散垦殖为原则,不集中设立垦场,不成立专门管理机关,难民编入各区乡镇保甲管理。江西难民零块垦殖主要由省振济会负责实施,省垦务处负责技术指导,各县政府负责荒地勘查、划拨、垦民管理和给养筹措。与此同时,各难民组织和民间慈善团体也陆续组织难民垦荒自救。民间团体移送难民垦荒,须向省垦务处登记,接受省垦务处的管理和指导。自1942年起,垦务被列为江西地方自治要政,垦殖事业的发展开始同地方行政系统相扣合,运用行政力量普遍推动。省营垦场从初期的快速扩张,逐渐进入到巩固发展阶段,不再大规模招收难民,垦务转而以利用民间资本普遍推行为原则,民营垦殖事业发展迅速。这其中,由中国红十字会国际救济委员会发起成立的战区难民移殖协会,移送了数千难民到江西垦荒,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是战时江西最大的民营垦殖团体。民营垦殖虽然数量较多,但大多规模狭小。由于得不到政府的经费和技术支持,加上自身管理不善,民营垦殖场大多困难重重。国营垦务方面,“中央主管垦务机关”是一个多部门联合的协调议事机构,因事权不专,成立两年多仅在陕西设立国营垦区两处,安置难民2万人左右。鉴于农业对于抗战建国至关重要,国民政府于1940年成立农林部,以发展农业生产。1941年初,农林部设立垦务总局,负责战时垦务行政,全国难民移垦事业自此划归垦务总局办理,国营垦务自此得到快速推进。垦务总局首先在江西安福县设立国营垦区一处,招收难民垦荒。此外,垦务总局还陆续在四川、甘肃、西康、河南、福建等省设立国营垦区,移送难民开垦荒地。国营垦区有固定的经费预算和较好的人才、技术力量,大多发展较快,多数垦民在经过一两年耕作后,陆续自给自足,实现预定救济的目标。随着战局趋稳,难民潮开始回落,难民移垦不再是政府垦务工作的重心。1945年初,国民政府为节省经费,支持抗战,将农林部垦务总局及所属各国营垦区全部裁撤,垦务移交地方政府办理。抗战胜利后,政府不再给予移垦难民特殊优待,难民垦场与普通垦场并无二致,垦民见家乡收复,大多弃垦返乡。省垦务处只得对各垦场进行归并调整,以图维持,难民移垦事业无形结束。总计抗战时期,省垦务处共设立垦场61个,招收难民1.6万余人,开垦荒地7万余亩,生产稻谷80余万石。省垦务处督导、协助成立民营垦殖团体125个,移垦难民1.9万余人,开垦荒地11万余亩。农林部在江西安福垦区设立垦场9个,招收垦民4 400余人,开垦荒地1.8万余亩。难民移垦兼具救济难民和发展生产的双重目的,是一项十分积极有效的政策。但在实施这一政策的过程中,国民政府未能有效处理好相关方的权力和利益划分,遭到了基层社会的不同程度的抵制,对垦务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地方政府强令垦民编入地方保甲组织,遭到垦民和垦务机关的一致反对。地方政府和垦务机关为此展开的持久争论,实质上是对垦区管辖权的争夺。垦民编入地方保甲后,优待措施不能执行,利益受到损害,阻碍垦务发展。垦民与土着人民之间因土地、水权、林权等问题产生的矛盾,加深了土客之间的猜忌与对抗,地方势力阻垦排外之风不断。在垦场内部,各垦场管理员掌管经济大权,部分垦场管理员经常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侵犯垦民权利,造成垦务管理人员与垦民关系的紧张。省垦务处对此既缺乏有效监督,又处置不力,导致违法乱纪现象蔓延。如此种种,恶化了垦区的社会生态,垦民因谋生不易,陆续退垦或潜逃。在国民政府“救济难民、发展生产、抗战建国”宏大目标下,移垦各方权力和利益格局的差异,导致矛盾和冲突的发生,而垦务机关和垦民的弱势地位决定了在这场博弈中的不利结局。难民移垦政策在施行过程中屡遭基层社会的抵制和曲解,造成了政策的扭曲和变形,显示了民国基层政治与社会的混乱。国民政府为实施难民移垦,建立了科层化的垦务管理体系,首创公营垦区制度（国营和省营垦区）,并在垦区实行集团耕作制和贷款制,在土地政策、兵役政策、租税政策和农业生产经营制度等方面进行了许多重要的改革。公营垦区制度的创立,是国民政府在农业生产经营方面重要的制度创新,推动了民国农业现代化的转型。在抗战的特殊环境下,国民政府难民移垦的组织、实施和管理仍能恪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循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律和原则,值得肯定。当然,受人力、物力和财力的限制,垦荒所能救济的难民数量有限。在实现从“难民——垦民——居民”转化的过程中,受旧有的政治体制和经济社会环境的制约,垦务政策的推行遭遇诸多障碍,移垦难民屡屡弃垦他去,江西省政府力图通过难民移垦调节人口分布的目的并未完全达到。总之,战时难民移垦政策的推行,救济了部分难民,推动了垦殖事业的发展,为社会救济探索了一条积极可行的道路,更为争取抗战胜利贡献了积极力量。
陈艳君[8]（2018）在《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研究（1877—1937）》文中研究说明悠久的社会历史、丰富的自然资源、发达的商品经济和传统手工业为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奠定了历史基础。清末民国时期,人地矛盾造成的生存压力及政府的提倡推动了皖南手工业在传统基础上向近代转型。本文综合运用历史文献学方法、比较研究法、案例研究法及历史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分析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的历史基础与驱动因素,考察技术转型、组织形式的近代化、结构变革、转型的特征、有限突破,客观总结转型过程中存在的障碍,力图复原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的历史图景,为皖南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历史借鉴。皖南手工业的技术转型主要包含技术科学化和科学技术化两个方面。手工业由经验型技术向科学型技术转型的技术科学化不仅表现为手工业文本数量的增长,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文本中科技含量的增加方面,尤其以制茶业、纺织业和文房四宝业最为显着。随着手工业技术逐渐由经验型上升为科学理论型,其技术传承方式和操作方式都发生了转变,主要体现为新式职业技术教育的兴起和生产设备的革新。新式职业技术教育在学科设置上不断细化,培养了一批技术人员。生产设备的革新以安庆土布业的生产工具改良、芜湖碾米业的新式动力设备引进及向机器生产的转化最为引人注目。生产工具的改良、新式动力机器的引进以及向机器生产的转化,使皖南手工业在生产力形态上与传统手工业区别开来。皖南手工业的组织形式转型主要包括生产组织形式和行业组织形式两个方面。在生产组织形式方面,以家庭手工业、手工作坊和工场以及合作制最为突出。家庭手工业在近代皖南尤其是乡村地区广泛存在,并逐渐改变了传统的自给自足状态,与市场联系日益密切,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在家庭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作坊、工场手工业大量涌现,行业分布广泛,大多规模较小,小本经营,内部分工明确,促进了手工业的专业化发展。在合作制手工业方面,祁门茶叶合作社是典型代表。然而,由于在实际业务的进行过程中过多注重“运”、“销”环节,对“产”、“制”环节的关注明显不足,银行和洋商趁机取巧图利,成为最终受益者,忽视了最底层的茶农的利益,也就不可能改良茶叶品质,更不可能复兴红茶。在手工业行业组织形式方面,传统行会逐渐被新兴同业公会及工会代替。在劳资纠纷中,代表雇主的同业公会与代表雇工的工会的团体谈判,大多能达成团体协议。即便不能达成一致,在第三方的调处下,也能减少对抗,促进纠纷解决,有利于手工业生产的稳定与发展。但同业公会及工会处在政府的严密监管中,只是披上了新式行业组织的外衣,传统行业组织的积习依然存在。在洋货以及国产机制品的冲击下,皖南手工业的生存环境发生了改变,行业结构变革加剧。首先,纺纱业、染料业、炼钢业、制丝业等传统行业在机器工业的冲击下逐渐衰落。其次,机器工业对传统手工业的冲击具有局部性和复杂性,织布业、榨油业、造纸业、制烟业等传统行业在机器工业的冲击下守住部分市场份额而继续艰难发展;铁、铜、锡器制造业,竹木加工业,砖瓦业,石业,陶瓷业等传统行业未受到机器工业的冲击而徘徊于固有轨道;徽墨业、宣纸业、舒簟业及罗经业等传统特色行业在时代的变迁中勉力维持。再次,皖南手工业获得了发展的新机遇,以祁红为代表的出口型手工业深受国际市场主导和影响;针织、铅石印刷、皂烛、火柴、化妆品等新兴行业从国外引进后与皖南实际相结合而改用手工生产。因此,除少数传统行业走向衰落,近代皖南手工业还是有所发展的,一些行业在一定程度上对生产设备、生产原料及产品品种等进行了改良和革新,不断增强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尤其是各地出现了一些新的行业,出现了某些近代因素。皖南手工业的近代转型彰显出总体发展迟缓及不平衡的特征。首先,皖南手工业的近代转型在技术科学化、技术传承方式、技术操作方式等方面均明显滞后于苏南地区,苏南在文本数量及科技含量、实业教育及职业教育、机器化或半机器化的规模及程度等方面相对于皖南占据优势。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区位与交通条件、社会力量的推动、基础电力工业的支持有着特别重要的影响。其次,具体到皖南区域内部,鲜明地显现出转型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既表现在地域和行业上,也表现在生产者身份的主体化与技术的边缘化、外贸优势与内销不足等方面。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取得了一些突破,主要体现在手工业功能的拓展,即手工业对农业的较强的后向联系效应及满足多元消费需求。但皖南手工业在近代转型过程中,面临一系列的障碍,包括交逼而来的天灾人祸,苛捐杂税的暴敛、商业资本的压榨等多方盘剥,管理主体及生产主体的观念制约,教育制度和社会环境导致的教育不振。由于众多障碍性因素的掣肘,皖南手工业的近代转型取得的突破十分有限。
吴怀军[9]（2017）在《地方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研究 ——基于江苏省种植业的实证分析》文中认为财政支农政策作为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应该得到合理的贯彻和执行。改进政府的财政支农政策,努力推动“三农”问题早日解决,不仅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同时也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江苏省既是东部地区经济发达省份之一,也是粮食主产区和农业大省,江苏农村经济的平稳和繁荣,不仅关系到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全国经济的稳定和粮食安全也具有重要意义。江苏通常可划分为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这与全国东部、中部、西部的梯度发展特征非常相似,因此江苏省财政支农政策存在的诸多问题在全国也有一定的普遍性,需要在理论上进行针对性的研究。国家财政对“三农”的支持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分类,2007年实行的财政收支分类改革导致财政支农支出划分口径和内容发生重大变化,前后数据不具备可比性和连续性。理论上财政支农支出会全面影响农业生产,并可进行总量、结构与区域的优化配置,不过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虽然较多,但由于数据制约缺乏针对支农政策最新变化的详细分析。基于上述背景,本文以江苏省财政支农支出为研究对象,通过政府财政部门获得各项原始数据,实证分析其对农业种植业生产的促进作用,为科学制定财政支农政策和高效利用资金提供政策建议。本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阐述:本文首先从经济学角度对财政支农支出进行深入分析。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同时面临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冲击,而且正外部性和公共产品特征显着,在社会资源配置中也处于不利地位,因此需要财政资金的大力支持。财政支农支出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核心理论依据是财政支出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根据内生增长理论可以构建财政支农支出规模、结构和区域配置的具体理论框架。在深入分析财政支农不同支出项目作用机制的基础上,本文总结借鉴了各国财政支农政策的成功经验与教训。论文第二部分是江苏省财政支农支出的规模配置分析。江苏省财政支农政策近年来取得了一系列进步,但从支农广度和深度方面分析,投入规模相对于农村实际需求仍存在较大缺口。在构建理论模型基础上,研究发现财政支农支出的规模达到最优时边际产出为1,而计算发现江苏省目前仍高于1,支农规模配置的效率需要改进,未来还应进一步提高支农投入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努力达到40%以上的最佳标准。论文第三部分是江苏省财政支农支出的结构配置分析。为了有效促进农业经济增长,不同类别的支农支出必须与各自的产出弹性相适应,实际中则需要重点关注正向影响显着的支农项目。实证研究发现江苏省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种植业经济增长产生了明显的促进与带动作用,其中农业补贴和农业合作经营的正向影响最为显着,农田建设保护和农业技术推广的作用效果相对弱些,而农业综合开发没有明显促进作用。最后对重点支农项目进行进一步分析研究。发现农业补贴作用效果总体较好,未来应该重点关注农业生产资料与技术补贴、农业生产保险补贴等优势项目,同时适当照顾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弱势项目。另外政府财政用于支持合作社发展的支出,对于种植业生产的正向影响也很明显,但由于资金支持规模限制其弹性系数还比较小,没有充分发挥其潜在影响效应,未来仍需加强重视。论文第四部分是江苏省财政支农支出的区域配置分析。江苏省苏中、苏北地区的财政支农政策已取得很大进步,但支农力度和深度相比于苏南仍然差距明显,呈现“南高北低”的基本格局。根据财政支农投入不平衡指数和人均财政支农投入加权离差系数,以及泰尔指数的计算结果,目前江苏省区域财政支农投入的地区差距正在趋于缩小。江苏省财政支农支出可以参考制度经济学中的“适应性效率”标准进行政策模式选择,省级财政层面未来应该进一步加强对苏中、苏北地区的照顾和扶持,同时各地区根据资金需求和作用机制进行优化配置,保持总体平衡前提下积极增加五类支农支出中正向影响效应比较显着的支农项目。论文最后是财政支农支出的绩效评价与技术效率研究。江苏省财政支农资金的管理运用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综合使用主观分析的层次分析法和客观评价的数据包络分析法可得出准确判断。AHP模型结果表明江苏省财政支农支出绩效水平并不高,仍存在改进优化的空间,各市各地区绩效表现不尽相同,体现了各自的地方特色和政策差异。从总体情况看,苏中、苏北地区目前相对领先苏南地区。DEA模型结果表明江苏省财政支农支出同时存在结构失当和规模失衡问题,主要是规模效率与纯技术效率不匹配导致了技术效率低下。未来既要根据投影分析得到的松弛变量进行结构调整,也要根据所处规模报酬阶段进行规模调整。根据上述研究结果,本文提出相应政策建议:高度重视规模配置,积极增加财政支农投入规模,加大对苏中、苏北地区的政策支持;在科学优化结构配置基础上,积极推行农业生产补贴政策改革,努力提升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质量和层次;加强财政支农支出在区域间的优化配置,根据各地实际因地制宜,选择科学灵活的运作模式;强化财政支农支出的监督管理与科学运用体系,努力提高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
唐惠燕[10]（2014）在《基于GIS江苏种植结构演变研究（1949-2011）》文中认为江苏地处长江三角洲,气候属于暖温带向亚热带过渡地区,兼具南北农业的种植特点,历史形成苏南、苏中、苏北三个区域差异明显的地区。1949年以来,江苏农业发展跨越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各30年左右两个完全不同体制的时期,经济发展经历整体不太发达到部分地区快速发展、部分地区发展较慢这样区域不平衡的过程,时间跨度长,空间差异性大,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农业种植业也发生了显着变化。本文基于1949-2011共63年与江苏省农业种植相关的大量数据,借助地理信息系统（GIS）空间分析工具,在可视化展示主要农作物不同时期播种面积和产量的空间分布和重心迁移的基础上,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江苏农业种植结构的演变特点和驱动因素,为江苏或其他地区农业宏观发展提供参考,也为新型信息工具GIS在农业历史领域的研究供实证。1、确定统一的数据采集规范,建立基于GIS农业种植信息专题数据库。以2011年江苏行政区划为依据,按照地级市和县域归属为基本单元进行数据收集和整理规范,形成1949-2011共63年13个地级市75个县域单元与农作物种植相关的数据集,基于GIS建立江苏省农业种植信息专题数据库,经过规范的数据量达20万个。2、基于宏观层面的农业重大政策调整和微观层面的种植多样性指数变化,对江苏农业种植结构进行历史分期。江苏在1949-2011年间,农业种植结构整体以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为主,棉花、油菜、大豆等经济作物和油料作物为辅。近30年,由于食物消费的改变,蔬菜、瓜果类作物种植面积不断增加。63年间通过政策宏观调控和市场经济的引导,农业生产虽然基本满足了人类生活需要,但作为农业生态系统的作物多样性指数整体则呈下降趋势。3、基于GIS可视化展示江苏主要农作物种植面积和产量的空间分布,显示自给自足的农业种植格局逐渐向区域化特色化方向发展。水稻、小麦、油菜、棉花、蔬菜等5种作物GIS空间分布组图显示出63年间各种作物不一样的空间变化特征,显示出自给自足的农业种植格局逐渐打破,区域化特色化种植模式逐渐形成。以水稻为例,水稻GIS组图显示江苏水稻种植呈现两个阶段性区域性转移,由以南方地区为主逐渐向全省性种植转移,市场经济的发展又导致水稻种植向北方地区转移。主要农作物在政策宏观调控和市场经济的引导下逐渐形成区域化特色化的种植特点。4、基于GIS可视化展示江苏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和总产量空间重心的演变轨迹,显示出苏北地区已经成为江苏的农业重心。在定量计算各个时段空间重心的基础上,根据精确的地理坐标基于GIS可视化展示水稻、小麦、棉花、油菜、蔬菜等作物播种面积和总产量的演变轨迹。以水稻为例,播种面积63年间空间重心的迁移轨迹为：镇江扬中市三茅镇扬子东路——扬州江都市十三圩——老圩—五圩——邓家庄——秦庄—横桥——高邮市萧家庄——郑家——陈西——黎家厦——宝应县周庄——任庄。所有作物均显示整体向北迁移的演变轨迹,表明苏北地区已经成为江苏的农业重心。5、探讨江苏主要农作物种植结构演变与人口、经济、政策、科技和环境相关因素的相互关系,运用相关性计量研究了农作物种植与人口和经济之间的关联程度。人口的高增长是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种植驱动的最重要因素。对1949-2011年江苏粮食、油料等总产量与江苏总人口数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江苏总人口数与江苏粮食总产量、油料总产量呈0.01水平极显着相关,相关系数为0.933、0.875,显示粮食作物和油料作物与人口的增长关系密切。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或差异是形成各种作物空间重心区域性变迁的重要原因,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对农业在三产中的结构和地位会产生影响。对1952-2011年苏南、苏中、苏北各地区GDP与水稻总产量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苏南地区GDP与水稻总产量呈0.01水平显着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506,而苏北地区和苏中地区GDP与水稻总产量呈0.01水平显着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692,0.550。农业政策因素对江苏种植结构格局变化影响很大,显示出政策的强大调控力量,但对不同收入地区促进存在差异,体现在对苏北、低收入地区的促进作用较强,对苏南、相对高收入地区的促进作用较弱。另外耕地资源的短缺决定了农业总产的提高主要依靠作物单产水平的提高,而环境因素和科技进步是影响作物单产增长的主要因素。人口的压力导致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指数整体呈下降的趋势,只有降低人口总量,减少对土地的需求,才能真正形成多样性的农业种植系统。实证研究表明：GIS空间分析工具,为拥有大量的、历时较长的、可靠的历史数据进行动态可视化研究,提供了一种方法的选择。
二、苏北 花生价格不断上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苏北 花生价格不断上涨（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江苏商业发展（1938—2021）（论文提纲范文）
| 一、江苏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公营商业 |
| （一）苏北区公营商业 |
| 1. 淮海区公营商业 |
| 2. 盐阜区公营商业 |
| （二）苏中区公营商业 |
| （三）淮南区公营商业 |
| （四）苏南区公营商业 |
| （五）淮北区公营商业 |
| 二、三年国民经济恢复和对资本主义商业改造时期的江苏商业 |
| （一）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
| 1. 建立商业行政机构 |
| 2. 平息三次大的商业投机活动 |
| （二）对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
| 三、全面建立国营和集体所有制经济时期的江苏商业 |
| （一）“大跃进”时期的江苏商业 |
| （二）经济调整时期的江苏商业 |
| （三）“文化大革命”中的江苏商业 |
| 四、改革开放时期的江苏商业 |
| （一）江苏商业改革开放历程 |
| （二）江苏商业改革开放成果 |
| 1. 社会经济效益发生了重大变化 |
| 2. 商贸流通经济成分发生了重大变化 |
| 3. 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 |
| 五、江苏商业发展展望 |
| （一）坚持服务江苏“强富美高”的改革开放大局 |
| （二）抓住“一带一路”等历史性机遇不断发展 |
| （三）不断完善商贸流通体制 |
| （四）平衡区域经济，振兴农村市场 |
（2）中共旅大经济重建研究（1945-195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学术史评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点和难点 |
| 第一章 解放初期旅大经济困境 |
| 第一节 中共旅大政权之建立 |
| 一、“旅大”简介 |
| 二、苏军进驻旅大 |
| 三、中共建党建政 |
| 第二节 历史遗产与新生问题 |
| 一、殖民地城市经济遗产 |
| 二、诸多棘手的经济问题 |
| 第三节 重建经济的挑战 |
| 一、苏军接收后的旅大经济 |
| 二、管理城市经验的稚嫩 |
| 三、不得不考虑的苏联因素 |
| 第二章 保障民生:解决民众基本生存问题 |
| 第一节 整顿粮市和开荒增产 |
| 一、整顿市场以规范粮市 |
| 二、开垦荒地以增加粮产 |
| 第二节 为贫困民众创造就业机会 |
| 一、订购军鞋——为无业妇女谋生计 |
| 二、生产自救——为失业工人找出路 |
| 第三节 调整住宅为民安居 |
| 一、两级分化的居住场所 |
| 二、调剂优劣住房的努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重建工业:民用与军需并重 |
| 第一节 恢复与发展民用工业 |
| 一、工业停废与市场旺需 |
| 二、适时整顿公营和私营工业 |
| 三、民用工业成绩检视 |
| 第二节 发展军工企业满足军需 |
| 一、解放战争提出的新任务 |
| 二、军工企业的贡献与经验 |
| 第四章 商业探索:服务生活与生产 |
| 第一节 整顿畸形繁荣的市场 |
| 一、混乱无序的低端商业 |
| 二、多方整顿成效初显 |
| 第二节 创办消费合作社的新举措 |
| 一、创建与整理 |
| 二、成效与不足 |
| 第三节 促外贸服务生活与生产 |
| 一、贸易对旅大的重要性 |
| 二、促进外贸的举措与成效 |
| 第五章 货币改革:为经济重建护航 |
| 第一节 第一次币改——货币“贴帖” |
| 一、解放前后旅大货币金融状况与问题 |
| 二、货币“贴帖”过程 |
| 第二节 第二次币改——关东币改革 |
| 一、改革的背景 |
| 二、币改经过与问题处理 |
| 第三节 货币改革的影响 |
| 一、对旅大经济的作用 |
| 二、经济之外的多重效应 |
| 第六章 市郊土改:发展农村与服务城市 |
| 第一节 建国前的温和土改 |
| 一、土改的特殊背景 |
| 二、削弱地富土地和调整雇佣关系 |
| 第二节 建国初期的土改深化——土地调剂 |
| 一、进一步土改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
| 二、土地调剂的运作与博弈 |
| 第三节 土地改革成效 |
| 一、旅大农村土改的经济绩效 |
| 二、土改对旅大城市的影响 |
| 结语 |
| 一、旅大经济重建成绩 |
| (一) 经济层面 |
| (二) 经济之外层面 |
| 二、经济重建的经验 |
| (一) 稳固政权是前提 |
| (二) 对苏关系是基础 |
| (三) 工业建设是重点 |
| (四) 宣传动员是推力 |
| (五) 统一战线是法宝 |
| (六) 干部思想是保障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我国花生生产发展现状与潜力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1 花生生产与加工利用发展现状 |
| 1.1 种植面积稳中有升 |
| 1.2 单产水平持续提高 |
| 1.3 总产保持连续增长 |
| 1.4 种植效益总体较好 |
| 1.5 价格波动趋于频繁 |
| 1.6 加工利用平稳发展 |
| 1.7 进出口格局发生显着变化 |
| 2 花生在保障食物安全和农业生产良性循环中的作用 |
| 2.1 花生在保障植物油供给中的作用 |
| 2.2 花生在改善膳食结构中的作用 |
| 2.3 花生在促进农业生产良性循环中的作用 |
| 3 科技创新对花生生产发展的支撑作用 |
| 3.1 花生新品种培育 |
| 3.2 花生高效栽培技术 |
| 3.3 花生绿色植保技术 |
| 3.4 花生机械化生产技术 |
| 3.5 花生加工利用与增值技术 |
| 3.6 高油酸花生产业化 |
| 4 花生产业的限制因素与发展潜力 |
| 4.1 产业综合优势 |
| 4.2 存在主要问题 |
| 4.2.1 政策支持不够 |
| 4.2.2供给能力不足 |
| 4.2.3 品质亟待提升 |
| 4.2.4 质量安全风险凸显 |
| 4.2.5 机械化进程滞后 |
| 4.2.6 综合利用不够 |
| 4.3 发展方向与潜力 |
| 5 新时期发展花生产业的主要对策 |
| 5.1 强化政策支持 |
| 5.2 深化科技创新 |
| 5.3 建设生产基地 |
| 5.4 推进加工流通 |
（4）民用燃料业与上海社会1926-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三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近代上海民用燃料业基本概况 |
| 第一节 上海民用燃料的来源及种类 |
| 一 燃料来源及种类 |
| 二 运输网络 |
| 第二节 上海民用燃料业的发展脉络与城市布局 |
| 一 煤柴行业的缘起 |
| 二 煤柴行业的发展 |
| 三 煤柴行业的城市空间分布 |
| 第三节 上海民用燃料业的经营形态 |
| 一 各具特色的交易方式 |
| 二 层次不齐的店铺规模 |
| 三 大致相同的资本组织形式 |
| 四 燃料业行业特点 |
| 小结 |
| 第二章 民用燃料同业组织及从业群体 |
| 第一节 煤球业同业公会 |
| 一 煤球业同业公会的建立 |
| 二 煤球业同业公会规章制度 |
| 第二节 柴类行业同业公会 |
| 一 柴类行业同业公会的建立 |
| 二 柴类行业同业公会的规章制度 |
| 第三节 民用燃料业从业群体结构分析 |
| 一 籍贯组成 |
| 二 文化水平 |
| 三 年龄结构 |
| 小结 |
| 第三章 1920-1940 年代民用燃料供给的间歇性失调 |
| 第一节 民用燃料间歇失调的原因 |
| 一 政局动荡阻碍柴煤运输 |
| 二 商家囤积及“柴炭组合”的勒索 |
| 第二节 民用燃料的使用、失调产生的消极状况 |
| 一 污染生活环境 |
| 二 居民用电受限、生活成本提高 |
| 三 影响熟水业、浴室业 |
| 小结 |
| 第四章 战时燃料失调的各方应对及矛盾 |
| 第一节 抗战结束前各方稳定民用燃料供给的举措 |
| 一 燃料业公会与政府、商会疏通煤柴来源 |
| 二 政府、商会成立煤炭统制机构 |
| 三 煤球业平卖煤球、抑制黑市 |
| 第二节 抗战后政府、燃料业对民用燃料的保障 |
| 一 对社会各阶层实施配煤 |
| 二 政府鼓励柴类运输 |
| 第三节 燃料业与政府的矛盾 |
| 一 煤球成本提高与当局的限价 |
| 二 树柴业对政府并业的抑制 |
| 三 增拨煤源与当局私配煤斤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 |
| (二)报刊资料 |
| (三)文史资料及地方志类 |
| (四)着作 |
| (五)论文 |
| 致谢 |
（5）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资料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四、几个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建立南京城市经济的新秩序 |
| 第一节 中共接管城市的经济政策 |
| 第二节 南京市新政权的建立 |
| 第三节 建立市场和金融的新秩序 |
| 第四节 增加财政收入的措施 |
| 第二章 城乡商业的初步改造 |
| 第一节 中共中央的商业政策 |
| 第二节 南京公营商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第三节 私营商业的初步改造 |
| 第四节 城乡交流与商业转型 |
| 第五节 重塑工商关系 |
| 第三章 南京的第一次商业调整 |
| 第一节 第一次商业调整的背景 |
| 第二节 中共中央调整商业的政策 |
| 第三节 南京调整商业的过程 |
| 第四节 南京调整商业后的情况 |
| 第四章 抗美援朝时期的商业与政治 |
| 第一节 战时经济政策及其在南京的执行 |
| 第二节 公营贸易体系的发展 |
| 第三节 战争动员对社会商业的影响 |
| 第五章 “三反”“五反”运动与商业的转型 |
| 第一节 “三反”运动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
| 第二节 工商界的“五反”运动 |
| 第三节 “五反”运动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
| 第四节 第二次商业调整 |
| 第六章 国营商业走向计划经济模式 |
| 第一节 国营商业推行经济核算制 |
| 第二节 全面推行经济核算制的难点与问题 |
| 第三节 国营商业向计划经济的过渡 |
| 第四节 国营商业体制的继续变革 |
| 第七章 私营商业与自由市场的改造 |
| 第一节 改造私营批发商 |
| 第二节 粮食的统购统销与市场的剧变 |
| 第三节 国家资本主义与私营零售商的改造 |
| 第八章 走向全面公私合营 |
| 第一节 突如其来的全面公私合营 |
| 第二节 对私营工商业者的改造 |
| 第三节 对小商小贩的改造 |
| 第四节 “反冒进”与市场的回归 |
| 结语 |
| 一、“中观”视角下地方社会经济变革的复杂性 |
| 二、政治驱动:商业改造中的决定性要素 |
| 三、南京社会经济变革中的一般性与特殊性 |
| 参考资料 |
| 后记 |
（6）1942-1943年中原大灾荒与中国共产党的应对（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 |
| 二、相关研究回顾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相关概念界定 |
| 五、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1942-1943 年中原大灾荒概述 |
| 第一节 中原大灾荒灾情概述 |
| 一、受灾区域概况 |
| 二、根据地灾情严重 |
| 第二节 中原大灾荒的特点 |
| 一、灾荒背景复杂 |
| 二、涉灾地域异常辽阔 |
| 三、灾害循环相生 |
| 第三节 中原大灾荒形成的原因 |
| 一、自然因素 |
| 二、日本的侵略战争 |
| 三、国民政府迟缓救灾 |
| 第四节 中原大灾荒造成的影响 |
| 一、对人口的影响 |
| 二、对经济的影响 |
| 三、对社会的影响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的救灾思想与“治标”救灾举措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救灾思想回顾 |
| 一、救灾思想的起源 |
| 二、救灾体制 |
| 第二节 宣传动员 |
| 一、救灾前的宣传动员 |
| 二、救灾中的宣传动员 |
| 第三节 筹粮赈灾 |
| 一、赈济粮款 |
| 二、组织借粮 |
| 三、开展对敌粮食斗争 |
| 第四节 减轻税负 |
| 一、减免公粮 |
| 二、减租减息 |
| 第五节 节约募捐与准备代食 |
| 一、节约募捐 |
| 二、准备代食 |
| 第六节 处理灾荒引发的社会问题 |
| 一、救助移民难民 |
| 二、开展卫生防疫 |
| 三、处理偷窃问题 |
| 四、惩治贪污腐败 |
| 第三章 “治本”救灾举措 |
| 第一节 创造农业生产条件 |
| 一、兴修水利 |
| 二、发展合作社 |
| 三、开展捕蝗运动 |
| 第二节 发展农业生产 |
| 一、抢种补种农作物 |
| 二、开展大生产运动 |
| 第三节 发展副业 |
| 一、发展纺织业 |
| 二、发展家庭副业 |
| 第四节 开展赎地救人运动 |
| 一、开展赎地运动 |
| 二、开展救人运动 |
| 第四章 党政、社会体制、民生运动与救灾 |
| 第一节 加强政权建设以赢得阶级认同 |
| 第二节 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以提高统领能力 |
| 第三节 精兵简政以减轻人民负担 |
| 第四节 开展民生运动以推动社会革新 |
| 第五章 救灾之成效、特点与经验 |
| 第一节 主要成效 |
| 一、成功度过灾荒 |
| 二、推动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 |
| 三、增进党群、干群、军民的关系 |
| 四、战胜困难的能力得到提升 |
| 第二节 主要特点 |
| 一、从应急救灾转向生产救荒 |
| 二、从单一政府救灾转向动员群众广泛参与 |
| 三、从单纯救济灾民转向服务抗战大局 |
| 第三节 现实启示 |
| 一、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
| 二、坚持党的领导是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 |
| 三、倡导以“自立更生、生产救灾”为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根本策略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7）全面抗战时期江西难民移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综述 |
| 三、论述思路与分析框架 |
| 四、主要学术创新与不足 |
| 五、资料述评 |
| 六、概念界定及相关说明 |
| 第一章 战时难民移垦制度的建立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难民移垦政策的形成 |
| 一、战前中国的垦殖政策与实践 |
| 二、积极救济方针的确立 |
| 三、难民移垦的决策过程 |
| 第二节 江西垦务的发展背景 |
| 一、江西的垦殖环境 |
| 二、战时江西的难民救济 |
| 第三节 江西难民移垦制度的建立 |
| 一、垦务的规划与设计 |
| 二、垦务管理体系的建立 |
| 三、“委员制”和“处长制”之比较 |
| 第二章 寓赈于垦——难民移垦事业的发轫 |
| 第一节 身份的转变:从难民到垦民 |
| 一、垦民的选收 |
| 二、垦民的人口学分析 |
| 三、垦民的给养 |
| 第二节 垦殖资金的筹措与使用 |
| 一、垦殖资金的筹措 |
| 二、垦殖资金贷放与监管 |
| 第三节 垦场的生产与经营 |
| 一、荒地调查与地权清理 |
| 二、集团合耕制的实施 |
| 三、从合耕制到分耕制——垦殖经营制度的变革 |
| 四、省营垦场的生产绩效 |
| 第四节 垦区社会事业 |
| 一、垦民教育 |
| 二、医疗与卫生 |
| 三、垦区安全建设 |
| 第三章 多头并举——难民移垦的普遍推行 |
| 第一节 战时各县垦务的实施 |
| 一、地方自治与各县垦务的推动 |
| 二、各县难民零块垦殖 |
| 第二节 救济粤东难民运动 |
| 一、赣粤合作,共济难民 |
| 二、移民垦荒,救扶并举 |
| 三、从难民到居民:庄义刊的难民生活 |
| 第三节 战时江西的民营垦殖 |
| 一、江西民营垦殖概况 |
| 二、战区难民移殖协会 |
| 三、民营垦殖之困 |
| 四、江西公私营垦殖绩效 |
| 第四节 垦务管理之弊 |
| 一、南丰康都场:营私舞弊,贻误生产 |
| 二、吉安大白垦殖场:亏空公款,卷款潜逃 |
| 三、管理员张一帆:以权谋私,垦务废弛 |
| 四、泰和沿溪渡垦殖场:挪用公款,冒名顶替 |
| 五、管理员王壮飞:假公济私,杀人灭口 |
| 第四章 国营垦务的实施及其政策调整 |
| 第一节 国营垦务的实施 |
| 一、农林部垦务总局的成立 |
| 二、战时国营垦务的推行 |
| 第二节 江西安福垦区的筹设与发展 |
| 一、安福垦区的筹设 |
| 二、垦民选收及其困境 |
| 三、垦民生活重建 |
| 四、垦区生产与经营 |
| 第三节 归于沉寂——难民移垦事业的结束 |
| 一、战时垦务重心的转移 |
| 二、安福垦区接收困局 |
| 三、农林部垦务总局的裁撤 |
| 四、江西难民移垦事业的归并与调整 |
| 第五章 战时的国家、社会与垦民 |
| 第一节 保甲制度的强行移植 |
| 一、民国江西保甲制度的实施 |
| 二、难民入垦与地方保甲的矛盾 |
| 三、垦民“特编保甲”的实施 |
| 四、尘埃落定——垦民保甲问题的终结 |
| 第二节 土客关系及其调适 |
| 一、土客矛盾的产生 |
| 二、土客冲突下的垦民与地方社会 |
| 三、土客关系的调适 |
| 第三节 垦民弃垦及其应对 |
| 一、垦民弃垦原因分析 |
| 二、垦务机关的应对 |
| 结语: 战时江西难民移垦的作用、特点及其困境 |
| 附表 |
| 参考文献 |
（8）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研究（1877—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方法与基本框架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历史基础与驱动因素 |
| 第一节 历史地理概况 |
| 一、社会历史概况 |
| 二、地理资源概况 |
| 三、商品经济概况 |
| 第二节 前近代皖南手工业概况 |
| 一、制茶业 |
| 二、纺织业 |
| 三、文房四宝业 |
| 四、其他行业 |
| 第三节 驱动因素 |
| 一、人地矛盾与生存压力 |
| 二、地方政府的提倡 |
| 小结 |
| 第二章 技术转型 |
| 第一节 技术的科学化 |
| 一、手工业文本的增长 |
| 二、制茶业生产技术的科学化趋势 |
| 三、纺织业生产技术的科学化趋势 |
| 四、文房四宝业生产技术的科学化趋势 |
| 第二节 技术传承方式的转变 |
| 一、传统学徒制概况 |
| 二、实业教育 |
| 三、职业教育 |
| 四、私立静仁职业学校个案研究 |
| 第三节 生产设备的革新 |
| 一、传统生产工具的改良 |
| 二、新式动力设备的引进 |
| 三、向机器生产的转化 |
| 小结 |
| 第三章 组织形式的近代化 |
| 第一节 生产组织形式的多元化 |
| 一、家庭手工业 |
| 二、作坊、工场手工业 |
| 三、合作制手工业——以祁门茶叶合作社为中心 |
| 第二节 行业组织的演变 |
| 一、行会 |
| 二、同业公会 |
| 三、工会 |
| 小结 |
| 第四章 结构变革 |
| 第一节 机器工业冲击下逐渐衰落的行业 |
| 一、纺纱业 |
| 二、染料业 |
| 三、炼钢业 |
| 四、制丝业 |
| 第二节 被侵占部分市场而继续发展的行业 |
| 一、织布业 |
| 二、榨油业 |
| 三、造纸业 |
| 四、制烟业 |
| 第三节 未受到机器工业冲击而徘徊于固有轨道的行业 |
| 一、概况 |
| 二、铁、铜、锡器制造业 |
| 三、竹木加工业 |
| 四、砖瓦业 |
| 五、陶瓷业 |
| 第四节 勉力维持的传统特色行业 |
| 一、徽墨业 |
| 二、宣纸业 |
| 三、舒簟业 |
| 四、罗经业 |
| 第五节 国际市场影响下的出口型手工业——以祁红为对象的考察 |
| 第六节 新兴手工业 |
| 一、针织业 |
| 二、铅石印刷业 |
| 三、皂烛业 |
| 四、火柴业 |
| 五、化妆品业 |
| 小结 |
| 第五章 近代转型的特征 |
| 第一节 转型的迟缓——基于皖南与苏南的比较 |
| 一、差距之比较分析 |
| 二、原因之比较分析 |
| 第二节 近代转型的不平衡 |
| 一、地域的不平衡 |
| 二、行业的不平衡 |
| 三、生产者身份主体化与技术边缘化 |
| 四、外贸优势与内销不足 |
| 小结 |
| 第六章 有限突破与多重障碍 |
| 第一节 手工业功能的拓展 |
| 一、后向联系农业 |
| 二、满足多元消费 |
| 第二节 多重障碍 |
| 一、天灾人祸 |
| 二、多方盘剥 |
| 三、观念制约 |
| 四、教育不振 |
| 小结 |
| 余论 |
| 一、手工业近代转型的最大瓶颈 |
| 二、近代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
| 三、近代手工业的发展前景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 附录 |
| 后记 |
（9）地方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研究 ——基于江苏省种植业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言 |
| 1.1 选题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假说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假说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主要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技术路线与数据来源 |
| 1.4.1 技术路线图 |
| 1.4.2 数据来源 |
| 1.5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5.1 可能的创新 |
| 1.5.2 存在的不足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市场失灵理论和需求管理理论 |
| 2.1.2 经济增长理论 |
| 2.1.3 公共产品理论 |
| 2.1.4 农业投资理论 |
| 2.1.5 公共财政理论 |
| 2.1.6 新公共管理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财政支农支出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 |
| 2.2.2 财政支农支出绩效评价的相关研究 |
| 2.2.3 文献评述 |
| 3 财政支农支出的经济学分析 |
| 3.1 核心概念的界定 |
| 3.1.1 财政支农支出 |
| 3.1.2 农业生产 |
| 3.1.3 农民 |
| 3.1.4 财政支农支出的绩效 |
| 3.2 政府财政支持农业发展的必要性分析 |
| 3.2.1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 |
| 3.2.2 农业是弱质产业,面临着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冲击 |
| 3.2.3 农业生产的正外部性和公共产品特征非常显着 |
| 3.2.4 农业部门投资回报低,在社会资源配置中处于不利地位 |
| 3.3 财政支农支出促进农业种植业生产的理论分析 |
| 3.3.1 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框架 |
| 3.3.2 基于凯恩斯主义IS-LM模型的分析 |
| 3.3.3 基于凯恩斯主义AD-AS模型的分析 |
| 3.4 财政支农支出不同分项支出的作用机制分析 |
| 3.5 财政支农政策的国际经验借鉴 |
| 3.5.1 WTO《农业协议》及国内支持规则 |
| 3.5.2 发达国家的财政支农政策 |
| 3.5.3 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支农政策 |
| 3.5.4 国外财政支农政策的经验借鉴与启示 |
| 3.6 本章小结 |
| 4 江苏省财政支农支出的规模配置分析 |
| 4.1 江苏省财政支农支出的总量变化 |
| 4.2 江苏省财政支农总量存在的不足与问题 |
| 4.3 江苏省财政支农支出的最优规模配置 |
| 4.3.1 理论模型的构建 |
| 4.3.2 数据处理与计量分析 |
| 4.3.3 最优规模配置的判断 |
| 4.4 本章小结 |
| 5 江苏省财政支农支出的结构配置分析 |
| 5.1 江苏省财政支农支出的结构变化及其不足 |
| 5.2 江苏省财政支农支出促进农业种植业生产的最优结构配置 |
| 5.2.1 理论模型的推导 |
| 5.2.2 实证模型的构建 |
| 5.2.3 数据处理与变量说明 |
| 5.2.4 面板数据模型 |
| 5.2.5 实证分析模型估计结果 |
| 5.2.6 财政改革前后实证结果的对比分析 |
| 5.2.7 估计结果讨论与结构配置效率的判断 |
| 5.3 农业补贴支出视角下种植业生产的技术效率分析 |
| 5.3.1 农业生产补贴政策现状 |
| 5.3.2 种植业生产效率测算的研究方法 |
| 5.3.3 效率测算SFA模型估计结果与讨论 |
| 5.3.4 农业补贴视角下技术效率的比较与分析 |
| 5.4 农业合作经营支出对种植业生产的影响 |
| 5.4.1 江苏省专业合作社发展现状 |
| 5.4.2 模型设定 |
| 5.4.3 实证分析模型估计结果 |
| 5.4.4 模型结果讨论 |
| 5.5 本章小结 |
| 6 江苏省财政支农支出的区域配置分析 |
| 6.1 江苏省区域财政支农投入的空间格局 |
| 6.1.1 江苏省区域划分与地区发展差异 |
| 6.1.2 江苏省区域财政支农投入的空间非均衡分布 |
| 6.2 江苏省区域财政支农投入的地区差距:指标度量与结构分解 |
| 6.2.1 江苏省区域财政支农投入力度的地区差距及其变动趋势 |
| 6.2.2 江苏省区域财政支农投入规模的地区差距及其变动趋势 |
| 6.2.3 江苏省区域财政支农投入地区差距的结构分解 |
| 6.3 江苏省财政支农支出促进农业种植业生产的区域配置分析 |
| 6.3.1 基于制度经济学视角的江苏省财政支农支出区域配置的效率优化 |
| 6.3.2 财政支农支出影响效应的区域差异与区域配置效率的判断 |
| 6.4 本章小结 |
| 7 江苏省财政支农支出的绩效与技术效率 |
| 7.1 江苏省财政支农支出政策效果的现状分析 |
| 7.2 基于AHP模型的江苏省财政支农支出绩效评价研究 |
| 7.2.1 层次分析法(AHP) |
| 7.2.2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7.2.3 构造判断矩阵、权重计算与一致性检验 |
| 7.2.4 代入指标数值进行支农绩效的具体测算与结果讨论 |
| 7.3 基于DEA模型的江苏省财政支农支出技术效率分析 |
| 7.3.1 数据包络分析法(DEA) |
| 7.3.2 江苏省财政支农支出的技术效率 |
| 7.3.3 江苏省财政支农支出的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 |
| 7.3.4 江苏省财政支农支出的规模报酬阶段与投入产出投影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8 全文总结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10）基于GIS江苏种植结构演变研究（1949-2011）（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的历史学研究现状 |
| (二) 种植结构演变及相关影响因素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内容及创新点 |
| (一) 研究内容 |
| (二) 创新点 |
| (三) 可能存在的问题 |
| 第一章 区域选择、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第一节 研究区域 |
| 一、自然经济条件 |
| 二、农业发展历史 |
| 三、研究区域行政区划变迁 |
| 第二节 数据来源及整理 |
| 一、数据来源 |
| 二、数据处理和规范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及研究路径 |
| 一、地理信息系统及其数据库的建立 |
| 二、基于GIS的时空格局展示方法 |
| 三、基于GIS的空间重心计算方法及变迁轨迹图制作方法 |
| 四、相关性分析方法 |
| 五、研究路径 |
| 第二章 江苏农业种植结构的变化特征 |
| 第一节 整体情况 |
| 第二节 粮食作物 |
| 一、水稻 |
| 二、小麦 |
| 三、大麦 |
| 四、玉米 |
| 第三节 油料作物 |
| 一、大豆 |
| 二、油菜 |
| 三、花生 |
| 第四节 纤维作物(棉花) |
| 第五节 园艺作物 |
| 第六节 其他作物 |
| 第三章 江苏种植结构发展的历史分期 |
| 第一节 基于农业宏观政策调整进行的历史分期 |
| 第二节 基于多样性指数进行的历史分期 |
| 第四章 基于GIS江苏主要农作物的空间变迁 |
| 第一节 粮食作物(水稻、小麦) |
| 一、水稻 |
| 二、小麦 |
| 第二节 油料作物(油菜) |
| 第三节 纤维作物(棉花) |
| 第四节 园艺作物(蔬菜) |
| 第五节 主要农作物空间变迁的相互关系分析 |
| 第五章 江苏种植结构演变动因分析 |
| 第一节 政策因素 |
| 第二节 人口因素 |
| 第三节 经济因素 |
| 第四节 科技因素 |
| 第五节 环境因素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历史启示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历史启示 |
| 第三节 基于GIS的历史学研究前景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四、苏北 花生价格不断上涨（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江苏商业发展（1938—2021）[J]. 王波,薛茂云. 时代经贸, 2021(05)
- [2]中共旅大经济重建研究（1945-1950）[D]. 柳直. 山东大学, 2020(04)
- [3]我国花生生产发展现状与潜力分析[J]. 廖伯寿. 中国油料作物学报, 2020(02)
- [4]民用燃料业与上海社会1926-1949[D]. 刘柠玮.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5]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D]. 吴盛杰. 南京大学, 2020(12)
- [6]1942-1943年中原大灾荒与中国共产党的应对[D]. 冯佳.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7]全面抗战时期江西难民移垦研究[D]. 卫平光. 南京大学, 2019(01)
- [8]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研究（1877—1937）[D]. 陈艳君. 苏州大学, 2018(01)
- [9]地方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研究 ——基于江苏省种植业的实证分析[D]. 吴怀军. 南京农业大学, 2017(07)
- [10]基于GIS江苏种植结构演变研究（1949-2011）[D]. 唐惠燕. 南京农业大学, 201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