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福利水平指数评价效率的研究——兼与蔡增正先生商榷（论文文献综述）
张鹏[1]（2020）在《居民福利水平测度、评价及其提升路径研究》文中指出居民福利可以被视为一种关乎社会公正的理念,是居民生活、收入、教育和社会保障等诸多民生状况的综合体现,居民福利水平提升不仅关系到每个人的福祉,还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运行效率,为此,居民福利问题倍受各级政府和广大民众所关注。因此,开展居民福利测度、评价与提升路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拟在对居民福利进行界定并对其形成、评价与提升机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通过居民福利水平测度、评价以及提升路径分析模型的构建和相关实证分析工作的开展,来寻找居民福利水平的提升路径,为我国居民福利水平的提升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基于这一目的,本文依据阿玛蒂亚·森可行能力理论对居民福利的概念进行了重新定义;并据此对居民福利的形成机制、评价机制和提升机制进行了分析和梳理;然后在此基础上分别构建了居民福利水平测度、评价和提升路径分析模型体系;最后经模型变量的数据定义、数据采集与整理,对我国城镇居民福利水平进行了测度、评价和提升路径实证分析。根据实证分析,本文得出了如下三个结论:（1）近20年来我国城镇居民福利水平处于平稳上升状态。（2）近20年来我国城镇居民福利水平的变动总体趋势是合理的,但也有部分年份呈现不合理状态。（3）相对于居民福利水平提升的要求,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教育投入水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这三个可行能力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依据上述结论,为进一步提升我国城镇居民福利水平,建议:（1）减税、增效并举,努力提升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2）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不断提升我国人均教育投入水平（3）通过供给侧改革的深化,促使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进一步提升
张鹏[2]（2019）在《石家庄市居民福利水平测度、评价和提升路径分析》文中研究指明GDP在反映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水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GDP不能完全涵盖反映社会福利的所有指标,需要对居民福利水平进行综合评价。本文参考一般居民福利测算模型,借鉴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和行为经济学的思想构建居民福利的测度、评价和提升路径模型对石家庄市居民福利水平进行测度、评价并找到其提升路径,为石家庄市居民福利水平的提高提供理论依据。
高崇渊[3]（2019）在《社会工作视域下儿童福利指数的效用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儿童作为社会中的特殊群体,仍存在很多凸显的问题,学术界针对儿童福利状况相关的研究也与日增多。2007年民政部提出的我国社会福利发展方向由“补缺型”向“适度普惠型”过渡,这标志着我国儿童福利发展的新方向,研究的重心也逐步由儿童生存层面转到了多层次,儿童发展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让更多学者以及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转移到如何提升儿童福利的整体水平上来。近年来,国外在儿童福利方面的研究围绕“儿童福利指数”,展开了关于儿童各方面指标的全面衡量,从而影响社会政策导向,推动儿童福利的发展。尽管我国在儿童福利指数方面的研究尚浅,但其他层面福利指数的研究在我国早已展开,这也反映了福利指数其本身的现实意义在我国的体现,因此,儿童福利指数的研究在此阶段显得尤为必要。本文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调查中0-15岁少儿为对象,分析探讨了儿童福利指数指标影响因素以及对我国儿童福利指数进行了测算。依据儿童福利指数影响因素,结合国外在此方面较为成熟的研究案例和我国大型社会调查中的儿童部分,构建了我国儿童福利指数指标体系。文章还着重研究了儿童福利指数的计算模型,通过该测量方法可以具体计算出儿童福利指数得分。此外,通过对我国各省份儿童福利指数的分析,研究结果可以给有关儿童的社会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以实现提高我国儿童福利水平,为促进我国儿童福利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朱东北[4]（2018）在《民国合法工会研究》文中提出我国素来以农为本,工人及工会是“近代性”产生的重要底色。受近代社会转型进程影响,工人数量不断增加,权益意识与日俱增,逐渐成为规模庞大的新生力量。清末民初传统社会崩塌后,各业工会开始普遍发展,无可避免地成为20世纪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重要环节。其中,1924-1949年,合法工会是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其演变可分为发轫、重构、转型、复建四个时期。这个发展轨迹与城市社会的形成紧密联系,又与乡村社会的变迁不可分割,是传统中国社会内部变迁和接纳世界潮流相互结合的产物,是改造中国社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也是呈现多种社会人群近代化互动关系的载体。从实际情形看,工人加入行帮,主要由寻求庇护”心理促成。对于工会发展来讲,自发需要党治的引导,党治也会与自发相契合,两种趋向呈现了排斥与融合的历史轨迹。在执政与革命并行的时期,虽各地应有多样性的组织样本,工会的纵向、横向架构已具雏形,工会组织形态既符合政党对工运动员需要,也是现实经济产业结构平衡的结果。针对劳资纠纷及衍生的治安问题,依照“全民党”定位及工会法规,国民党形成了由党部、政府主管官署以及工商团体共同参与的调解机制。与此同时,工会活动家群体处于工会运转的枢纽地位,对工会组织与运行的重要性日益显着。在工会及活动家的努力下,边际工人群体从传统的偏重于人情援助向组织援助演变,与旧式联合的区别在于,合法工会不仅致力于所属成员的“互利共济”,也注意从社会公益角度开展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处于新兴社会组织的萌芽的时期,民国工会扮演着十分丰富的角色。国民党按照党部指导,政府监督的二元管理模式构建基层社会。在中央以民众训练委员会、民训部指导全国组织治理,国民政府则组成工商部、实业部,对工会进行事务性管理,并先后对全国工会及会员人数进行了调查统计,各地党务指导委员会、民训会也对本地工会进行整理。在全国范围内,国民党前所未有地改变了工会缺乏法律依据的状况。当然,也有必要从“法制”进程与“法治”形态两个方面,考察合法工会面临的存在空间。通过工会化的数量考察,可以了解工会运行的全貌。这一进程中所限定的工会形态分析其合法角色、职能的阶段性变迁,工会管理程序确立,与工会变革形成互动,通过对不同时期工会,以及成员资格、属性、名额作为分析指标,以及职工会、总工会、厂工会个案,可以看出合法工会稳定中改革、改革为了更好的稳定特征。民国社会的转型,不仅意味着“人”的近代化,也意味着“群”的近代化。普通工会中工会领导人与会员有鲜明的分化特征。研究的问题有二:一是工会参与者群体的人格化回归;二是他们所从事的以“公共性”为特征的社会生活空间,揭示工人日常组织生活的会务及问题。就特别系统而言,全国性及关乎国计民生的产业,铁路、海员、矿务、邮务、电务五个国营企业准许组织特种工会。研究将揭示特种工会结构网络扩展化、以及工会成员资格划分取向。通过特种工会与普通工会的对比,形成趋于完整的结论支撑与提升。另外,以铁路基层事务所为个案,分析其组织形态及人员构成,检验特种工会运行机制的效度。劳动争议中工会形成了独特的运行机制。通过通则式与个案式的解释模式,阐述劳资争议事件的工会处境与活动,这种分析可为最后论断提供复证。按照劳资协调的原则,国民党希望在劳方与资方之间达成协调,而不偏向于任何一方,具体为有限罢工与工厂检查办法。劳资调解仲裁体制得以初建,但在实际的运行中逐渐被边缘化,这个假设将为劳资关系提供进一步研究的视野。在此之下,合法工会寻求多样的“斗争手法”,以建立政治互信与足够的合法空间,诸如撇清与“非法”的关联,寻求会员维持与社会援助、团体之间的联络接洽、制度参与、党政请愿,等。抗战爆发以后,为缔造健全的工会体系,国民党实施强制工会化办法。理监事的上层活动与会员心态在团结对外情境中日益脱节。即便在抗战特定情境下,工会同群感及活动具有差异性,工会与“工合”的配合并不顺畅,因对现实情形不同的认知及反思,工会参与者分为强制派与教育派,结果是强制派与中枢意图共同促进了工会发展进入了历史性误区。从互动关系看,中央社会部改隶行政院,地方党部则改为党团形式对工会发挥指导作用。危机环境的国家与工人的互动,体现在工训的进行,及国家策动技术的调适,这些考察趋向于证明抗战时期工会发展仍然偏离国家意志之外。在基层,工会组织的“逆化”日益外显,为求得私利,滥用工会的职业控制权,形成变相的摊派,名利之争下的工会权位,地方总工会,以私沽权,以权生利,已完全不在法度之内。工会不免沦为执行工具与“权斗”砝码,工人的自主性抵制选择以一种不被察觉的方式存在及延续。战后,工会数量及会员数量达到了新的高度,而国民党与工人却日渐疏远。出于对内整合,对外联络需要,国民政府着手重建“全国总工会”。与此同时,大力推动地方工会的组建,一方面限于战前管理体制,另一方面又由于战时体制遗留,促使工会发展处于一个前后“混淆”的畸形空间之中,工会虽名义上是国家治理的参与者,但作为工人的合法代表者,它的民主化基础不足、发展有限。从考察看,并非每个工人都具备参加工会活动需要相应的能力与意愿,这导致工会日常会务参与的不平衡。地方党部的工会参选更为实用主义,在此基础上构建的高级民主,难以名副其实。从国家与社会关系来看,合法工会的最终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发展过程,现代为表,传统为里,成为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缩影。民国时期,合法工会作为政府许可的“法人”,担负着主张和维护工人的正当权益的角色,也承接政府劳动施政,国民党训练民众的功能,不仅救济失业,调解工人纠纷,也承接工人教育,引导工人文娱生活。在经费允许的情况下,兴建了各类工人福利设施。从更广阔的视角看,作为工人群体专门性的近代社团,民国工会也开始向公共领域扩张,不仅参与从业者准入,维护行业秩序,也提倡现代意识,参与公共事务与社会公益。尽管如此,由于劳工诉求无不受到政策需求、经济波动、雇主策略、保障机制、工人分化的制约,以及近代工人群体主体地缘、心理、传统的特征,民国工会表现出突出的弱组织化现象。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在这一发展进程中,合法工会对国民党策略的作用有限,反成为工人阶级形成的前提。民国合法工会的发展轨迹,证实了工人阶级形成与发展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对近代及其后历史样貌的塑造,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王蓓[5]（2015）在《财政政策的区域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当前经济背景下,区域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同时,我国面临着刺激经济增长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双重压力,因此如何正确使用财政政策的结构调整优势,有效发挥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收入分配状况上的效果,是对各级政府财政政策运用能力的严峻挑战。基于中国国情,考察财政政策实施效果在不同区域的差异表现,分析财政政策对不同区域经济的宏观与微观影响途径,深入研究财政政策区域效应可能存在的作用机理,是对财政政策区域效应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可以为制定差异化区域财政政策提供强有力的理论依据。本文将通过实证数据来检验我国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分析财政政策可能存在的区域效应,并基于实证研究结果对促进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优化区域产业结构和企业投资结构、提高居民消费和社会福利水平等问题提出政策建议。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关注财政政策可能存在的区域效应,然而国内学者大多研究财政支出或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区域效应,既没有详细分析财政政策结构可能存在的区域效应,也没有分析不同财政收支政策配合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影响。本文尝试基于区域经济的视角,分别从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企业投资、产业结构、居民消费与社会福利六个方面对我国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同时深入研究财政政策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不一致性。本文共分为7章。第一章与第二章为导论与文献综述。第三章为理论分析部分,基于财政政策理论的基本框架,研究了总收入—总支出模型、IS—LM模型、财政政策乘数理论及其实现机理,并通过构建简约化两地区模型,并扩展到多地区模型,从理论上得出了政府对经济不发达地区的购买支出政策和转移支付政策的乘数效应较大,政府购买支出和转移支付对消费的边际影响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大于经济发达地区,政府购买支出和转移支付对投资的边际影响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大于经济发达地区等结论,表明财政政策具有十分明显的区域效应特征。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为第四章、第五章与第六章。第四章研究了财政政策对区域经济增长与区域收入分配的影响;第五章研究了财政政策对区域企业投资与区域产业结构的影响;第六章研究了财政政策对区域居民消费与区域社会福利的影响。在实证研究中,通过建立分省份的SVAR模型,并综合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的实证方法,实证检验了财政政策区域性以及显着的差异性特征。最后是第7章,总结全文的主要结论,并基于本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结论,就我国财政政策运用的思路以及各省份财政政策的实施提出了政策建议:一、立足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性的现实,实施差异化财政政策;二、基于财政政策在不同时间段内的效果差异,合理把握财政政策介入、调整与退出的时机选择;三、通过有效整合来实现财政收支政策的协调,确保财政政策支持效果;四、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与收入合理分配的分省份财政政策实施建议;五、促进企业投资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分省份财政政策实施建议;六、提升居民消费和社会福利水平的分省份财政政策实施建议。
李惠梅[6]（2013）在《三江源草地生态保护中牧户的福利变化及补偿研究》文中认为三江源是我国江河中下游地区和东南亚国家生态环境安全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屏障,但在近几十年的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双重影响下,三江源区源区草地植被退化退化严重已经使源头水源涵养能力急剧减退,并已直接威胁到了长江、黄河流域、乃至东南亚诸国的生态安全,国家自2005年始在三江源区大规模实施生态移民和限制放牧等工程以缓解草地退化的格局、并逐渐恢复和保护三江源生态环境。三江源生态保护及补偿工作至今已7年有余,源区草地植被和湿地生态环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改善,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影响生态经济和社会和谐、稳定、健康发展的问题,其中以依赖当地草地资源而生存、三江源区的最主要经济主体——牧户的福利和发展是尤为重要且最紧迫的问题之一。三江源生态保护工作的开展离不开牧户的积极响应、支持和参与,而牧户愿意参与生态保护计划的前提是牧户的福利不下降或得到科学合理的补偿,在补偿不到位或补偿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牧户参与三江源生态保护行为将极有可能使牧户的经济收入和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许多牧户的生活甚至陷入贫困化的威胁,既不符合公平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又容易挫伤牧户参与生态保护行为的积极性,影响三江源草地生态恢复及保护的效果和速度。因此,研究牧户在三江源生态保护中的福利内涵及变化情况,以牧户福利得到改善为目标制定补偿标准和调整补偿机制,激励牧户继续参与生态保护行为,对最终持续推进三江源区中后期的生态保护开展和维护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本文结合福利经济学理论和千年生态系统报告的核心思想,界定了生态系统服务变化中人类福利的内涵,并对三江源草地生态保护中牧户的福利变化进行了评价和分析,在牧户福利优化的基础上核算了三江源草地生态保护过程的补偿标准,并以行政区划为界线提出了各县的补偿次序、不同补偿性质的补偿标准和不同的发展保护模式。本文结合森的能力框架探讨了福利的内涵,界定了生态系统服务及其功能对人类福利的内涵,指人类在生态系统生产和利用中的自由选择和能力,而贫穷指可行性能力和发展的受限,即福利的下降。生态系统的退化和破坏将严重威胁人类福利（尤其是穷人的福利）,关注强烈依赖于生态系统服务的贫困人群的福利,并科学有效的实施生态补偿通过外部效应内部化,以激励生态保护的行为进而实现生态保护和人类福利改善的双赢。本文以三江源草地生态保护中的牧户为研究对象,分别以参与三江源草地的生态移民和参与草地限制放牧的牧户为例,分析了不同类型的牧户参与生态保护行为中的生活、健康、安全、社会关系、环境、社会适应、自由、生活实现和幸福等9项功能的状况,并结合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确定了不同层次功能的权重,并认为福利各功能之间是递进式的即低阶功能的实现程度会促进高阶功能的实现,最后分别评价了三江源移民和限制放牧的牧户在参与生态保护行为前后的福利变化情况。研究表明,三江源移民在参与生态保护行为后福利水平下降,主要是由于失去草地使用权后导致收入的下降、资源使用和参与环境管理的自由受到严重的影响、移民以前在草地放牧生活中形成的地缘和血缘关系被割裂使社会关系的支持功能下降、移民的生存技能未得到提升进而影响到了如社会适应、生活实现和幸福感等高阶功能的实现,使移民的福利功能下降；牧户参与限制放牧后的福利水平略有提升,是由于牧户限制放牧后虽然使其收入水平有了一定的下降,但居住条件和医疗保障等各功能的提升使生活、健康、安全和社会关系、坏境等各功能均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并且牧户使用草地的权益比移民限制程度小、并且牧户并未大规模迁徙因而社会适应能力受损不明显,使限制放牧牧户的福利水平略有提升。可见,牧户参与三江源草地生态保护行为使其收入水平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当收入水平能维持日常的生活所需时,牧户的其他福利功能的改善能使牧户的福利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当收入水平下降显着,而牧户的其他生活能力未得到提高和其他福利功能尚不能实现时,牧户的福利往往会明显的下降,甚至陷入贫困化。因此,参与生态保护行为中牧户的收入能力和自然资源产权承载的其他福利功能都是牧户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补偿过程中均应该被重视、被补偿,尤其应该在低阶福利功能如收入被补偿的基础上,关注自由和生活实现等高阶功能的补偿和提升。本文通过三江源生态保护中牧户的福利均衡分析发现,要使牧户的福利水平不下降或改善牧户的福利水平,则必须提高补偿标准和减少牧户对草地资源的依赖性。因此,在提高补偿标准的基础上,更要考虑如何通过区域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来创造就业机会,通过提高牧户的文化教育水平和层次、加强职业技能培训等提升牧户的就业技能和可行性能力,让牧户通过自身的努力和政府的帮助通过非放牧式的生计方式转变和其他多种途径经营来获取经济收入,获得比放牧收入更高的收入才有可能会逐渐带动牧户逐渐减少和放弃对草地的依赖和利用,从而从根本上实现草地生态环境的保护,进而形成牧户的可行性能力的提高和生态环境改善的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本文通过文献分析认为生态补偿是贫困减缓的重要机制,在生态保护行为意愿和福利损失的基础上制定生态补偿标准,明确界定利益相关方和区域的生态保护责任,构建科学的生态补偿机制才能实现福利均衡,才能引导牧户实现主动参与式保护,才能真正实现生态保护——人类福利提高——可持续发展的多赢局面。本文基于三江源地区2002-2010年的气候因子数据,模拟了近十年以来三江源草地生态保护后的植被覆盖度（NPP）变化情况,并进一步核算了自2005年保护以后三江源各县的草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及增加情况；研究表明,三江源草地的生态服务功能在2005—2010年表现出先缓慢下降而后逐渐上升的趋势,说明三江源草地生态恢复及保护行为在逐渐起效,体现出三江源草地生态由降低退化的速度演变为生态环境逐步恢复及改善的趋势特征；三江源草地生态保护效益增加值在区域上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海拔比较高、气候比较恶劣和退化严重的区域草地生态恢复比较慢、保护效益增加值比较小,增加幅度最大的是甘德县,单位面积草地生态服务价值增加了1.086万元/km2,唐古拉乡和曲玛莱县的草地生态服务价值增加量分别为0.221万元/km2和0.637万元/km2,增加量最小；自2005年保护以来的5年中,三江源区每单位面积草地的保护效益增加值为0.902万元/km2,并拟将各县的草地生态保护效益增加量作为激励三江源牧户主动参与生态保护的奖励性补偿标准。本文分别计算了三江源牧户参与生态保护行为中,因草地资源使用权被禁止或被限制而在实际和理论上损失的经济收入（机会成本）和各项参与成本。牧户的福利损失是理论上应该补偿给牧户以保持福利均衡的,三江源移民和牧户实际机会成本损失价值分别为4.2846万元／户和1.6478万元／户；基于草地理论载畜量而核算得到的三江源牧户平均参与成本为3001.63元/hm2,平均机会成本损失为750.458元/hm2,由于各县的海拔高度、草地退化程度和交通通达度不同而使三江源各县的参与成本和机会成本存在比较大的差异,因此补偿的过程中应该被补偿的参与成本内容和标准各不相同。本文基于消费者剩余理论和外部性理论,结合牧户的参与生态保护行为的意愿,研究了牧户在参与生态保护行为中为避免使福利受损而应该获得的最小受偿意愿额度,并作为牧户参与生态保护行为保持福利不下降的参考补偿标准。研究表明,三江源牧户中约66.7%的牧户表示愿意参与生态保护行为,牧户参与保护行为后福利水平至少不变或不下降是牧户参与保护意愿概率提高的重要保障,区域工作机会较多、生计方式比较丰富和生态保护外部性认知水平高的牧户参与生态保护响应的意愿较高。可见,让牧户分享生态保护的外部性效益、促进牧户生计多样化水平和提升牧户的就业水平让牧户的收入水平得以保障并提高,是促进牧户的保护积极性的关键。三江源生态移民基于平均值和中位值的受偿意愿额分别为1.2886万元／年·户和2.05668万元／年·户,限制放牧的牧户基于平均值和中位值的最小受偿意愿额分别为0.6733万元／年·户和1.14316万元／年·户,移民因草地生态保护行为中草地使用权被限制程度大（被禁止）和损失比较高,因此移民的受偿意愿高于限制放牧的牧户。本文以三江源的行政区划为界线,基于草地生态恢复效益和补偿效率计算了补偿优先度,结合三江源草地的生态退化恢复难度而划分了补偿区域的优先次序,并探讨了各区域的补偿标准和发展模式。将保护效益增加最明显和优先度最高的三江源杂多县、达日县和玛多县列为优先补偿区,该区域通过生态移民来达到生态保护的目的,而移民得到最高的激励性质的补偿标准,即按照生态保护效益增加值与参与成本之和来补偿,同时应该参照移民的最小受偿意愿额2.05668万元／年·户；将保护优先度最低和恢复难度最大的唐古拉乡、称多县和治多县划为重点保护补偿区,同样通过生态移民来保护,并按照生态保护效益增加值和实施成本作为鼓励兼补偿性质的补偿标准,并使补偿标准参照移民的WTA；将优先度次之的久治县、班玛县、曲玛莱县和玉树县列为次级补偿区,实施限制放牧,并按照生态保护效益增加值与机会成本之和来补偿牧户的福利损失,并使补偿标准参照牧户的WTA即1.14316万元／年·户；将保护效果疲软的其他区域列为潜在补偿区域,可以在限制放牧的过程中适当发展绿色经济,在资金充足的情况下按照生态保护效益增加值与交易成本之和来补偿,以改善牧户福利和实现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根据三江源牧户福利优化为目标,提出了应该对牧户在三江源生态保护中的经济收入损失和各种福利功能进行补偿,并核算了三江源区域可持续的、激励性质的补偿标准,以期望通过提高补偿标准和实施差异化的补偿,在改善牧户福利水平的基础上,提高牧户主动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实现三江源保护区生态经济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但在今后考虑如何提升牧户的可行性能力和加强公众参与环境管理,并构建整个三江源源头和三江流域的生态补偿机制以解决补偿资金不足和实现福利均衡,是实现可持续保护和区域间平衡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王亚男[7]（2012）在《我国国债利率期限结构的计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围绕国债利率期限结构的相关理论，对利率期限结构的拟合、解释及其与宏观经济因子的相关性，最优利率期限结构及利率期限结构完整化策略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本文共分六章，具体的内容如下：第一章是绪论。对论文的选题背景和选题意义进行了阐述，指明了国债利率期限结构研究的热点，对国债利率期限结构的静态拟合、利率期限结构所反映的收益率曲线的理论解释、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因子的相关性研究等进行了文献综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论文结构及内容及论文的主要创新点。第二章是我国国债利率期限结构的静态拟合研究。首先对国债利率期限结构的静态拟合方法进行了分类，并对相关模型进行了比较分析。进而针对我国国债二级市场的特点，引入了约束平滑-B样条模型，对该模型的基本假设，模型公式和特点进行了分析，并应用该模型对我国银行间付息式固定利率国债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第三章是我国国债利率期限结构预期理论的检验。介绍了国债利率期限结构所反映的收益率曲线的四种形式，解释了利率期限结构的形成原因，着重论述了预期理论在各国实证研究中产生不同结果的主要原因。根据该原因，提出应用谱相回归模型检验预期理论的方法，并论述了国债发行频率对国债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构建了基于谱相回归的预期理论检验模型及其检验的Hardouvelis回归方法，继而应用上海证券交易所国债交易数据及外汇交易中心暨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国债回购数据对我国国债利率期限结构的预期理论进行了检验，并比较了谱相回归和传统回归方法的检验结果。第四章是我国国债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因子的相关性研究。基于预期理论，该章着重分析了货币政策、经济增长等宏观经济因子影响利率期限结构的机理，分析了相关模型及国内外的实证研究结果。建立了考虑宏观经济因子的国债定价无套利仿射模型，讨论了宏观经济因子选择的状态空间，在给定无套利仿射模型下的收益率回归模型和带有卡尔曼滤波的极大似然估计方法。最后对我国国债利率期限结构的宏观经济因子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第五章是我国国债最优期限结构的研究。提出了发行短期国债还是长期国债的国债最优期限结构问题，分析了决定国债最优期限结构的基本因素，推导了不同国债发行方式下的均衡情况，给出了利率决定模型并进行了实证研究。第六章是完善我国国债利率期限结构的政策建议。从政府融资、金融深化和货币政策三方面论述了完整利率期限结构在一国经济金融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作用；从国债二级市场流动性特点的三个属性——紧密性、深度和弹性——分析了形成完整利率期限结构的条件及阻碍因素及我国国债利率期限结构的主要问题，最后提出了完善我国利率期限结构策略措施。通过以上研究，本文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1.研究国债利率期限结构的拟合、形成原因、与宏观经济因子的关系，国债最优期限结构及完整利率期限结构的构建政策对国债管理乃至宏观经济调控具有重要的意义。2.约束平滑B-样条模型（COBS）能够很好的适应我国国债二级市场市场流动性严重不足及数据样本仍然较少的现状。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国债利率期限结构的曲线形式基本上呈现向上倾斜的趋势，短期国债的即期利率的变化较为显着；中长期国债即期利率的变化较为平坦；而长期国债利率变化有出现陡峭的趋势。3.预期理论是解释收益率曲线形状的基础理论，其作用不可替代，而国债的发行频率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也较为显着，因此应用谱相回归方法来检验我国国债利率期限结构。检验结果显示，预期理论可以部分的解释我国国债的利率期限结构，并且，随着利率期限的延长，这种解释能力降低。而传统OLS模型则拒绝预期理论。4.基于预期理论，指出货币政策、经济增长等宏观经济因子会通过对未来短期利率的预期影响国债利率期限结构。通过对考虑宏观经济因子的国债定价无套利仿射模型的实证研究，指出通货膨胀因子和货币政策因子对我国国债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较为显着，且利率自身滞后项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大于宏观经济因子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能力，这表明我国国债收益率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传导机制还远远没有形成。5.通过分析爆发债务危机国家的债务组合情况，结合决定最优国债期限结构三个要素的分析,提出优化国债期限结构需要发行短期国债的基本假设，并构建了国债最优期限结构动态模型。通过对我国国债的实证研究得到了多个结论：利率期限结构与国债管理部门的国债管理政策密切相关；短期国债承受性水平较高；从均值和标准差来看长期债务对税收平滑的效果并不明显；缩短国债到期日似乎更能提高社会的福利水平。因此，得出了应该多发行短期国债的政策建议。6.指出完整的国债利率期限结构对一国政府融资、金融深化和货币政策实施等方面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提出了形成完整利率期限结构的条件及阻碍因素，包括宏观经济状态，国债管理政策，投资者基数，交易基础设施，货币政策的配合及改革步骤等。最后，指出影响我国国债利率期限结构完整的主要原因是融资规模偏小，融资机制单一，市场结构不合理，市场风险较大，央行利用国债调控能力有限，并据此提出了进一步深化初级市场和二级市场，扩展投资者群体，加强市场基础设施，加强监管，规范央行融资行为的完善我国利率期限结构的具体措施。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根据数据样本大小会影响利率期限结构拟合效果的事实及我国国债数据样本实际情况修正了约束平滑B-样条模型（COBS），使其能够很好的适应我国国债二级市场市场流动性严重不足及数据样本仍然较少的现状。2.应用谱相回归方法检验我国国债利率期限结构的预期理论是否成立，避免了数据样本越小越可能拒绝预期理论的实证难题。检验结果显示，预期理论可以部分的解释我国国债的利率期限结构。3.建立了考虑宏观经济因子的国债定价无套利仿射模型，该模型能够综合考虑多种宏观经济因子，特别是考虑了财政政策因子。通过实证研究表明，我国国债收益率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传导机制还远远没有形成。4.构建了国债最优期限结构动态模型，其中将长短期国债的发行策略抽象为两期和单期国债发行方式，并应用马尔科夫过程描述国债管理政策的可能转变，推导得出了两种国债发行方式下的均衡模型及相应利率决定模型。得出了应该多发行短期国债的政策建议。
杨帆[8]（2012）在《山东省农村地区教育收益实证研究 ——以龙口市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教育收益是把教育看作一项投资行为时对教育能给人带来的收益的考量指标,可以衡量教育对个体、对他人、对社会的影响程度,反映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促使个体和政府做出合理的教育决策。教育能够带来多种收益,市场化个人收益最容易量化,因此分析起来最简单,大多数教育收益的研究都是从这个角度展开的,但作者认为对教育收益的分析绝不能就此止步。因为教育收益有很强的外部性,个体出于理性决策的原则在做出教育投资决策时只会考虑市场化个人收益,要对教育资源进行合理分配,必须对教育收益的其他形式包括市场化外部收益、非市场化个人收益以及非市场化外部收益进行系统分析。山东省农村地区教育水平相对落后,教育资源相对短缺,如何更合理地分配教育资源需要针对农村地区的教育收益的特点展开分析。本文填补了对教育收益缺乏系统分析的空白,以在山东省龙口市进行的实地问卷调查为基础,对农村地区教育收益的四个组成部分进行了细致分析,在每一种教育收益中都做了诸如学历水平、性别差异、收入类型、受教育类型等详细深入的分析,结果发现在大多数估计中教育收益都是显着为正值。在对教育的市场化个人收益分析中笔者发现农村地区的：小学教育收益率高,大学教育收益率低；整体教育收益率低于城镇地区；女性教育收益率明显低于男性；职业教育收益率高于普通教育的收益率,但其绝对值均低于同类型的城镇样本组;非学历教育的收益率比较高;外出务工的教育收益率比较高,但是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专业户的教育收益率也非常高。在对教育的市场化外部收益分析中笔者发现：山东省劳动者受教育程度有待提高,山东省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低于全国同期水平,高等教育发展迅速,职业教育有待加强。在对教育的非市场化个人收益分析中笔者发现：提高受教育水平可以全面提升非市场化个人收益。在对教育的非市场化外部收益分析中笔者发现：要提高非市场化外部收益应大力发展女性教育和大学教育。在对教育收益的各个部分进行系统分析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了一些比较突出的矛盾,比如：城乡发展不均衡,农村地区的平均受教育水平高于城镇地区,而且教育的市场化个人收益率也明显比较低；性别发展不平衡,女性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低于男性,教育的市场化个人收益率也低于男性,但外部收益在大多数情况下要高于男性；教育类型发展不平衡,职业教育的市场化个人收益率明显高于普通教育,非市场化外部收益也比较高,按照成本—收益的原则本应该有更多的个体选择接受职业教育,但事实恰恰相反,职业教育的农村地区职业教育的选择比例明显低于普通教育。论文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提出了政策建议。
赵维良,张卓希[9]（2010）在《辽宁城镇居民福利水平的测度》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GDP在反映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水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GDP不能完全涵盖反映社会福利的所有指标,需要对居民福利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借鉴社会福利的相关研究,构建城镇居民福利水平指标体系,从时间序列上（2000—2008年）对辽宁城镇居民福利水平进行系统评价,力图探求影响居民福利水平的关键因素,为提高居民福利水平提供科学依据。
陈曜[10]（2007）在《连续委托代理关系与供应链模型研究 ——安全猪肉的案例》文中指出信息的可观测性、委托代理关系与最优合同安排是信息经济学最核心的组成部分,它可以用于解释大多数两个交易主体的博弈行为,但是对于以供应链为主要形式的现实商品交易,却还有一些待研究的空白。本论文拟在这一领域进行了拓展,利用连续委托代理模型构建商品供应链的微观基础。在此基础上,以生鲜农产品为例,重新描了供应链中的实物与信息流通动过程,提出依据我国现状,规范农产品流通的政策建议。本论文的第一章简要概述了本项研究的背景、意义和内容。第二章全面总结了经典委托代理理论的概念、数学模型和基本结论。第三章着重进行了分析工具的创新,把传统的只能分析两个交易主体的委托代理模型进行扩展,首次提出“连续委托代理关系”这一全新的概念,并据此构建了委托代理链模型来描述商品供应链。委托代理链区分为四种不同的类型:信息对称型、半信息对称型、半信息不对称型、信息完全不对称型,针对这四种情况给出了不同的解法,从而在理论上求得了解开供应链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工具。第四章尝试应用第二章建立的分析工具对供应链进行模型化描述。模型化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根据信息经济学理论把商品供应链解释为多个交易者连续进行的委托代理关系,第二阶段探讨了商品非标准化与信息不对称强度,然后选择猪肉这种天然具有高不对称性的商品做了进一步析。猪肉供应链被描述为五个交易主体和四个交易环节,为了使分析更具有现实性,本章还讨论了猪肉供应中的一些外部因素,如政府管制与产业化发展等。在建立好的猪肉供应链模型中,本章最后引入了信息变量,给出了针对整个供应链的最优激励合同。第五章试图通过制度创新来纠正供应链中的信息不对称。首先利用连续委托代理模型描述了供应链中的逆向选择问题,然后逐一分析了各种解决方案的有效性,证明主流理论中关于建立全国性集中交易大市场的提法虽然是理论上的最优解,但在我国国情的限制下却是一个不可行解。相反,寻找符合这些限制条件下可行的次优解对我国的现状更加有意义。作为整个研究的结论,本章提出利用分离均衡原理,通过建立二元市场可达到纠正信息不对称的目的;或者,通过调整供应链主体,利用缓冲池等方法部分共享信息,亦可实现次优市场。第六章对全文的主要结论进行了总结,同时检讨了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并给出进一步研究的若干领域和方向。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有:（1）在基本理论方面,本研究提出了“连续委托代理关系”这一概念,并据此在理论上将“委托—代理”理论向“多参与者”等新领域进行了推广,将简单的信息“对称—不对称”扩展为“完全对称—半对称—半不对称—完全不对称”等多种情况,还将传统的“最优合同”扩展为由不同条件决定的“最优合同结构”。（2）在分析工具方面,本研究利用“连续委托代理模型”首次对商品供应链给出信息经济学的解释,即“委托代理链”;在委托代理链中发现了委托代理双方均为信息劣势的情况,证明了这是造成供应链中逆向选择的原因。（3）在方法创新和案例分析方面,本研究提出了利用次优解改善商品供应链质量的思路,丰富了政策建议的内涵;特别是针对安全猪肉市场的建设提出了“二元市场”方法和“次优市场”方法,这些都是首次应用于实践,对更为一般的商品供应链研究也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二、对福利水平指数评价效率的研究——兼与蔡增正先生商榷（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对福利水平指数评价效率的研究——兼与蔡增正先生商榷（论文提纲范文）
（1）居民福利水平测度、评价及其提升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居民福利内涵的研究 |
| 1.2.2 关于福利测度问题的研究 |
| 1.2.3 关于福利评价问题的研究 |
| 1.2.4 关于福利提升路径研究 |
| 1.2.5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目的、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思路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内容结构与创新点 |
| 1.4.1 内容结构 |
| 1.4.2 创新点 |
| 2 居民福利水平测度、评价及其提升路径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 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 |
| 2.2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 |
| 2.3 卡尼曼与特维斯基的前景理论 |
| 3 居民福利水平形成、评价与提升机制分析 |
| 3.1 居民福利水平的形成机制分析 |
| 3.2 居民福利水平的评价机制分析 |
| 3.3 居民福利水平的提升机制分析 |
| 4 模型体系的构建 |
| 4.1 相关背景假设及符号定义 |
| 4.2 居民福利水平测度模型的构建 |
| 4.3 居民福利水平评价模型的构建 |
| 4.3.1 居民福利水平静态评价模型的构建 |
| 4.3.2 居民福利水平动态评价模型的构建 |
| 4.4 居民福利提升路径分析模型的构建 |
| 4.4.1 基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居民福利提升路径分析模型的构建 |
| 4.4.2 基于人均教育投入水平的居民福利提升路径分析模型的构建 |
| 4.4.3 基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居民福利提升路径分析模型的构建 |
| 4.4.4 基于人均保险投入水平的居民福利提升路径分析模型的构建 |
| 5 相关变量的数据定义、采集与整理 |
| 5.1 相关变量的数据定义 |
| 5.2 基础数据采集 |
| 5.3 相关指标的测算 |
| 6 实证分析 |
| 6.1 我国城镇居民福利水平测度 |
| 6.1.1 相关权重赋值 |
| 6.1.2 我国城镇居民福利水平测算 |
| 6.2 我国城镇居民福利水平评价 |
| 6.3 我国城镇居民福利水平提升路径分析 |
| 6.3.1 基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居民福利提升路径分析 |
| 6.3.2 基于人均教育投入水平的居民福利提升路径分析 |
| 6.3.3 基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居民福利提升路径分析 |
| 6.3.4 基于人均保险投入水平的居民福利提升路径分析 |
| 7 结论和建议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致谢 |
（2）石家庄市居民福利水平测度、评价和提升路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居民福利决定机制研究 |
| （一）居民福利的概念界定 |
| （二）居民福利的决定机制分析 |
| 二、居民福利测度、评价与路径分析模型体系的构建 |
| （一）居民福利测度模型的构建 |
| （二）居民福利评价模型的构建 |
| （三）居民福利提升路径分析模型的构建 |
| 三、石家庄市居民福利水平测度 |
| （一）相关数据采集与处理 |
| （二）居民福利水平的测度 |
| 四、石家庄市居民福利水平评价 |
| （一）居民福利水平评价参照物选取 |
| （二）评价标准的确定 |
| （三）居民福利水平评价 |
| 五、石家庄市居民福利水平提升路径 |
| （一）居民福利水平提升着力点分析 |
| （二）基于基本生活方面居民福利水平提升路径分析 |
| （三）基于社会保障方面居民福利水平提升路径分析 |
| 六、结论与建议 |
| （一）主要研究结论 |
| （二）政策建议 |
（3）社会工作视域下儿童福利指数的效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2 研究综述 |
| 2.1 核心概念 |
| 2.1.1 儿童福利的界定 |
| 2.1.2 儿童福利指数的概念界定 |
| 2.1.3 社会工作与儿童福利指数 |
| 2.2 关于儿童福利指数的国内外研究 |
| 2.2.1 国外关于儿童福利指数的研究概述 |
| 2.2.2 国内关于儿童福利指数的研究概述 |
| 2.3 以往研究的不足 |
| 3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3.1 内容分析及定量测算 |
| 3.2 研究设计 |
| 3.3 研究伦理 |
| 4 儿童福利指数测算 |
| 4.1 儿童福利指数指标 |
| 4.1.1 儿童福利指数指标的影响因素 |
| 4.1.2 儿童福利指数指标的构建 |
| 4.2 儿童福利指数计算 |
| 4.2.1 计算公式及优缺点 |
| 4.2.2 我国儿童福利指数测算 |
| 4.3 CFPS样本省份儿童福利指数计算分析 |
| 5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5.1 结论 |
| 5.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学期间承担/参与的科研课题与研究成果 |
| 个人简历 |
（4）民国合法工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民国工会研究述评 |
| 1.2 史料、概念与方法 |
| 1.3 研究思路与结构 |
| 第2章 发轫：合法工会的蜕变 |
| 2.1 民初工会崛起的背景 |
| 2.2 从行会到工会 |
| 2.3 自发与党治：工会形成的轨迹 |
| 2.4 国家与工会的沟通形式 |
| 第3章 组织活动与现代事业 |
| 3.1 工会的组织形态初建 |
| 3.2 工会活动家的产生 |
| 3.3 社会援助的开展 |
| 3.4 越界、混乱与新秩序 |
| 第4章 重构：制度塑造和组织实态 |
| 4.1 国民党工运的停顿与重整 |
| 4.2 党治与整理：过渡性的转换机制 |
| 4.3 表与里：制度话语与地方秩序 |
| 第5章 变革的张力、技术与向度 |
| 5.1 工会化测评(一) |
| 5.2 会结构的演变 |
| 5.3 职工会、总工会及厂工会 |
| 第6章 从“人”到“群”的互动空间 |
| 6.1 工会及会员 |
| 6.2 会务运行状况 |
| 6.3 有限的公共空间 |
| 6.4 文娱活动 |
| 第7章 特别系统：特种工会的组织形态 |
| 7.1 组织网络的合法扩展 |
| 7.2 会员划归：以海员工会为例 |
| 7.3 基层实态：以“分事务所”为例 |
| 第8章 劳资争议处理(上) |
| 8.1 日常处理形态 |
| 8.2 重大调处机制 |
| 8.3 合法工会的“强”、“弱”转移 |
| 第9章 劳资争议处理(下) |
| 9.1 工潮与政府因应 |
| 9.2 合法化行为：新新公司工潮案 |
| 第10章 转型：战时工会反思与调适 |
| 10.1 工会化测评(二) |
| 10.2 出会与入会：工会“同群感”的量度 |
| 10.3 “趋上”抑或“附下”：工会走向的论争 |
| 10.4 “工合”与工会：互通与问题 |
| 第11章 国家意志与工人意愿的折冲 |
| 11.1 从工人教育到工人训练 |
| 11.2 战时调适：示范、奖励与福利 |
| 11.3 法外空间：异化与抵制 |
| 第12章 复建：结构变革与角色困境 |
| 12.1 工会管理体制调适 |
| 12.2 工会化测评(三) |
| 12.3 地方工会的重组及运行 |
| 12.4 战后工会的权威关系 |
| 第13章 经济社会中的工会作为 |
| 13.1 劳工政策的进展 |
| 13.2 工会的政治参与：以选举为例 |
| 13.3 程序化的代理：从“规约”到“世俗” |
| 第14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5）财政政策的区域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创新与不足 |
| 1.3.1 创新之处 |
| 1.3.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2.1 财政政策的区域效应及其产生原因 |
| 2.2 财政政策对宏观层面的影响 |
| 2.2.1 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2.2.2 财政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
| 2.3 财政政策对微观层面的影响 |
| 2.3.1 财政政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
| 2.3.2 财政政策对企业投资的影响 |
| 2.3.3 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
| 2.3.4 财政政策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
| 第3章 财政政策区域效应分析的理论框架 |
| 3.1 总收入 -总支 出模型与IS-LM模型 |
| 3.1.1 总收入-总支 出模型 |
| 3.1.2 IS-LM模型 |
| 3.2 财政政策乘数理论 |
| 3.2.1 财政政策乘数效应 |
| 3.2.2 财政政策乘数效应的作用机理 |
| 3.3 财政政策效果的区域非均衡分析框架 |
| 第4章 财政政策区域效应实证研究：基于宏观层面的检验 |
| 4.1 财政政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
| 4.1.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
| 4.1.2 实证检验 |
| 4.2 财政政策对区域收入分配的影响 |
| 4.2.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
| 4.2.2 实证检验 |
| 4.3 主要结论 |
| 第5章 财政政策区域效应实证研究：基于企业与产业层面的检验 |
| 5.1 财政政策对区域企业投资的影响 |
| 5.1.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
| 5.1.2 实证检验 |
| 5.2 财政政策对区域产业结构的影响 |
| 5.2.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
| 5.2.2 实证检验 |
| 5.3 主要结论 |
| 第6章 财政政策区域效应实证研究：基于居民层面的检验 |
| 6.1 财政政策对区域居民消费的影响 |
| 6.1.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
| 6.1.2 实证检验 |
| 6.2 财政政策对区域社会福利的影响 |
| 6.2.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
| 6.2.2 实证检验 |
| 6.3 主要结论 |
| 第7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立足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性的现实 ， 实施差异化财政政策 |
| 7.2.2 基于财政政策在不同时间段内的效果差异 ，合 理把握财政政策介入、调整与退出的时机选择 |
| 7.2.3 通过有效整合来实现财政收支政策的协调，确保财政政策支持效果 |
| 7.2.4 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与收入合理分配的分省份财政政策实施建议 |
| 7.2.5 促进企业投资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分省份财政政策实施建议 |
| 7.2.6 提升居民消费和社会福利水平的分省份财政政策实施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情况 |
（6）三江源草地生态保护中牧户的福利变化及补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三江源自然保护区 |
| 1.1.2 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建立 |
| 1.1.3 三江源牧户福利及补偿研究的必要性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方法及可能创新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技术路线 |
| 1.3.3 主要研究内容 |
| 1.3.4 研究方法 |
| 1.3.5 本研究拟突破的重点和难点 |
| 1.3.6 本研究可能的创新 |
| 1.4 福利和补偿的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4.1 福利及其均衡的研究及述评 |
| 1.4.2 生态补偿研究进展及述评 |
| 2 福利及生态补偿理论基础 |
| 2.1 福利概念的界定 |
| 2.1.1 福利是效用还是快乐 |
| 2.1.2 偏好是否即福利 |
| 2.1.3 福利是一种能力 |
| 2.1.4 幸福感——生活满意度——能力 |
| 2.1.5 福利内涵界定 |
| 2.2 福利的改进标准——最优、次优和第三优 |
| 2.3 福利变化的消费者剩余度量标准及其选用 |
| 2.3.1 马歇尔消费者剩余 |
| 2.3.2 希克斯消费者剩余 |
| 2.3.3 平均成本差 |
| 2.3.4 度量标准比较 |
| 2.3.5 边际元等价 |
| 2.4 能力框架下的福利标准 |
| 2.5 社会福利最大化 |
| 2.6 基于能力的福利研究展望 |
| 2.7 生态补偿与福利均衡 |
| 2.7.1 三江源草地生态环境退化与福利 |
| 2.7.2 实施生态补偿以促进福利均衡 |
| 3 生态保护中牧户的福利及其补偿理论框架 |
| 3.1 生态系统服务和福利 |
| 3.1.1 福利定义 |
| 3.1.2 生态系统服务 |
| 3.1.3 生态系统服务与福利 |
| 3.2 生态保护与福利 |
| 3.2.1 生态保护对福利的影响 |
| 3.2.2 生态保护管理促进福利改善 |
| 3.3 生态保护的福利度量 |
| 3.3.1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变化量 |
| 3.3.2 生态保护后的效用变化 |
| 3.3.3 参与生态保护的能力变化 |
| 3.3.4 生态保护的外部性及其内化 |
| 3.4 实施生态补偿以激励生态保护及其福利改善 |
| 3.4.1 生态补偿对福利的意义 |
| 3.4.2 福利公平基础上的生态补偿标准及机制 |
| 3.5 展望 |
| 4 三江源草地生态保护中牧户的福利变化 |
| 4.1 福利评价模型 |
| 4.1.1 能力的内涵 |
| 4.1.2 能力理论模型 |
| 4.1.3 权重确定方法 |
| 4.2 研究假设 |
| 4.3 能力功能维度的选择及赋值 |
| 4.3.1 各功能的选择 |
| 4.3.2 变量的赋值 |
| 4.4 牧户在生态保护中的福利变化 |
| 4.4.1 生态移民牧户的福利变化分析 |
| 4.4.2 限牧定居牧户的福利变化测度 |
| 4.5 牧户参与生态保护的自由功能分析 |
| 4.6 三江源生态保护的福利优化 |
| 4.6.1 福利优化模型的建立 |
| 4.6.2 三江源草地生态保护社会福利优化 |
| 4.6.3 牧户福利最优的三江源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
| 4.7 牧户参与生态保护的福利最大化 |
| 4.8 小结 |
| 5 三江源生态保护的牧户福利及其补偿 |
| 5.1 三江源草地生态补偿的理论框架 |
| 5.1.1 三江源草地生态补偿的缘由 |
| 5.1.2 三江源草地生态补偿标准内容 |
| 5.1.3 三江源草地生态补偿的关键 |
| 5.2 三江源草地生态保护后福利变化量核算 |
| 5.2.1 研究方法 |
| 5.2.2 三江源草地生态服务价值变化分析 |
| 5.2.3 三江源草地人均生态服务价值及补偿标准 |
| 5.3 三江源生态保护中牧户的福利损失及补偿标准 |
| 5.3.1 福利损失内容 |
| 5.3.2 基于调查数据的实际损失核算 |
| 5.3.3 基于理论上的牧户福利损失 |
| 5.4 基于三江源草地生态保护意愿的受偿标准测算 |
| 5.4.1 研究意义 |
| 5.4.2 三江源牧户生态保护补偿认知研究 |
| 5.4.3 三江源牧户参与生态保护的福利优化补偿标WTA |
| 5.5 基于生态保护效益的补偿区域优先度划分及补偿标准确定 |
| 5.5.1 研究方法 |
| 5.5.2 区域补偿优先级划分 |
| 5.5.3 补偿标准的确定 |
| 5.5.4 三江源草地生态保护激励性补偿标准 |
| 5.5.5 牧户参与草地生态保护的福利变化及其差异化补偿 |
| 5.6 小结 |
| 6 研究结论与讨论 |
| 6.1 研究基本结论 |
| 6.1.1 生态系统保护的福利内涵 |
| 6.1.2 福利视角的生态补偿 |
| 6.1.3 三江源草地生态保护中牧户的福利 |
| 6.1.4 三江源牧户福利最优的生态补偿 |
| 6.2 政策建议 |
| 6.2.1 建立以牧户福利能力内涵为基础的补偿机制 |
| 6.2.2 构建持续的、差异化的、激励性的补偿机制 |
| 6.3 讨论与展望 |
| 6.3.1 研究不足 |
| 6.3.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7）我国国债利率期限结构的计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1.3 论文结构和内容 |
| 1.4 论文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我国国债利率期限结构的静态拟合研究 |
| 2.1 利率期限结构静态拟合模型 |
| 2.2 约束平滑 B-样条模型 |
| 2.3 我国国债利率期限结构的拟合 |
| 2.4 本章小节 |
| 第3章 基于谱回归的我国国债利率期限结构的预期理论检验 |
| 3.1 利率期限结构理论 |
| 3.2 谱相回归检验模型 |
| 3.3 我国国债利率期限结构预期理论的实证研究 |
| 3.4 本章小节 |
| 第4章 基于无套利仿射模型的我国国债利率期限结构宏观经济因子影响研究 |
| 4.1 利率期限结构受宏观经济因子的影响机理 |
| 4.2 考虑宏观经济因子的国债定价无套利仿射模型 |
| 4.3 我国国债利率期限结构的宏观因子决定 |
| 4.4 本章小节 |
| 第5章 我国国债最优期限结构研究 |
| 5.1 决定国债最优期限结构的基本因素 |
| 5.2 国债最优期限结构动态模型 |
| 5.3 国债最优期限结构模型的均衡 |
| 5.4 数据和验证 |
| 5.5 本章小节 |
| 第6章 完善我国国债利率期限结构的改革措施 |
| 6.1 利率期限结构的作用 |
| 6.2 利率期限结构形成的条件及阻碍因素 |
| 6.3 我国利率期限结构现状及发展策略 |
| 6.4 本章小节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后记 |
（8）山东省农村地区教育收益实证研究 ——以龙口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2.1 有助于个人的教育投资决策 |
| 1.2.2 有助于政府的宏观教育决策 |
| 1.2.3 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问卷调查法 |
| 1.4.2 访谈法 |
| 1.4.3 数据分析法 |
| 1.4.4 回归分析法 |
| 1.5 文献综述 |
| 1.5.1 关于市场化个人收益的研究 |
| 1.5.2 关于市场化外部收益的研究 |
| 1.5.3 关于非市场化收益的研究 |
| 1.6 主要创新点 |
| 1.6.1 实证分析法 |
| 1.6.2 系统分析法 |
| 1.7 存在不足 |
| 2. 主要理论支撑及概念界定 |
| 2.1 教育经济学理论 |
| 2.1.1 教育经济学的提出 |
| 2.1.2 教育经济学的发展 |
| 2.2 人力资本理论 |
| 2.2.1 人力资本概念的提出 |
| 2.2.2 人力资本的形成 |
| 2.2.3 人力资本的作用 |
| 2.3 新经济增长理论 |
| 2.4 概念界定 |
| 2.4.1 农村 |
| 2.4.2 教育 |
| 2.4.3 教育收益 |
| 3. 山东省农村地区教育发展现状 |
| 3.1 山东省教育事业快速发展 |
| 3.2 农村地区人力资本存量不足 |
| 3.3 农村地区教育水平有待提高 |
| 3.3.1 文盲人口多,文盲率高 |
| 3.3.2 受教育程度偏低 |
| 3.4 山东省农村地区教育状况实证调查 |
| 3.4.1 数据处理方法 |
| 3.4.2 样本分布 |
| 3.4.3 有关教育的统计结果 |
| 3.4.4 有关收入的统计结果 |
| 4. 教育的市场化个人收益分析 |
| 4.1 回归模型 |
| 4.1.1 教育收益率估算方法概述 |
| 4.1.2 明瑟收入方程 |
| 4.1.3 各级教育的收益率的回归分析方法 |
| 4.2 各级教育收益率的回归分析 |
| 4.2.1 回归分析过程 |
| 4.2.2 回归结果 |
| 4.2.3 回归结果分析 |
| 4.3 教育收益率的各影响因素分析 |
| 4.3.1 教育对收入的影响远高于工龄对收入的影响 |
| 4.3.2 农村地区教育收益率低于城镇地区 |
| 4.3.3 城乡内部教育收益率差距不大 |
| 4.3.4 女性教育收益率低于男性 |
| 4.3.5 低年龄段教育收益率高于高年龄段 |
| 4.3.6 农业收入样本组的教育收益率最低 |
| 4.3.7 职业教育收益率高于普通教育 |
| 4.3.8 农村地区非学历教育样本教育收益率比较高 |
| 4.4 小结 |
| 5. 教育的市场化外部收益分析 |
| 5.1 模型构建 |
| 5.2 山东省各类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计算 |
| 5.2.1 计算劳动力数量换算系数 |
| 5.2.2 推算基期和报告期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分布比例 |
| 5.2.3 计算各类教育的人均受教育年限 |
| 5.2.4 计算1999年和2009年劳动力教育综合指数 |
| 5.2.5 计算年均增长率 |
| 5.2.6 计算各类教育指数增长率占总教育指数增长率的百分比 |
| 5.2.7 计算年均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 |
| 5.2.8 计算1999-2009年间山东省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Re) |
| 5.2.9 计算1999-2009年间山东省各类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 |
| 5.3 结果分析 |
| 5.3.1 山东省劳动者受教育程度有待提高 |
| 5.3.2 山东省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低于全国同期水平 |
| 5.3.3 高等教育发展迅速,职业教育有待加强 |
| 6. 教育的非市场化个人收益分析 |
| 6.1 非市场化个人收益构成 |
| 6.1.1 非货币性劳动力市场收益 |
| 6.1.2 教育的消费性收益 |
| 6.1.3 家庭内部生产率收益 |
| 6.1.4 健康收益 |
| 6.1.5 跨代收益 |
| 6.2 整体回归分析 |
| 6.3 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
| 6.3.1 市场化个人收益各个组成部分的分析 |
| 6.3.2 非货币性劳动力市场收益分析 |
| 6.3.3 非市场化个人收益中按教育类型分组分析 |
| 6.3.4 非市场化个人收益中按有无非学历教育分组分析 |
| 6.3.5 性别比较 |
| 6.4 小结 |
| 7. 教育的非市场化外部收益分析 |
| 7.1 社会治安 |
| 7.1.1 理论分析 |
| 7.1.2 实证分析 |
| 7.2 人口增长 |
| 7.2.1 初育年龄 |
| 7.2.2 性别偏好 |
| 7.2.3 生育数量 |
| 7.3 科技发展 |
| 7.3.1 教育对科技发展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
| 7.3.2 教育对应用新知识的能力影响最大 |
| 7.3.3 大学教育对科技发展的贡献最大 |
| 7.4 社会文明 |
| 7.4.1 教育能够提高男性的社会文明程度 |
| 7.4.2 教育对降低酗酒程度的影响最大 |
| 7.4.3 教育对公共参与程度有双向影响 |
| 7.4.4 大学教育对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的贡献最大 |
| 7.5 小结 |
| 8. 山东省农村地区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
| 8.1 农村地区教育市场化个人收益率低的原因 |
| 8.1.1 农业生产方式落后,限制了教育收益的发挥 |
| 8.1.2 城乡差距导致农村地区人才外流 |
| 8.1.3 制度性因素限制了劳动力自由流动 |
| 8.2 农村地区职业教育选择率低的原因 |
| 8.2.1 时间偏好高 |
| 8.2.2 投资风险大 |
| 8.2.3 职业教育自身存在缺陷 |
| 8.2.4 投资成本高 |
| 8.3 农村地区女性受教育水平低的原因 |
| 8.3.1 性别角色差异降低了女性教育投资的意愿 |
| 8.3.2 经济困难降低了女性教育投资的水平 |
| 8.4 农村地区女性教育的个人收益低的原因 |
| 8.4.1 男性更容易从事非农工作 |
| 8.4.2 职业性别隔离现象 |
| 8.4.3 就业歧视现象 |
| 9. 结论与建议 |
| 9.1 全面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 |
| 9.2 推动职业教育改革 |
| 9.3 加大女性教育投资力度 |
| 9.4 增加非学历教育机会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发表的学术论文 |
（9）辽宁城镇居民福利水平的测度（论文提纲范文）
| 一、福利水平的测量 |
| 二、城镇居民福利水平测度体系 |
| 1.测度指标 |
| 2.测度方法 |
| 3.数据获得及处理 |
| (1) 正向指标: |
| (2) 逆向指标: |
| 三、辽宁城镇居民福利水平测度 |
| 1.测度结果 |
| 2.结果分析 |
| (1) 经济福利。 |
| (2) 社会发展。 |
| (3) 文教娱乐。 |
| (4) 生态环境。 |
| 3.各指标与城镇居民福利水平综合指数的相关性分析 |
| 四、结 论 |
（10）连续委托代理关系与供应链模型研究 ——安全猪肉的案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的方法与内容 |
| 1.4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委托代理理论评述 |
| 2.1 基本概念 |
| 2.2 经典委托代理关系-双主体模型 |
| 第三章 关于连续委托代理关系的探讨 |
| 3.1 多主体模型 |
| 3.2 信息对多主体模型的影响 |
| 3.3 连续委托代理一般结论及应用 |
| 第四章 基于连续委托代理关系的供应链模型 |
| 4.1 商品供应链的一般问题 |
| 4.2 供应链的委托代理模型 |
| 4.3 商品的信息属性及其对供应链的影响 |
| 4.4 案例研究 |
| 第五章 关于我国农产品供应链创新及其实施 |
| 5.1 我国农产品供应链的逆向选择问题 |
| 5.2 供应链创新:集中委托交易 |
| 5.3 供应链创新:二元市场 |
| 5.4 供应链创新:次优市场 |
| 第六章 总结与展望 |
| 6.1 本文的主要结论 |
| 6.2 不足之处及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
| 附录 |
| 附录一 委托代理链一般风险模型的推导 |
| 附录二 委托代理链一般激励模型的推导 |
| 附录三 长沙购宝乐超市的采购格式合同 |
| 附录四 有关生鲜猪肉的主要国家标准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对福利水平指数评价效率的研究——兼与蔡增正先生商榷（论文参考文献）
- [1]居民福利水平测度、评价及其提升路径研究[D]. 张鹏. 河北经贸大学, 2020(07)
- [2]石家庄市居民福利水平测度、评价和提升路径分析[J]. 张鹏. 河北企业, 2019(12)
- [3]社会工作视域下儿童福利指数的效用研究[D]. 高崇渊. 山西医科大学, 2019(09)
- [4]民国合法工会研究[D]. 朱东北. 吉林大学, 2018(12)
- [5]财政政策的区域效应研究[D]. 王蓓. 湖南大学, 2015(02)
- [6]三江源草地生态保护中牧户的福利变化及补偿研究[D]. 李惠梅. 华中农业大学, 2013(12)
- [7]我国国债利率期限结构的计量研究[D]. 王亚男. 吉林大学, 2012(03)
- [8]山东省农村地区教育收益实证研究 ——以龙口市为例[D]. 杨帆. 中国海洋大学, 2012(10)
- [9]辽宁城镇居民福利水平的测度[J]. 赵维良,张卓希. 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06)
- [10]连续委托代理关系与供应链模型研究 ——安全猪肉的案例[D]. 陈曜. 厦门大学, 20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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