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亚四国加强合作（论文文献综述）
陈利君,卢森[1]（2021）在《印度参与中印多边合作的策略研究——基于猎鹿博弈的视角》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随着印度的崛起,其追求大国目标、提高国际地位和改革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呼声增大,并不断推动成立或加入多个多边合作组织,以提升影响力和实现其远大抱负。但印度并非对每一项多边合作都抱有同样的兴趣,还称今后都不参加中国主导的多边合作,这一做法反映了印度采取猎鹿博弈中放弃"捕鹿"而"捕兔"的行为。中印两国共同参与的多边合作组织较多,且印度在中印参与的多边合作中并非都选择合作的策略,但印度作为中国的重要邻国和大国,无论其如何选择都会对中国产生影响。本文基于猎鹿博弈视角,运用博弈论中的合作—非合作博弈理论,选择中印共同参与的四个多边合作（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进行分析。通过研究发现,印度博弈过程中始终坚持非合作博弈,即在多边合作中本应追求集体利益时却更多考虑自身利益的得失,这决定了印度在中印参与的多边合作中的策略选择。同时本文也探讨了印度策略选择对中国及多边合作的影响,以期减小成员国的损失,或创造一些条件让印度选择合作策略,以促进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刘倩[2]（2021）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中俄印巴安全合作——基于四国在联合国大会投票的考察》文中指出中俄印巴安全合作是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共同体的关键。本文一方面通过文本分析的方法提炼出2001～2020年上合组织优先性安全议程及其变化趋势,另一方面采用投票一致性指数与投票背离指数系统考察了中俄印巴在联合国大会对应议题领域的安全政策契合程度。结果发现,发展安全、联合禁毒、反恐合作、防扩散以及裁军与军控是上合组织优先设置的五大安全议题。总体而言,四国在上述议题领域的安全政策契合度逐次递减,而俄罗斯和印度的背离倾向最为显着。本文认为,威胁认知与共同利益是影响安全政策契合度的重要因素,进而导致四国在不同议题领域的安全合作水平各不相同。在此基础上,根据议题特点有针对性地选择恰当的合作策略是提升中俄印巴安全合作水平、进而推动构建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的可行性路径选择。
郭曼若[3]（2021）在《互联互通视角下的巴基斯坦与中亚关系》文中指出互联互通在巴基斯坦与中亚国家外交关系发展中扮演核心角色。实现互联互通的经济、和平、文化效应是巴基斯坦与中亚国家的共同目标、现实需求和关系发展的互动推力,构成双方外交关系发展的基础。巴基斯坦与中亚国家的互联互通与双方关系同向而行,跨区域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政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的互联互通合作实践持续推动着双方外交关系发展。与此同时,阿富汗问题、地缘政治博弈以及巴基斯坦与中亚国家投资和营商环境欠佳等阻碍对双方外交关系发展造成很大威胁与挑战。为加强巴基斯坦与中亚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以及同"一带一路"的对接合作,中国应着力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及"CPEC+"建设,提升中国-巴基斯坦-中亚三边关系;发扬并宣传"一带一路"开放包容精神,提高中、南、西亚互联互通;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凝聚力与行动力,协调区域安全与经济合作。
彭昕[4]（2021）在《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以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实践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国际制度的发展有深化合作和扩大规模两个方向。相对于深化合作直接实现内部提质、进一步促进制度的发展,制度规模的扩大、尤其是制度成员的增多,如若不基于强有力的约束协调,则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制度功能的发挥、威胁制度的未来发展。诸如欧盟等强制度,因扩员而引起的内部协调困难、一体化进程延缓等现象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相比之下,约束力较弱的国际制度扩员就更易引起功能涣散、治理低效等问题。因此,弱约束性制度理应倾向于深化合作,谨慎扩员。然而,针对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实践的经验观察发现,即便在组织面临迫切提质需求的情况下,弱约束性制度仍然实现了扩员。这一选择逻辑上的反常构成了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所在:弱约束性制度为何选择扩员?弱约束性制度如何应对扩员后的功能低效?针对这一问题,就学理基础而言,制度变迁研究构成了研究的宏观理论背景;就经验积累而言,上海合作组织的相关数据与文献为本文提供案例检验基础。但通过对既有研究的梳理不难发现,当前以功能主义和理性选择为导向,大量聚焦强制度扩员的理论研究并没有对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问题提供有效解释。针对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代表的一系列弱制度扩员的经验研究,缺乏更进一步的学理提炼与整合,存在理论性不足等问题。基于此,本文采用分析折中主义方法,在制度具备包容性特征且处于协调性制度互动背景的前提下,围绕国际制度功能的多重性内涵,提出了影响弱约束性制度扩员实现的权力制衡、规范扩散以及功能补偿三项基本假设。将其分别带入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从搁置（2001年至2007年）到进行法律准备（2008年至2014年）再到最终落实（2015年至2017年）的三个具体阶段予以验证。就上海合作组织案例而言,针对其弱约束性特征的判定既有其结构性的客观原因,也依据其一系列主观的规则设定。作为一项由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主导的区域间合作制度,上海合作组织具有基本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特征;同一空间内众多的相似性制度供给,也在大国利益和小国需求的彼此兼容中维持了基本协调的互动关系。以此为前提,通过历时性比较上合组织扩员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发现:第一,在俄罗斯视角下,由于对美欧等西方国家的威胁感知不断提升,受到中国实力提升对中亚经济影响力增强的压力,其权力制衡需求呈现了持续增强,因此俄始终致力于积极推动扩员,以便更好地发挥制度作为软制衡工具的作用;第二,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背景下,上合组织的制度成熟、成员国的实力增长以及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提升“上海精神”这一核心规范出现了日益增强的扩散需求,推升了各成员国寄希望于通过扩员提升制度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倾向;第三,2015年“一带一盟”对接的实现、上海合作组织“对接平台”定位的确立,通过制度间功能协调上合组织突破原有功能瓶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扩员引起的功能弱化问题,解决了成员国对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引起低效问题的后顾之忧。基于系统的理论假设和经验论证,最终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制度成员国权力制衡和规范扩散需求的提升增强了制度扩员的可能,但不足以促成扩员的最终实现;功能补偿的出现,是在前两项需求不断增长、扩员可能不断累积的情况下促使上合扩员决策得以最终达成的决定性因素。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对当前国际制度普遍趋弱的现象进行了反思,分析总结出可资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代表的一系列弱约束性国际制度借鉴的发展经验和政策建议:在逆全球化时代、国际制度普遍趋弱的大背景下,不论是既有弱约束性制度的未来发展,还是后发力量类似的制度供给,都应在关注内部功能建设的同时,重视制度间关系的维护,避免碎片化引起的制度消耗,追求在协调型互动中形成制度间功能的补偿甚至借用。2021年适逢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0周年。本文对于上合扩员的关注,不仅仅局限于已完成的扩员实践,还在明晰扩员依据的基础上对上合新阶段从制度协调中获取的新兴发展动力做出了积极评估与展望。
闫亚娟[5]（2021）在《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自由贸易区迅速发展,形成了以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为主体的三大区域板块,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作为苏联主要继承国,自独立以来就不断加强独联体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建设,努力与独联体国家一道成为世界多极格局中的一极。经过多年的反复探索,2015年1月1日,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三国共同成立了欧亚经济联盟,随后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两国加入。欧亚经济联盟是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地区重要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成果,最终目标是发展成为类似于欧盟的欧亚联盟。但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之初正值俄罗斯遭遇美欧等西方国家经济制裁,加之国际石油价格大幅下跌,俄罗斯陷入经济危机。受俄罗斯影响,欧亚经济联盟其他成员国经济也出现了不同程度下滑,欧亚经济联盟陷入发展困境。在此背景下,欧亚经济联盟提出对外建立自由贸易区,这是欧亚经济联盟各国自独立以来首次宣布同独联体以外国家开展自由贸易区建设,这不仅为欧亚经济联盟各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新机会,也为域外国家深度参与独联体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建设提供了新契机。欧亚经济联盟是中国周边最具影响力的区域经济组织之一,是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核心区,深入分析欧亚经济联盟对外战略动向对中国深化对外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为研究对象,在明确独联体地区、欧亚经济联盟、自由贸易区等相关概念的基础上,以自由贸易区理论、非传统收益理论、轮轴-辐条理论以及地缘政治经济理论为基础,从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背景与诉求、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推进思路、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实际进展入手,重点分析了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主要特征、主要影响以及面临的困境,对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未来走势进行了研判,在此基础上针对欧亚经济联盟-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提出了中国应采取的对策建议。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是在内部和外部环境都不甚乐观的情况下提出的,目标宏大。为使建设顺利进行,欧亚经济联盟规划了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具体推进思路。第一,以新欧亚主义地缘思想为指导。新欧亚主义思想是21世纪以来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主要指导思想,它主张东西并重,强调重视欧洲同时,增加亚洲在对外合作中的比重。第二,以广大的亚洲地区为主要发展方向。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与欧盟关系恶化,欧亚经济联盟向西发展受阻,在此背景下,欧亚经济联盟选择以广大的亚洲地区作为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主要发展方向。第三,以中国、越南、印度、伊朗等为实施中的支点国家。中国和越南为俄罗斯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国,印度为俄罗斯的优先战略伙伴关系国,伊朗为俄罗斯的“特殊关系”国,欧亚经济联盟选取四国依次为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的支点国家,以点带面,进行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第四,以“5+1”为基本合作模式。“5”这里是指欧亚经济联盟五个成员国,分别为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1”这里是指第三国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5+1”即为欧亚经济联盟+中国、欧亚经济联盟+越南等。第五,以市场、能源和技术合作为推进手段。欧亚经济联盟拥有巨大的潜在市场、丰富的能源储备以及先进的军工技术,借助巨大的潜在市场、开展能源外交和进行军事技术合作成为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推进手段。按照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路线图,2015年5月29日,欧亚经济联盟与越南签署自由贸易协定,2016年10月5日,《欧亚经济联盟-越南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该协定是欧亚经济联盟对外签署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是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样板。2018年5月17日,欧亚经济联盟与伊朗签署临时自由贸易协定,2019年10月27日,《欧亚经济联盟-伊朗临时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之后,2019年10月1日及2019年10月25日,欧亚经济联盟又分别与新加坡和塞尔维亚两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截止到2020年底,欧亚经济联盟对外已签署4个自由贸易协定。除此之外,欧亚经济联盟与印度、以色列、埃及等国也分别进行了多轮自由贸易谈判。从其现有实践看,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表现出了如下四个特征:第一,在地域范围上以亚洲国家为主;第二,在谈判对象上优先选择盟友及战略伙伴国;第三,在协议内容上采取灵活的自由化标准;第四,在建设目标上兼顾传统与非传统收益。经过多年努力,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特点,对独联体地区、欧洲地区、亚洲地区乃至全球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至今已有5年多的时间,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面临一系列困境。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联盟各成员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目标不一致延缓了谈判进程;第二,联盟各国产业结构畸形与贸易结构单一影响贸易伙伴国的选择范围;第三,联盟对外贸易伙伴国整体贸易规模偏小制约了经济收益;第四,美欧等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经济压力挤压了发展空间。未来欧亚经济联盟依然会把小型贸易伙伴作为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重点对象,同时逐步推进与东盟和中国的自由贸易区建设,并最终实现与欧盟建立自由贸易区。欧亚经济联盟现已与中国签署经贸合作协定,但距双方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双方自由贸易区建设还存在很大障碍。为此,中国可以借鉴欧亚经济联盟已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成功经验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
马真骅[6]（2021）在《区域性公共产品与中亚移民秩序》文中认为苏联解体后,原先发生在苏联境内的人口流动转变为跨境流动,国内人口迁徙活动也随之成为主体复杂的国际移民活动。在此过程中,迁入哈萨克斯坦的中亚移民数量持续攀升,哈成为区域内部的移民目的地,形成了以哈萨克斯坦为移民输入国,以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为移民迁出国的区域移民系统。该移民系统的运行具有极大随意性,其人口流动并非建立在制度基础之上,而是很大程度上依靠“默契”维系,虽然移民活动的规模不断增加,但域内始终没有形成有效的移民管理机制,甚至双边维度的治理也十分有限,区域的移民合作表现出“松散”的形态,导致域内移民秩序混乱、非正规及非法移民活动猖獗。区域性公共产品是满足某区域范围内发展需求的产品及服务。移民作为促进区域人口流通、优化区域资源配置的活动,属于区域性公共产品范畴,其中既包括供给国提供的劳动力市场、就业岗位等物质型产品,也包括合作机制、移民政策等制度型产品。若将区域移民公共产品的供给和需求水平分别作为两个变量,根据其强弱组合将供求结构划分为“强供给强需求”、“弱供给强需求”、“强供给弱需求”和“弱需求弱供给”四种状态,可推导出其移民秩序相应表现为“紧密合作秩序”、“无合作冲突”、“松散合作秩序”和“无合作秩序”四种静态形态。与此同时,移民公共产品的供求结构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域内权力结构和域外力量的变动发生动态演变,四种移民秩序也随之发生相应转化。在当前中亚移民系统中,哈萨克斯坦作为区域移民产品的主要供给者,存在强烈的供给意愿和供给能力,建立起供给端的“强供给”模式;其他中亚国家作为公共产品的消费者,更加青睐域外大国俄罗斯提供的移民产品,对哈的供给没有刚性需求,构成需求端的“弱需求”模式。在“强供弱需”的产品供求结构下,中亚的移民秩序呈现出“松散合作”形态,这种秩序如何演变将取决于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产品供给变化,以及乌兹别克斯坦是否能够成为域内移民产品新供给方。
刘涛[7]（2021）在《《确保中亚四国全民享有终身学习机会》（节选）汉译实践报告》文中提出本文是一篇翻译实践报告,原文选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网。此次翻译实践选取了原文第三章及第四章部分内容作为翻译对象。节选部分着重从终身学习视角介绍了中亚四国的相关教育政策与实践内容,并提出了一些提升教育质量的措施。终身学习在中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翻译此类文本对于中国的终身学习体系建设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现实意义。源文本属于信息型文本,内容严谨,文风正式,注重信息的传递,同时具有一定的呼召语气。本文翻译的难点主要在于保证术语翻译的准确性、适当处理隐含内容与语气、调整表达习惯以及解决冗余与逻辑衔接问题。基于源文本的特征,译者以皮特·纽马克的文本类型理论为支撑,结合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两种翻译策略,应用直译、增译、重构、显化等方法解决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经过此次翻译实践,译者不仅积累了一些教育领域的知识,提高了自身翻译能力,而且掌握了译文修订的方法与策略,习得了翻译修订的各类规范。但译者发现自身能力有限,对一些复杂句子的逻辑梳理还不够,尤其是含有较多专业术语的长难句。此次翻译实践也鞭策译者不断提升双语应用能力。
廖紫祎,张光[8]（2020）在《陕西企业中亚五国投资风险防控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由于地缘优势,中亚五国一直是陕西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地区。但该五国存在的法律风险与非法律风险对陕西企业在中亚地区的直接投资构成了巨大挑战。对此,政府应当与中亚五国加深政治互信、更新有关BIT、优化融资渠道和金融服务、完善海外投资保险机制、建立完善的信息服务平台、加快培养专业人才;企业要处理好与当地人民和政府的关系、遵守并利用东道国法律、建立风险评估、预防以及减损机制、善于利用国内及国际法律手段维护正当权益。
周天舸[9]（2020）在《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合作机制运行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冷战结束后,为应对以恐怖主义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带来的共同的安全威胁,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达成了应对共同安全威胁的合作意愿,在相互合作的基础上建立了重要的地区多边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随着201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加入,上合组织目前已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地域最广、潜力巨大的跨区域多边组织,为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做出了贡献。作为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地区反恐合作形式,上合组织的多边反恐合作机制是各成员国在应对共同安全的基础上,通过各宣言和法律组成的法律基础和包括地区反恐中心和秘书处在内的执行机构以及包括联合军事演习在内的联合行动共同构建起的安全机制。在成立至今的近二十年实践中,上合组织主要通过其法律体系、组织机构和包括军事演习和情报合作在内的具体行动建立了成员国政府间的多边反恐合作机制,上合组织框架下的安全合作领域得到了扩展,反恐合作机制日趋完善,打击恐怖主义的法律、执法、情报等部门合作稳步开展。与此同时,由于缺乏对恐怖主义概念的统一认识和权威定义、法律机制建设缺乏系统性、反恐合作在实践中的执行力不足、缺乏争端解决机制等问题的存在,上合组织的地区反恐合作大多停留在文件和宣言层面,“三股势力”的安全威胁仍然存在。本文以上海合作组织的地区反恐合作机制作为分析对象,研究该机制的发展演进及其在反恐合作中取得的成效与不足。
段德乾[10]（2020）在《东亚安全合作的区域化探讨》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90年代后,区域安全合作逐渐兴起,亚太地区先后涌现出多类型和多层次的安全合作对话安排。由于地缘开放性及历史联系性,东亚区域的安全合作新区域主义特征明显,域内国家与域外国家共同参与区域安全问题治理成为常态。完全开放的安全合作机制在加强域内外国家安全联系的同时,也显现出发展瓶颈。在应对区域性明显的安全问题时,跨区域安全合作机制发挥作用有限,甚至成为区域内国家携手进行安全治理的障碍。基于以案例分析法为代表的定性研究方法,通过分析亚太区域现有安全合作机制的发展特征,并归纳机制中东亚国家的安全关切,总结出跨区域多边安全合作在安全治理过程中面临供需两方面的困境。结合开放区域主义的理论特征,分析东亚区域内传统安全问题以及非传统安全问题实现区域性治理的路径与效果,并对未来东亚安全合作机制构建进行前景展望。东亚安全问题的区域性治理,根源于安全问题的区域特性。区域内现有的跨区域安全合作机制所面临的供需困境能够佐证安全问题区域性治理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未来东亚安全合作将呈现“葫芦”模式,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并决定了东亚区域的整体认同和一体化需要。东南亚与东北亚两个次区域的安全合作为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建设提供动力来源,而中日作为区域大国,将发挥“葫芦腰”一样的连接稳定作用。
二、中亚四国加强合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亚四国加强合作（论文提纲范文）
（1）印度参与中印多边合作的策略研究——基于猎鹿博弈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一、猎鹿博弈与中印参与的多边合作 |
| (一)猎鹿博弈的含义 |
| (二)印度在中印参与的多边合作中猎鹿博弈的选项 |
| 第一，合作。 |
| 第二，背离。 |
| 二、印度与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的合作 |
| (一)印度参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原因与策略 |
| 1.印度在上海合作组织中选择合作的原因 |
| 第一，基于地缘政治考量。 |
| 第二，在反恐问题上有共同利益。 |
| 第三，可借助SCO加强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 |
| 第四，遏制中国和巴基斯坦。 |
| 2.印度在上海合作组织中总体持合作的态度 |
| (二)印度参与金砖国家的原因与策略 |
| 1.印度在金砖国家中选择合作的原因 |
| 第一，基于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高国际地位的需要。 |
| 第二，可为印度协调大国关系提供舞台。 |
| 第三，BRICS的特性对印度具有吸引力。 |
| 第四，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 |
| 2.印度在金砖国家中总体持合作的态度 |
| (三)印度选择合作的共同因素 |
| 1.该合作有利于印度提高国际地位，符合其大国外交政策。 |
| 2.多边合作中有所谓的能够制衡中国的成员国参与。 |
| 3.符合印度的国家利益。 |
| (四)印度选择合作给中方带来的影响 |
| 1.积极影响 |
| 2.消极影响 |
| 第一，印度与其他国家的矛盾可能会损耗多边合作甚至使其瘫痪。(36) |
| 第二，成员国可能会感到自身在合作组织中的权重和价值有所减小。 |
| 第三，印度加入SCO的实际意图值得关注。 |
| 三、印度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的背离 |
| (一)印度背离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原因与策略 |
| 1.印度选择背离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原因 |
| 第一，担忧国防和边境安全，维护自己在南亚的势力范围。 |
| 第二，担心中国产品大量进入印度，冲击国内市场。 |
| 第三，合作机制不成熟，互动层级低，背离成本小。 |
| 2.印度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选择背离的策略 |
| (二)印度背离《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原因与策略 |
| 1.印度选择背离RCEP的原因 |
| 2.印度选择背离RCEP的策略 |
| 第一，期望与美国结成更加紧密的联盟。 |
| 第二，继续保护国内市场，防范外来竞争。 |
| (三)印度选择背离的共同因素 |
| 1.中国主导的多边合作。 |
| 2.认知错位。 |
| 3.多边合作中没有可以说服印度的国家。 |
| 4.没有完全满足印度的“要求”。 |
| (四)印度选择背离给各方带来的影响 |
| 1.积极影响 |
| 第一，合作效率会有所提高。 |
| 第二，成员国在合作中的权重和价值会有所上升。 |
| 2.消极影响 |
| 第一，影响合作效益。 |
| 第二，影响部分成员国的参与热情。 |
| 第三，增加了区域合作的不确定性。 |
| 第四，削弱多边组织影响力。 |
| 四、推动印度在中印参与的多边合作中选择合作的对策建议 |
| (一)提高国际地位，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
| (二)拓展共同利益，拉紧利益纽带 |
| (三)客观、冷静、理性看待对方的发展 |
（2）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中俄印巴安全合作——基于四国在联合国大会投票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一、合作理念、合作区域与上合组织安全合作的议程设置 |
| (一)从“上海精神”到“命运共同体”:上合组织安全合作理念深化 |
| (二)从中亚到南亚：上合组织安全合作区域整合 |
| (三)从传统安全到非传统安全：上合安全合作议程拓展 |
| 二、中俄印巴的安全政策契合度 |
| (一)中俄印巴安全政策中的共识 |
| (二)中俄印巴安全政策中的分歧 |
| 1.中国 |
| 2.俄罗斯 |
| 3.印度 |
| 4.巴基斯坦 |
| 三、中俄印巴安全合作的策略选择 |
| (一)边界争端：建立冲突调解机制，打造成员国双边关系稳定的“压舱石” |
| (二)反恐、禁毒与防扩散：善用议题联系策略，避免落入相对收益陷阱 |
| (三)发展安全：协调制度设计领导权，防范安全治理恶性竞争 |
| 结 语 |
（3）互联互通视角下的巴基斯坦与中亚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互联互通效应：巴基斯坦与中亚关系的基础 |
| 三、互联互通实践：巴基斯坦与中亚关系的发展 |
| （一）“硬联通”与基建合作 |
| （二）“软联通”与经贸合作 |
| （三）人文联通与文化合作 |
| 四、互联互通阻碍：巴基斯坦与中亚关系的挑战 |
| （一）阿富汗问题 |
| （二）地缘政治博弈 |
| （三）投资和营商环境欠佳 |
| 五、“一带一路”框架下提升中国与中亚、南亚区域合作的对策建议 |
| （一）着力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及“CPEC+”建设，提升中国-巴基斯坦-中亚三边关系 |
| （二）发扬“一带一路”开放包容精神，加强中亚-南亚-西亚互联互通 |
| （三）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凝聚力与行动力，协调区域安全与经济合作 |
（4）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以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实践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问题与选题意义 |
| 二、既有研究回顾与评析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弱约束性制度为何扩员 |
| 第二节 国际制度趋弱的现实背景 |
| 第三节 既有学理逻辑的解释与不足 |
| 第二章 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可能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弱约束性制度 |
| 第二节 两个假定:包容性制度、协调型互动 |
| 第三节 三个假设:权力制衡、规范扩散、功能补偿 |
| 第三章 案例选择的合理性分析 |
| 第一节 上海合作组织扩员问题概述 |
| 第二节 上海合作组织的弱约束性界定 |
| 第三节 上海合作组织的包容性特征和制度互动背景 |
| 第四章 案例检验: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中的权力制衡需求 |
| 第一节 上合组织的相关权力要素:俄罗斯、美欧、中国 |
| 第二节 权力制衡需求:俄罗斯视角下的制衡需求与制衡可能 |
| 第三节 权力制衡需求对扩员进程的推动:历时比较 |
| 本章小结 权力制衡需求影响但不决定弱约束性制度扩员 |
| 第五章 案例检验: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中的规范扩散需求 |
| 第一节 上合组织的价值规范要素:“上海精神” |
| 第二节 规范扩散需求:“上海精神”的扩散需求与扩散路径 |
| 第三节 规范扩散需求对扩员进程的推动:历时比较 |
| 本章小结 规范扩散需求影响但不决定弱约束性制度扩员 |
| 第六章 案例检验: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中的功能补偿 |
| 第一节 上海合作组织“对接平台”定位的出现 |
| 第二节 在对接协调中获取功能补偿的可行性论证 |
| 第三节 功能补偿对扩员决策的决定性影响 |
| 本章小结 功能补偿是弱约束性制度扩员的必要条件 |
| 总结 |
| 一、总结与结论 |
| 二、基于结论的政策建议 |
| 三、研究的局限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5）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关于世界主要经济体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研究 |
| 1.2.2 关于欧亚经济联盟自身一体化问题的研究 |
| 1.2.3 关于欧亚经济联盟对外经济合作的研究 |
| 1.2.4 相关研究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 2.1.1 独联体地区 |
| 2.1.2 欧亚经济联盟 |
| 2.1.3 自由贸易区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自由贸易区理论 |
| 2.2.2 非传统收益理论 |
| 2.2.3 轮轴-辐条理论 |
| 2.2.4 地缘政治经济理论 |
| 第3章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背景与诉求 |
| 3.1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背景 |
| 3.1.1 乌克兰爆发危机 |
| 3.1.2 国际石油价格大幅下跌 |
| 3.1.3 独联体地区向心力下降 |
| 3.1.4 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区迅速发展 |
| 3.2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诉求 |
| 3.2.1 推动联盟各国经济增长 |
| 3.2.2 改善联盟外部政治环境 |
| 3.2.3 维护联盟各国地区安全 |
| 3.2.4 提升联盟地区及国际影响力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推进思路 |
| 4.1 以新欧亚主义地缘思想为指导 |
| 4.1.1 新欧亚主义地缘思想的形成 |
| 4.1.2 新欧亚主义地缘思想的核心内容 |
| 4.1.3 新欧亚主义影响下联盟成员国的对外合作战略 |
| 4.2 以广大的亚洲地区为主要发展方向 |
| 4.2.1 联盟成员国的欧洲观 |
| 4.2.2 联盟成员国的亚洲观 |
| 4.2.3 乌克兰危机后亚洲在联盟对外合作中的地位 |
| 4.3 以中国、越南、印度、伊朗为实施中的支点国家 |
| 4.3.1 东亚的支点国家:中国 |
| 4.3.2 东南亚的支点国家:越南 |
| 4.3.3 南亚的支点国家:印度 |
| 4.3.4 西亚的支点国家:伊朗 |
| 4.4 以“5+1”为基本合作模式 |
| 4.4.1 “5+1”合作模式的内涵 |
| 4.4.2 “5+1”合作模式的优点 |
| 4.4.3 “5+1”合作模式的难点 |
| 4.5 以市场、能源、技术合作为推进手段 |
| 4.5.1 借助巨大的潜在市场 |
| 4.5.2 开展能源外交 |
| 4.5.3 进行军事技术合作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实际进展 |
| 5.1 与越南、伊朗的《自由贸易协定》已分别生效 |
| 5.1.1 《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背景 |
| 5.1.2 《自由贸易协定》的主要内容 |
| 5.1.3 《自由贸易协定》的实施效果 |
| 5.2 与新加坡、塞尔维亚的《自由贸易协定》已分别签署待生效 |
| 5.2.1 《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背景 |
| 5.2.2 《自由贸易协定》的主要内容 |
| 5.2.3 《自由贸易协定》的潜在效果 |
| 5.3 与印度、以色列、埃及的《自由贸易协定》正在分别谈判中 |
| 5.3.1 《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背景 |
| 5.3.2 《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进展 |
| 5.3.3 《自由贸易协定》的预期效果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特征及影响 |
| 6.1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主要特征 |
| 6.1.1 在地域范围上以亚洲国家为主 |
| 6.1.2 在谈判对象上优先选择盟友及战略伙伴国 |
| 6.1.3 在协议内容上采取灵活的自由化标准 |
| 6.1.4 在建设目标上兼顾传统与非传统收益 |
| 6.2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主要影响 |
| 6.2.1 推动了独联体地区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 |
| 6.2.2 加剧了俄罗斯与美欧的地缘政治竞争 |
| 6.2.3 提升了亚洲国家在联盟空间的经济地位 |
| 6.2.4 促进了世界多极化向深度和广度拓展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困境及走势 |
| 7.1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面临的困境 |
| 7.1.1 联盟成员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目标不一致延缓了谈判进程 |
| 7.1.2 产业结构畸形与贸易结构单一影响伙伴国选择范围 |
| 7.1.3 对外自由贸易伙伴国整体贸易规模偏小制约了经济收益 |
| 7.1.4 美国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压力挤压了发展空间 |
| 7.2 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走势 |
| 7.2.1 继续推进与小型贸易伙伴的自由贸易区建设 |
| 7.2.2 努力推进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建设 |
| 7.2.3 逐步推进与中国的自由贸易区建设 |
| 7.2.4 长期致力于与欧盟的自由贸易区建设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欧亚经济联盟-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障碍与对策建议 |
| 8.1 欧亚经济联盟-中国经贸合作现状 |
| 8.1.1 双方已签署《经贸合作协定》 |
| 8.1.2 《经贸合作协定》的主要内容 |
| 8.1.3 《经贸合作协定》与《自由贸易协定》的关系 |
| 8.2 欧亚经济联盟-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障碍 |
| 8.2.1 俄罗斯担心中国会削弱其在联盟的影响力 |
| 8.2.2 联盟其他成员国警惕对中国经济形成过度依赖 |
| 8.2.3 联盟成员国地区安全隐患困扰中国与其深化合作 |
| 8.3 中国深化对欧亚经济联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对策建议 |
| 8.3.1 坚持以经济为导向,积极引导去政治化 |
| 8.3.2 深化实体项目合作,逐步扩大产业投资 |
| 8.3.3 借助上合组织平台,加强安全领域合作 |
| 8.3.4 秉持先易后难原则,加快推进自贸区谈判 |
| 8.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区域性公共产品与中亚移民秩序（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选题价值 |
| (三)研究目标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与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有关区域性公共产品的文献综述 |
| (二)有关移民一般性研究的文献综述 |
| (三)有关中亚区域移民问题与合作的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主要创新点与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论文篇章结构与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核心概念解释 |
| (一)区域性公共产品 |
| (二)移民 |
| (三)移民公共产品 |
| 第二节 区域移民公共产品供求结构与区域移民秩序 |
| (一)公共产品供求结构与移民秩序形态分类 |
| (二)供求结构与秩序形态的互动关系 |
| (三)移民秩序形态的转化路径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亚地区移民秩序及其公共产品供求结构 |
| 第一节 以哈萨克斯坦主导的“松散合作秩序” |
| (一)以哈萨克斯坦为中心的中亚区域移民系统 |
| (二)松散移民秩序的表现 |
| 第二节 “强供给弱需求”的供求结构 |
| (一)强供给:哈萨克斯坦的强供给意愿 |
| (二)强供给:哈萨克斯坦的强供给能力 |
| (三)弱需求:中亚地区对哈提供移民产品的弱需求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亚移民秩序形态演变情景 |
| 第一节 “无合作秩序”:哈萨克供给意愿下降 |
| 第二节 “紧密合作秩序”:域外竞争者撤退 |
| 第三节 复杂的移民秩序形态:乌兹别克斯坦的崛起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亚移民治理合作的建议及措施 |
| 第一节 哈萨克斯坦作为主导的单边治理 |
| 第二节 加强双边规范化治理活动 |
| 第三节 通过区域和国际组织推动多边合作平台建设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7）《确保中亚四国全民享有终身学习机会》（节选）汉译实践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Abstract |
| 摘要 |
| Chapter One Task Description |
| 1.1 Task Background |
| 1.2 Features of the Source Text |
| Chapter Two Process Description |
| 2.1 Preparation Before Translation |
| 2.1.1 Searching for Relevant Parallel Texts |
| 2.1.2 Drawing up the Term Table |
| 2.1.3 Determining the Guiding Theory |
| 2.1.4 Selecting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Tools |
| 2.1.5 Making Translation Plan |
| 2.2 Implementation of Translation |
| 2.3 Translation Quality Control |
| Chapter Three Case Analysis |
| 3.1 Problems in Process of Translation |
| 3.1.1 Inaccuracy in Translating Proper Nouns |
| 3.1.2 Misunderstanding of Meanings and Tone in Source Text |
| 3.1.3 Ignorance of Chinese Expression Habits |
| 3.1.4 Redundancy in Translated Sentences |
| 3.1.5 Inadequacy of Cohesion in Target Text |
| 3.2 Strategies and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
| 3.2.1 Translating Proper Nouns for Accuracy and Clarity |
| 3.2.2 Achieving Explicitation by Analyzing the Context |
| 3.2.3 Adjusting Passive Voice to Conform to Chinese Expression Habits |
| 3.2.4 Reorganizing the Elements in Sentences for Conciseness |
| 3.2.5 Adding Logical Connectors to Enhance Cohesion |
| Chapter Four Conclusion |
| 4.1 Unsolved Problems and Relevant Thinking |
| 4.2 Inspirations and Expectations |
| Notes |
| Bibliography |
| Appendix Ⅰ |
| Appendix Ⅱ |
| Appendix Ⅲ |
| Acknowledgements |
（8）陕西企业中亚五国投资风险防控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1 中亚五国投资风险分析 |
| 1.1 非法律风险 |
| 1.1.1 不稳定因素较多 |
| 1.1.2 整体营商环境较差 |
| 1.1.3 五国经济发展不平衡 |
| 1.2 法律风险 |
| 1.2.1 宏观法律风险 |
| 1.2.2 环境保护风险 |
| 1.2.3 用工风险 |
| 1.2.4 金融风险 |
| 1.2.5 税收风险 |
| 2 陕西企业防范中亚投资风险的对策建议 |
| 2.1 政府层面 |
| 2.1.1 加强在投资领域的沟通，增强我国与中亚五国间的政治互信 |
| 2.1.2 更新我国与中亚四国的BIT |
| 2.1.3 优化融资渠道和金融服务 |
| 2.1.4 完善海外投资保险机制 |
| 2.1.5 建立完善的信息服务平台 |
| 2.1.6 积极推动我国与中亚五国间的人文交流，加快培养专业人才 |
| 2.2 企业层面 |
| 2.2.1 处理好与当地人民和政府的关系 |
| 2.2.2 遵守东道国法律，充分利用其投资促进政策 |
| 2.2.3 建立风险评估、预防以及减损机制 |
| 2.2.4 善于利用国内及国际法律手段维护正当权益 |
| 3 结语 |
（9）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合作机制运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合作机制 |
| 第一节 地区反恐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 |
| 一、上合组织建立背景 |
| 二、上合组织的性质 |
| 第二节 上合组织反恐合作机制的演进 |
| 一、“上海五国”时期(1996-2000年) |
| 二、机制化建设(2001-2008年) |
| 三、上合组织正常化运转及扩员(2011年至今) |
| 第三节 上合组织反恐合作机制架构 |
| 一、法律机制 |
| 二、组织结构 |
| 三、机制化的反恐行动 |
| 第三章 国际机制与反恐合作 |
| 第一节 新自由制度主义与国际合作机制 |
| 一、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 |
| 二、国际合作的路径——国际机制 |
| 第二节 反恐合作中的国际机制 |
| 一、国际机制与反恐合作 |
| 二、多视角下国际机制中的反恐合作实践 |
| 第四章 上合组织反恐合作机制的运行及局限 |
| 第一节 上合组织反恐合作机制的作用动因 |
| 一、共同的安全威胁 |
| 二、合作的政治意愿与大国角色 |
| 第二节 上合组织反恐合作机制的运行及成效 |
| 一、机制发展 |
| 二、机制运行过程 |
| 三、成效 |
| 第三节 上合组织地区反恐合作机制局限性 |
| 一、法律机制建设有待完善 |
| 二、反恐合作执行机制建设有待完善 |
| 三、反恐合作协调与联合应对能力有待提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东亚安全合作的区域化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
| 三、论文研究方案 |
| 第一章 安全区域化及区域多边安全合作 |
| 第一节 安全问题区域化 |
| 一、安全问题区域特性 |
| 二、安全问题的跨区域性 |
| 三、开放区域主义的内涵 |
| 第二节 区域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理论界定 |
| 一、区域多边机制 |
| 二、区域多边安全合作机制 |
| 第三节 跨区域多边安全合作机制 |
| 一、跨区域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定义 |
| 二、跨区域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特征 |
| 三、跨区域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内涵 |
| 第二章 亚太跨区域多边安全合作的机制的现状与困境 |
| 第一节 冷战后亚太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建构 |
| 一、冷战后亚太多边安全机制建构背景 |
| 二、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建构行动路线图 |
| 三、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建构进程特征 |
| 第二节 亚太安全机制的东亚安全关切 |
| 一、大国竞争 |
| 二、领土争端 |
| 三、分裂主义 |
| 四、军事扩张与军备竞赛 |
| 五、非传统安全威胁 |
| 第三节 亚太安全机制的困境 |
| 一、意愿困境 |
| 二、议程困境 |
| 三、组织困境 |
| 四、功能困境 |
| 五、整合困境 |
| 六、地位困境 |
| 第三章 东亚安全管理的区域化趋势 |
| 第一节 亚洲多边安全机制 |
| 一、上海合作组织——中亚区域性 |
| 二、亚信峰会——亚洲特性 |
| 三、东盟安全共同体——东南亚次区域性 |
| 第二节 东亚安全问题的区域化管理 |
| 一、南海问题区域性:从DOC到 COC |
| 二、朝鲜半岛问题区域性:六方会谈的升华 |
| 第三节 东亚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区域性管理 |
| 一、湄公河联合执法 |
| 二、10+3机制中的非传统安全合作 |
| 第四章 东亚双层多边安全合作:次区域、区域性和跨区域 |
| 第一节 东亚双层多边安全合作:次区域性和区域性 |
| 一、两个次区域 |
| 二、东亚安全合作的制度化设想——“葫芦”架构 |
| 第二节 亚太安全机制的转化与西太平洋安全倡议 |
| 一、现有亚太安全合作机制的转化 |
| 二、西太平洋安全合作框架设计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中亚四国加强合作（论文参考文献）
- [1]印度参与中印多边合作的策略研究——基于猎鹿博弈的视角[J]. 陈利君,卢森. 南亚研究, 2021(03)
- [2]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中俄印巴安全合作——基于四国在联合国大会投票的考察[J]. 刘倩. 南亚研究, 2021(02)
- [3]互联互通视角下的巴基斯坦与中亚关系[J]. 郭曼若. 俄罗斯学刊, 2021(03)
- [4]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以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实践为例[D]. 彭昕. 外交学院, 2021(10)
- [5]欧亚经济联盟对外自由贸易区建设研究[D]. 闫亚娟. 吉林大学, 2021(01)
- [6]区域性公共产品与中亚移民秩序[D]. 马真骅.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1(12)
- [7]《确保中亚四国全民享有终身学习机会》（节选）汉译实践报告[D]. 刘涛. 河北师范大学, 2021(12)
- [8]陕西企业中亚五国投资风险防控问题研究[J]. 廖紫祎,张光. 商洛学院学报, 2020(04)
- [9]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合作机制运行研究[D]. 周天舸.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04)
- [10]东亚安全合作的区域化探讨[D]. 段德乾. 外交学院, 2020(07)
标签：自由贸易区论文; 欧亚经济联盟论文; 上合组织论文; 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关系论文; 移民欧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