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依法执政:市场经济下的领导方略(论文文献综述)
周维浩[1](2021)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法治文化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法治建设以及与之相匹配的法治文化建设,社会公众也充分认识到法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而与每个人都密切相关的劳动关系领域的劳动法治,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劳动法治文化的建设也应该得到研究和重视。劳动法治文化是法治文化的一部分,是一个国家或社会实现了劳动法治所具有或应有的文化。从广义上来看,劳动法治文化是人们在劳动法治实践中形成的、体现着劳动法治精神和理念、原则和制度、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一种法治文化形态,主要集中体现在劳动法治建设的精神、制度、行为和物质四个层面;从狭义上来看,劳动法治文化主要是指劳动法治意识、劳动法治理念、劳动法治思维、劳动法治信仰的培育和确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法治文化建设,在纵向上主要从科学内涵、价值意蕴、实践现状、行动指南和路径选择五个方面入手,在横向上主要从精神、物质、制度和行为四个层面进行深入展开。具体而言:第一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法治文化的科学内涵。主要论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要求、基本内容和基本特征。第二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法治文化的价值功能。主要论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法治文化建设:在物质层面,劳动法治文化是劳动法治建设的环境需求,强调劳动法治文化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保障、营造良好劳动法治氛围的重要基础、形成尊重劳动和劳动者观念的重要因素。在精神层面,劳动法治文化是劳动法治建设的精神需求,强调劳动法治文化建设有利于树立诚信意识,弘扬法治精神;培养规则意识,弘扬契约精神;提升劳动品质,弘扬劳动精神。在制度层面,劳动法治文化是劳动法治文化建设的根本支撑,强调劳动法治文化是劳动法治建设的价值引导和内在动力;构成要素和精神支撑;重要标志和可靠保障。在行为层面,劳动法治文化是劳动法治建设的现实需求,强调劳动法治文化对社会公众行为具有的指引、评价、预测、教育、强制的功能。第三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法治文化建设的实践现状。主要论述了劳动法治文化建设在物质、精神、制度和行为四个层面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面临的突出问题,并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法治文化建设的制约因素,包括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理论因素与实践因素、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第四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法治文化建设的行动指南。主要论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法治文化建设,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根本遵循;以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以劳动者为中心、坚持倾斜保护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相结合、坚持劳动法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为基本原则,并论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法治文化建设在物质、精神、制度和行为层面的目标取向。第五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法治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主要论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法治文化在物质、精神、制度和行为四个层面上的具体建设举措。因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法治文化的建设,既需要久久为功、持之以恒,才能保证劳动法治文化建设内容的与时俱进和建设工作的持续健康运行;又需要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共同参与,特别是社会公众的参与,每个人都不能将自己置身其外,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法治文化,才能有利于加强社会公众对劳动法治文化的认同及形成劳动法治信仰,并将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而全面贯彻依法治国的要求,为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一体建设、全面推行劳动法治和实现和谐劳动关系提供坚实的文化保障、文化土壤、文化氛围和文化环境。
张继艳[2](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发展的经验与启示》文中认为法治文化是法治体系的构成要素,也是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和文化支撑。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虽已取得不俗成就,但法治文化作为一项长期性、渐进性的文化工程,在未来发展过程中仍需要不断深化。个别包含一般,但一般不完全包含个别,我们国家法治建设本身具有他国不可比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同时我们也有自己长期积累的经验和优势,故面对未来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发展,他国的间接经验是不能直接解决我国法治文化发展的现实诉求的,只有将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经验和优势纳入到未来发展的路径中,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发展以及法治建设才能取得实质性突破,才能更快地实现法治中国。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发展经验大多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法治实践中取得的,基于对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的发展经验和启示的深入分析和总结,对未来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发展意义重大且深远。故本文以改革开放为界限,基于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通过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以及经验总结法等对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第一部分,绪论。通过绪论介绍了本文的选题依据、意义,以及国内外研究综述、框架结构与创新之处等内容,为文章提供了研究依据。第二部分,内涵特征及理论基础。该部分详细阐释了法治文化和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核心内涵,以及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意识形态、历史继承、与时俱进、思想开放的基本特征,同时又系统地从中国传统法治思想、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西方法治思想等方面论述中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深厚的理论基础。第三部分,发展历程的梳理。全面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深刻阐述了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初步发展至世纪之交的跨越发展,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繁荣发展的详细历程。第四部分,经验总结。基于对中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发展的梳理,这一部分较为系统地从推动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发展的政治导向、市场经济、文化宣传教育、以及科技创新四大方面进行详细论述,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发展的基本经验。第五部分,提出启示。总结经验的目的是启示当下,这一部分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发展历程和经验,系统地从坚定立场、创新发展、统筹兼顾三大方面提出了对未来中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发展的较具可行性的启示。总之,本文比较系统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内涵特征、理论基础、发展历程,同时文章的核心部分又凝练和总结出推动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发展的基本经验。更重要的是,基于此又提出推动未来中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发展的较具可行性启示,这就充分展现了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使得法治文化过去经验性与法治文化前瞻性并举的理论创新,对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和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王莹[3](2020)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精神底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文化支撑。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要问题。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不断向前发展,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加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更加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课题。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作为法治中国建设的文化支撑,其现状存在着发展水平不均衡、机制体制不完善、普法氛围不浓厚、自觉自信不充分等多方面的问题,其建设也面临着历史文化传统局限性传承性、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意识形态斗争复杂性多样性、地域人口因素现实性差异性等多方面制约,尚不能充分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要求。因此,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概念和理论,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渊源和理论依据,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历史成就和基本经验,剖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困境与成因,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对策和实施路径,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基于此,本文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原理和方法,立足中国国情和时代需要,旨在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科学内涵和理论依据,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发展进程和历史经验,剖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基本原因,提出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对策和前瞻性思考,以期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科学内涵的理解,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思考,积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研究的经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理论,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实践。论文由导论、主体部分和结语构成。主体部分包括五章:第一章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概念与基本理论。从源头上探究了法治文化,辨析了法治文化相关概念的含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概念。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内涵的研究中,涵盖了对其主客体的甄别,对其特征属性的描述,并从物质、精神、制度和行为四重结构探究了法治文化建设的内容,对其所遵循的客观规律进行了总结,并指出了其战略价值所在。第二章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理论依据与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并不是无源之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依据,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法治文明则是其借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法治观和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有关法治文化建设的思想,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学理依据。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中的优秀法治文化建设思想,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第三章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历史与基本经验。重点阐述了中国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进程、主要成就和基本经验。中国法治文化建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改革开放以来展现出不同特点。中国法治文化建设在强化实践基础、深化法治理论以及人民法治认同三方面取得了不俗成就。同时,本章还阐释了法治文化建设在坚持基本国情,发挥改革创新精神,正确处理党与法、权与法、情理法三个方面的关系和不断坚持两个“三位一体”的重要经验。第四章剖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困境与成因分析。主要是从现实状况出发,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找寻不足,以全面反映法治文化建设的全貌。在发展水平、体制机制、普法氛围、法治信仰等方面探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存在的现实瓶颈,指出其主要制约是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意识形态斗争、地域人口因素上的影响。直面法治文化建设的问题根源所在,为下一步深入探究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提供了坚实基础。第五章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对策与前瞻思考。基于法治文化建设存在的现实瓶颈与制约因素,围绕思想、制度、实践、文化、资源和国际六方面提出了路径选择,还从多元动力、责任监督、普法传播、文化创新、人才培育和法治评估机制等方面探讨了法治文化建设的机制构建。最后,从目标取向、实践要求、拓展方向阐述了对新时代法治文化建设未来发展的前瞻性展望。
周颜玲[4](2019)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意识形态一直是国内外学界、政界的敏感话题,也是新时代的哲学主题。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人将其与中国实践和传统文化进行了创造性融合,使其成为了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向来强调“以文载道”“以文化成”的意识形态要素,承载着信仰塑造的基本功能,而且包含丰富的治国理政、立德化民的智慧,能够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滋养和丰富支撑。以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为研究视域,科学把握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以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有效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今时代需要着重研究的重要问题,也是当前意识形态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使命。本文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研究方法,以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为视域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全文共分导论、结束语和五章,着重分析和论证了以下观点:为推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体系化发展和大众化表达,实现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需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相关概念进行新视角定义,并对二者的关系进行新角度阐释。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界定,借鉴了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三个“倡导”,综合了学者们的范围式、分层次定义,从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社会发展要素推动、个体人格提升和行为养成三个层面对其进行了细化和微观化诠释,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定义层面党性与人民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的高度统一;并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界定为理论层面的完善和创新、实践层面的现实建构和作用发挥两个方面。综合学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归纳,从宏观叙事与具体阐释两个层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予以界定,并在具体阐释层面将其基本精神归纳为治国理政之道、社会运行之道、为人处世之道三个方面。基于以上定义,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新视角的说明。在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层面,从生成角度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提供了民族文化土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由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濡化而来,二者互动共生;从内容角度看,作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均是立足唯物史观提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而成的文化成果。在社会发展要素推动层面,“大同小康”思想、“以德治国”传统、“民为邦本”思想、“天人合一”思维、“修齐治平”理想等中华优秀传统治国理念和价值精髓,都已被中国共产党所继承并弘扬,成为推动我国“五位一体”现代化建设的思想文化支撑。在个体人格提升和行为养成层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蕴含着推进现代人自我完善、健康发展的宝贵智慧,为个体理想信念的树立、现代人格的自我提升和行为养成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滋养。新中国成立以来,契合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经历了不同的发展与建设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且一直源源不断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丰富滋养和有益支撑。而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自成型以后,一直决定着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弘扬的基本方向和传承模式。按照意识形态建设的不同时期,将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语义场分为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曲折化探索(1949-1978)、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返本开新(1978-2012)、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012至今)三个阶段,厘清了不同历史阶段中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阶段性特征和传承模式,并从指导思想、社会措施、个体引导三个层面梳理出传承中华文化价值精髓坚守基本方向、契合社会主义事业推进传统文化发展、吸纳民族精神基因提升公民综合素质三条基本经验,为新时代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有益借鉴。经济全球化使得信息、资金、技术的流动更加便捷,也使得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思想文化之间的交流交融交锋变得日益频繁,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这些挑战和机遇也会反映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之中。一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下,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国家地位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提供了最好的时机,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正当其时;另一方面,面临西方虚假普世理念对理想信仰的遮蔽、全球化文化浪潮对传统家国文化的侵蚀、市场逻辑对伦理本位的挤压等生存挑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逐渐暴露出脱离时代发展的现实短板,其现实境遇令人堪忧。这就要求我们要在准确识别这些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用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统领传统文化资源,更好地巩固我党的执政基础。当前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但仍存在传统文化主流价值阐发片面化、传统文化活化利用水平不高、现代理想人格塑造尚未成型等问题。在传统文化主流价值阐发方面,由于未能严丝合缝对接当代文化需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流价值的阐发仍存在“言必称”“择其一二”等片面之说;在传统文化活化利用方面,主要是未能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激励作用,对其的活化性利用仍然处于浅层,存在功利化应用现象,其实践应用效果也有待提高;在现代理想人格塑造方面,由于中华传统人格思想对于人的现代化理想人格建设还不具备全面的激励因素,因而适应于现代化建设的理想型人格建设仍不成体系,迫切需要对其进行现代转化。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其主要几点,可归纳为现代社会发展趋势弱化了传统文化的历史底蕴、核心理念阐发不足弱化了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整体合力尚未形成减缓了传统文化的全面传承等三个方面。基于以上问题,要结合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模式,使其在新的时代返本开新,更具有时代性和感召力。在当前中西文化与意识形态都处于相互冲突与交融的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再是主流意识形态,而是作为一种深厚的文化资源对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及各种社会文化领域有所助益。为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得以继续弘扬和传承,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意识形态视域来反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境遇,力争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人文精神与价值理念具有返本开新之效,有效推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指导思想而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感染力,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内外传承。就基本思路而言,要厘清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五位一体”现代化建设的功能性作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凝聚一切有效力量,完善传承传播体系,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具体举措而言,要通过思想引领提高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认同,加强教育引导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传承,并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对于个体社会化的有益观念,在提升公民基本素养、推进现代人格生成、规范个体行为中推动社会的良性化发展。
赖雪梅[5](2019)在《“基础”课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有机融合的教学研究》文中提出自“05方案”实施以来,“基础”课将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融合为一门课程,然而实际教学效果与“方案”拟定的初衷存在一定的差距,针对这个现象,为解除“基础”课教师对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融于一门课中认知上的困惑,促进教材到教学的有效转化,本文探究了“基础”课中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融于一体的学理、历史和现实依据,剖析了“基础”课教学中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两张皮”现象,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系统设计“基础”课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有机融合的教学体系,并以此进行实践验证。从理论层面而言,把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整合于“基础”课当中,不仅是因为大学生的全面发展需要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的有机融合,更是因为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学理上的联系,这是促成“基础”课诞生的最根本的缘由。中国从古代到现代社会治理中的德治与法治从未分离的实践,进一步验证了“基础”课将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融为一体的合法性。系统梳理和澄清“基础”课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融合的学理、历史和现实依据,有助于提升“基础”课的理论深度,增强课程学术魅力。从现实层面而言,基于前述对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融合的学理、历史和现实的考证,针对当前“基础”课教学中存在的“两张皮”现象,提出系统的教学实施建议,全方位推进“基础”课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到教学考核的立体化改革,力促教材体系到教学体系的科学转化,真正实现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的有机融合。研究内容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绪论部分主要介绍“基础”课中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有机融合研究的缘起、研究方法和研究意义。习近平主席对青年人提出了“立德树人,德法兼修”的要求,中宣部“05方案”设计的“基础”课的主要任务就是进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帮助学生增强社会主义法制观念,提高思想道德素质。但是,“基础”课的教学实施现状与“方案”拟定的初衷存在很大差距:一线教师对“基础”课诞生和实施产生了巨大的困惑,不能很好地理解“基础”课中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的融通性,因而在教学中出现了将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分而治之”的“两张皮”现象。为了帮助一线教师打通对“基础”课学理认知上的困惑,使其认识到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的价值趋同性、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的一致性,学界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索,但不够系统和深入,且对“基础”一线教师的困惑不具有针对性,因此,本文直接探究“基础”课中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融于一体的学理、历史和现实依据,剖析“基础”课中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的实施现状及其成因,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系统设计“基础”课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有机融合的教学路径,并进行实践验证,希望借此帮助“基础”课一线教师解除学理困惑,为增强“基础”课教育教学实效性提供方法和途径上的借鉴。第二部分,相关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这一部分首先对“基础”课、“德育”、“道德教育”、“法治教育”、“法制教育”这几个关键词语进行阐释和界定。在继承和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融合的理论渊源进行探索。马克思主义关于道德与法律的同源性、同质性、价值趋同性和互补性差异的理论是“基础”课将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融合在一门课程中的内在学理依据。西方关于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理论为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的有机融合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参考。中国德法相济的历史传统形成了“明德慎罚”、“德主刑辅、礼法合治”等德法融合的思想也为“基础”课的产生和发展也起到重要的理论奠基作用。这部分研究将为实现“基础”课中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的有机融合提供坚实的理论和历史基础。第三部分,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融合的现实需要及其维度。从现实来看,道德与法律作为观念的意识形态和制度意识形态,它们的产生和发展都建立共同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的现实基础之上。“基础”课中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的结合正是中国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理念与实践在教育领域的体现。此部分的深度分析有助于巩固和加强一线教师对“基础”课中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的融合建立有效的认同感。第四部分,“基础”课教学中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融合的现状分析。承担“基础”课教学的一线教师由于学科背景的差异和教学的惯性导致他们对“基础”课诞生和实施产生巨大的困惑,不能很好地理解“基础”课中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的融通性,在教学中不能将“05方案”的指导精神贯彻到位,从而出现了将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分而治之”的“两张皮”现象,体现在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到教学考核的诸多方面。唯有透析“基础”课教学“两张皮”问题及其成因,才能找到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第五部分,“基础”课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有机融合的教学改进对策与实践。本部分是论文的核心,也是课题创新价值的集中所在。基于前述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融合的学理、历史和现实依据的考察和分析,针对当前“基础”课教学当中存在的“两张皮”问题及其成因,提出系统的实施建议,并进行实践验证,全方位推进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到教学考核的立体化改革,力促“基础”课教材体系到教学体系的科学转化,实现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的有机融合。
梁宝伟[6](2019)在《1978—1992年民主法律化历程研究》文中认为在中国,中国共产党的每一项执政活动都引人瞩目,给人深思。“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改革开放以来,民主与法治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紧密,成为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执政方式。其中,民主法律化作为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艺术。民主法律化,就是将人民民主通过法律的方式加以稳定化、权威化。民主法律化源自1978年邓小平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思想论断。在邓小平思想论断的指导下,人民民主在法律的保障下不断迈进,推动着改革开放发展。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勇于担当,治国理政,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也使人民民主和法治建设迈入新时代。中共十九大报告把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和全面依法治国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方略,为今后继续推进人民民主和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指导。民主要发展,法治要加强,成为将来中国共产党坚持长期执政的重要准则。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和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具有历史思维、历史视野。1978年至1992年的这段时期,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时期,也是改革开放以后民主法律化的重要发展时期。由此决定了对这段时期民主法律化的研究,既是一个学术研究问题,也是一个事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通过研究这段时期民主法律化发展历程,梳理其发展脉络,看待其历史影响,总结其历史经验,有助于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道路自信和理论自觉,有助于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提供经验参考,增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能力。本文以1978年至1992年这段时期民主法律化进程为研究对象,从历史与逻辑相结合、宏观把握与微观考察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运用历史分析法、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等方法,综合运用党史学、政治学与法学等学科知识,对改革开放初期的民主法律化进程进行了研究。通过论述这段时期重要法律制定的背景原因、过程、主要内容和特点以及作用影响等,力图达到展示过程、梳理脉络、把握规律和总结经验。全文共分三大部分、七个篇章:第一部分为引言,独立成篇。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缘由及意义、研究综述、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创新点与难点。第二部分为正文,从第一章到第五章,对1978年至1992年这段时期民主法律化进程给予重点阐释。第一章介绍民主法律化的思想发端及内涵要求,第二、三、四章是对民主法律化具体实践过程的论述,第五章则对该实践过程进行了总结。第一章题目为“民主法律化思想的提出(1978)”。以邓小平“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思想论断为主要阐释,重点论述了民主法律化思想论断提出的历史背景及其内涵和要求。第二章题目为“民主法律化的起步(1979—1982)”。本章以1979年至中共十二大召开前为时间段节点,立足于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初步开始的时代背景,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有效恢复与法律建构、维护人民民主的刑法颁布等方面,主要对《地方人大和政府组织法》《选举法》《刑法》的制定过程、主要特点以及作用进行了分析。第三章题目为“民主法律化的展开(1982—1989)”。本章以中共十二大以后至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前为时间段节点,立足改革开放全面展开的时代背景,从中共十二大和中共十三大的战略决策对民主法律化的影响出发,从宪法的根本法律保障、人大制度的法律完善、民族区域自治的专门立法、村民自治组织法律的制定以及人民群众享有权益的扩大与法律保护的加强等方面,重点对《宪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全国人大议事规则》《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民族区域自治法》《村委会组织法(试行)》《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作了阐述。第四章题目为“民主法律化在坚持中发展(1989—1992)”。本章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至中共十四大召开前为时间段节点,从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对民主法律化的影响出发,围绕基本民主制度法律化的继续发展和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法律化的继续加强这两个方面,重点对《代表法》《城市居委会组织法》《集会游行示威法》《民事诉讼法》以及保护特定群体合法权益的法律等作了阐述。第五章题目为“基于民主法律化历程的认识和总结”。本章围绕1978年至1992年这段时期民主法律化历程,进行概括总结,重点阐述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分析了民主为什么要法律化和民主能够法律化,指出了实行民主法律化的必然性,以此从理论上阐述了民主法律化的合理性。二是分析了十四年民主法律化进程的历史影响,认为它较好贯彻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推动了人民民主和法治建设,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三是总结十四年中国共产党推进民主法律化的执政经验,主张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改革开放等八条经验。第三部分为结语章“对民主法律化与依法治国的思考”。本章在阐述第二部分的基础上,对民主法律化与依法治国之间的关系作了阐释,指出十四年民主法律化历程必然走向依法治国,而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是实现民主法律化,同时强调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要坚持民主法治的紧密结合。
杨四海[7](2019)在《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文中提出研究公民精神的理论意义,在于探寻不同于西方古典公民精神、现代公民精神的当代内涵,阐述其在个体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的时代意蕴;其实践意义在于从文化、政治及时代和发展的维度建构中国公民精神,为具有前现代、现代某些特征和受到晚期现代性影响的中国,提供本土化的社会治理资源,有利于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共同体。论文回溯了国外公民精神实践和研究的成果,对国内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市民社会及公民精神进行考察,深入研究个体化语境下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培育问题。论文以行动主义为视角,主要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建构主义为方法论,在中外文献叙事中进行比较研究和逻辑论证。“个体化”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伴随着社会现代化发展,在中西方国家出现的普遍现象。在西方背景中,乌尔里希·贝克等人提出了关于晚期现代性社会的个体化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化在释放个体自由的同时,对现实的社会价值和社会结构也产生了严重威胁。在中国城市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虽然个体化现象有着与西方晚期现代性的不同,但也呈现出从“单位社会”转变为“个体社会”的显着形态,个体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正在日益显现,其主要表现为:个体的精神信仰物质化、私人生活中心化,社会结构表现出原子化的态势。现代社会学、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以公共性为主要属性的公民精神,是应对个体化之觞的现代国家的普遍选择,也是实现个人幸福和建设共同体的现实途径,将其用于应对中国个体化现象的消极后果应该也是合理的。研究公民精神,必须要首先考察国外公民精神理论。西方公民精神的理论源流及其嬗变,既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初识“公民”及塑造公民的理论参考,也是今天认识和研究中国公民精神的重要背景知识。国外关于公民精神的论述有两个基本的流派,即传统公民共和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以此为基础又演化出新自由主义、新共和主义、社群主义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等多样性的公民精神。中国公民精神的研究,需要从中国个体身份演化的分析开始。清朝末期,中国知识界提出了塑造“新民”的设想;民国初期一批具有国外留学经历又深感国内民众教育严重不足的知识分子,尝试性地进行了国民教育改造的实践;待1949年后,“人民”成为新中国主导性政治身份;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和个体各自的单独运作以及国家与个体的相互影响下,中国公民身份的形塑取得了一定成效,公民精神也随之初步出现,但是公民尚处于追求个体权利和个人利益阶段,甚至出现了所谓的无公德公民。种种现实表明,中国目前要有效抵御个体化带来的消极影响,就要首先从内容上建构中国公民精神。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除了需要应对个体化消极后果的直接挑战,还需要深入思考几个与公民和公民精神本身有关的现实问题。一是公共生活中的公民处在由领域分化到领域融合的时代,如何认识其能否继续存在的问题;又如何处理全球化和个体化背景下的市民与公民、公民理性与公民激情、世界公民与国家公民的关系。二是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是否具有可欲性。由已有的研究可知,基于文化传统、社会历史和先进社会制度的建构是可欲的,这为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提供了启示。三是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需要观照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意识形态性质、社会发展阶段、后工业社会影响等因素。在综合前面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涵应该主要包括四种精神,即价值理性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公共参与精神和平等合作精神。当代中国公民精神从内容建构到现实培育,既需要进一步探究培育的现实条件,也需要研究培育主体、培育环境和培育路径所包含的内容。首先是考察目前培育的社会现实性如何。为此,需要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对公民政治参与和公民法治观念产生的影响,审视中国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发展状况对公民意识与公民参与的促进作用,考察中国“三种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思想观念及公民道德建设的影响。其次是从主体、环境和路径等不同视角思考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培育。此处主要分别从国家、学校和个人出发,讨论公民精神培育的主体问题,同时还探讨家庭生活环境、社区公共环境和网络虚拟环境对公民精神孕育的作用,深入研究公民精神培育的三个重要路径,即宏观层面的国家推动、中观层面的学校理念转变及其公共生活开展、微观层面的生活政治润养。
沈婷婷[8](2017)在《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人民依法治国的历程和经验研究》文中提出依法治国的提出是响应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需求,也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依法治国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标志,也是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理想方略。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经历了党几代领导人的艰辛探索和科学总结,形成系统科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根据中国实际国情进行科学的分析考察和总结,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战略思想,并制定出一系列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方针政策。邓小平总结文革时的错误思想,主张建设社会主义法制,认为法规制度是带有全局性、根本性的大问题,强调指出要用“法制”代替“人治”思想。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党的十五大上明确地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指出了依法治国思想的实施方略,并把“依法治国”方略载入宪法。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新世纪新阶段将依法治国继续推进,在对依法治国方略进行深化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提出以实施宪法为重点、以树立法治理念为支点,丰富依法治国的理论体系,推动了依法治国的实践进程。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深刻阐述依法治国的重要性,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在经济全球化的总趋势下,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人民依法治国的历程,深刻总结法治教训与经验。在新时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立足国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对我国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形成有益启示。启发我们党主要从全面进行普法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加强立法工作,健全中国特色杜会主义法律体系、完善和强化监督机制、推进司法改革,建立我国司法独立体制、建立科学有效的反腐机制等实处着手,全面推进我国的法治建设。
甘守义[9](2016)在《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建设研究 ——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一个全新的政治理念,要求适应时代变化,构建科学完善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并善用之治理国家,从而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实现器物层面的硬实力的现代化转向非物质层面的制度、体制、机制的软实力的现代化。对我们国家而言,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治理的核心主体。国家治理现代化自提出之日,就给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特别是“关键少数”的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要顺利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按照十八届四中全会所要求的“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同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统一起来”,在宏观层面上,依靠党的坚强领导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微观层面上,通过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提升依法执政的能力水平深入推进依法行政。本文总体研究框架即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视角,以领导干部为主体,遵循“国家治理现代化对我们党的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提出的新要求是什么→目前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面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存在哪些不适应→如何加强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建设以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并实现二者良性互动”的研究进路。全文自国家治理现代化及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之理论阐释始,深入探寻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建设之历史实践、国外经验,至提出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建设之方略对策终。努力梳理前人相关研究成果并使之体系化,力图建构从理论推进到实践创新的较为严密的逻辑体系,以期对我们党的执政实践起到一定的启示借鉴作用。全文整体上由五个部分组成:第一章,阐述国家治理现代化与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问题的理论内涵与内在关联。在分别探讨国家治理现代化与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的科学内涵、背景意义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讨了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第二章,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和改革开放以来三个阶段,剖析了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建设自局部执政到全面执政时期的历史发展。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初步归纳了关于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建设四个方面的深刻教训。第三章,以某地部分领导干部为样本,采取实证方法,开展定性定量研究。着力发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治理主体多元化、客体立体化、目标人本化、方式文明化、规则法治化等新要求对当前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的提出的诸多新诉求,发现现实困境,探究有效成因,设法破解难题。第四章,梳理并汲取苏联、东欧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关于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建设的经验教训,探析并借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关于依法执政能力建设的成功经验,提炼出对我国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建设有用的启示。第五章,在前文阐释基础理论、梳理历史进程、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具体探讨在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的两大总目标交相辉映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如何进行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有机契合、双向互动的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建构。提出要加强法治理念教育,培养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健全权力运行体系,增强领导干部依法行政能力;培育良好法治环境,强化领导干部法治应责能力;加大法治实绩考核,纳入领导干部评价指标体系等对策建议,形成从思想到行为、从权力到责任、从制度到能力的闭环可行路径。总结本文研究成果,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问题置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宏大背景下理解分析,提出了新的研究视角;二是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选取作为关键少数的领导干部依法参与国家治理、提升依法执政能力为研究对象,拓宽了研究领域;三是在对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按照“把法治建设成效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的要求,初步探索建立了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科学设计指标、注重实际运用,力图以实绩考核的准确性、公正性推动领导干部依法执政的科学性、权威性。
兰旸[10](2016)在《新中国以来国家治理结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阶级社会以来,如何治理国家一直是世界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治理与人类社会的产生以及国家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治理在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特征。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随着工业革命的产生,人类社会不断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传统的治理方式必将遭遇危机,受到挑战。在此背景下,国家治理应该何去何从,各个国家的国家治理是否存在共性?良好的治理结构应该是何种构成?中国国家治理的结构又应该如何建构?对此问题的答案既要在人类共同文明中探寻答案,也要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脉络中寻找基因,更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内依据中国的现实国情探寻合理的治理结构,最终要以人民对幸福生活的美好追求为目标和落脚点。中国是文明古国,历史悠远流长,曾创造出人类文明史上的辉煌。中国的历史是未间断的历史,这与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特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自己自足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家国同构是中国古代的治理结构的基础,为国家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保证了国家的平稳发展,也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的历史基因。这虽然为新中国以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治文化基础,但其中也存在不利于现代社会发展的封建文化残余,如“官本位”思想等也严重影响着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治理的思想为新中国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的指导。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着作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如何治理国家,但是巴黎公社的实践,较早的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治理观奠定了实践的基础。在苏联的革命和建设中,列宁和斯大林对苏联国家建设的实践以及苏联模式的形成,都显现着对国家治理实践的重要探索。近代中国自身的发展历程,为中国国家治理结构的形成提供了最直接的范式和经验。陕甘宁边区政权为新中国治理结构提供了最早的雏形,新中国也依据当时国内外的背景,形成了符合中国社会特征的政权形式,有力地巩固了新中国的政权,实现了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统一。然而人类社会发展始终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也注定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新中国的建设过程亦是如此。建国初期的中国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国家治理结构的设置是处于一元化的状态,市场和社会高度重合于政府之中,这一方面适应当时中国的国情和现实,另一方面也桎梏了中国社会的活力,甚至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曲折。虽然经历了风波与险阻,但是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新中国的一个新的开端,中国从此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段时期是中国高速发展的时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发展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中国社会也在经历着转型的关键时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型,这些转型也决定了中国现在的发展是动态平衡发展。新中国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从统治、管理逐渐走向治理的过程,其发展路径也是否定之否定规律的现实写照。本文研究的国家治理结构也正是沿着新中国国家治理的发展脉络,立足于十八大以来中国的现实发展而进行的分析与构建。如今,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新的科学技术的推动下,社会的活力不断增强,人民的创造性和物质精神需求也不断增加,中国也在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如“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以及“历史周期律”等一系列问题成为桎梏中国发展的枷锁。这些问题的根源在哪里?这些问题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表现为市场经济发展尚不完全,政府权力边界不够清晰,社会组织发育不够健全。这既因为传统文化中有不利于现代国家治理的思想制约,也因为社会最基本的组成的公民素质尚待提高,以及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一系列挑战。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既要提高治理的科学水平,更重要的是要优化国家治理的结构,尤其是构建新型的权力结构。这需要不断将治理结构进行升级,协同好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处理好党与这三者的关系,以及党与人民的关系,使其能够形成有机的统一体,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党的领导是国家治理结构的核心和根本,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是构成国家治理结构的主体,其中政府仍然是最重要的治理主体。法治是规范权力边界的重要手段,也是保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民主是促进治理结构平衡运转的必然要求,促进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发展目标和归宿。共同的价值依循是必不可少的,核心价值观则是形成凝聚力及向心力的关键。因此,国家治理结构的基本框架是以党的领导为核心,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形成稳定的三角形构造,民主、法治和核心价值观将国家治理结构中的主体结构相互连接,形成动态稳定且平衡发展的治理结构。
二、依法执政:市场经济下的领导方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依法执政:市场经济下的领导方略(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法治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及研究意义 |
(一) 研究缘起 |
(二) 研究意义 |
二、劳动法治文化建设的相关概念界定及历史进程 |
(一) 相关概念界定 |
(二) 劳动法治文化建设的历史进程 |
三、国内外研究研究现状述评 |
(一) 国内有关劳动法治文化方面的研究概述 |
(二) 国外有关劳动法治文化方面的研究概括 |
(三) 研究现状述评 |
四、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一) 研究思路 |
(二) 研究方法 |
(三) 创新点 |
第一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法治文化建设的科学内涵 |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要求 |
(一) 面向新时代 |
(二) 彰显中国特色 |
(三) 契合社会主义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内容 |
(一) 物质层面: 宣法传法的劳动法治器物 |
(二) 精神层面: 公平正义的劳动法治精神 |
(三) 制度层面: 科学完备的劳动法治制度 |
(四) 行为层面: 守法用法的劳动法治行为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特征 |
(一) 思想内容的先进性 |
(二) 作用方式的渗透性 |
(三) 建设发展的创新性 |
第二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法治文化建设的价值功能 |
一、物质层面: 劳动法治文化是劳动法治建设的环境需求 |
(一) 劳动法治文化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保障 |
(二) 劳动法治文化是营造良好劳动法治氛围的重要基础 |
(三) 劳动法治文化是形成尊重劳动和劳动者观念的重要因素 |
二、精神层面: 劳动法治文化是劳动法治建设的精神保障 |
(一) 树立诚信意识弘扬法治精神 |
(二) 培养规则意识弘扬契约精神 |
(三) 提升劳动品质弘扬劳动精神 |
三、制度层面: 劳动法治文化是劳动法治建设的根本支撑 |
(一) 劳动法治文化是劳动法治建设的价值引导和内在动力 |
(二) 劳动法治文化是劳动法治体系的构成要素和精神支撑 |
(三) 劳动法治文化是劳动法治建设的重要标志和可靠保障 |
四、行为层面: 劳动法治文化是劳动法治建设的现实需要 |
(一) 劳动法治文化的指引功能 |
(二) 劳动法治文化的评价功能 |
(三) 劳动法治文化的预测功能 |
(四) 劳动法治文化的教育功能 |
(五) 劳动法治文化的强制功能 |
第三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法治文化建设的实践现状 |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法治文化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 |
(一) 物质层面: 劳动法治文化建设的物质载体明显增多 |
(二) 精神层面: 劳动法治文化建设的认同程度显着上升 |
(三) 制度层面: 劳动法治文化建设的制度基础更加牢固 |
(四) 行为层面: 劳动法治文化建设的行为表现越发普遍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法治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
(一) 物质层面: 劳动法治器物未能深入人心 |
(二) 精神层面: 劳动法治信仰尚未全面形成 |
(三) 制度层面: 劳动法律权威仍未完全树立 |
(四) 行为层面: 劳动行为不能完全依法合规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法治文化建设的制约因素 |
(一) 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 |
(二) 理论因素与实践因素 |
(三) 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 |
(四) 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 |
第四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法治文化建设的行动指南 |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法治文化建设的根本遵循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 |
(一) 坚持党的领导 |
(二) 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 |
(三) 坚持以劳动者为中心 |
(四) 坚持倾斜保护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相统一 |
(五) 坚持劳动法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法治文化建设的目标取向 |
(一) 物质层面:弘扬劳动法治精神 |
(二) 精神层面: 坚定劳动法治信仰 |
(三) 制度层面: 树立劳动法律权威 |
(四) 行为层面: 崇尚劳动法治价值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法治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 |
一、物质层面的建设举措 |
(一) 设立劳动法庭或劳动法院 |
(二) 增设劳动法治文化相关主题的法治设施 |
(三) 充分发挥工会和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的作用 |
二、精神层面的建设举措 |
(一) 强化公民劳动权利意识 |
(二) 深入开展劳动法治宣传教育 |
(三) 加强新媒体对劳动法治宣传的作用 |
三、制度层面的建设举措 |
(一) 适应立法需求和提高立法质量 |
(二) 落实劳动法治教育制度 |
(三) 抓好领导干部带头作用 |
四、行为层面的建设举措 |
(一) 劳动执法严格 |
(二) 劳动仲裁公平 |
(三) 劳动司法公正 |
(四) 劳动法援完善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发展的经验与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依据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依据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现状综述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框架结构与创新之处 |
1.4.1 框架结构 |
1.4.2 创新之处 |
第2章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相关概述和理论基础 |
2.1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相关概述 |
2.1.1 法治文化的内涵 |
2.1.2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内涵 |
2.1.3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特征 |
2.2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理论基础 |
2.2.1 中国传统法治观念 |
2.2.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 |
2.2.3 经典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 |
2.2.4 西方法治思想的理论借鉴 |
第3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发展历程 |
3.1 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初步发展 |
3.1.1 十一届三中全会破除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发展阻碍 |
3.1.2 基本宪法和法律充实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内容 |
3.1.3 法制宣传规划设定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发展任务 |
3.2 世纪之交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跨越发展 |
3.2.1 市场经济体制提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发展条件 |
3.2.2 依法治国方略开启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发展篇章 |
3.2.3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夯实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基础 |
3.3 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繁荣发展 |
3.3.1 十八届四中全会确定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发展方向 |
3.3.2 法律体制机制改革加大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发展力度 |
3.3.3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拓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发展空间 |
3.3.4 十九届四中全会深化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发展进程 |
第4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发展基本经验 |
4.1 政治导向是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发展的基本前提 |
4.1.1 中国共产党始终是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领导力量 |
4.1.2 以人为本始终是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核心要义 |
4.1.3 社会主义始终是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根本方向 |
4.2 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发展的重要条件 |
4.2.1 市场主体多元要求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发展 |
4.2.2 竞争契约意识推动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发展 |
4.2.3 国家宏观调控促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发展 |
4.3 宣传教育是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发展的突出重点 |
4.3.1 普法宣传工作增强社会主义法治意识 |
4.3.2 学校法治教育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思维 |
4.3.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社会主义法治信仰 |
4.4 科技创新是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 |
4.4.1 “知识经济”的发展扩大现实性法治需求 |
4.4.2 网络技术发展增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影响力 |
4.4.3 科技的进步深化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研究 |
第5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发展现实启示 |
5.1 坚持以政治立场铸牢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发展根基 |
5.1.1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 |
5.1.2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
5.1.3 坚持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和法治理论的基本保障 |
5.2 坚持以创新发展拓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发展路径 |
5.2.1 以正确理念明晰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价值功能 |
5.2.2 以科技平台深化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宣传教育 |
5.2.3 以文化融合激发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创新活力 |
5.3 坚持以统筹兼顾增加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发展成效 |
5.3.1 促进市场经济发展与法治体系完善的统一 |
5.3.2 坚持道德建设和法治建设的紧密结合 |
5.3.3 强化法治主体的共同参与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学术成果 |
后记 |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导论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一)问题缘起 |
(二)研究意义 |
二、研究的现状综述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 |
(一)创新之处 |
(二)不足之处 |
第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概念与基本理论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概念界定 |
(一)法治与文化 |
(二)法治文化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内涵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主体客体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特征属性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结构内容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内在规律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战略价值 |
(一)实现全面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强国的重要支撑 |
(二)推进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发挥显着优势的内在动力 |
(三)开创管党治党新局面和开辟党的建设新境界的迫切需要 |
第二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理论依据与借鉴 |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法治文化建设思想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法治观 |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思想 |
二、中国历史文化中的法治文化建设思想 |
(一)中国历史文化中法治文化思想的演变 |
(二)中国历史文化中法治文化建设的特点 |
三、西方历史文化中的法治文化建设思想 |
(一)西方历史文化中法治文化思想的主旨 |
(二)西方历史文化中法治文化建设的要义 |
第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历史与经验审视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进程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法治文化建设的源起 |
(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法治文化建设的探索 |
(三)改革开放以来法治文化建设的发展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主要成就 |
(一)强化了法治文化的实践基础 |
(二)促进了法治理论的逐步深化 |
(三)提升了人民群众的法治认同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 |
(一)法治文化建设应符合现实基本国情 |
(二)法治文化建设应体现改革创新精神 |
(三)法治文化建设要正确处理三种关系 |
(四)法治文化建设要坚持两个“三位一体” |
第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困境与成因分析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现实瓶颈 |
(一)法治文化建设的发展水平不均衡 |
(二)法治文化建设的体制机制不完善 |
(三)法治文化建设的普法氛围不浓厚 |
(四)法治文化建设的自觉自信不充分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制约因素 |
(一)历史文化传统局限性的制约 |
(二)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制约 |
(三)意识形态斗争复杂性的制约 |
(四)地域人口现实差异性的制约 |
第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对策与前瞻思考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 |
(一)增强法治意识、坚定法治信仰 |
(二)健全法治体系、提升法治能力 |
(三)强化依法行政、营造法治氛围 |
(四)积淀法治底蕴、培育法治自信 |
(五)统筹法治资源、实现科学发展 |
(六)树立法治形象、彰显法治实力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机制构建 |
(一)强化法治文化建设的多元动力机制 |
(二)完善法治文化建设的责任监督机制 |
(三)健全法治文化建设的普法传播机制 |
(四)推动法治文化建设的文化创新机制 |
(五)优化法治文化建设的人才培育机制 |
(六)实施法治文化建设的评价评估机制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前瞻 |
(一)新时代法治文化建设的目标取向 |
(二)新时代法治文化建设的实践要求 |
(三)新时代法治文化建设的拓展方向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文章情况 |
(4)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意义 |
二、国内国外研究述评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四、创新之点与努力方向 |
第一章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问题 |
一、相关概念 |
(一) 意识形态及其建设 |
(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传承弘扬 |
(三)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基本关系 |
(一) 党和国家指导思想层面: 理想信念、中国精神的提炼交融 |
(二) 社会发展要素推动层面: 综合国力、五位一体的因素驱动 |
(三) 个体人格提升和行为养成层面: 自我完善、健康发展的有力支撑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建设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 |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建设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进程 |
(一)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曲折化探索(1949-1978) |
(二) 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返本开新(1978-2012) |
(三) 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012至今)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建设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经验 |
(一) 指导思想层面:传承中华文化价值精髓坚守基本方向 |
(二) 社会措施层面:契合社会主义事业推进传统文化发展 |
(三) 个体引导层面: 吸纳民族精神基因提升公民综合素质 |
第三章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机遇和挑战 |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时代建设的崭新机遇 |
(一) 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明确的传承要求 |
(二) 现代化建设成就奠定了坚实的传承基础 |
(三) 国家地位的提升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时代建设的现实挑战 |
(一) 西方价值观对中华传统价值观念的遮蔽 |
(二) 全球化文化浪潮对传统文化生存空间的挤压 |
(三) 市场逻辑对“伦理本位”思想的冲击 |
第四章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和成因 |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传承弘扬存在的突出问题 |
(一) 传统文化主流价值阐发片面化 |
(二) 传统文化活化利用水平不高 |
(三) 现代理想人格塑造尚未成型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传承弘扬存在问题的现实原因 |
(一) 现代社会发展趋势弱化了传统文化的历史底蕴 |
(二) 核心理念阐发不足弱化了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 |
(三) 整体合力尚未形成减缓了传统文化的全面传承 |
第五章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路和举措 |
一、指导思想层面: 顶层设计和发展方向的精准谋划 |
(一) 根本原则: 坚持导向加强引领推进发展 |
(二) 价值塑造: 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感染力 |
(三) 传播推广: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内外传承 |
二、基本思路层面: 攻坚目标与重点措施的谋求落实 |
(一)基本目标: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
(二)功能指向:推动我国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现代化建设 |
(三) 主体力量: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凝聚一切群众力量 |
(四) 载体建设:完善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体系 |
三、具体举措层面: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的教育引导 |
(一) 思想引领:“表”“里”兼顾提高认知认同 |
(二) 教育引导:“显”“隐”共进助力传播传承 |
(三) 素质提升:“质”“格”并行促进自觉自省 |
(四) 行为养成:“情”“行”并重推动身体力行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基础”课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有机融合的教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1.1.1 问题的提出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1.2.1 国外关于大学生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相关研究及评析 |
1.2.2 国内关于大学生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相关研究及评析 |
1.3 研究方法与基本思路 |
1.3.1 研究方法 |
1.3.2 基本思路 |
第2章 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融合的相关概念与理论依据 |
2.1 概念界定 |
2.1.1 “基础”课的概念及其由来 |
2.1.2 德育与道德教育 |
2.1.3 法制教育与法治教育 |
2.1.4 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 |
2.2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理论 |
2.3 西方关于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理论 |
2.4 中国古代礼法并用、德法兼治的思想 |
第3章 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融合的现实需要及维度 |
3.1 经济建设维度中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相融合的需要 |
3.1.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道德经济 |
3.1.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
3.2 政治建设维度中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相融合的需要 |
3.2.1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道德维度 |
3.2.2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法治维度 |
3.3 文化建设维度中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相融合的需要 |
3.3.1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 |
3.3.2 浓厚社会主义法治文化需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 |
3.4 社会建设维度中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相融合的需要 |
3.4.1 道德建设是社会治理的基石 |
3.4.2 法治是社会治理的最优模式 |
3.5 生态建设维度中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相融合的需要 |
3.5.1 生态文明建设要与道德建设相融合、相统一 |
3.5.2 生态文明建设须建立有效的生态环境法治体系 |
第4章 “基础”课中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相融合的现状分析 |
4.1 教学理念分析 |
4.1.1 “基础”课现有的教学理念及存在的问题 |
4.1.2 构建新的“基础”课教学理念 |
4.2 教学方法分析 |
4.2.1 专题式教学法 |
4.2.2 案例教学法 |
4.2.3 合作学习法 |
4.2.4 服务性学习法 |
4.2.5 研究式教学法 |
4.3 实践教学分析 |
4.3.1 “基础”课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 |
4.3.2 对“基础”课实践教学的分析与思考 |
4.4 教学考核分析 |
4.4.1 “基础”课考评现状分析 |
4.4.2 “基础”课有效考核评价策略 |
第5章 “基础”课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有机融合的教学改进对策与实践 |
5.1 教学实施原则 |
5.2 教学整体设计 |
5.2.1 “基础”课专题设计的目标 |
5.2.2 “基础”课专题设计内容与方法 |
5.2.3 “基础”课考核方式设计 |
5.3 教学实践案例 |
5.3.1 教学内容解析 |
5.3.2 学生学情诊断 |
5.3.3 教学目标分析 |
5.3.4 教学策略分析 |
5.3.5 教学流程 |
5.3.6 课堂实录 |
5.4 教学效果分析 |
结语创新体制机制,助力有机融合的落地落小落实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件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6)1978—1992年民主法律化历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一)选题缘由 |
(二)选题意义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一)总体情况 |
(二)主要内容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思路 |
四、创新点与难点 |
(一)创新点 |
(二)难点 |
第一章 民主法律化思想的提出(1978) |
第一节 “使民主法律化”思想论断的提出 |
一、“文革”结束后的反思 |
二、邓小平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思想论断 |
第二节 民主法律化思想的内涵和要求 |
一、民主法律化思想的内涵 |
二、民主法律化思想的要求 |
第二章 民主法律化的起步(1979—1982) |
第一节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有效恢复与法律建构 |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安排 |
二、《地方人大和政府组织法》的制定 |
三、选举民主的法律恢复与发展 |
四、正确认识人大建设法律化的逻辑顺序 |
五、《地方人大和政府组织法》与《选举法》的作用 |
第二节 维护人民民主的《刑法》颁布 |
一、刑事法律是维护人民民主的重要利器 |
二、发展人民民主要求制定刑法 |
三、《刑法》的制定与维护人民民主的特点 |
四、《刑法》维护人民民主的历史功效 |
第三章 民主法律化的展开(1982—1989) |
第一节 中共党代会对民主法律化的决策部署 |
一、中共十二大召开与民主法律化的任务要求 |
二、中共十三大对民主法律化的指导 |
第二节 “八二宪法”对人民民主的根本法律保障 |
一、宪法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法律化形式 |
二、“八二宪法”的制定是发扬民主的过程 |
三、“八二宪法”对人民民主的顶层设计 |
四、“八二宪法”保障人民民主的历史地位 |
第三节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律化的继续展开 |
一、继续加强各级人大组织的法律建设 |
二、选举民主法律化的进一步推进 |
三、推动人大议事决策规范化的法律建设 |
第四节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专门立法 |
一、民主是解决民族问题的重要基础 |
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制定与特点 |
三、《民族区域自治法》为民族区域自治地区带来民主和繁荣 |
第五节 村民自治组织的试行立法 |
一、村民自治组织法律化的必要性 |
二、《村委会组织法(试行)》的制定及主要特点 |
三、《村委会组织法(试行)》的历史影响 |
第六节 人民群众享有权益的丰富与法律保护的加强 |
一、《民法通则》的制定对人民权利的丰富 |
二、“民告官”的法律保障 |
三、社会治安法律规制的加强 |
第四章 民主法律化在坚持中发展(1989—1992) |
第一节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对民主法律化的影响 |
一、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召开 |
二、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对民主法律化的继续肯认 |
第二节 基本民主制度法律化的继续发展 |
一、加强人大代表规范化的法律建设 |
二、《城市居委会组织法》对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拓展 |
第三节 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法律化的继续加强 |
一、加强公民行使权利的法律规制以维护社会稳定 |
二、保护人民群众民事诉讼权利的法律完善 |
三、加强对特定群体合法权益的法律保护 |
第五章 基于民主法律化历程的认识和总结 |
第一节 对民主法律化必然性的认识 |
一、民主为何要法律化 |
二、民主能够法律化 |
第二节 14年民主法律化的历史影响 |
一、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 |
二、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 |
三、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 |
第三节 14年民主法律化的历史经验 |
一、民主法律化必须坚持的根本经验 |
二、民主法律化需要坚持的基本经验 |
结语 对民主法律化与依法治国的思考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发表研究成果 |
(7)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选题缘由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现状与趋势 |
1.2.1 国外与国内公民精神研究现状述评 |
1.2.2 国外与国内公民精神研究发展趋势述评 |
1.3 研究思路、方法及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3.3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1.4 核心概念阐释 |
1.4.1 个体化 |
1.4.2 公民精神 |
2 中国社会个体化症候分析及公民精神培育的提出 |
2.1 个体化的呈现:生产个体化和生活个体化 |
2.1.1 从“单位社会”到“个体社会”的生产个体化 |
2.1.2 家庭、消费和空间里的生活个体化 |
2.2 比较视野中的中国个体化 |
2.2.1 中外个体化的相似之处 |
2.2.2 中国个体化现象的独特性 |
2.3 中国个体化现象的影响 |
2.3.1 个体凸显有助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合理化 |
2.3.2 对社会个体化现象负面影响的批判性分析 |
2.4 应对中国个体化症候的公民精神路向 |
2.4.1 国外研究者回应个体化后果的启示 |
2.4.2 公民精神之于个人幸福和共同体建设的价值 |
2.4.3 公民精神培育:个体化时代国家的普遍选择 |
3 公民精神的缘起及其理论嬗变 |
3.1 公民精神的缘起 |
3.1.1 崇尚美德的传统共和主义公民精神 |
3.1.2 彰显个人的古典自由主义公民精神 |
3.2 不同社会思潮中的公民精神嬗变 |
3.2.1 自我修正的新自由主义公民精神 |
3.2.2 重释自由的新共和主义公民精神 |
3.2.3 超越个人的社群主义公民精神 |
3.3 多元文化主义中的公民精神厘析 |
3.3.1 指向文化领域的公民精神 |
3.3.2 多元文化主义公民精神的理论主张 |
3.3.3 对多元文化主义公民精神的评价与思考 |
4 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个体考察及公民精神探析 |
4.1 清末塑造“新民”的主张 |
4.1.1 中国能否产生类似西方的公民 |
4.1.2 中国传统社会的个人身份 |
4.1.3 严复和梁启超的“新民”观 |
4.2 民国建立前后“国民”改造的主张与实践 |
4.2.1 从政治思想主张到现代国家建设 |
4.2.2 民国早期国民教育的“速写” |
4.3 新中国建立后“人民”身份的兴起 |
4.3.1 “人民”身份的主导 |
4.3.2 主导性“人民”身份的形成原因 |
4.3.3 “人民”身份与“公民”身份的异同 |
4.4 改革开放后“公民”意识觉醒及公民精神萌动和局限 |
4.4.1 改革开放前“公民”的缺位 |
4.4.2 改革开放后公民意识的逐步觉醒 |
4.4.3 主体性和公共性公民精神的萌动 |
4.4.4 当前中国公民精神的局限性 |
5 新时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理论观照和本土设想 |
5.1 基于共同体思想的公民再认识 |
5.1.1 作为公共生活主体的公民 |
5.1.2 “公民”继续存在的可能性 |
5.2 新时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中的关系把握 |
5.2.1 市民与公民的关系 |
5.2.2 公民理性与激情的关系 |
5.2.3 世界公民与国家公民的关系 |
5.3 新时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现实背景和本土设想 |
5.3.1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学理可能 |
5.3.2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社会发展和政治制度特征 |
5.3.3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本土设想 |
6 新时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国情考量 |
6.1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经济因素分析 |
6.1.1 经济发展促进公民政治生活 |
6.1.2 经济发展增强公民法治观念 |
6.2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民主政治考察 |
6.2.1 为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正名 |
6.2.2 具有民主带动作用的党内民主发展 |
6.2.3 社会民主中的公民参与与自治 |
6.3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文化因素探究 |
6.3.1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于当代公民的意义 |
6.3.2 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对公民价值观的影响 |
6.3.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公民道德建设的指引 |
7 新时代公民精神培育的主体厘定、环境分析和基本路径 |
7.1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主体 |
7.1.1 引导公民精神走向的国家主体 |
7.1.2 承担公民塑造功能的学校主体 |
7.1.3 具有自我塑造作用的个人主体 |
7.2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环境 |
7.2.1 作为“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的家庭生活环境 |
7.2.2 作为居民自治的社区公共环境 |
7.2.3 能够影响公民价值观的网络虚拟环境 |
7.3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路径 |
7.3.1 宏观层面的国家政策推动 |
7.3.2 中观层面的学校观念转变和公共生活塑造 |
7.3.3 微观层面的个体“生活政治”润养 |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8)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人民依法治国的历程和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来源与意义 |
(一)选题的来源 |
(二)选题的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三、论文的研究思路、方法和主要内容 |
(一)论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
(二)论文的主要内容 |
四、论文的创新之处 |
第一章 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新起步与发展(1978-1989) |
一、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法制建设的回顾与总结 |
二、法制建设的重大转折点——十一届三中全会 |
三、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法制建设的恢复与重建(1978-1982) |
(一)中央六十四号文件关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新探 |
(二)1982年宪法修订——以新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重新建立 |
四、中国法制建设的进一步发展与成就(1982-1989) |
第二章 党提出与确立依法治国思想(1989-2002) |
一、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四大期间党对“依法治国”的初步探索 |
(一)党实现从“人治”到“法治”理论认识上的飞跃 |
(二)“依法治国”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
二、十四大到十五大期间市场经济下依法治国思想的初步提出 |
三、十五大正式确立依法治国思想 |
四、十五大后党推进依法治国进程 |
第三章 依法治国的继续发展与深化(2002-2012) |
一、十六大到十七大期间党领导依法治国的继续发展 |
(一)十六大推动法治地位的提升 |
(二)2004年:依法治国的一个新起点 |
二、十七大到十八大期间党领导人民加快依法治国的步伐 |
第四章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2012-至今) |
一、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推进依法治国的新要求 |
二、十八届三中全会“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
三、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
第五章 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人民依法治国的经验和启示 |
一、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人民依法治国的经验 |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推进依法治国 |
(二)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
(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证依法治国的正确方向 |
(四)立足国情、实事求是是推进依法治国的基础和动力 |
(五)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是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品格 |
(六)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
二、新时期党领导人民依法治国的启示 |
(一)全面进行普法教育,弘扬法治精神,推动法治化建设 |
(二)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健全中国特色杜会主义法律体系 |
(三)完善和强化监督机制,确保严格执法、公正执法 |
(四)推进司法改革,建立我国司法独立体制 |
(五)加快制定完善反腐的法律法规,建立科学有效的反腐机制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硕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9)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建设研究 ——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二、研究现状与简要评述 |
三、思路方法与结构安排 |
四、重点难点与创新不足 |
第一章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理论内涵与现实意义 |
第一节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意蕴 |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科学内涵 |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背景 |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意义 |
第二节 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的理论阐释 |
一、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的基本内涵 |
二、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的构成要素 |
三、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的影响因素 |
四、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的现实意义 |
第三节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的内在关联 |
一、二者在价值诉求上高度契合 |
二、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证 |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是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的根本体现 |
第二章 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建设:历史发展与经验总结 |
第一节 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发展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初步建立 |
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探索创新 |
三、改革开放以来:完善发展 |
第二节 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建设的经验总结 |
一、加强法律制度建设,确保有法可依 |
二、正确处理党政关系,调整执政方式 |
三、严厉惩治贪污腐败,建设廉洁政权 |
四、加强体制内外监督,实现模范守法 |
第三节 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建设的深刻教训 |
一、转变执政方式,摈弃革命党思维而确立执政党意识 |
二、更新执政理念,改变替民执政的思维转向执政为民 |
三、调整执政体制,有效处理党与国家政权机关的关系 |
四、提升执政水平,实现党主要依靠法治领导治国理政 |
第三章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基本诉求与现实境遇 |
第一节 国家治理现代化对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的基本诉求 |
一、治理主体多元化要求治理模式由一元主导向多元参与转变 |
二、治理客体立体化要求法治预期由不确定性向可预测性转变 |
三、治理目标人本化要求逻辑思维由一元思维向立体思维转变 |
四、治理方式文明化要求发展路径由效率低下向提质增效转变 |
第二节 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现实境遇 |
一、观念层面,法律至上理念缺失,依宪执政意识不足 |
二、行为层面,尊法守法用法较差,依法办事能力不足 |
三、体制层面,政府职能转变乏力,依法治理能力不足 |
四、制衡层面,监督体系仍不完善,依法应责能力不足 |
第三节 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不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原因探析 |
一、法律信仰阙如,全社会法治意识未真正树立 |
二、制度执行不力,法治体系运转效率总体偏低 |
三、责任界定不清,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现象严重 |
四、公权侵害私益,失位错位越位而监督不到位 |
五、信息沟通不畅,政治传播能力亟待改善提升 |
第四章 国外执政党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建设:失败启示与成功镜鉴 |
第一节 苏东国家共产党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建设经验教训 |
一、苏共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建设的败亡教训 |
二、东欧国家共产党依法执政能力建设失败启示 |
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依法执政经验探索 |
第二节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依法执政能力建设的成功经验 |
一、践行依法治国的执政方略,构建法治政党与廉洁政府 |
二、坚持依法治党的执政思维,努力建设法治化执政队伍 |
三、秉承廉洁治党的执政理念,坚持开展以法治方式反腐 |
四、建立高效活力的执政机制,打造崇廉知耻的法律文化 |
第三节 国外政党经验对我国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建设启示 |
一、遵循政党发展规律,建立法治政党 |
二、遵从权力运行规律,建造法治政府 |
三、遵照干部成长规律,建设法治队伍 |
四、遵守法治建设规律,建成法治社会 |
第五章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建设:发展方略与实践对策 |
第一节 加强法治理念教育,培养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 |
一、加大法治观念培育力度 |
二、树立法治思维用人导向 |
三、加强法治教育培树典型 |
第二节 健全权力运行体系,增强领导干部依法行政能力 |
一、严守程序提高决策质量 |
二、完善机制保障执行效果 |
三、加强监督织密制度牢笼 |
第三节 培育良好法治环境,强化领导干部法治应责能力 |
一、重视新兴媒体提升法治反馈力 |
二、法治德治结合增加法治灵活力 |
三、优化政治生态强化法治解决力 |
第四节 加大法治实绩考核,纳入领导干部评价指标体系 |
一、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评价的基本内容 |
二、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评价的原则体系 |
三、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评价的现实运用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附件 |
(10)新中国以来国家治理结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提要 |
英文摘要 |
绪论 |
一、问题的提出及意义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四、文章框架与研究方法 |
五、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国家治理结构的思想来源与经验借鉴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的思想与实践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国家和社会的治理思想 |
二、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设想与实践 |
三、前苏联集权国家治理模式的实践 |
第二节 西方国家的治理理论 |
一、自由市场主导型的国家治理 |
二、政府干预型国家管理 |
三、现代国家治理理论 |
第三节 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结构与经验 |
一、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结构的基础 |
二、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权力架构 |
三、中国古代国家中央与地方治理的经验 |
四、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结构的弊端 |
第二章 新中国以来国家治理结构的历史沿革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国家治理结构的探索 |
一、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家治理结构的最早实践 |
二、新中国国家治理结构构成原则 |
三、新中国国家治理结构内部的权力关系 |
四、新中国国家治理结构的优势与不足 |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治理结构的变革 |
一、1978 年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
二、统治型向党政主导型的治理结构转变 |
三、党政主导型治理结构的特征 |
第三节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治理结构的创新 |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 |
二、国家治理结构创新的基础 |
三、国家治理结构的创新 |
第三章 国家治理结构关系研究 |
第一节 国家治理结构的构成 |
一、国家治理结构的主体构成 |
二、国家治理结构的传动系统 |
第二节 国家治理结构中的市场 |
一、“市场决定”是治理结构的本质要求 |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 |
三、明晰的产权是市场治理的核心 |
第三节 国家治理结构中的政府 |
一、政府的职能定位 |
二、政府治理的权力边界 |
三、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 |
第四节 国家治理结构中的社会 |
一、社会治理的内涵 |
二、社会治理的基础与功能 |
三、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
第五节 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 |
一、政府与市场关系 |
二、政府与社会关系 |
三、市场与社会关系 |
第六节 国家治理内部结构关系 |
一、领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
二、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结构运转的必然要求 |
三、民主化是国家治理结构运转的根本保障 |
四、价值观是国家治理结构中的精神精髓 |
五、国家治理能力提升是国家治理结构优化的体现 |
第四章 党的领导在国家治理结构中的地位 |
第一节 党的领导是国家治理结构的核心 |
一、党的领导在国家治理结构中的依据 |
二、党的领导制度设计 |
三、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治理结构的核心 |
第二节 党的领导在国家治理结构中所处的地位 |
一、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关系 |
二、党的领导与政府的关系 |
三、党的领导与市场、社会的关系 |
第三节 改革和完善党的治理机制 |
一、完善党政关系 |
二、完善党与市场、社会的关系 |
三、改善党选拔任用干部制度的机制 |
第四节 推进党的治理能力现代化 |
一、构建党治理国家新的理念 |
二、提高党的领导科学化水平 |
三、提升党的治理能力 |
第五章 当前国家治理结构优化 |
第一节 当前中国国家治理结构中的问题 |
一、市场经济发展不健全 |
二、政府的权力边界不清晰 |
三、社会组织发育不健全 |
第二节 当前中国国家治理结构问题分析 |
一、“官本位”文化影响 |
二、公民素质存在问题影响 |
三、社会转型问题影响 |
第三节 当前国家治理结构的优化 |
一、创新国家治理价值理念 |
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治理的有益做法 |
三、转向现代国家治理结构的关键是构建新型权力结构 |
四、优化国家治理结构的策略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四、依法执政:市场经济下的领导方略(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法治文化建设研究[D]. 周维浩. 华中师范大学, 2021(02)
- [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发展的经验与启示[D]. 张继艳. 吉林大学, 2020(08)
-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研究[D]. 王莹.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4]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视域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D]. 周颜玲. 山东大学, 2019(02)
- [5]“基础”课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有机融合的教学研究[D]. 赖雪梅.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6)
- [6]1978—1992年民主法律化历程研究[D]. 梁宝伟.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7]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D]. 杨四海. 南京理工大学, 2019(01)
- [8]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人民依法治国的历程和经验研究[D]. 沈婷婷. 湘潭大学, 2017(02)
- [9]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建设研究 ——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D]. 甘守义. 中共中央党校, 2016(08)
- [10]新中国以来国家治理结构研究[D]. 兰旸. 中共中央党校, 201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