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档案工作服务农村经济建设三题（论文文献综述）
梅莹[1]（2021）在《城乡融合背景下人口“逆城市化”趋势、动因及引导策略研究 ——以长江经济带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城市病”与乡村凋敝成为普遍的世界性问题,为城乡可持续发展及融合发展带来挑战。我国一向致力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重塑城乡关系,推动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为此,国家先后提出了城乡统筹发展、一体化发展、融合发展等战略规划。特别是党的十九大,做出了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重大战略部署,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提出了“坚决破除体制机制弊端,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战略决策。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在于能够对城乡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空间布局结构、产业发展、资源环境等进行统筹协调,推动资本、资源、人才、土地等要素的双向流动。“逆城市化”作为城市发展的一种特殊现象,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口、资源、资本由城市中心区向远郊、乡镇的集聚。从长远来看,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城市中心由于过度集聚造成的“城市病”及公共服务无法满足居民需求的窘境,同时也能为村镇发展带去更多“资源”,为城乡融合及乡村振兴提供良好前景。括而言之,研究我国现阶段的“逆城市化”问题,既可以精准判定人口流动的新特点、新趋势;又可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本文首先运用CiteSpace可视化文献分析软件,对中外有关“逆城市化”议题的研究热点与趋势进行了归纳、总结,发现我国的“逆城市化”现象与城乡关系政策、人口政策密切相关,引出了第三章城乡关系演进历程与“逆城市化”表征的研究。其次,基于人口迁移动机理论、Tiebout“用脚投票”假说、家庭迁移决策理论、可行能力理论,构建了一个内含“两侧、三维度”的人口“逆城市化”迁移动因理论框架。然后,采用逐步剔除法,考察了长江经济带十一市的人口“逆城市化”情况,最终发现上海、南京、武汉、南昌、昆明、贵阳等六市出现了“逆城市化”端倪,并构建了人口“逆城市化”趋势测度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综合评价得出这六市的整体“逆城市化”水平。再次,从供给侧出发,分析了宏观经济因素、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对人口“逆城市化”的影响,得出城乡收入差距、迁移成本、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城市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乡镇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均显着影响人口的“逆城市化”流动。此外,我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也会影响人口的逆向流动选择,不同群体的“逆城市化”动因可能不同。因此,第六章聚焦农业转移人口,运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个体福利与家庭视角分析了收入水平、土地权益、社会保障、居住条件、社会融入、家庭责任等因素对其“逆城市化”意愿的影响,且对这一关系的城市规模效应、群体异质性、个体异质性进行了分析。最后,在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结合人口“逆城市化”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得出了建立城乡“等值”发展理念,精准识别不同群体福利需求的差异性,推进公共服务供给更加公平可及等引导策略。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对研究切入点的创新。本文从“逆城市化”现象发生的事实切入,另辟蹊径,用“逆城市化”串联起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研究,为城乡融合发展搭建了桥梁。此外,通过对我国本土“逆城市化”的发展逻辑、研究逻辑的总结归纳,提炼出本土“逆城市化”趋势的特性。二是对研究视角的创新。本文构建起一个包含“两侧、三维度”的人口“逆城市化”迁移动因理论分析框架。从宏观供给角度与微观需求角度,统筹分析了经济维度、公共服务供给维度、个体福利与家庭维度相关因素对人口“逆城市化”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这一关系的群体异质性、个体异质性及城市规模效应。
贾保营[2]（2021）在《环境、制度与技术 ——以集体化时代昔阳县的减贫实践为中心》文中认为对于中国乡村而言,贫困是个历史性窠臼。晚清民国以来,为解决乡村的贫困问题,政府与民间力量均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并进行实践,但均以失败告终。集体化时代虽然没有出现“减贫”这样的表述,但实际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为改革开放后乃至当前的减贫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扶贫开发工作,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此外,习近平总书记在农村考察时发出“走合作化道路”的号召;并提出“给农业插上科学的翅膀”。考察集体化时期的反贫困实践,可以为当前的减贫工作提供有益借鉴。因此,考察集体化时期的反贫困实践,极具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本文以昔阳县为例,以报纸、地方史志与基层档案为主体资料,并辅以田野口述,尝试揭示环境、技术、制度三者之间复杂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试图较为全面展现集体化时期中共的减贫实践。论文的主要内容分为六章。第一章主要讲述了昔阳的自然生态环境与社会制度以及农民的生活状态。作为分析的起点,了解昔阳原型有助于我们理解制度、环境与贫困之间的关系。第二章主要是通过对集体化时代国家重要文献的梳理,找出国家对贫困的理解以及反贫困措施。第三章到第六章是文章的主体部分,即是国家不同阶段反贫困措施在昔阳县的实践效果。第三章主要讲述了土改如何在昔阳展开以及土改后昔阳农村的状态。通过对土改前后的昔阳县的考察,我们既可以看到土改对于乡村社会的重大意义,又可以理解农业合作化的历史背景与实践逻辑。第四章主要讲述了农业合作化与技术改革是如何相辅相成、互相影响以摆脱贫困的。第五章与第六章分别论述的是农业水利化与农业机械化。第七章以井沟为例,进行了微观史的研究。第八章则是呈现集体化后期昔阳的面貌,总结分析昔阳反贫困实践所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不足。通过考察,发现中国共产党以制度优势为依托,以技术为发展引擎,通过积累偏高、消费偏低的方式带领中国人民跳出了贫困的恶性循环。公社体制虽未彻底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但是技术实践改变了人们的观念,这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业产量大幅度提高积蓄了潜能。集体化时代改造传统农业的举措,使农民的能力、观念都发生了改变,培育了人力资本。这看似与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相似,但其改造传统农业的具体路径则与舒尔茨所提倡的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集体化时代的中国,现代农业生产要素极度稀缺,传统的农民却数量众多,市场机制并不能改造传统农业。中国共产党运用国家的力量,将稀缺的现代化生产要素下沉到乡村,并借此改造了传统农业,培育了人力资本,积累了国家资本,摆脱了恶性贫困循环。这对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改造传统农业,极具启发意义。
察应坤[3]（2020）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文中认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山东实力派人物王鸿一联合了一批志趣相同者在北京创办了《村治月刊》,旨在全国推行以河北定县翟城村、山西村政为基本模式的“村本政治”。时人对此知识人群体以“村治派”称之。在王鸿一整合下,村治派不仅在学理上有吕振羽、梁漱溟、茹春浦等理论派人物鼎力加持,也获得了米迪刚、梁仲华、彭禹廷等地方自治力行者的实践响应,遂使村治思潮在全国渐成蓬勃之势。后在梁仲华、梁漱溟、孙则让苦心经营之下,村治派与其他团体相呼应,全国各地乡村建设运动纷纷兴起。以往的研究中,常常把“村治派”作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附庸来展开,未曾追溯村治派的起源,也没有考察它的发展历程,对于村治派的理论实践及其对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发挥的作用也没有专题的研究。本文将村治派从起源到巅峰再到沉寂的过程作一事实的梳理,以弥补、校正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及成见;同时将村治派置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长时段历史进程中,清理出它的学理主线,并与政党介入、宗教介入的社会改革相对比,以探求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由主义三种思想指导下的乡村社会改革所呈现的不同面貌,进而观察国家力量渗透和基层社会改革张力下的近代中国乡村问题解决之道。村治思潮产生于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危机的大背景之下。20世纪初叶中国农村的衰败,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造成的,这也是任何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晚清民国政府为应对国际国内新局面,出台了若干地方自治政策,试图缓解社会危机,由此催生了三个区域的早期村治实验:河北翟城村治、山西村政和曹州府善后局设立。正是这种社会生态,促成了“村治派”的产生及其对中国农村出路的不懈探索。1929年,王鸿一联合米迪刚等人创办《村治月刊》,标志着村治派的正式形成。早在1922年王鸿一和米迪刚在推动实行西北垦殖时相识相知,并在“村落自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这一认识上达成一致。米迪刚亲身参与并主导的翟城村治为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样本参考和理论借鉴。1924年,两人在北京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以村落为单位进行乡村改革,并提出了一套以村治实践为基础的建国方案,但在时局动荡之下,影响极为薄弱。1929年3月,在阎锡山、冯玉祥支持下,王鸿一集合米迪刚、吕振羽等一批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号召“实现革命主义、恢复民族精神”,创办了《村治月刊》,并以此为大本营研究村治学理、推行村治实践。众多学校、媒体、社团纷纷响应,一时间研究与推广村治成为全国潮流。民主政治的激进化是村治派主张的歧出。吕振羽由“改良”转向“革命”和彭禹廷由“民主”转向“封闭”是民主政治激进化的两个方向。“民主政治之如何确立”,是《村治月刊社宣言》里的重要内容,作为《村治月刊》的主编和主要理论旗手,吕振羽最初将“民主政治”定位为“三民主义的村治”,主张“非暴力的革命建设”,这与王鸿一“全民政治”和米迪刚“民主传贤”的主张是一致的。随着社会情境和个人际遇的变化,吕振羽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认为发动农民斗争、革命夺取政权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正确路径。彭禹廷提倡以“缩小的三民主义”在宛西实施地方自治,后在多重重压之下,转向了一种封闭的权威性地方自治,最后以失败告终。与彭禹廷将地方自治缩小在局部的、封闭的、独立的空间范围不同,吕振羽更强调在一种更广阔的社会整体解决方案中来解决农村问题。两者之于村治派的歧出,恰恰是两种相反方向民主政治主张的激进化,由此得出的行动逻辑和实践行为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后果。梁仲华和梁漱溟的倾力合作推动村治事业走向巅峰。在韩复榘的支持下,梁仲华和梁漱溟接续王鸿一开创的“村治”事业,先有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相继设立,再有邹平、菏泽、济宁等实验县开办,乡村建设运动浪潮持续高涨。梁仲华负责乡建工作的组织与具体的行政事务,梁漱溟从社会与人心问题的逻辑出发,对“研究”“训练”“实验”等各项乡建具体内容进行理论建构和路径设计。村治派的理论主张有了广阔的实践区域,并把社会影响力扩散到了全国政商学各界,国民政府内政部以村治派的社会改革实践为参考,进行了全国县政改革设计和区域实验。在这种政治力量收纳、社会力量欢迎的态势下,乡村建设浪潮在全国兴起。三次全国乡村讨论会的举办标志着乡村运动的大发展和高涨,村治派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声望日隆。但在这种蓬勃壮阔的表象下,现实行政力量与社会改革运动的纠葛也在其中暗流涌动并日益激化。在政权对乡村社会的强力渗透和控制下,村治派的社会改革最终归于沉寂。菏泽成为第二实验县后,孙则让主导的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带动社会改革卓有成效,这一模式很快被韩复榘在全省区域推广以实现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村治派所秉持的乡村改革的独立性全面消解。1932年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确立设置县政改革实验区,山东省政府在原来邹平实验县基础上加设菏泽为乡村建设实验县,并由王鸿一的学生兼同乡、时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的孙则让亲往家乡主持实验工作。孙不负众望,在应对黄河水灾的同时,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很快在地方治安、农村经济、乡村教育、地方自治等诸多方面取得显着成效。韩复榘从这一改革模式中看到了社会控制的极佳效果,遂令设立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其后在抗战形势下,又根据梁漱溟等制定的三年计划,于全省逐次设立行政专员公署。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施政区域和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基层中间组织的设立,有效抑制了土豪劣绅、奉官为匪等恶劣势力在乡村社会的蔓延趋势。但此区域的扩大,更多体现了韩复榘主导的政府控制体系对基层社会的强力渗透。韩复榘被罢免后,新任政府主席沈鸿烈撤销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村治派成员各分西东,从此沉寂。作为村治派改革成效的参照,考察国民党政权控制下以纯行政力量推动或是宗教合作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改革,考察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包括没有获得政权的早期海丰农民运动和获得局部行政权力的陕甘宁边区改革,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近代乡村改革无论是在何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乡村改革最初阶段的成效与尊重当地民众伦理情感认同的程度呈正向关联关系;乡村改革中政治权力介入呈现加强态势,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追求目标或是共存,或是后者让位于前者。乡村建设运动激起了巨大的理论波澜。针对村治派的理论与实践,诸多批评纷至沓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很多受到王鸿一的启发和影响,特别是“反对欧化俄化,恢复民族精神”这一主张,是对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的承继和发扬。村治派对于“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和社会组织基础”的看法有着高度的认识一致性。当时的着名评论家孙伏园观察认为“乡村建设为时代大势和国家命脉延续所需”,并把乡村建设运动与近代挽救国运衰败的五次大运动作为相互承接的脉络加以叙述。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于三个思想流派:东方文化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左派经济学家。梁漱溟在与这三大派别的论辩中仍然坚持认为中国问题必须走理性解决之路即乡村建设道路,即坚持文化改造下的乡村建设路径,从正面培养公众意识,健全乡村团体组织,以新道德建设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梁漱溟在这些论辩中所展现出的变革、理性、独立的理论品质,正对应了村治派一贯对于道德原则的坚持和扞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和拯救最终归于沉寂,但他们对农村社会的发现,是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种有益尝试。村治派在“恢复民族精神,保持固有道德之乡村自治”这个大方向下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在长时间轴和多空间维度上呈现了近代知识人对于民族国家塑造的努力和创造中国本土现代性的冲动。虽然这种努力和冲动未曾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调,但反思这一历史过程,可以更为理性地看到中国乡村社会发展改革的关键性法则。其一,尊重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为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其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总量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其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实现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促进国家权力渗入与村落自主性之间的良性平衡。村治派对儒家伦理的坚守,在今天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进程中仍有其现实意义。如韦伯所言,革命的真正起因在于一种新精神的作用,“村治派”的主张在当时乡村社会边缘化的状态下提出,并抛开各种龃龉与桎梏而付诸实施,这是一种理性审视后逆流而上的奋勇行动。发现农民,认清乡土社会,这是王鸿一、米迪刚、梁漱溟等村治派知识人对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最大启蒙。
范颖杰[4]（2020）在《J市S镇村级财务管理模式转换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我国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原有的财务管理模式已经不能为农村资金提供高效率的保障,模式的改革创新迫在眉睫。村级财务管理的是集体资产,而集体资产的所有权在村民集体手中。所以,无论从资金性质,还是管理方式来说,村级财务管理都与公共管理密切相关。本研究以J市S镇村级财务管理模式改革为背景,从“双代管模式”转型升级为“村级会计委托代理模式”。改善了村镇关系,加强了监督效用,有效助推了村民自治的多元化发展。本研究以问卷调查和案例分析等为辅助分析工具,调查村级财务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并认真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最后,结合前面的理论研究,提出自己关于改善村级财务管理的对策。研究结果表明,“村级会计委托代理模式”存在以下问题:多部门联合管理,工作效率不高;农村基层财务人员配置薄弱,代理会计流动性大;财务公开不规范;会计核算不合规;农村干部贪污腐败问题仍然存在;村民对村级事务参与度不高。根据理论分析与实际调研,本文提出相关建议与对策:明确划分各部门责任;加强村财会人员队伍建设;切实实行财务公开制度;建全财务管理和审计制度;加强监督管理作用;加强村民有效自治,发展民主协商决策。
李晓婷[5]（2020）在《黑龙江省宾县新农村文化建设存在问题与对策研究》文中认为在我国文化强国和乡村振兴的大战略下,宾县在文化部门的职能与人员配备、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公共文化活动举办、公共文化资金补助,以及推进当地文化产业方面都取得了显着的成绩。但在一定程度上仍存在着:政府职能与人才配备弱化、公共文化硬件设施更新缓慢、公共文化产品供需失衡、公共文化资金投入有限,以及文化建设的市场化激励不足等问题。本文综合运用文献、实践考察与规范分析法,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路线,针对宾县新农村文化建设问题的政府职能模糊与人才流失严重、公共文化设施利用率不高、公共文化产品生产的需求反馈与沟通渠道缺失、公共文化资金保障和动态调整机制不完善,以及文化产业发的市场化配套机制不健全等原因,从强化政府责任与人才队伍、提升公共文化设施的开放性与便捷性、结合农户需求创新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形式、完善公共文化资金保障与动态调整机制,以及建立健全文化产业发展的市场化配套机制的视角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
朱明钰[6]（2020）在《全面抗战时期北碚地区金融业的发展探析》文中研究表明北碚是现今重庆市的一个市辖区,也是全面抗战时期陪都重庆的煤炭能源供应基地和迁建区。北碚的发展与抗战建国事业紧密相连。北碚地方史的研究大多聚焦于20世纪30年代卢作孚在此进行的乡村建设试验,较少将目光投向抗战时期的北碚,对于北碚金融业的发展状况更加缺乏关注。本文以全面抗战时期的北碚金融业为研究对象,以重庆市档案馆馆藏资料及民国时期的报刊等资料为基础,通过对抗战时期北碚金融业的发展变迁进行梳理,力图探讨金融业在抗战时期大后方建设与地方经济开发中的作用及贡献。全面抗战爆发前,北碚金融业发育迟滞,金融机构匮乏且资力薄弱。1928年,在北碚现代化事业奠基人卢作孚的推动下,北碚创立了本地第一家现代金融机构——北碚农村银行,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本地农村发展生产、改善农民生活的需要,但单纯依靠地方力量并不足以改善北碚的金融业落后状况。1937年以后,抗战建国的依托转移到西部地区,得益于区位优势及建设基础,北碚承接了大量内迁人口、机关、高校及企业,在事实上形成了一个重庆周边的重要迁建区。与城市地位上升和地方经济繁荣相因应的,是北碚金融业的发展推手由社会力量升级为国家力量。1939年,四联总处与国家行局迅速进入北碚,标志着这一地区被纳入国家金融统制。1942年,出于国民政府推行新县制与加强地方治理需要的双重因素,北碚正式升级为县级地方行政区划。为了实现县财政自治而建立的北碚县银行以代理北碚管理局局库为主要业务,扩大了北碚金融业发挥服务效能的覆盖范围,为北碚政区建制的升级、新县制的顺利推行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金融基础设施的完善,国民政府的金融政策、经济政策在北碚顺利施行,地方经济事业的发展、国民政府经济实验的推进都得到了金融业的配合。扶助煤炭企业并促使北碚最终发展为重庆市煤炭能源供应基地,是北碚金融业为区域发展助力的典型案例。农村金融是北碚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农民银行在北碚主导建立了以“中国农民银行北碚办事处→县合作社→保合作社→农民”为结构的农贷体系,通过这一体系向北碚农村持续投放了多种类、高覆盖的的农业贷款,此外,中国农民银行配合国民政府在北碚建立扶植自耕农示范区,通过发放土地金融贷款完成示范区的土地征收、产权置换及成果巩固。中国农民银行在北碚的一系列活动,对于鼓励作物增产、畜牧增殖,协助农产运销、扶植农业改良、促进农村生产关系的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抗战时期,军需民用无不需要农业产品的供应,培植北碚的农村经济,是金融业在抗战建国事业中发挥服务作用的见证。
苏玉超[7]（2019）在《新疆巴州地区农民合作社运行管理模式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农民合作社主要是通过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化农业,以达到发展农村经济、增强农民市场竞争力、提高农民收入的目的。农民合作社是“民办、民管、民收益”的组织,这一特点决定了其运行管理模式的特殊性。本文研究的新疆巴州地区作为中国西部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农业地区,当地农村合作经济尚不发达,农民合作社在实际运行管理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因此,有必要对巴州地区的农民合作社运行管理进行研究,解决目前运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实现巴州地区农民合作社的长期、稳定发展。本文综合运用文献研究、问卷调查、实证分析等方法,针对巴州地区农民合作社运行管理进行研究。首先,介绍巴州地区基本概况,然后结合相关数据阐述巴州地区农民合作社发展概况运行管理情况,最后,从运行管理的多个方面阐述巴州地区农民合作社运行管理模式现状。其次,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识别出巴州地区农民合作社运行管理存在的问题,包括机构制度不完善,经营模式单一,利益分配不合理。导致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有三方面,一是受到巴州地区地域资源的限制,二是当地农民思想意识落后,三是当地人才素质有待提高。然后,提出巴州地区农民合作社运行管理模式优化对策,在明确优化思路和目标的基础上,制定具体的优化对策,包括完善机构设置和健全管理制度,实行多元化的经营模式,创新利益分配方式益,双管齐下加强监督。最后,从政策、人员、信息、资金四个方面提出保障措施。一是提供政策支持,二是提高人才素质,三是利用信息技术,四是拓展资金来源。
李元勋[8]（2019）在《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脱胎于“政社合一”人民公社体制的村民自治,是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推进国家民主化进程的时代背景下萌发起来的,是一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家力量介入高位推动的中国特色的基层直接民主形式,是乡村治理的主体框架和核心内容及有效方式,是基层群众自治在农村的民主实践和伟大创举。改革开放之初,这种发韧于农村的由村民创造的民主改革实践,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得以推广。国家逐步通过立法形式对这种民主形式进行了制度化设计,形成了一套科学、完备的村民自治法律体系,使之上升为制度化的基层民主形式和在法制化、制度化的轨道上运行。同时又从法律层面上保障了亿万农民的合法权益,真正实现了村民当家作主。村民自治作为一种治理方式不可能一成不变,它是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现实状况的变迁作出与时俱进的调整,因此在不同历史时期,村民自治的实现形式甚至文字表述都会发生某些变化。20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实现了从村民自治向乡村治理话语体系的转变。进入21世纪后,随着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社区建设的推进,十八大后要求探索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形式,特别是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健全“自治、德治、法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便成为重要的政策话语,实现了从自治到共治的转变。通过对改革开放40年来农村基层民主发展与具体实践的梳理和研究,总结概括出了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成效与基本经验。本论文共包括六个部分,由绪论和正文五章组成。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本论文的研究缘起及意义,核心概念的界定,相关文献综述,研究方法、重点、难点和可能创新之处,并梳理了本论文的理论渊源。第一章是村民自治的萌生。本章对村民自治产生前的乡村治理作了梳理与分析;对其产生的背景作了深度剖析,这些背景主要包括宽松的政治环境、包产到户的推行、社会结构和文化基础的变化等因素。梳理了村民自治兴起的过程,从建立第一个村委会到在全国的普及,村民自治组织在广大农村得以全面建立。第二章是村民自治的发展。本章对村民自治活动的发动和村民自治的发展作了论述,这一时期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的颁布为起点的,主要是开始建章立制,推进村民自治达标示范活动,与村民自治相关的一些规章制度得以完善、村务公开的广泛开展和选举模式的创新。第三章是村民自治的深化。1998年《村组法》正式颁布实施,村民自治实践全面推行,进行了世纪之交“真枪实弹”的选举;在新农村建设战略提出背景下,村民自治面临新挑战,农村社区建设不断开展与推进,村民自治制度建设逐步规范和选举方式方法不断创新。第四章是村民自治的提升。在这一时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以村民自治为主体框架和核心内容的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和实践场域,开启了对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开始了对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探索。中共十八大首次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要求广大基层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基层民主协商,各地在这一精神的指导下开始了对基层民主协商的探索与实践。在进入新时代和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背景下,针对“三农”问题,党中央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开启了对“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模式的探索和实践。第五章是村民自治的成效和历史经验。从总体上来看,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经过40年的发展,成效显着,制度化、规范化不断加强,各项民主机制体制逐步完善,农民的各项民主权利基本得以实现。通过考察村民自治40年的进程得出了最基本的经验:就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理有机结合,始终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尊重农民首创精神,与时俱进、不断探索,坚持问题导向,循序渐进推动制度革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层民主发展道路。
柴书毓[9]（2019）在《山西阳城县乡贤文化与地方社会研究》文中认为“乡贤”一词最早出现在东汉时期,在乡里社会德行高尚、声望远播的人被称为“乡贤”。明清时期乡贤文化发展较为鼎盛,突出表现在各地“乡贤祠”的设置,地方上品学兼优且得到民众推崇者死后祀于其乡,入乡贤祠。“乡贤祠”是褒奖地方贤达人士在乡里社会所作贡献的一种方式,也是统治者对地方社会民众实行教化的重要途径。研究地方社会的乡贤文化应从传统社会乡贤文化入手,明清时期阳城有着丰富的乡贤文化,乡贤典型代表众多,且多以家族的形式在地方社会发挥作用,乡贤家族中优秀族人如王国光、陈廷敬、张慎言、王重新、田从典等,构成了阳城明清乡贤群体,历史文化望族的身份也是传统乡贤身上的另一标签,贤人名士与文化家族成为明清时期阳城地方社会重要的人文景观,二者也促成阳城崇文重德、耕读传家的地方社会风气。在这背后,是乡贤进行家族建设与地方社会建设的努力,乡贤家族文化中蕴含着修身、齐家、处世、为官的生动内核,由此形成的优良家风浸润在家族成员的血脉中,对地方民众的价值观念也产生一定的影响。在地方社会的建设上,乡贤群体致力于教化民众,促进地方良风美俗的形成;参与到地方公共建设、地方救济事务和文教事务中;他们还为民请愿,在与官府的互动中构建起规范的地方秩序。乡贤作为地方社会德业、学业较突出者,人们对乡贤的崇尚不仅是用于祭祀的乡贤祠,更多的是对乡贤事迹的书面记录与口头传承,书面记录多以古今乡贤传记、墓志铭、序表以及碑刻等的方式进行,其中包含对乡贤事迹的描述及对乡贤的评价,口头传承主要以乡贤所在的地方社会为传播区域,通常以故事的形式来讲述乡贤的事迹,以此称颂乡里贤达人士,彰显地方社会的乡贤风貌。传统乡贤丰富多样的人物形象在这二者的相互作用下得以形成,有为官清廉者、地方守护者,也有乐善好施者、教育传播者等,无论何种形象,均表现出乡贤身上的品质与修养,善行与义举。乡贤文化在阳城是传承着的一种文化现象。传统乡贤文化激励引导着人们的价值观念与行为选择,成为新时期乡贤文化的历史依据。在乡村振兴和新农村建设等的背景下,阳城县挖掘本地的乡贤文化,依据德行、才能、声望的标准在退休教师、退休干部、普通民众等群体中寻找乡贤,建设“新乡贤文化”。与传统乡贤群体相比,新乡贤的群体具有多元化特征,也突破了性别限制的不足。新乡贤在参与村落事务的方式上也具有多样化的特点,有致力于公益事业、调处矛盾、移风易俗方面的新乡贤,也有致力于地域文化传承、带头致富的新乡贤,在每类下还可细分为更小的类别,呈现出多样化的参与方式。本文在论述新乡贤文化与地方社会关系时,以新乡贤个体实践活动为个案进行研究,兼顾新乡贤的口述资料,对于分析新乡贤文化的当代表述具有一定的实证性与客观性,也使新乡贤的村落实践之路更为生动。重新审视由地方政府主持的新乡贤文化建设活动,在取得成效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民众对于乡贤文化认识度不够、参与度不高,乡贤组织未能很好的发挥其效用等。从政府、民众与乡贤三个层面上进行共建是当下阳城新乡贤文化建设的路径所在。
崔建蕴[10]（2019）在《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研究 ——以孟楼镇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持续推进,农村经济社会深刻变革,农村改革涉及的利益关系更加复杂、目标更加多元、影响因素更加多样、任务也更加艰巨。2016年起,全国各省市积极推进“三权分置”政策,在政策推动下,农村土地流转速度明显加快,如何在“三权分置”政策背景下,对农村土地流转问题进行战略规划,形成合理化路径,成为了各级政府关心的话题。本文以孟楼镇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借助问卷调查、访谈调查和实地调研等方式进行数据的收集,并对调查结果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存在着: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农村土地基础设施差、农民就业体系不完善和信访渠道不畅通等问题。通过深入分析发现,导致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集中在机制、政策、经济三个方面,笔者从这三个方面对问题的成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并从三个角度提出了如下八条可行性对策建议:完善配套措施、强化工作统筹、搞好前期规划、完善纠纷处理机制、加快经营权确权行动、完善配套法规建设、经济监管体系建设、加大农村金融改革政策落地力度。本文充分结合农村土地改革的时代背景,基于实践调查的基础上对农村土地流转问题进行战略规划,具有较高的理论指导性。从实践意义层面看,通过对孟楼镇充分的实地调研,借助大量的实证调查结果,总结分析出三权分置背景下孟楼镇农村土地流转存在的问题,提出结合时代背景、有实践指导意义的对策,能够为今后其他地区农村土地流转工作的开展提供经验指导,具有较高的实践研究价值。
二、档案工作服务农村经济建设三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档案工作服务农村经济建设三题（论文提纲范文）
（1）城乡融合背景下人口“逆城市化”趋势、动因及引导策略研究 ——以长江经济带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热点与趋势的CiteSpace分析 |
| 1.2.1 国内研究热点与趋势 |
| 1.2.2 国外研究热点与趋势 |
| 1.2.3 中外“逆城市化”比较研究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人口“逆城市化”趋势测度研究 |
| 1.3.2 人口“逆城市化”迁移动因研究 |
| 1.3.3 人口迁移政策与人口流动特征 |
| 1.4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5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创新 |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核心概念 |
| 2.1.1 “逆城市化” |
| 2.1.2 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 |
| 2.1.3 其他相关概念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迁移动机理论 |
| 2.2.2 Tiebout“用脚投票”假说 |
| 2.2.3 家庭迁移决策理论 |
| 2.2.4 可行能力理论 |
| 2.3 理论框架 |
| 第3章 我国城乡关系演进历程与“逆城市化” |
| 3.1 城乡二元分割阶段与计划性“逆城市化” |
| 3.1.1 城乡二元分割阶段:1949-1977 |
| 3.1.2 计划性“逆城市化” |
| 3.2 城乡关系缓和协调阶段与政策性、偶发性“逆城市化” |
| 3.2.1 城乡关系缓和协调阶段:1978-2011 |
| 3.2.2 政策性、偶发性“逆城市化” |
| 3.3 城乡融合发展阶段与区域性、多样性“逆城市化” |
| 3.3.1 城乡融合发展阶段:2012-今 |
| 3.3.2 区域性、多样性“逆城市化”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长江经济带人口“逆城市化”趋势研究 |
| 4.1 空间分布 |
| 4.1.1 研究区域、数据来源与前置分析 |
| 4.1.2 常住人口空间分布演变状况 |
| 4.2 总体特征 |
| 4.2.1 人口集中度指数（Hoover Index) |
| 4.2.2 ROXY指数 |
| 4.3 总体趋势 |
| 4.3.1 指标体系构建与数据来源 |
| 4.3.2 测度方法—熵值法 |
| 4.3.3 测度结果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人口“逆城市化”的外部驱动因素分析 |
| 5.1 宏观经济因素与“逆城市化” |
| 5.1.1 理论假说 |
| 5.1.2 实证分析 |
| 5.2 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与“逆城市化” |
| 5.2.1 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对人口“逆城市化”的影响机制研究 |
| 5.2.2 理论模型 |
| 5.2.3 实证分析 |
| 5.3 制度因素与“逆城市化”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人口“逆城市化”的内部驱动因素分析 |
| 6.1 农业转移人口“逆城市化”的动机分析 |
| 6.1.1 福利因素与农业转移人口“逆城市化” |
| 6.1.2 家庭因素与农业转移人口“逆城市化” |
| 6.1.3 个体因素与农业转移人口“逆城市化” |
| 6.2 变量设置与描述性统计 |
| 6.2.1 数据来源 |
| 6.2.2 变量设置 |
| 6.2.3 描述性统计 |
| 6.3 模型选取与实证分析 |
| 6.3.1 计量模型与检验 |
| 6.3.2 实证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引导策略 |
| 7.1 深化对“逆城市化”与城乡融合关系的认知 |
| 7.1.1 “逆城市化”一城乡关系不断深化的“题中之意” |
| 7.1.2 “逆城市化”—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双向“助推器” |
| 7.2 引导策略 |
| 7.2.1 正确认识“逆城市化”性质,充分发挥其双向“助推器”作用 |
| 7.2.2 确立城乡“等值”理念,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
| 7.2.3 精准识别福利需求差异,推动公共服务供给更加公平可及 |
| 7.2.4 逐步剥离户籍制度的相对价值,实现人口自由流动 |
| 7.2.5 以中小城市、小城镇为抓手,促进乡村振兴,实现空间协同发展 |
| 7.2.6 充分发挥人口流动政策的引导作用,构建分类指导型人口流动策略 |
| 结论与展望 |
| 研究结论 |
|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开展的研究活动 |
| 致谢 |
（2）环境、制度与技术 ——以集体化时代昔阳县的减贫实践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由来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主要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昔阳县自然社会状况 |
| 第一节 生态环境 |
| (一)多山少土 |
| (二)交通闭塞 |
| (三)灾害多发 |
| 第二节 社会制度与生活水平 |
| 小结 |
| 第二章 贫穷的本质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减贫实践及其失败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对“贫困”的解构与重构 |
| (一)土地改革与道路选择 |
| (二)农业合作化运动与“技术革命” |
| (三)技术赋能 |
| 小结 |
| 第三章 土地革命:穷富拉平 |
| 第一节 昔阳旧貌 |
| (一)人口与土地 |
| (二)农民生活 |
| (三)生态环境 |
| (四)农民与农业 |
| 第二节 土改过程 |
| 第三节 土改对乡村社会的影响 |
| 小结 |
| 第四章 技术革命:提高产量 |
| 第一节 组织起来与学习技术 |
| 第二节 技术革新的路径 |
| (一)培育良种 |
| (二)合理种植 |
| (三)改良土质 |
| (四)工具改革 |
| 第三节 技术与制度之间的张力 |
| 小结 |
| 第五章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
| 第一节 “秃岭”遇“山洪” |
| 第二节 水利建设 |
| (一)改造“三跑田”与闸沟垫滩 |
| (二)修建水库 |
| (三)治河与打井 |
| (四)机电灌溉 |
| 第三节 水利工程与粮食增产 |
| 第四节 治水与“育人” |
| 小结 |
| 第六章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
| 第一节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
| 第二节 农业机械化的实践 |
| (一)土壤改良 |
| (二)良种培育 |
| (三)密植与管理 |
| (四)水利灌溉 |
| (五)道路与运输 |
| 第三节 农业机械化与乡村社会 |
| 小结 |
| 第七章 减贫的微观史研究——井沟村 |
| 第一节 井沟的基本状况 |
| 第二节 “默汉”的消逝 |
| 第三节 “井沟学大寨,大寨帮井沟” |
| 第四节 机械灌溉 |
| 第五节 减贫的效果 |
| 小结 |
| 第八章 昔阳县减贫的成就及历史地位 |
| 一、集体化时期昔阳县取得的历史成就 |
|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昔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介及联系方式 |
（3）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 |
| 第一章 村治思潮的时代背景及起源 |
| 第一节 20世纪初农村危机与地方自治政策推出 |
| 一、农村衰败无序:近代“中国问题灼点” |
| 二、晚清民初地方自治规约颁布:一剂良药还是虚幻泡影? |
| 第二节 村治实验的萌芽 |
| 一、早期翟城村自治 |
| 二、山西村政 |
| 三、曹州府善后局的设立 |
| 第二章 村治派的形成 |
| 第一节 米迪刚对翟城村治的主导及其实践理论的总结 |
| 一、翟城新政:旧文化网络和新法团主义的较量 |
| 二、村为起点“民主传贤”:中国社会修缮良法 |
| 三、“井”字结构新村布局:社会公共空间营造 |
| 第二节 王鸿一的“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主张与实践 |
| 一、“民族自信力”:民族自救运动的发动机 |
| 二、儒家伦理:揭橥民族文化重心 |
| 三、“村本政治”:中国民族出路 |
| 第三节 王鸿一与米迪刚的合作及村治派大本营的设立 |
| 一、实行西北垦殖: 纾困内地边疆农村民生 |
| 二、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乡村改革共和建国 |
| 三、出版《村治月刊》:研究学理推行村政 |
| 第三章 村治派的歧出:民主政治的激进化 |
| 第一节 由“改良”到“革命”: 吕振羽村治思想转向 |
| 一、三民主义的村治:非暴力的革命建设 |
| 二、村治理想的破灭:转向国家视角 |
| 三、革命夺取政权:发动农民斗争 |
| 第二节 从“民主”到“封闭”:彭禹廷领导下的宛西自治 |
| 一、自卫、自治、自富:民众自治共同体的内聚 |
| 二、不顾官厅、不顾法律、不顾手续:地方自治的封闭 |
| 三、“再造权威性自治”:局部地方专制的失败 |
| 第四章 走向巅峰:乡村建设浪潮的兴起与高涨 |
| 第一节 梁仲华主持下的村治派大集结 |
| 一、“思想阐发”与“人才储育”: 河南村治学院 |
| 二、“研究”“训练”“实验”: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
| 三、组织与行政:梁仲华乡建工作的事功 |
| 第二节 梁漱溟领导下的“乡村建设运动 |
| 一、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梁漱溟思想的逻辑出发点 |
| 二、乡村开出新组织:邹平实验县的改革设计 |
| 三、“政”“教”“富”“卫”合一:邹平实验实施及七大成效 |
| 四、玄学的理论与妥协的实践:理想与现实的纠葛 |
| 第三节 全国乡村运动大联合 |
| 一、成立联合组织为各地乡村工作人员一致诉求 |
| 二、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举行 |
| 三、有限度的联合与有限度的影响 |
| 第五章 政治权力强力渗透下村治派的沉寂 |
| 第一节 村治派主导社会改革独立性的消解 |
| 一、民众自卫训练:菏泽实验模式社会改革的有效性 |
| 二、从社会改革到社会控制:韩复榘设立山东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 |
| 三、全域推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全省逐次分区设置 |
| 第二节 国民党政权下的乡村社会改革实验 |
| 一、纯以行政力量促进农村建设:江宁和兰溪实验 |
| 二、基督教和国民党行政的乡村建设合作:黎川实验 |
| 第三节 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 |
| 一、适应性动员:前期海丰农民运动政治策略 |
| 二、“三三制”:陕甘宁边区改革资源总量控制框架 |
| 第六章 批评与回应:围绕村治派理论的争议 |
| 第一节 批评箭靶:村治为解决中国问题唯一办法 |
| 一、一脉相承之认识: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 |
| 二、进入主流视野:乡村建设是时代大势所需 |
| 第二节 东西之间:梁漱溟与其他派别的论战 |
| 一、融合东西方还是中国文化坚守:与东方文化派的辩论 |
| 二、农业工业孰先孰后: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交锋 |
| 三、阶级的融合还是斗争:与左派经济学家的论争 |
| 结语 |
| 一、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 |
| 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 |
| 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 |
| 四、儒家伦理固本开新:村治派中国乡村现代性出路的理论建构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J市S镇村级财务管理模式转换问题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提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内容 |
| 五、创新之处与研究困难 |
| 一、村级财务管理的概念、模式和理论基础 |
| (一) 相关概念 |
| 1、村级财务 |
| 2、村级财务管理 |
| (二) 村级财务管理的模式 |
| 1、村级财务管理的发展历史 |
| 2、四种村级财务管理模式 |
| (三) 理论基础 |
| 1、委托代理理论 |
| 2、内部控制理论 |
| 3、村民自治理论 |
| 4、乡村振兴理论 |
| 二、J市S镇村级财务管理模式转换实施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
| (一) J市S镇基本情况介绍 |
| (二) 从“双代管”模式向“会计委托”模式的转换 |
| 1、推进村级财务管理模式转变的必要性 |
| 2、J市S镇“村级会计委托代理”新模式的实施 |
| (三) “会计委托”新模式出现的问题 |
| 1、多部门联合管理,工作效率不高 |
| 2、农村基层财务人员配置薄弱,代理会计流动性较大 |
| 3、财务公开不规范 |
| 4、会计核算不合规 |
| 5、农村干部贪污腐败问题仍然存在 |
| 6、村民对村级事务参与度不高 |
| 三、J市S镇村级财务管理模式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 责任划分不明确,资金监管职责不清 |
| (二) 村级财务管理队伍建设不到位 |
| (三) 财务公开主体责任意识较弱,缺乏有效监管 |
| (四) 财务管理制度不完善 |
| (五) 民主监督作用不强 |
| (六) 村民自治体制行政化与低效率 |
| 四、进一步完善村级财务管理新模式运行的对策 |
| (一) 明确划分各部门责任 |
| (二) 加强村财会人员队伍建设 |
| 1、加强村财会人员队伍建设 |
| 2、制定人员薪酬管理机制,保持相对稳定 |
| 3、提高干部认识,加强财会人员继续教育 |
| (三) 切实实行财务公开制度 |
| 1、细化财务公开制度 |
| 2、公开形式多样化 |
| (四) 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和审计制度 |
| 1、健全财务管理制度 |
| 2、规范工作流程、会计核算 |
| 3、健全村级财务核查和审计制度 |
| (五) 加强监督管理作用 |
| 1、充分发挥村务监事会监督作用 |
| 2、充分发挥网络平台监督作用 |
| (六) 加强村民有效自治,发展民主协商决策 |
| 1、结合实际,创新自治有效实现形式 |
| 2、 推进民主协商发展的有效途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5）黑龙江省宾县新农村文化建设存在问题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新农村文化建设概述 |
| 第一节 新农村文化建设的相关概念界定 |
| 一、新农村与乡村振兴概念的提出与界定 |
| 二、文化建设概念的提出与界定 |
| 三、新农村文化建设概念的提出与界定 |
| 第二节 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与重要性 |
| 一、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 |
| 二、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
| 第三节 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与推进路径 |
| 一、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 |
| 二、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推进路径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黑龙江省宾县新农村文化建设的现状与存在问题 |
| 第一节 宾县新农村文化建设的现状 |
| 一、宾县新农村文化建设——政府主导视角 |
| (一)宾县文化部门的职能与人员配备 |
| (二)宾县公共文化设施普及情况 |
| (三)宾县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情况 |
| (四)宾县公共文化活动举办情况 |
| (五)宾县公共文化资金补助情况 |
| 二、宾县新农村文化建设——市场主导的视角 |
| 第二节 宾县新农村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
| 一、宾县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政府职能与人才配备弱化 |
| 二、宾县公共文化硬件设施更新缓慢 |
| 三、宾县公共文化产品供需失衡 |
| 四、宾县公共文化资金投入有限 |
| 五、宾县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市场化激励不足 |
| 第三节 宾县新农村文化建设问题的成因分析 |
| 一、宾县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政府职能模糊与人才流失严重 |
| 二、宾县公共文化设施的利用率不高 |
| 三、宾县公共文化产品生产的需求反馈与沟通渠道缺失 |
| 四、宾县公共文化资金保障和动态调整机制不完善 |
| 五、宾县文化产业发展的市场化配套机制不健全 |
| 本章小节 |
| 第三章 宾县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推进对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视角 |
| 第一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新农村文化建设供给侧改革 |
|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及其特点 |
| 二、新农村文化建设供给侧改革:弥补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 |
| 第二节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宾县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对策 |
| 一、强化宾县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政府责任与人才队伍 |
| 二、提升宾县公共文化设施的开放性与便捷性 |
| 三、结合农户需求创新宾县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形式 |
| 四、完善宾县公共文化资金保障与动态调整机制 |
| 五、建立健全宾县文化产业发展的市场化配套机制 |
| 本章小节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6）全面抗战时期北碚地区金融业的发展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抗战与北碚 |
| 二、学术综述与选题价值 |
| 三、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四、资料来源与创新 |
| 第一章 北碚的社会变迁及金融业的起步 |
| 一、全面抗战爆发前的北碚社会变迁 |
| 二、全面抗战爆发前的北碚金融业 |
| 三、全面抗战时期北碚金融业的发展新契机:北碚迁建区的形成 |
| 第二章 全面抗战时期的北碚金融业与区域发展 |
| 一、新式金融机构在北碚的建立与经营 |
| 二、北碚县级政权的建立与北碚县银行的发起 |
| 三、北碚的银行与北碚煤炭能源供应基地的形成 |
| 第三章 全面抗战时期北碚的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 |
| 一、北碚农贷机构的变迁 |
| 二、战时北碚农贷的推广 |
| 三、特殊农贷:北碚扶植自耕农示范区的建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新疆巴州地区农民合作社运行管理模式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现状综述 |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相关理论概述 |
| 2.1 农民合作社相关概念 |
| 2.1.1 农民合作社 |
| 2.1.2 农民合作社运行管理模式 |
| 2.2 我国农民合作社类型 |
| 2.2.1 按组织模式分类 |
| 2.2.2 按带头主体分类 |
| 2.3 相关理论 |
| 2.3.1 交易成本理论 |
| 2.3.2 产业链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巴州地区农民合作社运行管理现状分析 |
| 3.1 巴州地区概况 |
| 3.2 巴州地区农民合作社发展概况 |
| 3.2.1 巴州地区农民合作社发展规模 |
| 3.2.2 巴州地区农民合作社发展效益 |
| 3.3 农民合作社运行管理现状 |
| 3.3.1 制度机构 |
| 3.3.2 经营模式 |
| 3.3.3 利益分配 |
| 3.3.4 监督机制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巴州地区农民合作社运行管理问题及原因分析 |
| 4.1 问卷调查 |
| 4.1.1 问卷调查目的 |
| 4.1.2 问卷内容设计 |
| 4.1.3 问卷统计分析 |
| 4.2 农民合作社运行管理存在问题分析 |
| 4.2.1 机构制度不完善 |
| 4.2.2 经营模式较单一 |
| 4.2.3 利益分配不合理 |
| 4.2.4 内外部监督缺失 |
| 4.3 农民合作社运行管理问题成因分析 |
| 4.3.1 区域资源限制 |
| 4.3.2 思想认识落后 |
| 4.3.3 人才素质较低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巴州地区农民合作社运行管理模式优化 |
| 5.1 运行管理模式优化思路与原则 |
| 5.1.1 运行管理模式优化思路 |
| 5.1.2 农民合作社运行管理模式优化原则 |
| 5.2 完善机构和管理制度 |
| 5.2.1 完善组织架构 |
| 5.2.2 健全管理制度 |
| 5.3 实行多元化经营模式 |
| 5.3.1 完善产业链经营 |
| 5.3.2 重视内部自我提升 |
| 5.3.3 发展当地特色农业 |
| 5.4 创新利益分配方式 |
| 5.4.1 按周期合理分配利益 |
| 5.4.2 实行股权激励方案 |
| 5.5 双管齐下加强监督 |
| 5.5.1 加强内部监督 |
| 5.5.2 开展外部监督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巴州地区农民合作社运行管理模式优化保障措施 |
| 6.1 提供政策支持 |
| 6.2 提高社员素质 |
| 6.3 应用信息技术 |
| 6.4 拓展资金来源 |
| 6.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8）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研究价值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相关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可能创新之处 |
| 六、本研究的理论基础 |
| 第一章 村民自治的萌生 |
| 一、1949-1978 年乡村治理的简要回顾 |
| (一)农民协会和乡—村政权组织 |
| (二)合作化时期的乡村治理 |
| (三)人民公社体制下的乡村治理 |
| 二、村民自治产生的背景 |
| (一)宽松的政治环境 |
| (二)包产到户的推行 |
| (三)农村管理出现组织真空与公共权力缺位 |
| (四)社会结构和文化基础的变化 |
| 三、村民自治组织的逐步建立 |
| (一)人民公社体制改革与第一个村委会的成立 |
| (二)由点到面建立村民委员会 |
| (三)民主选举的初步探索:“海选” |
| 第二章 村民自治的发展 |
| 一、村民自治制度化的初步探索 |
| (一)《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的颁布 |
| (二)“莱西会议”促进村级组织的健全 |
| (三)初步建章立制 |
| (四)民主选举的进一步探索 |
| 二、开展村民自治达标示范活动 |
| (一)推进达标示范活动的急迫性 |
| (二)开展达标示范活动的进程 |
| (三)村民自治达标示范活动的成效 |
| 三、村民自治制度化的推进 |
| (一)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的完善 |
| (二)村务公开的广泛开展 |
| (三)选举模式的创新 |
| 第三章 村民自治的深化 |
| 一、村民自治的全面实践 |
| (一)《村组法》正式颁布实施 |
| (二)世纪之交“真枪实弹”的选举 |
| (三)依法罢免民选村官 |
| (四)民主选举中暴露的问题 |
| 二、制度化建设的逐步完善 |
| (一)从国家到地方对制度的逐步规范 |
| (二)民主选举的进一步规范与超越 |
| (三)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推进与创新 |
| 三、新农村建设战略下的村民自治实践 |
| (一)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村民自治的挑战 |
| (二)农村社区建设的开展 |
| (三)农村社区建设的实践成效 |
| 第四章 村民自治的提升 |
| 一、基层协商民主的探索 |
| (一)乡村治理现代化对协商民主的诉求 |
| (二)基层协商民主理论的提出 |
| (三)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 |
| 二、探索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 |
| (一)探索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背景 |
| (二)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实践 |
| (三)探索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成效 |
| 三、“自治、德治、法治”合一的乡村治理探索 |
| (一)治理有效提出的背景 |
| (二)打造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 |
| (三)“三治合一”治理模式的实践 |
| 第五章 村民自治的成效与历史经验 |
| 一、村民自治的成效 |
| (一)丰富了社会主义民主形式、推动着中国政治发展 |
| (二)村民自治的法制保障不断完善 |
| (三)民主实践不断规范 |
| (四)村民民主参与意识、法制观念增强 |
| 二、村民自治的历史经验 |
| (一)党的领导是村民自治发展最根本的政治保障 |
| (二)依法治理是村民自治发展的法理基础 |
| (三)充分尊重农民首创精神和主体地位 |
| (四)顺应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村民自治发展的动力 |
| (五)推进村民自治始终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博士期间学术成果 |
（9）山西阳城县乡贤文化与地方社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
| 1.1.1 选题的目的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 |
| 1.2.1 关于乡绅的研究 |
| 1.2.2 关于乡贤的研究 |
| 1.2.3 关于村落精英的研究 |
| 1.2.4 关于晋东南区域社会的研究 |
| 1.3 本文相关概念术语的界定 |
| 1.3.1 乡绅 |
| 1.3.2 乡贤 |
| 1.3.3 村落精英 |
| 1.3.4 乡村能人 |
| 1.4 论文创新点 |
| 1.5 研究方法与实施方案 |
| 2 阳城区域环境:乡贤文化产生的基质 |
| 2.1 阳城自然生态环境 |
| 2.2 阳城人文历史环境 |
| 2.2.1 明清商业繁荣 |
| 2.2.2 晋商家族众多 |
| 2.2.3 村社制度完备 |
| 2.2.4 文化环境优越 |
| 2.3 本章小结 |
| 3 传统社会阳城地区乡贤群体及乡贤文化 |
| 3.1 阳城明清乡贤典型代表 |
| 3.1.1 科考入仕的士绅家族 |
| 3.1.2 经商立家的商绅家族 |
| 3.1.3 亦商亦宦的商宦家族 |
| 3.2 地方传说故事和历史文献记载中的乡贤形象 |
| 3.2.1 恪尽职守与为官清廉者形象 |
| 3.2.2 灾荒战乱下的地方守护者形象 |
| 3.2.3 日常生活中的乐善好施者形象 |
| 3.2.4 助学兴儒、传播教育者形象 |
| 3.2.5 地方文化的书写者与记录者形象 |
| 3.3 阳城明清乡贤家族文化建设 |
| 3.3.1 家规家训规范成员为人处世 |
| 3.3.2 楹联匾额彰显家族优良传统 |
| 3.3.3 良好家风促进家族文化建设 |
| 3.4 明清时期乡贤影响下的阳城地方社会 |
| 3.4.1 乡贤示范下的地方良风美俗 |
| 3.4.2 对地方公共事务的参与 |
| 3.4.3 与官府互动中构建起合理的地方秩序 |
| 3.4.4 联姻与结社中形成阳城地方社会文人团体 |
| 3.5 本章小结 |
| 4 阳城新乡贤群体与乡贤文化的重塑 |
| 4.1 一种文化现象的重现:阳城的新乡贤文化建设 |
| 4.1.1 官方推动下地方乡贤文化的回归 |
| 4.1.2 阳城新乡贤文化内涵分析 |
| 4.1.3 阳城新乡贤群体类型与特征 |
| 4.1.4 阳城新乡贤文化建设体系 |
| 4.2 新乡贤在地方社会的角色定位与实践之路 |
| 4.2.1 文化认同与自觉观念下对村落文化的整合 |
| 4.2.2 自我价值追求下新乡贤弥补村落公共建设缺失 |
| 4.2.3 调和治理中促进乡风文明 |
| 4.2.4 新乡贤个体对优良家风的传承与实践 |
| 4.3 阳城新乡贤文化建设的反思 |
| 4.3.1 成效:新乡贤群体在村落社会功能最大化 |
| 4.3.2 问题:民众对乡贤的认知与新乡贤文化建设的原子化趋势 |
| 4.3.3 路径:从不同群体中完善与提升 |
| 4.4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
| 附录 B |
| 附录 C |
| 附录 D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研究 ——以孟楼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国内研究现状 |
| 2.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研究思路 |
| 2.主要内容 |
| 3.研究方法 |
| (四)本文的创新点及难点 |
| 二 调查研究设计 |
| (一)调查思路 |
| 1.调研设计 |
| 2.调研对象选取 |
| 3.调研样本选取 |
| 4.调研过程阐述 |
| (二)调研方法和检验 |
| 1.调研方法 |
| 2.信度和效度检验 |
| (三)调研的环节和难点 |
| 1.调研的环节 |
| 2.调研的重点和难点 |
| 三 孟楼镇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现状 |
| (一)孟楼镇“三权分置”实施概况 |
| 1.集中流转土地经营权 |
| 2.扎实推进土地整理 |
| 3.实施土地经营权再流转 |
| (二)孟楼镇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实施情况评价 |
| 1.孟楼镇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评价过程 |
| 2.孟楼镇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实施情况评价结果 |
| 四 孟楼镇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 (一)农村基本保障体系不健全 |
| 1.就业指导体系存在欠缺 |
| 2.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 |
| 3.经济效益满意度不高 |
| (二)经营者主体农村建设积极性不高 |
| 1.农村土地基础设施较差 |
| 2.流转期限满意度不高 |
| (三)政府监管体系不健全 |
| 1.信访渠道不畅通 |
| 2.政策执行偏差 |
| 五 构建孟楼镇农村土地经营权高效流转机制 |
| (一)健全农民基本保障体系 |
| 1.完善养老和就业保障体系 |
| 2.完善纠纷处理机制 |
| (二)优化经营权流转环境 |
| 1.完善配套措施 |
| 2.经济监管体系建设 |
| (三)完善经营权流转推进机制 |
| 1.强化工作统筹 |
| 2.搞好前期规划 |
| 3.加快经营权确权行动 |
| 4.完善配套法律体系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四、档案工作服务农村经济建设三题（论文参考文献）
- [1]城乡融合背景下人口“逆城市化”趋势、动因及引导策略研究 ——以长江经济带为例[D]. 梅莹. 华中师范大学, 2021(02)
- [2]环境、制度与技术 ——以集体化时代昔阳县的减贫实践为中心[D]. 贾保营. 山西大学, 2021(12)
- [3]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D]. 察应坤. 山东大学, 2020(08)
- [4]J市S镇村级财务管理模式转换问题及对策研究[D]. 范颖杰. 苏州大学, 2020(03)
- [5]黑龙江省宾县新农村文化建设存在问题与对策研究[D]. 李晓婷. 黑龙江大学, 2020(05)
- [6]全面抗战时期北碚地区金融业的发展探析[D]. 朱明钰. 西南大学, 2020(01)
- [7]新疆巴州地区农民合作社运行管理模式优化研究[D]. 苏玉超. 燕山大学, 2019(06)
- [8]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研究[D]. 李元勋.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9]山西阳城县乡贤文化与地方社会研究[D]. 柴书毓. 山西师范大学, 2019(05)
- [10]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研究 ——以孟楼镇为例[D]. 崔建蕴.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