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利用因特网资源服务于职业安全卫生工作（论文文献综述）
李姗姗[1]（2020）在《心理距离视域下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理论与实证研究》文中认为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世界范围贸易、投资自由化以及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在现代工业中的应用正在推动职业事故和职业病的类型与数量在诸多发展中国家持续上升,而我国的职业安全健康形势更为严峻。职业安全健康问题涉及每位劳动者、每个家庭的核心权益,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如何解决现代化工业建设中的职业安全健康问题、突破政府单一治理成效不显着难题成为安全管理领域亟需解决的重大议题。合作治理模式对于跨部门、跨领域的公共问题凸显出极强的适应性和突出的治理成效,构建多主体、多向度的合作互动关系成为现代社会治理职业安全健康问题的必然要求。本研究基于心理距离视域,探析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主体、结构与关系,在厘清多主体职业安全健康心理距离概念范畴,剖析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理论基础上,结合质性研究,构建不同层级关系的多维心理距离情境下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刻画了多主体交互机理并耦合多主体、多层级间的关系,明晰了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驱动机理。通过问卷调研获取量化数据,运用统计学方法对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多主体交互耦合效度及驱动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进而从动态演化逻辑出发,运用系统仿真方法复现多主体随着时间变化对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演化趋势。最后,基于实证和仿真结果针对性地设计了多主体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助推策略。具体研究内容及结论如下:一是心理距离视域下多主体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理论建构。（1）确定了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八类主体角色并对其权力、行为、责任边界进行了界定,从强关系层、相关层、弱关系层三个层级对不同主体的职能进行定位。（2）在此基础上,依据心理距离理论,从事件心理距离、主体间心理距离、层级间心理距离分别对多主体职业安全健康亲疏关系进行剖析。（3）依据耦合效应提出了“初级合作治理-成长合作治理-规范合作治理-理想合作治理”演化路径。二是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多主体交互模型构建及量化研究。（1）通过质性研究厘清了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多主体交互机理,从“交互形式-交互主导性-交互强度-交互持续性”四个层面对主体间的交互现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主体间的交互水平整体偏弱,主体之间未呈现良好互动。（2）交互主体心理距离亲疏关系整体呈现趋近态势,其中交互主体对职业安全健康事件处于咫尺关系（M=2.38）,主体间与层级间心理距离整体处于亲近状态。（3）进一步地,不同主体与不同层级间耦合度偏低,合作程度处于“成长合作治理”阶段。三是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驱动模型构建及实证分析。基于质性分析构建了囊括主体心理因素、环境因素以及心理距离的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驱动框架。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不同主体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且原始型合作治理意愿最高。年龄小于20岁、离异、月收入高于5万、家庭月收入高于20万、学历水平在小学及以下、工作年限在3-5年之间、住宅面积在120-150m2区间内、家庭成员数为6人以上、政治面貌为民主党派、身份特征为市场主体的职业安全合作治理意愿较低。（2）主体心理因素中的经济性目标、安全性目标、政治性目标、信任成本、社会信任、个体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均对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具有显着的预测作用。（3）事件心理距离、主体间心理距离、层级间心理距离在主体心理因素各个变量和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间的中介效应均显着。（4）环境因素中的政策类型、政策普及、政策识别、国民经济、收入水平、资金投入、渠道多样、技术支持、信息共享、文化氛围、社会舆论、道德规范对主体心理因素与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间关系的调节效应路径显着。四是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多主体系统仿真分析。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和神经网络模型构建了多源类信息和耦合强度控制下的多主体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交互学习系统,运用系统仿真方法,复现在不同要素影响下多主体随着时间变化对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演化趋势。仿真结果显示,（1）在多源类信息交互干预下,多主体对职业安全健康的心理距离迅速缩聚,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水平迅速增高,且政策环境干预对主体间合作治理的达成最有效。（2）在不同耦合强度情境下,高值高耦合状态下的不同主体对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的心理距离缩聚最快,并能快速促进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的实现;低值高耦合状态下的不同主体对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会出现延迟;高值低耦合状态下的不同主体对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呈现先上升后下降趋势;低值低耦合状态下的不同主体对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水平与达成合作的速度均处于最低水平。（3）基于主体差异性,八类异质性主体在多源类综合因素影响下其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水平均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具体地,在高值高耦合控制器下,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用人单位和市场主体、用人单位和医疗机构、用人单位和新闻媒体、政府和市场主体、政府和医疗机构、市场主体和医疗机构、新闻媒体和医疗机构之间的交互粘合度明显提升,政府和用人单位呈现“一致化”高交互状态;在高-低型低耦合控制器下,政府和社会组织、政府和社会公众、用人单位和社会公众、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医疗机构和社会公众之间交互呈现明显的劣化态势,市场主体和新闻媒体、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之间交互始终处于“隔阂”状态;在低值高耦合控制器下,劳动者和新闻媒体、劳动者和社会组织、新闻媒体和医疗机构、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之间的交互粘合度不断增强,劳动者和医疗机构呈现“一致性”高交互状态,劳动者和社会公众、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呈现高劣化交互态势。最后依据质化分析与量化分析结果,构建了多主体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助推体系,分别从主体心理因素、情境因素、多维心理距离、多主体交互耦合与自身行为等方面提出了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助推策略,为有效实现不同主体间的合作治理提供借鉴。该论文有图126幅,表108个,参考文献298篇。
薛峰[2]（2018）在《中国商品市场综合监管体制研究 ——以美国食品药品监管为鉴》文中研究指明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改革市场监管体系,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以来,综合监管一直是中国市场监管领域的热门词汇。2018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印发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其中明确写道:组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改革市场监管体系,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方案的颁布出台,正式拉开了中国进行市场综合监管改革的序幕。本文的产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中,希望以经济法的视角全面审视市场综合监管,为党和国家进行市场综合监管改革添砖加瓦。首先第一章,笔者将从监管的概念分析到市场监管的概念,再延伸到市场综合监管的概念,逐级阐明市场综合监管的概念定位。监管的通常含义是监督和管理,但其含义既不同于监督,亦不同于管理,它是现代管理的一个独立的从属概念。市场监管,指的是市场的监管主体对于市场上的活动参与主体以及对于参与主体的市场行为,进行限制和约束等这些干预活动的总和。但是市场监管又可以区分为对证券、金融等要素市场的监管和对于生产资料、消费品等商品市场的监管。我国现行的市场监管机制是由证监会等专业监管部门实施要素市场的监管,而由工商局作为综合监管部门、质监局和物价局等作为专项监管部门共同实施商品市场的监管。所谓市场综合监管,这一理论发源于管理学中的集成管理理论,即在组织行为学与科学监管理论的指引下,合理布局监管组织系统内部的机构、职能和人员等内部资源,充分利用科学技术、信息等智力资源,建立起“全过程”、“集约化”的全新市场监管模式。市场综合监管总体上以机构整合为方向,以分类监管为目标,以专业运作为手段,以社会监管为支撑。之后第二章再从经济法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和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入手,分析市场综合监管的理论选择和理论基础。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有几个阶段的演变过程:一是计划经济时代纯粹的“政府全能、市场无用”的政府主导阶段;二是改革开放初期的“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互动型阶段;三是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开始,至今天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市场主导阶段。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的关系,其中政府是一只“看得见的手”,是一种实际的物质存在。而根据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观点,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不是有形的存在,而是以一种社会关系的形式出现,这两只手共同构成推动经济发展的两大动力源泉。现阶段更要求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增加市场的自由度,减少缩小政府的监管机构,实施综合监管。经济学家科斯提出的“交易成本”理论同样可以用于分析市场综合监管。该理论中心在于围绕交易费用节约,把交易作为分析对象,寻找到不同交易的特征因素,然后分析什么样的交易运用什么样的机制来进行最为合理。交易成本根据事前的交易成本和事后的交易成本可以区分为搜寻成本、信息成本、议价成本、决策成本、监督成本和违约成本等。市场综合监管同样可以套样“交易成本”理论,综合分析进行市场监管的各项成本,得出综合监管为交易成本最低的选择的结论。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公共选择要“将分析扩充到市场外的另一选择——政治力量1”,认为政府干预市场经济也是存在局限性的,必须通过公共选择的理论来审视政府监管的不足,而后即可通过政治制度的修改完善来弥补不足。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行为假设有三项:第一、在政治活动之中进行运用的经济人假设。第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国家机构作为一个主体,但是构成机构的是一个个部门和一个个政府工作人员,每一个部门或者工作人员在进行政府决策和实施政府行为时,首先考虑的往往是部门或者个人的利益得失;第三、政治的可交易性。即认为政府的决策、实施过程与经济市场中的交易行为相类似,政治过程就可以直接理解为在解决政治冲突时进行利益交易（交换）从而达成协议的过程。由于对域外市场监管情况的研究可以很好的作为我国市场综合监管理论的映证和补充,所以在第三章笔者专门就美国食品药品领域的市场监管的历史发展、立法进程、重要监管法律等内容进行分析,从中总结出美国食药市场监管的综合监管方式、综合监管理念,作为最后解决监管路径措施问题的比较法依据。美国的市场综合监管理论依据最早可以追溯到撰写独立宣言的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的限制政府干预思想。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1912-2006）提出的“自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要受到自身的科学法则的约束。只要让市场竞争机制起到完全的应有作用,市场机制会比运用强制力的政府机制的调节作用更有效,也更加有利于对消费者的保护。对于美国市场综合监管的实证分析主要针对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管局进行,1906年通过《食品与药品法案》并成立食品药品监管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从食品药品监管局进行市场监管的历史进程（从建立到强化,从加强到放松）的发展分析,希望能够促进对于市场综合监管的进一步认识。美国食品药品领域的监管实证对于我国未来建立科学的市场监管体制、树立先进的监管理念有哪些启示呢?第一,中国应树立逐步放松政府监管的理念。“市场本身纠正自身毛病要比政府纠正市场的毛病更为有效。因为市场上任何一个企业都面临着激烈的生存竞争,竞争的压力迫使它必须讲究信誉,否则就无法实现利润最大化。1”第二、建立合适的市场监管体系,运用多方力量,充分发挥综合监管的作用。第三、创新监管方式,要更加注重发挥大数据、互联网等先进科技的力量,达到既提高监管效率,又节约监管的人力、物力成本的监管效果。第四、要培育科学的市场监管理念,注重风险的预防和控制。中国国内在2018年3月开始确立实施市场综合监管改革,而在此之前情况并不尽如人意。所以第四章着重分析国家实施综合监管改革之前的市场监管现状情况。此前长期的监管法律理念发展过程中,普遍重管理而轻培育,重事前监管轻事中、事后监管,重危机应对轻风险预防,重传统监管轻高科技监管,强面上监管弱精准监管。笔者以所居住的城市上海作为分析样本,从市场监管立法、市场监管机构设置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剖析,总结出综合监管改革之前的监管问题主要有:一、市场监管法律法规不够健全。二、监管机构繁多、规模庞大。三、监管机构权责不清、界限不明,相同事项多头管理、职能交叉。四、监管效率不高,行事拖沓。五、监管的信息化手段运用不充分,科技含量不足。六、监管人员专业素养不足,监管专业人员欠缺。总之,现有的市场监管机构立法不足、规模庞大、效率不高、人手不专、监督不够,有限的机构改革也不能完全克服系统的缺陷,结果就会容易陷入“缩小了又膨胀,压缩了又扩张”的怪圈。综合以上分析,笔者最后第五章对于中国市场综合监管的立法、机构设置和市场综合监管的全面完善等方面提出了解决路径与措施,希望能在经济法领域中为市场综合监管改革的推进与发展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支撑。笔者认为,市场综合监管的总体路径框架应包括:一、市场综合监管立法要有力。必须迅速及时,抓紧进行市场综合监管类法律法规的立、改、废。同时市场综合监管立法必须体现安全价值与效率价值的有机统一。立法必须注重前瞻,增强市场综合监管立法的趋势引领力。同时确保制度完备,加强立法内容表述的可执行性。更要加强整体设计,预防市场综合监管立法中的钱穆制度陷阱。立法时应注重层级清晰,该由法律规定的内容交给法律,该由法规规章规定的内容交给行政法规和规章。立法程序上应适当引入更多市场活动参与者以及利益相关方进入立法环节,充分的听取各市场主体的实际需要和诉求。二、市场综合监管要求监管机构设置必须做到“有效”。市场综合监管机构设置时必须遵循统一性、权威性、独立性、协调性、严密性相结合的法律原则。机构监管权的配置必须清晰化、程序化、透明化,必须注重监管权配置中的宽进严管。市场综合监管之手的塑造任重而道远,既要强化监管之手,充分运用各种科技先进手段提升监管能力,又要丰满监管之手,通过社会组织、个人监管等社会共治方式以及引入监管机构竞争机制等方法,加强市场综合监管的力量。最后还要约束监管之手,需要从监管立法、监管制度设计、监管机构制衡以及加强市场主体、社会各方面对于市场综合监管之手的监督等方向加以努力,做到监管之手的可控可约束。总而言之,通过各种方式,最终要使原有市场监管中错位的正位,缺位的到位,越位的归位,通过实施市场综合监管,使得监管的权威得以彰显,监管的脉络得以理顺,监管的效率得以提高,监管的有效性不断增强。这才是我们所追求的市场综合监管的合理模式。
程骞[3]（2016）在《公司人权义务的法哲学原理》文中提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公司实力的增加,公司对人权的影响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受到关注。理论界与实务界开始主张公司应当承担人权义务,然而,这一理念也遭受着质疑和抨击。这一议题在哲学、伦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学等多个学科领域都获得讨论,但学科间的对话却因为概念的混用和研究方法的差异而难以有效展开。法学界对这一议题的研究也多集中在有限的几个方面,缺乏基础性、系统性的研究。本文意在从法学基础理论的视角,澄清公司人权义务的概念,明确公司人权义务的内涵和性质,并且在此基础之上证成公司人权义务的合法性,梳理公司人权义务的具体内容,总结公司人权义务的制度实现路径。第一章是对公司人权义务这一概念的澄清。该章主要通过语义分析,结合相关学术文献、规范文本对“公司”与“企业”、“义务”与“责任”、“社会责任”与“人权义务”等概念加以辨析,从而明确公司人权义务是公司基于人权主体的人权需要而应当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尺度。第二章是对公司人权义务的理论基础的讨论。该章认为,公司兼具“市场主体”、“社会主体”和“政治主体”这三种性质和功能。所谓市场主体是指公司作为股东用以行使财产权的方式,是参与市场竞争的营利组织。所谓社会主体是指公司可以被理解为社会的组成部分,它的设立与运行离不开社会所提供的资源,它的行为也对社会产生影响。所谓政治主体是指公司对政治产生直接与间接的影响,并且承担着部分政治职能。作为市场主体的公司,受到财产权限制、公序良俗和公共利益等法律原则的制约,应当承担法律和社会所施予的人权义务。作为社会主体的公司,社会契约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都可以借以论证其人权义务的本源。作为政治主体的公司,公司公民理论认为公司应当和其他公民一样对人权承担义务,公司宪政理论认为公司应被纳入政治考量的范畴,使其实现宪政的人权价值。这些理论均为证成公司人权义务的必要性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三章是对公司承担人权义务主体资格的讨论。该章认为人权义务主要具有法律和道德两层属性,因此需要从这两个层面展开分析。在法律层面,在国内法上公司具有法律人格已是不争的事实,在国际法上也有诸多实践的证据支持公司的法律人格。在道德层面,公司在一定范围之内具有道德能力、接受道德评价,在理论和事实上均可成为道德主体。法律人格和道德人格为公司承担人权义务提供了可能性。第四章是对公司人权义务内容的论述。该章认为公司人权义务的基本内容是尊重人权。尊重人权意味着公司在对待人权的时候应该密切地关注和认真地考量,对人权的存在及其价值应该加以承认和赞同,应当接受和服从人权原则和规则的权威,并且以一定的受到约束的行为模式对人权的尊重进行外在的表达。从正面来看,公司应当以“人权尽责”的形式主动识别、管理人权风险。从反面来看,公司除了应不直接侵害人权之外,还应避免涉入直接同谋、间接同谋、受益同谋和沉默同谋等形式的间接侵害。第五章是对公司人权义务制度与规范的研究。该章认为国际法、国内法和非正式制度构成了公司人权义务制度的主要内容。在国际法上,国际软法和国际硬法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形式对公司人权义务进行了规定。在国内法上,宪法、法律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构成了公司人权义务的多层规范体系,宪法、民法、刑法、经济法和人权法等法律部门构成了公司人权义务的多面规范体系。在非正式制度上,公民社会组织、行业组织和公司之间基于不同的机制形成了多利益相关方规范、第三方规范和行业规范,它们发挥着软法的作用。本文的结论是,公司是人权义务的合格主体,公司承担人权义务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公司人权义务的本质是尊重人权,而为了对其进行规范,国际法、国内法与非正式制度均可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制度表达。本文认为,公司人权义务的制度化是法律发展的趋势,对中国的公司和政府而言均构成法律上的挑战。它们应该通过诸如树立公司人权义务意识、强化公司人权义务治理、发布公司人权义务指引、制定国家工商与人权行动计划等措施主动回应这一问题。
赵建萍,沈佳秋,薛鹏飞,邬明亮,王颖[4]（2015）在《工会参与职业安全卫生工作的必要性》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者通过介绍我国职业安全卫生现状与特点,分析我国职业安全卫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认为职业安全卫生监管效率较低与立法和监管模式有直接关系,此两者分别具有"控制型"和"行政干预"为主的特征,很难调动企业主动性,更不可能提高监管效率。同比国外先进监管经验,我国协同合作监管机制尚未形成,教育培训工作亟待加强。进而阐述工会职能作用在职业安全卫生工作中的意义,提出"源头参与"、三方协调机制、群众监督管理、宣传教育等工作设想,充分调动责任主体和员工积极性,提高监管实效。最后对今后职业安全卫生防治工作进行了展望。
王薇[5]（2015）在《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畜牧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上畜牧养殖数量最大的国家,畜牧业也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目前我国动物疫情防控形势越来越严峻复杂。动物疫病防治工作关系国家食物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关系社会和谐稳定,是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职责,是农村农业工作的重要内容。2012年5月2日,《国家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2012-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发布实施。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指导全国动物疫病防治工作的综合性规划,是我国动物疫病防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动物疫病防治工作进入了规划引领、科学防治的新阶段。本论文在此背景下,从政府管理的角度出发,依据《规划》的基本理念,研究影响我国动物疫情政府防控能力的基本要素,对于我国制定合理的防控政策、创新防控组织体系建设、防控技术推广以及促进、社会防控资源整合有着很强的迫切性和现实性。本文在公共管理学、危机管理学、农业推广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视角下,综合运用公共危机管理理论、风险理论、脆弱性分析、动物卫生经济学理论以及系统管理理论对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依据《规划》提出的四个能力建设的基本保障,提出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的四大基础要素：法制规范、组织体制、科技支撑和条件保障。分章对此四大基本要素在我国建设的基本概况、存在的基本问题、问题引发的原因、国外的基本经验及做法以及可能的改进方向和做法进行了综合分析,旨在提升我国政府提高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能力。本文通过理论分析、文献探讨和实证昀方法对动物疫情防控能力建设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与结论。首先,改变观念,建立系统化的动物疫情防控法律体系。其中需要改变观念,从动物卫生安全的高度看待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立法；健全动物防疫组织立法,防止动物疫情防控立法碎片化；树立动物疫情风险意识,健全动物卫生风险评估机制。其次,突破限制,建立开放型的动物疫情防控体制框架。需要从专业性出发设立常规性指挥机构；以任务为中心建立复合式组织结构；以政府为中心的多元主体参与共治。再次,创新科技,构建有机性的动物疫情防控科技支撑。需要做到接轨国际标准,加强科技支撑基础条件建设；抓住核心技术,做好科技支撑沟通平台建设；注重社会需求,完善科技支撑能力评价机制；重视技术应用,科学研究与防控实践相结合。最后重视投入,建立稳定性的动物疫情防控条件保障。需要在条件保障上重心前移,加大和稳定动物疫病防控财政支持；建立多元化的动物疫病防控资金分摊机制；对动物疫病防控重点领域进行合理分派；合理安排重大动物疫情应急资金和物资储备。本文借鉴相关研究成果及通过案例的实地调查和大量的统计数据来进行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研究,可能在两方面具有创新：一是基本研究思路的创新性。文章突破单纯的从畜牧兽医学的角度来探讨动物疫情防控问题,而是从人类社会公共管理的角度来考察人类社会的管理行为如何削弱或消减动物疫情公共危机的发生的风险。二是计量研究方法具有创新性。本项目采用回归分析对现阶段我国动物疫情防控的基本情况进行实证分析,找出目前影响防控能力的关键性要素,对我国短期内的防控政策的制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孙胤羚[6]（2014）在《职业卫生管理政策分析与评价研究》文中认为研究背景伴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工业化进程的快步推进,与之相应的职业卫生管理工作也逐步建立起更加完善的体系,在职业病防治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有力地保护了劳动者健康及其相关权益,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但就目前的形势来看,我国的职业卫生工作目前仍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职业事故、伤害和疾病过于频繁,经济损失惨重。由于职业危害具有群体性,致死、致残率高,以及难以治愈等特点,造成了家庭伤害和单位、地区的不稳定,甚至引发社会矛盾,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由于职业危害而导致的群体性事件不仅是在国内甚至在国际上也产生了不良影响,已经成为关系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公共卫生问题和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说,职业卫生管理工作与劳动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相关,与劳动力资源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相关,与社会的和谐安定的大局相关。随着经济全球化及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以及经济体制、用工制度的深刻变化,社会多层面对职业卫生管理体制出现一定的质疑,希望对目前的管理制度进行修正。作为世界上最早建立职业安全卫生法的国家之一,美国积累了丰富的职业卫生管理经验,尤其是在职业卫生管理的机构建设、职业卫生法律法规标准体系、职业病管理、工伤保险及企业职业卫生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们有必要汲取美国先进的职业卫生管理理念并借鉴其成功经验,将中、美两国的职业卫生管理制度进行客观比较分析,总结美国职业卫生管理工作的优势及经验,寻找出可供我国职业卫生管理工作借鉴的做法；另外,更有必要在对我国职业卫生管理概况进行了解剖析的基础上,调查职业卫生管理方面的具体开展情况,为相关部门制定职业病防治政策、提高职业卫生管理工作水平提供参考建议。目的与意义（1）探讨中美两国职业卫生管理的特点,在对照中美两国存在差异的基础之上,分析我国职业卫生管理政策；（2）探索建立用人单位职业卫生管理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和综合评价方法,便于对用人单位职业卫生管理状况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科学准确、客观合理的评定；（3）了解我国职业卫生管理的基本情况,探讨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推动职业卫生管理工作的发展,切实保护广大企业职工的身体健康。本研究的主要意义具体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从多方面了解和把握中美两国在职业卫生管理上的异同,发现我国职业卫生管理方面存在的不足,以便采取针对性措施,为我国职业卫生管理提供合理化的改革建议,有利于改革我国职业卫生管理模式,对我国职业卫生管理工作的开展及水平的提高有着重要意义。（2）构建了职业卫生管理评价模型,可以更具体地了解职业卫生管理的现状,有利于对目前的职业卫生管理现状做出综合客观的评价。运用构建的评价体系,对山东省不同行业的企业职业卫生管理状况进行了客观评价。根据对不同行业的职业卫生管理状况进行的综合排序,发现了存在的诸多问题,为职业卫生工作的改善与提高提供了重要依据。（3）帮助我国实现职业卫生的国际化。通过学习美国职业卫生方面的先进经验,有助于促进我国职业卫生国际化发展,让有关管理部门、企业等从全球视角来认识我国职业卫生中需要改革与发展的问题,顺应职业卫生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检索和查阅了中美两国职业卫生管理的文献资料。从多角度总结中美两国职业卫生管理的历程及现况,为本研究结论提供依据。然后根据所查资料,结合职业卫生管理方面现存问题,确定出职业卫生管理中的热点问题,设计出问卷调查表。比较研究法：本研究通过文献分析获得职业卫生管理方面的客观资料,再通过理论研究获得主观质性资料,整理分析上述两类资料,形成中美两国职业卫生管理状况、特点的描述、解释,逐步确定本课题的比较标准、界定比较要素、构建比较框架、开展比较分析。问卷调查法：根据本研究所需了解的信息及本研究所要达到的目的,设计问卷调查表,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由职业卫生专业人员现场实地调查,并详细记录现状调查情况,以保证资料的准确性。德尔菲专家咨询法：本文研究中的相关问题咨询长期从事职业卫生管理研究和实际工作、有丰富经验的专家、教授,对职业卫生管理评价指标进行筛选。经过几轮咨询后,最终确定出具体的评价指标体系。层次分析法：构造判断矩阵,对指标间两两重要性进行比较和分析判断,然后再转为对这些元素的整体权重进行排序判断,最后确立各元素的权重。在上述综合评价指标已筛选确立的基础上,应用层次分析法,依据专家的判定,进行权重系数计算并检验。TOPSIS综合评价法：本研究运用加权TOPSIS综合评价法构建了职业卫生管理评价体系,对山东省存在职业病危害的部分企业进行综合排序,发现了职业卫生管理中的问题,以此针对性地提出职业卫生管理工作质量的提高策略。研究内容本研究的内容主要分为以下两部分：第一,中美职业卫生管理的比较研究：首先通过查阅文献和回顾历史,梳理中美两国职业卫生管理的发展状况。采用比较研究方法,将中、美两国职业卫生管理从管理机构、法律法规标准体系、职业病管理、工伤保险、企业职业卫生管理方面加以对比,找出两者之间的差异点,总结分析差异形成原因。第二,职业卫生管理现状的评价研究：对山东省17地市的煤炭、化工、造纸、电力、建材等行业的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的8262家企业,就职业卫生管理方面进行问卷调查。采用德尔菲专家咨询法对各指标进行量化筛选,再用层次分析法赋予各指标权重,构建出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此次职业卫生调查资料为基础,对山东省不同行业的职业卫生管理状况进行了客观评价。研究结果主要研究结果包括：（1）管理机构：美国有着统一的职业卫生管理系统,OSHA和MSHA都设在劳工部内,是一种更为有效和合理的结构。而中国职能交叉严重,部门协调性弱,监管职责不够清晰,有着比较分散的职业卫生管理体系。很难形成有效的统一机制来促进部门之间的协调,对职业卫生监管的整体效益产生不利影响。（2）法律法规标准体系：美国法律体系完善,美国以《职业安全和健康法》作为主体法构建了健全的法律体系。美国联邦政府根据经济发展的特点不断进行调整,使法律条文日益详细、完整。制定了更具体的相关法规和标准,有效地保障了职业安全与卫生管理,确保政府与企业有效遵循相关法律。立法着重社会性。而我国在法律上职业安全、职业卫生分离立法,有以部门推动为主的特点,还是不够完整与完善的职业安全卫生法律体系。立法着重于经济性,而非社会性。（3）职业病管理：在中国,传统职业病仍然是高发病率,而在美国传统的职业病已被控制。在美国,只是为了预防职业病而提出职业病的分类。然而,在中国,职业病名单仅用于补偿,不是以预防为目的。在职业病监测上,中国比美国存在更多的问题。中国由于存在于农民工中大量未确诊的病例,使得职业病统计数据和严重程度的危害形势被低估。美国所有认证的医生都可以诊断职业病。而在中国,应当有诊断资质的医疗卫生机构及诊断资格的医师来集体诊断。美国没有设立专门的职业病诊断鉴定机构。而在中国,职业病鉴定实行两级鉴定制,省级职业病鉴定结论为最终鉴定。美国政府机构不拟定职业病诊断标准,但能提供给医师和职业病补偿机构相关的确定职业病的原则及方法。在中国,职业病诊断标准为遭受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进行工伤职业病残疾等级的评定提供依据。（4）工伤保险：美国的工伤赔偿法律比较完善,都以法案形式规定。而在我国,有关工伤保险法律制度的立法虽然很多,但是多以试行办法、暂行条例、条例的形式出现,立法层次较低。至今尚未颁布完整的工伤保险法,立法零散而混乱。美国工伤保险覆盖范围是以雇佣关系为前提,没有特定的主体,只是规定了一些特殊的企业或行业可以自愿参加或者不参加。我国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出了参与工伤保险的主体,把参与工伤保险的主体限定在有限的范围之内。没有正式的个人劳动合同或没有从雇主那里领取工资单而无法证明雇佣关系的工人是不能得到工伤赔偿的。在美国,工伤社会保险和雇主责任保险并存。在我国,参加社会保险是法定义务,而是否参加商业保险,则由各单位白行决定。美国以各种方式来促进工伤预防及职业康复。我国在实际中还是重赔偿轻预防,职业康复水平还比较低。（5）企业职业卫生管理：美国的相关政府机构除了履行监督职责外,还为企业提供服务,而中国政府机构则更多的是强制性监管,对企业提供服务性的措施不多。另外,美国大力帮扶小规模企业,而中国则相反,大型企业是政府资助的重点。企业职业卫生管理调查涉及山东省17个地市的8262家企业。职业病危害人数：本次调查的企业共涉及的实际从业人员有2160185人,其中生产工人共有1630010人,占实际从业人员的75.46%；接触有害因素的生产工人总数有716572人,接触比例为33.17%。在所调查企业涉及到的行业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等行业的职业病危害人数比例较高。在不同经济类型的企业中,内资企业的职业病危害人数比例为32.45%；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的职业病危害人数比例为40.26%；外商投资企业的职业病危害人数比例为36.93%。在不同的企业规模中,小型企业的职业病危害人数比例为42.68%；中型企业的职业病危害人数比例为32.42%；大型企业的职业病危害人数比例为29.22%。职业卫生管理评价指标体系：本研究在文献回顾、专家访问等前期研究的基础上,自行设计职业卫生管理评价指标体系专家调查表。通过两轮德尔菲法专家咨询,经专家咨询的可靠性分析,第一轮咨询专家的积极系数为96.97%,第二轮咨询专家的积极系数为100%,以自我评价方法获得的专家权威程度为0.8902；通过计算Kendall系数获得专家意见协调系数并进行χ2检验,结果P<0.05,专家意见协调性显着,咨询结果可取。接着用层次分析法赋予各指标权重,通过检验,得出一致性指标CI=0.0598,CR=CI/RI=0.0388<0.10。可以认定筛选评价指标权重系数间无逻辑混乱,即计算得出的各项权重系数可以接受。最终形成完整的职业卫生管理工作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评价：以此次职业卫生调查资料为基础,用加权TOPSIS法对山东省不同行业职业卫生管理工作做出综合评价。不同行业的企业职业卫生管理状况,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等垄断行业的职业卫生管理情况最好,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等职业卫生管理情况最差。结论与建议结论：我国职业安全卫生的管理机构间长效协同工作机制尚不完善；职业安全卫生法律法规标准尚不能达到有效控制职业危害的目的；职业病防治形势严峻。工伤保险制度没有发挥应有作用。作为工业大省的山东,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劳动者数量大。垄断行业的企业职业卫生管理状况较好,中小企业集中分布的一些行业职业卫生管理状况较差。建议：（1）完善立法,借鉴西方职业安全卫生的先进立法模式,制定一部统一的《职业安全卫生法》；（2）加强职业安全卫生相关机构建设,提高职业安全卫生监管水平；（3）加强职业病防治工作的开展,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健康与安全；（4）企业作为职业安全卫生的责任主体,必须加强职业安全卫生管理工作；（5）完善工伤保险制度,为劳动者提供职业安全卫生保障；（6）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促进职业安全卫生管理国际化发展。
刘梅玲[7]（2013）在《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今世界,互联网、移动通讯、云计算、物联网、智慧地球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催生了网络时代的发展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迎来了信息技术发展和应用的第三次浪潮。会计信息化也步入了以标准化、知识化、智能化、社会化和产业化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浪潮变革期。在此次浪潮中,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的构建和应用必要而迫切。一方面,标准化是会计信息化自身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是会计信息化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和有效途径。另一方面,国家标准化体系建设工程的实施从客观上推动了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的建设,使其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会计信息化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而我国现有的会计信息化标准远不能满足会计信息化发展的需求,十分有必要对其进行梳理和顶层设计,制定和实施标准,形成全面而科学合理的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从现有文献资料来看,我国对于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的研究方向不明确、研究内容不全面、研究重点过于集中,尚未形成全面而科学合理的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本文尝试对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的理论、方法和应用展开研究,以丰富和完善会计信息化标准化理论和方法学,为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的实际构建和应用提供指导和参考,从而推动我国会计信息化工作向纵深发展。本文首先基于文献综述和理论与方法学基础,提出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的理论框架,研究其组成要素、要素之间的关系,要素的层次划分和层次之间的关系,包括前导层的基本概念和关键特征,规范层的构建目标和构建原则,设计层的构建视角、构建思路和构建方法,开发层的框架结构和标准体系,以及评价层的过程评价和结果认证,为后文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的构建和应用提供理论指导。其次提出并选取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的构建视角。通过对信息化发展体系和信息化标准体系的深入剖析,发现前者的组成要素和后者的子体系之间存在一对一和一对多的映射关系,从而推断会计信息化发展体系和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之间也存在类似的映射关系；基于这种推断,提出构建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的一种全新视角--发展体系视角；比较发展体系视角与其他典型构建视角的优势和不足,认为发展体系视角整体较优,但需辅以其他视角作为补充。为此,本文最终选取混合视角构建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在顶层和中间层采用发展体系视角,在底层采用属性分类视角。再次研究混合视角下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构建方法的设计、应用和检验：基于发展体系视角,提出从会计信息化发展体系映射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的总体构建思路,和自顶向下分解抽取与自底向上汇聚实现相结合的分析综合方法；继而将该构建思路和构建方法应用于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的框架构建,形成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的框架结构,含顶层结构、分层结构、框架结构全图和标准明细表；进而展开实例研究,将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的框架结构映射成为XBRL财务报告标准体系的框架结构,并为XBRL财务报告标准体系进行路线规划,形成实现路线图。最后分析和检验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的应用效益。在深入剖析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应用效益的基础之上,采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借助计量经济学软件包Eviews6.0,分别选取会计信息化标准和会计信息质量的替代变量,探索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构建和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和短期波动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的构建对于会计信息质量的改善和提升,有着积极的正向推动作用,且长期作用比短期作用更为显着,从而检验了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的应用效益。本文主要得到以下六点结论：其一,应以理论框架指导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的构建和应用；其二,会计信息化发展体系决定了我国会计信息化建设的总体任务；其三,基于会计信息化发展体系构建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切实可行；其四,会计信息标准体系各板块的标准有待补充完善；其五,会计信息化标准的制定和应用有助于提升会计信息质量；其六,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的研究有助于推动会计信息化工作。本文可能的创新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一是提出并研究了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的理论框架,为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的构建和应用提供理论指导；二是依据信息化发展体系和信息化标准体系之间的映射关系,推断出会计信息化发展体系和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之间的映射关系,为发展体系构建视角的提出提供理论依据；三是提出并探讨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的全新构建视角——发展体系视角,选取发展体系视角和属性分类视角相结合的混合视角作为实际构建视角,并设计该视角下的总体构建思路和具体构建方法,为基于发展体系构建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提供了方法学依据；四是运用混合视角下的构建思路和方法完成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框架结构的具体构建,进而完成XBRL财务报告标准体系框架结构的映射,为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和XBRL财务报告标准体系的研究和应用提供参考。
陈慧英[8]（2013）在《旅游者乡村旅游决策影响因素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双康时代”的到来,城市化生活给人带来的压力使人精神高度紧张,因而健康问题备受重视,乡村旅游远离城市,亲近自然,环境宁静悠闲,是调节身心健康的有效渠道,因而倍受旅游者青睐。此外,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也是响应十八大精神,加快城镇化建设的必要手段。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可以提高农村经济发展,实现农民脱贫致富,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进而促进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然而,对于乡村旅游,旅游者的真实需求是什么?他们在乡村旅游决策时关注哪些方面?怎样满足其乡村旅游价值诉求。因而,从旅游者的角度去研究影响他们做出乡村旅游决策的因素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找出影响旅游者乡村旅游决策的因素及其影响程度。本文在前人相关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旅游者乡村旅游决策影响因素模型,并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发放问卷400份,回收有效问卷共计371份。采用因子分析、结构方程分析等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对理论模型进行修正,得出如下结论：（1）本研究首先通过因子分析,探索影响旅游者乡村旅游决策的因子,得到参照群体正向推荐、市场推广、价格水平、乡土特色、环境氛围、安全卫生、传统心理倾向及乡村认知八大影响因子。（2）在这八大影响因子里,通过结构方程分析表明参照群体正向推荐、乡土特色、环境氛围、市场推广、安全卫生、传统心理倾向及乡村认知七大因子对旅游者乡村旅游决策正向影响显着；而假设H3“价格水平负向影响旅游者的乡村旅游决策”在本研究中没有得到支持。七大因子影响因素按其影响程度按先后顺序分别为：传统心理倾向、市场推广、乡土特色、正向推荐、环境氛围、安全卫生和乡村认知。其中,传统心理倾向、市场推广及乡土特色是最重要的3个影响因素：乡村认知因素的影响力相对最小。（3）不同年龄、不同收入、不同性别、不同职业及不同学历的旅游者,对乡村旅游决策影响没有显着差异。（4）最后,本研究从全面加大市场推广力度、全面打造鲜明的乡土特色、全面营造良好的环境氛围及全面优化安全卫生状况四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管理策略。
王辉[9]（2013）在《国际劳务合作中的劳工权利保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各国经济高度相互依赖和融合的表现。经济全球化要求各国资源的合理配置,国际劳务合作是世界各国参与世界劳动力资源合理配置的重要途径,也是国际经济一体化及国与国之间经济领域里相互依赖的结果。世界各国之间在劳工权利保障水平上存在差异,通过国际劳务合作的方式就是一条合适的减少差距的途径。国际劳务合作为劳务输出国带来了外汇收入,可以用来改善工人工作条件,提高工人生活质量,提升国家技术水平等,也促使劳务输出国在国际社会的要求下不断地完善政策和法律法规等管理手段。同样,对劳务输入国来说,通过国际劳务合作可以缓解或解决本国劳动力短缺的问题,特别是本国劳动力不足的行业及本国工人不愿意从事的工作。通过直接引进劳务人员,不但输入了技术,而且也可以减省很多培训费用和生产成本。同时,国际劳务合作中劳工人员的流动,增强了世界人民之间的了解和交往,有利于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共同发展,最终使世界各国的劳工标准趋于一致,推动国际社会的共同繁荣,也促进整个国际社会的进步发展。论文包括绪论、本论和结论三个部分绪论部分从四个方面进行阐述。分别研究了选题背景和选题意义、文献综述、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研究的创新点和局限性。本论部分共计七章第一章研究了国际劳务合作中劳工权利保障的基本理论。首先指出了国际劳务合作的概念和类型。然后,对劳工权利的内涵、外延及内容从国内外研究的角度进行剖析,得出了国际劳务合作中劳工权利保障的概念。研究中重点论证了国际劳务合作中劳工权利保障的理论基础。最后总结出国际劳务合作和劳工权利保障二者之间的互补关系。通过本章的研究,明确了论文的两个主要关键词——国际劳务合作和劳工权利保障的涵义,有利于后面章节内容的研究。同时也阐述了国际劳务合作中保障劳工权利的理论基础,使研究具有了一定的理论支撑。第二章分析了国际劳务合作中国际社会对劳工权利保障的实践和不足。从国际层面分析了国际劳务合作中劳工权利保障的现状,体现在国际公约、国际多边和双边劳务协定及国际惯例方面。国际公约方面显得比较复杂,既有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国际贸易组织制定的公约,也有国际移民组织的宪章等。国际多边和双边劳务协定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均有体现,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在多边和双边劳务协定签订中比较积极,以此来推动劳工权利保障的发展。国际惯例中对劳务人员的收入、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社会保障等方面也有相应的体现。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国际公约、多边和双边劳务协定及国际惯例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使在劳工权利保障方面的发展并不是非常顺利。第三章分析了国际劳务合作中世界各国对劳工权利保障的立法和存在的问题,是从一些国家的国内层面来研究国际劳务合作中劳工权利保障的状况。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和日本、韩国在劳工权利保障方面有相应的立法和管理制度,也取得了一定的管理经验,但劳务输入国的立法往往更多地考虑本国利益,而忽视了劳务输出国的利益,使国内立法难免偏颇。第四章研究了国际劳务合作中劳工权利保障机制的构建。基于在现有国际劳务合作中劳工权利保障方面存在的不足,需要通过法律制度的重新设计和构建,力图消除现有制度的不合理之处,使制度更能满足劳工权利保障的需要。本章分别从主体、制度和救济三方面研究了有关劳工权利保障的国际组织分工与合作、劳工权利保障纳入WTO的可能性制度构建、劳工权利损害救济途径,构建了劳工权利保障的机制,使劳工权利在国际劳务合作中得以全面保障。第五章研究了国际劳务合作中劳工权利保障纳入软法性规范的现实性安排。国际软法性规范大量存在并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劳工权利保障纳入以SA8000和IS026000为代表的社会责任标准软法性规范具有一定的背景和基础,并具有必要性。因此,进一步分析了劳工权利保障纳入社会责任标准软法性规范的路径,并分别指出了在SA8000和IS026000中的体现。第六章研究了国际劳务合作合同中劳工权利保障的约定和法律适用原则。国际劳务合作合同,对劳工权利保障具有直接效力。指出了广义和狭义的国际劳务合作合同的签订和法律关系,并分析了国际劳务合作合同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为此,提出了国际劳务合作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为劳工权利保障提供了法律选择的方法。第七章研究了中国对外劳务合作中劳工权利保障的现状和完善。分析了我国对外劳务合作的现状,认真梳理了有关的政策和法律法规。指出了我国对外劳务合作中劳工权利受损的典型事例及原因,并分析了在劳工权利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因此,提出了在对外劳务合作中加强劳工权利保障的国际应对、完善国内法律制度和建立应急处理机制等方面的对策,使劳工权利得以充分全面的保障。结论部分对论文研究的内容进行了概括总结,重申了论文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并指出了论文研究的重点和主要观点。
潘泰萍[10]（2012）在《新世纪中国劳动关系调整模式的转型研究》文中指出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的劳动关系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和考验。我国因劳动者权益被侵害而引发的劳动争议案件急剧增长。统计数据表明,从1995年到2008年,我国劳动争议的案件数量从33030件增长到了693465件,10年间增长了20多倍。新世纪以后,由集体劳动争议引发的职工群体性事件更是频繁发生。2007年广东接连发生由工资问题引发的外商投资企业职工停工事件；2008年以重庆出租车司机停运为开端,在全国各地引发了多起出租车停运事件；2009年以吉林通钢和河南林钢为代表的国有改制企业的职工停工,甚至伤人事件；2009年以来富士康“十二连跳”事件；2010年广东南海本田“停工”事件等等,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劳动关系矛盾的尖锐化,劳动争议的多发频发,致使我国局部地区的一些企业劳动关系发展态势趋于紧张。当前,集体协商制度被认为是在劳动关系双方之间建立起来的一种制度化、常态化的利益协调机制,是化解我国当前劳动关系矛盾成本最小也最为有效的路径。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在政府及工会的推动下,我国的集体协商制度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劳动关系调整模式是劳动关系中劳动条件的形成以及劳资双方相关事务处理采取的模式。劳动关系调整模式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种类。一种代表性的观点是,劳动关系调整模式分为个别调整模式和集体调整模式。个别调整模式主要是单个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通过签订劳动合同确定劳动条件及相关事务处理；集体调整模式主要是由劳动者形成集体力量与雇主交涉劳动条件等劳资相关事务。集体协商是集体调整模式的主要方式,集体协商在我国的快速发展引发了人们对于我国劳动关系调整模式是否已经由“个别调整”向“集体调整”转型的广泛争论。一方面,虽然我国已出现了一些通过集体协商来调节劳动关系矛盾的成功案例,但是,由于我国的集体协商制度还存在着诸如工会体制创新、集体协商法律的完善以及管理者认识不到位等障碍,集体协商的实际效果并不令人满意；另一方面,劳动关系集体调整模式的最终形成需要宏观战略层面、中观集体谈判层面和微观工作场所层面的系统转型和相互支撑。因此,对新世纪劳动关系调整模式转型的外部环境因素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对我国当前的劳动关系系统进行定性和定量研究,对于准确把握我国当前劳动关系调整模式转型的现状及进一步完善当前的劳动关系调整模式,以有效化解和预防劳动关系矛盾,建立稳定和谐的劳动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采用比较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静态和动态两种视角对新世纪中国劳动关系调整模式的转型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和探索。论文着重分析了新世纪以来中国劳动关系调整模式由“个别调整”向“集体调整”转型的现状和障碍,并在此基础上对当前劳动关系调整模式的现实选择和今后劳动关系调整模式的最终目标进行了研究和探讨,提出了新世纪中国劳动关系调整模式转型的对策建议。本论文的研究内容如下：第一章为导论。首先对论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进行了阐述；其次对国内外学者关于劳动关系和劳动关系调整模式转型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整理和归纳,并在此基础上对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评述；然后提出了本文研究的结构和主要内容以及研究的方法和可能的创新点。第二章介绍了劳动关系调整模式转型的理论基础。首先界定了与劳动关系调整模式转型有关的一些基本概念；然后着重介绍和阐述了劳动关系调整模式转型的理论框架——劳动关系策略选择模型。第三章归纳和总结了中国劳动关系调整模式的历史演进过程。划分了计划经济时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市场经济初期三个阶段,依照劳动关系策略选择模型,分别对每个阶段的外部环境、劳动关系系统三个层面的状况和劳动关系调整模式的特点进行了归纳和总结。第四章分析了新世纪劳动关系调整模式外部环境的变化,是对推动新世纪劳动关系调整模式转型的引致性因素分析。主要从经济环境、公共政策、劳动力市场和社会环境四个方面分析了新世纪劳动关系调整模式转型的背景和原因,论证了劳动关系调整模式转型的必然性。第五、六、七章依照劳动关系策略选择模型,分别从宏观战略层面、中观集体谈判层面、微观工作场所层面系统分析了新世纪中国劳动关系调整模式转型的现状和障碍,是本论文的核心和重点。第五章从战略层面,分析了作为劳动关系的三方,政府、企业和工会所采取的战略对于劳动关系调整模式的形成分别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第六章从功能层面,分析了我国集体协商的推行现状、推行中存在的问题及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第七章从工作场所层面,通过企业在工作场所中采用的大量实践,反映了微观层面中国目前劳动关系的关键特征,即管理层享有绝对权力来决定公司内部的劳动实践。第八章为新世纪劳动关系调整模式转型的对策建议。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劳动关系调整模式的经验和教训,在前期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劳动关系调整模式转型的最终目标和当前的现实选择,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劳动关系调整模式转型的对策建议。本论文可能的创新为,一是按照经济发展的阶段,将建国后至新世纪初中国劳动关系调整模式的历史演进分成计划经济时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市场经济初期、市场经济发展时期四个阶段,通过对各种引致性因素,主要包括公共政策、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劳动力的特征和价值观的变化等进行全面分析,分别归纳和总结了各阶段劳动关系调整模式的类型,形成的原因及主要特征,拓宽了中国劳动关系调整模式的研究视角。二是运用策略选择理论对建国以来中国劳动关系调整模式的转型进行了系统分析和描述。在策略选择理论分析劳动关系调整的三级制度框架下,分别对我国不同历史阶段的劳动关系系统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包括：战略层面——管理层、劳工和政府组织的战略取向,功能层面——集体谈判的发展,工作场所层面——员工参与管理的现状。这种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全面了解各阶段中国劳动关系调整模式形成的原因和主要特征。运用劳动关系策略选择理论对中国劳动关系调整模式的转型进行研究,是对我国劳动关系调整模式理论研究的一种崭新的尝试。三是对当前中国劳动关系调整结构的状况进行了定量研究,这种定量研究既包括历史纵向的动态研究,也包括静态研究。定量研究聚焦于中间层级的集体谈判层面和基层的工作场所层面,因为我国的劳动关系调整模式正在向集体调整模式转变,所以集体谈判层面的定量研究是重点。对集体谈判的影响因素和集体谈判效果的定量研究在劳动关系调整模式的研究方法上具有一定的创新。四是在前期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劳动关系调整模式转型的最终目标和当前的现实选择,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劳动关系调整模式转型的对策建议,是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劳动关系调整模式的有益探索。
二、利用因特网资源服务于职业安全卫生工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利用因特网资源服务于职业安全卫生工作（论文提纲范文）
（1）心理距离视域下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理论与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来源 |
| 1.2 研究背景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4 研究内容、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 本章小结 |
| 2 文献综述 |
| 2.1 合作治理相关概念及应用研究 |
| 2.2 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理论研究 |
| 2.3 职业安全健康心理距离相关研究 |
| 2.4 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
| 2.5 文献系统性评析 |
| 2.6 本章小结 |
| 3 心理距离视域下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理论基础 |
| 3.1 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主体权力、行为、责任边界分析 |
| 3.2 多主体职业安全健康心理距离概念及结构分析 |
| 3.3 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主体交互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4 心理距离视域下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理论体系建构 |
| 4.1 关键研究变量的质性分析 |
| 4.2 心理距离视域下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理论模型构建 |
| 4.3 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多主体交互模型建构 |
| 4.4 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驱动模型建构与假设提出 |
| 4.5 心理距离视域下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综合模型建构 |
| 4.6 本章小结 |
| 5 心理距离视域下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相关研究量表开发与数据收集 |
| 5.1 研究量表的设计与开发 |
| 5.2 正式调研与样本情况 |
| 5.3 正式量表的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6 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多主体交互实证分析 |
| 6.1 不同主体交互现状分析 |
| 6.2 交互主体心理距离亲疏分析 |
| 6.3 交互耦合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7 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驱动机理实证分析 |
| 7.1 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现状及差异性分析 |
| 7.2 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及其驱动因素的相关性分析 |
| 7.3 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直接驱动效应分析 |
| 7.4 心理距离的中介效应分析 |
| 7.5 环境因素的调节效应分析 |
| 7.6 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驱动模型变量关系假设检验 |
| 7.7 本章小结 |
| 8 心理距离视域下多主体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系统仿真研究 |
| 8.1 心理距离视域下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多主体系统仿真模型建构 |
| 8.2 多源类信息干预机制下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仿真 |
| 8.3 基于耦合强度的多主体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仿真 |
| 8.4 基于主体差异的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仿真研究 |
| 8.5 本章小结 |
| 9 心理距离视域下多主体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助推策略 |
| 9.1 多主体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助推策略总体思路 |
| 9.2 基于主体心理因素的多主体合作治理助推策略 |
| 9.3 基于情境因素的多主体合作治理助推策略 |
| 9.4 基于多维心理距离的多主体合作治理助推策略 |
| 9.5 基于多主体交互耦合与自身行为促进助推策略 |
| 9.6 本章小结 |
| 10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10.1 研究结论 |
| 10.2 主要创新点 |
| 10.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中国商品市场综合监管体制研究 ——以美国食品药品监管为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本文的研究背景 |
| 二、研究难点及主要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本文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市场综合监管概说 |
| 第一节 监管与市场监管的概念 |
| 一、监管的概念 |
| 二、市场监管的概念 |
| 第二节 市场综合监管的概念 |
| 一、市场综合监管的法律含义 |
| 二、市场综合监管主体的法律分析 |
| 三、市场综合监管客体的法律分析 |
| 四、市场综合监管行为的法律分析 |
| 第三节 市场综合监管应有的法律理念分析 |
| 一、树立精准监管的法律理念 |
| 二、树立注重风险防控的法律理念 |
| 三、树立注重事中事后监管的法律理念 |
| 四、树立加强柔性监管的法律理念 |
| 第二章 市场综合监管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 |
| 一、政府与市场关系概论 |
| 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内在要求 |
| 三、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演进 |
| 四、中国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发展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交易成本理论 |
| 一、科斯为代表提出的“交易成本”理论 |
| 二、政府监管的成本分析 |
| 第三节 公共选择理论 |
| 一、对以布坎南为主提出的公共选择理论的认识 |
| 二、公共选择理论视角下对市场综合监管的审视 |
| 第三章 美国食品药品市场监管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美国产品市场监管的理论和立法发展 |
| 第二节 美国食品药品市场监管实证分析 |
| 一、美国 FDA 的发展与美国食品药品领域监管演变情况 |
| 二、美国食品药品监管立法进程分析 |
| 三、美国食品药品监管体制剖析 |
| 四、美国FDA注重防控的监管理念分析 |
| 五、美国FDA的综合监管方式分析 |
| 第四章 中国市场综合监管改革前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国内市场综合监管改革试点情况分析 |
| 一、2014年起全国各主要地区(上海以外)市场综合监管试点情况分析 |
| 二、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管机构改革试点情况 |
| 第三节 改革前国内市场监管领域的主要问题——以上海为例 |
| 一、监管立法繁多而缺乏统一性 |
| 二、监管机构平行分列而缺乏综合性 |
| 三、监管理念陈旧而缺乏先进性 |
| 第五章 我国实施市场综合监管的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市场综合监管要求监管立法要“有力” |
| 第二节 市场综合监管要求监管机构“有效” |
| 一、市场综合监管机构的综合性分析 |
| 二、市场综合监管机构监管权的配置 |
| 三、市场综合监管机构体制应当确保激励相容 |
| 第三节 塑造市场综合监管之手 |
| 一、强化监管之手 |
| 二、丰满监管之手 |
| 三、约束监管之手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3）公司人权义务的法哲学原理（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研究价值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际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本文研究方法与框架 |
| 第一章 概念的界定与澄清 |
| 第一节 概念澄清的法哲学意义 |
| 第二节 “公司”与“企业”的辨析 |
| 第三节 “义务”与“责任”的辨析 |
| 第四节 从“社会责任”到“人权义务” |
| 第五节 “公司人权义务”的概念界定 |
| 第二章 公司人权义务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作为市场主体的公司 |
| 一、财产权限制的思想与法律原则 |
| 二、公序良俗与人权义务 |
| 三、公共利益与人权义务 |
| 第二节 作为社会主体的公司 |
| 一、社会契约论 |
| 二、利益相关者理论 |
| 第三节 作为政治主体的公司 |
| 一、公司公民理论 |
| 二、公司宪政理论 |
| 第三章 公司人权义务的主体资格 |
| 第一节 公司的法律人权义务主体资格 |
| 一、公司的国内法主体地位 |
| 二、公司的国际法主体地位 |
| 三、国际人权法上的公司 |
| 第二节 公司的道德人权义务主体资格 |
| 一、有关公司道德人格的讨论 |
| 二、对公司道德人格的质疑 |
| 三、为公司道德人格的声辩 |
| 第四章 公司人权义务的内容 |
| 第一节 公司人权义务的内容 |
| 一、尊重人权 |
| 二、人权尽责 |
| 三、避免间接侵害 |
| 第二节 公司人权义务的范围 |
| 一、人权类型 |
| 二、影响范围 |
| 第三节 公司人权义务的分类 |
| 一、自设义务和他设义务 |
| 二、法律义务、社会义务、道德义务、自愿义务 |
| 三、规则义务和美德义务 |
| 四、消极义务和积极义务 |
| 第五章 公司人权义务的制度与规范 |
| 第一节 国际法制度 |
| 一、既有的国际“硬法” |
| 二、政府间国际组织制定的“软法”文件 |
| 三、联合国对公司人权义务的立法尝试 |
| 四、国际法发展的特点及方向 |
| 第二节 国内法制度：基于中国实践的分析 |
| 一、宪法与法律 |
| 二、其他规范性文件 |
| 三、对中国公司人权义务法律规范的评论 |
| 第三节 非正式制度 |
| 一、多利益相关方规范举要 |
| 二、第三方规范举要 |
| 三、行业规范举要 |
| 四、非正式制度的性质与特点 |
| 结语 |
| 一、本文的主要观点 |
| 二、中国对公司人权义务的回应之道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4）工会参与职业安全卫生工作的必要性（论文提纲范文）
| 1我国职业安全卫生现状与特点 |
| 2职业安全卫生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 3工会参与职业安全卫生工作的必要性 |
| 4我国职业安全卫生防治工作展望 |
（5）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危机防控能力研究 |
| 1.2.2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的研究 |
| 1.2.3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研究 |
| 1.2.4 对已有研究的评述 |
| 1.3 研究问题与内容 |
| 1.4 本文研究框架与方法 |
| 第2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公共危机 |
| 2.1.2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 |
| 2.1.3 危机防控能力 |
| 2.1.4 能力建设及其基础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公共危机管理理论 |
| 2.2.2 风险管理与脆弱性研究 |
| 2.2.3 动物卫生经济学 |
| 2.2.4 系统管理理论 |
| 第3章 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能力建设基础及其形成 |
| 3.1 能力基础之一：法制体系建设情况 |
| 3.2 能力基础之二：管理体制建设情况 |
| 3.3 能力基础之三：科技研发支持情况 |
| 3.4 能力基础之四：条件保障建设情况 |
| 3.5 综合能力形成：应急响应实施情况 |
| 第4章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法制体系建设 |
| 4.1 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法制体系建设 |
| 4.1.1 我国动物卫生法律体系建设概况 |
| 4.1.2 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应急管理法规建设情况 |
| 4.2 我国动物疫情应急法制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 |
| 4.2.1 立法文本及内容自身存在的问题 |
| 4.2.2 法律文本与实践工作存在脱节 |
| 4.2.3 应急法律体系的操作性存在欠缺 |
| 4.3 其他国家动物疫情防疫法律体系建设经验借鉴 |
| 4.3.1 美国：1+N系统化动物卫生法律体系 |
| 4.3.2 澳大利亚：风险监控为主的动物疫情防控立法 |
| 4.3.3 加拿大：体系健全覆盖面广的疫情防控立法 |
| 4.3.4 欧盟：规范化、人性化的动物卫生立法体系 |
| 4.4 我国动物疫情防控立法的改进方向 |
| 4.4.1 健全动物防疫组织立法,防止立法碎片零散 |
| 4.4.2 树立动物疫情风险意识,健全风险评估机制 |
| 4.4.3 改变动物疫病防控观念,做好系统规范立法 |
| 第5章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管理体制建设 |
| 5.1 构建应急管理组织体系的理论基础 |
| 5.1.1 应急管理组织结构设计的原则 |
| 5.1.2 公共危机组织结构的特点 |
| 5.2 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管理体制建设现状 |
| 5.3 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管理体制建设的问题及原因 |
| 5.3.1 动物疫情常态应急机构尚未建立 |
| 5.3.2 危机管理指挥联动系统尚且缺乏 |
| 5.3.3 官方组织缺乏与社会力量的整合 |
| 5.3.4 重大动物疫情区域合作机制缺乏 |
| 5.4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管理体系的改进 |
| 5.4.1 专业性、常规性指挥机构的设立 |
| 5.4.2 以任务为中心建立复式组织结构 |
| 5.4.3 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相协调 |
| 第6章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科技支撑体系建设 |
| 6.1 动物疫病公共危机防控科技支撑体系建设现状 |
| 6.1.1 我国动物疫病防控科研机构发展现状 |
| 6.1.2 我国动物疫情防控科技成果研发情况 |
| 6.1.3 我国动物疫情防控科技成果运用情况 |
| 6.2 我国动物疫情防控科技支撑体系建设的问题 |
| 6.2.1 防控科技人力资本待遇较低、队伍不稳 |
| 6.2.2 防控技术研究投资不足、应用水平偏低 |
| 6.2.3 防控科研项目立项及管理处于无序状态 |
| 6.2.4 科技成果鉴定评价机制忽视了实践需求 |
| 6.2.5 科研成果推广缓慢,不能满足社会需求 |
| 6.3 制约科技支撑体系建设的主要因素分析 |
| 6.3.1 缺乏与时俱进的科学劳动价值评价机制 |
| 6.3.2 缺乏全面、完整、连续的经费资助机制 |
| 6.3.3 缺乏国家层面统一的科技管理服务平台 |
| 6.3.4 缺乏科技需求方主导的制度化评价机制 |
| 6.3.5 缺乏与社会转型相适应的成果转化机制 |
| 6.4 我国动物疫情科技支撑体系建设的途径 |
| 6.4.1 优化薪酬结构,尊重科技人才价值 |
| 6.4.2 改善投资机制,加强基础条件建设 |
| 6.4.3 抓住核心技术,做好管理平台建设 |
| 6.4.4 注重社会需求,完善鉴定评价机制 |
| 6.4.5 重视技术应用,科研与防控相结合 |
| 第7章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条件保障建设 |
| 7.1 我国动物疫病财政支持政策概述 |
| 7.1.1 我国动物疫病防控财政支持政策的历史演变 |
| 7.1.2 我国动物疫病防控条件保障基本理念的形成 |
| 7.2 我国动物疫病财政支持存在的问题 |
| 7.2.1 财政支持总量尚显不足 |
| 7.2.2 财政支出结构不够合理 |
| 7.2.3 财政支持的持续性不够 |
| 7.3 我国动物疫病财政支持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7.3.1 财政投入理念存在差距 |
| 7.3.2 财政分摊机制并未健全 |
| 7.3.3 财政支出方式过于单一 |
| 7.4 美国和澳大利亚动物疫病防控财政支持的基本经验 |
| 7.4.1 财政支持总量充足力度较大 |
| 7.4.2 财政支出结构动态均衡变化 |
| 7.4.3 多元主体共同平衡分摊费用 |
| 7.4.4 疫病消灭计划占据较大比重 |
| 7.5 改进我国动物疫病防控条件保障的建议 |
| 7.5.1 加大和稳定动物疫病危机防控财政支持 |
| 7.5.2 建立多元化动物疫病防控资金分摊机制 |
| 7.5.3 对动物疫病防控重点领域进行合理分派 |
| 7.5.4 合理安排动物疫情应急资金和物资储备 |
| 第8章 政府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的应急响应 |
| 8.1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应急响应的理论框架 |
| 8.2 Matlab回归分析理论模型 |
| 8.3 我国动物疫情防控应急响应的实证研究 |
| 8.4 提升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的应急响应的路径选择 |
| 第9章 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改变观念,建立系统化的动物疫情防控法律体系 |
| 9.2 突破限制,建立开放型的动物疫情防控体制框架 |
| 9.3 创新科技,构建有机性的动物疫情防控科技支撑 |
| 9.4 重视投入,建立稳定性的动物疫情防控条件保障 |
| 第10章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10.1 防控能力建设基础的综合性研究 |
| 10.2 防控能力基础条件的精细化研究 |
| 10.3 防控能力建设效果的全面性评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6）职业卫生管理政策分析与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 研究背景 |
| 2. 研究现状 |
| 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1.美国基本情况 |
| 2.美国的职业卫生法律与标准 |
| 3.美国的职业卫生监测 |
| 4.美国的职业病防治 |
| 5.美国对职业伤害及职业相关疾病的报告与调查 |
| 6.美国重大职业危害事件及处理案例 |
| 第三章 资料与方法 |
| 1. 资料来源 |
| 2. 研究内容 |
| 3. 研究方法 |
| 4. 质量控制 |
| 5. 概念界定 |
| 第四章 结果与分析 |
| 第一部分 中国职业卫生管理相关政策分析——兼与美国比较 |
| 1. 职业卫生管理的国家相关机构 |
| 2. 职业卫生相关法律法规标准 |
| 3. 职业病管理 |
| 4. 工伤保险 |
| 5. 企业职业卫生管理 |
| 第二部分 职业卫生管理评价研究 |
| 1 山东省职业卫生工作总体形势 |
| 2 山东省职业卫生管理评价 |
| 第五章 讨论 |
| 第六章 结论与建议 |
| 1. 主要结论 |
| 2. 对策建议 |
| 第七章 本研究的创新和不足 |
| 1. 本研究的创新性 |
| 2.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附件 |
（7）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对象 |
| 1.2.2 研究目标 |
| 1.2.3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实践意义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本文的章节安排 |
| 1.4.3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创新与研究不足 |
| 1.5.1 本文可能的创新点 |
| 1.5.2 本文的不足 |
| 2 文献综述 |
| 2.1 信息化发展体系相关研究及评述 |
| 2.1.1 信息化发展体系概要 |
| 2.1.2 信息化发展体系解析 |
| 2.1.3 信息化发展体系评价 |
| 2.2 信息化标准体系相关研究及评述 |
| 2.2.1 信息化标准体系概要 |
| 2.2.2 信息化标准体系解析 |
| 2.2.3 信息化标准体系评价 |
| 2.3 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相关研究及评述 |
| 2.3.1 会计信息系统标准化的研究 |
| 2.3.2 会计信息资源标准化的研究 |
| 2.3.3 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的研究 |
| 2.3.4 会计信息化标准制定策略的研究 |
| 2.3.5 会计信息化标准化的其他研究 |
| 2.3.6 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研究评述 |
| 2.4 本章小结 |
| 3 理论与方法学基础 |
| 3.1 一般系统论 |
| 3.1.1 系统的基本概念和分类 |
| 3.1.2 一般系统论的基本原理 |
| 3.1.3 一般系统论对本文的贡献 |
| 3.2 标准化理论 |
| 3.2.1 标准化的基本概念 |
| 3.2.2 标准化原理 |
| 3.2.3 标准化形式 |
| 3.2.4 标准分类 |
| 3.2.5 标准化理论对本文的贡献 |
| 3.3 信息论和信息方法 |
| 3.4 会计信息化基础理论 |
| 3.4.1 会计信息化基础理论框架 |
| 3.4.2 会计信息化基础理论对本文的贡献 |
| 3.5 软件工程理论和方法学 |
| 3.6 本章小结 |
| 4 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的理论框架 |
| 4.1 理论框架的提出 |
| 4.2 前导层研究 |
| 4.2.1 基本概念界定 |
| 4.2.2 关键特征分析 |
| 4.3 规范层研究 |
| 4.3.1 构建目标设立 |
| 4.3.2 构建原则确立 |
| 4.4 设计层研究 |
| 4.4.1 构建视角辨析 |
| 4.4.2 构建思路拟定 |
| 4.4.3 构建方法设计 |
| 4.5 本章小结 |
| 5 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的结构研究 |
| 5.1 顶层结构 |
| 5.2 分层结构 |
| 5.2.1 会计信息化总体标准 |
| 5.2.2 信息技术应用标准 |
| 5.2.3 会计信息资源标准 |
| 5.2.4 会计信息安全标准 |
| 5.2.5 会计信息化产业标准 |
| 5.2.6 会计信息化人才标准 |
| 5.3 框架结构全图 |
| 5.3.1 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的板块结构图 |
| 5.3.2 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的层次结构图 |
| 5.4 本章小结 |
| 6 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的实例研究 |
| 6.1 实例研究背景 |
| 6.1.1 XBRL概要 |
| 6.1.2 XBRL的研究与应用进展 |
| 6.1.3 XBRL的研究与应用评述 |
| 6.1.4 XFSS的提出 |
| 6.2 XFSS的构建概述 |
| 6.2.1 XFSS的构建目标 |
| 6.2.2 XFSS的构建原则 |
| 6.2.3 XFSS的构建步骤 |
| 6.3 XFSS的结构分解 |
| 6.3.1 XFSS的顶层结构 |
| 6.3.2 XFSS的分层结构 |
| 6.3.3 XFSS的框架结构全图 |
| 6.4 XFSS的路线规划 |
| 6.4.1 标准之间的扩展模式分析 |
| 6.4.2 XFSS的树状图 |
| 6.5 实例研究启示 |
| 6.6 本章小结 |
| 7 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的应用研究 |
| 7.1 应用目标 |
| 7.2 应用成本与应用效益 |
| 7.2.1 应用成本 |
| 7.2.2 应用效益 |
| 7.3 应用瓶颈与应用策略 |
| 7.3.1 应用瓶颈 |
| 7.3.2 应用策略 |
| 7.4 应用效益的实证检验 |
| 7.4.1 研究现状与研究方法 |
| 7.4.2 变量设置与数据选取 |
| 7.4.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 |
| 8.2 本研究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图目录 |
| 表目录 |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 缩略语 |
（8）旅游者乡村旅游决策影响因素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乡村旅游发展机遇良好 |
| 1.1.2 乡村旅游经济效益巨大 |
| 1.1.3 决策对游客出游影响明显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文献综述法 |
| 1.3.2 深度访谈法 |
| 1.3.3 问卷调查法 |
| 1.3.4 统计分析法 |
| 1.4 研究内容及框架 |
| 2 研究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研究综述 |
| 2.1.1 国内外关于乡村旅游的研究综述 |
| 2.1.2 国内外关于旅游者决策的研究综述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与乡村旅游相关的理论基础 |
| 2.2.2 与旅游者决策相关的理论基础 |
| 3 研究模型与假设 |
| 3.1 研究范围界定 |
| 3.2 核心概念界定 |
| 3.2.1 乡村旅游 |
| 3.2.2 旅游者决策 |
| 3.3 研究模型构建 |
| 3.3.1 已有研究模型 |
| 3.3.2 本研究的模型 |
| 3.3.3 研究假设 |
| 4 研究设计 |
| 4.1 变量界定 |
| 4.2 量表设计 |
| 4.2.1 自变量题项设计 |
| 4.2.2 因变量题项设计 |
| 4.3 问卷设计与数据收集 |
| 4.3.1 问卷的设计过程 |
| 4.3.2 问卷的发放与回收 |
| 4.4 统计分析方法 |
| 4.4.1 描述性统计 |
| 4.4.2 信度分析 |
| 4.4.3 因子分析 |
| 4.4.4 结构方程分析 |
| 5 数据分析与结果 |
| 5.1 样本的基本特征统计 |
| 5.1.1 样本的基本特征 |
| 5.1.2 样本的乡村旅游特征 |
| 5.1.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5.2 信度分析 |
| 5.2.1 问卷整体信度分析结果 |
| 5.2.2 各变量信度分析结果 |
| 5.3 因子分析 |
| 5.3.1 效度检验 |
| 5.3.2 因变量的因子分析 |
| 5.4 模型与假设检验 |
| 5.4.1 本研究模型的构建 |
| 5.4.2 初拟模型识别 |
| 5.4.3 初拟模型拟合度分析 |
| 5.4.4 模型修正 |
| 5.4.5 结构模型修正路径图 |
| 5.5 独立样本T检验和方差分析 |
| 5.5.1 性别对旅游者乡村旅游决策的影响分析 |
| 5.5.2 方差分析 |
| 5.6 验证结果 |
| 6 实证结果分析 |
| 6.1 主要假设验证 |
| 6.1.1 正向推荐与乡村旅游决策 |
| 6.1.2 市场推广与乡村旅游决策 |
| 6.1.3 价格水平与乡村旅游决策 |
| 6.1.4 乡土特色与乡村旅游决策 |
| 6.1.5 环境氛围与乡村旅游决策 |
| 6.1.6 安全卫生与乡村旅游决策 |
| 6.1.7 传统心理倾向与乡村旅游决策 |
| 6.1.8 乡村认知与乡村旅游决策 |
| 6.2 人口统计变量的相关检验 |
| 7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管理启示 |
| 7.2.1 全面加大乡村旅游市场推广力度 |
| 7.2.2 全面打造乡村旅游鲜明的乡土特色 |
| 7.2.3 全面营造良好的乡村旅游环境氛围 |
| 7.2.4 全面优化乡村旅游的安全卫生状况 |
| 7.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7.3.1 研究局限 |
| 7.3.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问卷调查表 |
| 致谢 |
（9）国际劳务合作中的劳工权利保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二、文献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点和局限性 |
| 第一章 国际劳务合作中劳工权利保障的基本理论 |
| 第一节 国际劳务合作的概念及类型 |
| 一、国际劳务的界定 |
| 二、国际劳务合作的概念 |
| 三、国际劳务合作的类型 |
| 第二节 劳工权利及其相关概念 |
| 一、劳工权利的理解 |
| 二、劳工权利保障的的概念 |
| 三、国际劳务合作中劳工权利保障的模式 |
| 第三节 国际劳务合作中劳工权利保障的理论基础 |
| 一、比较优势理论 |
| 二、人口迁移推拉理论 |
| 三、人权保障理论 |
| 四、劳资利益均衡理论 |
| 五、私法与公法的双重保护理论 |
| 第四节 国际劳务合作与劳工权利保障的关系 |
| 一、国际劳务合作促进和增强了劳工权利保障 |
| 二、劳工权利保障推动和有利于国际劳务合作 |
| 第二章 国际劳务合作中国际社会对劳工权利保障的实践和不足 |
| 第一节 国际公约对劳工权利保障的考察和不足 |
| 一、联合国的保护移民公约 |
| 二、国际劳工组织的劳务移民多边框架 |
| 三、世界贸易组织的《服务贸易总协定》 |
| 四、国际移民组织的宪章 |
| 五、国际公约对劳工权利保障的不足 |
| 第二节 国际多边劳务协定对劳工权利保障的规定及存在的问题 |
| 一、美国的多边劳务协定 |
| 二、欧共体条约和欧盟“蓝卡”计划 |
| 三、国际多边劳务协定对劳工权利保障存在的问题 |
| 第三节 国际双边劳务协定对劳工权利保障的约定和缺陷 |
| 一、美国的双边劳务协定和投资协定 |
| 二、比利时与卢森堡的双边劳务协定 |
| 三、中国签订的双边劳务协定 |
| 四、国际双边劳务协定对劳工权利保障的的缺陷 |
| 第四节 国际惯例对劳工权利保障的体现和不足 |
| 一、国际惯例对劳工权利保障的体现 |
| 二、国际惯例对劳工权利保障的不足 |
| 第三章 国际劳务合作中世界各国对劳工权利保障的立法和存在的问题 |
| 第一节 美国对劳工权利保障的全面立法和劳务许可制 |
| 一、美国劳工权利保障的全面立法 |
| 二、美国劳务输入的劳务许可制 |
| 第二节 俄罗斯对劳工权利保障的完善立法和配额管理制 |
| 一、俄罗斯对劳工权利保障的完善立法 |
| 二、俄罗斯实施劳务合作的配额管理制 |
| 第三节 澳大利亚对劳工权利保障的严格立法和特殊要求 |
| 一、澳大利亚对劳工权利保障的严格立法 |
| 二、澳大利亚劳务输入的特殊要求 |
| 第四节 日本对劳工权利保障的立法和研修生制度 |
| 一、日本的劳工权利保障立法 |
| 二、日本的劳务输入研修生制度 |
| 三、日本的非法移民问题 |
| 第五节 韩国对劳工权利保障的立法和劳务输入制度 |
| 一、韩国的劳工权利保障立法 |
| 二、韩国的劳务输入制度 |
| 三、韩国的非法移民问题 |
| 第六节 世界各国对劳工权利保障的国内立法存在的问题 |
| 一、立法偏向保护本国利益 |
| 二、立法成为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壁垒 |
| 三、立法缺乏对劳务人员的权利保障规定 |
| 第四章 国际劳务合作中劳工权利保障机制的构建 |
| 第一节 主体——国际组织的分工与合作 |
| 一、国际组织分工与合作的原因 |
| 二、有关劳工权利保障的国际组织分工 |
| 三、有关劳工权利保障的国际组织合作 |
| 四、国际组织分工合作的成果——国际法及其与国内法的关系 |
| 第二节 制度——劳工权利保障纳入WTO的可能性制度构建 |
| 一、劳工权利保障纳入WTO的可能性背景 |
| 二、劳工权利保障纳入WTO的可能性基础 |
| 三、劳工权利保障纳入WTO的必要性 |
| 四、劳工权利保障纳入WTO的路径 |
| 五、劳工权利保障纳入WTO的内容 |
| 第三节 救济——国际劳务合作中劳工权利损害救济的途径 |
| 一、国际劳务合作中劳工权利损害情形的分类 |
| 二、国际劳务合作中劳工权利损害救济的途径 |
| 第五章 国际劳务合作中劳工权利保障纳入软法性规范的现实性安排 |
| 第一节 国际社会软法性规范的涵义和作用 |
| 一、国际社会软法性规范的涵义 |
| 二、国际社会软法性规范的选择动因 |
| 三、国际社会软法性规范的作用方式 |
| 第二节 劳工权利保障纳入社会责任标准软法性规范的背景 |
| 一、发端——企业生产守则 |
| 二、发展——企业社会责任 |
| 三、成果——社会责任标准 |
| 第三节 劳工权利保障纳入社会责任标准软法性规范的基础 |
| 一、SA8000第三方认证的可信性 |
| 二、ISO26000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影响力和权威性 |
| 第四节 劳工权利保障纳入社会责任标准软法性规范的必要性 |
| 一、劳工权利保障纳入SA8000的必要性 |
| 二、劳工权利保障纳入ISO26000的必要性 |
| 第五节 劳工权利保障纳入社会责任标准软法性规范的路径 |
| 一、劳工权利保障纳入社会责任标准从自愿向强制遵守转变 |
| 二、劳工权利保障纳入社会责任标准要求适用于国内外所有产品 |
| 第六节 劳工权利保障纳入社会责任标准软法性规范的内容 |
| 一、劳工权利保障内容在SA8000中的体现 |
| 二、劳工权利保障内容在ISO26000中的体现 |
| 第六章 国际劳务合作合同中劳工权利保障的约定和法律适用原则 |
| 第一节 国际劳务合作合同对劳工权利保障的约定 |
| 一、国际劳务合作合同的签订 |
| 二、国际劳务合作合同的法律关系 |
| 三、国际劳务合作合同存在的问题 |
| 第二节 国际劳务合作合同中劳工权利保障的法律适用原则 |
| 一、意思自治原则 |
| 二、适用受雇人惯常进行工作所在国法律原则 |
| 三、适用雇主的营业所所在国法律原则 |
| 四、依最密切联系或最有利于保护受雇人利益的原则 |
| 第七章 中国对外劳务合作中劳工权利保障的现状和完善 |
| 第一节 中国对外劳务合作的现状 |
| 一、对外劳务合作的管理体制 |
| 二、对外劳务合作的发展现状 |
| 第二节 对外劳务合作中劳工权利保障的政策和法律法规梳理 |
| 一、对外劳务合作中劳工权利保障的政策 |
| 二、对外劳务合作中劳工权利保障的法律法规 |
| 第三节 对外劳务合作中劳工权利受损事例和存在的问题 |
| 一、对外劳务合作中劳工权利受损的典型事例 |
| 二、对外劳务合作中劳工权利受损的原因 |
| 三、对外劳务合作中劳工权利保障存在的问题 |
| 第四节 对外劳务合作中劳工权利保障的国际应对 |
| 一、遵守和执行国际公约 |
| 二、参与自然人流动谈判 |
| 三、主导国际新规则的制定 |
| 四、完善劳工权利保障协定 |
| 五、采用社会责任标准软法性规范 |
| 第五节 对外劳务合作中劳工权利保障的国内法律制度完善 |
| 一、培育对外劳务合作国际环境 |
| 二、完善职业资格认证制度 |
| 三、鼓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
| 四、健全境外务工保险保障体系 |
| 第六节 对外劳务合作中劳工权利保障的应急处理机制的建立 |
| 一、应急处理的方法把握 |
| 二、应急处理的方案编制 |
| 结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10）新世纪中国劳动关系调整模式的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的背景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国内外的研究状况 |
| 1.2.1 劳动关系研究的演进 |
| 1.2.2 劳动关系调整模式转型的研究综述 |
| 1.3 研究的结构和主要内容 |
| 1.4 研究的方法和可能的创新点 |
| 1.4.1 研究的方法 |
| 1.4.2 可能的创新点 |
| 2 劳动关系调整模式转型的理论基础 |
| 2.1 劳动关系调整模式转型的相关概念 |
| 2.1.1 劳动关系调整模式的界定 |
| 2.1.2 劳动关系调整模式转型的涵义 |
| 2.1.3 劳动关系调整模式转型的参与主体 |
| 2.2 研究劳动关系调整模式转型研究的策略选择理论 |
| 2.2.1 外部引致性因素分析 |
| 2.2.2 三个层面的产业关系活动 |
| 2.2.3 绩效产出 |
| 2.3 本章小结 |
| 3 中国劳动关系调整模式的历史演变 |
| 3.1 计划经济时期的“国家行政调节型”调整模式 |
| 3.1.1 建国初期的外部环境分析 |
| 3.1.2 三个层面劳动关系活动的系统分析 |
| 3.1.3 “国家行政调节型”调整模式的特点 |
| 3.2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多元并存”调整模式 |
| 3.2.1 改革开放后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 |
| 3.2.2 三个层面劳动关系活动的系统分析 |
| 3.2.3 “多元并存”调整模式的特点 |
| 3.3 市场经济初期的“个别调整”模式 |
| 3.3.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后外部环境的变化 |
| 3.3.2 三个层面劳动关系活动的系统分析 |
| 3.3.3 “个别调整”模式的特点 |
| 3.4 本章小结 |
| 4 新世纪劳动关系调整模式转型的外部环境分析 |
| 4.1 经济环境的变化 |
| 4.1.1 经济持续增长 |
| 4.1.2 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
| 4.1.3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 |
| 4.2 公共政策的变化 |
| 4.2.1 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
| 4.2.2 强调劳动者权益保护的法律密集出台 |
| 4.3 劳动力市场的变化 |
| 4.3.1 劳动力市场供需失衡 |
| 4.3.2 劳动力供给呈现“橄榄型” |
| 4.3.3 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增强 |
| 4.4 社会环境的变化 |
| 4.4.1 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取向突显 |
| 4.4.2 劳动者权益保护意识加大 |
| 4.5 本章小结 |
| 5 战略层面：参与主体战略取向的推动和阻碍作用 |
| 5.1 政府的推动战略 |
| 5.1.1 政府“积极推动”的战略定位 |
| 5.1.2 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方式 |
| 5.2 工会的推动战略 |
| 5.2.1 “工会维权观”的理论支撑 |
| 5.2.2 “两个普遍”的现实推动 |
| 5.3 企业的消极规避战略 |
| 5.3.1 “劳动成本最小化”经营战略的现实阻碍 |
| 5.3.2 对集体协商“消极规避”战略的现实阻碍 |
| 5.4 本章小结 |
| 6 功能层面：集体谈判的推行现状及存在问题 |
| 6.1 集体协商的涵义与特点 |
| 6.1.1 集体协商的涵义 |
| 6.1.2 集体协商的特点 |
| 6.2 集体协商的推行现状 |
| 6.2.1 基于企业视角的现状分析 |
| 6.2.2 基于员工视角的现状分析 |
| 6.3 集体协商推行中存在的问题 |
| 6.3.1 集体协商推行的形式化 |
| 6.3.2 集体协商内容的单一化 |
| 6.3.3 集体协商结构的分散化 |
| 6.3.4 企业工会作用有待加强 |
| 6.4 集体协商推行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6.4.1 法律法规的低层次和不完备 |
| 6.4.2 政府“自上而下”的推进方式存在缺陷 |
| 6.4.3 工会存在体制性障碍 |
| 6.4.4 雇主组织“缺位” |
| 6.5 本章小结 |
| 7 工作场所层面：员工参与管理的现状与阻力 |
| 7.1 工作场所员工参与管理的主要形式 |
| 7.1.1 员工的间接参与管理 |
| 7.1.2 员工的直接参与管理 |
| 7.2 工作场所员工参与管理的现状 |
| 7.2.1 员工参与管理的动态分析 |
| 7.2.2 员工参与管理的静态分析 |
| 7.3 工作场所员工参与管理的阻力 |
| 7.3.1 员工参与管理的方式匮乏 |
| 7.3.2 企业对员工参与管理的重视程度不够 |
| 7.3.3 工作场所劳动关系的“企业主导” |
| 7.4 本章小结 |
| 8 新世纪劳动关系调整模式转型的对策建议 |
| 8.1 西方发达国家劳动关系调整模式的启示 |
| 8.1.1 西方发达国家代表性的劳动关系调整模式 |
| 8.1.2 西方发达国家劳动关系调整模式的启示 |
| 8.2 劳动关系调整模式转型的最终目标和现实选择 |
| 8.2.1 劳动关系调整模式转型的最终目标 |
| 8.2.2 劳动关系调整模式的现实选择 |
| 8.3 劳动关系调整模式转型的对策建议 |
| 8.3.1 推动工会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
| 8.3.2 探索集体协商的不同模式 |
| 8.3.3 积极拓展员工参与方式 |
| 8.3.4 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意识 |
| 8.4 本章小结 |
| 9 主要结论和存在的不足 |
| 9.1 主要结论 |
| 9.2 存在的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企业调查问卷 |
| 附录2：员工调查问卷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详细摘要 |
四、利用因特网资源服务于职业安全卫生工作（论文参考文献）
- [1]心理距离视域下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理论与实证研究[D]. 李姗姗. 中国矿业大学, 2020(11)
- [2]中国商品市场综合监管体制研究 ——以美国食品药品监管为鉴[D]. 薛峰. 华东政法大学, 2018(02)
- [3]公司人权义务的法哲学原理[D]. 程骞. 武汉大学, 2016(08)
- [4]工会参与职业安全卫生工作的必要性[J]. 赵建萍,沈佳秋,薛鹏飞,邬明亮,王颖. 职业与健康, 2015(16)
- [5]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研究[D]. 王薇. 湖南农业大学, 2015(08)
- [6]职业卫生管理政策分析与评价研究[D]. 孙胤羚. 山东大学, 2014(04)
- [7]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研究[D]. 刘梅玲.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3(12)
- [8]旅游者乡村旅游决策影响因素实证研究[D]. 陈慧英. 湖北大学, 2013(06)
- [9]国际劳务合作中的劳工权利保障研究[D]. 王辉. 南京大学, 2013(04)
- [10]新世纪中国劳动关系调整模式的转型研究[D]. 潘泰萍.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