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遏制教育乱收费 切实减轻群众负担（论文文献综述）
刘敏敏[1]（2020）在《中小学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政策执行效果研究 ——以桂林市为个案》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与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日益增加,家长对孩子全面发展的教育意识也越来越强,各类校外培训机构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发展迅猛。校外培训机构作为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对满足中小学生选择性学习需求、培育发展兴趣爱好、拓展综合素质具有积极作用。现如今,部分校外培训机构在发展过程中因缺乏系统理论指导与政策方面引导,各种违规现象层出不穷,比如超纲教学,应试导向等,不仅增强学生课外负担,危害身心发展,还严重干扰学校的正常教学和招生秩序,冲击正规教育体系,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国家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政策是党和国家为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促进其健康发展而制定的行动准则。十余年来,国家出台了若干政策,以期修正和矫正中小学校外培训机构发展过程中的异化现象。2018年2月,教育部联合四部委印发了《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各省、市、自治区相继制定并实施针对本地区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的工作方案。8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8）],从国家层面着重对校外培训机构设置、行为规范、监管体系等进行详细部署。桂林市借此契机,在其辖区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相继出台多项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政策文件,依法取缔违规办学机构,加大对中小学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力度,以期达到强化行业自律,维护良好教育生态的作用。那么在政策颁发之后,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应如何有效发挥其应然价值,其实然效果又如何呢?本研究选取桂林市中小学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政策执行现状为研究对象,以史密斯政策执行模型为理论分析工具。首先对我国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政策进行梳理,以颁布时间为考察线索,将其发展历程大致划分为萌芽期、发展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并结合价值选择、合法性、有效性三个向度对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政策价值特征进行分析论述。本研究主要运用问卷法和访谈法相结合的方式对桂林市中小学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政策执行效果进行调查研究,依托桂林市中小学校外培训机构校长班培训项目,现场发放150份调查问卷,实际回收有效问卷145份,有效率为96.6%;同时,利用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方式,对10名校外培训机构负责人、12名培训机构教师、多名家长以及1名政府相关工作人员进行深入访谈,切实了解政策执行产生的实际效果。采用SPSS20.0和EXCEL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从培训机构良性发展、违规行为查处、家长对培训机构认识和培训机构未来发展等四个方面将数据与访谈记录相结合进行执行效果描述性分析,根据史密斯政策执行模型理论,选取政策内容、执行机构、目标群体、政策环境四个影响因素进行相关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得出政策执行效果与政策内容、执行机构、目标群体、政策环境均呈显着正相关关系;其中政策内容本身和政策环境对政策执行效果具有显着的预测,政策内容本身是最主要预测项。通过对调查结果分析与讨论,本研究认为桂林市中小学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政策是有效的,在一定程度上达到政策目标,有效整顿校外培训机构违规现象,使其朝向健康有序方向发展。但在调查过程中也发现诸多问题,例如:政策执行机构效能略微不足,政策执行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部分目标群体认知水平有待提高等,从而直接或间接影响政策执行效果。最后,基于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本研究从完善政策内容文本、提高执行机构效能、提升目标群体政策认知水平、优化政策执行环境四个层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为该地区校外培训机构实现常态化管理和有序发展提供有效参考。
田野[2]（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治理的工程逻辑研究 ——基于权力运行的视角》文中指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国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这一成就的根基在乡村,我们党领导亿万人民群众开展四十年的乡村治理过程为我们国家整体的现代化进程打下了重要基础,并且乡村发展也成为我国未来的现代化建设的重中之重。对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乡村治理过程进行反思,可以使我们更加明晰这段历史进程的发展变迁,可以使我们更加客观、理性、科学的对待乡村治理问题,从而为我们未来的乡村建设提供思路。本研究通过扣住权力的运作过程来回顾与梳理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乡村治理进程,通过构建“蓝图—施工—修缮”的工程框架来分析“中央—地方—农村”的权力运行过程,分阶段梳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治理进程。从1978年到1990年,这一阶段是我国乡村治理工程的初兴时期。从蓝图看,我们建立起了“乡政村治”的乡村治理新格局,这一格局奠定了改革开放40年乡村治理的基本蓝图。从施工看,这一时期的治理任务有征收税费、计划生育工作和管理农村公共事务等,施工者主要由乡镇政府、村干部和普通村民构成,施工过程就体现在这几大主体之间权力的相互作用。从问题反馈与修缮来看,在施工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农业发展问题、两委矛盾问题、乡村矛盾问题、干群矛盾问题、宗族问题和乡村伦理危机问题。从1990年到2002年,这一阶段是我国乡村治理工程的困境时期。从蓝图看,中央政府在1990年组织召开了全国村级组织建设工作座谈会,旨在通过加强村级组织建设,来解决乡村治理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这一会议规划了 90年代乡村治理工程的蓝图。从施工看,这一阶段的治理任务依然是征收税费、完成计划生育指标和管理农村公共事务,此外,农村土地管理和农村维稳工作成为乡村治理新的也是突出的任务。这一阶段的施工者依然是乡镇政府、村干部与普通村民,在村干部群体中,“两委合一、交叉任职”的现象越来越明显。从问题反馈与修缮来看,尽管这一阶段村级组织建设不断完善,但是乡村治理却矛盾频出,“三农”问题逐渐引起中央和社会的关注,学者将之概括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从2002年到2012年,这一阶段是我国乡村治理工程的调整时期。从蓝图看,中央政府在新世纪伊始就进行了农业税费改革并最终取消了农业税,同时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活动,这一调整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新的蓝图。从施工看,土地管理、维稳和管理农村公共事务依然是这一阶段的重要任务,此外,申请和实施项目、开展扶贫工作的重要性越来越强。这一阶段的施工者除了乡镇政府、村干部和普通村民外,县级政府和帮扶人员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从问题反馈与修缮来看,在项目制下,存在资源不合理使用和资源俘获问题;在农业发展上,依然存在政策滞后问题,并且还面临严峻的耕地面积下降的问题;农村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乡村伦理危机进一步演进。从2012年到2018年,这一阶段是我国乡村治理工程的加速时期。从蓝图看,十八大后,我们国家开始了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深入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进程,在政策理论与实践经验积累过程中,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础上对乡村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当前和今后的乡村建设规划了宏伟蓝图。从施工看,土地管理、精准扶贫、环境治理和管理农村公共事务是这一阶段的重要任务,施工者除了县乡政府、村干部和普通村民外,帮扶人员数量在增加,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从问题反馈与修缮来看,这一时期农业发展存在供给过剩与供给不足的双重矛盾,农业现代化水平依然较低,在我国经济发展放缓的大形势下,农民增收也开始放缓。基层干部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存在普遍的形式主义问题,驻村工作队也面临资源能力有限、乡村排斥等帮扶困境,村级组织建设面临了一系列的新问题,生态与社会问题依然困扰着乡村发展。四十年来,乡村地区不仅为国家整体的现代化进程贡献了巨大的资金、人力资源和土地资源,同时乡村地区本身的现代化进程,包括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也成为我国整体的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取得这种成就,与我们在设计乡村治理蓝图上坚持中央政策与地方经验、工业与农业、区域与整体发展、城市与乡村几个方面的互相协调,在施工上不断加强制度建设、组织建设,加强对乡村地区的财政支持,发动体制内外人力资源对乡村发展进行帮扶,在问题反馈与修缮上不断加强对施工过程的审查与考核,为施工者畅通反馈渠道,坚持“小修小补”与“大刀阔斧”并行等等分不开。当然,在这些方面也还存在诸多问题,在未来的乡村治理过程中,我们需要继续从蓝图、施工、修缮几个方面不断进行完善。
梁永成[3]（2018）在《法纪与秩序：县域纠风监察工作研究 ——基于华南某省糖区的考察》文中指出本文以一个华南县级区为研究单位,以该区党政机关和行业的纠风工作实践为研究对象,力图展现和理解基层纪律检查工作和行政监察工作的逻辑,并探讨基层执纪执法活动中的党政关系互动及其对法治建设的影响。纠风作为一项极具中国特色的工作,曾是反腐败的三项工作之一。其独特的组织架构是“一元双塔”党政体制互动并不断回应实践需求的产物。纠风是革命政党“党治”手段和现代行政监察手段的糅合,具有鲜明的政党意识形态特征。它借助纠风办独特的组织架构对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不正之风”问题进行全面的回应和治理。这种实践为转型时期国家和社会良性秩序的维持奠定了必要的权威、资源和秩序基础,由此而形塑了基层法治运行（特别是执法活动）的“法纪整合”的特点。纠风工作近三十年的变迁,本质上是一个国家如何从传统的“党治”向推行“法治”转变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原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人民监督的机制不断被消解,市场经济在自由主义催发下蓬勃发展,而新兴的法治由于自身的局限性,无法完成对国家和社会的全面介入和应对,由此而带来社会秩序的混乱,各种不正之风四处蔓延。在这种环境下,法治建设面临着失序失控的危险。换而言之,在这种不正之风气中建设法治,面临着权威、组织和资源的困境,需要一种主导力量进行全面的整合。这项工作主要由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通过动用自身两个“科层体系”（党的科层体系和政府的科层体系）的组织、权威等资源完成整合。纠风就是这种整合实践中的一项,具有鲜明“法纪”的特征。中国共产党通过动用纠风的工作机制,将这种法纪手段在党的科层体系和政府科层体系中传导,扩大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进而完成对基层权力腐化分裂、合法性弱化、秩序混乱的治理;同时,将党的意识形态与精神文明建设、职业伦理教育、基层干部教育管理、法律意识的培养等内容紧密结合起来,完成对行业秩序、乡村权力秩序的整合,确保行业秩序、乡村权力秩序的总体可控。2014年纪检监察机构改革之后,纠风工作从反腐败重点工作演变为一般性工作,纠风也由先前对治理全面介入转变为逐渐退出,纠风的“萎缩”意味着国家监察权力的上收,监察工作朝着更加技术化的方向发展。纠风工作的扩张和收缩折射出中国社会转型治理方式的转型,是党政关系日益融合的框架下更加强调技术治理的结果,纠风的困境也源于此。本文最终得出三个基本的结论:第一,糖区的党政机关和行业部门呈现出来的既不是“全能主义”治理模式下的革命共同体的秩序,也不是严格法律维持的现代法治秩序,而是在法纪整合框架下融合乡土性、现代性的治理秩序。第二,在纠风的实践中,纠风实际是一种新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权力监督方式,这种监督方式克服了行政监察“悬浮化”和党的纪律全面控制所面临的法治张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发挥了独特的社会基础秩序整合作用。第三,当前纠风工作所陷入的困境必须放置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法治的兴起意味着规则治理、技术治理越来越成为主导,在治理话语上,纠风背后的党的意识形态话语逐步被法治的话语所掩盖,由此形成了一个纪律不断弱化、强制权力不断强化的法治秩序。
徐纯[4]（2017）在《我国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内容分析法》文中指出2014年10月,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国家审计制度,保障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2015年12月8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完善审计制度若干重大问题的框架意见》及《关于实行审计全覆盖的实施意见》等文件,指出要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完善审计制度,健全有利于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的审计管理体制。2016年5月17日,审计署在《“十三五”国家审计工作发展规划》中进一步强调,要完善审计制度,加大审计力度,创新审计方式,提升审计能力,提高审计效率,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更好地发挥审计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近年来,在党和政府的重要文献中,多次强调要完善国家审计制度,这既是对过去三十多年审计工作的肯定,更是对未来审计监督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继续发挥更大作用的深切期待和更高的要求。我国国家审计机关自1983年成立以来,在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推动民主法治建设、维护财政经济秩序、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推进改革发展、强化权力监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我国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全面深化改革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为我国国家审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也对国家审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在我国大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际,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国家审计制度,从而更好地发挥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成为了当今的重要课题。古人有云:“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总是可以给人以启迪和明鉴。从一定意义上讲,一部审计史也是一部国家的兴衰史,是一部国家治理发展史,是一部不同利益博弈、不同思想交锋、不同文化碰撞、不同制度更替的历史（刘家义,2015）。通过梳理我国国家审计制度自1983年以来的历史发展脉络,阐明国家审计制度演进的基本过程和规律,为进一步完善现代国家审计制度提供分析依据。目前学术界关于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文献资料不多,相关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国家审计制度的某一具体领域,如绩效审计制度、环境审计制度、预算审计制度等;或者集中于国家审计制度的某一具体内容,如国家审计制度的文化变迁、审计对象的变迁、审计目的的变迁等,;亦或是集中于对国家审计制度变迁某一具体方面的研究,如审计制度变迁的表现、制度变迁的动因或者制度变迁的路径。为了进一步促进现代国家审计制度的完善,并为审计制度的创新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因此有必要全面详细地梳理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发展脉络。基于内容分析法,本文以1995年至2015年审计署发布的《关于上一年度中央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下文简称“政府审计工作报告”）、1984年至2016年历任审计长在全国审计工作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下文简称“审计工作会议报告”）以及2003年至2016年审计署发布的审计结果公告等文本资料为研究切入点,梳理和把握从1983年我国现代国家审计制度建立至今的发展变化情况,透过这些国家审计报告及公告内容的发展演变来折射国家审计制度的历史变迁过程,从而使内容描述获得了一定的历史价值。本文既从原理上阐明国家审计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动因,又通过历史考察阐明国家审计制度演进的一般过程及变化发展规律,从而为现代国家审计制度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依据,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分为九章,各章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本章介绍本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阐述本文的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制定了研究框架和各章写作安排。本章是本文的整体规划。第二章:文献综述。本章阐述了国家审计制度变迁和内容分析法的相关研究,发现关于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审计制度变迁的过程、审计制度变迁的动因以及审计制度变迁的路径三个方面;关于内容分析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描述性分析、比较分析、情感分析、趋势分析和可读性分析五个方面。本章通过文献综述,发现研究机会,这是本文的研究前提。第三章:理论基础。本章首先对公共受托责任理论、免疫系统理论、国家良治理论以及新公共管理理论进行深入辨析后,提出社会公共活动中的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问题是国家审计制度产生的基础。然后,结合近代制度学派制度变迁理论、新制度学派制度变迁理论、马克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以及我国制度经济学家的主要观点,探究了我国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动因。第四章:国家审计制度的理论分析框架。本章构建了由国家审计体制和国家审计机制两部分内容组成的国家审计制度理论分析框架。基于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国家审计功能、国家审计根本目标和国家审计组织体制,探讨了国家审计体制。从审计组织方式、审计实施方式、审计评价方式、审计结论作出、审计报告方式、审计成果运用和审计人员管理等七个方面分析了国家审计机制。通过构建该理论框架,为后文进一步研究国家审计制度的变迁奠定基础。第五章: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过程。本章基于国家审计制度的理论分析框架,以政府审计工作报告、审计工作会议报告以及审计结果公告为研究切入点,运用内容分析法对以上报告及公告进行词频分析、关键词分析、语义网分析、聚类分析、情感分析以及主题分析,全面细致地梳理和把握了从1983年我国现代国家审计制度确立至今的发展变化情况,透过这些国家审计报告及公告内容的发展演变折射国家审计制度的历史变迁过程。第六章:国家审计报告及公告的可读性分析。本章运用中文可读性公式分别计算政府审计工作报告、审计工作会议报告以及审计结果公告的的可读性得分,并与相关审计信息接收者的受教育程度相配比,在此基础上综合评价政府审计工作报告、审计工作会议报告以及审计结果公告的可读性水平,检验国家审计信息的传递效率和效果。第七章: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动因分析。本章基于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理论分析,探讨了国家审计制度变迁发展的根本原因和直接原因。其中,根本原因是国家治理中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和协调,直接原因是政治、经济、法律、文化以及技术环境的变化促进了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提升。第八章:完善国家审计制度的政策建议。本章从创新国家审计的对象和内容、创新国家审计的方式方法、完善审计结果报告及公告制度、完善审计结果落实制度四方面提出了完善国家审计制度的具体政策建议。第九章: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本章对全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和研究局限性进行了总结,并对国家审计制度和内容分析法的后续研究方向和领域进行了展望。从主要方面归纳,本文的创新点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一、创造性地将内容分析法运用于国家审计研究目前,国外学者将内容分析法广泛应用于新闻传播学、图书情报学、社会学、心理学、行为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在国内,内容分析法也已被逐步运用于新闻传播学、社会学、图书情报学、管理学等领域,但还没有专家学者将内容分析法运用于审计领域的研究,尤其是国家审计研究。本文运用内容分析法研究国家审计-制度的变迁问题,一方面拓展了内容分析法的运用范围,另一方面,为研究国%审计问题提供了崭新的研究方法。可读性分析是内容分析法的重要内容。本文创造性地运用中文可读性公式研究国家审计报告及公告的可读性水平。目前,我国学者针对中文可读性的研究主要是借鉴外国学者发明的可读性公式,如Flesch公式、Lix指数等,研究中英文教材、文学作品、新闻报道以及上市公司年报、内部控制报告、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等的可读性问题。但不足之处在于直接借用英文可读性公式来测量中文文本,由于中英文句子结构和文字构造都不尽相同,这不免会造成削足适履的尴尬情形。本文基于台湾学者宋曜廷（2013）和刘忆年（2015）开发的中文可读性公式,综合研究了国家审计报告及公告的可读性问题,拓展了国家审计的研究空间。此外,本文还开发了研究国家审计报告的情感词典。Tim&Bill（2011）通过研究1994年至2008年间上市公司年度报表,发现根据《哈佛词典》的释义,在报告中有四分之三被认定为是消极词汇的词语在财务领域并不是消极词汇。同样地,在《辞海》或者《现代汉语词典》中被定义为消极的词汇在审计研究领域也不一定是消极词汇。基于此,本文开发出了一份适用于审计报告研究领域的情感词典,包含审计报告中常用的积极词汇和消极词汇,以便更好地衡量审计信息所传递的情感内容。二、构建了基于内容分析法的国家审计制度理论分析框架目前学术界关于国家审计制度的相关研究不少,但是系统地研究并构建国家审计制度分析体系的文献极少。厘清国家审计制度的内涵,并建立研究架构是分析国家审计制度及其变迁的根本。本文认为,国家审计制度是国家公共利益关系中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导致的,是国家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缓解国家与相关利益关系人的利益冲突、维护国家公共利益而作出的制度安排。国家审计制度分析框架包含国家审计体制和国家审计机制两部分内容。国家审计体制包含国家审计的地位、功能、根本目标和组织体制等内容,国家审计机制包含审计组织方式、实施方式、评价方式、结论作出、报告方式、成果运用、人员管理等。基于这一国家审计制度分析框架,本文对政府审计工作报告、审计工作会议报告以及审计结果公告进行了编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内容分析。三、创新性地阐释国家审计制度产生的基础目前学术界广泛接受的关于国家审计制度产生的理论主要有:公共受托责任理论、免疫系统理论、国家良治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等。通过对上述理论的辨析和探讨,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本文提出社会公共活动中的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问题是国家审计制度产生的基础。国家通过治理体制及机制配置和运行权力,规定和调整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利益关系,以及国家内部各利益集团的利益关系。国家审计就是国家、社会、个人利益关系的调整过程,是维护国家公共利益的过程。在国家代表和集中的利益关系中普遍存在着利益冲突的现象,利益冲突是利益主体间的动态博弈过程,主要通过协商、调整、合作、互动等方式解决。国家审计就是为协商和调整国家代表的利益关系中的利益冲突而建立的制度安排。信息不对称问题是由公共利益关系中的相关利益关系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导致的,是国家审计产生的重要基础。
李元[5]（2016）在《公共政策的行政性执行和政治性执行研究 ——基于华中A县教育政策执行的案例分析》文中认为作为当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公共政策在国家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国家治理的转型对公共政策执行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有效地执行政策,转变政策执行的思维和模式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行政性执行和政治性执行是两种常见的性质不同的政策执行模式。本研究以Matland的模糊—冲突模型和基层官僚理论为理论基础,通过在华中地区A县近半年的田野调查,基于A县执行中小学阳光大课间政策和禁止中小学乱收费政策的案例分析,采用政策执行的“机制—行为”分析框架,来探讨当代中国公共政策的行政性执行和政治性执行。政策执行受到当代国家治理因素的影响,政治官僚制构成了政策执行的组织基础,压力型体制是政策执行的府际关系特征,常规式治理和运动式治理构成了政策执行的治理机制。政策问题的冲突性和政策的模糊性是分析两种政策执行模式的逻辑起点。执行机制是影响执行者执行偏好和行为选择的关键决定因素,执行者的行为是执行机制和个人内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将执行者进行了三类划分:行政官僚、管理官僚、基层官僚,分别探讨了三类执行者在不同机制下的行为表现。研究发现,两种模式在执行机制、权力基础、运行原则、运行特点、关键因素五个主要方面存在着区别,其中执行机制的差异是二者最主要的区别。在分析两种政策执行模式的基础上,本研究建构了政策执行的冲突—压力模型,该模型包括了影响政策执行的国家治理因素、政策特性、政策特性带来的压力、政策执行的两种模式、两种模式的转化五种要素。与其他模型不同之处在于,该模型着重对行政性执行和政治性执行的产生机理进行探讨。在政策特性区分政策执行模式的解释中,政策问题给政府带来的压力是一个关键的解释变量。政策问题的低冲突性和政策的低模糊性导致了政策的行政性执行,政策依靠常规性机制而得到执行。政策问题的高冲突性和政策的低模糊性导致了政策的政治性执行,政策依靠强制性机制而得到执行。行政性执行和政治性执行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转化。本研究基于中国官僚制背景下探讨的行政性执行和政治性执行不仅是对西方理论基于中国场景的探讨,更是对当代中国政策执行实践的研究。研究发现,行政性执行与官僚制水平紧密相关;政治性执行虽然有着它积极的意义,但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在当代中国,无论是行政性执行还是政治性执行,政策执行过程中人治因素的作用凸显;公共政策执行和国家的政治体制、行政体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公共行政问题;政策执行模式选择的背后是政府基于政策执行与合法性关联度的考虑。研究最后明晰了政策执行的冲突—压力模型对中国场景的适用性,对两种政策执行模式进行了中西对比分析,并指出可以从提升政策执行的技术手段、建构政策执行的政治途径、彰显政策执行的伦理价值来优化我国的政策执行模式。
陈德胜[6]（2016）在《约束下的变通：县域政府教育治理 ——以中部某县为例》文中提出提升教育治理能力,提高教育治理效能是当下一个时期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主要诉求。围绕这一主题,研究者在理论和实践、社会和教育、历史和当下、日常和改革之间反复求索、来回比较,对基础教育治理进行了探索—建构式研究。论文试图通过具体个案呈现嵌入在具体社会里的教育制度的真实运行图景,展示内地教育日常治理和改革治理的全过程,发掘教育治理背后的历史性和社会结构性深层次原因,尝试建构基层教育治理行为的理论。在回答“县域教育是如何治理的”这一问题的过程中,论文以“结构性关系对行动的扩展和限制”的社会学基本视角为出发点,关注教育治理实践过程的内部和外部真实世界。在参考和反思治理理论和教育治理研究的基础上,研究者认为县域教育的治理主体是政府,因此教育治理很大程度上就是指政府治理教育。在此基础上研究者运用了 “以历史追踪和类型比较为逻辑架构,通过个案县教育治理的不同阶段和不同类型的比较,进而形成解释模型,最终提炼出治理特征和治理行为规律”的研究策略对研究问题展开具体探索。具体而言,首先,论文以个案中县的自然经济条件和社会发展水平为起点、以中县县志和教育志等史料为基础详细描述了近代以来中县教育的行政机构、知识结构、社会功能的近或现代化过程,以晚清的科举和儒学、清末民国的革故鼎新频繁、共和国的扩张与整顿反复拉锯,再现了中县教育宏观发展的趋势和不同阶段的具体特征,发现了中县教育发展始终面临的薄弱经济基础等约束条件和历届政府发展教育的相应变通策略。在宏观描述中县教育发展概况之后,论文继续进入中县教育治理的内核,以简约治理、新旧转型治理、精细治理三种体制类型揭示了中县教育治理体制的历史演变,并以学校等级系统、行政部门分散治理、学校—教师—学生利益联盟关系、群体竞争策略四个层次剖析了当下的基础教育治理体制。随后,论文进入现实中中县教育治理实际过程的分析,并以教育日常治理和教育改革治理作为当下教育治理的“正题”和“反题”,分别施加以过程性考察,展示了组织结构、治理目标、治理过程和治理效果评估的复杂性,并发现了教育日常治理和教育改革治理面临共同的经济社会条件和政治经济体制基础,类似的工作机制以及治理行为中程度不等但始终存在的变通性行为现象;借此,论文实现了教育治理从历史到当下的延续,既展示了历史发展的时序性和治理的复杂性,同时也完成了历史变迁过程内不同阶段的比较和当下教育治理内部正反两种类型比较的准备。在此分析的基础之上,论文以中县教育治理的自然社会经济基础、集中型政治经济体制、有限财政能力与多重发展任务的矛盾、政府的变通性治理策略、社会选拔少数人与教育培育所有人的矛盾、锁定的教育改革路径和有限的效果、教育秩序与适应性生存策略七个环环相扣的过程作为解释模型来说明中县教育治理的内里逻辑;并在此基础上对治理理论和教育治理研究进行了基于中县经验的反思和批判,认为中县教育治理有自己的任务逻辑和主动性不足、政府部门本位、治理效果评估结果信效度低的问题。最后,论文在对个案县教育治理的传统时期、晚清-民国时期、共和国时期三个阶段治理特征和当下教育日常治理与改革治理过程比较的基础上,研究者初步提出了两个基本命题:一是“国家能力的大小与教育治理方式类型选择之间存在共变关系,也即当国家能力小时,国家倾向于选择简约型教育治理;当国家能力大时,国家倾向于选择精细型教育治理”。二是“教育治理目标达成要素的稀缺度和教育治理效果的可测量性与教育治理过程中变通行为发生概率之间存在共变关系,也即当教育治理目标达成要素稀缺度大且教育治理效果的可测量性差,那么教育治理过程中变通行为发生的概率大;当教育治理目标达成要素的稀缺度小且教育治理效果的可测量性强,那么教育治理过程中变通行为发生的概率小”。基于以上研究,论文认为“县域教育是如何治理的”这一问题的答案是“在多种约束条件之下,县级政府对教育进行着变通治理”。
杨云成[7]（2016）在《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问题研究》文中认为在治理腐败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作为一种手段或方式的制度能够有效地防治腐败。然而,某一手段的实践效果是否理想,是其性质、状态和运行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就制度而言,它在何种状态和运行环境下才能实现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文章分析的逻辑起点,也是贯穿文章的一条主线。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自身廉政建设。随着对腐败的认识逐渐深化,中共惩治腐败的思路更加清晰、策略更加科学,也更加坚定了对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信念。当中共在制度治腐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时,总结一路走来的发展历程变得尤为重要,只有不断回顾这一发展历程,才能较为准确地把握制度治腐的大致发展方向。在实践上,可以将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前,中共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原则、借鉴国内外政党建设和发展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自成立之日起就制定了严格的纪律,设立了严格的监督机构,创立了一整套纪律检查制度,并在局部执政的条件对如何加强反腐制度建设予以初步探索。改革开放前,大规模群众运动、整党整风构成了治理腐败的主要内容。制度治腐虽不占主导,但是纪律检查体制和行政监察体系初步建立起来,反腐败立法和建章立制工作也取得明显成绩。中共十八大前,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首先在严打经济领域犯罪中起步,后逐步形成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办大案要案、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的三项工作格局。在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思想的指导下,一些制度从无到有、从试行到修订,治腐制度不断完善,制度推动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得到优化发展。中共十八大之后,围绕全面从严治党,在强化监督、强化制约、强化公开和严肃惩处中,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实现了新飞跃。在理论上,毛泽东关于依靠民主跳出历史周期律以及加强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建设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理论中的总指导和总原则。邓小平关于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理论以及在党的建设上走出一条依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路子的思想,是在总原则的指导下对制度治腐理论的深化。如果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的制度治腐思想侧重宏观架构和顶层设计,那么之后的制度治腐理论更加侧重具体操作和执行。江泽民关于廉政建设靠教育,更要靠法制以及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思想,是中共在深化对腐败认识的基础上,对制度治腐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科学发展观中的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思想以及建设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制度体系的思想,标志着中共制度治腐理论实现了提质和升级。习近平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关于将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的思想,表明我们党制度治腐理论更加关注治本。如何评估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的成效呢?文章认为可从“质”和“量”两个角度予以分析。“质”的评估是指通过分析治腐制度的具体条文规定,考察其基本运行现状。这是对治腐制度的直接评估。“量”的评估是指通过综合分析人民法院、检察院、纪检监察机关公布的相关数据并结合相关民意调查,考察反腐败的大体形势,进而判断治腐制度的大致成效。这是对治腐制度运行成效的间接评估。其依据是在一定程度上,制度治腐的成效大小可以通过腐败程度的高低体现出来。通过综合分析,文章得出当前我国反腐败斗争处于“战略相持”阶段并在为走向“战略反攻”积聚力量的结论。中国共产党治腐制度的有效运行,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制度具备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等特点为提高制度治腐成效提供了可能。为此应该按照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有制度、制度必成体系的原则推进制度体系建设。但是这种可能性能否转变为现实还依赖于制度的运行环境。当存在有利的运行环境时,制度治腐的成效上升,反之则降低。在制度的诸多运行环境中,权力结构状况和党的纪律检查体制运行情况尤为重要,前者以构建党内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为目标;后者注重实现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的具体化。惩处和管理是制度治腐的两种主要形式。无论何种形式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缺陷,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负向影响。鉴于此,为提高制度治腐成效,应当将制度治腐与德治教化结合起来。
王可园[8]（2016）在《从生存政治到权利政治：农民政治行为逻辑变迁研究 ——以1949-2014年间的浙北优新村为个案》文中指出有关建国以来农民政治行为的研究重点分为两大阶段,一是考察改革开放前国家权力建构乡村过程中,以农民为主体的底层社会的应对方式。二是考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农民的维权抗争行动,这方面的研究早期主要考察引发农民维权抗争的原因,近来则转向重点分析农民维权行动的事件和过程。这种研究的优点是可以对每个时段农民政治行为做出比较清析的分析,缺点则是忽略了不同时段农民政治行为逻辑的转变。用“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相结合的分析方法,选择浙北嘉善县一个村庄——优新村作为田野调查点,结合历史档案、官方文件和相关报刊资料等,分析建国以来六十多年间,宏观的政治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微观领域农民不同的政治行为,并将个案村庄农民的政治行为融汇到更为广泛的社会背景当中,探讨其政治社会效应。作为长线段的历时性分析,本文没有对每一时段农民的细小行为进行具体分析,而是重点考察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性事件对农民政治行为的影响,以及农民政治行为在政治社会领域的反馈性结果,如带来的公共政策变迁等。主要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每一个时段内农民政治行为的宏观环境发生了何种变化；二是宏观领域的变化促成了怎样的农民政治行为；三是农民政治行为又如何引致新的宏观领域的改变。在此基础上,提出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政治行为逻辑正在从“为生存而行动”向“为权利而行动”转变,分析这种转变的原因,并指出这种转变对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的意义。历史上,优新村农民的行为主要受到生存压力的支配。频繁的自然灾害、落后的农业生产条件、不合理的土地制度和混乱的政治时局,都使得优新村农民不得不为生存而费尽心思。建国之后,随着共产革命的胜利和政权的新建,中国共产党带领农民在农村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土地改革,第一次实现了贫苦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梦想,激发了他们的劳动热情,初步缓解了农民的生存压力。但党与农民之间短暂的蜜月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农业集体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特别是人民公社时期,像全国其它很多地方农民一样,优新村农民也面临饥饿甚至死亡的威胁。面对日渐沉重的生存压力,优新村农民选择了现在人们熟知的“反行为”或“弱者的武器”作为应对。农民对集体化的抵制性行为所带来的制度变迁虽在五十年代即已出现,但至六十年代初基本陨落,整个毛泽东时代农村政策都未再发生新的重大变迁。真正的转变自改革开放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邓小平的主导下,包产到户获得重生,农民以一种新的方式重新获得了王地,农民与国家进入了第二次“蜜月”时期。人民公社固有的弊端导致公社的组织权威不可避免地衰落,促使它们最终解体。农业经营体制的变革和农村社会组织结构的改变,恢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农民的生存境遇逐渐改善。但是,公社体制的解体,政治权力向上收缩,在向社会释放空间的同时,也使原本由公社负责的村庄公共事务陷入困境。虽然优新村的干部在分田到户之后仍关心村庄事务,但集体经济的窘迫却令他们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农民不得不开始自主管理的实践,他们集资、筹劳以修桥、修路,填补了公社解体之后留下的空间。农民的自主管理实践在八十年代末得到官方的正式回应,村民自治制度应声落地,实现了赋权农民的最初尝试。村民自治所实现的政治赋权一定程度上是国家权力退出村庄后的无奈之举,没能在农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农民权利缺乏有效保障,导致出现大量的农民维权抗争行动。九十年代,农民的维权抗争主要集中于“税费”领域。乡镇政府将收税任务下派给农村干部,至于农村干部用何种方式完成任务则并不多问,这给农村干部提供了一条侵犯农民权利的绿色通道,农民反抗在所难免。这一时期,与全国其它许多地方农民主要因税费过重而发起抗争维权行动不同,优新村农民在“税与费”之间摇摆不定,他们认可国家的农业正税,但对此之外的附加收费则想方设法进行抵制。相对来说,此时的农民政治行为相对缓和。九十年代末至二十一世纪初,优新村农民因在“征地拆迁”中权利受到侵害而发起了多轮上访,直到走上“进京”上访之路。全国性的农民体制外维权行动弱化了农民的政治认同,使中央进一步调整农村政策,取消了在中国实行了2600多年的农业税,对农民的土地权利进行了再确认,缓解了农民与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取消农业税等农村经济政策的改变,恢复了农民的政治认同,但农民生存压力的彻底解除,促使他们有更多的诉求。只有政治上的深化赋权,才有可能更进一步促进农民的政治整合。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农村干部能够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多,农民希望有更多的民主权利以制约干部的行为。从全国范围来看,农村基层民主经历了一个从参与到选举的扭曲发展历程,在优新村,农村基层民主已经从选举向监督迈进,并更进一步向参与和协商回归。赋予农民监督村庄精英权力的权利,和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机会,提高了农民对村庄公共权力的认可和信任,以及他们对村庄共同体的归属感,有效促进了农民的政治一体化,使一度“天下大乱”的优新村重新恢复秩序。对优新村建国以来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与一般人们认为生存诉求主导了农民的行动不同,农民的政治行为逻辑经历了一个从“为生存而行动”到“为权利而行动”的转变。其主要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促成了农民生存政治的消逝,以国家权力从农村社会退出为主要特征的体制变革带来了农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农民生活空间的转换,特别是农村一些公共空间的形成,助推了农民维权行动的展开；教育水平的提高,大众传媒的发展,使得农民能够超越村庄而接触来自更广领域的信息,这些现代性因素的导入对农民的权利政治起到了促进作用。农民政治行为逻辑的转变在三个层面上对未来中国政治发展有积极影响。宏观上来看,农民的权利政治有助于促进党和国家权力政治合法性基础的现代转换,中观上则会推动农村基层治理结构的转型,对农民个人来讲,农民的公民能力将会在维权行动中得到锻炼和提高。
吴国斌[9]（2014）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反腐廉政绩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反腐廉政建设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是学术界和实践工作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讨论的问题。反腐廉政建设涉及的问题很多,其中核心的议题之一就是提升绩效。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内、政府中和社会上的反腐廉政建设已经进行了60多年。在这60多年中,党和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到反腐廉政建设中,人民群众也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加入到反腐廉政建设的实践中。60多年的反腐廉政建设取得怎样的效果,党的领导人、纪检监察部门、学术界的研究者、党员干部、普通群众均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出发,作出自己的判断。另外,国（境）外政客和学者也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反腐廉政建设的成效作出自己的分析。毫无疑问,以上的各种判断和分析,有些是符合我国反腐廉政建设实际的,有些是罔顾事实的编造,有些甚至是利用腐败问题攻击我国的口实。要想科学、全面地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反腐廉政绩效,必须学习反腐廉政绩效理论,熟悉反腐廉政绩效的历史,总结反腐廉政建设取得绩效的经验和绩效不足的教训,有效开展反腐廉政绩效评估。反腐廉政绩效理论方面,要在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反腐廉政绩效理论的精髓的基础上,大胆借鉴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思路、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反腐廉政绩效历史方面,既要认清每一历史阶段反腐廉政建设取得的绩效及经验启示,也要把握60多年这一整体阶段反腐廉政建设取得的绩效及经验启示。反腐廉政建设取得的经验和绩效不足的教训方面,经验的把握要注重层次性,看哪些经验是阶段性的,只是某一阶段或某一事件带来的经验；哪些经验是长久性的,贯穿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反腐廉政建设的始终。教训的提炼要深刻,注重从腐败产生和蔓延的深层次规律、反腐廉政建设的工作规律的角度来总结。绩效评估方面要把握好评估的原则、标准和方法,建立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唯有处理好以上四个方面的问题,才能比较准确地把握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反腐廉政绩效,也才能进一步提升当前和今后的反腐廉政绩效。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绪论对论文研究的问题及如何开展研究进行了概括。主要对腐败、廉政、反腐倡廉建设、绩效、反腐廉政绩效等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并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综述。同时,阐明了论文研究的思路、方法及创新之处。第二章梳理了反腐廉政绩效理论。主要是提炼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反腐廉政绩效的论述,并将现代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中的绩效管理理论、治理理论、党建理论和廉政学理论,经济学中的成本-收益理论、博弈论,政策科学、法学的相关理论在反腐廉政绩效主题下进行梳理,为提升反腐廉政绩效提供理论支撑。第三章探讨了改革开放之前的反腐廉政绩效。分别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初始期、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徘徊中前进时期的反腐廉政绩效,并总结每一阶段反腐廉政建设取得成效的经验教训。第四章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反腐廉政绩效。分别分析了改革开放初期、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时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期、迈向新世纪、新世纪新阶段的反腐廉政绩效,并总结了每一阶段反腐廉政取得成效的经验教训。第五章总结了反腐廉政建设取得绩效的主要经验和绩效不足的原因、教训。本章立足于历史考察的经验启示和现实问题的全面分析,分别探究了反腐廉政建设对中国共产党的效应及主要经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效应及主要经验,归纳了反腐廉政建设绩效与目标出现差距的表现、原因和教训。第六章提出了提升反腐廉政绩效的对策建议。在总结反腐廉政建设取得绩效的经验和绩效不足的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提升反腐廉政绩效的建议：一、完善反腐廉政绩效评估理论和方法；二、建立反腐廉政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三、正确认识反腐廉政形势和绩效,科学制定政策措施；四、提升专门机构的地位和作用,加强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创新；五、加强社会监督,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六、提高反腐廉政建设科学化水平。
中央纪委、监察部廉政理论研究中心[10]（2012）在《丰硕成果见证非凡历程——纪念监察机关恢复组建25周年》文中指出伟业如画,岁月如歌。2012年7月1日,在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夕,我国行政监察机关迎来了恢复组建25周年纪念日。25年来,行政监察承载着特殊的责任和使命,历经充满希望的年代,书写无怨无悔的忠诚。25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各级监察机关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履行《行政监察法》赋予的职责,为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提供有力保证,以实际行动谱写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壮美篇章。
二、遏制教育乱收费 切实减轻群众负担（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遏制教育乱收费 切实减轻群众负担（论文提纲范文）
（1）中小学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政策执行效果研究 ——以桂林市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1.理论意义 |
| 2.实践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1.国内研究综述 |
| 2.国外研究综述 |
| (四)概念界定 |
| 1.校外培训与校外培训机构 |
| 2.教育政策与教育治理政策 |
| 3.政策执行与政策实施 |
| 4.教育政策执行 |
| (五)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六)理论分析工具 |
| 1.史密斯政策执行模型基本内容 |
| 2.史密斯政策执行模型适用分析 |
| 一、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政策发展历程与价值特征分析 |
| (一)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政策发展历程 |
| 1.2000年--2008年萌芽时期 |
| 2.2008年--2016年发展时期 |
| 3.2016年--至今成熟时期 |
| (二)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政策价值特征分析 |
| 1.价值选择 |
| 2.合法性 |
| 3.有效性 |
| 二、调查设计与实施 |
| (一)调查方法 |
| (二)问卷设计 |
| 1.确定问卷维度 |
| 2.编制完善问卷 |
| 3.信效度检验 |
| (三)样本分析 |
| 1.桂林市校外培训机构基本情况 |
| 2.桂林市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政策 |
| (四)调查实施 |
| 三、调查结果与讨论 |
| (一)政策执行效果的描述性分析 |
| 1.机构良性发展方面 |
| 2.违规行为查处情况 |
| 3.家长对机构认识方面 |
| 4.机构未来发展方面 |
| (二)政策执行影响因素 |
| 1.政策内容 |
| 2.执行机构 |
| 3.目标群体 |
| 4.政策环境 |
| (三)政策执行效果与影响因素之间关系 |
| 四、调查结论与建议 |
| (一)结论 |
| (二)建议 |
| 1.完善校外培训机构政策文本 |
| 2.提高执行机构工作效能 |
| 3.提升目标群体政策认知水平 |
| 4.优化政策执行环境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2）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治理的工程逻辑研究 ——基于权力运行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分析 |
| 三、分析框架:乡村治理的工程逻辑 |
| 四、研究方法、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二章 工程初兴:村民自治与乡村治理体系的变革1978-1990 |
| 第一节 蓝图:乡政村治格局的初步建立 |
| ―、自下而上的生成逻辑：村民自治的发生及其案例 |
| 二、自上而下的推动逻辑：国家的视角与髙层政治精英的推动 |
| 第二节 施工:乡政村治格局与乡村权力结构变迁 |
| 一、乡政村治格局下的治理任务与施工者 |
| 二、乡政村治格局下的乡村治理工程的施工过程 |
| 第三节 问题反馈与修缮 |
| 一、农村经济发展问题 |
| 二、两委矛盾问题 |
| 三、乡村矛盾问题 |
| 四、干群矛盾问题 |
| 五、宗族的复兴 |
| 六、伦理危机初显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三章 工程困境:“三农”问题与乡村治理的徘徊1990-2002 |
| 第一节 蓝图:莱西会议与以村党组织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目标确立 |
| 一、加强以党组织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 |
| 二、通过树立“先进典型”推动村民自治深化发展 |
| 第二节 施工：乡村权利结构的进一步变迁 |
| 一、治理任务及其施工者 |
| 二、施工过程：乡村权利主体的互动 |
| 第三节 问题反馈与修缮 |
| 一、“农业真危险”:农业经济发展困境 |
| 二、“农民真苦”:税费增长与农民抗争 |
| 三、“农村真穷”:城市化进程、农地征用与乡村利益共同体的形成 |
| 四、乡村治理内卷化 |
| 五、宗族问题的消长 |
| 六、乡村伦理危机加剧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四章 工程调整: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治理的逻辑转换2002-2012 |
| 第一节 蓝图:由税费改革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
| 一、税费改革与农业税的废除 |
|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兴起 |
| 三、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治理政策 |
| 第二节 施工: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权力结构与乡村治理 |
| 一、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治理任务及其施工者 |
| 二、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工程的施工过程 |
| 第三节 问题反馈与修缮 |
| 一、项目制下的治理困境 |
| 二、农业发展若干问题 |
| 三、农村生态环境问题 |
| 四、乡村伦理危机的演进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五章 工程加速: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与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2012-2018 |
| 第一节 蓝图:由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到乡村振兴战略 |
| 一、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 |
| 二、乡村振兴战略与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 |
| 第二节 施工:新时代的乡村权力结构与乡村治理 |
| 一、新时代的乡村治理任务及其施工者 |
| 二、新时代乡村治理工程的施工过程 |
| 第三节 问题反馈与修缮 |
| 一、精准扶贫下的治理困境 |
| 二、村级组织建设困境 |
| 三、农业发展若干问题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 |
| 一、40年乡村治理取得的成就、经验与存在的不足之处 |
| 二、工程分析框架对于农村研究的必然性与可行性 |
| 三、乡村治理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法纪与秩序：县域纠风监察工作研究 ——基于华南某省糖区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缘起与中心主题 |
| 第二节 研究单位的界定 |
| 第三节 研究综述 |
| 一、官僚制与县级权力运作研究 |
| 二、党政关系与县级权力监督研究 |
| 三、社会风气与不正之风治理的综合性研究 |
| 四、已有研究的不足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田野工作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田野工作 |
| 第五节 相关概念与表述结构 |
| 一、相关概念 |
| 二、表述结构 |
| 第一章 纠风监察工作组织机制的演变 |
| 第一节 纠风工作兴起的时代背景 |
| 第二节 作风建设与反腐败:纠风监察的开端 |
| 一、构建新时期行政监察“新方法” |
| 二、保留名义的议事协调机构 |
| 三、纠风办的组织架构 |
| 第三节 纪检监察机关合署办公:党风整治与纠风的融合 |
| 一、纪检监察“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机构设置的形成和影响 |
| 二、反腐败三项工作格局的形成 |
| 三、党风廉政建设与纠风的融合 |
| 第四节 纠风监察工作机制演进:“条条”与“块块”的联动 |
| 一、统一纠风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形成 |
| 二、统一纠风工作机制中的条块关系 |
| 三、纠风目标管理责任制 |
| 第五节 纠风工作方法的演进:从专项治理到综合治理 |
| 一、从全面自查自纠到集中专项治理 |
| 二、纠建并举、标本兼治 |
| 三、注重预防、综合治理 |
| 小结 纠风监察体制的演变特点及基本规律 |
| 第二章 党政机关不正之风的生成与治理 |
| 引言 变的干部形象 |
| 第一节 文本中的“行政监察” |
| 第二节 党政机关不正之风的结构性成因 |
| 一、糖区党政机关的干部结构与流动 |
| 二、机关的“机关”:糖区机关内部运行的特点 |
| 三、县级党政机关不正之风的生成及表现 |
| 第三节 党政机关不正之风的治理 |
| 一、党政机关作风整治的常规方式 |
| 二、纠风专项治理 |
| 第四节 党政机关监督秩序的形成 |
| 一、纠风工作与运动式监督常态化 |
| 二、党政机关纠风的功能:思想整合、行为纠偏与合法性塑造 |
| 小结 执法技术与执纪手段的融通 |
| 第三章 行业不正之风的整治及职业伦理生成 |
| 第一节 政府机构改革与行业管理 |
| 第二节 行业不正之风的特点及治理机制 |
| 一、行业不正之风的类型及特点 |
| 二、行业不正之风的常规治理机制 |
| 第三节 行业不正之风专项治理的运作机制 |
| 一、整治前:选题和思想整合 |
| 二、整治中: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和群众的各自逻辑 |
| 第四节 纠风与行业秩序的形成 |
| 一、行业管理的“去伦理化” |
| 二、法律、民情与职业伦理 |
| 小结 由政治伦理通向职业伦理 |
| 第四章 纠风下乡:权力、技术与秩序 |
| 第一节 税改前后的村务监督 |
| 第二节 村镇纠风工作的日常形式 |
| 一、日常纪律检查 |
| 二、民生资金项目电子监控 |
| 三、纠风示范点建设 |
| 第三节 乡村纠风工作的运行策略 |
| 一、三河和震塘的“小村故事” |
| 二、纠风办案中的人情、权力和法律 |
| 第四节 纠风下乡与乡村权力秩序整合 |
| 小结 乡村权力的“再整合式监督” |
| 第五章 纠风监察工作方式的变迁及其困境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后干部作风建设中的“群众监督” |
| 第二节 纠风专项工作中的群众参与 |
| 一、干群关系的转变与群众参与监督的两极化 |
| 二、特邀监察员制度 |
| 三、纪检监察信访信息员制度 |
| 第三节 纪检监察机关“三转”和巡察工作的铺开 |
| 第四节 纠风工作方式的变迁与困境 |
| 一、教化管理与群众监督 |
| 二、基层纠风工作的困境 |
| 小结 群众监督法治化的路径选择 |
| 结语 通过法纪的社会秩序整合 |
| 第一节 重新理解“法纪” |
| 第二节 通过法纪的社会秩序整合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我国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内容分析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言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国家审计制度变迁文献综述 |
| 一、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过程 |
| 二、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动因 |
| 三、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路径 |
| 第二节 内容分析法文献综述 |
| 一、描述性分析文献综述 |
| 二、比较分析文献综述 |
| 三、情感分析文献综述 |
| 四、趋势分析文献综述 |
| 五、可读性分析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国家审计制度产生的理论基础 |
| 一、公共受托责任理论 |
| 二、免疫系统理论 |
| 三、国家良治理论 |
| 四、新公共管理理论 |
| 五、理论评述 |
| 第二 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相关理论 |
| 一、制度变迁理论 |
| 二、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动因 |
| 三、理论评述 |
| 第三节 内容分析法相关理论 |
| 一、内容分析法的功能和应用目的 |
| 二、内容分析法的认识论基础 |
| 第四章 国家审计制度的理论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国家审计体制分析 |
| 一、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 |
| 二、国家审计功能 |
| 三、国家审计的根本目标 |
| 四、国家审计组织体制 |
| 第二节 国家审计机制分析 |
| 一、审计组织方式 |
| 二、审计实施方式 |
| 三、审计评价方式 |
| 四、审计结论作出 |
| 五、审计报告方式 |
| 六、审计成果运用 |
| 七、审计人员管理 |
| 第五章 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内容分析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与研究目的 |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 第三节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
| 第四节 确定分析单位 |
| 第五节 类目构建与编码 |
| 第六节 编码中的效度和信度检验 |
| 一、效度检验 |
| 二、信度检验 |
| 第七节 数据分析结果 |
| 一、词频分析 |
| 二、关键词分析 |
| 三、语义网分析 |
| 四、聚类分析 |
| 五、情感分析 |
| 六、主题分析 |
| 第六章 国家审计报告及公告的可读性分析 |
| 第一节 可读性测量方法的选取 |
| 第二节 可读性指标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审计报告及公告信息接收者受教育程度 |
| 一、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平均受教育程度 |
| 二、国务院领导平均受教育程度 |
| 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委员平均受教育程度 |
| 四、社会公众平均受教育程度 |
| 第四节 研究结论与分析 |
| 一、审计信息接收者平均受教育年数 |
| 二、政府审计工作报告可读性分析 |
| 三、全国审计工作会议报告可读性分析 |
| 四、审计结果公告可读性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动因分析 |
| 第一节 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因——利益冲突与协调 |
| 一、国家审计制度利益冲突与协调的功能体现 |
| 二、国家审计制度变迁体现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 |
| 第二节 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直接动因 |
| 一、经济环境变迁拓展了国家审计的范围 |
| 二、政治环境变迁丰富了国家审计的内容 |
| 三、法律环境变迁增强了国家审计的权威性 |
| 四、文化环境变迁更新了国家审计理念 |
| 五、技术环境变迁创新了国家审计的方式方法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完善国家审计制度的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创新国家审计的对象和内容 |
| 一、明确审计监督全覆盖的对象和内容 |
| 二、定期评估并更新审计对象和内容 |
| 三、关注民营资本的运营管理情况 |
| 四、构建对监管者再监督的有效机制 |
| 第二节 创新国家审计的方式方法 |
| 一、合理加大专项审计调查的比重 |
| 二、适当增加统一组织大型审计项目的数量 |
| 三、探索构建财政审计大格局的路径 |
| 四、全面推进数字化审计 |
| 第三节 完善审计结果报告及公告制度 |
| 一、明确区分政府审计工作报告和审计结果公告的内容范围 |
| 二、扩充政府审计工作报告的内容 |
| 三、控制审计结果公告中正面评价的词汇数量 |
| 四、进一步提高审计结果公告的可读性水平 |
| 第四节 完善审计结果落实制度 |
| 一、完善审计决定执行机制 |
| 二、完善审计建议采纳机制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局限 |
| 第三节 未来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5）公共政策的行政性执行和政治性执行研究 ——基于华中A县教育政策执行的案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述评 |
| 1.2.1 总述:政策执行的研究途径 |
| 1.2.2 政策执行的模型研究 |
| 1.2.3 政策执行的机制及行为研究 |
| 1.2.4 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研究 |
| 1.2.5 研究评价及研究趋势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案例选择的缘由 |
| 1.3.2 资料收集的方法 |
| 1.4 调研对象 |
| 1.5 篇章逻辑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政策执行的模糊—冲突模型 |
| 2.1.2 基层官僚理论 |
| 2.2 重要概念 |
| 2.2.1 政策的模糊性和政策问题的冲突性 |
| 2.2.2 行政性执行和政治性执行 |
| 2.2.3 政策执行者的三类划分和当事人 |
| 2.3 政策执行的“机制—行为”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公共政策执行的国家治理因素 |
| 3.1 政策执行的组织基础:政治官僚制 |
| 3.2 政策执行的府际关系特征:压力型体制 |
| 3.3 政策执行的治理机制:常规式治理和运动式治理 |
| 第四章 县域中小学阳光大课间政策的行政性执行 |
| 4.1 中小学阳光大课间政策介绍 |
| 4.2 中小学阳光大课间政策的特性分析 |
| 4.2.1 政策的低模糊性和政策问题的低冲突性 |
| 4.2.2 低冲突性下的低压力 |
| 4.3 常规性机制:行政性执行的机制分析 |
| 4.3.1 组织基础:科层组织而非领导小组 |
| 4.3.2 运行原则:规章制度 |
| 4.4 常规性机制下的行为分析 |
| 4.4.1 行政官僚的弱作为 |
| 4.4.2 关键的管理官僚:两所学校的对比分析 |
| 4.4.3 基层官僚:可以改变的例行惯例 |
| 4.5 行政性执行的折射:科层组织的管理水平 |
| 第五章 县域禁止中小学乱收费政策的政治性执行 |
| 5.1 禁止中小学乱收费政策介绍 |
| 5.2 禁止中小学乱收费政策的特性分析 |
| 5.2.1 政策的低模糊性 |
| 5.2.2 政策问题的高冲突性 |
| 5.2.3 高冲突性下的高压力 |
| 5.3 强制性机制:政治性执行的机制分析 |
| 5.3.1 压力源:政策执行的开启 |
| 5.3.2 责任制:政策执行的运行 |
| 5.3.3 惩罚机制:政策效果的保障 |
| 5.4 强制性机制下的行为分析 |
| 5.4.1 压力下行政官僚的重视 |
| 5.4.2 责任制下管理官僚的跟从 |
| 5.4.3 惩罚机制下基层官僚的遵守 |
| 5.5 政治性执行的转化 |
| 5.6 转化后的低效 |
| 5.6.1 低压下工作的懈怠 |
| 5.6.2 执行过程的人缘化 |
| 5.6.3 利益边缘的博弈 |
| 5.6.4 系统内部的庇护 |
| 第六章 行政性和政治性执行的比较:政策执行的冲突—压力模型建构 |
| 6.1 建构的基础:基于行政性执行和政治性执行的分析 |
| 6.2 模型的解释 |
| 6.2.1 政策执行模式的生成机理阐释 |
| 6.2.2 执行机制下的行为分析 |
| 6.2.3 两种执行模式的效果及相互转化 |
| 6.3 模型的意义及缺陷 |
| 第七章 结论和讨论 |
| 7.1 结论 |
| 7.2 讨论 |
| 7.3 当代中国政策执行模式优化的思考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参加的学术活动 |
（6）约束下的变通：县域政府教育治理 ——以中部某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秉承社会学的基本视角 |
| 二、关注教育领域的实践形态 |
| 三、直面教育领域外面的中国社会图景 |
| 四、研究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治理的研究 |
| 二、关于教育治理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过程 |
| 三、分析框架 第一章 中县的社会与教育 |
| 第一节 中县的基本情况:资源匮乏与发展滞后 |
| 第二节 传统教育的遗产:科举导向的儒学教育 |
| 一、州学 |
| 二、书院 |
| 三、义学、族学、私塾 |
| 第三节 新学教育的发展:频繁改革与艰难普及 |
| 一、清末新学 |
| 二、民国教育 |
| 第四节 解放之后的轨迹:扩张与整顿反复循环 第二章 中县教育治理体制的历史演变 |
| 第一节 传统时期:简约型治理 |
| 第二节 新学时期:过渡型治理 |
| 第三节 解放之后:精细型治理 |
| 一、1949—1985年精细型治理体制的创建与演变 |
| 二、1985年之后的精细型治理体制的改革与秩序 第三章 中县教育的日常治理——以教育局年度工作任务为例 |
| 第一节 教育局的职责和结构:科层再组织与领导优先分工 |
| 第二节 年度任务的确定机制:承上启下的本职与服务中心 |
| 第三节 工作安排和推进节奏:周期性按部就班与上级推动 |
| 第四节 年终总结和绩效考核:上级认可和完成任务的导向 |
| 一、教育局对下级的检查和考核:寻找亮点和考核从宽 |
| 二、上级对教育局的检查和考核:工作落实与排名占位 |
| 第五节 反思:常规治理内部的逻辑矛盾 第四章 中县教育的改革治理——以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政策执行为例 |
| 第一节 政策传达:地方政府层层加码跟进颁布文件 |
| 一、文件特征:中央先行推动与地方缓慢跟进 |
| 二、政策设计:成本下放到县和任务分散到多部门 |
| 第二节 政策理解与执行:教育“填谷”和有限增量 |
| 一、政策执行的机制:轻车熟路的规定动作 |
| 二、政策执行的内容:工程化思维下的政策实施 |
| 三、政策执行的效果:内部文本中的秘密 |
| 第三节 政策效果评估过程:结果已定下的前台表演 |
| 一、迎检准备:高压力下的动员和布景 |
| 二、迎检过程:高标准的接待和紧凑的行程 |
| 三、反馈意见:肯定增量与鼓励继续努力 |
| 四、整改方案:借机讲真话和提要求 |
| 第四节 政策执行与评估结果的反思:执行难与评估易 |
| 一、政策设计的问题:政府同心是梦想 |
| 二、政策评估的逻辑:大势下的增量评估 |
| 三、公众的实际感受:大局已定吐真言 第五章 中县教育治理的变迁与秩序 |
| 第一节 前文各章主要观点总结 |
| 第二节 教育治理的约束性因素和教育治理中恒久的变通现象 |
| 一、自然资源禀赋和地理条件差导致经济水平发展落后 |
| 二、集中型政治经济体制中的不利地位 |
| 三、有限财政能力与多样化社会发展任务的矛盾 |
| 四、历届政府都采取降低成本的教育发展策略 |
| 五、教育培养所有人的理想与社会选拔少数人的现实之间的永恒矛盾 |
| 六、锁定的教育改革路径和有限的改革效果 |
| 七、新教育秩序下的适应性生存策略及其消极后果 |
| 第三节 教育治理理论的反思与教育治理关系的两个命题 |
| 一、对教育治理理论的反思 |
| 二、教育治理关系的两个基本命题 结语 |
| 一、本研究的主要工作 |
| 二、研究反思 附录 |
| 附录一 中县教育局主要职责 |
| 附录二 中县人民政府部门目标责任制实施管理办法 |
| 附录三 中县普通中小学工作考评方案 |
| 附录四 中央省市县层面与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有关的法律和政策文件 参考文献 |
| 一、地方史料 |
| 二、文章或报刊 |
| 三、专着、教材或者文集 |
| 四、学位论文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7）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引言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之处 第一章 制度治腐及其成效的要素构成 |
| 第一节 腐败的概念界定 |
| 一、西方社会对腐败的相关认识 |
| 二、中国社会对腐败的相关解读 |
| 第二节 制度及制度治腐的相关要素构成 |
| 一、制度的概念界定 |
| 二、制度治腐涉及的相关要素--权力、环境、人、腐败 |
| 第三节 评估制度治腐成效的基本要素 |
| 一、制度治腐成效的评估标准 |
| 二、制度治腐成效的评估方法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的探索与实践 |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的初步探索与实践 |
| 一、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构的创立与演变 |
| 二、中国共产党反腐制度的初步建立 |
| 三、依靠民主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支配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的探索与实践 |
| 一、纪律检查机关和行政监察机关的设立 |
| 二、群众信访和舆论监督制度 |
| 三、大规模群众运动中的制度治腐因素——以“三反”和“新三反”运动为例 |
| 四、反腐败立法与建章立制 |
| 第三节 中共十八大前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的转折与突破 |
| 一、在党的建设上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路子 |
| 二、廉政建设靠教育，更要靠法制 |
| 三、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 |
| 四、纪律检查机关的恢复与重建 |
| 五、十四届中纪委二次会议开启治理腐败的三项工作格局 |
| 六、修订宪法和党章，不断完善制度治腐的根本准则 |
| 七、以制度为核心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优化发展 |
| 八、相关治腐制度不断健全和完善——以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为例 |
| 第四节 中共十八大后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的提质与升级 |
| 一、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
| 二、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 |
| 三、实现不敢腐，坚决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势头 |
| 四、坚持不懈，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 |
| 五、尊崇党章，修订“准则”和“条例” |
| 六、相关治腐制度不断健全和完善——以巡视制度为例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实践的成效评估及相关解释 |
| 第一节 治腐制度的运行现状——以反腐败机制为例 |
| 一、预防机制 |
| 二、监督机制 |
| 三、惩处机制 |
| 第二节 制度治腐战略的具体成效 |
| 一、学术界关于我国腐败程度的两种判断 |
| 二、评估现阶段我国腐败程度的新探索 |
| 三、制度治腐成效的一般分析 |
| 第三节 制度治腐成效的原因分析 |
| 一、党内法规混同于国家法律 |
| 二、腐败并非全是行为主体理性选择的结果 |
| 三、依据涉案金额、涉案人员及行为后果等因素划分腐败类型并不全面 第四章 提高制度治腐成效的路径探析 |
| 第一节 构建科学合理的党内权力结构 |
| 一、党内权力结构的运行现状 |
| 二、党内权力结构的理想状态：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 |
| 三、科学合理权力结构的要件支撑 |
| 第二节 改革和完善党的纪律检查体制 |
| 一、定标：双重领导体制顺畅运行 |
| 二、定位：党的纪检体制的现状考察 |
| 三、定法：完善纪检体制的路径探析 |
| 第三节 建设完备的党内法规体系 |
| 一、党内法规的分类、重点及运行环境 |
| 二、党内法规体系上的法规“点”、“线”和“面” |
| 三、党内法规体系下的法规制定 |
| 第四节 制度治腐和德治教化相结合 |
| 一、惩处制度现状、完善及惩处策略的不彻底性 |
| 二、培育组织道德意识 结语 参考文献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情况 后记 |
（8）从生存政治到权利政治：农民政治行为逻辑变迁研究 ——以1949-2014年间的浙北优新村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核心概念与理论资源 |
| (一) 核心概念 |
| (二) 理论资源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创新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创新 |
| 四、分析框架与章节安排 |
| (一) 分析框架 |
| (二) 章节安排 第一章 研究综述与个案择取 |
| 一、海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一) 海外中国农民政治行为研究综述 |
| (二) 国内中国农民政治行为研究综述 |
| (三) 国内学术期刊相关研究综述 |
| (四) 文献评价与本文思路 |
| 二、研究样本与资料来源 |
| (一) 研究样本 |
| (二) 资料来源 第二章 权利之前：生存压力及其对农民政治行为的塑造 |
| 一、农民生存压力的自然历史根源 |
| (一) 频繁的自然灾害 |
| (二) 落后的生产条件 |
| (三) 不合理的土地制度 |
| (四) 混乱的政治时局 |
| 二、土地改革与农民生存压力的缓解 |
| (一) 革命胜利与政权新建 |
| (二) 土地改革的宣传与发动 |
| (三) 农民“身心”的初步解放 |
| 三、集体化、人民公社与农民生存压力之复杂变奏 |
| (一) 从互助组到高级社：农业集体化的启动与加速推进 |
| (二) 人民公社：“大跃进”引来的歧路 |
| (三) 集体化时期农民生存压力的复杂变奏 |
| 四、生存压力与农民政治行为的多重面相 |
| (一) 生存压力下农民的政治行为 |
| (二) 农民的政治行为和制度变迁的兴起与陨落 第三章 接触权利：自主管理与政治赋权的最初尝试 |
| 一、农民与国家的第二次“蜜月” |
| (一) 包产到户的重生 |
| (二) 短暂的第二次“蜜月” |
| 二、农村人民公社的解体 |
| (一) 难以避免的弊端 |
| (二) 组织权威的衰落 |
| (三) 公社制度的终结 |
| 三、农民的自主管理实践和初获赋权 |
| (一) 困境中的村级公共事务 |
| (二) 自主管理在行动 |
| (三) 赋权农民的最初尝试 第四章 徘徊与反复：权利贫困与农民的体制外维权行动 |
| 一、贫困的农民权利及其成因 |
| (一) 权利贫困下的农民 |
| (二) 农民权利贫困的多种成因 |
| 二、权利贫困与农民的体制外维权行动 |
| (一) 摇摆于“税与费”之间的农民 |
| (二) “征迁”引发的“上京”行动 |
| (三) 体制外维权与农民政治认同弱化 |
| 三、农民的体制外维权与农村政策的进一步调整 |
| (一) “千年”农业税的取消 |
| (二) 农民土地权利的再确认 第五章 朝向权利：政治赋权与农民的政治一体化 |
| 一、从参与到选举：农村基层民主的兴起与扭曲 |
| (一) 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 |
| (二) 民主在农村基层的兴起 |
| (三) 被扭曲的农村基层民主 |
| 二、深化赋权：拓展的农村基层民主及其回归之路 |
| (一) 从选举到监督：拓展中的农村基层民主 |
| (二) 从监督到协商：重新迈向民主的本质 |
| 三、赋权农民及其政治一体化 |
| (一) 农民的政治一体化 |
| (二) 农村政治秩序的重建 第六章 农民政治行为逻辑变迁的动力与意义 |
| 一、农民政治行为逻辑变迁的动力 |
| (一) 经济发展与农民生存政治的消逝 |
| (二) 体制变革与农民权利意识的觉醒 |
| (三) 生活空间的转换与农民维权行动的展开 |
| (四) 现代因素的导入对农民权利政治的促进 |
| 二、农民政治行为逻辑变迁的政治学意义 |
| (一) 政治合法性基础的转换 |
| (二) 农村基层治理结构的转型 |
| (三)农民公民能力的提升 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 |
| 第一部分 中文着作、论文；博、硕论文；网络及报刊资料 |
| 第二部分 英文着作、论文、博士论文 |
| 第三部分 个案相关资料(档案、史志、文件选编及其它) 附录 |
| 一、优新村行政(村域)变迁 |
| 二、访谈提纲 |
| 三、访谈顺序及访谈对象概况 |
| 四、读博期间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 后记 |
（9）新中国成立以来反腐廉政绩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0 绪论 |
| 0.1 研究的缘起和意义 |
| 0.1.1 问题的缘起 |
| 0.1.2 研究的意义 |
| 0.2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0.2.1 腐败、廉政、反腐倡廉建设 |
| 0.2.2 绩效、反腐绩效、廉政绩效和执政绩效 |
| 0.2.3 反腐廉政绩效概念的总结 |
| 0.3 研究综述 |
| 0.3.1 国内关于反腐廉政绩效的研究 |
| 0.3.2 国(境)外关于中国大陆反腐廉政绩效的研究 |
| 0.3.3 反腐廉政绩效研究的总结 |
| 0.4 研究的思路、路径和方法 |
| 0.4.1 研究思路 |
| 0.4.2 研究路径 |
| 0.4.3 研究方法 |
| 0.5 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0.5.1 研究重点 |
| 0.5.2 研究难点 |
| 0.5.3 研究创新点 |
| 1 反腐廉政绩效的理论梳理 |
| 1.1 马克思主义关于反腐廉政绩效的论述 |
| 1.1.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反腐廉政绩效的论述 |
| 1.1.2 列宁关于反腐廉政绩效的论述 |
| 1.1.3 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人关于反腐廉政绩效的论述 |
| 1.2 多学科视角下的反腐廉政绩效理论 |
| 1.2.1 现代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视角下的反腐廉政绩效理论 |
| 1.2.2 经济学视角下的反腐廉政绩效理论 |
| 1.2.3 政策科学视角下的反腐廉政绩效理论 |
| 1.2.4 法学视角下的反腐廉政绩效理论 |
| 2 改革开放之前反腐廉政绩效的历史考察 |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反腐廉政绩效 |
| 2.1.1 整风整党运动达到预期效果 |
| 2.1.2 “三反”“五反”运动的显着成效和不足 |
| 2.2 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反腐廉政绩效 |
| 2.2.1 “新三反”和新的反贪污浪费运动巩固成果 |
| 2.2.2 纪检监察工作全面展开 |
| 2.3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反腐廉政绩效 |
| 2.3.1 整风运动的积极作用和严重后果 |
| 2.3.2 农村“三反”和整风整社的成绩和偏差 |
| 2.3.3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成绩和严重失误 |
| 2.3.4 监察制度和纪律检查制度的新变化削弱绩效 |
| 2.4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反腐廉政绩效 |
| 2.4.1 “精兵简政”、“节约闹革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
| 2.4.2 “一打三反”运动酿成新的冤假错案 |
| 2.4.3 党的领导体制和反腐机构被破坏 |
| 2.5 在徘徊中前进时期的反腐廉政绩效 |
| 2.5.1 拨乱反正,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
| 2.5.2 惩处腐败分子,促进经济恢复和思想解放 |
| 3 改革开放以来反腐廉政绩效的历史考察 |
| 3.1 改革开放初始期的反腐廉政绩效 |
| 3.1.1 恢复重建党的纪律检查机关,逐步形成反腐工作体制机制 |
| 3.1.2 继续查案办案,反对干部特殊化 |
| 3.1.3 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实现社会风气的好转 |
| 3.2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的反腐廉政绩效 |
| 3.2.1 整党活动的成绩和不足 |
| 3.2.2 纠正新的不正之风,挽回经济损失 |
| 3.2.3 “把反腐蚀寓于建设和改革之中”,推进各方面事业发展 |
| 3.2.4 反腐廉政绩效倒退,出现政治风波 |
| 3.3 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时期的反腐廉政绩效 |
| 3.3.1 查处腐败犯罪案件,掀起反腐风暴 |
| 3.3.2 反对不正之风和官僚主义,密切联系群众 |
| 3.3.3 反腐廉政间接效果明显 |
| 3.4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期的反腐廉政绩效 |
| 3.4.1 加大查案力度,改革纪检监察体制 |
| 3.4.2 制定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制度,加强监督检查 |
| 3.4.3 开展专项治理,狠刹各种不正之风 |
| 3.5 迈向新世纪的反腐廉政绩效 |
| 3.5.1 查办大案要案取得重大进展 |
| 3.5.2 深入开展反腐倡廉教育,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
| 3.5.3 加强权力的监督,规范权力的运行 |
| 3.5.4 深化体制机制制度改革,惩防并举 |
| 3.6 新世纪新阶段的反腐廉政绩效 |
| 3.6.1 继续加大查办案件的力度,严惩腐败分子 |
| 3.6.2 深入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构筑思想道德防线 |
| 3.6.3 大力发展民主,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
| 3.6.4 改革和完善纪检体制,成立国家预防腐败局 |
| 3.6.5 构建惩防体系,开辟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 |
| 4 反腐廉政建设取得绩效的主要经验和绩效不足的原因、教训 |
| 4.1 反腐廉政建设对中国共产党的效应及主要经验 |
| 4.1.1 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效应及主要经验 |
| 4.1.2 对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的效应及主要经验 |
| 4.1.3 对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建设的效应及主要经验 |
| 4.2 反腐廉政建设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效应及主要经验 |
| 4.2.1 对经济建设的效应及主要经验 |
| 4.2.2 对政治建设的效应及主要经验 |
| 4.2.3 对文化建设的效应及主要经验 |
| 4.2.4 对社会建设的效应及主要经验 |
| 4.2.5 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效应及主要经验 |
| 4.3 反腐廉政建设绩效不足的原因和教训 |
| 4.3.1 绩效与目标产生差距的表现 |
| 4.3.2 绩效与目标出现差距的原因 |
| 4.3.3 绩效与目标出现差距的教训 |
| 5 全面深化改革阶段提升反腐廉政绩效的理论思考和对策建议 |
| 5.1 完善反腐廉政绩效评估的理论和方法 |
| 5.1.1 反腐廉政绩效评估的原则 |
| 5.1.2 反腐廉政绩效评估的标准 |
| 5.1.3 反腐廉政绩效评估的方法 |
| 5.2 建立反腐廉政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
| 5.2.1 目前国内外反腐廉政绩效评估指标的评析 |
| 5.2.2 反腐廉政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
| 5.3 正确认识当前反腐廉政形势和绩效,科学制定政策措施 |
| 5.3.1 正确认识当前反腐廉政形势和绩效 |
| 5.3.2 科学制定反腐廉政的政策措施 |
| 5.4 提升专门机构的地位和作用,加强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创新 |
| 5.4.1 提升反腐廉政专门机构的地位和作用 |
| 5.4.2 加强反腐廉政建设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创新 |
| 5.5 加强社会监督,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 |
| 5.5.1 丰富社会监督形式,完善社会监督机制 |
| 5.5.2 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
| 5.6 提高反腐廉政建设科学化水平 |
| 5.6.1 反腐廉政绩效与反腐廉政建设科学化 |
| 5.6.2 绩效导向下的反腐廉政建设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四、遏制教育乱收费 切实减轻群众负担（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小学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政策执行效果研究 ——以桂林市为个案[D]. 刘敏敏. 广西师范大学, 2020(06)
- [2]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治理的工程逻辑研究 ——基于权力运行的视角[D]. 田野.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3]法纪与秩序：县域纠风监察工作研究 ——基于华南某省糖区的考察[D]. 梁永成.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8)
- [4]我国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内容分析法[D]. 徐纯. 武汉大学, 2017(06)
- [5]公共政策的行政性执行和政治性执行研究 ——基于华中A县教育政策执行的案例分析[D]. 李元. 上海交通大学, 2016(03)
- [6]约束下的变通：县域政府教育治理 ——以中部某县为例[D]. 陈德胜. 南京师范大学, 2016(01)
- [7]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问题研究[D]. 杨云成. 中共中央党校, 2016(08)
- [8]从生存政治到权利政治：农民政治行为逻辑变迁研究 ——以1949-2014年间的浙北优新村为个案[D]. 王可园. 华东师范大学, 2016(08)
- [9]新中国成立以来反腐廉政绩效研究[D]. 吴国斌. 武汉大学, 2014(06)
- [10]丰硕成果见证非凡历程——纪念监察机关恢复组建25周年[J]. 中央纪委、监察部廉政理论研究中心. 中国监察, 20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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