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社会史研究的新成果——《嬗变中的婚姻——魏晋南北朝婚姻形式研究》序言

一、魏晋南北朝社会史研究的新成果——《嬗变中的婚姻——魏晋南北朝婚姻形态研究》序（论文文献综述）

管越^[1]（2019）在《北魏公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北魏公主作为皇室贵族代表,是北魏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本文以《魏书》、《北史》等相关史书为依托,以地方志与碑刻墓志资料为补充。首先,论述了春秋战国有了公主称号到西汉时期公主封号确立的过程,同时确定了鲜卑拓跋部第一位有封号的公主为拓跋什翼犍之女辽西公主。根据史书与墓志的结合,探究了北魏公主的封号有两种形式,一为冠以汤沐邑,二为冠以夫姓。北魏公主的构成沿袭汉制,由皇女与宗王之女构成,但鲜卑拓跋氏开创了将公主之女封为公主的先例,在北魏仅有一位武威公主的女儿沿袭母爵封为武威公主。北魏公主的等级在汉制的基础上有所损益,北魏公主以郡公主为主,兼有县公主与乡公主。公主的政治特权有公主的属官、印绶,“薨”同诸侯,根据史料记载,分析了北魏公主属官的职责,考证出了公主的官印为金印龟钮,由于公主与诸侯去世都曰“薨”,可体现出公主的政治地位较高。通过公主的参政活动,探究公主的权力来源为三个方面:父权、夫权与母权。尽管驸马与公主的婚姻生活中,驸马地位明显低于公主,但作为公主,她们的婚姻都是一桩桩的政治婚姻,公主的择偶标准是统治者的政治目的、驸马的家世门第以及驸马的人格魅力。公主的婚姻生活主要研究的是公主与驸马的感情与对子女的教育。对于公主的离婚与再婚,也有详细的分析。在研究北魏公主参政和婚姻的基础上,笔者查阅了相关墓志资料与地方文献,分析了公主死后加谥号现象与北魏统治者为华阴公主立庙的原因,阐述了北魏的诚信公主与永泰公主出家为尼的问题以及公主寺与永泰寺的现存状况,并且对已发现的四通公主碑刻进行分析。

白春霞^[2]（2019）在《北朝女性与佛教》文中研究指明北朝是社会大动荡、民族大融合的时代,在统治者兼收并蓄的政策下,出现了儒释道多元文化共存的局面。佛教在北朝社会盛行传播,北魏孝文帝时期佛教义学兴起,儒家思想和佛教相互会通融合。由于北朝对佛教的利用政策和佛教对政权的依附,北朝翻译的佛教经典多出于为现实服务的目的,所以在女主政治的背景下,对女性成佛持肯定态度的大乘经典广泛流行,这对女性信仰佛教具有鼓励意义。本文试图从北朝女性群体内部阶层差异的角度,分析皇后妃嫔、士族女性和平民女性等不同女性群体与佛教的关系,并对其中的典型现象给予符合历史时代背景的诠释,以此探究佛教对北朝女性生活和北朝社会的影响。北朝后妃出家现象颇为引人注目,据统计有17位皇后出家为尼,如果再算上其他妃嫔,数量更多。这些出家的后妃有“守贞”之意,也有由“受罚”、“失势”所致,还有“委曲求全”和“明哲保身”之计掺杂其中,几乎没有一个是为了探究佛理而出家的。比丘尼戒的粗食、节食、禁食美食,素朴无华的形象要求,严格防范情欲的男女之限,减少睡眠等断欲苦修的规范塑造出了自我克制、贞节高尚的新的女性形象,因而出家成为守贞皇后的选择。出家为尼是一个从世俗社会到神圣的宗教世界的过程,修持戒律需要忍受巨大的精神和身体上的痛苦,因此使后妃出家又成为一种惩罚手段。这种比丘尼身份全新功能的出现与北朝的政权与佛教的关系、女性在宗教信仰中的边缘化及社会对女性角色规范的加强等有关。虽然北朝后妃与人私通、宫廷淫秽之事时有发生,但总体上儒家的妇德女贞观念已渗透到鲜卑统治者的理念中,在帝崩、帝废、国亡之时,安置后妃出家守节逐渐成为惯例和制度,佛教成为父权制社会控制女性的新工具。士族女性因为特殊的阶层身份,一般以相对理性的态度接受佛教。虽然北朝社会对理想女性形象的期待仍是具备儒家四德、六行之美,但佛教已经开始成为彰显女性美好品行的新元素。作为一种深奥复杂的哲学理论,阅读佛经成为女性才华横溢的象征;由于独特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使妙解因果的女性拥有了感悟人生真谛的智慧等;表现慈悲善良的布施之举和柔顺精勤的忍辱精进亦符合儒家妇德标准。另外,北朝士族孀居女性奉佛成为明志守节的一种标志,使本身就是道德高尚之举的行为又增加了宗教的神圣色彩。北朝统治者倡导实行三年丧制,儒家对女性伦理道德规范的日益强化,和类似断欲苦修的居丧生活培养起的孀妇的宗教性,及因持戒而展现出的崇高性等因素共同推动她们走向佛教。进入北朝士族女性生活的佛教,并未实质性地改变其生活轨迹,作为一种辅助因素,佛教进一步强化了儒家伦理下的士族女性理想品行。社会动荡的北朝时期,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因此宣扬因果业报,福报轮回思想的佛教在民间得到广泛传播。在北朝民众的观念中,佛是一位大神,与之相关的佛经、佛像等都具有神圣性,都是民众的崇拜对象。平民女性是佛教信仰的重要力量,她们积极参加写经、诵经、持戒、斋戒、造像等易于实践的佛教活动。其中女性的造像活动最为突出,她们或者个人单独造像,或者与丈夫一起以家庭为单位造像,或者与志同道合者结成佛社组织造像。虽然北朝平民女性借助于自己纺织工作带来的经济主动性,活跃于各种形式的佛教活动中,但主要不是为了自己,儒家伦理下的家庭生活仍是她们的重心所在,多种形式的崇佛活动主要是为家庭、亲人祈福的方式和手段。不过,在客观上,大乘佛教解脱上的男女平等思想,使得妇女在关注家庭的同时也关注自己的来世福祉,佛教使平民女性自我意识萌发,精神生活得到拓展,社会活动内容和范围得以扩大。北朝时期,各个阶层的女性佛教活动大体相似,但处于父权制社会的她们,在佛教信仰中都有被边缘化的倾向,她们不能脱离社会文化和家庭家族的需要,去追求个人的精神解脱。北朝女性的佛教活动体现出了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并交织着女性的情感因素,深刻地展现了在儒家伦理文化下,女性以家庭和生活为中心的社会角色期待。但佛教又以不同的方式介入北朝后妃、士族女性和平民女性的生活,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北朝后妃出家和士族女性为提升妇德而奉佛的现象延续后世,尤其随着儒家女性伦理的不断强化,持戒守志成为孀妇美德的重要体现,这种现象持续千年而稳定不变。北朝时期,作为同样是限制束缚的两种规范,儒家礼制和佛教戒律的结合深刻地影响着各个阶层的女性生活,女性参与佛教活动也影响着佛教女性文化的发展动向。

冯景运^[3]（2019）在《中古北族可敦制度研究》文中指出“可敦”作为与北族最高统治者“可汗”,相配套的名（官）号系统、制度体系,经过鲜卑时代的酝酿,到柔然时期正式确立。中经突厥、回纥、蒙古时代的延续与发展,一定程度上又各有增损和变革。柔然时代是可敦制度的正式确立,以及初步发展时期。但在内迁中原建立起皇权统治体系,逐渐融入农耕文明的拓跋鲜卑与鲜卑化的高齐政权内部,“皇后—可敦”二元性身份逐渐统一,最终完成中原系统中的“皇后”称号对北族“可敦”号的替代。作为可汗的最尊崇配偶,在突厥时代——同一可汗多可敦同时在位——多可敦并立的现象增多;可敦号中甚至出现“大”字衔称,用以区分大、小可汗间可敦之地位。与此同时,在汗国属部及属国乃至互动的其他民族势力中,亦见“可敦”名号的行用,这种非可汗之妻而称“可敦”的现象可视为该名号的泛化或异化。到回纥时代,伴随着多可敦并立现象的普遍,出现了用于区分彼此身份的修饰性衔称,如“少可敦”,用以确定可敦间的嫡庶、尊卑等级关系,此可视为向蒙古国多可敦并立制度的转化。可敦制度的变化,即主要表现在此两个层面上。汗权体系下北族可敦有自身的发展脉络,其流变与胡汉多方政治形势的互动密切关联。汉人以传统观念、自身立场为基础,凭借固有知识与经验去理解“可敦”,无形中制约了其对北族可敦真实面相的认知。汉文文献中,多以“妻”代指可敦,对入蕃汉公主为可敦者,均以公主号称之,对其记载亦比出身北族方面者翔实,反观出身北族者其事迹却多隐而不闻。因之需将时人留下的记载,还原到当时的社会语境中去重新认识与体会,以求恢复被遮蔽的部分史事。中古时期中原皇后与北族可敦制度存在本质差异,但通过对两者的比较,却为理解北族可敦制度提供新的视角。

季麟^[4]（2019）在《魏晋时期的两性关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儒家思想对人们行为约束力下降,文化呈现多元发展的格局。在此影响下,魏晋时期的两性关系呈现出一定特殊性。探寻魏晋时期的两性关系,有助于深化魏晋时期社会文化研究,对推动两性史学的研究也有一定的意义。第一章围绕家庭内的两性关系,探讨家庭两性的相处之道、离婚与再婚。夫妻、夫妾、男性与婢女、男性与女妓的关系相比较而言,夫妻关系浮现出相对平等的关系,并且在夫妻之间相处方式上,既有遵循礼制的一面又有表露人类情感的一面。而夫妾关系、男性与女婢的关系、男性与女妓的关系是以男性个人情感为主导型的两性关系,在这两性关系中,男性个人情感具有重要的地位。两性的离婚、再婚现象以及女性的贞节观念,失去妻子不再续娶男性的行为等方面,探析人的情欲与儒家礼制对两性婚姻的影响。第二章介绍家庭外的两性关系。以文人的笔记小说中呈现出的女性形象为研究对象,重点论述女性形象凸显出文人思想当中“情欲与礼制”的冲突。与此同时,当时社会上的两性婚外性行为较为普遍。两性的婚外性行为加剧了家庭与社会的不安。但是这一时期社会对两性婚外性关系怀有不同的看法:对男性的婚外性行为采取了包容的态度;而对女性的婚外性行为持有排斥的态度。同时官员对两性婚外性关系的管制仅仅限制于两性婚外性行为造成杀人案件以及与重大政治事件相关的案件。第三章论证这一时期女性的男性观与男性的女性观。女性的男性观,从当时女性与男性的对话以及女性对男性的行为表现,分析女性的男性观。男性的女性观,按照汉代班固提出女性四德标准论述男性的女性观念。总之,无论是女性的男性观还是男性的女性观,都渴望人类情感的释放,但又希望人们遵守儒家地礼制矛盾的思想观念。第四章阐述魏晋时期法律对两性关系的规定。曹魏时期的法律对两性关系的规定,大多伴随着政治、军事上的需要而制定的。两晋时期颁布两性关系的律令是有恢复以儒家思想为立法思想的特点。第五章是以道教典籍《云笈七签》与佛家典籍《法苑珠林》为研究资料,探索道教与佛教对两性关系的约束。道教对两性关系的约束,一方面是维护社会和家庭的稳定;另一方面是养生与追求成仙理想的需要。佛教对两性关系的约束,其目的宣扬一种重视佛法,远离女色、断情绝欲的思想。

马慧峥^[5]（2019）在《北朝女性婚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北朝自拓跋氏建立北魏后二百多年里一直是少数民族统治下的政权,受社会环境的影响,这一时期女性的婚姻具有胡汉杂糅的特点。北魏建立以前拓跋鲜卑族仍处在氏族社会,过着草原游牧生活,所以相对来说鲜卑女性的地位较高;随着封建化进程的发展,孝文帝对婚丧礼制进行了改革,实行了婚姻等级制度,为世家大族女性与少数民族的联姻提供了法律保障;北朝各民族政权的建立是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化交融的过程,更重要的是,一个民族建设中所体现出的民族融合又会为下一个政权的民族文化的交流提供条件。北朝女性婚姻在此社会背景下,首先,北魏宗室公主的婚姻因受政治形势的影响,在孝文帝改革前主要与北魏异姓贵族联姻,孝文帝改革后主要与世家大族联姻。北齐、北周宗室公主的联姻对象主要是六镇新贵和鲜卑军功阶层。其次,北魏同宗九姓的通婚对象主要是宗室外的少数民族贵族,勋臣八姓家族女性大多与皇室通婚。北齐、北周时期异姓贵族女性的联姻对象主要是皇室成员。最后,以图表形式总结得出清河崔氏、范阳卢氏、陇西李氏家族女性的通婚情况,一方面,受孝文帝改革的影响士族女性多与元魏宗室联姻。另一方面,受门第观念的影响世家大族女性的通婚尤其注重近地域和高门第。总之,汉族和少数民族女性婚姻具有开放性、政治性和多样性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北朝女性婚姻成为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对研究中古时期婚姻形态的演变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胡倩^[6]（2018）在《五代墓志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墓志是指放在墓中、刻有逝者生平事迹的石刻,它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自古以来备受学者关注。但就目前来说,学界对魏晋南北朝、唐代等墓志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而针对五代墓志的研究极少,五代墓志蕴含的较大价值亟待发掘与探讨。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大力推进,越来越多的五代墓志铭得以面世,笔者搜罗了除前人已整理墓志之外的五代墓志共一百多方,凡十万余字,试图补充五代史料的不足。在广泛搜寻、收集、整理五代墓志的基础上,本文利用出土墓志和正史、传世文献、文学作品等相结合、共时与历时、横向与纵向考察相结合、数据统计与对比分析相结合、具体分析与宏观总结相结合、文学理论与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理论相结合等方法,对五代墓志进行详细分类,探寻其蕴含的文体特点、社会和文学背景、文学意义、女性形象和思想文化价值,试图展现五代时期的文学、历史、社会、思想和文化全貌。正文分为七大部分进行论述:绪论部分主要明确墓志这一研究主题,综述五代墓志的研究情况,指出五代墓志较大的研究价值,并介绍本文研究过程与研究方法以及本文的存在困难与注意事项。第一章对从古至今关于五代墓志的着录情况进行详细叙述,这主要包括古代金石学家的目录、近代学者的书籍和现当代大型墓志目录和集释所着录的五代墓志。在此基础上,指出周阿根《五代墓志汇考》一书失收的2011年之前面世的五代墓志,对2011年之后的五代墓志则进行全面辑补,终于使得五代墓志的总数量达到了四百多方,并对相关内容进行录文、标点和整理,这为本文的后续研究奠定了充实的材料基础。第二章对五代墓志进行命名、志主、撰者、结构等方面的分类。从命名上,五代墓志分为多种情况,反映出时人崇尚祖先、官位、郡望的观念、当时男尊女卑的社会地位以及儒释道三教并存的社会状况。从志主上,可分为男性志主、女性志主、男女合志等情况,涉及的志主阶层、社会身份十分多样。从撰者上,五代墓志包括亲属所撰;友人、乡邻、门吏、弟子等所撰;乡贡进士、职业撰写人等善文者所撰;奉诏者所撰;释氏所撰这几种情况,墓志撰者的构成和撰写缘由均十分复杂。从结构上,五代墓志包括有志无铭和前志后铭两类,结构基本比较固定。第三章概括了五代墓志在语体、叙述特征、表现手法、审美风格等方面的特征及其在继承前代墓志特征基础上所作的创新之处。从语体特征上,五代时期墓志呈现出明显的骈俪化现象,将骈体再次推向高峰,但同时又存在韵散骚体兼行的局面,此期产生了许多韵散结合的墓志佳篇。从叙述特征上,此期墓志叙述篇幅明显增长,利于内容的丰富,开宋代墓志长篇的先河;叙述结构采用倒叙、插叙等灵活多样结构,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和文学性;叙述内容上涉及志主的艺术才能、个性魅力等方面,并逐渐增多了对文章着作的介绍,出现撰者“自我表白”普遍化的崭新特点,体现了此期多样的墓志撰写理由,更加接近宋代墓志中大量记载撰写理由的特点;另外,五代墓志叙述家人时更出现了大量孙辈。从表现手法上,五代墓志铭继承唐代墓志铭的优良传统,实现了叙事、议论、抒情的综合运用。大量运用史传笔法,议论趋势明显增强,用对话勾勒场景,积极通过细节展示人物性格,通过侧面描写烘托人物个性特征,墓志写作中孕育着极强的生机活力。从审美风格上,五代墓志一方面真情流露、感人肺腑,另一方面,由于排比、比喻、夸张等修辞手法和大量典故等的使用而显得庄严肃穆、典雅宏深,同时,还由于委婉语的使用显得含蓄婉转、意蕴凄凉,此外,五代墓志还利用虚构夸张的手法和意象性的语言,形成奇幻怪诞、虚实并存的审美风格,大大增强了墓志的文学性。第四章主要探讨五代墓志产生的社会和文学背景。社会历史背景上,五代墓志作为五代时期的产物,与当时丧葬思想、孝道观念、“三不朽”思想以及统治者的许可提倡密切相关,体现出独特的社会风貌。文学背景上,达到鼎盛时期的唐代墓志为五代时期的墓志铭创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此期的文学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与前提;唐代以及前代的其他文体样式也对五代墓志产生或隐或显的影响;唐代古文运动衰落后的骈体复炽导致五代墓志语言骈俪化趋势明显,骈体比重增加。第五章探讨了五代墓志铭的文学意义。从纵向来看,它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继承了唐代文学和墓志在结构、内容、表达技巧上的优秀传统,扩大了墓志表现的内容,呈现出自身的特色,取得了较好的成就,完成了这一文体由唐到宋的过渡,同时影响了宋初墓志的骈俪化,继而引起宋代文人的反骈化,开启古文运动的新路程,在各方面为宋代墓志创作打下坚实基础,并且还与当时的文学风尚结合在一起影响了北宋初期的整个文坛。从横向上看,五代墓志反映了同时代文学骈俪唯美化、史传化、传奇化的潮流特征。此外,它还显示了代表作家的典型示范作用,并对考证五代文人和知识分子的生平事迹具有巨大的意义。最后,笔者就五代墓志中出现的模式化写作、美化和“谀墓”现象进行了反思。第六章主要对五代墓志铭中的女性形象加以研究。笔者论述了历代女性墓志铭的书写情况及其意义,对五代墓志中的女性加以分类,并对此期女性的外貌标准、道德要求、日常生活、行为规范、夫妻关系、思想状态、文学艺术才干、宗教信仰、择偶标准、早逝现象等展开全面探讨,总结五代墓志所体现女性观的传统与进步之处,并探讨其形成原因,以期展现此期女性的生存状态及社会地位。第七章主要探讨了五代墓志的思想文化价值。这主要包括五代时期的丧葬习俗及其所体现的宗族观念、孝道观念、厚葬观念以及宗教思想影响;时人信仰中的儒释道三教并存现象及其原因;五代孝道观念的具体表现形式和崇尚原因;五代时期的等级观念等。结语部分总结了本文的初衷及成就、存在的可商榷内容及本文的不足。

刘俊峰^[7]（2018）在《全球化视野下的台湾新史学》文中提出本文是对台湾地区近三十年新史学发展变迁的考察,研究取径上尝试从全球化视野的角度切入,采用史学史的研究方法,对台湾新史学兴起的时代背景,平台依托,内容展现如医疗史、新文化史、妇女史等议题进行梳理分析。研究目标是期待收获一份对台湾新史学脉络的整体了解。绪论部分交代了本文的选题思路、学术史回顾以及研究预期和章节设置。第一章从史学与时代互动的角度,考察了台湾新史学兴起的时代背景,并对台湾地区近三十年的时代思潮予以宏观地概括,最后梳理了新史学得以展开所依托的平台。第二章考察了作为新社会史的医疗史,指出医疗史是台湾新史学在起步阶段所拓展的史学研究新领地,随后对医疗史研究的开展情况、研究团队世代的形成、医疗史研究的成果及特点进行了梳理。第三章梳理了欧美新文化史的兴起历程、代表人物和主要理论,随后以出版物与期刊论文为中心,考察了台湾史学界对新文化史的译介情况。第四章通过台湾地区明清史研究的文化转向,来分析台湾地区对新文化史的接收与史学实践。先后讨论了重要学者所树立的学术典范对明清史研究文化转向的影响,以及明清史文化转向的表现。第五章对于台湾史学中妇女史向性别史转向的历程予以讨论。内容涉及妇女史与性别史的异同比较,新史学风潮下的妇女史研究状况,以及这一时期妇女史研究的特点。结论部分首先对台湾新史学的整体特点进行分析总结,其次对台湾新史学滋生的问题、存在的发展瓶颈进行讨论,提出自己的思考。本文在全球化视野的导引下,通过对台湾新史学重要面向的梳理分析,为了解当代台湾地区史学发展的脉络提供了一份参考性文本。台湾地区史学史的探讨,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完善了当代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面向。

司晓洁^[8]（2018）在《北朝女性墓志考古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人类是由男女两性共同构成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多为两性合作完成的。传统意义上,人类社会常因男性掌权,而忽视女性的地位和功能,多置女性于从属地位。因此,以往考古学者在涉及性别研究时多着重于对男性的研究,而常常忽视女性的研究。随着中国考古学不断发展,性别考古成为新兴的关注点,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女性的研究,从多方面分析女性的特点及其与男性的不同,进一步复原古代社会女性的行为与思维。本文以出土的北朝时期女性墓志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北朝女性墓志的考古学分析,结合相关墓葬资料与历史文献,对北朝女性墓志的使用等级、书法风格、以及对唐代墓志定型的影响进行探讨,并结合考古学出土资料与北朝文献和文学内容,对北朝女性他者地位、社会地位与生活状况等进行综合研究,以期在此基础之上的出的结论能够对相关研究及实际工作起到一些积极作用。本文共分以下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对研究对象予以界定,对研究的时空范围予以明晰,评述北朝女性及墓志的相关研究现状,并简要介绍本文的选题目的与研究方法。第二部分对于北朝女性墓志的概况进行梳理。首先对于北朝女性墓志历代的发现情况与近代考古发掘的出土情况进行综述和列举。其次将北朝女性墓志的分布划分区域,共分为平城、洛阳、邺城、晋阳、关中、定冀、青齐兖徐七个区域,并对应北朝墓葬的分布情况对比分析。第三部分在北朝女性墓志分区的基础上,将女性墓志在北朝不同历史阶段的情况进行系统梳理,主要从女性墓志的志石形制、志文形制以及书法构成等方面进行统计分析,展现北朝各个历史阶段中女性墓志的时代发展特征。第四部分是在墓志概况梳理的基础上,根据女性墓志的身份分为后妃、贵族女性、女官、比丘尼、平民五类,其中贵族女性又可进一步细分为公主及宗室之女、宗室妃或夫人、世家大族贵夫人、宦官之妻四类。本文根据这几类身份分类并分时期梳理,并进一步对北朝女性墓志使用的身份等级与规格制度进行了相关探讨,对于北朝女性使用墓志的规格等级更为细致详细地分类分析,注重当时志主的政治背景与关系。第五部分是通过引入社会学性别研究中他者地位的概念,结合北朝女性墓志形制及铭文内容的综合探讨,对于北朝女性的他者地位进行分析。他者即“作为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形成的意义框架,社会性别在区分的过程中,男性被奉为人类价值评估的标准,女性则被再现为他者”。通过对这个概念的引入,首先考察女性墓志当中对于他者地位体现的因素分别进行分析,同时结合墓葬、壁画等考古资料梳理分析北朝女性他者地位,从而明确北朝女性社会性别秩序的建立以及对唐代女性自由开放的社会风气的影响。第六部分根据对北朝女性墓志分区分阶段地梳理,确定不同阶段不同地区北朝女性墓志的书写特征和区域特点。将北朝女性墓志书风分为“隶楷型”、“魏楷型”、“楷隶型”三类,分类探讨其书法风格特点,结合历史环境及政治背景对这种书法风格产生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北朝女性墓志分阶段地区域性梳理,在明确北朝女性墓志区域特征的基础上,对唐代墓志定型所受文化因素影响来源做出分析。

盖翠杰^[9]（2017）在《风俗视域下魏晋南北朝诗赋研究》文中认为《风俗视域下魏晋南北朝诗赋研究》一文主要从魏晋南北朝时期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风俗及人生礼俗、节日娱乐等社会生活风俗出发,通过分析魏晋南北朝诗赋中蔚为大观的风俗事物和现象,探讨风俗性诗赋在文学上的传承与发展。同时运用点面结合的方法,探讨某些专题类诗赋如蚕、桑、织诗赋、游宴诗赋、饮酒诗赋、都邑诗赋、祖饯诗赋、游览诗赋、弃妇诗赋、丧葬诗赋、上巳诗赋、棋艺诗赋、啸赋等的风俗价值、审美理想、哲理意蕴和文化意义。即运用民俗学的视角来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代表着精英文化的诗赋作品,总结归纳诗赋作品中蕴含的风俗内涵,概括魏晋南北朝时期风俗的时代特色,解析风俗与诗赋文学之间深层次的互动关系。第一章主要从服饰风俗视角研究魏晋南北朝诗赋。魏晋南北朝诗赋中记载了蔚为大观的服饰风俗景象,无论是女子的裙衿、佩饰,还是男子的冠、袍、麈尾,无不华丽奢靡,成为展现女子风韵、名士风流的符号标记。服饰上的繁荣离不开农业生产和手工业技术的发展,先蚕礼、籍田礼等国家祭典,从政治层面规范和推动着民间蚕、桑习俗的形成,同时也为诗赋创作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渊源。蚕、桑、织诗赋作品中既有亲蚕仪式的描写,也有桑树象征意味的吟咏,还有相思主题的传递,蕴含丰富的文化内涵。魏晋南北朝服饰诗赋巧妙运用服饰意象,通过捣衣、钗、镜等极具有生活气息的事物来传递情感,将离别之情、空闺之苦、相思之艰表达得更为酣畅淋漓,使普通的服饰物象超脱了原有物质层面的意义,成为表现情感、展现时代特征的一种象征,增强了文学的抒情色彩。第二章主要从饮食风俗视角研究魏晋南北朝诗赋。魏晋南北朝时期饮食风俗具有明显的精致化、尚奇性和竞奢性倾向,既有种类繁多、制作精细的食物和饮品,也有工艺复杂、造型绝伦的饮食器皿,还有来自异域的珍奇。饮食生活的繁荣,直接推动了饮食类诗赋文学创作的兴盛,带来咏物诗赋、宫廷游宴诗赋、饮酒诗赋等创作的繁荣。这一时期盛行的服食文化,既有灵芝、桂、菊、桃、枣等食物,也有五服散等各种丹丸,形成了新的社会饮食崇尚,成为构建游仙诗的有机组成部分。魏晋南北朝饮食诗赋重视在普通的饮食物品中寄寓情绪和人生思考,凸显事物的文化内涵和寓意特征,如鲈鱼、莼菜与思乡之情,莲与爱恋、思念等,将普通的物品演绎成为某类思想的代表,提升了饮食物象的审美价值。第三章主要从住行风俗视角研究魏晋南北朝诗赋。魏晋南北朝建筑风俗中的象征主义,即风水学中的"居中"、"占边"等内容,不仅影响着城邑的规划、宫殿楼宇的建造和园林的设计,而且影响到相关建筑诗赋的文学写作,对都市宫殿赋的写作内容、描写方式以及对山水田园诗赋冲淡自然的语言风格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都邑赋内容包罗万象,需要赋者"苞括宇宙,总揽人物"的宏阔视角和卓越才能,使风水师与作者间的关系更加密切。无论是纪实类还是意象类都邑诗,都在摹写现实或过去城市的宏伟壮观、宫殿的富丽堂皇,在繁华的风俗物象中展现城市的奢靡和浮华。众多的民俗现象、各类标志性建筑、具有意象特征的人物等都共同演绎着都市的鲜活,表现出浓烈的时代特色。魏晋南北朝时期行旅的物质条件日趋完备,行旅风俗繁多,有出行择吉、祖道行神祭祀、饯别送行、游览纪行等。繁荣的行旅风俗推动着诗赋创作的兴盛,祖饯诗题和描写内容的转变与发展,是文学对风俗演变真实而敏锐的记载与反映,显示出文人诗性交际发展的异军突起以及文学对于风俗的雅正。游览纪行诗赋创作的繁荣反映出这一时期游览风俗的兴盛,人们在对山水的描写中逐渐意识到自然山水的独立审美价值,强化了山水游览诗的写作结构模式,表现出玄游山水的时代特征。第四章主要从人生礼俗视角研究魏晋南北朝诗赋,主要包括生育、婚姻、丧葬等三方面。在生育方面,这一时期的求子风俗形式多样、活动频繁,集中反映出这一时期鬼神文化的兴盛。佩戴宜男花,充分表现出古代对于生男的渴望,在宜男花诗赋中更集中地阐发了宜男花与生育民俗的密切关系。在乳名小字的拟定和使用中,都显示出神仙方术等民间迷信的流行以及佛教盛行的时代特色。在婚姻方面,择吉、却扇、财婚等风俗都成为婚姻诗赋的表现内容,特别是弃妇诗赋中大量使用"蘼芜"、"浮萍"、"团扇"等意象,表现弃妇多是因无子和人老色衰而遭抛弃,反映出当时女性在婚姻关系中的附属地位。在丧葬方面,魏晋南北朝基本上延续汉代的丧葬制度,在收殓、治丧、送葬过程中凝聚儒家"慎终追远"的生死观念,表现在诗赋文学作品中,主要有临终诗、挽歌诗和悼亡诗赋等三个方面。这一时期的挽歌既有送葬途中扶灵柩者所唱的葬礼挽歌,也有书写死亡认识、表达自我情绪的文人挽歌、自挽歌;悼亡诗赋也往往由悼念逝者而引发深深的自悼,使人产生世事无常、生命易逝的悲凉无奈,使得这一时期的悼亡所悼念的不仅仅是亡者,更是生者与整个时代的挽歌。第五章主要从节日、娱乐风俗视角研究魏晋南北朝诗赋。魏晋南北朝时期节日丰富,节日时间趋向固定,气氛逐渐轻松,娱乐因子日渐凸显,既有禳灾逐疫的传统意味,也有欢庆自娱的时代风尚,同时反映出不同思想、宗教文化的相互渗透与影响。其中上巳节是魏晋南北朝最具游乐意味、诗赋创作最为繁盛的节日,在上巳诗赋中既有对临水祓禊、曲水流觞等节日活动的如实记录,也有文人诗酒相娱、将节日文艺化、高雅化的时代倾向。这一时期娱乐风俗中的游艺风俗和乐舞风俗,都有纵情欢愉、肆意游乐的时代特色。无论是消遣观赏的斗戏还是脑力竞技的弈棋,无论是乐器还是舞蹈,都是人们用以休闲娱乐的游戏方式,都贯穿着知足常乐、超脱物外的理想精神。如在棋艺诗赋中,集中体现着兵家思想的传承和休闲游戏的较量,甚至将围棋与求仙巧妙地结合,为围棋蒙上了神秘的仙家色彩。而啸这种特殊的音乐形式,凝聚着魏晋士人特有的超脱情怀,更成为魏晋风流的象征符号之一。结语部分主要是概括魏晋南北朝风俗的时代特点,阐释风俗与文学密不可分的关系。魏晋南北朝作为我国古代"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的时代,在诸多的风俗中都表现出时代的融通与变革,使这一时期的风俗具有多样性、包容性、趋同性、世俗性等特点,在诗赋作品中也有相应的表现。风俗文化不但是文学创作的力量与源泉,同时还丰富和充实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使文学本身成为不少风俗活动的组成部分,而重要的风俗活动也推动着文学创作形成新的主题和审美追求。文学与风俗的完美结合,更有利于体现出积淀在民情风俗中的深厚文化内涵,共同完成优美的社会风俗画卷。

薛琦琳^[10]（2017）在《河北景县封氏墓出土器物及相关问题研究》文中认为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在景县封氏家族墓地先后出土了一批魏晋隋唐时期的文物,且在河南洛阳和河北吴桥等地也先后发现了一批魏晋隋唐时期景县封氏家族成员的墓葬。这些墓葬中大多出土了相对精美的陪葬器,且从出土文献可以看出,其家族在这一时期是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本文研究对象为景县封氏墓群,虽然该墓地未经正式发掘,且出土文物皆为征集而来,固无法对其墓葬形制进行研究,只能通过陪葬器物、出土文献和历代史籍来对其家族进行研究。第一章首先将学界对景县封氏墓群的研究状况进行简单陈述,罗列了众多的研究成果,并且对近代以来学界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家族眼见进行了简单的陈述。其次是将本文的研究资料和方法进行了简单的陈述,并且在第一章最后会把文中出现的一些基本概念进行界定。第二章对景县封氏家族的情况进行了简单的分析,从对其姓氏的朔源,了解封氏最为基本的家族情况。对景县地里沿革进行简单的考证,以便对史籍中出现的地名进行辨识。第三章对出土的文献进行了简单的分析,并且将景县封氏家族墓地中出土文献中记载的家族成员和史籍中记载的景县封氏家族成员进行世系考证,意义在于佐证第二章的部分内容以及为第四章的内容提供有力的依据。对出土青瓷的研究是为了解释南北方青瓷的差异:结合当代人的研究成果,分析其研究数据,从数据中得出自己的结论。研究陪葬人俑,结合历代典籍中对服饰的描述,从历代礼法制度来研究服饰的左衽、右衽的适用场合,以及从生活便用程度来解释两种服饰的特点和北方少数民族的服饰汉化意义。第四章是探究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的景县封氏家族。主要研究其仕宦特征,婚姻形态研究和家族文化研究。从出土文献以及古代典籍中记载的封氏官阶,以及提拔者和提拔经过,来研究其家族的政治倾向和治国理念;从志文记载的婚姻对象和典籍中记载的婚姻对象来进行婚姻形态研究,从门阀之间的联姻规律和这一时期婚姻制度的变化来研究这一时期家族;而家族文化的研究主要参考历代典籍,从中来研究其家族的传承,以及其家族对北朝法律走向的建设。并且会对其家族衰败的原因进行简单的陈述。第五章对研究结果进行了总结,并指出了当前研究的不足之处,希望在以后的研究中能够加以完善。

二、魏晋南北朝社会史研究的新成果——《嬗变中的婚姻——魏晋南北朝婚姻形态研究》序（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魏晋南北朝社会史研究的新成果——《嬗变中的婚姻——魏晋南北朝婚姻形态研究》序（论文提纲范文）

（1）北魏公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北朝女性与佛教（论文提纲范文）

（3）中古北族可敦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魏晋时期的两性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5）北朝女性婚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五代墓志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全球化视野下的台湾新史学（论文提纲范文）

（8）北朝女性墓志考古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风俗视域下魏晋南北朝诗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河北景县封氏墓出土器物及相关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魏晋南北朝社会史研究的新成果——《嬗变中的婚姻——魏晋南北朝婚姻形态研究》序（论文参考文献）

• [1]北魏公主研究[D]. 管越. 山西师范大学, 2019(05)
• [2]北朝女性与佛教[D]. 白春霞.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3]中古北族可敦制度研究[D]. 冯景运. 西北大学, 2019(01)
• [4]魏晋时期的两性关系[D]. 季麟. 安徽大学, 2019(07)
• [5]北朝女性婚姻研究[D]. 马慧峥. 河南科技大学, 2019(10)
• [6]五代墓志文研究[D]. 胡倩. 厦门大学, 2018(07)
• [7]全球化视野下的台湾新史学[D]. 刘俊峰.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8]北朝女性墓志考古学研究[D]. 司晓洁. 郑州大学, 2018(11)
• [9]风俗视域下魏晋南北朝诗赋研究[D]. 盖翠杰. 山东大学, 2017(08)
• [10]河北景县封氏墓出土器物及相关问题研究[D]. 薛琦琳. 河北师范大学, 20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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