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产业结构调整与扩大内需(论文文献综述)
韩美琳[1](2021)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文中提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是我国备受关注、持续多年、任重道远的经济话题。近些年,关于“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文章虽然很多,大多都是从产业经济学视角,应用西方经济学理论,阐释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和规律。也有部分学者应用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和列宁的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理论,解析产业结构变迁,但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对其进行全面而系统分析并不多见。本文则以“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题,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进行系统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高质量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相关概念的认识和理解,更是对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理论的应用和补充。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一话题,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引出的。此前的通常提法都是“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度化”或“产业结构调整”。几种不同的提法虽然在含义上彼此相似,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被提上日程却意味着结构性矛盾已经相当突出,解决问题的期盼也十分紧迫。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使中国经济的短板暴露无遗。资源的掠夺式开发、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大量的过剩产能,说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迫在眉睫。因此,中共十九大报告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基础上,又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目前,我国的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一要经济增长稳定、区域城乡发展均衡、以创新为动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二要产业布局优化、结构合理,不断实现转型升级,并显着提升产业发展的效益;三要具有一流竞争力、质量的可靠性与品牌影响力,以及先进的管理理念与方法。“高质量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系是统一的。一方面,“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是“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至关重要一环,能够加速“高质量发展”进程;另一方面,“高质量发展”对“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具有促进作用,“高质量发展”势必会倒逼产业结构进行转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把重点放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上,把实体经济做强做优”。(1)可见,“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是经济工作的牛鼻子,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是理解和指导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依据。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阐释的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部类内部不同生产部门(行业)之间,必须保持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这种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一旦遭到破坏,产业结构就会出现失衡,供需关系扭曲,我国经济出现的大量过剩产能,就是违背社会资本再生产原理的结果。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学说,是诠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钥匙。科技进步条件下,资本积累不断追加,必然导致资本有机构成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过程,就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总是以技术的进步、创新为前提;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意味着产业资本的配置方式必然会由原来的劳动密集型,逐步向更高层次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这既是资本构成向高度化演变的必然趋势,也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一个固有特征。马克思的产业竞争理论,阐释了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机制,对资源的优化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竞争结果优胜劣汰,不仅不是资源的浪费,而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实现途径。产业竞争理论启示我们,转变政府职能必须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2)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习近平总书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和“高质量发展”学说,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实现途径和原则。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全面分析国内经济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治本良方;是培育增长新动力、形成先发新优势、实现创新引领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高质量发展”是统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目标和原则。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质的飞跃。纵观我国产业结构演进历程,经过几个阶段的调整、优化,转型升级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对应“高质量发展”要求而言任重道远。现存的结构性问题是: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次不高;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究其问题成因可从七个方面概括:一是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二是国际市场需求萎缩;三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不佳;四是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五是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尚不健全;六是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七是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上不够到位。存在的问题成因说明,以往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只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忽视效率和效益的发展方式和理念,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协调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原理和要求。因此,痛定思痛,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开阔视野,本文在借鉴美、日、德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验基础上,针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存在的问题及成因,遵循“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理念,从五个方面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一是从宏观制度层面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二是从中观产业技术层面强调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三是从微观企业层面呼吁提升自主创新和科技研发能力;四是从企业运营机制角度要求转变经营管理模式;五是从市场供给端发力,强调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文认为,决定和影响产业结构如何变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而思考“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对策也是综合性的。它不仅涉及到政府、企业、个人不同的市场主体,而且还涉及到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仅能够收获提高产业竞争力的积极效应,而且还要承受企业破产员工下岗的负面效应。因此,我们必须要求深化财税、金融、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项制度改革配套跟进,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扫清障碍。总之,只要我们坚定改革信心,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将会迈出更快步伐。
吴业强[2](2021)在《中国投资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投资的过程是社会资本形成的过程。投资在国民经济不同部门、不同地域、不同行业间的比例分配不仅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投资结构,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不同类型经济结构的产生。因此,投资结构调整是经济结构波动的重要原因,投资结构失衡成为经济结构失衡的重要构成,使得以投资结构优化促进经济结构升级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2020年全国两会强调,要“让投资持续发挥效益”,“重点支持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两新一重’建设”,进而明确释放了投资结构优化以及投资方向转型的信号,即要在推进新基建的过程中继续发挥传统基建的功能,在培育大型投资项目的过程中不能间断小型投资项目的开展,在短期加大投资力度的过程中始终注重长期的效益发挥、结果优化以及绿色发展。由此可见,在短期内,投资仍是经济稳定的重要支撑手段,但长期粗放式的投资方式导致投资结构的严重失衡,阻碍了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不利于长期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现阶段中国经济政策制定、体制机制改革与制度供给建设的挑战之一在于投资继续发挥促增长作用的同时防止投资结构的恶化。但已有研究文献不足以支撑也不能够满足现实需求,换言之,已有研究文献对不同维度投资结构的探讨尚不充分,研究结论存在分歧,且缺乏时代观点。基于此,论文从投资产业结构、投资来源结构、投资主体结构、投资用途结构四类典型的投资结构出发,分别构建相适应的数理模型或展开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构建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一定有益结论。当然,投资结构的维度划分有多个角度或方法,论文结合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择取了其中具有系统重要性与广泛关联性的四类投资结构展开分析,在未来的研究过程中将对投资结构的更多侧面等展开进一步的研究或讨论。论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经济发展是经济质量、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的综合反映。中国经济质量已发展至“合理区间”,但近年来已有所放缓。TVAR模型估计结果显示,经济质量处于“合理区间”时,经济质量的向下调整倾向与经济周期的“减速器效应”会对冲投资产业结构的“加速器效应”,且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间的负反馈循环会进一步抑制经济质量的提升。随着投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间“脱钩”现象的改善,经济质量的向下调整倾向将得到抑制,稳定经济质量的政策成本将有所降低。目前,中国第三产业投资与非第三产业投资间已形成乘数效应。但2019年以来的经济稳增长压力仍将持续,需要以政策争时间,以时间换空间,允许经济质量的暂时放缓以换取长期发展。(2)投资来源结构优化有利于防控投资失速与稳定经济增长,在当前阶段具有迫切现实意义。中国直接融资比重长期偏低且停滞不前,银行市场集中度又始终偏高。论文首先通过数理推导论证了金融结构失衡对投资来源结构的非线性影响,并基于数理模型与实证模型的一致性原则,采取转移概率具有时变特征的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①在投资来源结构恶化区制内,金融结构失衡程度的加深会进一步强化投资来源结构的恶化趋势,此时需要降低银行市场集中度,而在投资来源结构优化区制内,金融结构失衡程度的加深也不利于投资来源结构的优化持续,此时需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②投资来源结构波动存在自稳定器机制,有着震荡式熨平波动的自发倾向;③当“稳增长”的目标权重上升时,投资来源结构会出现恶化倾向,积极的经济政策也是导致投资需求过度依赖信贷的重要因素;④投资来源结构大幅波动易引发区制转移。因此,中国应在继续优化金融结构的基础上,重点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强化银行市场竞争性,促进投资来源结构多元化发展。(3)投资主体间的多元时变因果关系始终没有得到充分揭示。新时代背景下,某一投资引导与调控政策往往只在某一时期发挥作用,因此,局部因果关系的存在性检验是必要的。论文基于多元时变因果关系模型发现:私人投资是投资主体结构的核心,投资主体结构由于缺乏负反馈机制而存在内在不稳定性;货币-财政政策工具变量均会对投资主体结构产生不同程度的调控作用,其中,财政支出扩张政策的调控作用是最全面的,且与数量型货币政策一起共同驱动了国有投资动态;经济-金融环境变化也会不同程度的引起投资主体结构发生变化,其中,国有投资活动脱离经济基本面的现象长期稳定存在,仅受到债券市场冲击的影响。因此,投资主体结构负反馈环的嵌入设计与国有投资与经济基本面协同发展的制度供给是新时代投资结构优化的重要内容。(4)长期的持续上涨使得房价水平处于绝对高位,其是否会受投资放缓的牵引而回落于现阶段的中国经济具有重要意义。IMS-AR模型估计结果显示,房价惯性长期稳定但基础脆弱。近期房价惯性的陡然骤升与房价增速的趋于平缓表明房价泡沫的被迫出清概率增加。从投资角度,TVEC模型估计结果显示,现阶段房地产投资已向上突破门限值,此时房价及其惯性的当期波动均仅受自身的前期偏离影响,其中,房价波动将平滑式收敛,而房价惯性波动将震荡式收敛,但缺乏确定的长期均衡关系作为靶向路径,收敛过程及新的均衡状态可能是低效率、高成本的。因此,现阶段的政策调控应致力于恢复房价及其惯性与投资及其结构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与短期波动溢出机制,使得投资用途结构优化红利的释放成为房价平滑回落、惯性回归理性过程中的有力支撑,以政策换时间、以时间创空间,即以付出一定政策成本的代价延缓房价泡沫向临界点的逼近,最终通过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实现与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的建立实现对房价泡沫的消化而非刺破。
胡炅坊[3](2021)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1)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这一时期,我国的经济社会虽然取得了高度快速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由发展而衍生出来的各种内部问题,以及由国际环境变化而引起的一系列外部问题。从外部环境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始终没有摆脱危机的影响,经济发展走势持续低迷。加之2020年初全球范围新冠疫情的爆发,全球各地区经济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重创。在这种世界历史背景下,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经济上的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多个地区抬头,为全球经济复苏蒙上了一层浓厚阴影。从内部环境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过去几十年发展所带来的部分问题开始在这一时期集中爆发,如生态环境破坏、产能过剩、贫富差距过大、产业结构不合理,等等。我国的经济发展正面临着各种矛盾交织并行的特殊历史背景。为了应对处理国内外面临的这一系列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各种风险挑战、积极求变,在指导新时代经济建设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科学系统的经济指导思想。在2017年12月党中央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党中央明确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并将其作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探索新时代经济建设实践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创新和发展,同时也是对历届中央领导集体经济思想的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高度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这一重大问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科学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它既超越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演变范式,又克服了西方经济学重实证而轻实践的理论缺陷,从根本上解决了市场经济改革以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后带来的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双重矛盾和困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立足于中国发展实际,通过系统总结以往经济发展理论的不足和缺陷,立足于新时代经济建设伟大实践,科学揭示了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和规律,准确判断了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走势。具体来说,本文一共分文六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选题意义,以及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力图对本研究的总体情况有一个准确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明确研究思路,力图通过方法创新和理论创新科学完整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全貌。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基础。第三部分主要概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发展历程。结合相关资料,将其划分为萌芽期、形成期和成熟期。第四部分较为全面地论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具体内容,从逻辑层面将其概括为“1+7+1”的逻辑架构,即为“新发展理念+七个坚持+新发展格局”。第五部分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逻辑和理论特征进行了科学概括。在理论逻辑上具体体现为:植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发展逻辑;统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绿色发展逻辑;兼顾国内发展和国际合作的全球发展逻辑。在理论特征上体现为科学性、现实性、实践性、人民性和国际性的高度统一。第六部分集中论证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在理论贡献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而且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框架。在实践价值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一方面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另一方面为解决全球经济发展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董雪[4](2021)在《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税收政策作为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针对性的税收政策工具能够有效兼顾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并要“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2019年、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相继提出要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结构性减税等积极的财政收入政策。可见,推进税收制度改革、优化现行税收结构是新时代背景下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必然选择。现阶段,在新冠疫情导致全球经济衰退的国际大环境下,我国经济面临着外部出口大幅下降、内部结构亟需调整的内外双重压力,合理有效的税收调控对于当前经济形势下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尤为重要,继续实施和完善大规模减税降费及结构性减税政策是必然之举。有鉴于此,探究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研究现状和相关理论基础进行梳理,实证检验了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效应与非对称影响效应,并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层面探究了我国税收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首先,本文在理论分析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借助时变协整模型考察了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协整关系,并运用分位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随后构建了带有随机波动率的时变参数因子扩展向量自回归(SV-TVP-FAVAR)模型分别考察了宏观税负与税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冲击效应,结果发现:我国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着的时变协整关系与长期负向均衡关系,且二者之间不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仅表现为税收政策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从总量视角来看,宏观税负的增加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着的负向抑制效应;从结构视角来看,增加商品税主要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效应,增加所得税能够显着促进经济增长,但增加财产税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向抑制效应。其次,本文从短期视角出发,基于贝叶斯平滑迁移向量自回归(ST-BVAR)模型探究了不同经济周期下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非对称效应,随后从长期视角出发,利用非线性自回归分布滞后(NARDL)模型检验了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长期非对称效应,结果发现:从短期视角来看,在经济衰退期,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消费水平和投资水平主要产生了微弱的正向冲击效应;在经济扩张期,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消费水平和投资水平主要产生了负向冲击效应。从长期视角来看,我国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着的长期均衡关系与非对称效应,税收的负向波动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拉动效应弱于其正向波动所带来的抑制效应。再次,本文在理论分析税收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驱动机制基础上,运用带有潜在门限变量的时变系数向量自回归(LT-TVP-VAR)模型考察了经济危机时期、经济复苏时期及经济新常态时期我国税收结构对资本、劳动、技术等要素供给的动态影响,试图厘清税收结构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机制,以探究不同时期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合理税收结构。结果发现:在经济危机时期、经济复苏时期和经济新常态时期,税收结构对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及劳动力水平均产生了显着的正向影响效应,而对技术进步则产生了显着的负向影响效应;除了劳动力水平,税收结构对其他三类要素供给的时变影响效应均在经济复苏时期和经济新常态时期较强,在经济危机时期较弱,而税收结构对劳动力水平的影响效应在三个时期内均较强;在响应的持续期方面,除劳动力水平外,税收结构对其他三个要素供给均具有短期影响效应,长期内影响效应基本不存在,而对劳动力水平在短期和长期内均具有显着的影响效应。最后,本文基于税收经济效应理论分析了税收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需求传导渠道,并采用一个Metropolis-Hastings(MH)抽样规则下带有随机波动率的时变系数结构向量自回归(SV-MH-TVP-SVAR)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宏观税负与税收结构冲击对消费和投资的时变影响效应,随后基于时变方差分解思想探究了税收政策冲击对消费和投资变化的贡献程度。结果发现:宏观税负对消费产生了负向影响,税收结构中商品税和所得税对消费产生了负向影响,而财产税对消费产生了正向影响;宏观税负对投资产生了负向影响,税收结构中商品税对投资产生了正向影响,所得税和财产税对投资产生了负向影响;时变方差分解显示了不同时期我国税收政策对消费与投资变化的贡献程度存在着显着的异质性。本文从不同维度、不同视角对我国税收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及其传导机制进行了全面系统地分析,可以发现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着的时变性影响和非对称性影响,不同时期不同经济外部环境下我国税收政策对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要素供给、消费和投资需求的影响均具有明显的差异性特征。因此,总量驱动与结构优化的双轮调控税收政策更有利于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根据不同经济目标适时调整税收结构,针对不同时期不同要素供给及经济内需侧重充分发挥结构性减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调控作用,对于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沈思远[5](2021)在《“新人口红利”与大国内需型发展道路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一个持续四十二年经济高速增长期,其中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同时出现且持续数十年的成就令人惊叹。原因是中国具有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特别是起始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改革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释放了大量的处于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尽管当时的经济水平与世界平均水平存在一定差距,但中国经济与贸易仍存在由于劳动力的过剩带来的低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加之政府政策调控相对稀缺的资本资源使得经济得以稳定增长。但近年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和具有符合社会持续生产需求的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及其规模分别在2010年和2013年相继进入转折点。自从2004年中国东南沿海及珠三角地区初现“民工荒”以后,招工难的问题显现,出现了工资上涨现象。中国人口结构形势发生重大转变,被许多学者认为是传统“人口红利”丧失。这引发劳动力日益短缺进而导致工资进入快速增长的通道,资本边际报酬出现较大幅度递减,传统有招工需求的职位发布者成本逐渐增高,成为当下有招工需求的职位发布者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传统“人口红利”是大量廉价劳动力从农村转向城市与产业转移的数量型结合转移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基于人口机会窗口时期通过制度与环境发展实现的经济效益,即当适龄劳动人口在劳动力市场占比较大时,该经济主体将拥有充足的生产力供给并带来较大的边际资本回报率。随着中国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中国需要寻求新的发展路径。中国可依据大国优势发展--“新人口红利”,并通过庞大未被激活内需带动产业升级,进而带来大量人力资源培养的消费型与质量型结合的良性经济内需型循环。本文衍生职业搜寻模型DMP模型和代际交叠模型OLG模型,证明了在当前国情下,通过新型城镇化、产业升级、内需推动和质量型发展模式,中国更高生产力的人力资源可以带来的内需发展潜力巨大。消费数量扩大、质量升级与产业升级有助于中国形成更高的的供给需求均衡点,形成国内经济内需型循环。这是在当前人口结构下中国可以利用社会的消费的扩大达成新的经济增长均衡,也就是“新人口红利”。通过模型推导,显示了中国应该发展“新人口红利”下走大国国情下高质量的内需型发展道路。
李翠兰[6](2018)在《促进居民消费的财政支出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后,我国生产力水平得到较快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以年平均约9.63%的速度增长,在全球经济体中居世界第二的水平。在社会生活方面,人民的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总体上得到了较大的改善与提升。在2017年“十九大”的报告中,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当前我国主要矛盾的转变,一方面肯定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社会生产力得到长足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另一方面则说明当前在我国存在发展不充分与不平衡(区域、城乡)的现状,使得人们在经济,文化,社会方面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本质上就是旺盛的需求与供给的不足和不均衡之间的矛盾。具体来说,居民的消费能力总体在提升,消费结构随之升级,但与居民消费水平、消费结构相匹配的供给却不足;特别是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的不均衡使居民无法得到满足。如何化解这一供需矛盾成为我国当前必须面对与解决的问题。财政的基本职能决定了财政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和重要的支柱作用。在“促增长,保民生”的发展思路引导下,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社会公平,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起着重要的作用。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调整对社会资源优化配置,促进产业与行业的发展,引导技术创新以提升产品的质量,从而弥补当前产品供给的不足,满足当前居民消费的需求;可以通过采用倾斜性财政支出政策增加社会公共产品及服务的供给来弥补城乡间与区域间的不均衡现状,提高农村及落后地区居民消费水平;可以通过扩大教育,医疗与社会保障的投入来减少居民预期不确定性支出;可以通过政府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共同促进居民消费需求得以满足,使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得以满足和实现。多年来,我国主要以投资拉动经济的增长。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所扩大内需作为基本政策,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启动4万亿的投资驱动,主要包括增加民生建设支出,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加环境保护建设投资等,通过以政府为主体的投资来拉动国内居民消费,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2015年后,我国改变经济改革思路是在需求管理的基础上,从供给方面(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等要素)入手,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通过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最终达到全方位地促进居民消费的目的。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二十年间,财政支出政策的执行效果如何,是否促进居民消费成为大家所关注的问题。从理论层面分析财政支出政策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机制一直存在(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主义两种不同流派的争论,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抑或挤入效应之争没有统一的结论。同时在实务界财政支出的扩大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实际效果没有一致的定论。因此在我国“新常态”时期的背景下,基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当下,本文基于当前居民消费的现状,结合我国多年来财政支出的发展与现状,从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的角度考察和分析我国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途径和效果,为更好地促进居民消费提出财政支出的建议与对策。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首先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分析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基于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主要理论,从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机理入手,从理论上说明了政府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所产生的影响与作用;然后介绍了我国居民消费与财政支出规模、财政支出结构的现状;再次,通过多年来财政支出规模及其结构对居民消费实际影响情况进行实证研究,验证目前我国的财政支出规模及其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冲击程度和动态及空间影响大小,同时借鉴发达国家的财政支出促进居民消费的经验,结合实证分析的结果,提出促进我国居民消费的财政支出优化政策建议。本研究主要内容如下:首先对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的概念进行界定,然后介绍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主要理论和理论杠架,分析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机理。现状的分析主要包括两方面,居民消费现状与财政支出的现状。前者主要从居民消费水平与结构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对比城乡居民与不同区域间居民消费的差异,最后归纳出影响我国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在对我国财政支出现状分析时,分别将近三十年来我国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的发展变化进行描述与分析。在实证分析部分,立足于我国居民消费的整体水平与城乡、区域差异,从财政支出规模和财政支出结构分别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来分析。在财政支出规模影响居民消费的研究中,首先利用时间序列数据采用VAR方法检验了 1978-2015年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对居民消费的冲击效应与影响程度;接着采用省级面板数据对1998-2015年的地方财政支出与东、中、西部居民和城乡居民消费进行空间动态影响实证分析。在研究财政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时,选用1978-2006年的数据,采用VAR方法实证检验了全国财政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冲击效应,再运用动态和空间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了 2007-2015年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对城乡居民,东、中、西部居民消费的影响。关于财政支出规模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结论。第一,从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冲击影响结果来看,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以下几组关系: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是互为格兰杰原因,他们之间存在互相作用的关系。财政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就业人口和利率都会产生影响,证明乘数效应、利率效应在我国是有效的。居民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也存在着双向格兰杰因果的关系,两者相互作用与影响。第二,从脉冲函数分析与方差分解的结果看出,居民消费对自身产生了最大的正向冲击影响,消费习惯和上期收入对居民消费起重要影响。第三,从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动态影响来看,我国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从总体上来看是产生了挤入效应,但存在城乡差异,财政支出规模对城镇居民产生了挤入作用,农村居民消费受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不显着。第四,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效应还存在显着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居民受财政支出规模影响作用为显着的正向作用,财政支出有利于东部居民消费的提升,财政支出以对中西部地区居民消费的影响并不明显,同时对西部地区居民的消费还产生了负向作用。第五,从空间计量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存在着明显的外溢作用,财政支出不仅作用于本地区居民消费,同时还会影响邻近地区居民消费;从作用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来看,直接效应作用还是更为明显,效果更好。第七,无论是从动态面板模型还是空间模型分析出的结果得出居民消费水平决定于当期居民收入和前期居民消费,这两个作用效果特别的明显。关于财政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的研究结论。第一、财政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冲击影响的结果是,维持性支出,经济性支出都是居民消费的格兰杰原因。社会性支出与居民消费是呈负相关,维持性支出和经济性支出与居民消费呈正相关关系。第二,从脉冲函数和方差分解中看出,仅居民消费和维持性支出对居民消费有正向的冲击,经济性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冲击并不明显,社会性支出则有负向的冲击作用。各类财政支出对居民的消费都存在滞后影响,同时消费习惯是对居民消费的冲击影响是最大的因素,维持性支出的影响程度也较大,贡献率最小的是经济性支出。第三,从动态面板模型分析的结果看,维持性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抑制着居民消费,而经济性支出与社会性支出都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入效应,具有促进作用。从其他控制变量可以看出,居民收入,税负,抚养比和预期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都有显着的影响,其中居民收入的影响作用最大。第四,从城乡居民消费差异来看,维持性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都产生了挤出作用,而社会性支出则对城乡居民都产生了挤入作用。经济性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效用有所不同,它对城镇居民消费作用为负,且不显着,而对农村居民消费则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第五,从区域差异来看,东、中、西部地区的维持性支出都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社会性支出对各地区的居民消费有促进作用,有所不同的是,经济性支出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作用为负,仅对西部地区居民消费有促进作用。第四,从空间计量模型的分析结果来看,维持性支出与社会性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明显的溢出效应,但是经济性支出更多有益于本地区居民消费的增加。基于我国与世界主要国家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对比的基础上,借鉴以美国,德国,日本为代表的财政支出促进居民消费的经验,带给我国的启示包括如下几点:加大对社会性支出的投入,增强居民消费的信心;控制经济性支出规模,这类支出的效果作用时间短,不具备可持续性;注重对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的引导,使产业结构与居民消费结构相匹配;注重地区间与城乡间的平衡发展,采用倾斜发展模型促进居民消费的增加。最后一部分是基于前面的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提出促进居民消费的财政支出政策建议,主要从政策建议与优化途径两个方面提出。在财政支出政策方面,立足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与不充分之间)和当前居民消费不足的现状,提出财政支出政策的优化应从需求与供给两个方面共同作用,分别做好需求的提振与供给的调整,由此共同促进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在具体的优化途径方面从四个方面提出建议,合理的安排适度的财政支出规模,优化维持性支出的结构,调整经济性支出结构和增加对社会性支出投入,以期达到促进居民消费的目的。
肖向东[7](2015)在《城乡发展一体化对我国扩大内需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扩大内需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严峻现实,必须寻求可靠且可持续的扩大内需的机制和途径,从根本上使人们有需求愿意并且有持续的需求能力,这是扩大内需的关键。城乡发展一体化是世界各国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目标,也是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其本质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以最大限度地均衡地满足城乡居民的需要。因此,城乡发展一体化从本质上蕴藏着巨大的内需空间,能成为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以城乡发展一体化为抓手,探究其扩大内需的机理与效应,既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指向,又能为解决内需不足的现实问题提供新的参考。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尝试运用不同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系统地研究城乡发展一体化扩大内需的作用机理和影响效应,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基于内需效应扩大的城乡发展一体化优化发展的对策建议。在对城乡发展一体化有关概念和理论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文章从数理模型和理论分析两个方面阐释城乡发展一体化影响内需扩大的机理。一方面,以城乡人口融合为切入点,结合城乡融合理论和生产函数理论构建模型,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分析了城镇农村人口的增加对内需扩大的影响;另一方面,理论阐释城乡发展一体化影响内需扩大的机理在于它通过城乡经济发展协调化、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均等化、城乡文化教育同步化、城乡生态环境共生化、城乡区域空间融合化等五个层面对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产生影响。在机理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我国区域城乡发展一体化发展的评价体系,并运用AHP模型对中国2003-2012年的30个省(含自治区和直辖市)及东、中、西部三大板块的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评价结果表明,我国城乡发展一体化发展水平总体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但空间差异较大,大致呈现东高西低的特征,其中东部地区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而中、西部地区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内部结构失衡且空间相关性显着。同时,通过对我国内部需求现状考察发现,我国总需求、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一直处于不断增加的趋势,但是消费需求明显滞后于投资需求,全国各省域的需求变动趋势不均衡。理论探讨部分是后文进行实证分析的客观依据。实证研究部分包括第四至第六章,分别就城乡发展一体化对扩大我国总体内部需求、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影响及其约束条件进行实证分析。1.城乡发展一体化扩大内需的整体效应。从总体上看,城乡发展一体化与总内部需求、投资需求以及各层次的消费需求均为正相关的关系,说明城乡发展一体化能促进内需扩大。但是,在内部需求结构中,由于投资需求对消费需求的“挤占”作用,我国内需扩大的主因仍然是投资需求。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对政府投资需求的影响存在倒U型曲线的特征,对民间投资需求的影响显着为正,这说明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初级阶段,政府投资需求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随着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的提高,政府投资会越来越少,企业或市场将成为城乡发展一体化发展的主要动力。同时,城乡发展一体化发展水平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政府投资扩张形成的需求效应,导致整体投资需求效应下降。2.城乡发展一体化扩大内需的区域效应及其约束条件:城乡发展一体化扩大内需的效应区域差异明显,这种差异特征呈现出区域集聚性。总体而言,中部和东部区域城乡发展一体化对总内部需求和消费需求扩大的促进作用较为显着,而西部区域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投资需求效应和政府消费需求效应高于中部和东部。可能的原因在于本研究数据限于近10余年,而这段时间中部区域的城乡发展一体化发展进程加快,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居民消费需求和民间投资需求。而东部城乡发展一体化发展水平总体较高,城乡之间的差距相对较小,这就使得该区域居民消费需求能力较强,需求水平较高,所以总体内需效应较大。西部区域城乡发展一体化发展水平总体较低,政府投资和消费在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发展中依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城乡发展一体化影响内需的约束条件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可以解释城乡发展一体化内需效应区域差异特征产生的原因。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产业结构相对高级或具备其他不同经济比较优势的区域,城乡发展一体化对内需扩大的正向促进效应相对较好,劳动力流动、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社会保障支出、宏观税负等方面因素的提升与总体内部需求及总消费需求正相关,但这些因素与城乡发展一体化扩大内需的正向促进效应不存在线性关系。随着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的提高,人均财政决算的大小与总消费需求呈负相关的关系,这意味着政府投资水平扩张会压缩消费需求,对消费形成“挤出效应”。3.城乡发展一体化扩大内需的结构效应: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扩大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结构效应不均衡,城乡经济发展协调和居民生活质量均等扩大内需的路径呈倒U型状态,且东部地区的拐点值相对较高。城乡生态环境共生化程度和区域空间融合化程度对内部需求呈现正向促进作用,中西部区域空间地域融合城乡发展一体化对内部需求的促进作用相对较高。城乡文化教育融合对投资需求和政府消费需求的影响显着为正,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不显着。在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文章就国内外典型的城乡发展一体化模式扩大需求的经验与启示进行了分析,探讨并借鉴相关国家和地区在提升城乡发展一体化发展水平的同时努力实现其内需效应的经验。国内外的经验表明,合理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对生态环境和交通网络融合的重视、推动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国家层面上科学的城乡全局规划是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前提,必须基于区域的实际情况来选择城乡发展一体化发展模式。从长远看来,只有依靠市场力量驱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使城市和农村实现高水平的整体推进,才最有利于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深化,最能够实现多层次的、稳定的驱动效果,从而带来内需水平的显着提升。要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扩大内需的效应,必须进一步优化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发展。基于内需扩大的效应,文章提出城乡发展一体化优化发展的政策建议:提高城镇化发展水平,夯实城乡发展一体化扩大内需的社会基础;优化城乡发展一体化结构,发挥城乡发展一体化扩大内需的结构效应;加强城乡互动与区域融合,发挥城乡发展一体化扩大内需的区域效应;加强制度改革与创新,为城乡发展一体化扩大内需效应保驾护航。
骆革新[8](2019)在《我国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研究》文中指出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是影响一国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总量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但结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经济结构失衡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特别是自2011年之后,我国爆发大面积的产能过剩,传统的总量刺激措施解决不了产能过剩问题,也解决不了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迫切需要进行结构调整。对于我国来说,结构调整对内主要是产业结构调整,对外主要是贸易结构调整。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贸易结构调整时,首先要从理论上理清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其次还要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实践中去寻找二者之间相互作用规律,这样才可能制定出合理的调整政策。国内现有的研究大多是单独研究贸易结构或产业结构,这样很难把握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相互作用规律,也难以找到我国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问题的根源。基于此,本文以已有研究为基础,一方面从理论上阐述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互动机制,另一方面从历史演变的角度分析二者的发展历程及相互作用规律。并利用省际面板数据、时间序列和基于结构效应的计量方法来实证检验我国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相互关系,希望能找到我国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相互作用的规律,为我国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建议。全文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综述了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理论基础,从产业结构的视角考察了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在坚持产业结构决定贸易结构,贸易结构对产业结构具有反作用的认识基础上,从需求、供给和发展战略等角度分析了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相互作用机理。第二,以三次产业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的变化为线索,分析了我国产业结构演变的历程。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产业结构的演变总体上与发达国家的三次产业演进路径相吻合。但农业的产值比重与就业比重严重不协调,二元结构明显,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在大多数时期是错位的。第三,制造业是一国产业发展的根本,本文以制造业为例分析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实证分析表明,总体上,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较弱,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集中在少数劳动密集型行业和高能耗、高污染行业上,占最大出口份额的机电产品仅具有微弱的国际竞争优势,中、高端制造业基本上不具备国际竞争优势,这说明我国离制造业强国还有很远的距离。第四,利用计量工具就贸易与产业结构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实证检验表明,出口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有正向促进作用,但进口的作用在统计上不显着。内需(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和国内消费)对产业结构的升级作用要远远大于外需和FDI的作用,这说明内需是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动力,也暗示过分强调利用比较优势可能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未来的政策走向应提升内需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中的地位;基于时间序列的实证检验表明,第一产业(农业)与对外贸易的联系不紧密,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会促进第二产业的发展,但会抑制第三产业的发展。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进口与第二产业的升级不存在统计上的显着关系。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应降低初级产品的出口比重,增加高附加值的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比重;基于结构效应的实证检验表明:进口结构变化和出口结构变化均是我国产业结构变化的Granger原因,但产业结构变动不是贸易结构变动的Granger原因。第五,分析了我国产业结构失衡与贸易结构失衡的主要表现及原因,从理论和历史分析得出过分遵循比较优势是我国产业结构失衡和贸易结构失衡的根源的结论。贸易结构失衡主要表现为贸易主体结构失衡、贸易利益分配结构失衡和贸易客体结构失衡,而产业结构失衡主要表现为产能全面过剩。第六,提出我国不宜完全按比较优势原则参与国际分工。为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升级,首先应放弃过分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实行有选择性的进口替代战略,保护国内市场资源,扩大内需,以竞争优势取代比较优势,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贸易结构失衡和产业结构失衡的问题。
罗富政,罗能生[9](2013)在《城镇化扩大内需的路径及区域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城镇化扩大内需路径有二:一是消费需求的增加,二是投资需求提升。利用我国省域面板数据对城镇化扩大内需的区域效应所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城镇化与内需的关系呈现出U型结构,决定U型结构中正向促进作用到来的外在条件是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于中西部而言,东部区域城镇化扩大内需的效果更为显着,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效果是趋同的;产业结构调整已成为中西部区域城镇化扩大内需的重要契机;城乡消费观念、消费结构及消费水平的差距通过消费趋同难度的增加,负向性地影响了我国城镇化扩大内需的效果。
任明东[10](2013)在《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财政政策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社会面貌得以改变,国际经济社会地位不断提高。然而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以高投入、高耗能和高污染为代价换来的,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时带来了能源的逐渐枯竭、环境的不断恶化和工资水平的相对低下。在全球资源与环境压力越来越大以及世界经济社会形势发生转变的今天,我国这种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实现经济增长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我国政府根据国内外社会经济形势做出的科学决策,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深刻变革,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是决定我国现代化命运的重大抉择。积极推进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作为中国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中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命题。政府通过不断完善公共财政制度,依托制度的内生机制和动力,强化和优化财政政策的调控作用。政府通过有效的运用财政政策对经济行为所具有的引导、激励和约束机制,可以释放促进经发展方式转变的更多的潜力和空间。公共财政建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很多理念和步骤上的契合。坚持完善公共财政制度,本身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治本之举”之一,同时也是为财政政策发挥“有意为之”的能动性所提供的系统支撑。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要把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作为财政分配的主要目标和工作重心,还要在更深层面上,发掘公共财政制度与政策的创新空间。研究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财政政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不仅可以评价与重新反思我国财政政策的以往实践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而且还可以为后经济危机时代我国政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财政决策的实际依据。本文从理论上分析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的作用机理着手,厘清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传导路径、主要领域以及方式方法。深度考察我国需求结构、产业结构以及要素和技术结构的现状,剖析存在的问题,解析形成问题的原因,提出促进我国需求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要素和技术结构调整的财政政策。本文的基本逻辑思维:首先明确了什么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意义所在以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途径在于调整和优化需求结构、产业结构以及要素和技术结构;之后,运用财政经济的基本的概念、理论,分析了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相关机理,明确财政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传导路径、主要领域以及方式方法;在此基础之上,本文分别就调整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要素、技术结构的财政政策进行了探讨。全文共6章。第一章导论。主要讨论选题的背景与研究动机、选题的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的评述、研究的思路、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并介绍了文章的主要创新点以及存在的不足之处。目的是对全文的研究作一个预览。第二和第三章是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财政政策的基础分析。其中,第二章是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分析。首先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其次分析了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意义,最后指出了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途径,分别是优化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优化要素和技术结构。第三章是关于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作用分析。首先对于财政介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理论基础进行探讨,进而指出财政政策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工具,最后分析了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传导路径、主要领域和方法。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是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财政对策研究。其中,第四章为需求结构调整的财政政策研究。本章在探讨了需求结构的基本理论的基础之上,分析了我国需求结构的现状及其问题致因,最后讨论了支持我国需求结构调整的财政安排。第五章为产业结构调整的财政政策研究。本章首先探讨了产业结构的基本理论,之后对我国产业结构进行了现状分析,探讨我国产业结构发展中的问题及其致因,在此基础之上,给出了支持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财政政策安排。第六章为要素结构和技术结构调整的财政政策研究。本章首先探讨了要素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基本理论,之后对我国要素结构和技术结构现状进行分析,探讨我国要素结构和技术结构发展中的问题及其致因,在此基础之上,给出了支持我国要素结构和技术结构调整的财政政策安排。
二、产业结构调整与扩大内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产业结构调整与扩大内需(论文提纲范文)
(1)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1.4.1 创新点 |
1.4.2 不足 |
第2章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内涵界定 |
2.1.1 高质量发展 |
2.1.2 产业结构调整 |
2.1.3 产业结构转型 |
2.1.4 产业结构升级 |
2.2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涉及的主要内容 |
2.2.1 方向动力 |
2.2.2 政策导向 |
2.2.3 模式选择 |
2.2.4 可行路径 |
2.2.5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 |
2.3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应用 |
2.3.1 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 |
2.3.2 资本有机构成学说 |
2.3.3 产业竞争原理 |
2.3.4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2.3.5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 |
2.3.6 高质量发展学说 |
第3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纵览 |
3.1 产业结构构成状况 |
3.1.1 产业部门分布 |
3.1.2 主导产业选择 |
3.1.3 规模水平测度 |
3.2 产业结构的演进历程 |
3.2.1 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初步工业化阶段(1952-1977) |
3.2.2 产业结构重型化的纠偏阶段(1978-1991) |
3.2.3 产业结构趋向合理的深入改革阶段(1992-2008) |
3.2.4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全面转型升级阶段(2009-至今) |
3.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取得的初步成效 |
3.3.1 三次产业比例关系有所改善 |
3.3.2 产业层次在缓慢提升 |
3.3.3 产业核心竞争力有所提高 |
3.3.4 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新格局正在形成 |
第4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
4.1 问题表现 |
4.1.1 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级不高 |
4.1.2 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 |
4.1.3 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 |
4.1.4 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 |
4.1.5 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 |
4.2 症因探析 |
4.2.1 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 |
4.2.2 国际市场需求萎缩 |
4.2.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欠佳 |
4.2.4 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 |
4.2.5 经济运行机制与管理体制尚不健全 |
4.2.6 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 |
4.2.7 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不够到位 |
第5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国际经验借鉴 |
5.1 美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5.1.1 制定、调整与完善产业政策 |
5.1.2 致力于不断推进科学技术创新 |
5.1.3 积极推动产业国际转移 |
5.1.4 提出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 |
5.2 日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5.2.1 适时制定产业政策与产业发展战略 |
5.2.2 重点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 |
5.2.3 对外直接投资生产兼扩大内需 |
5.2.4 提升产业结构的信息化和服务化水平 |
5.3 德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5.3.1 推行积极的产业政策 |
5.3.2 鼓励支持产业技术创新 |
5.3.3 培养产业发展所需人才 |
5.3.4 稳步推进工业4.0 战略 |
5.4 国外经验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启示 |
5.4.1 完善产业政策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保驾护航 |
5.4.2 加快技术创新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动力 |
5.4.3 培养人才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智力支撑 |
5.4.4 实施中国制造2025 战略,助力制造强国建设 |
第6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对策 |
6.1 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 |
6.1.1 建立健全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 |
6.1.2 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6.1.3 提升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公共服务管理能力 |
6.1.4 创新产业发展思路 |
6.2 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
6.2.1 提升三次产业层级质量 |
6.2.2 推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转变 |
6.2.3 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
6.2.4 促进各产业间的融合发展 |
6.3 提升自主创新与科技研发能力 |
6.3.1 积极构建科技创新体系 |
6.3.2 培育健康的创新环境 |
6.3.3 实现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的有机结合 |
6.3.4 重视人才的战略作用 |
6.4 转变企业经营管理模式 |
6.4.1 提升品牌建设能力 |
6.4.2 以内涵型扩大再生产为主要方式 |
6.4.3 实行现代化企业管理机制 |
6.4.4 改变经营发展理念 |
6.5 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6.5.1 继续推进结构性改革 |
6.5.2 进一步优化供给结构 |
6.5.3 完善要素市场配置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2)中国投资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投资结构调整的理论研究 |
1.2.2 投资结构调整的实证研究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结构安排 |
1.4 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 |
1.4.1 研究方法 |
1.4.2 主要创新 |
第2章 投资结构及其理论基础 |
2.1 投资结构的内涵及其分类 |
2.1.1 投资的经济内涵 |
2.1.2 投资结构的经济内涵 |
2.2 投资结构调整的理论基础 |
2.2.1 马克思主义投资结构理论 |
2.2.2 西方经济学投资结构理论 |
第3章 投资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质量的门限效应研究 |
3.1 引言 |
3.2 投资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质量关系的数理推演 |
3.3 TVAR模型构建 |
3.4 投资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质量关系的实证分析 |
3.4.1 中国经济质量与投资产业结构的演进特征 |
3.4.2 中国经济质量与投资产业结构的门限效应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投资来源结构变化与金融结构失衡的区制特征研究 |
4.1 引言 |
4.2 投资来源结构与金融结构关系的数理推演 |
4.3 MS-TVTP模型构建 |
4.4 投资来源结构与金融结构关系的实证分析 |
4.4.1 指标构造与数据说明 |
4.4.2 实证结果与机理阐释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投资主体结构波动与经济-金融环境的多元时变因果关系研究 |
5.1 引言 |
5.2 投资主体结构内部关系的理论推演 |
5.3 DIRICHLET-VAR模型构建 |
5.4 投资主体结构与经济-金融环境关系的实证分析 |
5.4.1 内部结构的不稳定性分析 |
5.4.2 外部冲击的结构变化分析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投资用途结构倾斜与房价持续上涨的期限关系研究 |
6.1 引言 |
6.2 房价持续上涨的基础条件发生变化 |
6.2.1 短期视角下房价持续上涨具备经济支撑 |
6.2.2 长期视角下房价上涨惯性存在回落倾向 |
6.3 模型构建 |
6.3.1 IMS-AR模型思路与构建 |
6.3.2 TVEC模型构建与检验 |
6.4 投资用途结构与房价持续上涨关系的实证分析 |
6.4.1 内在稳定性分析 |
6.4.2 外部不稳定性分析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参与的科研项目 |
致谢 |
(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2 选题意义 |
1.2.1 研究意义 |
1.2.2 实践价值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1.3.1 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1.3.2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方法 |
1.5 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1.5.1 创新之处 |
1.5.2 不足之处 |
第2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和理论资源 |
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
2.1.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 |
2.1.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 |
2.1.3 新时代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崭新且复杂 |
2.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的理论资源 |
2.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相关政治经济学理论 |
2.2.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的相关经济思想 |
2.2.3 西方经济学值得借鉴的相关理论 |
第3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发展历程 |
3.1 萌芽期:七年知青岁月的初期经验 |
3.1.1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树立 |
3.1.2 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开启 |
3.2 形成期:30 年的地方经济治理经验 |
3.2.1 正定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3.2.2 福建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3.2.3 浙江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3.2.4 上海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3.3 成熟期:十八大以来提出的经济思想 |
3.3.1 十八大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3.3.2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3.3.3 十九大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3.3.4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第4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具体内容 |
4.1 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引领——新发展理念 |
4.1.1 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
4.1.2 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及基本内涵 |
4.1.3 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
4.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核心内涵——“七个坚持” |
4.2.1 经济发展领导核心论: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
4.2.2 经济发展目的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
4.2.3 经济发展阶段特征论: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新常态 |
4.2.4 经济体制改革论:坚持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二元关系 |
4.2.5 宏观经济管理论: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 |
4.2.6 经济发展战略论: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 |
4.2.7 经济工作方法论:坚持正确的工作策略和方法 |
4.3 新时代中国经济的新发展格局 |
4.3.1 构建高质量国内大循环 |
4.3.2 优化发展国际大循环 |
4.3.3 促进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 |
第5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逻辑及理论特征 |
5.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逻辑 |
5.1.1 植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发展逻辑 |
5.1.2 统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绿色发展逻辑 |
5.1.3 兼顾国内发展和国际合作的全球发展逻辑 |
5.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特征 |
5.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科学性 |
5.2.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现实性 |
5.2.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性 |
5.2.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人民性 |
5.2.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国际性 |
第6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 |
6.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理论贡献 |
6.1.1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
6.1.2 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框架 |
6.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实践价值 |
6.2.1 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 |
6.2.2 为解决全球经济发展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4)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
1.2.1 税收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
1.2.2 税收政策的消费效应研究 |
1.2.3 税收政策的投资效应研究 |
1.3 相关概念、研究目标与主要研究内容 |
1.3.1 相关概念 |
1.3.2 研究目标 |
1.3.3 主要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 |
1.4.1 研究方法 |
1.4.2 主要创新 |
第2章 税收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 |
2.1 基于税收的经济增长理论 |
2.1.1 索洛-斯旺模型 |
2.1.2 卡斯-库普曼斯模型 |
2.1.3 AK模型 |
2.1.4 人力资本模型 |
2.1.5 生产性公共资本增长模型 |
2.2 最优税收理论 |
2.2.1 最优商品税理论 |
2.2.2 最优所得税理论 |
2.3 税收乘数效应理论 |
2.3.1 定量税税收乘数效应 |
2.3.2 比例税税收乘数效应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动态效应检验 |
3.1 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 |
3.1.1 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
3.1.2 税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
3.2 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的时变协整关系检验 |
3.2.1 时变协整模型 |
3.2.2 时变协整关系检验 |
3.2.3 分位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
3.3 不同时期宏观税负与税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冲击效应 |
3.3.1 SV-TVP-FAVAR模型设定 |
3.3.2 变量选取与共同因子提取 |
3.3.3 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时变效应分析 |
3.3.4 税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时变效应分析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非对称效应检验 |
4.1 非对称计量模型设定 |
4.1.1 ST-BVAR模型原理 |
4.1.2 NARDL模型原理 |
4.2 不同经济周期下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短期非对称冲击效应 |
4.2.1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
4.2.2 经济波动区制识别 |
4.2.3 非对称冲击效应分析 |
4.2.4 稳健性检验 |
4.3 税收政策的正负向累积波动对经济增长的长期非对称效应 |
4.3.1 变量选取与模型参数估计 |
4.3.2 累积动态乘数效应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我国税收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驱动机制分析 |
5.1 税收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供给驱动机理 |
5.1.1 基本分析框架 |
5.1.2 税收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作用机理 |
5.2 LT-TVP-VAR模型原理 |
5.3 税收结构对要素供给的时变影响效应分析 |
5.3.1 变量选取与平稳性检验 |
5.3.2 脉冲响应分析 |
5.3.3 稳健性检验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我国税收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内需拉动机制分析 |
6.1 税收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内需拉动机理 |
6.2 SV-MH-TVP-SVAR模型原理 |
6.3 税收政策对消费的动态冲击效应 |
6.3.1 变量选取、模型设定与参数估计 |
6.3.2 脉冲响应分析 |
6.3.3 时变方差分解 |
6.3.4 稳健性检验 |
6.3.5 税收政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效应分析 |
6.4 税收政策对投资的动态冲击效应 |
6.4.1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
6.4.2 滞后阶数选择、先验设定与参数估计 |
6.4.3 脉冲响应分析 |
6.4.4 时变方差分解 |
6.5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及所获奖项 |
致谢 |
(5)“新人口红利”与大国内需型发展道路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引言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实践意义 |
三、文献综述 |
(一)人口红利 |
(二)DMP模型与城市收入预期 |
(三)OLG模型与人力资源 |
(四)文献评述 |
四、研究结构与框架 |
五、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三)技术路线 |
六、论文创新 |
七、本文不足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传统“人口红利”的发展与现状 |
第一节 “人口红利”与人口结构现状分析 |
一、中国适龄劳动人口 |
二、中国生育水平变化 |
三、中国老龄化程度变化 |
第二节 中国城镇化与产业转移程度现状 |
一、中国城镇化 |
二、中国产业转移程度 |
第三节 传统“人口红利”正在减少 |
第三章 中国发展大国内需的现实逻辑 |
第一节 中国内外需发展道路的现状与优势 |
一、逆全球化趋势的冲击 |
二、国际政治及疫情对中国的冲击 |
三、外向经济下形成的产业结构限制 |
四、中国内需导向型发展模式存在较大改革空间 |
五、中国发展内需的资源与市场优势 |
六、中国内需未被激发的现状 |
七、总结 |
第二节 “新人口红利”与人力资源培养 |
一、中国人力资源现状 |
二、我国人力资源政策 |
三、人力资源下经济内需型道路的优势 |
第三节 中国内循环的均衡发展 |
第四章 DMP分析框架 |
第一节 经典的DMP模型 |
一、构造匹配效用函数 |
二、人力资源市场的供给最优化 |
三、空缺职位的需求最优化 |
四、工资弹性与调整 |
五、人力资源匹配均衡 |
第二节 拓展城乡匹配效率提升下的DMP模型 |
一、哈里斯-托达罗模型的预期收入差异理论 |
二、较低生产率适龄劳动人口的流向分析与预算约束 |
三、DMP前提假设与匹配函数的设定修正 |
(一)现实假设 |
(二)匹配函数假设 |
四、人力资源提升下的人力资源供给曲线 |
五、产业升级下的人力资源需求曲线 |
六、人力资源职位匹配均衡 |
(一)稳态均衡 |
(二)比较静态分析 |
第五章 OLG分析框架 |
第一节 经典的OLG模型 |
一、经典戴蒙德模型下家庭与个人的行为 |
(一)假设条件 |
(二)效用函数 |
(三)约束条件 |
(四)经济含义 |
二、k的运动方程 |
三、OLG模型中的政府 |
四、资本技能互补假说 |
第二节 拓展人口结构变化下构建的OLG模型 |
一、基本假设 |
二、代表人行为决策 |
三、政府 |
四、厂商行为决策 |
五、市场出清 |
第三节 内生变量的比较 |
一、人力资源的生育数量与储蓄率 |
二、传统剩余劳动力的生育数量与储蓄率 |
三、人力资源和传统剩余劳动力相关属性的比较 |
四、人力资源所占比例 |
五、人口增长率 |
六、资本的稳态均衡 |
第四节 模型求解分析 |
一、变量选取 |
二、外生变量数据校准 |
三、内生变量数值计算 |
第六章 匹配效率提升与产业升级的政策效果 |
一、外生变量退休金率的变化 |
二、工资比与利率因子的变化 |
三、初始人均资本的变化 |
四、生育水平的变化 |
五、照顾老人的时间比例的变化 |
六、生产时间比例的变化 |
七、人力资源在适龄劳动人口中的占比及消费的变化 |
八、模型结论 |
第七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第三节 未来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科研及获奖情况 |
一、发表论文 |
二、获奖情况 |
(6)促进居民消费的财政支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三、国内外文献综述 |
四、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五、研究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相关理论分析 |
第一节 相关概念概念范畴的界定 |
一、财政支出的相关概念界定 |
二、居民消费的相关概念界定 |
第二节 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理论依据 |
一、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基础理论 |
二、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理论框架 |
第三节 财政支出作用于居民消费的作用机理分析 |
一、维持性支出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机理 |
二、经济性支出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机理 |
三、社会性支出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机理 |
第二章 居民消费现状与特征分析 |
第一节 居民消费水平总体特征 |
一、居民消费率总体呈下降趋势 |
二、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低于投资对经济的贡献 |
三、居民消费水平增长速度低于居民收入的增长 |
四、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相差明显 |
五、中、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均低于东部地区 |
第二节 居民消费的结构特征 |
一、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逐渐降低 |
二、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显着 |
三、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缓慢 |
第三节 形成我国居民消费现状的成因分析 |
一、收入水平 |
二、预期的不确定性 |
三、产品与服务的供给能力与水平 |
四、城乡间、区域间居民收入差距 |
五、消费环境 |
第三章 财政支出的现状分析 |
第一节 财政支出规模现状分析 |
一、财政规模总量的衡量指标 |
二、财政支出规模的绝对规模持续增加 |
三、财政支出规模的相对量呈U型变化 |
第二节 财政支出结构现状分析 |
一、维持性支出变动波动大 |
二、经济性支出随经济变化而波动 |
三、社会性支出逐渐增多 |
第四章 财政支出规模影响居民消费的实证分析 |
第一节 财政支出规模影响居民消费的冲击效应分析 |
一、财政支出规模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 |
二、模型的选择与介绍 |
三、实证检验与分析 |
第二节 财政支出规模影响居民消费的空间动态分析 |
一、理论模型 |
二、模型介绍与设定 |
三、变量选择与说明 |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
第五章 财政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实证分析 |
第一节 财政支出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 |
第二节 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冲击效应分析 |
一、模型选择与设定 |
二、变量的选择与说明 |
三、实证结果与证明 |
第三节 财政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空间动态影响 |
一、模型设定 |
二、模型的变量设定与数据处理 |
三、实证分析与基本结论 |
第六章 财政支出对促进居民消费的国际比较与借鉴 |
第一节 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国际比较 |
一、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占比处于世界较低水平 |
二、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与其他国家差异明显 |
三、我国居民消费率处于世界较低水平 |
四、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处于较低层次 |
第二节 对促进居民消费的财政支出的国际借鉴 |
一、美国促进居民消费的财政支出政策及成效 |
二、德国促进居民消费的财政支出政策及成效 |
三、日本促进居民消费的财政支出政策及成效 |
第三节 国外促进居民消费的财政支出经验与启示 |
一、发达国家的主要经验 |
二、给我国的启示 |
第七章 促进居民消费的财政支出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一、总体结论 |
二、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影响居民消费的研究结论 |
三、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影响居民消费的研究结论 |
第二节 促进居民消费的财政支出政策 |
一、增加居民消费的能力与意愿 |
二、提高产品的有效供给 |
第三节 促进居民消费的财政支出优化途径 |
一、合理安排财政支出规模,有效促进居民消费 |
二、优化维持性支出结构,奠定居民消费的良好基础 |
三、调整经济性支出结构释放居民消费潜力 |
四、加大社会性支出投入以减少居民预期支出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7)城乡发展一体化对我国扩大内需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城乡发展一体化扩大内需的相关文献综述 |
1.2.1 城乡发展一体化扩大内需的理论研究 |
1.2.2 城乡发展一体化扩大内需的实证研究 |
1.2.3 文献简评 |
1.3 论文的基本思路和主要内容 |
1.3.1 基本思路 |
1.3.2 主要内容 |
1.4 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1.4.1 研究方法 |
1.4.2 研究的创新点 |
第2章 城乡发展一体化扩大内需的机理分析 |
2.1 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内涵及相关理论 |
2.1.1 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内涵 |
2.1.2 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发展阶段 |
2.1.3 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动力机制 |
2.2 内部需求的内涵和构成 |
2.2.1 内部需求的内涵 |
2.2.2 内部需求的结构 |
2.2.3 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关系 |
2.3 城乡发展一体化影响内需扩大的机理分析 |
2.3.1 基本理论模型 |
2.3.2 城乡发展一体化扩大消费需求的机理和路径 |
2.3.3 城乡发展一体化扩大投资需求的机理和路径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区域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的测度及内需现状考察 |
3.1 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测度研究综述 |
3.2 区域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的测度 |
3.2.1 模型与方法 |
3.2.2 指标选择和数据来源 |
3.3 区域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时空变化 |
3.3.1 区域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测度结果 |
3.3.2 区域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空间探索性分析 |
3.3.3 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区域差异分析 |
3.4 我国内部需求的现状考察 |
3.4.1 我国内部需求的总体状况 |
3.4.2 我国消费需求现状分析 |
3.4.3 我国投资需求现状分析 |
3.4.4 我国内部需求不足的原因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城乡发展一体化影响我国总体内需的实证分析 |
4.1 城乡发展一体化与我国总体内需的因果关系 |
4.1.1 指标选取及描述 |
4.1.2 城乡发展一体化与我国总体内需的因果关系 |
4.2 城乡发展一体化扩大我国总体内需的区域效应及其约束条件 |
4.2.1 省域数据下系数R的确立 |
4.2.2 不同经济区域数据下系数R的确立 |
4.3 城乡发展一体化扩大我国总体内需的特征效应 |
4.3.1 实证模型设计 |
4.3.2 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
4.3.3 解释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
4.3.4 实证结果分析 |
4.4 城乡发展一体化扩大我国总体内需的结构效应分析 |
4.4.1 实证模型设计 |
4.4.2 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
4.4.3 城乡发展一体化五方面指标的统计性描述 |
4.4.4 实证结果分析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城乡发展一体化对我国扩大消费需求的实证研究 |
5.1 城乡发展一体化与总消费需求分析 |
5.2 城乡发展一体化对消费需求影响的实证分析 |
5.2.1 城乡发展一体化对人均总消费需求影响的实证研究 |
5.2.2 城乡发展一体化对政府消费需求和居民消费需影响的实证研究 |
5.2.3 城乡发展一体化扩大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影响的实证研究 |
5.2.4 城乡发展一体化扩大消费需求的结构效应研究 |
5.3 本章小结 |
第6章 城乡发展一体化对我国投资需求影响的实证分析 |
6.1 城乡发展一体化与投资需求分析 |
6.1.1 城乡发展一体化与总投资需求 |
6.1.2 城乡发展一体化与不同投资需求类型 |
6.1.3 城乡发展一体化不同方面与总投资需求 |
6.2 实证模型 |
6.2.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6.2.2 实证模型 |
6.2.3 指标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6.3 实证分析 |
6.3.1 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对总投资需求的影响 |
6.3.2 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对不同类型投资需求的影响 |
6.3.3 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不同层面对总投资需求的影响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城乡发展一体化扩大内需的国内外经验探讨 |
7.1 基于扩大内需效应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国外经验 |
7.1.1 英美经验 |
7.1.2 东亚启示 |
7.1.3 拉美教训 |
7.2 基于内需扩大效应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国内经验 |
7.3 国内外经验教训的总结 |
第8章 基于内需扩大的城乡一体化优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
8.1 提高城镇化发展水平,夯实城乡发展一体化扩大内需的社会基础 |
8.1.1 以人口城镇化率为突破口,加快城镇化发展进程 |
8.1.2 创造条件增强城市吸引力,提高农民市民化程度 |
8.2 优化城乡发展一体化结构,发 挥城乡发展一体化扩大内需的结构效应 |
8.2.1 加快第三产业发展,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产业体系转型 |
8.2.2 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增强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 |
8.2.3 降低城乡居民未来消费的不确定性,提高未来消费预期 |
8.3 加强城乡互动与区域融合,发 挥城乡发展一体化扩大内需的区域效应 |
8.3.1 选择合适的区域城乡发展一体化模式 |
8.3.2 构建跨区域的城乡产业网络系统和生态环境保护系统 |
8.4 加强制度改革与创新,为城乡发展一体化扩大内需效应保驾护航 |
8.4.1 明确制度改革与创新的目标 |
8.4.2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与创新 |
8.4.3 改革与创新社会保障制度 |
8.4.4 改革和创新土地制度 |
8.5 本章小结 |
第9章 结论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A 攻读博士期间所发表的论文及参与的课题 |
(8)我国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言 |
1.1 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2 对外贸易结构研究的理论基础 |
2.1 马克思主义国际经贸理论及其评析 |
2.2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基于产业结构的视角 |
2.3 新国际贸易理论—基于产业结构的视角 |
2.4 幼稚产业保护理论的演变及其政策含义 |
2.5 小结 |
3 产业结构理论及其与贸易结构的互动机制 |
3.1 产业结构演变理论 |
3.2 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因素 |
3.3 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联动的机理 |
4 我国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历史演变 |
4.1 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
4.2 我国对外贸易结构的演变 |
4.3 我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变 |
4.4 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以制造业为例 |
5 我国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互动关系-基于不同历史时期的考察 |
5.1 改革开放前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互动效应 |
5.2 改革开放初期的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互动效应 |
5.3 20世纪90年代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互动效应 |
5.4 21世纪以来我国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互动效应 |
6 我国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分析 |
6.1 对外贸易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
6.2 贸易结构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基于时间序列的实证检验 |
6.3 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结构效应的实证检验 |
7 我国产业结构失衡与贸易结构失衡的主要表现及原因分析 |
7.1 我国产业结构失衡的主要表现及原因分析 |
7.2 我国贸易结构失衡的主要表现及其原因分析 |
8 实现我国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良性互动的路径选择 |
8.1 阻碍我国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良性互动的制约因素 |
8.2 实现我国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良性互动必须坚持的原则 |
8.3 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对外贸易战略及其政策选择 |
8.4 调整国内市场政策 |
8.5 以竞争优势为基准的产业结构调整 |
9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9)城镇化扩大内需的路径及区域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一、引 言 |
二、城镇化扩大内需的路径分析 |
第一, 消费需求视角下城镇化扩大内需的路径。 |
第二, 投资需求视角下城镇化扩大内需的路径。 |
三、指标选取、数据说明及经验观察 |
四、城镇化扩大内需区域效应的实证分析 |
(一) 全国样本数据下城镇化扩大内需的实证分析 |
(二) 东部样本数据下城镇化扩大内需的实证分析 |
(三) 中西部样本数据下城镇化扩大内需的实证分析 |
(四) 城镇化扩大内需的分区域比较及其原因分析 |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
(10)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财政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Abstract 目录 1 导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1.1 国际经济困境中的中国经济发展道路选择 |
1.1.2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财政政策:理论与现实意义 |
1.2 经济发展方式与财政政策的互动:文献综述的视角 |
1.2.1 理论、问题与对策:国外的研究 |
1.2.2 经济发展方式的现实选择与财政政策:国内文献回顾 |
1.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演变过程 |
1.3.1 改革开放前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 |
1.3.2 改革开放以来努力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换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方法 |
1.5 论文的框架结构 |
1.6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1.6.1 研究的创新点 |
1.6.2 研究的不足之处 2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分析 |
2.1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含义 |
2.1.1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与界定 |
2.1.2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区别 |
2.2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意义 |
2.2.1 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在条件的变化 |
2.2.2 传统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 |
2.2.3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性分析 |
2.3 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途径 |
2.3.1 调整与优化需求结构,增强消费拉动力 |
2.3.2 调整与优化产业结构,加大第三产业拉动力 |
2.3.3 调整与优化要素结构和技术结构 3 财政政策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作用 |
3.1 财政介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理论基础 |
3.1.1 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 |
3.1.2 凯恩斯主义 |
3.1.3 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 |
3.1.4 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 |
3.2 财政政策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工具 |
3.2.1 财政政策对经济发展数量的影响 |
3.2.2 财政政策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 |
3.2.3 财政政策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功能 |
3.3 财政如何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
3.3.1 财政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传导路径 |
3.3.2 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财政政策效应 |
3.3.3 明确财政支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领域 |
3.3.4 财政政策支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方法 4 需求结构调整的财政政策 |
4.1 需求结构基本理论 |
4.1.1 需求与需求结构 |
4.1.2 需求结构的组成部分 |
4.2 我国需求结构现状及负面影响 |
4.2.1 我国需求结构整体评价 |
4.2.2 我国需求结构现状及负面影响 |
4.3 我国需求结构失衡的致因分析 |
4.3.1 经济发展追求速度而忽略质量 |
4.3.2 城乡二元结构的制约 |
4.3.3 经济政策的制约 |
4.4 支持需求结构调整的财政安排 |
4.4.1 建立扩大消费的财政政策体系,增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力 |
4.4.2 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的财政安排 |
4.4.3 促进出口需求调整的财政安排 5 产业结构调整的财政政策 |
5.1 产业结构基本理论 |
5.2 我国产业结构现状分析 |
5.2.1 三次产业结构总体评价 |
5.2.2 第一产业内部结构 |
5.2.3 第二产业内部结构 |
5.2.4 第三产业内部结构 |
5.3 我国产业结构失衡的致因分析 |
5.3.1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战略 |
5.3.2 政策缺陷,不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 |
5.3.3 人才缺乏和科技落后制约产业结构优化 |
5.4 支持产业结构调整的财政安排 |
5.4.1 产业结构调整的财政政策的重点支持方向 |
5.4.2 创新产业结构调整的财政政策支持工具 |
5.4.3 产业结构优化的财税安排 6 要素结构调整的财政政策 |
6.1 要素结构的基本理论 |
6.2 我国要素结构现状分析 |
6.2.1 我国劳动力要素结构现状 |
6.2.2 过度依赖资源要素高强度投入 |
6.2.3 技术要素投入欠缺 |
6.2.4 信息要素发展落后 |
6.3 我国要素结构失衡的致因分析 |
6.3.1 经济增长热衷于要素投入 |
6.3.2 技术创新长期依赖于技术引进 |
6.3.3 人才培养与保留机制薄弱 |
6.4 要素结构调整优化的财政安排 |
6.4.1 鼓励科技创新,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财税安排 |
6.4.2 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财政政策调整 |
6.4.3 财政政策引导民间资本,优化要素结构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参考文献 后记 |
四、产业结构调整与扩大内需(论文参考文献)
- [1]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D]. 韩美琳. 吉林大学, 2021(01)
- [2]中国投资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D]. 吴业强. 吉林大学, 2021(02)
- [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D]. 胡炅坊. 吉林大学, 2021(01)
- [4]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D]. 董雪. 吉林大学, 2021(01)
- [5]“新人口红利”与大国内需型发展道路的研究[D]. 沈思远. 云南财经大学, 2021(09)
- [6]促进居民消费的财政支出研究[D]. 李翠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4)
- [7]城乡发展一体化对我国扩大内需的影响研究[D]. 肖向东. 湖南大学, 2015(02)
- [8]我国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研究[D]. 骆革新. 厦门大学, 2019(07)
- [9]城镇化扩大内需的路径及区域效应研究[J]. 罗富政,罗能生.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 2013(06)
- [10]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财政政策研究[D]. 任明东. 东北财经大学, 201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