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上半年世博会一览表

一、2003年上半年世界博览会一览表（论文文献综述）

马春霞^[1]（2021）在《形塑国民：近代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研究（1905-1929）》文中研究说明近代中国的通俗教育是以通俗直观的方式向普通民众授以浅显易懂的常识,以增进民众国家观念、国民意识、科学常识以及革新社会习俗的社会教育活动。通俗教育肇始于清末,兴盛于民初,衰弱于20世纪20年代。它是近代中国政府及知识界在内忧外患环境下探讨教育救国之策的产物。与此同时,在建设近代国家的语境下,通俗教育致力于将过往被排除在教育体系外的底层民众形塑为国家的合格国民,描绘出近代中国大众教育肇始阶段的图景。近代江苏地区的有识之士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历时较久、影响深远的通俗教育实践活动。近代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经历了兴起、发展与式微的历程。在这一变迁过程中,通俗教育在行政建制、实践运作等方面渐成体系。通俗教育的行政建制从无到有、从散乱到系统,为通俗教育在地方的顺利实施奠定行政管理的基础。通俗教育实践从清末的阅报、讲报、识字、宣讲等方式,逐渐拓展到民国时期形成覆盖讲演、展览、识字、谋生技能传授等切合民众实际需求的综合立体的教育网络。通俗教育实践主体也从清末地方人士的“单打独奏”到民国设立各类社会团体并建立专门的通俗教育场馆的拓展模式。尽管通俗教育缘于种种原因最终为民众教育所取代,然而其开展社会教育的思路与途径对后续民众教育发展不无启示与镜鉴作用。通俗教育团体的擘画与导航影响了民国时期江苏通俗教育的发展方向与内容。由着名通俗教育家伍达牵头创立的上海通俗教育研究会,通过广泛募集会员、召开会议、发行会刊等途径传播通俗教育理念,借助会刊向各地征集有关通俗教育发展基本问题的建议,引导各界深入探讨实施通俗教育的路径,普及通俗教育。尽管上海通俗教育研究会存续时间不长,然而其对于通俗教育的开创之功不容忽视。江苏省教育会将通俗教育提案上达于政府,并将通俗教育实践下播于民间,在民国十数年间引领了江苏通俗教育潮流。江苏省教育会下设的通俗教育研究会在连续六届常年大会议案多围绕通俗教育在地方的实际问题展开,使这些问题加以讨论,甚至获得解决,促进了通俗教育在基层社会的发展。通俗教育团体的理论探讨与实践活动推动了江苏地区的通俗教育深入有序的开展,也使形塑国民的理念进一步广泛传播。江苏通俗报刊在传播国家观念、卫生常识等方面以及在谋求自身发展的调适过程中参与了对国民的观念塑造。为了培养现代国民的观念,通俗报刊运用大量篇幅引导民众认识“欲爱身家,先爱国家”的道理,灌输从日常生活中做“爱国的实事”——“尽本分”。当然,为了吸引读者,维持报业生存,通俗报刊亦夹杂以轻松、休闲、娱乐的内容。宏大的国家主题在通俗、休闲的内容配置中,得以稀释,散落在各版块的编排中,既展现了通俗报刊塑造国民的隐衷,亦满足了民众的娱乐需求,巩固了报刊的读者。通俗报刊对卫生常识的传播,彰显了通俗报刊在向国民传播卫生观念过程中所作的努力及其影响。在通俗报刊的阐释下,民众与国家的距离被拉近,民众的个人健康等同于国家机体的健康,民众与国家被建构起唇齿相依的联系。江苏地区的学校式通俗教育藉由课本较为系统地启蒙民众。清末,江苏政府及民间人士通过设立简易识字学塾,开始了培养宪政国民的尝试。民初,以董景安为代表的知识界藉由“六百字编”通俗教育丛书、开办通俗教育学校,向“陇畔耕夫”、“市廛手民”普及国民常识。民间团体还创办了能让民众获得一技之长的通俗夜校,引导民众在提升谋生能力的基础上增长常识,增进政治觉悟,承担国民义务。江苏地区的学校式通俗教育的发展历程体现了政府及知识界对通俗教育认识的逐渐深入,凸显了国民常识普及的民众取向,更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通俗教育提出的新要求。江苏地区的通俗教育馆是在采择日本经验基础上建立的中国式国民启蒙场馆。通俗教育馆通过选址文庙消弭了传统精英文化空间与大众文化空间的隔阂,体现了通俗教育的本旨。通俗教育馆的馆内常识演示及巡回讲演活动使民众在“耳闻馆之声”的过程中接受国民常识普及。通俗教育馆的展览引导民众在“目睹馆之物”的过程中获得常识。江苏地区在全国率先进行了创办通俗教育馆的尝试,在启蒙定位、设馆建制方面对其他地区多有影响,亦对其后民众教育馆的建立颇有启示。不过,经济、人事、观念方面的困境亦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通俗教育馆教化功能的发挥。近代江苏地区的通俗教育界人士,在形塑国民的时代主题下,结合地方情势开展了有针对性的通俗教育实践。它以民间力量为先导,在官方的政策支持下,秉持底层视角,借助大量的通俗教育媒介,着力于培养具有国家观念、国民意识及现代常识的国民。通俗教育将普及国家观念、国民意识、科学常识等作为国民塑造与知识启蒙的切入点,将下层民众纳入近代国家共同体中,赋予其政治属性,开启了普及国民教育的历程。在建构近代国家的大背景下,通俗教育体现出鲜明的工具性,在形塑国民的同时亦凸显了民众在国家中的重要性,加速了民众时代的来临。

黄诗敏^[2]（2020）在《近代中国留美生的文化冲突与调适 ——基于胡适日记与吴宓日记的考察》文中研究指明近代中国可谓文化冲突中的中国。值此中西碰撞、新旧交替之际,留学生是最先走出国门、直接沐浴欧风美雨洗礼、接受世界文化与域外新知的知识分子群体。而胡适、吴宓无疑是留学生群体中引人注目的两位学者。他们成长于新旧交替之际,同是庚款留美生群体中的一员,担负着中国文化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但二人成长于不同的家庭环境、地域文化以及受教经历之中,二人在留美期间及归国后对中、西方文化也持有不同的态度,并影响着各自的民族文化复兴实践活动。基于此,本文以胡适日记、吴宓日记作为主要文本,考察胡适、吴宓二人的文化冲突体验及其调适文化冲突的基本路径,以期为当下留美生实践民族文化复兴提供借鉴。论文第一部分,通过梳理与比较胡适、吴宓二人在家庭背景、地域文化、受教经历方面的异同,从而为分析二人分别是如何进行文化调适提供全面的考察。首先,在家庭背景方面,幼年丧父的胡适在母亲的严格要求与全幅期待下,养成了隐忍、宽容、和气等性格,并逐渐树立了“以期作圣”的人生准则。与胡适不同的是,家庭成员关系复杂的吴宓在其祖母的溺爱与强压下养成了孤独、固执、冲动等性情。但在浓厚的家庭文化氛围中,吴宓建立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情感纽带。其次,在地域文化方面,在开放包容的徽州文化的耳濡目染下,胡适继承了勤劳吃苦、包容开放、敢为人先的品质。而吴宓自幼对儒家经典的倒背如流、对内省修德的坚持、对传统文化的深情与珍视,都离不开关中浓厚的经世致用、厚重务实的学术气息的浸润。另外,同受到传统教育长期浸润、也从新式教育中接触新的文化因子的二人,在留美之前在文化选择、价值取向等方面已有了一些差异。这些差异也预示着二人今后的文化选择、德业活动等方面的差别。论文第二部分,考察胡适、吴宓留美期间的文化冲突体验,从学习课业、社会生活两方面展开论述。学习课业上的语言障碍、中西方教育内容和教学方式等方面的差异,以及社会生活方面在宗教、家庭、婚姻、性别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使得胡适、吴宓二人对中西方的种种文化冲突有着更为直接的或同或异的感受与体悟。论文第三部分,考察胡适、吴宓面对文化冲突时的文化心态,重点考察二人是如何通过转校、择师、交友等选择来进行文化调适的。胡适由农转文、由康乃尔大学转校哥伦比亚大学,追随杜威的“实验主义”,广交朋友,使其逐渐成为了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吴宓深陷悲观主义难以自拔,但缘遇白璧德、转校哈佛大学的选择,让他在彷徨与纠结中找了一盏明灯,更在名师益友的指引与陪伴下,明确了一生志业所求。二人的转校、择师、交友活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反映了各自面对文化冲突时的调适过程。论文第四部分,考察胡适、吴宓二人的中西文化观,梳理二人归国后的教育文化实践活动。分析二人对中国文化的自信、自尊与认同状况,对西方文化的认知与态度,对中西文化关系的理解,是如何影响二人参与民族文化复兴实践的。胡适主张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输入学理以再造新文明;而吴宓倡导昌明国粹、理性输入,融合中西文化。在此基础上,他们在高等教育、社会教育、学科建设等方面完成了一系列实践探索活动,以践行理想志业、推动民族文化复兴。最后,论文总结了胡适、吴宓作为近代中国留美生之于中国文化复兴的特征,为当下留美生在新的一轮中西文化对话与冲突中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塑造中国文化与国家形象、加快民族文化复兴进程提供借鉴。

邱志军^[3]（2019）在《清中期至民国福州脱胎漆器研究》文中提出福州漆器工艺的出现可上溯至北宋,至明代,福州漆器大为盛行,及至清乾隆年间,福州已成为全国漆器重镇之一。福州三坊七巷的文人阶层群落的形成、台江码头商业文化的繁荣和仓山外国领事馆的聚集,形成极具地域特色的城市文化,促进了福州脱胎漆器的工艺技巧开拓与产业发展。从工艺沿革来看,清中期起,福州脱胎漆器吸收了传统漆器工艺的特色,并与日本漆器工艺有交互影响,这是对传统漆器工艺技法的传承和发展。清末民国时期,福州涌现出众多具有开拓精神的脱胎漆器工艺名匠,革新了近百种工艺技法,形成材精工巧的艺术风格,使福州脱胎漆器散发出无穷的魅力。福州脱胎漆器的变化受时代历史等文化成因的影响,也受区域文化的熏陶。在商品经济萌芽与文化因素、时代变迁等多种条件的共同作用下,福州脱胎漆器艺术呈现出千文万华的精彩。本文把清中期、晚清、民国三个时期的福州脱胎漆器置入文化场域中进行阐释,对传承体系和手工业教育的转变进行研究,解析政府政策的支持在漆艺工艺人才培养方面的积极作用,并以沈绍安家族为例,深入研究晚清至民国时期福州脱胎漆器的产业化发展模式及存在的结构性隐忧,为当代漆器工艺的教育、传承、产业化发展提供了翔实的文献资料和宝贵的经验。福州脱胎漆器艺术作为中国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元素之一,展现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是一种东方精神的表达。研究福州脱胎漆器的文化成因与工艺特色的变化,将有助于加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并能促进当代文化产业的发展。论文一方面研究清中期至民国时期福州脱胎漆器文化成因与工艺及产业的发展脉络,从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来探寻它的工艺变革与产业发展;另一方面,试图通过田野调查与文献梳理,运用艺术文化学、图像分析等方法深入阐释福州脱胎漆器的艺术魅力,由此总结其艺术特色及产业变迁,为推动当代漆器工艺特色及产业的发展提供参考。这些经验与历史,有助于我们思考当下漆器产业如何面对时代变化和机械复制带来的挑战。

孙磊^[4]（2018）在《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历史考察（1927-1949） ——基于科学职业伦理视角的分析》文中指出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中华自然科学社是历时较长、影响较大的综合性科学社团。1927年9月,中央大学理工科大学生秉持在中国发展与应用科学的理念,在校内结社,组建了中华自然科学社。到20世纪30年代初,社员相继成长为职业科学工作者,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内科学界的科学救国思潮影响下,他们从科学职业身份出发认识到自身的科学救国责任,总结晚清以来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认为科学在中国发展缓慢的症结在于科学没有得到广泛社会应用,于是将普及科学视同应用科学的有效途径,从1932年开始,直至1937年,编行科普刊物《科学世界》,致力于科学的大众化,以促进科学在中国的应用,并确立社务活动宗旨为在中国发展与普及科学,推动社团演变为以国内职业科学工作者为主体的综合性科学社团。抗战爆发后,迁移至大后方的社员于1938年在重庆中央大学重建总社,恢复了社务活动,在当时科学工作者群思以科学贡献于抗战建国事业的社会思潮中,继续开展以《科学世界》为中心的科学普及活动直至抗战结束;同时在1942—1945年,面向英美科学界发行综合性英文科学刊物《中国科学通讯》,展开战时中外科学交流,以发展中国科学。抗战结束后,总社在1946年夏迁回南京中央大学旧址,恢复了在国内的社务活动,从1947年到1949年,持续编行《科学世界》,令刊物成为民国时期发行时间最长的科普期刊;还创办了用于对外科学交流的综合性英文刊物《中国科学与建设》,作为《中国科学通讯》的延续。战后时期的中华自然科学社在国内科学界具有较大影响力,首先是规模显着,到1947年底,社员总数达到2000人以上,分布于自然科学、医药卫生、工业技术与农业科学等民国科学各领域。其次是与中国科学社发挥同等影响力,在1946年时与中国科学社合组中国科学促进会;1947年时与中国科学社合作,联合其他专门性科学学会,举办七科学团体联合年会;1949年时与中国科学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东北自然科学研究会一道,联合发起组织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新中国建立后,发展与普及科学成为政府职能,中华自然科学社的社务活动渐趋停顿,在1951年3月底结束社务,完成发展与普及科学的历史使命。上述发展历程与主要社务活动表明,在民国科学史上,中华自然科学社发展与普及科学的社务宗旨与实践得到国内科学界认同,并因此发展成为与中国科学社齐名的综合性科学社团。本文认为,这一科学社会史现象具有深刻的研究意蕴,反映民国科学界对于科学职业伦理形成认知的过程。具体来说,科学职业伦理是以科学职业理念为前提的。科学职业理念以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为内涵,在科学知识与科学知识的实践之间建立起维系理论与实践的结构性联系,形成将科学研究的理性化模式转化为社会发展的理性化目标的职业目的。由于令社会理性化本身意谓构建理性这一现代社会道德,所以这一职业目的旨在表达科学职业具有符合现代社会的理性化道德的价值取向,而这是通过生成有效运用科学知识要以理性为价值取向的制度性规范来实现的,表现为建立起有关科学职业的道德准则,也就是以理性为价值取向,从科学职业的理性目的与社会目的出发,构建有效运用科学知识的制度性规范,这就是本质上是制度伦理的科学职业伦理的内涵。返视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史,发展与普及科学正是科学职业理念的体现,因为发展科学旨在增进科学知识,普及科学则旨在应用科学知识指导实践,也就是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所以作为由多门学科科学工作者组成的综合性科学社团,中华自然科学社维系不同学科的科学工作者于社内的理念正是科学职业理念,成为民国科学界有效运用科学知识的社会建制。深入来看,科学职业理念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社会理性化目标,令中华自然科学社成为运行具有理性化意义的公共事务的社会建制,从学理上来说是一种公共领域建制,承载的是科学职业具有符合现代社会的理性化道德的价值取向,表征民国科学界对于科学职业伦理的认识。本文因此以科学职业伦理作为研究视角,分章设节,对于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史进行一番科学社会史考察。第一章阐述1927—1937年期间,中华自然科学社以公共领域建制为方向的体制化历程,以及这一体制化方向带动作为科学职业伦理形成之前提的责任伦理的兴起过程,指出社团的成立是科学职业理念中国化的产物,表现为民国时期,以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来造就物质文明的现代性理念形成,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蕴育出科学职业理念,这是中华自然科学社缘起的结社理念,使得基于科学职业的业缘性社会关系开始在社务活动中形成,表现为民国科学界关于科学家的社会角色意识主导下,社员以作为业缘性社会关系运行方式的专业性的程序化合作模式开展社务活动,根据科学救国的时代需要,从1932年开始探索出以科学大众化为方向的社务活动途径,这就是通过出版通俗性科学刊物《科学世界》来普及科学于国内民众,形成作为专业性的程序化合作模式的科学普及规范。由于科学普及规范遵循的是发挥科学职业的令社会理性化功能路径,所以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成为一种具有理性化意蕴的社会公共事务,从而生成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公共领域建制属性,以运行理性化的社会公共事务为社务活动实质,所以社团的体制化建设旨在维系科学职业的联系理论与实践的结构,规制社员探索科学知识的有效运用途径,走向从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的社务实践。由于科学研究是社员的本职工作,这体现出科学职业的令社会理性化的责任伦理在社员理念中的兴起。第二章论述1938—1941年期间责任伦理的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情形。这一情形所体现的社史史实是,抗战爆发后位于大后方的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员意识到,从抗战建国时代要求的抗战意向出发,大后方科学界根据科学职业理念形成自身的社会责任认识,认为应该从事应用科学研究以实现科学知识的战时应用,因此社员的社务活动也应转到这一方向上来。为此总社以应用科学为评价标准来展开科学普及,先是遵循面向发展生产力开展科学研究的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展开应用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为社员有效运用科学知识提供必要的科技布局;在之前形成的从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的责任伦理意识的作用下,从1939年起将应用科学学科规训转化为科学普及原则,在到1941年为止的《科学世界》编辑过程中,形成以应用科学学科知识的生产作为科普主题的局面,表现出责任伦理在实践过程中走向学科规训化途径。第三章论述1942—1945年期间责任伦理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情形。当时总社通过向社员集稿,发行面向英美科学界的综合性英文科学刊物《中国科学通讯》,反映出当时社员主要集中在基础科学方面开展科学研究,构建出基础科学科技布局。当抗战建国时代要求由抗战意向转向建国意向之时,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员也随之共同认识到要通过科学普及提振大后方基础科学教育,以发展面向建国意向的基础科学研究。在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化实践影响之下,社员从基础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形成了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对于科学普及方向的规划,走向责任伦理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途径。第四章以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制度化实践与科学职业伦理的理念表达为题,论述在1946—1949年期间,社员意识到科学建国时代要求需要建立面向生产力的科学创新局面,以使得中国科学发展预及到世界科学创新趋势,于是开展从基础科学到应用科学的科学创新研究情形。在社务实践中,社员一方面通过用于对外科学交流的综合性英文科学刊物《中国科学与建设》,促进中国科学界的科学创新研究经由专业交流得到确证;另一方面通过《科学世界》向国内社会普及世界科学创新情形,包括国内科学创新研究。对于科学创新研究而言,这两种社务活动发挥的是获取科学新知并予以传播的功能,在学理上来说建立起一种面向科学创新的科学新知流动局面,以从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的责任伦理作为维系机制,为作为责任伦理实践路径的学科规训提供制度化安排。正是学科规训制度的建立使得责任伦理演变为科学职业伦理,因为这建立起支撑科学研究的科学学科规训面向生产力转化的常态化局面,根据科学创新规律,要求国内科学界对于学科规训作用于发展生产力的利他性予以阐释,使得社会信任科学创新符合社会大众利益;表现为经由《科学世界》,科学职业的理性目的与保障理性目的实现的社会目的得到国内科学界阐释,使得社会大众认识到科学创新符合现代社会理性化价值取向。这在学理上反映的是国内科学界对于科学职业伦理的理念表达。

陈勐^[5]（2018）在《南京近代商业建筑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南京是中国近代时期着名的政治型城市和消费型城市,针对南京近代商业建筑史的研究对于全面反映近代南京社会、城市、建筑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史料研究为主、史论分析为辅,基于西风东渐、建筑类型发展以及商业区的改造与变迁等视点,系统的呈现南京近代商业建筑的现代化历程,包括:整体梳理、考证南京近代商业建筑发展的历史脉络,基于社会史、政治史等视角剖析南京近代商业建筑现代化发展的动因,关于南京近代商业建筑空间形式发展演绎的理论性分析与探讨等。本文分为六章,第一章为背景,基于文献和图像史料讨论近代以前特别是明清南京的商业区布局与商业建筑类型。第二章至第五章基于时间线索展开南京近代商业建筑发展史的研究,分为晚清及民国初年（1860年代至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至1937年）、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底至1945年）以及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时期（1945至1949年）。文章基于商业设施的现代化视角,讨论各时期内政府当局的商业区计划、商业设施建设以及商人阶层自主经营的商业建筑,并总结各时期商业建筑现代化发展的特征和原因。第六章为总结性章节,基于建筑类型演变的视角探讨以市房、街市、大型商场、百货公司为代表的南京近代商业建筑的空间形式特征,试图总结商业建筑发展的一般规律,并进而分析其背后的建筑技术、营建法规及形式理想等方面的原因。本文以年代和历史事件为纵向线索梳理建筑史实,论从史出、总结规律,以建筑类型的分类为横向线索讨论空间形式的演绎,是将建筑历史研究与社会变革视野相衔接的一种探索。

周炜^[6]（2018）在《首都国货陈列馆研究（1928-1937）》文中研究表明国货陈列馆是近代国货运动蓬勃发展的产物,陈列馆的兴盛也推动了国货运动的发展,国货陈列馆的兴衰与国货运动的发展相辅相成。首都国货陈列馆成立和发展与饱受列强经济侵略的国际形势以及首都的地缘、政治、经济、文化优势不无关系。帝国主义列强的在政治和军事上的侵略使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伴随而来的经济侵略也与日俱增。随着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意识逐渐觉醒,爱国的仁人志士意识到中国难以在军事和政治外交上与帝国主义列强抗衡,唯有抵御其经济侵略才能争取国家主权,挽救民族危亡,“商战”思想成为社会共识,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迫在眉睫。商品被打上了国家的标签,而消费国货也被视为爱国的表现,提倡国货,号召民众消费国货成为了发展民族工商业的主要途径。国民政府定南京为首都后,策进工商,发展实业,积极提倡国货运动。虽然面临经济侵略、全球经济危机、自然灾害和军阀混战等困境,但在国民政府努力应对下,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进入了较为稳定发展的黄金时期,国货运动也如火如荼。举办国货年和国货展览会成为了政府提倡国货的主要手段,虽然能引起短暂的轰动效应,时人皆呼号提倡国货和服用国货,但终究昙花一现,为延长提倡国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筹设商品陈列所的便提上议程,商品陈列所源于资本主义世界强国扩张海外贸易而设,只不过近代中国仿效国外设置的商品陈列所多陈列国货,极具陈列国货商品的意味。随着洋货的汹涌而至,民族工商业难以为继,为号召全国一致提倡国货,统一步伐,政府通令大部分商品陈列所直接改组为国货陈列馆。实业部率先筹办北平国货陈列馆和首都国货陈列馆以作为全国各省市国货陈列馆效仿的榜样,两所国货陈列馆直属于实业部。首都国货陈列馆凭借独特的地缘优势,成为了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官办国货机构。首都国货陈列馆的发展可以分为兴盛和衰亡两个主要阶段。1929年9月至1936年3月是首都国货陈列馆的兴盛时期,也是该馆最重要的阶段。在此期间陈列馆直属于实业部,经费充足,陈列馆尝试设立了各种便于开展提倡国货活动的部门,积极征集国货出品以准备日常陈列,举办了十几次规模宏大的国货展览会,很好地宣传国货,使国人进一步认识和了解国货,号召国人服用国货,为改良国货和发展实业作出巨大贡献;积极开设国货商场,销售有质量保证的国货,为民众提供值得信赖的购物平台,也为国货厂商开拓销路,为实业家与消费者提供媒介,将提倡国货落到实处;陈列馆还代为国内外国货团体或国货机构征集国货展品,也代表国家参与国际赛会,政府层面的经济外交在一定程度提升了近代中国的国际形象,拓展了国货的海外贸易;认真履行函复咨询、参与部分国货调查、办理国货证明、发行报刊、编制货品目录等职责;通过组织国货运动基本区、首都提倡国货运动周、国货旅行团等活动以提倡国货,通过举办周年纪念会、菊花大会、赠品周等引起国人提倡国货的兴趣,甚至兴修马路以更好地开拓馆务。1936年3月至1937年12月是首都国货陈列馆的衰亡阶段,由于战事频繁以及财政问题,政府无暇他顾,加之列强的胁迫,政府不再将提倡国货作为工作重点,原本由实业部直辖的北平国货陈列馆和首都国货陈列馆分别交由南京和北平两市政府接管。南京市社会局于1936年3月接收了首都国货陈列馆,改名为南京市国货陈列馆,陈列馆不再享有实业部的津贴补助,经费骤减和频繁的人事变动直接影响到陈列馆提倡国货活动的开展,陈列馆的职员和致力于国货运动的仁人志士仍然坚守岗位,为更好地经营国货陈列馆呕心沥血,努力征集展品、整理展品、准备日常陈列、举办国货展览会、整顿国货商场、积极参加提倡国货宣传周。全面抗战爆发后,战事频繁,国货运动受挫,国货陈列馆也受到沉重打击,勉强支撑,直到南京被占领后,陈列馆惨遭日军洗劫,其建筑和展品也被震毁,首都国货陈列馆从此湮没无存,但遗址仍在。首都国货陈列馆的兴衰历程直接展现了其为促进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中国国货运动的发展脉络,也从侧面展现了国人民族意识的觉醒,南京国民政府在国货运动中的尴尬处境和官商之间的微妙关系。通过研究首都国货陈列馆举办的历届展览会可以了解近代中国国货展览会的举办模式和过程;其附设国货商场的研究也可以加深对国货营销的认知;通过分析首都国货陈列馆陈列品和展览会展品信息,可以窥察民国重视教育发展、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民众以衣物和饮食消费为主、没有条件提高审美品味的概况;对比首都国货陈列馆和同属于实业部直辖的北平国货陈列馆以及民办国货机构——上海总商会商品陈列所,可以显现首都所在地的国货机构在提倡国货运动中深远的影响力和容易受政府利益所左右的弊端。

齐洪洲^[7]（2017）在《中国邮票设计艺术发展研究》文中指出1878年,清政府效仿英国发行了中国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中国邮票设计艺术从此便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在历经清代、民国、新中国将近一百四十年的历史阶段中,中国邮票设计从最初的模仿、借鉴西方邮票的艺术形式到逐渐形成具有民族风格的成熟艺术形态,尽管历经曲折,但发展却从未间断。本文以中国邮票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收集梳理其发展历史,运用设计艺术学、历史学等方法呈现其在各个发展时期的历史语境、技艺场景、设计风貌,剖析其中的视觉语言、设计思想及艺术风格,并据此勾勒清晰的设计发展脉络和流变轨迹。全文对中国邮票设计艺术发展的研究从四个层面展开:首先是历史层面,即中国邮票设计艺术的发展历程。这一层面不仅是文章的基础,也是全文的发展线索。文章在大量文献梳理的基础上进行归纳总结,得出以下结论:在“学西观”和“中体西用”思想的相互作用,使清代邮票的设计在照搬、模仿西方邮票设计格局的同时又体现出清代特有的艺术特色,是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下的必然呈现;在国统区邮票与解放区邮票并行发展的民国历史时期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风格;新中国的邮票设计在建国初期获得良性发展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致使邮票事业呈现混乱状态,邮票设计工作也在反反复复中艰难前行;经过文革后两年徘徊时期的调整,改革开放初期的邮票事业繁荣发展,邮票设计也日渐成熟,特别是设计中民族风格的体现获得了极大成功;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近20多年的邮票设计继续向前发展并呈现出新的面貌。文章认为中国邮票设计艺术发展历史可划分为移植期、借鉴期、自立期、探索期、曲折期、繁荣期和多元发展期。其次是物象层面,即中国邮票设计艺术在各个时期的艺术特征。这一层面通过图表演示与文字阐述,对中国邮票各时期实物图像的构图、边饰、表现手法及影响因素等内容进行归纳与分析,总结其艺术特征,发掘艺术规律。本研究发现:中国邮票在近一百四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各时期邮票呈现出不同的图像特征,均是当时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和时代精神的反映与写照;中国邮票的设计历经了从最初模仿、借鉴西方邮票的艺术形式到逐渐形成具有民族风格的成熟艺术形态的曲折过程;在中国邮票设计艺术的发展过程中兼收并蓄,受到过许多艺术形式的影响,且这些艺术表现方式和手法被运用于邮票设计当中,而反过来有的邮票设计形式也对某些艺术形式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再次是技术层面,即中国邮票在各时期的印制技术特征。设计和印刷是邮票诞生的前提条件,二者缺一不可。本研究表明:中国邮票的印制从最初引进西方先进设备和技术人员,到目前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间一直不断向前发展,即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邮票印制水平仍得到一定的提高;中国邮票的印制在不同阶段显示出不同的印制特点,不同的设计形式产生不同的图像特征,而印刷又往往决定着设计的最终面貌,有时乃至决定着艺术风格,如解放区邮票所呈现出的强烈的木刻版画风格便是由这一时期特殊的印制条件所决定的。最后是现实层面,即中国邮票设计艺术在数字时代背景下的面貌呈现。第七章紧扣现实,总结数字时代背景下中国邮票设计艺术所呈现出的多元发展新面貌,探讨数字化设计平台给邮票设计所带来的利弊关系,最后建立在各章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邮票设计艺术的发展脉络进行归纳总结和图表演示。在以上四个层面逐层阐述的基础上,通过对中国邮票设计艺术发展的全面研究,本论文得出中国邮票设计艺术的发展历史可划分为移植期、借鉴期、自立期、探索期、曲折期、繁荣期和多元发展期;中国邮票设计艺术历经了从最初模仿、借鉴西方邮票的艺术形式到逐渐形成具有民族风格的成熟艺术形态的发展过程;数字化设计平台在给邮票设计带来众多便利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定的弊端等主要结论。

俞世恩^[8]（2017）在《现代性与民族性：1929年“大上海计划”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以历史学科为基点,吸收有关政治、经济、社会、城市、规划等多学科知识进行交叉研究,从全球城市现代化发展和城市规划史的视角,通过分析“大上海计划”（1929年）的产生、内容、实施及失败的原因等,来透视近代上海在当时应对现代化与民族独立统一这两个时代主题时的困境与努力。文章主要依托史料,以美国“芝加哥计划”为参照,从全球视野探求“大上海计划”诞生的背景,说明该计划的出现既是上海日益发展为国家经济中心的内在需求,也是国民政府巩固政权、追求民族复兴的需要。通过阐述“大上海计划”的主要内容,阐明近代上海的现代化建设因内蕴了民族独立与民族复兴的要求表现为传统与现代的矛盾统一。在梳理“大上海计划”的实施中,分析其失败的原因,揭示计划虽有助于促进城市的现代化建设,但其实践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民族尚未独立的制约;并通过介绍“大上海计划”之后的城市规划活动,分析该计划产生的深远影响,认为民族独立后的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任务虽已凸显出来,这些后续规划也继承了“大上海计划”的思想精髓。但在动荡时代,政府关注的并非现代化的市政改革,而是国家统一。最终,文章强调城市规划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时代的反映。传统文化与民族主义元素会对城市的现代化建设产生影响。“大上海计划”就是从一个侧面表明了现代化建设需要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

唐湘雨^[9]（2017）在《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问题述论》文中研究说明探索落后地区工业化是当今学术界一个有意义的话题。出于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关注与探索,笔者选择了民国时期中国一个相对落后的地区——广西为个案,来探讨民国时期,特别是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是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的?广西工业化的内部动力与外部助力是什么,及其对广西工业化的影响是什么?广西工业化取得了哪些进步或成就,存在哪些不足?以此来探索落后地区工业化的发展路径。在正文第一部分主要是探讨20世纪30年代以前广西的社会概况。从“混乱的政局”、“衰败的经济”和“落后的习俗”三个方面探讨了新桂系主政前广西社会的基本形状,旨在说明广西工业化是在社会动荡、经济落后与民俗保守的状态下展开的,这些都不利于广西的工业化;但是,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既是广西民众普遍的心愿,也是地方实力派新桂系治理广西的需要,这是广西工业化有利的条件。新桂系主政初期,曾发动“广西经济发展出路问题”的讨论活动,虽然这一活动最后没有达成出题者所愿,但是在启迪心智,动员广西人参与经济建设方面是起了一定作用的。而在此之后出现的历史上第二次全国范围内的“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之论争中,像第一次“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之争一样,虽然也未能达成共识,但是这次论争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广西对于工业化道路的选择。广西工业化是在内部动力的推动与外部助力的促进下开展的。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内部动力,来自商人的投资、手工业的转型与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文章分析了这一时期广西境内的本土商人与外来商人在广西工业化中所处的地位与所发挥的作用。由于广西本土商人力量过于弱小,外来的粤港商人在广西工业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文章考察了以广西最出名的土布业与瓷器业,探讨这一时期广西手工业走上工业化可能性。结果发现,在自然状态下,广西的土布业并未踏上工业化之路,而陶瓷业在广西省政府的扶持下,融资扩建,购买新式生产设备,采用新技术,建立近代工厂管理制度,完成了它的华丽转型,踏上了工业化的道路,说明传统手工业具有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内在动力。以军人为核心的新桂系领袖们不自觉地充当广西工业化的核心力量,尽管在工业化问题上,他们曾忧虑、徘徊,甚至还曾有一些工作失误,但是他们在40年代后坚定地选择工业化道路,并为广西工业化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这三种力量中,广西地方政府是广西工业化的主要动力。落后地区的工业化进程,离不开外部的助力,20世纪30-40年代广西的工业化得到北平社会调查所、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和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大力帮助。在开展大规模工业建设期间,广西地方当局非常注意向省外专家讨教,“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以便有利于广西地方建设事业。同时因“新广西”建设所取得的成绩引起境外人士的关注,他们也纷纷要求到广西参观。除了若干个人访问外,相关团体前来考察的也不少,如北平社会研究所广西经济调查组、中华工业总联合会两广实业考察团、中国工程师学会广西考察团等。广西省政府利用专家学者来桂考察的机会,虚心听取并接受来访者的意见与建议。这些外来人员与团体不仅陈述了在考察中获得的对广西工业建设的观感,而且对广西工业的发展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建议,对广西工业化进程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20世纪30-40年代广西之所以出现工业化的发展势头,这是因为此时遇到了十分有利的“历史契机”,其中这一时期广西交通运输事业的近代化转型为工业化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文章主要探讨广西的水运、陆运、空运以及铁路运输如何实现近代化转型,以及这四大运输如何支持广西工业化。在这四种交通方式中,铁路的作用最为明显,它的出现不仅仅是推动了广西工业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广西工业中心城市的形成。另外,在空运与铁路运输的兴办过程中,明显地可以看到,广西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间存在着某种博弈关系。而战时工厂内迁更为广西工业化带来了新的活力。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各地工厂大量内迁广西,这一时期内迁工厂带来大量资金、技术人才和新动力设备,使广西工业化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不仅出现了规模客观的大工业,而且改变了广西的工业布局,以桂林、柳州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城市由此兴起。文章对于民国以来广西历年的财税状况进行追溯,并对20世纪30年代新桂系政府为筹措资金而进行的财税改革情形进行深入地分析。通过前后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新的财税体系为工业化提供了资金保证,有力地支撑着广西工业化。在正文第五个部分主要是对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发展的历程做一个简短的概述。抗战以前工业化的起步,首先从矿业的近代转型开始,近代化的矿业为广西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抗战前广西的军用、民用工业发展也初现端倪。抗战时期则是广西工业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外省工厂的迁入,给经济技术落后、工业不发达的广西注入了新血液与活力,也极大地刺激了各类工厂的兴办。1938年后省内外工商业者纷纷在桂林、柳州、梧州等地和一些交通方便、特产丰盈的城镇投资建厂,出现广西省前所未有的工业建设热潮。当时的桂林,市区四周工厂烟囱林立,机声隆隆,战时工业盛极一时。桂林、柳州一带成为大后方工业产品供给的“基地”。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高峰则是广西企业公司的建立,文章以广西企业公司为例,分析并探讨了广西工业化的高峰时期,广西企业公司发展的概况,广西企业公司与广西工业化的关系,以及广西企业公司存在的价值。广西工业化在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在日军入侵广西时破坏殆尽,到抗日战争结束时,广西工业化水平几乎回到了民国初建时期的水平。广西地方政府在战后重建过程中,对广西工业化进行了反思,广西地方政府在战后曾有一个较为庞大的工业复员计划,由于缺钱少粮,这一计划几乎没能实现。1947年出版的《广西工业建设之路》,对广西未来的工业化之路进行设置与规划,其中含有某些合理的因素,成为广西工业化最后的绝唱。在正文的最后一个部分,通过对广西与周边省份湖南、四川、广东、云南、贵州西南六省的人口因素、自然禀赋、财政收入等因素的对比分析,发现广西不是天然的“地瘠民贫”,问题的关键是要找到“夹匙失万”中的钥匙。通过对湖南、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西南六省在不同历史时期工业化水平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广西工业化的历程是中国工业史上的奇迹,它比许多同类型的省区都做得好,并取得辉煌成绩,尽管其成果最后被日本侵略者的炮火所摧毁。诚然,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过程中,广西地方政府领导对工业化认识与行为两个方面均存在不足,虽然其某些失误属于“有情可原”,但是为了将来更好的工作,“有情可原”的失误要认真总结,“无情可原”的不足更需要认真总结。从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历程及其工业化过程的诸问题来看,落后地区工业化的路径应该是:坚强有力的地方政府是实现工业化的基本条件;筹措资金是实现工业化的关键因素;善于借助外部力量是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条件;抓住有利时机,发展自己是实现工业化的又一重要条件;激发内在动力是实现工业化的根本条件。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历程是艰难而曲折的,其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都值得我们认真地总结与反思。只有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才可能在将来的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功。

吕甍^[10]（2015）在《电影声景：流动的城市文化 ——以新世纪上海电影为中心》文中指出2010年上海成功主办世界博览会,借此城市的整体实力与人文魅力都得到显着提升,成为全球城市的中国典范；与此同时,新世纪以来的上海电影也始终在持续爆发,尤以世博时间为节点参照的近十年来的电影群体,掀起了继1930年代以来的又一次上海城市电影小高潮。由此可见,电影作为城市文化的一种反映与城市发展密切相关。在这样的联想中,电影与城市这两者以及由它们所引领的学科领域被迅速并置起来；同时,在当下的时代框架中,电影的内容生产与规模打造不仅需要以城市母体为土壤,其也同时成为阅读相对应的城市,尤其是同步阅读的“影像文本”。电影声音是影像文本中不可或缺视听元素之一。从感官而言,人对城市时刻保持着最直接的感知,或看、或听、或触摸、或尝试,每一种都有独特的形式和意义。在视觉文化遍布的当下,或许,多感官疏通不失为一种更加平衡的认知方式,听觉文化研究也由此而逐日兴盛。然而,这是一个庞杂的研究领域,许多具体问题的深入和扩展都需要与其它学科跨界联合,电影声音属其中之一。因此,面对城市与电影充满生机的互动,电影声音将如何见证并反映一个城市的文化属性是本文的研究目的之一。就此,本文的两个理论基点是：第一,承前所述,综合当下“城市电影”研究,将空间具象化为“城市”领域。第二,以声音文化研究中的“声景”研究理论为前提,从声音出发,在理论层面阐述影像与空间的关联。在城市与电影相互映射系统中,本文试图探寻简历并详细阐发“电影声景”的理论观点。这一观点本身包含电影、城市、与声音三大要素；其中,有两个在外观形态上无法替代,即电影和城市,它们各自支撑起两个独立的景观世界；另外,本文的声音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因其流动性则可以被看做一个统一的物质概念,即概念声音；第二,电影声音与城市声音为概念声音在声景意义种的两种具体表现形态,可以相互转化,在转化的过程中不仅将文化能量传递给对方世界,更重要的是,在声音与各自空间的关联中呈现文化意义；而这种连通型的文化意义显然就构成了相互映射,以及城市之于影像的解读,在听觉文化意义上,这种方式是相对独特的,也是本文研究新意所在。更进一步,在理论阐述之后本文拟将“电影声景”置入上海现实,一方面作为以“电影声景”理论观点进行城市文化阅读的实践,另一方面则期望借助真实上海与影像上海共时之力,从听觉文化的角度阐发当下上海的多面城市特征。换言之,“电影声景”首先属于电影研究,同时本文亦着眼于其作为某种角度及方法读解城市文化的可能；当代上海文化案例可视作这一观点的相关文化实践。本文共分为七章：首先是绪论,提出本文论题及研究意义等；第二章是关于整篇文章的理论阐述,详细论述“电影声景”观点；从第三章到第六章,是本文理论观点与当代上海电影及城市文化实践的关联论述。其中,第三章的全球化为城市文化的全景意象；第四、五章站在城市文化的时间线上,以当代立场构筑感怀和展望两个侧面；第六章则归于城市空间内部最鲜活的生命与城市自身的“肢体”变化,是人与城的生命对话。这些角度,既是电影的视野,也是电影与城市、城市与声音,电影声音与城市声景的细腻对白。最后第七章为本文结论。论文采用的研究方法包括：数据分析、文本细读、视听语言分析、跨学科对照等。

二、2003年上半年世界博览会一览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3年上半年世界博览会一览表（论文提纲范文）

（1）形塑国民：近代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研究（1905-1929）（论文提纲范文）

（2）近代中国留美生的文化冲突与调适 ——基于胡适日记与吴宓日记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3）清中期至民国福州脱胎漆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历史考察（1927-1949） ——基于科学职业伦理视角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5）南京近代商业建筑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首都国货陈列馆研究（1928-1937）（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邮票设计艺术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现代性与民族性：1929年“大上海计划”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问题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10）电影声景：流动的城市文化 ——以新世纪上海电影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四、2003年上半年世界博览会一览表（论文参考文献）

• [1]形塑国民：近代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研究（1905-1929）[D]. 马春霞. 扬州大学, 2021(02)
• [2]近代中国留美生的文化冲突与调适 ——基于胡适日记与吴宓日记的考察[D]. 黄诗敏.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2)
• [3]清中期至民国福州脱胎漆器研究[D]. 邱志军. 福建师范大学, 2019
• [4]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历史考察（1927-1949） ——基于科学职业伦理视角的分析[D]. 孙磊. 山西大学, 2018(04)
• [5]南京近代商业建筑史研究[D]. 陈勐. 东南大学, 2018(05)
• [6]首都国货陈列馆研究（1928-1937）[D]. 周炜.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1)
• [7]中国邮票设计艺术发展研究[D]. 齐洪洲. 陕西师范大学, 2017(05)
• [8]现代性与民族性：1929年“大上海计划”研究[D]. 俞世恩.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7)
• [9]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问题述论[D]. 唐湘雨. 华中师范大学, 2017(12)
• [10]电影声景：流动的城市文化 ——以新世纪上海电影为中心[D]. 吕甍. 华东师范大学, 201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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